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心照不宣
“五一”假后去上班，马厅长叫了我去说：“小池看你精力是不是来得及？来得及到厅里来兼着挑一点担子，帮帮我，今年一开春我总觉得身上哪里不怎么对劲。更主要的是锻炼锻炼自己，把视野打开一点。”他要我把厅长助理兼起来。我再怎么忙我也得挺住，有了纵观全局的经验，将来也是一个理由，一个条件。我等着马厅长在厅办公会上正式提出来，下了文，我就名正言顺了。可这话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孙副厅长见了我神色就有一点异样，笑起来那哈哈声中有一点夸张，那种感觉局外人是很难察觉的。接着医政处袁震海见了我也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意味，他没有哪句话暗示了什么，也没有哪点表情显露了什么，可我凭着在圈子里训练出来的第六感觉，把那种意味体会了出来。我明白这点意味，却装着不明白，大家心照不宣。这种意味令人发冷，但却无法描绘，这么一点点无法描绘的差别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
晚上我去找了晏老师，一进门他说：“池处长你好久没来了。”我马上抢上去双手扶他坐下，低了身子说：“晏老师您要这样叫我，我就无地自容了。”他示意我坐下，说：“实事求是嘛。”我仍站着说：“我这不是看您来了？”他抓着我的衣袖一扯让我坐下，说：“有什么事，说吧。”我不敢说事情了，说：“专门来看看您，最近身体可还好？”他说：“说吧，说吧。”我说：“您的气色还不错。”他说：“不错不错，说吧说吧。我们谁跟谁呢。”他根本不容我绕弯子，我犹豫一下，就把自己的感觉说了。他说：“你这两三年风头太健了，连提三级，又是博士，又是国家课题，还搬两次家，你想想别人会怎么想？”我说：“我在中医协会那么呆了四五年怎么就没人想想我怎么想？把那几年扯平算下来，我也算不上坐了飞机，简直就是坐的牛车，还是一头老牛拉的破车。”他说：“那是你的算法，别人不这样算。刚才还没放在眼中的人物呢，一下子就平起平坐有余，谁转得过弯？马垂章今年五十七，孙之华五十一，孙之华他还有想法呢，让你插上去？你越是具备条件，人家越难容你，马垂章这一届明年就到期了，你能接手？不可能。别人接了手。你这个厅长助理就进退两难了，他要你助？他心中早就有人了。”他这一说，我的思路一下就清晰了。马厅长可千万还要再来一届才行啊。他说：“你启动太晚，回旋余地就不大。”我说：“这么一想我心里就发冷，怎么不能从我研究生毕业算起呢？”他说：“圈子里不是那样算的。”圈子里干一年是一年的资历积累，每一年都很重要，中医协会那几年实在是虚度，太令人痛心了。我赌气说：“还有脚下有一步竟不迈出去的道理吗？我就迈了这一步，明年还把我赶下来？”他说：“把你挂在那里风着你才难受呢。名义上让你有着，事情不到你跟前来，那滋味你想想吧。到时候就看人家愿意怎么挤你了，老帐新帐一块算。”我想想也是，我的火候不到，不忍不行啊。我得忍，忍得心痛也得忍，忍者履水无迹，忍者无敌。圈子里的事就是这样，你站在那里就是天然的对手，好朋友也不行。再说圈子里是赌气的地方吗？当年施厅长下来了，要车要不到，站在小车班门口骂人，别人只当作笑话传说，这个不识时务的人。赌气有什么用？晏老师说：“太过则损，好事变坏事，我见多了。”我摇头说：“脚下有一步竟不能迈，忍得我心里痛呢。”他笑笑说：“要不你别进圈子，要进来没有个心不痛的，谁没有痛过？你的希望就是马垂章再干一届，否则就到头了。”我听了这话两眼发黑，咬牙挺着。他说得不错，他的话字字都是压不扁捶不烂的铜豌豆，不服不行。?
第二天上午就是厅里的办公会议时间。早上我在布告栏等着，马厅长的车来，我马上过去说了自己的想法。他感到意外，说：“小池有什么顾虑吧。”我说：“我现在要管处里的事，又要写博士论文，时间有点紧。”谁知他说：“那就缓一缓，等你八月份拿到博士学位了，也没谁能说什么了。凭什么说？要不他也去拿一个来给我看看。”我没料到他对事情的理解如此透彻，他完全明白我的处境，我也就不再讲那些理由，连声说：“马厅长您真是知道我的。”
可过了几天马厅长的身体真的出了问题。星期天清早沈姨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带了董柳去人民医院高干病室。我们赶过去，知道马厅长在一个小时以前突然心肌梗塞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沈姨说：“情况就说到你这里。”我很紧张地点点头说：“可不能到处传，当心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耿院长赶来了，沈姨也把这个意思说了。董柳给马厅长扎了针，针扎进去的时候他身子动了一下，我轻轻松了一口气。看着氧气机不断冒泡泡，我心想：“马厅长啊马厅长，您可千万不能倒下啊！”我几乎跟一波烫伤的那次一样着急，可就是使不上劲。为了少惊动人，我和耿院长都在医生办公室坐着。整整一上午倒也没有其它人来，我心中也感到了一种安慰，自己参与了这种机密，是马厅长身边最可靠的人了。沈姨过来说：“医生说没有危险。”我又松了一口气。她说：“要是今天早上我不守在旁边，老马现在还躺在地上没人管呢。我以后的任务就是守着他。”到中午马厅长醒来了，沈姨叫我过去看。我松了口气，放心了。我和耿院长轻轻走进去，马厅长说：“忽然我有点头晕。”我说：“就是有点头晕，躺躺就好了。”说了几句话我们就退了出来。耿院长叫人把饭送到办公室来，我才感到自己和董柳还没吃早饭的呢。?
下午医生给马厅长作了全面体验，三个主任医生一致决定要给马厅长装心脏起博器。沈姨把我叫到一边说：“等会你去劝劝老马，起博器本来几年前就要装的，关键时候可以救命的！老马他服不下这口气，又怕影响不好，就拖下来了，这一次怎么着也得让他装上！不然再来这么一下子，谁敢打包票啊。”我想了一下，过去对马厅长说：“其实这是一个小手术。”他说：“装那东西干嘛！”我不能说对自己的病要服气的话，就说：“病这个东西谁也不知它什么时候来，让它来不了多好，来了影响身体，也影响了厅里的工作。您往医院一住，厅里的工作就没主心骨了，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工作需要!”他笑一笑。我说：“咱们这边毫不犹豫速战速决，我明天到计财处把钱拿过来，也不惊动谁。叫沈姨打个电话说你不舒服要躺几天，把家里的电话掐了，等同志们来看您了，这边的事早完了，不舒服到医院里躺了几天。”他笑了说：“你们跟医生都串通好了，那就只好依你们了。讲道理中医总讲不过他们西医。”又说：“叫老耿先给我装着，钱的事先不要惊动厅里，到时候我给计财处打个招呼。”没想到马厅长在病中还想得这么精细，我跑到计财处去拿几万块钱，传出去别人会怎么想，不舒服到医院躺几天？?
医生的意思是过几天再做手术，马厅长说：“要做就明天做，不然就不做了。”医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也只好依了他。?
星期四办公室黄主任打电话给我说：“马厅长病了，孙厅长说下午大家去看看。”我差点说出：“怪不得这几天没看见他。”话到嘴边又转了弯，也许人家对事情一清二楚，只是因为不该知道就装作不知道呢？我也不能做得太过。我含糊说：“去看看，去看看。”下午孙副厅长带着我们十多个人去了，马厅长已经能够坐起来说话。大家围着床一圈人，问马厅长的病情，大部分都是沈姨回答的。我站在边上一点，也不做声。只有丁小槐凑到前面去，弯了腰望着马厅长，做出痛心疾首的样子。我想丁小槐在圈子里这么多年，还没有懂得其中的奥妙。你一个人做出这副嘴脸，又把孙副厅长和这么多人往哪里摆？真的是官做到头了。孙副厅长果然不屑地动了动嘴角，嘴闭着喉咙里咳嗽几声。丁小槐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直起身子退到后面去。孙副厅长说：“老马，今天上午省里来了通知，文副省长下星期二到厅里来检查工作，重点是防疫工作的情况。气象部门报告说今年很可能有大洪水，省里很紧张，怕大灾大疫，我们这里是一个重要环节。您看？”马厅长说：“我去不了了，你们准备一下。”他说话有气无力，我捏着一把汗，这么多人围着他，谁知道他刚动了手术？情急之中我对沈姨微微示意一下，沈姨说：“老马你躺下去说话。”孙副厅长说：“那我组织几个人赶一个汇报材料。”马厅长点点头，我们就离去了。?
星期一我吃了晚饭，和董柳带了一波出来散步，碰见了办公室的小龚。我随口问：“刚回去啊！”他说：“还回不去呢，今晚还要赶材料呢。我去吃个盒饭，他们都在上面。”我说：“昨天就完了，今天还要改？”他说：“你不知道？下午接到通知，省委梅书记亲自来，孙厅长要我们把材料搞得更扎实一点。”我说：“我听说了，听说了，只是没想到材料还要改。”出了大院我对董柳说：“我得到医院去一下。”董柳说：“一起去。”就拦辆的士一起去了。我知道这个信息很重要，孙之华有想法，马厅长也有想法。马厅长有想法了就不能给孙之华这个机会，别看这么一次接触，到时候是会起大作用的。哪怕是厅长，这样的机会一辈子也没有几次啊！
我把刚得到的信息对马厅长讲了，他显然还不知道，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卫生厅戏中有戏啊!你叫大徐明天早上八点半来接我。”又说：“你沈姨今晚不来了，小柳子明天早上七点半钟来，替我收拾收拾头发。”董柳马上应了。我们回去时在住院部门口碰上了黄主任，他急匆匆走过来，从我身边过去了，没看见我们。我说：“老黄肯定又是去说这件事了，孙之华不叫他说，别打搅马厅长养病嘛！可他不能不说，他接的电话！他真的为难呢。你看他急的那个样子！”我和董柳到商场买了发胶，底粉，胭脂等等，准备明天替马厅长收拾收拾。我说：“董柳这是政治任务，你有把握没有？没有把握现在到高档一点的发廊请一个小姐过来。”她说：“化点淡妆还是有把握的。”回去了她叫我洗了脸，把我当作试验品，先用一把小刷子在我脸上刷了一番，抹上一点化妆油，涂了一点底粉，轻轻抹上一点胭脂，再把头发喷上发胶定了型，又用小刷子刷一番。半个小时完了，我一看，效果真还不错。?第二天早上八点多孙副厅长带着我们几个人在大院门口等省里的领导。我看着他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只有对事情有彻底的了解才会明白他此时的心情。省委书记来一次，这是多少年也碰不到的一件大事。马厅长病了，给了他一次当主角的机会，他还有一种想法，这就是难得的机会啊。正是这种冲动过于强烈，才使他下了决心不将新的情况通知马厅长。他太了解马厅长，知道通知了，主角就当不成了，说不定连说几句话的机会也捞不上，还别说作全面汇报。可不通知吧，这又多少有点犯忌，马厅长并没有不醒人事，怎么不能说一声?看来他是豁出去一赌了。这时马厅长的车开来了，我远远地就看了出来。孙之华说：“来了来了！”从他的神态我把人性的弱点看得清清楚楚，愿望太强烈，就容易自作多情失去判断，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现实。车近了他才发现是马厅长的车，掩饰说：“来了来了，马厅长回来了，好了，回来了，总算回来了！”马厅长下了车，孙副厅长马上迎上去说：“老马你身体好了！恢复得快！快！好!你总算回来了，回来得真及时，我还愁着怕汇报会出问题呢。”从皮包中把汇报材料抽出来交给马厅长。马厅长说：：“我今天精神好点，回来看看！”我看马厅长的气色，根本看不出病态，甚至比平时还精神一些。董柳又立功了。孙副厅长说：“昨天突然通知说省里梅书记会来，我本来想请你回来挡着，又怕你身体吃不消，想来想去就没通知了。早知道恢复这么快，我昨天就跟你通气了。”马厅长说：“梅书记会来，我真碰得这么巧？”我听着他们的对话，对圈子里的操作方式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相信孙之华一定明白马厅长患的是什么病，为什么准时出现在这里，而马厅长又是怎么想又怎么做的。马厅长当然也明白孙之华的想法。明白是明白，表面上的话还得像是不明白似地说。能撕开来说？不撕开心里的隔阂却有了，但心照不宣，神态自若。我再次感到了“人生如戏”这句话对世事的解悟是多么透彻，古人可不是傻瓜。过一会梅书记的车来了，大家一起迎了上去。
71、巅峰体验
洪水说来就来。当省内几条大江的水位全面超出警戒线的时候，马厅长从医院回来了。天天传来告急的消息，数万部队已经开赴抗洪前线。马厅长也不回去了，晚上就在办公室过夜。睡了一晚沙发之后，丁小槐从家里拿了一张单人床过来。我很替马厅长的身体担心，给沈姨打了电话，沈姨就过来陪着他。按照既定的方案，已经有十八支四人一组的医疗小分队去了湖区。马厅长的办公室临时装了三条热线电话，又搬来了电视，每小时一次的水情报告牵动着我们的心。在长江水的顶托之下，华源县的幸福垸突然决了口。瞬间我想起了那些可怜的乡民，眼前几乎一黑。我当即向马厅长提出请战，要求带队去幸福垸。马厅长同意了，说：“如果今年流行了瘟疫，一定是从这里开始。可不要没淹死几个倒病死一片。如果那样，对省里部里我们就没法交待了。”我赌咒似地说：“请马厅长放心，除非我也死了，否则不会有那样的事。”我带了三个小分队，又在省防讯仓库装了一卡车矿泉水，就往湖区去了。?
