非常情爱|作 者：徐兆寿
<em>小说简介：</em>
<p>|作 者：徐兆寿<br/> 关于本书《非常情爱》整体介绍《非常情爱》是畅销书作家徐兆寿继“问题小说”《非常日记》、《生于1980》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问题小说。这部小说是以十五年前在山海关自杀的天才诗人海子的部分心理活动为素材，杂取众多九十年代前后一些文艺界和思想界狂才的成长、成功和死亡经历而创作的一部惊世之作。如果说《非常日记》和《生于1980》只是摹写了当代青年在成长中的种种心理困惑问题，那么，《非常情爱》则直击灵魂深处，直接揭露当代青年信仰中的深层问题，直逼价值主题，在立意上要远远高于前两者。小说的主人公张维是一个天才诗人，他多情而敏感。初入北方大学后，他对知识和学问充满了渴求，他用满布了焦躁的血丝的双眼寻找着真理和良知，翻遍各种书籍去寻找一个答案：人有灵魂吗？人之前是怎么回事？人死后又去了哪里？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被誉为是中国的良心、中国思想界的先锋的北方大学充斥着狭隘和平庸，所有的书籍也放弃了对人生终极的回答，这都使张维感到彻底的失望。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先后丧父丧母丧师丧友，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抑郁症和孤独症，并出现了幻觉，最后“疯”了。由于陷入人生无意义的困境中，他前后自杀过三次，两度退学。就像浮士德在书斋中苦思冥想，追寻宇宙之初造化万物的本原而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成果，而欲服毒自杀一样，张维似乎从进入北方大学起就注定了如浮士德般曲折的追寻，他如同浮士德一样探索世界和人生的奥秘，体验种种又一一否定：知识、学问、爱情、艺术、宗教等等。浮士德在对自然的改造中获得了真理，而张维也在顺应自然的和谐中抵达了生命的澄明和本真。可以说，《非常情爱》的情结发展、结构运行明显地与《浮士德》构成了对应与参照。但并不能因为这样介绍，你就以为《非常情爱》和《浮士德》一样枯燥乏味，充满了说理气味，相反，《非常情爱》非常引人入胜，阅读者往往是一口气读完的，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与灵魂的对话。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如小说中有关情爱的阐述是围绕主人公与七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隔而一一进行的。张维对大学时的女朋友吴亚子可以说是深爱笃之，愿意为她付出一切，可是，他发现他们的人生目标与生活理想是那样地格格不入，他们因此而陷入痛苦并分离。这时候，他认为爱情是毒药。当他终于从死亡中活过来后，却又陷入另一场师生恋中。他所爱的女人穆洁既是有夫之妇，还比他大好多。他爱上这个女人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丽和渊博的学识，还因为她的灵魂。他以为她是他的红颜知己，是最能理解他的。他对她的信仰也非常尊敬。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她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回到了世俗世界中，也使张维真正地疯了。在此期间，他还和另外几个女子有过感情纠隔，甚至有肉体接触，在灵与欲的交织中，使他尝够了爱的酸甜苦辣。最后，在灵魂恢复平静后，他才悟出真正的爱情是一种自由，是一种自在。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痛过一些人物之口对当今流行的爱情观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又通过主人公的口吻道出了爱情的真谛，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年是大有裨益的。《非常情爱》给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野心：作者企图想完成中国作家在文化追求上的一个梦想，即书写几代人的文化命运，探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张维、易敏之代表了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命运和归宿。他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中，都走过了一条从传统东方文化到现代西方文化，再从西方文化重新审视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最后溶几种文化为一体的阵痛之路。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都走过和正在走着的一条文化道路。关于本书问题小说专业户“问题小说专业户”又出问题小说徐兆寿新作《非常情爱》两年前就在地下流行被圈内戏称为“问题小说专业户”的西部校园作家徐兆寿，继问题小说《非常日记》和《生于1980》之后，又一部问题小说《非常情爱》即将问世，小说主人公张维的原型竟是选择山海关自杀的已故天才诗人海子。