晚上七点到了幸福垸，倒塌的口子还没有堵上，已有数百战士在堵口，已经沉了四条运沙船，可都被冲到垸子里去了。大堤上散布着两万多人，简易帐篷还没有运到，人们就这么坐着。有人往湖里撒屎撒尿，也有人在湖里舀水喝。我带来的这一车矿泉水是第一批到达的，我马上到现场指挥部广播了紧急通知，所有人立即停止从湖里取吃水，矿泉水马上发下来。我还没敢把这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的问题提出来，不然那些在水中的战士会怎么想？也不知他们打了预防针没有。我向指挥部提出，沿着大堤修建一百个临时厕所。指挥长说，现在的任务是抢险，厕所晚一步再说。我感到跟他多说也无用，马上在蜡烛下写了一张报告，要他签字。他看了，哪里敢负责，就签了同意。我要他现在就安排下去，他说：“人的头上还没一片布呢，先修厕所！”但只好通知了各村管事的人来，布置了下去。深夜里帐篷到了，接着食品到了，矿泉水也到了。我松了一口气，并用手机向马厅长作了汇报。?
医疗队员在面包车里过夜，虽然不堪其苦，比那些灾民和战士还是好多了。第二天中午开始不断有人中暑，我们十几个人分散到十多里的堤上去，两个人一个医疗点。下午文副省长来了，马上开了汇报会，我也参加了。我愁着矿泉水跟不上，向文副省长提了出来，他当即就对身边的人作了吩咐。我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却精力旺盛。我陶醉于这样一种自己很重要是个人物的感觉，这样一种真正承担了一点什么的感觉，有意义的感觉，只有那些有发言权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中的快乐。为了这种体验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任何牺牲。这些事也许别人也能做，但必须由我来做，由我来做。深夜里马厅长又带了十六个医生来了，袁震海也来了。我心中还有点遗憾，再有什么话只能由马厅长去讲了。当天晚上又传来江源口农场告急的消息。马厅长当即作了分工，万一有事，他就带三个分队过去。第二天中午马厅长再也呆不住了，有险情的堤段万一决口，我们的车就过不去了。于是袁处长和新来的四个分队留下，我和马厅长等坐车赶到了江源口农场。
到了江源口农场知道梅书记的直升飞机刚走，到安顺垸去了，那里情况更加紧急。马厅长轻轻皱了皱眉，我想说几句什么，还是忍住了。大垸内多处管涌，还没决堤。天一黑堤上一片灯火通明，堤下有很多手电筒亮着在查管涌。很晚了我们从堤上回来，乔场长要我们住临时招待所，就是场部二楼腾出的几间房，都买了新床新桌，装了空调。来安排的是场部的打字员，她说：“这床还没有睡过人的呢。”原来农场昨天接到通知，梅书记要来，可又不知道他是否在这里过夜，当即派车去县城买了空调床桌回来，花了几万块钱。梅书记的飞机在农场小学的操坪降落，连场部都没进，找一间教室开了现场办公会，就到堤上去了。从堤上回来，就去了安顺垸。这边空调刚装好，人却走了。马厅长一听就不肯住了，记者到处跑，被他们知道报道了，说得清吗？打字员一听马厅长不肯住，哭丧着脸说：“不住就浪费了，浪费了。”马厅长越发不肯住了。就在外面坪里架了几张凉板，点了蚊香，算是安排好了。?
很晚了还有一个小分队在堤上，其它人都睡了。我侧耳细听，知道马厅长没睡着，就琢磨他现在在想什么。大人物身边可不能少了明白人啊！我下了决心过去说：“马厅长还没睡呢，可别忘了自己是个病人。”他说：“蚊子咬人。”我把一盘蚊香移过来，说：“我想着我们卫生系统投入很大，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这是不公平的。”他说：“镜头当然对准堤上的人，那是自然的。其实你们到幸福垸的情况，电视也打出来了。”我说：“才给了一个镜头。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向梅书记汇报一下，也请示一下，至少多拨点药品器械给我们吧。”他说：“那我们明天一早到安顺垸去？那不好吧。”我把话挑明了说：“要知道梅书记下一站到哪里就好了，我们先赶到那里，就没有什么不好了。”马厅长不做声，我知道他是认可了，就说：“我们现在有几百人在堤上跑，大家辛苦了，也应该得到一个公正的表现机会，这也是对大家负责。”他说：“那你明天一早跟组织部钟天佑联系一下，就说我要你打的电话，要他跟小朱联系一下。”小朱是梅书记的秘书，跟钟处长是好朋友。第二天一早我就给钟处长打了电话，十分钟后回话说，梅书记今天下午到万山红农场。吃过早饭我们在江源口农场留下四个人，带个八个人赶到万山红农场。?
到了万山红农场，吴场长已经上堤去了。马厅长交待我几句，带人上堤去了。我问场部值班员要了纸墨，写了几条标语：大灾之年防大疫！发扬戴妙良精神，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病从口入，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刚贴好省卫视台的记者就来了，准备下午采访梅书记。他们对我进行了采访，我就把整个情况都介绍了。介绍完以后他们拍了那几条标语，又准备到堤上去。我说：“我们马厅长马垂章同志就在堤上，他是从医院病床上直接到第一线来的，你们可以找到他。”两个记者果然很感兴趣，我就带他们去了。他们在堤上采访了吴场长，又采访了马厅长，拍了几个医疗队员工作的镜头，又匆匆赶回场部，准备拍直升机降落的镜头。?
下午梅书记在场部的二楼召开了现场会，马厅长参加了，介绍了卫生系统参加抗洪的情况，提出了三个要求，梅书记当场就批了。会后大家拥着梅书记到堤上去，梅书记拿着话筒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梅书记穿着白衬衣白裤白皮鞋，跟那些一身泥的人握手，泥人们都激动得要哭。傍晚我在堤上看见直升飞机起飞，一直盘旋上去，突然，自己也没料到的，心猛地跳了起来。我盯着夕阳中的直升飞机渐飞渐远，只到化成一个小黑点，觉得那架飞机并不是飞在天上，而是在很多年以前，就停留在我大脑中的某个沟壑之中。我早就忘了它，然而，在这个瞬间，这种记忆被激活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冲动扼住了我，我一时喘不过气来，似乎死亡正在临近。这是一种新的体验，处于巅峰的神圣体验。比起这种体验，其它的幸福都跟烂布条差不多。?
当天晚上我们在场部的电视里看到下午的会议情况。马厅长的发言播了二十秒。接下来又是那些标语的镜头，医疗队员工作的镜头，又是对马厅长的采访。大家都很兴奋，马厅长说：“直到今天，省里对防疫工作才真正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我们这一趟是来对了。”?
洪水退了，防疫工作又延续了一个多星期才基本结束。回到家里，我几乎成了一个非洲人。过了几天马厅长要我从计财处领一千块钱，找时间请一请钟处长和朱秘书。他说：“怎么谢他们都是应该的，我就不去了，该说的话你要说到份上。”我跟钟处长通了电话，好不容易才安排了时间把他和朱秘书请了到随园宾馆。说起来才知道他俩也是丘山县人。三个人丢开国语不说，说起了家乡话，感情上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当个老百姓没有感觉，到了这个份上才知道老乡可是一大资源啊！圈子里的人凭什么捏到一起相互照应?老乡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不谈圈子里的事，虽然都是处长，可他们的圈子比我要高得多，谈起来只会显得我是个老土。我们把家乡的事当作话题，我又讲了几个经典性的荤段子，把他们逗笑了。分手的时候朱秘书说：“下次过年了我们老乡聚一聚，池处长也来吧。”我说：“看得起我就给我打个电话，由我作东。”他说：“做东就轮不到你。”我说：“白吃，白吃，到时候别怨我把你们吃穷了。”我没想到今天竟有了这样的意外收获。?
再过了一个月省里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庆祝抗洪救灾的全面胜利，从北京把彭丽媛、宋祖英和刘欢等人请来了，省里几大电视台联合直播。厅里有几张票，我也去了。有几位歌唱家唱到动情处都流了泪，边唱着走到台下与烈士的父母握手。演出完了梅书记文副省长等走上台去接见了演员，并与全场一起起立高唱《歌唱祖国》。我看见梅书记文副省长和那些名歌唱家站在一起，突然，自己也没料到的，心猛地跳了起来，一种令人窒息的冲动扼住了我，我一时喘不过气来，似乎死亡已经临近。我目光一直盯着台上，想着那些艺术家哪怕他如日中天，他的命运也是由别人来安排的。而现在，全省起码有两千万人在盯着台上啊！两千万人！我体验到了那种作为中心人物的感觉，那种安排一切掌握一切的感觉。在这种巅峰体验中我更加理解了人，理解了人生。体验到了这种震撼我也更加理解了历史，历史一点都不荒谬。亚历山大王从马其顿打到印度，成吉思汗从蒙古打到欧洲，他们有神经病吗？认为他们有神经病的人才有神经病呢。
72、导师与殉道者
胡一兵打电话来说，刘跃进的家庭起风波了，约我去说说话，给刘跃进散散心。我想这两年刘跃进还挺风头的，一手写论文参加一场全国性的讨论，一手写杂感模仿大师的口吻谈世界人生，他怎么会有麻烦？作为大众精神导师的他难道还要我们这些俗人排解苦闷？吃了晚饭我去了金天宾馆，不一会胡一兵开车带刘跃进来了。上电梯到了七楼的茶室，胡一兵要了一间包房。刘跃进说：“喝杯茶哪里都能喝，到这样高档的地方来干什么？”胡一兵说：“装修了就是让人来的。”以前别人这样请我，我觉得太奢侈，现在习惯了觉得不是这样的地方简直不能去。把你往街边茶楼一请，你成了什么人？那些虚的东西是非讲不可的，谁谦虚只显出自己不上档次，没见过世面。刘跃进还不懂这一点。胡一兵没有顺着刘跃进的问话吹嘘几句，这才是朋友。发了点邪财就连自己也不认识的人，这几年见得太多了。?
小姐斟了一壶茶就站在门边听候吩咐，胡一兵让她去了。喝着茶知道了刘跃进的家庭是怎么回事。刘跃进心高气傲，到前两年才找了凌若云结了婚。凌若云比他小九岁，来到省城怎么也不安于资料员的命运，不顾刘跃进的反对，到港资的金叶置业去应聘，居然聘上了，半年后升到了公关经理，工资是刘跃进的八九倍。刘跃进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要凌若云回学校，可那又怎么可能？她反过来劝刘跃进说：“你每天扒在桌子上写那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道不同不相谋，夫妻不能相谋危机就逼近了。以后凌若云又每天开一辆丰田车回来，把刘跃进气得半死，开始怀疑她和香港余老板的关系，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从此家庭纠纷不断，却不愿对朋友说。我想他是怕影响自己作为一个导师的形象，自己的妻子都不跟着走，怎么能叫天下人跟着走？前几天争吵之后，凌若云离家出走数日不归。昨天他去金叶置业找她，却看见余老板当着许多职工的面站在她后面，弯了腰身体几乎挨着，一只手在电脑上指指点点说什么。几个职工看见了他，眼神怪异，似笑非笑，他一声不吭羞愧地退了出来，实在忍不住了，才给胡一兵打了电话。?