由于情爱题材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又涉及到大学生的信仰问题，前后改了六次，删去了16万字。昨日，记者采访了徐兆寿。他告诉记者，即将于下周出版的《非常情爱》写的是一代人的信仰问题。小说主人公张维的原型取材于已故天才诗人海子，又与海子大不同，但基本上没用海子的任何生活素材，只是取用了部分心理和文化活动素材。张维跟海子一样，上的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沉迷于诗歌和哲学中，企图创造自己的文化王国，但他一次次遭受打击，数次退学未遂，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几次自杀未遂后，他的老师和周围人都行动起来，要拯救这个天才，却不知张维要拯救的是整个世界。对于现在的书名，徐兆寿说他不喜欢，是出版社改的，原名叫《别来拯救我》。小说两年前就写出了，因为争议较大，前后修改了六次，从原来的53万字删减为目前的27万字，好多敏感内容都删去了。该书责任编辑高育红昨晚接受采访时说，之所以把原书名《别来拯救我》改成《非常情爱》，并不是想用“情爱”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是想打造作者的“非常系列”，中国青年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非常对话》，加上之前《非常日记》，“非常系列”的作品在国内文坛已有不小影响。高育红还说，与《非常日记》一样，《非常情爱》也是值得当代学子一读的文学作品。《非常情爱》初稿写完后，作者给周围的大学生看，征求他们的意见，已在兰州地区的大学校园里暗暗流传了两年。几乎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认为，这是徐兆寿近年来最好的作品，也是近年来文坛少有的好小说之一，与海子当代的死一样，读后让人吃惊！ 本报记者倪方六《江南时报》(2004年09月02日第十八版)关于本书撤离与抵达——评徐兆寿《非常情爱》(张大伟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20043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坛，已经成为了私人化甚至躯体化写作的张扬空间，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关注超越了对人和人性的分析和描述，对人生的追问和思考。作家们津津有味地优游在了感官的世界里。徐兆寿的《非常情爱》的出现，应该是对当下文学创作这一向度上的重要贡献。教师的身份、大学的环境，使作者一直关注着青年学子的困惑和成长，从《非常日记》对压抑青春的书写、《生于1980》对情感纠缠的叙述，到《非常情爱》对人生问题的追寻和心灵的拯救，所有的创作都沿着人物的心理轨迹走向深入，都是面向心灵的创作。《非常情爱》更是在叩问人生的主题之下，以类似于成长小说的结构模式，使主人公历经诸种磨难终于抵达生命的本真。在人类的心灵神庙里，知识、学问、爱情、艺术、宗教一直都被神圣地供奉着，它们所散发出的圣洁光辉吸引着人们对它们的不懈追寻，文学也从来没有放弃对知识、爱情的渴望，对宗教的虔敬。然而在《非常情爱》中，主人公张维曾经苦苦追寻着知识和爱情，但又清醒地从中撤离，返归了生命的本真状态。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不朽的杰作《浮士德》的精神承传，或者说，《非常情爱》运行着《浮士德》的隐形结构：张维如同浮士德一样探索世界和人生的奥秘，体验种种又一一否定：知识、学问、爱情、艺术、宗教等等，最后，浮士德在对自然的改造中获得了真理，而张维也在顺应自然的和谐中抵达了生命的澄明和本真。张维一直叩问人有灵魂吗？思考着一个个重大的命题，和教授们争论，并以犀利的言词将教授们一个个问倒。他不止一次地书写张维的忧愁、他的孤独和郁闷。忧郁和孤独构成了张维内心最主要的心灵表征。他的退学、自杀，实质上正是这种忧郁和孤独的极端表现，在他的两封退学书里，已经将这种孤独和忧郁导致的绝望表达得淋漓尽致。只有到了他感觉到与苍穹息息相通、互为一体时，才真正意识到生命被一些荒谬的言论禁锢得太久了，也否定了自己过去的激情和对功名的追求，真正意识到人的有限的知与那无限的无知相比，太过于渺小。在这回归自然的过程中，张维终于成了凡人，也成了真正的英雄。一个思想家的形象最终在伟大的自然间浮现出来。这正是小说的追求。小说分明是在塑造一个当代思想者的形象，一再地诉说关于生命和世界的本质问题。另外，《非常情爱》无论是在文本的内容思想还是艺术表达上，也显示出了从西方、现代性的撤离，向传统、向东方的抵达。在张维的心路历程中，西方哲学、艺术、宗教等等，一一被他扬弃了，他最后完全是东方式的顿悟，东方式的天人合一。走上了中国传统文人回归心灵的道路，以平和、宁静、宽容的心境归隐山水。艺术上也是如此，前面还有那么点先锋式的叙述方式（“许多年后”），后面越来越倾向于传统的白描，传统的平实。关于本书百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评徐兆寿的长篇小说《非常情爱》阿城徐兆寿是在去年以“中国第一部大学生性心理小说”《非常日记》红起来的西北作家，而恰恰也是在去年，我从湖南考入徐兆寿所在的西北师大攻读研究生。