听刘跃进把苦诉完了，胡一兵说：“我们是不是铁哥们？是！铁在一起八磅大锤也锤不散！铁哥们了说话就不必拐七八个弯，我说人非得用新的眼光看世界不可，人生看大势，跟上了大势烧水都能发动汽车，跟不上大势喝水硌牙烧水都粘锅，早晚成为一个问题人物。我看小凌有她的长处，看大势跟潮流，潮流从来不考虑哪个人的情绪，它把人像蚂蚁一样淹了。毛主席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我有刻骨铭心体会的。什么叫潮流?升官发财。你掰着指头算算那些大人物的子女，几个不是走在这两条路上？大人物是最能把握潮流的。我不管他们怎么讲，我看他们怎么做。”接着他讲了自己刚经历的一件事，省里正在布置一个表现抗洪救灾的大型展览，布展的经费是四百多万，他也去投标了，也想尽了办法，根本拢不了边，被文副省长的儿子拿去了。我说：“怪不得你这么大的火气，财路被挡了。”胡一兵说：“如此世道你跟它去讲精神文明，文左良他爸爸把精神文明含在口里，天天在电视上讲，比你总讲得好些吧？他是精神文明专业户。文左良他什么业务都不懂，可他的公司什么业务都做，从来就是赚大钱，布展只是小菜一碟呢。有几项公共工程没有权力在其中上下其手？他们想不发财，那是难于上青天。将来他们就是中国的精英人物了，这一辈是他们父亲说了算，以后是他们说了算，升官发财的人说了不算，你讲人文精神的说了算？”我说：“文左良他爷爷是淮海战役牺牲的，他老爷爷是马日事变被杀害的，你胡一兵怎么好去跟人家比?”刘跃进说：“胡一兵你这两年变俗了。”我说：“那要看他碰上了谁，碰着雅人他是俗人，碰着俗人了他又是雅人。”胡一兵嘿嘿笑说：“跟大为兄一样，碰见当官的他是学者，碰见学者他是当官的。”又说：“刘跃进我们言归正传，你干脆到我公司来当个副老总算了，别的人我也信不过。大为我以前动员他，现在他上路了我也不说了，他还看不起我呢。管用的是权和钱，在中国第一是权，只要你愿意又有点勇气，随时可以变现。刘跃进你这两头都不占，你老婆如花似玉钱比你多十倍那不出问题？不出问题那就是我把人性理解错了，人其实比我设想的要好些。说真的你来不来吧？把公司做大了，那就不是几千几万块钱的事，到那天几百万都是小菜一碟，那时候你就把凌若云镇住了。”刘跃进摇头说：“想不好。”我说：“刘跃进他愿做个导师，就让他做个导师，你要他升官发财他很痛苦，他看得起那些俗事?他会问你，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胡一兵说：“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这是大师说的话。大师的话打开书句句漂亮，合上书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碰上事情了再打开书走到事情里面去，发现总对不上号。事情它只认权和钱这两个死理，别的都不认，它就是这么俗。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要去请教比尔·盖茨，我还答不上来。”刘跃进说：“我没有把钱看得那么大，真的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我说：“胡一兵在商言商，他只要现实的市场，我在官言官，我只要现实的江山，跃进你在导师则言天下千秋，把天堂留给了自己，各得其所。历来的聪明人都把天堂留给老百姓。”刘跃进说：“胡一兵早就是经济动物了，大为你也快变成政治动物了，我还想做一个人。”胡一兵笑了说：“跃进就是比我们高一个档次。”刘跃进说：“不是档次的差别，是质的差别。”我说：“刘跃进你不赞同我们，你至少可以理解我们。”他马上说：“我可以理解你，正如我可以理解那些小偷。”胡一兵说：“我们不说玄的，说真的吧。把事情说得玄乎其玄，到头来事情还是事情，还得靠那个俗物。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听不懂！起码你把老婆镇住了吧。面对如此现实的世界，谁也无法自作多情。反抗世俗就是反抗潮流，反抗历史的合理趋势。这不是历史的悲剧，而是抗拒者的悲剧。看潮流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那些美人倒在谁的怀里去了。”刘跃进的脸上变了色，胡一兵装作没看见，残忍地说下去，“美人依据自己追求幸福的本能，最擅长敏锐地选择方向，你别以为她们傻，她们一点都不傻。你到了文左良那个份上，一群女孩子围着你争风吃醋，那是什么滋味？什么境界？那滋味你想想吧！”刘跃进不屑地摇头说：“我要别人围着我干嘛，我还没精力应付她们呢。这个世界向人们昭示的幸福是虚假的，商人们把大家引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真正的幸福是爱智慧，真正的价值是经历有省察的人生。”胡一兵说：“刘跃进你说起话来还是像个大师。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跟商人跑不跟导师跑呢？”刘跃进说：“他们屈从于自己的物质欲望。”胡一兵说：“导师没人跟他跑他还是导师吗?可惜这不是一个需要导师的时代，人人都明白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活着就是生存，生存就要解决各种问题，解决问题靠什么？靠那两个王八旦!飘得再高也要落回到庸俗而现实的地面上来。飘在空中的话空空洞洞，也渐渐说不下去了，这是导师的悲哀。也许这个时代需要殉道者，可殉道者在哪里？导师们都太聪明了，把原则阐述了要别人去做，自己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缺席，装成个聋子瞎子哑巴，不装行吗？”我疑心他在暗示我几年前在华源县搞血防调查的事，又想他也许是暗示我去年当职称评委的事。想起来是挺惭愧也挺内疚，可我能挺身而出？我不能当殉道者。我去观察胡一兵的表情，他似乎也没有特指我的意思，也许我多心了。胡一兵说：“按说每个朝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道德堤坝，可今天这个堤坝已经倒了。连他们都在按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操作人生，成为了操作主义者。天冷了自己只有一件棉袄，而眼前有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他于是跑到菩提树下去闭了双眼冥想大问题，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而决不脱下棉袄，冻杀自己。这就是导师，你要别人怎么跟他走？我不为自己辩护，我堕落了，牺牲和责任感已经与我无关。大为你呢，你在这里别玩虚的，咱铁哥们几个！”我说：“那我也加入你的阵营吧。”刘跃进说：“你们要紧跟时代潮流，能不堕落？”胡一兵说：“也不止我们，我看那些以讲人格为专业的人也只有那么高的人格。我也不骂他们，总不能要求一个人去反抗历史，历史是不可以对抗的。”刘跃进说：“这是选择，只有软弱无力的人才把责任推给历史。”胡一兵说：“我不跟导师辩论，我们说事情，说真的到我的公司你来不来吧。”刘跃进倔犟地说：“不来！”胡一兵说：“那就算了。我总不能劫持你来我的公司吧。”又说：“不来也好，像我上了这条船吧，有时候你看看对面是条狗你也得陪他吃饭你说人能跟狗一桌吃吗?我忍来忍去也习惯了，看在钱的份上，千万别把自己当人!刘跃进他来了他会受不了。”?
刘跃进死死地盯着眼前那杯茶，好像里面有什么神秘的东西。我说：“我们回到地面上来，想一想怎么把小凌搞回来吧。人说得再飘逸也要回到地面上来。”刘跃进说：“搞她回来干什么，随她去！最好她不来打搅我，我还清静些呢。”胡一兵说：“你是说赌气的话还是说心里话？说心里话我们就算了。”刘跃进不做声，眼睛仍用力盯着那杯茶。我说：“胡一兵你有经验，你最了解女人，你去劝一劝小凌。”胡一兵说：“凭一张嘴怎么劝？谁能凭张嘴劝希特勒不杀人？”可还是问刘跃进要了凌若云的手机号码，掏出手机拨了号，接通了把手机递给我。我接过手机说：“小凌吧，我是池大为呢。我们胡总想约你说几句话。”凌若云说：“哪个胡总？”胡一兵的牌子没甩响，我连忙站起来跑到门外，说：“胡一兵想找你谈谈。”她说：“你们如果想做我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你们做做他的工作。他那么敏感，谁受得了？你们把他的思想工作做好了，我自然就通了。”我说了好一会，她还是同意见见面，我说：“我和胡一兵开车来接你，你在哪里？”她说：“我自己会来。”约好二十分钟以后在金天宾馆的门口见。坐回去胡一兵说：“等会别叫我胡总，她那个老板比我大，叫起来就没意思了。”我说：“胡一兵你的虚荣心怎么变强了，讲这一套。说到底那是个水泥匠，你怕什么！”他连忙说：“要讲的要讲的，甩不响的牌就别甩，就像你们那个圈子要把级别讲得清清楚楚，谁拿处长的牌子到厅长面前去甩?财大才能气粗，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不然怎么钱要赚个没完没了呢？”刘跃进说：“凌若云她算个屁！”我说：“算什么我们管不着，算你老婆我们还是要认她的。”
我和胡一兵到楼下去等，有丰田车开过来就注意一下。快到时间了，一辆凌志车从我们身边开过，胡一兵说：“这是辆好车。”我望过去看凌若云正从车上下来。我刚想喊，胡一兵扯我一把。凌若云在台阶上站了站，就进了大门。我看她穿着黑色的风衣，披发，转身走去时那种飘感特别有气度。胡一兵说：“几个月不见，凌若云真的变了，你看她的气质，典型的贵妇人呢。”我说：“她本来就是演员，这么一包装，那当然今非昔比。”他说：“我看算了，我今天没想到要约凌若云来，一身休闲服太随便了，走到人家跟前去，怎么开口说话？”又说：“我还以为他开部丰田呢，凌志！连我都英雄气短了。”我也有些气短，说：“没想到胡总这么重的虚荣心，我们过去把话说了，不成就算了。”他说：“我都没什么话说了。你看她那个气派，是刘跃进享受的吗？这种档次的女人，不是百万富翁消受得了的，刘跃进？世界上没有奇迹，我见得多了。连自己的老婆都跟商人跑了，还咬着牙说爱智慧？我就看不出这个智慧有多么智慧。刘跃进他享了两三年艳福，也该满足了。”我坚持说：“还是过去一下，不然也对不起朋友。”他说：“你不知有这一句话？天下就没有对得起穷哥们的事！要去你去。”这时凌若云从大厅里出来，四下张望，胡一兵把身子转过去，扯着我走到街上，说：“何必自讨没趣？”又拨通凌若云的手机，说临时有急事不能来，改日再谈。透过树丛看到凌若云接了电话，飘到小车旁，开走了。胡一兵说：“刘跃进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还会看得上谁？”我们上楼去，我说：“胡一兵你虚荣心太重了。”他说：“有钱人怕更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怕更有权的人。她把凌志往你跟前一停，比打一个耳光还难受，要不钱怎么赚起来没个完？金钱如粪土，亿万富翁才敢讲这句话。百万富翁那是没有资格的。”?
进了茶室，刘跃进询问地望着我们，我心中隐隐作痛。胡一兵说：“等了这么久也没来，过了十分钟也没来，怎么就不来呢？”我说：“要不再拨一次电话？”刘跃进说：“算了算了。”胡一兵说：“下次再找她好好谈谈。”刘跃进显得有些萎顿。胡一兵把睛眼望着我说：“天下的事都是有缘份的，勉强不得的。大为兄你没有官运，拼了这条命还是没有，就靠一个缘字！事情不到你跟前来，那是没缘份，到你跟前又离开了，那也是没缘份。没缘份再好也不是你的。你想它干什么？”我连连点头。刘跃进说：“你们见到凌若云她了？”我马上说：“没见到没打照面没说一句话。”刘跃进叹一声说：“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有点可怜他，却也说不出什么。胡一兵说：“男子汉站在那里顶天立天，有什么风吹雨打他怕？不怕！”
73、粉红的传说
抗洪回来不久，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几乎在同时，我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接着马厅长领衔的博士点批下来了，我又成了博导。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几个同窗也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同窗三年，我都没见过那两位书记主任，他们什么时候来上过课？我不知道，可这时他们都拿出了像模像样的博士论文。连任志强都嘟囔着说“这两个人是三次博士，报到来一次，送礼来一次，答辩拿文凭来一次。”他们已经到了心想事成的境地，这个世界就是围绕着他们设计的，连讲道理的方式，也是由他们的需要决定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式。所有的原则在操作中都变成了一纸空文，那些煞有介事的话讲给谁听的呢?这些大人物都把它当作玩笑，还能指望谁来听呢?想一想感到恐怖。再想一想也只能如此，要求设计者不按自己的需要来设计游戏规则，那合乎人性吗？他们拥有权力，这种权力唯一难以达到的地方就是更高的权力，其余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看清楚了这些我感到，自己还得努一把力，还得向更高的境地前进啊，算起来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机会果然来了。快到年底的时候，马厅长在厅办公会议上提出要我兼任厅长助理，据说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我得到信息之后也作好了上任的准备，只等下文件了。这样下一次的厅办公会议我就有资格参加了，就进入厅里的核心圈子了，这也算迈出了一小步吧。?