说真的，我对他的那部日记不怎么感兴趣，甚至说有些讨厌。因为这讨厌，当我的师兄弟们在阅读徐兆寿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张维的精神时代》的手稿时，我便想看看这位身边的作家究竟写了些什么，水平又怎么样呢。本来只是想随便翻翻，没想到却一页页看下去，被他吸引了。听师兄弟们说，徐兆寿是让大家给他提意见，越是反对的越好，可以是口头的，可以是书面的。我跟他不认识，本不想说什么，可是好几天以来，大家都在谈论它，我闷得慌，于是就写下如下文字。在我看来，徐兆寿的这个文本在现当代文学中是非常独特的，其独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其精神特质，二是其叙事模式。读完这部小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极高的修养，一般人是无法企及的。小说的主人公张维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但他又因为两封神秘的来信而专注于终极价值的关怀。于是，从进入北方大学以来，他就开始罹难了。先是对爱情的怀疑。“在他第一眼看见吴亚子后，就知道自己被残酷地夺走了。那么无端，也那样武断。”但吴亚子对他所追求的一切充满了厌弃，要他放弃追求，跟她走。在真理与爱情之间，他放弃了爱情，但也在一种痛苦中生活。然后便是对大学的质疑。他前后写过两份惊世骇俗的退学书，坚决要退学。在他看来，大学里没有正义，也没有良心，更没有真理，他对大学彻底地失望了。在第二份退学书上，他写道，这个时代已经被欲望挟持了，世人都在受难，但是却没有圣人出现，没有英雄现世，于是，他想拯救世人于水火之中。“当年释伽和达摩为了拯救世人，探寻生命与世界的至理，可以离开王宫，我也可以离开我的亲人，离开我的爱，离开我的大学。虽然我现在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但我知道，我走的是一条神圣的精神之道。再见了！一切为恶者，我将为你们去承领惩罚；一切为善者，我将为你们而送去赞颂。”这是他的誓言。就是因为这疯狂的誓言，他被认为是疯了，有了精神病。但在他得知自己身世后，他又痛苦地回到了大学。然后便是自杀。因为信仰的彻底丧失，使一切都陷入一种无意义的状态中，但生性敏感的他，是无法像常人一样生存下去的。他自杀了，带着深深的遗憾。然而，两次自杀都没有成功，他被救了。这使他认识到，自杀也没有意义，自杀也无法呈现人生的意义。然后便是质问。他质问过哲学大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没有得到答案。他便又去问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他失望了。最后，他躲在图书馆里，去问那些逝去的大师们，然而他还是失望了。在一无所获中，他流泪满面，满目沧桑，满心的伤痛。他又一次自杀了，可是他又一次被救起。生不能生，死不能死，他陷入真正的大痛苦中。在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中文系主任李宽因为自己儿子也患有与张维相同的精神病，而对张维非常同情，于是，在他的主持下，一场拯救张维的行动开始了。周围大部分人认为张维患上了精神病，都觉得他不正常。在误解中，他被孤立了，他真正地得病了。失眠症，抑郁症，自闭症，狂想症，自杀症等等这些现代疾病他都得上了。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度的伤害，真是生不如死。在这个时候，他被李宽介绍去找美学大师易敏之。在与易敏之的斗争与和解中，他慢慢地轻松了，回到了生存的意义中。直到易敏之死后，他才恍然大悟，顿悟到人生的真谛。他一无所有地去了西部。这就是张维的精神史。他经历了中国现代文化到西方现代文化，然后从西方现代文化到西方现代宗教，再到东方宗教，最后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漫长的道路。当然，他的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简单的回归，更准确一些说，是一种改造。而这条道路正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这部小说所呈现的是中国三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胡理是现代儒家学说的代表，朱四维是现代道家学说的代表。朱四维在“文革”中荒诞地死去，而胡理在经过文革后忽然不述不作，进入玄学之中。这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易敏之等则是第二代中国学人的代表。易敏之是胡理的传世弟子，因为反右运动，又与朱四维生活了十几年，深受朱四维的影响。八十年代，他又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他说，他是真正的过渡性人物。不到六十岁的易敏之也突然间述而不作，有了隐居的想法。