可第二天纪检会卢书记悄悄告诉我，有一封匿名信把我告了，说我有作风问题。我一听几乎心跳停止，孟晓敏的事发了？我沉住气说：“说我有作风问题，说我？”我想着是不是药材公司瞿经理漏了什么风给谁，或者有谁盯过我的梢，不然怎么可能？卢书记说：“你别激动，这只是一种传说，我们还没调查呢。”一听要调查我的心里就发虚，一调查我就完了，因小失大，因小失大啊！我硬了头皮说：“希望组织上尽快调查。”?
下午我跑到外面很远的地方给孟晓敏打了传呼，问她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没有？她说没有，还一个劲地催我到老地方去见面。我说：“厅里现在有人要陷害我，要把我们的事情捅出来，你最近千万别跟我联系。”她还是坚持要跟我见面，我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她很委屈，却不肯放弃自己的要求。我说：“你怎么就不知道个事情的大小！”就挂了电话。?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是谁在陷害我呢？躺在董柳身边翻来覆去也不是个事，就对她说要赶一份文件，起来了坐在客厅沙发上，在茶几上摊开了纸，手中拿着笔，装模作样写了几行字。毫无疑问，那封信是冲着马厅长的提议来的，政治目标也可以用迂回战术来实现。长期以来有人盯着我分析我，这我是知道的，我不也在分析别人吗？想上去的人总比上面的位子多，有了你的就没我的，所以条件越接近就越是冤家，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竞争大家挑明了竞争，你也抗洪去，你也发论文，你也把博士学位扛回来，在这些地方下绊子，小人啊！我知道这是男人的薄弱环节，没想到自己也在这上在栽了。我得想一个万全之策，这一战输了，锐气挫了，很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机会了，人生又有几个下一次？我又后悔不该凭一时兴致跟孟晓敏来往，把她运动到省城来了。凭什么？别人一问我就没法回答了，这不是铁证如山吗？事情穿了泡，跟董柳又怎么交待呢？?
我把可能的人挨个想了一遍，孙之华？袁震海？丁小槐？甚至黄主任？或者是他们中的谁指使哪个小人物写的？第一个回合，大将是不出马的。第二天我去处里，几个人看见我，眼神中都有点怪异，喊“池处长”的声音也有点特别。多年的训练使我能从别人的神态中察觉他们自己都感觉不到的那点差别。丁小槐来了，我用稍微变了点调的嗓音喊了声：“老丁啊。”他似乎吓了一跳，我觉得自己的检验方式奏了效，马上接着说：“早上好啊。”他连点头说：“池处长早上好。”我双眼望着他，面带微笑，他眼神有点乱，点着头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我几乎就认定信是他写的了。但我不上去，事情也轮不到他，他跳出来干什么？纯粹出于嫉妒吗？不太可能。这时丁小槐进来找我商量事情，我感到了他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刚才的那点失态而来的。事情说完了他说：“有人嫉妒我们处里，怕我们处里办事更方便些，工作开展得更好些。”我说：“那是谁呢？”他说：“不知道风从哪里刮出来的，有这么多处室呢。”他去了。?
中午回到家里，董柳倚在沙发上看电视，饭也没做。我说：“什么时间了？”她说：“还吃饭干什么？”我一听这口气就慌了，跑到厨房去做饭。董柳闯进来，把淘米的锅往地上一摔说：“你在外面做的好事！”口气很严厉，声音却并不大。我弯下腰去把锅捡起来，想着是抵赖呢，还是承认算了？我慢慢直起身子，把锅放到台板上，又蹲下去收拾溅在地上的米。董柳一把将我扯起来说：“外面人都知道了，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以后叫我怎么出这张门？让我被人家戳背脊！怪不得这几天走在外面背脊上还有后脑勺发麻!”我说：“怎么呢，怎么呢，值得生这么大的气？”我打算承认了。她一推一推把我推到客厅，说：“一个女人，这些事情不生气，那还有什么事情生气？就不说对得起我，你对得起我一波不呢？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那样窝囊的时候我都没说过你一句，换世界上第二个女人她做得到？你变心吧，你变了心我把你的东西割下来，让你在别的女人那里当不了男人!”我说：“我不好你把我丢了，去追求新的爱情。”她马上说：“那没有用，男人总是男人，换个人他还是男人。男人我都看透了，就是夹不住那一泡骚，捣腾完了他就安神了，我看透了。”我说：“轻点，轻点。”打算去关窗户，一看窗户已经全关上了，“轻点，关键时刻你不能向别人提供炮弹来轰我！”我想想董柳说的也是真的，她苦了那么多年，孟晓敏做得到？我知道赖不掉，打算先跟她晓以利害，把家里的战火平熄了再说，就避重就轻地说：“去年……”她把手掌当作一把刀从空中一劈下来，把我的话砍断了说：“屁话，你要说就老老实实说，别想轻描淡写！”我连连点头说：“我是老老实实说。去年……”那把刀又从空中劈下来，说：“去年？那一年你到北京去就是跟那个妖婆借的钱，前年妖婆带了表弟到我们家里来，还装模作样当我的面批评你几句，戏演给谁看呢？妖婆还帮自己的情人介绍过对象呢！你喜欢她你就做第三者去挖墙角，挖下来算你的本领，你认识我干什么？”我一听梦醒了似的，外面人传说的原来是小莫！我试探着说：“你听谁说的？”她说：“要别人说干什么？我都当面看见了。别人都把你告了！”我把茶几一拍，气壮如牛说：“别人陷害我你也跟在后面跑？我到厅里来十年了，我跟莫瑞芹？你听谁讲的我当面去对质，看那条长舌头看见什么了？”董柳说：“你刚才都承认了，又不承认了？”我不理她，抓起电话就拨通了卢书记家，说：“卢书记，我们家里现在变成战场了，东西都打烂好多了，外面的谣言传到我家里，董柳说组织上都认定了我有问题，怎么说也不听。现在我请组织尽快把事情弄清楚，这是陷害，不早不晚这个时候出来一个粉红色的传说，这是政治陷害！董柳现在要跟我离婚，报告都写好了，逼我去签字，下午就去办手续。先吃饭？到现在饭都没做。董柳还发疯说要抱了儿子去跳河，如果结论不尽快出来，真出了问题，那怎么办？”卢书记马上要董柳接电话，我把话筒递给董柳，凑在她耳边说：“哭，哭。”董柳一边听，一边使劲地把鼻子抽了几下，又抽了几下，抬起胳膊去擦眼泪，真的哭了起来。?
我把事情的利害跟董柳讲明了。她见我说得斩钉截铁，将信将疑说：“你自己都承认了的。”我说：“那是我懒得跟你解释，反正已经闹到组织上去了，让他们去作结论。你如果也跟在陷害的人后面跑，假的都成真了。别人说，池大为自己老婆都说有问题，我怎么解释？”好不容易把董柳说服了，毕竟她还不至于糊涂到那种地步。吃过晚饭我提议到楼下去打羽毛球，董柳似乎不情愿，可还是带着儿子下去了。打球时董柳不停地叫“大为”，很兴奋的样子。快天黑了，两人又牵着一波到大院门口去散了一会步，才回来了。?
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毕竟匿名信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我倒希望写信的人有进一步的动作，那样能够更进一步证实我的清白，也证明我是打不倒的，下一次就不会有人跳出来了。没有进一步动作我还感到有点失望。我向卢书记提出了追查写信者及其动机的问题，卢书记说：“事情到这里就打止了吧，难道还报公安局追查？”我说：“陷害者你今天饶了他，他明天又卷土重来，他捅一刀子是可以捅死一个人的。”他说：“算了，老池，算了。”我只好算了，但碰了马厅长孙副厅长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知道查是不可能查的，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也不是一块面团凭人怎么捏的。?
谁知这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来，董柳接了，那边没说话就挂了。董柳用怀疑的神态看着我，我说：“看着我干什么？”过一会又来了，又是如此。我想一定是孟晓敏，在这种时候她还来给我添乱！第二天上班我找机会出去，把她约到裕丰茶楼。我一见面就说：“你怎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去？”她撅嘴说：“那要我到哪里去找你？你也不给我打传呼！”我没跟她讲厅里的事，不然她知道我怕这个，反过来将我的军怎么办？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上次你在电话里的一句话，我想了几天，越想越不通，你倒给我说清楚了。”我根本想不起来，她说：“你自己说过的。”说了半天才知道是“事情大小”那句话。她说：“你说清楚你到底把我放在哪里？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知道女人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讲道理的，就说：“你是大事，其它事都是小事。”她马上说：“不对，我们的关系是大事，其它都是小事。”我说：“对，对对，对对对。”她说：“对吗？对吧？那你说你把我怎么办？这样不明不白都有一年多了，我不愿这样下去，你离婚吧。”我吓了一跳，说：“不敢，不敢。”她说：“你怕老婆？你怕我不怕，我去找她谈，我心平气和跟她谈，相信她是懂道理的人，没有感情了，还捏在一起，两个人都是痛苦。”我望着她，不认识似的，小小女孩二十出头竟有这样一份勇气？这倒使我怕了起来，又感激她为了我竟能有这样的勇气。我说：“这么急干什么，你还没老！”她说：“你知道这一年我放弃了多少机会，又失眠了多少夜晚？别人晚上成双成对在外面走，我就在楼上看着他们。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也为我想一点吧。”我想着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不起董柳更对不起儿子，而且进步要大受影响。拖下去那将来我欠她的就更多了，女人有几年青春？到那天她也更理直气壮了。可就这么了结吧，我又实在舍不得。沉默之中她说：“你给我一个说法，我等也要有个尽头。”我说：“晓敏，我喜欢你，但是，”我停下来，在内心积蓄着残酷的勇气，“但是，”她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但是，我不能离婚。”她马上把头伏在茶桌上，又一下一下地在桌面上碰着，我马上扶住她的头。她说：“池大为，我看清了你，男人都是自私的人。”我扶住她说：“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她用力甩开我，说：“看清了看清了看清了！”又扑到我怀中，疯狂地吻我，泪水渗进了我的嘴角，说：“这是不是最后的结论，你告诉我，你今天要说一句真话。你今天说了真话，我还能活下去，你再不说真话，到以后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看到她如此疯狂，我庆幸自己还是有所克制，还保持了最后的清醒，没有越过最后的界线。我说：“你坐好，我们好好说话。”她坐好了，我慢慢喝茶，把话扯开去。她说：“大为你不要说别的，我今天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被逼得没有办法，说：“我不能离婚。”她忽地笑了说：“池处长，谢谢你的诚实。”又嘿嘿地笑，笑得我心里发冷。她说：“我先走了。”背着挎包，头也不回走了出去。我猛地跳起来想叫她回来，在包厢门边停住了，叫回来又怎么办？我拍着额头，咬咬牙，没有开口。?
过了几天我在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觉得话筒的手感有点不对，看一看还是那部蓝色的电话机，再仔细看才发现已经换了一部电话机，这是一部双制式来电显示电话。董柳还是不放心我，那个传说启发了她的警觉。?
经过了这件事，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念头，迎面那部汽车或摩托车会不会对着我撞过来？迎面有车开过来，我本能地强烈感到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经常神经质地往街边一跳。好多次躲避不及汽车从我身边开过，下身的隐秘之处就会有一种又麻又凉的中了电的感觉。我越来越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世界。
74、孔子死了
刘跃进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到一张香港地图？我记起丁小槐前年去过香港，就问了他，果然有一张，就通知刘跃进过来拿。晚上刘跃进到我家来了。董柳说：“刘教授你准备到香港去？”刘跃进说：“到香港去轮得到我？”我把地图拿给他，他看了几眼，收在裤口袋里。董柳问：“你跟凌若云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正担心董柳问得太冒失，会不会刺伤了他，刘跃进说：“拜拜了。”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董柳惊呼道：“真的？”刘跃进说：“那种女人，理她干什么？”几个月没见面，刘跃进他变了。其实我早知道分手是早晚的事，本来还担心他会不可自拔呢，见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说：“想不到你还是放下来了，我和胡一兵本来还替你担心呢。”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他，话冲到舌尖上还是含住了。他刚才还在说不理人家呢，得让他在我们面前保持这个虚无的神话。哪怕是朋友，有些话也不能撕开来说。刘跃进说：“放下来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再说不放下又怎么样？”他笑几声，“不放下又怎么样？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谁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不但把凌若云放下了，连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个世界比放下一个女人总更困难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来了，不放下又怎么样？”我说：“大家不约而同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说好听点吧，是梦醒了觉梧了，看清楚了不骗自己了，说难听点吧，是堕落了放弃了，只剩下自己了。”刘跃进说：“心里其实还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干吗？我从小觉得一个读书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你叫他不承担，不忧，他做人都没有感觉，空空洞洞的，那种轻松实际上很沉重，很可怕。可忧了这么多年回过头一看，自己是白忧了。自己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做了什么，等于没说，没写，没做。世界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绝不会因为谁而走另一条路。时间之中有一种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强大，那是天数，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可它制约着一切。天数非人力可为，我想通了。胡一兵说得对，在一个权钱社会，你说那一套，谁听你的？这就是天数啊!我经常嘲笑电视播音员对着天说话，”他两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最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对着天讲话，天下国家连学生也不当真了。他们比我还潇洒，他们是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好多话我在课堂上都讲不下去了。跟现实无关的话，空空洞洞大而无当的话，讲着心里都不踏实，像飘在云端。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消解了终极，以及知识分子；它还是一种人生观，活着你得去挣钱！有市场就没有终极，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现世化了，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间，谁都明白要面对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变了一切都变，浅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视金钱如粪土？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武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废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多余的人，不知不觉！被历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历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别无选择。最伟大的逻辑程序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我以前想错了。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一种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后改变了一切。那是不可能的，读书人不可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来建立一套价值，建立起来也只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跟现实产生有效联系，我不能装作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浑然不知。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他们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差，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大学还是精神文明的堡垒呢，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开口了，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我再闭着眼睛对着天说虚的那一套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了。”我说：“那你以后不写书了？”他自嘲地笑笑说：“书还得写，这是一个道具，与世界无关，也不可能有关系。如今写点什么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时间之流中稍现即逝。我花几年功夫写一本书，都被那些泡沫淹了。”我也笑笑说：“每个写了书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他说：“也许吧。时代变了，古代的读书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今天却只面对各自的那渺小可怜的一隅，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被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斩断。他们还活着，如此而已。没有了神圣感，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为了这可怜的一隅把自己牺牲掉，牺牲如泥土入海。把世界放下来了，我轻松了，我该为自己谋点福利了。现在人人精明能干自顾不暇，都想着怎么做大自己的蛋糕，有谁把天下放在心上？市场只承认眼前的利益，不承认万古千秋，这就摧毁了全部的神圣感。孔子在我心中已经死去，在这一代人心中也已经死去，因此知识分子也已经死去。你说是不是？”我说：“细想之下，如果不自作多情，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天下已经渺远，自己也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于是自我便是世界。想掩盖这一点的人正是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人。”他双眼茫然地望着我，好像我是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出他说得很轻松，心里却并不轻松。他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说：“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看见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过得很好，很精致，精致到骨头里去了，一个小菜都可以变着法儿弄出七八个花样来，还有人买了小车别墅。他们对钱的感受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对自我的关注和爱恋还甚于常人。他们说什么并不妨碍自己做什么，做什么也不妨碍自己说什么，他们在两极之间自由地滑动。我就知道再说什么都太多余了，太矫情了，高调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对知识分子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几千年来，在孔子的感召下，退守自我空间很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但似乎在一瞬间，情况就变了，大家眼中只剩下自我了，把世界扔下了。”我说：“这不是谁的过错，这是历史。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在于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活着是唯一的真实，也是唯一的价值。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别无选择。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却抛开了良知，放弃了世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我不敢说自己真的赢了。”他沉默良久，点了点头，说：“我说孔子死了还有另一条理由。孔子是讲君子小人的，可市场和权力场只讲强者和弱者。孔子死了，高贵和卑贱的区别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手抹平，而强者和弱者的差异如此明显。人们看透了这一点，放下了精神高贵，社会弥散着痞子意识，王朔是痞子，他还痞得真诚，那些痞得虚伪的人，嘴上还念着道德经的人，那才是大玩家呢。古人可凭人格力量做个布衣君子，今天谁称自己是布衣君子，那不是强者的笑柄？观念从根子上都变了，我们甚至已经不能说小人是小人，君子是君子了。我说金叶置业的余老板是小人，自己是君子，那不是笑话？没有了小人君子之辩，孔子他不死？承担和牺牲的精神，人格和道德的力量，传统文化两大支柱已经崩塌，也没有重建的可能。孔子死了，我很痛心惋惜，却也看到这是历史必然，在农业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观念无法面对今天的现实世界。如果说孔子还剩一口气，那就是食色性也，连我都要拿起这个武器大胆地走向堕落了，我只恨自己堕落不了！”我说：“像你一个知识分子，要把过去的自己杀死，又谈何容易？人人都是爱自己的，谁下得了这个杀手？我特别能理解你。堕落也要有残忍的勇气呢。”刘跃进说：“我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我很惭愧，这一群人正在失去身份，变成了生存者操作者大玩家。对世界我已经是心灰意冷，从绝望中生出一种堕落的勇气。有时候想着绝望中还有一线希望，物极必反，我就不相信功利主义对人的征服是永恒的。”我说：“真有那一天，你刘跃进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你的等待和牺牲只有靠历史学家来考证了，但恐怕未来的历史学家没有这样一份闲心。”他拍着自己的头说：“是的，是的。现在是从个人看世界的时代，世界对自己有意义那才是真实的意义，起点变了，世界翻转过来了，从世界看个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对世界的那点意义世界是体会不到的，一只泥牛填不平大海。大为我也要学你呢，要活出一点滋味，想想在世界上只能活一万多天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当个旁观者又怎么对得起这点岁月，又怎么能活出滋味？人活着吧，就是活那点滋味！”他说着把嘴唇品咂了几下，“那点滋味！”听了他的话我感到了震惊，虽然这样想法也是自己曾经想过的，但现在从另一个人的口中说出来，特别是从刘跃进口中说出来，我还是感到了震惊。别人也在用心感受世界。这更使我相信，时间之中的某些因素，不是谁可以抗拒的，抗拒也没有意义。历史就是历史，聪明的人，倔犟的人，都拗不过历史。我为自己先走一步而有了现在的主动而感到庆幸。?
很晚了我送他下楼，在楼梯上他忽然浑身摸着说：“地图带了没有？哦，在这里。”又说：“你猜我要这张地图干什么吧？有出版商约我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香港。条件是第一页就要上床，要写细节。我想想钱来得快吧，就答应了。弄得好了还可以拍电视连续剧，那就不止三万块钱了。”我觉得他有点可怜，教书先生没见过钱，三万块钱就把头低下来了。我说：“出来了拿本给我看看。”他说：“我用化名，用真名把我的名声都败坏了，也就是临时骗它几个钱。钱这个东西不能说它不好，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没长鼻子，不分香臭，只知道为主人服务，管那个人是不是王八蛋呢。我看那个出版商离王八蛋也差不了多远，有了一把钱就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我暂时忍下这口气，骗点钱再说。你想不到我也会这么做吧？孔子死了，世界放下来了，内心的约束解除了，人轻松了自由了。”我没想到刘跃进他会说出这么一大篇话来，早几个月他还在说我和胡一兵呢。我看他也别说别人，自己也是一个文化动物。?
刘跃进去了，我在灯下发了一阵呆。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严峻挑战，我得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强健的精神力量来回应这种挑战，在不觉中，就被打败了，缴械投降了。我们失去了身份，这似乎是时间的安排，不可抗拒。有史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失去了根基。他们解放了自己，却陷入了万劫不覆的精神绝地。最后我叹一口气：“不知不觉，三千年一大变局！”
75、青萍之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新年刚过，我打电话到医政处去，要袁震海把年前就布置的全年工作计划交来。袁震海说：“该死该死，这几天我父亲一病，我都把这事忘了。过两天吧。”我想谁都有个忘的时候，也没放在心上，把已经收上来来的处室的计划看了，准备替马厅长起草全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过了两三天报告有了一个轮廓，可医政处那一块还空着。袁震海还没送计划上来，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也不去催，等着。又过了一天，还不见动静，我心里就火了。你袁震海对我有想法我可以理解，让我为点难我也能忍，我还没有资格发脾气，我只是个厅长助理，可报告是给马厅长用的，这你是知道的!我气起来几乎就想空着这一块交上去，你袁震海自己去向马厅长解释。想一想还是忍了，报告没写完整，总是我的事。我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他说：“该死该死，这两天实在抽不出空，明天一定送来。”我把火气压下去说：“马厅长明天就要这份东西了，他还要看，还要改，还要重新打印，下星期就开全厅的大会了。”他说：“明天，明天，明天一定。”第二天我一直等到下午快下班了，几次打电话过去催，袁震海才派小田把计划送过来了。我对小田说：“我准备把你们处里这一块空着交上去。”小田走了，我想着有点不对劲，昨天我都把马厅长这面旗祭出来了，他还如此怠慢，他对我有怨气他就不怕我到马厅长那里参他一本？我怨气难消想着干脆放慢一点操作节奏，等马厅长催起来了，再把事情给马厅长说了，让他娘的也摔一个跟头。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我把马厅长的牌子都甩出去了，居然还不灵，这话马厅长听着舒服吗？我只好忍气吞声，连夜把材料赶了出来。这时已近十二点，我气得睡不着，就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公家的事你气什么，人生好比一出戏，气坏身体无人替。你睡不着，人家打鼾了呢。”我想想也是，想放宽心去睡，可心里那种被怠慢的感觉怎么也按捺不下去。人到了圈子里，那自尊心就没有办法不是超度的敏感。袁震海不仅是怠慢，简直就是戏弄！该死该死，他真的是该死！我睡不着，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感到还有一点别的意味在里面。袁震海他怎么有把握我不会把空着一块的报告往上面一交？真交了他怎么下台？他不止是怠慢我，还是怠慢马厅长啊，他敢，他居然敢！
想到这一点我心中划过一道闪电，又打了一个炸雷！马厅长今年五十八，按照二五八的政策，五十二不提处，五十五不提厅，到了五十八，厅长也要让贤了。十年来马厅长在卫生厅说一不二，谁不拿他的话当圣旨？难道袁震海听到了什么风声？不可能吧。我总觉得袁震海的行为有点异样，还是想不透其中的道理。?
我把报告的草稿交给马厅长，马厅长不高兴说：“那我只好周末加班来弄它了。”话不重，可比打我一个耳光还难受，我这个助理是怎么当的？袁震海的过错，难道要我跟他扛着？我只好把几次催袁震海的事说了，但没敢说打了马厅长的旗号去催的情节。连我这个厅长助理稍有怠慢都堵在心中沉沉的一块放不下来，碰了马厅长一下那还得了？我汇报了，就等于说他的绝对权威不那么绝对了，这话好听？马厅长听了说：“知道了。”我不再多说。?
我总感到马厅长“知道了”三个字是有份量的，但想不透。马厅长会不会想着我是一个小人，为了保自己就把别人推了出来，所以他不置可否地说了这么一句？如果这样我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后面也许还有什么内容，他明白了，但不点破。那内容又是什么呢？我得想想，好好想想。?
在听了马厅长的报告之后我深受鼓舞。我的草稿中谈的是今年的工作思路，可马厅长作了重大修改，把时间推上去了，连以后三五年的规划都谈到了，准备盖新的办公楼，准备把后面皮箱厂的地征进来，准备研究出几种能在全国打开市场的中成药，等等。信息是明确的，他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只要他不下台，我就有足够的时间积蓄资历，就有了缓冲的机会。当然这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事，肯定有人是很不高兴的。我去看孙副厅长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
可几天后的厅办公会议又使我的信心受到了动摇。本来马厅长准备把中医研究院医政科的左科长调到医政处当副处长，这件事他也跟我透过风。可办公会议开到一半，准备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孙副厅长说：“马厅长有一种意见我觉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厅里提拔干部，主要从厅里内部解决，这是对厅里广大干部的关心，谁工作得好，就有机会，这条政策虽然从没形成文字，但厅里在马厅长的领导下，长期以来是这样做的。厅里能够做到人心安定，工作顺利展开，用人的思路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孙之华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这不是先发制人堵着马厅长吗？会场上的空气一时有点紧张，没有人接下来说话。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这两分钟比两个小时还长。马厅长说：“我原来有个想法，想把左文松同志调到医政处来帮助袁震海同志工作，是不是合适，大家可以议一议。”又沉默了一两分钟，我觉得自己是非站出来不可了，反正没有马厅长就没有我，我豁出去了，就说：“左文松同志因为跟我的专业比较接近，我还是了解他的，不论从专业水平还是工作能力，他都还是可以胜任的。”我刚说完袁震海马上说：“我们医政处如果能来一个懂得西医业务的人，可能更好一些，开展工作更顺利一些，毕竟我们的工作对象大多数都是与西医有关的，不然就不太成比例了。”他在暗示厅里的干部学中医的太多，他敢!他居然敢!看来他也是豁出来了。十来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这件事，可真有点站队的意味了。马厅长说：“这件事有不同意见，暂时放一放，大家先议一议药品检查问题。”?