而张维等代表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张维的身上，不仅传统的儒释道精神在起作用，而且西方的尼采精神和基督精神也在起作用，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居然经历了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全部精神脱变。这就是徐兆寿的这部小说所揭示的主要精神内质。我以为，这在当代作家中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几乎爆了一个冷门，也可以说他填补了中国作家书写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空白。这不仅仅需要作家有很强的文史哲方面的修养，同时还需要一种勇气。而读这样的作品，同样需要这两样东西。在现代主义的文学传统下，中国的现当代作家都曾一味地“反映”过现实，他们所关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这是一种局限。这种局限在先锋派作家那里得到了一定遏制。先锋派作家开始写人的心灵了，开始专注于人的精神世界。从文本来看，徐兆寿很显然也是从先锋派作家脱变而来的。同时，他似乎又深受罗曼·罗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影响。小说中，大段大段的哲学对白和心理描写使这部作品有了极强的理性思辨色彩，对终极价值的彻底探讨和激情四射的直抒胸臆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形而上的质地。而这些恰恰使这部作品打上了“不朽”的烙印。无庸置疑，它是中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除此之外，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也是值得一提的。前面已经说过，徐兆寿貌似在讲故事，但实际上却在讲述心灵的历史。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反动，同时也是对先锋派小说的反动。从书名《张维的精神时代》就可以看出，徐兆寿不是要告诉人们张维的故事，而是要讲张维的精神。对一个人物的讲述，可以从看得见的人物的现实轨迹来讲述，这恰恰就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手法，但也可以从看不见的内在的轨迹来讲述，可以不要故事，可以荒诞不经，可以模糊人物的形象，这就是先锋派小说的特点。徐兆寿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一方面他运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讲故事，但在讲故事的同时，却着力讲述人物的内心世界，给人们展示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使小说摆脱了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束缚；另一方面，他也动用了先锋派小说对人物描写的手法，专注于人物的病态心理和内心的挖掘，但又坚决放弃不讲故事的偏执，放弃了散文化的手法，尽量地使人物具体化，使一切明晰化。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近年来，先锋派作家纷纷更弦易张，向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学习，开始讲故事，但先锋派作家的另一个特点没变，就是反对理性，这就是使小说缺乏了质感。徐兆寿在这部小说里，恰恰展示的正是理性。这部小说似乎在向先锋派小说宣示：应该进一步向人类所有的小说学习，不要偏执，不要一味地为创新而创新，形式是次要的。在叙事结构上，《非常情爱》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徐兆寿借鉴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特点，但又不完全是摹仿，而是进行了改造。他把小说分成了近一百个小部分，每一部分都按了一个小标题。这些小标题也不像章回体小说那样具有很强的故事的概括性，而是一个引子。它是为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专设的。同时，他在小说中设置了很多悬念，使读者不得不继续读下去。这些在先锋派小说中是很难见的。关于本书开拓小说题材的新领域——跟《非常情爱》有关的一些问题与回答问：你能不能给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非常情爱》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答：好的。小说的主人公张维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他多情而敏感。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内容神秘的来信，于是，他开始有关人生信仰的追问。