事情很快就在厅里传开了，马厅长在六月份的去留，本来似乎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却成为一个问题了。大家每天上班，私下里隐隐约约闪烁其辞但意义却非常清晰的议论也多了起来。星期天我去少年宫送一波上书法班，人事处贾处长正好送女儿上舞蹈班，见了我神秘地说：“你注意没有，领导上这一次没拍板，把事情搁下了。我在人事处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这后面莫不真有点什么风声？”我说：“你说呢，你搞人事的总该知道一点。”他说：“我正想问你呢，你在省里有没有人?我方向不明夹在中间，做人容易吗？”我说：“没想到袁震海的胆子这么大，他敢站在领导的对面。”他说：“也有人说你的胆子大呢。”他又说了几句，匆匆去了。?
贾处长的话使我的危机感陡增。按政策马厅长是下定了，他下了我就完了。袁震海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赌宝似地在孙之华那里一赌。马厅长下了，不论将来孙之华是否能主政，他都是赢家。真到那一天，我就如股票撞上跌停板了，还可能是连续几个跌停板。这时我又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我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没别人的时候依然亲热着，可在公共场合就摆出一副不咸不淡的嘴脸，他们骑在墙上观察风向，骂他们小人吧也有点冤枉了他们，混了几十年才混出一点眉目，一点生存空间，谁敢拿这点可怜的本钱去赌，去主持正义？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啊！
76、口口声声
我准备趁春节去朱秘书家拜个年，看能不能摸到一点风声。如果大势去了，我还得到孙之华家去拜个年。门难进，那也不得不进，至少我还没跟他撕开脸吧。门再难进也得进啊，只要他不把我拒之门外，看一看脸色也是应该的，不然我就真的撞跌停板了，玩完了。玩完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想都不敢想。到了正月初二正准备去孙之华家，钟天佑打电话来说，明天同乡聚会，要我在随园宾馆门口等。我忙问：“小朱去不去？”他说：“有空他就来了。”我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了随园宾馆，口袋里装了四千块钱，准备抢着买单，不一会钟处长开车来了，招呼我上车，谁知旁边还有两个人也是上他的车的，上了车我说：“不在随园？”钟处长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又说：“文副省长今天可能会来。”到了城郊的丘山酒家下了车，已经来了几辆车。我说：“我还不知道这里有一家家乡的酒楼。”就上了二楼。朱秘书果然在，我想，这是天要助我啊！老板来了，对着我们几个抱拳打拱，说：“今天大家看得起我一个做生意的人，让我作了这个东，这是给我脸啊！我特地请了做国宴的厨师来了。”中午就我们两桌，其它人一概不接待。大家相互认识了，大都是厅长一级的人物，只有我最不起眼。我的名片有上拿和下拿两种拿法，我把一叠名片拿出来，从下面抽出来，是博士导师，跟大家交换了。大家说着话，等文副省长来。我凑到小朱身边说：“卫生厅最近有一点小风波，你们在上面知道不？”他说：“也知道一点。”我说：“不知道风到底哪边吹？你不知道我们办事的人有好难，踩一步都是地雷，今天不爆明天也是要爆的。”他说：“省里还没讨论。”我说：“有那么一点点意向也是好的。”他指了钟处长说：“那你要问他。”钟处长说：“还没讨论。我们到时候提了方案，等上面批了，还要考虑人大会议能不能通过。”我说：“钟处长透一口气给我们办事的人，我们也好做人一点。”钟处长说：“真没有什么气可透的。”小朱说：“池处长你按组织原则办事，今天谁当家你就听谁的。”我觉得这句话倒有了一点意味。人家做干部工作的，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有这么一点意思，就算一个信息了。我也不再追问，反正是不去孙之华家了。?
等到一点钟文副省长还没来，大家都很有耐心，没有人催饭。崔老板不时地过来斟茶递烟，很知趣地不坐下来说话，他明白这里没他说话的份。到一点半钟文副省长来了，大家都拥到门边，文副省长说：“来迟了，好不容易才从梦泽园脱身出来，来看看大家，酒是不能再喝了。”又抱拳说：“这就给各位老乡拜年了，也代表梅书记给各位拜年了。”我想着既然梅书记的秘书能到这里来，文副省长跟梅书记关系肯定非同一般。上来的第一个菜是烂炖牛鞭，接下来是红烧鸡冠，油卷兔耳，卤牛鼻，法国蜗牛，清炖山鸡等，都是没见过的菜，酒是XO。崔老板亲自布菜，却不上桌，也没人喊他入坐。我想着自己带四千块钱，真要我付钱，连酒钱都不够。喝着酒气氛就亲热了，议论起省委省ZF的事情，毫无顾忌，说到自己还想进步的愿望，也毫不掩饰。在这里大家想什么说什么，倒也不失一份真诚。平日里这些人将自己最大的愿望缄口不提，口口声声要有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老百姓虽不傻，却也习惯了这些表白，不去认真，谁敢？我看着这些人微醺的神态，竭力想象过了春节又坐在台上慷慨陈辞该是一副怎么样的模样？财政厅牟副厅长提起自己几年没动，说：“钟处长你是处长管厅长，你把我当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钟处长说：“找我不管用，要找他。”指指另一桌的文副省长。大家过去跟文副省长敬酒，文副省长望了我说：“你就是小池吧，钟天佑跟我说起过。”我几乎感动得要掉泪，自己的名字居然从文副省长的口里说出来了！我鼓起勇气把名片呈上去一张，趁势鞠了个躬。回去的时候我把车门边的纸袋向钟处长示意了一下悄声说：“别人送我的，我也不抽，你拿两条给小朱。”纸袋里是四条大中华烟，我一早买来的。钟处长说：“那就……”
春节过后厅里的局面就明朗了，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了牌，万事不合作。我没想到孙之华做马厅长的副手十来年，竟会闹到这种地步。人们私下里传说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牌的经过。孙之华说：“你五十八九了，你就是这几个月半年不到的事了，我五十才出头呢。”传说无法证实，但在厅办公会上，马厅长点了孙副厅长的名，指出他春节动用公车回家乡的事实，应该出一百一十七元油钱。孙之华马上反驳说：“我往家里跑一趟该出油钱是不错，但有人十多年来用公车往家里跑几千趟，那该出多少钱.也请同志们算一算。”空气一时紧张得能够点燃，有两个人装着上厕所出去，走到门边夸张地解着皮带示意着，躲开了。我想起钟处长“今天谁当家就听谁的”那句话，也顾不得孙之华当年是帮过我的，咬牙撕开脸皮说：“这倒不是一回事，平时用车是上下班。”袁震海马上说：“一样是公车，一样是回家，一样烧油，哪点不是一回事？”我捏了捏拳，奋不顾身似地说：“省里的领导上下班谁不是公车接送，你的意思是还要给省里的领导提意见？”袁震海马上说：“那省里的领导出去度假是开自己的车烧自己的油？”?
会议不欢而散。我痛切地感到世界上的道理真是个讲不清的东西，话语权在谁手中，道理就是谁的。人不抓住印把子可不行啊，没有这个东西，人不可能有自尊，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人还是人吗？历史上有那么多人豁出命来拼这个东西，以前想着不理解不值得，今天看来是太理解也太值得了。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退路，后面是万丈深渊。人除非不走上这条路，走上这条路心态就变了，感觉世界的方式也变了，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什么叫做你死我活？?
想一想人都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他不谋求连任，五十八岁要他回家养老？孙之华五十二岁了，他已经等了很多年，再等一届就过气了，他不跳出来殊死一搏？连袁震海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把机会给了我，他忍得下这口气？人嘛。?
接着厅机关和省直卫生系统流传着一封信，署名是部分群众。信上除了列举马厅长的五大错误，还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马垂章在某年某月在省人民医院安了心脏起博器，二是据十年前省内出版的一本叫《厅长访谈录》的书上记载，马垂章的出生年分是1937年，而不是现在大家认为的1938年，他今年已经五十九了。信上号召大家大胆站出来，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
在厅机关的中层干部中有一个地下表态运动，你在这场冲突立场如何？表了态的人就有义务向省里反映自己的意见。丁小槐在第一时间就出示了父亲病危的电报，要请假回家乡去。而我明知他在逃避，但电报拿在手中白纸黑字，也只好让他去了。?
这时工会组织全厅干部去大叶山春游，内容之一是登山比赛，分老中青三个组，连马厅长都报了名。我为马厅长捏一把汗，连夜打电话给沈姨，沈姨在电话中就哭了，说：“这不是要把我家老马往死里整吗？谁料得到他身边还盘着几条毒蛇?”马厅长执意要参加比赛，我只好安慰沈姨说：“我和工会陆主席会作好安排的。”就在登山比赛前对老年组作了安排，比赛结果，五十岁以上的老年组十三个人参赛，马厅长是第二名。想起三十年前毛主席几次横渡长江，那种意义不可低估。春游回来之后，厅里的风向果然有了一点变化。?
省委组织部钟处长带人来厅里搞干部考察，问到那封信，孙之华坚决否认与信有任何关系，那是群众意见，自己并没有看到过。钟处长找很多人谈了话，就回去了。过了不久章副部长又带人来了，开了两个小型的座谈会，又把全厅干部召集起来，口口声声说要听取群众意见，每人发了一张表进行民意测验，就回去了，测验的结果后来也没有公布。好在大家也习惯了，知道自己的意见是不管用的，并没有谁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也没有谁真把自己的意见当一回事，去追问测验的结果。我在旁边想着，中国的人民群众真好啊！?
厅里一时风平浪静，能往上用力的拼命往上用力。钟处长告诉我，马厅长找了省人大祝副主任等人在做工作，我心中感到一种安慰，却又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多少年来我都把马厅长看得非常神秘，他本人就是无所不能的力量之源。现在这种神秘感消失了。一个人没有了权力，他不过就是他妻子的丈夫罢了。马厅长他也有求人拜码头的时候!圈子里的事，说一千道一万，赢了才是真的。在这里只讲结果不讲过程，正如人生只讲过程不讲结果。到了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那么一说。我们用不上力的，就竖了耳朵打探一点风声。在极度的焦虑中等了两个月，终于传来了好消息，马厅继任一届，孙之华调到省计生委当副主任。我松了一口气，这一大战役是赢了！我本能地感到马厅长的胜利与去年抗洪时与梅书记见的那一面是有关系的。碰到了袁震海，他的脸都成铁灰色了，好像刚从地狱中回来。我喊一声“袁处长”，他竟不理我，看来他打算破罐破摔了。他不理我，我倒把心放了下来，我根本不必有那么一种负疚之感。总有人要下地狱，他不下地狱，难道让我下地狱?过了不久在一次会议上碰见了朱秘书，说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封信是谁写的？脑膜炎啊，要不就是脑髓给狗吃了。”又悄声说：“梅书记也安了起博器呢，安了起博器就该退休？”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77、一种现象
六月里章副部长带着钟处长等人到厅里宣布了新班子的组成，马厅长再干一届，我被任命为副厅长。在这之前钟天佑就打电话来给我通了气，说我在民意测验中反映不错，马厅长也竭力推荐我。我觉得自己这几年韬光养晦低调做人的策略还是奏了效的。后来又通知我去办公室谈话。我想着我们老乡一起喝过酒玩过牌的，就带着很轻松的心情去了，还准备了随口说出来的玩笑话。一进门发现气氛不对，钟处长神情很严肃，我马上也严肃了起来。我一时就糊涂了，不知道哪种神情才是他的真面目。虽然我对这项任命早已知道，但在厅里的大会上宣布的那一瞬间身子还是震了一下，自己现在是省里掌握的干部了！像有一个火球在心脏的部位轰地一响，暖流迅速分布到了全身各处，四肢都有点麻酥酥的。我坐在台下看着章副部长的脸，一时忽然觉得他那样可亲可敬，自己从此与他就有了血肉的联系。在全厅干部的掌声中我上台讲了很短的一段话，这段话我在前一晚都背了很多次了。我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协助做好工作，这是讲给了马厅长听的，一是当领导就是为大家服务，这是讲给群众听的。我是真心实意这么想的，下了台却有了一点不太好的感觉，真心实意的话怎么也会显得虚伪？我想着大家现在不相信我，以后就看我吧。?
我决定继续奉行低调做人的宗旨。我揣测马厅长吧，孙之华的事肯定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十多年跟着转的人，说翻脸就翻了脸，他还敢相信谁？他那发现挑战者的眼光万一停在我身上，那就很难移开了。我又揣测周围的人吧，我九十年代初才开始起步，如今到了这个份上，很多人心里肯定都别扭着，我只能靠低调去化解这种别扭，不然这股情绪拧到了一起，一人一口唾沫也把我给淹了。?
跟马厅长说话我总是陪着一百个小心，哪怕别人都把我看成了他的人，我还是把这些小心陪着，这毕竟不是跟朋友说话啊！一句话没说好，就可能产生一条裂缝，而且这条裂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扩张，以至导致崩裂。有一次马厅长说：“厅里的工作还能抓住一些什么新的增长点，大为你替我好好想想！”我说：“该想的马厅长都想到了，再要想竟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了。”他笑着说：“是吗，是吗？”我事后反复体会他的笑声，觉得其中还有特别的意味，他用了“增长点”这个词，那一定是有所指的。有所指却引而不发，那一定是那个话需要我来说。晚上我把马厅长可能的想法反复搜索了一遍，忽然省悟到几年前曾向他提出搞厅史陈列馆的建议，后来自己觉得这个建议太过了一点，没再提起过，这是不是增长点呢？想到这里我犹豫了，凭良心说我不该去迎合这种想法，卫生厅建一个陈列馆？这个建议由我提出来，大家不会骂我？可如果马厅长真有这个意思，我装傻不提，也有人会提，我岂不被动？凭良心说提出这样的建议不是正常人的思维，更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做得出来的事，特别不应是我池大为来做的事。问心有愧，问心有愧啊!可圈子里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同，向上负责的第一条。刘跃进说我是政治动物，我不这么着行吗?我凭良心?我实事求是?我摔着了脑袋吗?缺氧吗?我没摔着脑袋又不缺氧，我就不能凭良心也没法实事求是，那太奢侈了。我把自己的犹豫对董柳说了，她说：“别傻呢，我们家有今天靠的是谁？靠人民群众？我们住筒子楼那么多年，人民群众谁说过一句可怜？人民群众是个屁！别说陈列馆不用你一分钱，就是用你几万块钱，那也是应该的，你前几年能拿得这几万块钱出？我生一波都是借的钱呢！”像往常一样，她一忆苦思甜就情绪激动，这又掏出手帕擦起泪来。我下了决心，反正马厅长想做这件事他就是要做的，我提不提都无关大局，还不如由我来抢了这个先手呢，管它妈的良心不良心。我表态说自己要为大家当好一个服务员，当时也确实是真心实意，可事情来了，首先得面对上面啊，我头上的帽子是哪里来的？没有了帽子我又是谁？这其实根本不是我可以选择的事情，这实在是神仙也没有办法的事情，更不用说俗骨凡胎的人了。大家要骂就让他们骂几句吧，他们骂几句毕竟还是不关痛痒。大家都说我不好马厅长说我好，我还是好，大家说我好马厅长说我不好，我还是不好。我不是我自己，我是一种现象。既然如此，我没有必要责备自己，换个人也只能如此。我有千想法万想法，还得把马厅长的想法当成最后的想法，势不可挡！荒谬的事情就是会堂而皇之地做起来，不必奇怪。这样想起来，闹一场“反右”再闹一场“文革”也实在没什么可奇怪的。下次碰了马厅长我说：“在马厅长您的启发下，我倒想起了一个增长点，我们能不能把厅史陈列馆搞起来？也让大家看看，这么多年来特别是这十年来，我们厅里走过的艰难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巨大成就”四个字脱口而来，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马厅长说：“你觉得合适吗？”我想着马厅长他想的万一不是这件事，我倒把这件事挑了起来，那连我自己都要骂自己不是人了！屎不臭，挑着臭!我试探着说：“我觉得倒是挺合适的，马厅长您看呢？”他说：“你觉得合适下次厅办公会你提出来，让大家议议。”在下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别的事情之后，我就把建议提了出来。其它几个人似乎有点意外，互相望望，又一齐看着马厅长。马厅长现在的威信已经登峰造极，讨论什么事情大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摸清他的意图，然后再表态。马厅长说：“大为同志有这么个想法，大家议一议。”几个人的发言都模棱两可，他们避免在马厅长态度明朗之前表明自己的态度。马厅长说：“刚才大家的发言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顺着大家的思路，看能不能这样？专门搞一个陈列馆，厅里也没有这么大一块空地，索性把临街的第二办公楼拆了，再把大门往东移，盖一幢像样的办公大楼，一楼就做陈列厅。房间多了我们可以租出去几层，充分利用码头好带来的商业机会，用租金来偿还贷款。”我马上说：“还是马厅长想得远，想得深，这样我们既改变了办公条件，又把陈列馆搞起来了，还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一举多得，利国利厅又利民。”事情在原则上就通过了，马厅长指派我会同基建处把具体方案弄出来。我提议建十二层，马厅长说：“怎么都是建，建就建出个气派来。”把方案改成二十层，一到四层为厅办公室，从东边楼梯上，四层以上准备作写字楼出租，从西边电梯上。我没想到马厅长有这么大的气魄，除了一楼做陈列厅有点可惜，这个构想其实是很好的。仔细想想，马厅长的想法实在是高人一筹，一幢大楼，就把陈列馆这个事实冲淡了。?
设计方案出来已经到了年底。好些公司到马厅长那里去攻关，要承揽工程，马厅长都推到我这里。我家晚上十点钟以后总会出现一些神秘的敲门声，来人也不拐弯抹角，开口就是回扣多少，提出的数字能叫人血脉扩张。我一再解释投标的事马厅长一定要插手的，厅里的领导都要到场的，我无法左右。这也使我有了一点感叹：马厅长为什么是不倒翁?他不贪这个利！不贪利的人怎么也倒不了。外面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百万千万富翁不知培养了有多少！一顶帽子的含金量，真不是老百姓可以想象的，他们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能力。胡一兵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七个投标的公司你都分别答应了，先拿五十万来押在这里，没投中退款，投中了就是百分之三，六千万的预算，那就是一百八十万。反正有一家公司投中，你不说一句话，就是一百八十万，落袋为安。”我想一想，赚钱真是容易啊，吹一口气！我说：“怪不得明明有那么多大酒店入住率都很低了，还有那么多大酒店在建造，不建国家的钱怎么流到他们口袋里去？有些人是怎么发财的，想都不敢想。”他说：“现在机会到你手中来了，只要你下一个决心。”我连连摇头说：“几百万拿到手里来，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拿了这些钱买不了别墅买不了车，又不能长出七八只胃来消化营养，还睡不着觉。”他笑了说：“可惜了这个机会。”又说：“要是天下人都这么想就好了，腐败也不用反了。”我说：“想一想马厅长可不简单，这么一大笔他不动心！他如果说要给哪个公司，我们心里知道后面有内容，还不装作想都不往那方面想？”胡一兵痛心疾首连声叹息：“可惜，可惜，可惜啊！”?
这天早上我去上班，办公楼前有一群人围看着什么，我走过去，那些人喊着“池厅长”，散开了。我一看是一封致马厅长公开信，对盖大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楼盖起来，厅里人均负债几十万，怎么办？把盖大楼当作自己的政绩纪念碑，对不对？用那么大的面积搞陈列厅，合不合适？我赶紧把公开信揭了下来，送到马厅长那里，马厅长看了说：“通知下午开全厅干部大会！”?
在下午的大会上马厅长说：“我们的工作也可能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欢迎同志们提意见，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嘛！当我的面提或者通过厅长信箱表达都可以嘛！提多么尖锐的意见我们都能接受，言者无罪嘛，可是──”马厅长眼睛望着台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是‘文革’的方式！非常不正常的方式！我不打算来追查写信的人，其实要追查也是很容易的。写信的人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是经历过‘文革’的，不会太年轻。第二是平时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喜欢发牢骚。第三，不会有很高的职位，以为自己受了委屈，找个机会发泄发泄。我们厅里符合这几个标准的人，就那么几个人。”他伸出手捏了捏，“就那么几个人。”我没料到马厅长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台下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听了心里是什么滋味？平时一个个都以为自己还算个人物，有尊严，现在知道自己是谁了吧？话就这么说了，你不听着？以后谁有千想法万想法，都装哑吧把嘴给闭紧！我不知道马厅长是不是真的心里有数，不禁也有点为写信的人担心，有你好瞧的了！不关你的事，负债也不要你还，你多事干什么？当好你的老百姓就算了！这些事连我都说不上话，有你说话的地方？卫生厅今天居然还有人敢碰马厅长一下，这是他想不到的，因此也格外恼怒。不知道他会不会叫我们把可疑的人逐一排查？说到清查我又想起了“文革”，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如果可能，我倒想阻止这种行动。散了会回到办公室，我说：“马厅长，我真的越想越气愤，想不到卫生厅到今天还埋伏了这样的人，保不定就是孙之华的残渣余孽!他不是针对哪个人的，而是针对我们整个班子的。如果不是觉得牵扯面太大，造成不良的影响，非搞个水落石出不可！”马厅长悠悠地说：“算了，只要这些人以后能够吸取教训，就算了吧。”这样我又觉得马厅长讲的那一番话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厅里有个决策，阿狗阿猫都跑上来提一通意见，那还了得？接受了意见不就等于承认了决策错误？特别是那些公开提出来的意见，哪怕说得对，也只能先顶回去再说，而且要坚持到底。一个人老是接受意见，还能说话算数当好家？还能在位子上坐稳?说到底并不是马厅长要拒绝，轮到谁谁也只能拒绝，这是由情势决定的，别无选择!在位子上久了，更是会形成习惯性的条件反射。马厅长也不是自己，他也是一种现象。既然如此，人们应该心平气和，换个人也只能如此。那写公开信的人还抱有幻想，还想讲道理，想形成对话，真是太书生气也太不明白世事了，他们还没有想透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今天马厅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以后看谁还敢乱说话？这样我更理解了马厅长，也理解了过去的一些事情，比如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人只有到一定份上，才能入骨入髓地理解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势。
78、人的问题
厅里决定由我分管中医研究院。为了我工作的方便，马厅长在原来的院长退休之后，特地把那个位子虚着。这样我每星期到研究院去上两天班，自己开车去，当了副厅长后有了车，我马上学会了开车，这样方便。在半路上经常可以碰到大徐的车接了马厅长过来。?
其实研究院也没有太多的事让我做，日常工作都由卞副院长卞翔处理了。人到了这个份上，对那些小事情就没了兴趣，只觉得繁琐。好在卞翔也不愿我多管院里的事，因此大小事情不厌其烦。我明白他的心思，但这样也好，我们各得其所。两个月后我提名程铁军升了副院长，又将人事科郑科长调到行政科去。他当年对我那样一副派头，我实在忍不住要出了这口恶气。虽然他见了我就侧着身子站住，脸上浮着笑，一副等着我作指示的神情，我还是决定不吃这一套。有一次他踮着脚走到我的办公室，试图对当年为什么没有接纳我作一点说明，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说：“说真的我还要谢谢你呢。”他一听笑就凝固在脸上，嘴半张着不会动了。过一会才醒了似的，一步一步退到门边，转身溜了出去。?
按照晏老师的交待，厅里的事情我能不管就尽量不管。很多次我都有那种想表达想发言的强烈冲动，但还是压下去了。晏老师说，马厅长是管事的，别人是办事的。这让我有点委屈，但还是把这当作一条原则。太能干太想表现自己是要遭忌讳的，跟马厅长共事的人，迄今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到最后，我希望自己能是一个例外，。当然，一旦马厅长作出了决策的事，我就全力以赴。我只对他负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到研究院这边来，到了这边我就有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感，这种感觉使我忍不住去想象古代帝王的心态。我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争取安泰药业股票上市，这件事已经在运作之中了。这只股票是五年前由研究院向省直卫生系统内部发行的，每股一元，当时筹了二千多万元，投到了研究院的中药厂，至今没有什么效益，钱却花得差不多了。气恼之中我真想把帐认真查一查，但这一查又会引发轩然大波，揪出一连串的人，安泰药业这块招牌也倒了，还上什么市？马厅长指示了不查，我也只好不查，让有些人空手套白狼了。原来买了股票的人怨气冲天，很多人守不住都流向社会了。因为无法分红，每股柜台交易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五毛多钱。?
我把院里的研究人员召集起来，反复讨论了，决定了将安泰保肾丹作为突破方向，一定要搞出在全国叫得响的中成药来。攻关小组是七个人，我就是组长，由我领街报了一个国家课题，又特地飞去北京活动了，也找了许小曼，批下来了。如果搞成了，让闲置在那里的机器转动起来，那是什么成色？人一辈子无非就是要做成几件事，这样才对得起自己这一生，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还不死死抓住吗？?