从那以后，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先后丧父丧母丧师丧友，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抑郁症和孤独症，并出现了幻觉，最后“疯”了。由于陷入人生无意义的困境中，他前后自杀过三次，退过两次学。人们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开始拯救他，于是便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他前后曾与七个女人谈过恋爱，最后还是孑然一身。他与一代美学大师易敏之的交往，将他从形而上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疯狂过后的张维，终于回归平静。《非常情爱》试图想完成中国作家在文化追求上的一个梦想：即书写数代文化人的文化命运。张维、易敏之代表了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命运和归宿。他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中，都走过了一条从传统东方文化到现代西方文化，再从西方文化重新审视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最后溶几种文化为一体的阵痛之路。我以为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都走过和正在走着的一条文化道路。问：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样一部小说？答：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中国传统小说基本上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以故事情节来讲故事，以此来提示人物的命运，这种方法注重的是人物活动的现象，很少对人物的心灵进行深入地揭示。先锋小说开始注重对心灵的揭示，但却拒绝思想与文化，同时也拒绝讲故事，这就使小说不能深入。我可能是深受二十世纪初世界文学的影响，特别是罗兰%26#8226;罗兰、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的影响，尤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因此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深入揭示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来的精神史。在创作方法上，我试图想把传统的叙事方法和先锋派小说的叙事方法结合起来，既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又从人物心灵的角度来展开事件。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一个文学上的初衷。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文化与哲学上的。正如小说主人公张维一样，我也一度曾有过自杀的心理，也同样执着而疯狂地追问人生的终极性问题，同样啃过十几年哲学与科学著作，一方面想弄清楚人活着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搞清楚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走向上究竟会迈向哪个方向。它不是一个虚妄的问题，而是每日每夜时不时地在左右着我们的一个命题。我们总是要问，做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吗？这个意义是谁来肯定？是西方文化中的因素，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因素？西方文化真的比我们中国文化先进吗？它是不是真的代表了一种方向？我们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优势？我们真的可以放弃吗？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浸淫之后，真的就会放弃中国文化吗？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探索的问题，也是我十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非常情爱》算是我的一次大胆的尝试。问：这部小说有原型吗？答：当然有，不过，也很难说清他是谁。小说主人公张维的一系列精神征候与自杀的心理特质，与八十年代后期天才诗人海子、顾城等的精神追求与情感困境很相似。我一直觉得诗人的自杀是一个时代的大事件，而对它艺术的揭示则就显得极有意义。问：在你之前，有多少作家写过这个主题？答：这个我没有统计过，但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很少有作家写这种终极关怀方面的主题。一方面是很难写，它要求作家必须具备非常高的文化素养，需要作家能将这种主题化解在小说文本中；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到时代的局限，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以文学救国的，多是革命性的，到了解放后，作家又要写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作家们又在写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再后来，作家们虽然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但又去写先锋文学，似乎一直没有注重到这种文化上的解读，当然，据我所知，很多作家是排斥这样的写作的。我说这一切并非是说明我自己已经具备了多么高的修养，而是我一直在这方面有所思考，所以也想试尝一番。问：以你的意思，这是一个新的领域？答：否。这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常常遇到的生活常态，并非是我发现了什么新领域，只不过是很少有人涉足过它。问：你写这部小说花了多长时间？答：若要说准备的时间，至于也有十多年了吧。若要说写作的时间，前后不过半年。问：听说这部小说要五六十万字，你不觉得它太长吗？答：是很长，也不适宜于普通人读。我几次修改都曾试图将中间的部分章节删减，都未成功。出版社也认为它太长，不好卖。但是我自认为故事情节很好，很吸引人，我还借鉴了一些传统小说的手法，用了一些吸引人的小标题，只要你一脚踩进去，你就得涉足而过。当然这只是技巧而已，重要的是，它就像是一条大河，在你渡过它后，你对人生的认识肯定会有一些新的启示。这部小说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为沉重也最有激情的一部小说。它代表了我的一种高度。问：你觉得它比你以前的《非常日记》和最近要出版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生于1980》，有什么不同？好在哪里？答：《非常日记》的故事性并不强，它的原生态性质比较强，是一个能产生多种意义的文本。比如，我本来的意思是要揭示中国当代大学生生存的苦闷与迷茫困境，是要说说有关信仰的话题，但出版者和一般读者却抓住了它是“中国第一部大学生性心理小说”这样一个话题。《生于1980》则完全是一个很好看的小说文本，注重的是它的小说的完整性。它们两者的叙事风格及语言特征都是不同的。《生于1980》似乎是另一种风格的《非常日记》，同样也是揭示了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领域——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在生存环境和生存背景上有着特殊性的、在对待人生与世界的态度上与前几代人有着巨大差异的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及内心世界。它们写的都是冰点，但马上就会成为热点。《非常情爱》与它们又是不同的，在叙事风格上如前所述，在立意上则远远地高于前两者。它写的并非热点。也许在思想界它一直是个热点问题，但它绝不会成为小说界的热点。我相信，写这种小说的人不会多起来。因为它没有卖点。它讲的是人的终极性问题，是一个晦涩的主题。然而，对于那些真正的写作者来说，这必是他们要走的一条道路。对于那些注重思想与精神的人来说，它无疑是一块难得的蛋糕。从我自己的写作来说，《非常日记》和《生于1980》我都可以不必去写，但《非常情爱》却不能不写。小说主人公张维的原型取材于已故天才诗人海子，又与海子大不同，但基本上没用海子的任何生活素材，只是取用了部分心理和文化活动素材。张维跟海子一样，上的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沉迷于诗歌和哲学中，企图创造自己的文化王国，但他一次次遭受打击，数次退学未遂，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几次自杀未遂后，他的老师和周围人都行动起来，要拯救这个天才，却不知张维要拯救的是整个世界。那是夜里一点钟左右，他们还相拥着在校园里走着。他大概有一米七八左右，她大概也在一米七左右。后来，他抱着她，他的双手放在她的双臀下，她则整个地搂着他。他们的双唇一直紧紧地挨着，四目很少分离过。整个晚上，他们几乎都是这样疯狂地度过的。他们舍不得对方离开，生怕一离开就再也看不见了。在生物园附近，他们听到有人在呻吟，便好奇地手拉手地过去看。在一片竹林后面，两个赤条条的身体在痉挛。他们的手突然间紧紧地捏在一起，忘记了疼痛。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刹那间变成了一包炸药，她也一样，在刹那间湿透了。他们赶紧转过了头，不敢看对方的眼睛，手拉着手往回走。那呻吟声在暗夜里本来就非常突出，现在他们觉得整个校园都在呻吟，甚至整个北京，整个大地都充满着这呻吟。它惊心动魄，地动山摇。在那个年代，它比一场战争还要让人眩晕，让人激动，让人害怕。 两包炸药紧紧地挨在一起，只觉得自己膨胀得很大很大，自己都够不着自己了，只觉得药捻子已经开始着了，在丝丝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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