过了几个月安泰保肾丹搞出来了，临床试验的效果相当好，国家课题也结了题。有了这张王牌，股票上市的工作也有一些进展。我对有关的人交待了，上市工作的进展要绝对保密，厅里只有几个人知道。有一天我开车经过华夏证券西岭营业部，看见程铁军的老婆在门口跟人说什么，心中一动，就下了车，远远地观察，发现她在收集安泰药业的股票。一打听股票的价格，已经涨到了近八毛钱。回家把事情把董柳讲了，董柳说：“事情是你一手搞起来的，别人发了大财，你到时候两手空空，你想得过？”我当这个官时就下了铁一样决心，要向马厅长学习，不往发财的方面去想，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按说到了这个份上也应该如此，这就是道理。可是道理还有一种讲法，一个人到了一定份上，就要求他无知天欲，不为自己谋点什么，那可能吗？合人性吗?人是血肉之躯啊！这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人有偏见，有自恋，有特殊利益，因此他是非理性的，是不能从一个纯正的逻辑起点出发的。这个事实万古长存如日出东方一样明了，可大家偏偏要掩盖起来。应该怎么样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样又是一回事，道理无法局限人性。最近省里强调加强理论学习，可有几个犯了错误的人是因为不懂理论？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这道理也只好对着天讲罢了。睁了眼看，哪里的公仆不在利益的核心之处？为什么我偏偏要例外？身边的人都在利用位置优先信息优先的机会，合理合法地发财，自己倒被抛到了一边，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不犯法的钱，弯了腰捡起来就是，你不捡你不是傻瓜吗？人到了一定的份上，你想不发财，那也不容易啊！我说：“这个程铁军，这么多年没出头，他也乌龟似地把头缩着，看在老朋友的份上给他一个机会，他屁股就一撅一撅地沉不住气了，人它妈的怎么都是这个德性！”董柳说：“那你要人怎么样，他是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不是上帝造出来的。”我叹气说“是这个道理，真的没办法。”董柳说：“我明天也去收点股票回来，别人一捞就是几十万呢，吹灰之力！”我说：“你别去，你去了就别回来了。碰上了熟人，传出去好听？”她说：“我看见立交桥下有乡下人在收外币，后面有人请他们收的，我也去请两个乡下人。”我说：“你去登记身份证上董柳的名字早晚会传出去，别人不知道证券公司的人也会知道。”董柳说：“他们有纪律，不会说的。”我说：“没人想扔炸弹当然也就没事，到那天有人想扔炸弹了，他挖也要把这颗炸弹挖出来，你知道什么叫政治?”她笑了说：“我用我妈妈的身份证不行?还有人知道我妈妈是谁？”我没做声，但我明白她安排这件事去了。过了几天她有点沮丧地说：“安泰药业柜台交易价已经涨到一块二了，还收不收？”我说：“要说合不合算，三四块钱也合算。”她说：“早几个星期收的人，现在就翻番了，只有一个月一万变两万多，做什么生意也没这么快，只有印钞票才有这种速度。”去年胡一兵劝我在招标中做一点手脚，那是违规犯法的，上面还有马厅长盯着，也瞒不过他的眼睛，再说投标的公司翻脸怎么办？可眼下既不违规也不犯法，却有大笔的钱赚，怎么可能叫人心如止水？人都是从娘肚子里钻出来的，绝不了七情六欲啊。我对董柳说：“你过几天看看再说，一块二还是太贵了点。”程铁军的老婆五六毛钱就收到了，董柳却要一块二，她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她说：“程铁军还是你推上去的呢，还被她老婆抢了个先手。”这时我对程铁军有了一点看法，想着将来总经理的人选，还是优先考虑卞翔算了。
几天后我为公司上市的事去了北京，一些数据还要经诚信会计事务所重新审核，我就把材料拿回来了。开会的时候我沮丧地把上市的艰难性作了重点的强调，将材料交给他们传阅，去看几个人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但我想今晚可能有人睡不着了，过几天市场就会见分晓了。过了几天董柳说：“这几天安泰药业的柜台交易价猛跌，只有八毛多钱了，别人手中都像拿了烙铁似的，幸亏我们没有买。”又说：“有传说上市上不成了，材料都退回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跌穿八毛你就派人去买回来，家里还留点伙食钱就够了。”她不放心，一定要问我底细，我说：“你问那么多我就犯错误了。”?
又过了三四个月，安泰药业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上市了，我兼了董事长，还是让程铁军当了总经理，他比卞翔令人放心。开盘价竟高达九块多。我参加剪彩仪式回来，董柳已经叫董卉去把收到的四万多股全抛掉了，赚了三十多万，发财就像做梦一样，董柳兴奋之余还抱怨说：“就是你不把事情给我讲透彻，我还有几万块不敢动呢，要全买了，就是百万富翁了。”我想一想也是真的，别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我没费气力也不犯法就到手了，简直就不敢相信，可这是真的、真的。几天之后安泰药业涨到了十二块多，我简直不可理解。朋友问我内幕消息，我说：“小盘股潜质股，不过你最好不要买。”谁知一路涨上去到了十七块多，朋友对我都意见了。连朱秘书都打电话来问还能不能追，他是处级干部不能炒股，但他老婆在炒。我说：“叫我说是不能追。”结果涨到了十九块，我都觉得对不起他。我自己手中的货都是九块多就抛掉了，真是有苦说不出。又过几天董事会在我授意下发表了一个风险提示，股价才逐渐回落了。?
这天赖子云到我的办公室来，在门边站了，似乎是不敢进来。我指头勾一勾说：“有话就进来讲。”他慢慢走到我的办公桌边，我说：“坐。”手指点一点椅子。他摸着椅子边坐了，又站起来。这些年来我经常观察人的形体语言，我觉得圈子里的这种语言无比丰富而富于精细的层次感。你在一个人面前是否占有精神优势，这种优势大到什么程度，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记得赖子云前几年还是一个倔犟的青年，现在却变得这么畏缩了。现实从来不怕谁倔犟，一个人没有实力万事求人，他不可能只凭着精神的力量挺立。我要他坐下说话，他说：“不累，不累。”又说：“池厅长你来研究院主持工作有一年多了，我看你跟别人还是不同。”我说：“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他说：“我是实事求是。”我说：“说吧，说吧。”他说：“我真的从心里是这样想的，您……”我打断说：“说吧，说事情吧。”他说：“我，你看，我，我吧，研究生毕业都快八年了。”他一开口我明白他是为职称的事来找我了。我想着他也真的可怜，我自己就是这样熬出来的，也不知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惨呢。说心里话他的问题早就该解决了，还拖到今天？可我哪里敢把事情公事公办?马厅长理论学习不够，不懂这个道理？笑话。可道理怎么讲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操作又是一回事。要求人从理论出发，那不可能，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这也是人的问题。人是娘肚子里钻出来的，这个事实已经确定了很多的不可能。我在这个份上，大会小会上道理还得那么去讲，不讲不行，事情也得这样去做，不做也不行。尽管我不太理解马厅长的记恨怎么坚持这么久，但也只能按他的意思去做。要我跳出来主持公正？笑话。我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马厅长掌握的。我心里很同情他，脸上却硬了心肠摆出公事公办的神色。他看了我的脸色有些失望，凄苦地一笑，说：“池厅长。”这声音里的哀怜，只有苦过来的人才能体会出其中的份量。但我仍然面不改色，我这时如果在表情上退一步，让他抱有希望，那反而害了他。他说：“不知领导能不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那一年我跟在别人后面瞎跑，那是不对的，错误的，不正确的，荒唐的，也可以说是有罪的，罪该万死的。可是有罪被判了刑也该有个期限吧，总不至于是无期徒刑吧？事情都过去六七年了，也应该刑满释放了吧。”他这么说我真的想帮他一把了，如果不是事关马厅长，那真的是吹口气的事。可我现在不能按一般人的想法去想事情，总不能为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前程给砸了吧？他说到评不了职称的种种苦处，连老婆都觉得找了他是上当受骗了。他的苦处我完全理解，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声，马上又把手边的茶喝一口，又叹一声加以掩饰。我说：“你的事情我管不了，你知道，我没办法。”他说：“我让池厅长为难了。”我说：“我为难办得到也不要紧，当领导就是服务，就是要让群众满意，要为难的。但是为难了我还是办不到。”我建议他直接去找马厅长，他三十多岁的人几乎要哭了，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他告诉我，人民医院的郭振华去年五十八，想在退休之前评上主任医生，就去拜访了马厅长，承认自己在几年前犯的错误，希望得到谅解。当时马厅长和颜悦色送他同来，但在评审时，还是叫人事处把材料拿出来了，不让进入评审。这件事我早就听说了，但还是吃惊地说：“有这样的事？”就硬了心肠低头看文件。他站在那里发一阵呆，一声不响地出去了。我叹口气，摇摇头。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他今天进这张门不容易，郭振华进马厅长家那张门更不容易！郭振华快办退休了，他的日子还长呢。可惜我不是厅长，我是厅长就会给他一条出路，除了他，还有几十个人被压了这么多年呢。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就这么乖乖地被压着，居然没人喘个气。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是人格阳萎，可再细想下去，他们也只能忍着，不忍拿鸡蛋去碰石头吗?连他们自己都不跳一跳，当然也别想指望有人跳出来打抱不平了。我曾把这件事说给胡一兵听，他说：“现代社会有这样的事?”我说：“刘跃进说孔子死了，我看他老人家就没死，真死了就不是这样了。事情都是他老人家设计好的，凡事要讲一个秩序。孔老先生该死之处不死，不该死之处倒是死了，那些今天尊他老先生为圣人的人，安的就是这个心。”现代也好，古代也好，碰了不该碰的东西，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古今一理。
79、谁不可替代
可惜我不是厅长。这个事实像锥子一样扎在我的太阳穴上，并一直旋进去，锥尖就停留在大脑深处某个密实的部位，在那里钻出了一个等待填充的空白。焦虑和饥渴从空白之处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积聚了极大的心理能量。真有那一天我就说话算数了，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我觉得说话算数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生命的巅峰体验，而这个目标又是无止尽的。这时我更加体会到了权，还有钱的妙处。这两个东西不像饮食男女，满足以后就索然无味，而不能提供目标感。只有目标感才能使人觉得活着的意义，有成就，赋予人生这一场荒谬而虚无的游戏一种正剧意味。权和钱又是没有限度的，无限的目标才具有无限的魅力，人永远不会有停留在某一点上，而感到找不到方向的茫然无聊和厌倦。?
“你对厅里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马厅长最近有几次这样问我。第一次我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说：“我觉得每一项工作都很顺利，大楼也盖到十六层了，公司也上市了，要考虑的事情厅里都考虑到了。”当他再次这样问我，并特别提到有什么可改进之时，我才有了一丝警觉，他未必是在考我？我说：“就照现在这样就挺好的，要说改进，我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可改进的。当然省里部里再多拨些钱下来，还可以办几件事。”晚上我打电话给钟处长，先问春节聚会的事，顺便说了马厅长问我的事。他说：“我也说不清，你看看去年十一月七日的《中国人事报》。”他只能点到为止，但这就够了。我想如果到人事处去查找，贾处长是很敏感的，就干脆到省图书馆去了。这天的报纸有中组部部长的一个谈话，核心意思是要加快干部年轻化的进程，我心里怦怦地跳着，要抓住要抓住啊，不然这一等，起码又是四五年。?
春节那天我去晏老师家拜年，把事情对他说了。我的意思是在这关键时刻，有什么绝招没有？他在纸片上写了四个字：以静制动。又在反面写了四个字：两个凡是。我看了说：“懂了。”我现在什么也不做也不说就是最好的争取。出来时晏夫人说：“我家阿雅在郊区医院学不到什么技术，也不是个长法，能不能活动一下调到人民医院？”阿雅的事我知道，她在那里呆这么多年都忍无可忍了。她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陪上面来检查的领导打麻将。医院领导给她几千块钱，输光了就完成了任务。这算不算腐败也讲不清，至少不算行贿受贿吧，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追究吧。在这些时候，地位高的人永远是赢家。当然他也不傻，也知道自己是从何赢起，到时候是要回报的。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我说：“我不是厅长，哼一声就算数的，给我一点时间，半年之内。”晏老师说：“你别在现在为难他。”我说：“现在是有点为难，也许以后就不那么为难了。”?
马厅长再这么问我，我说：“我看厅里的事，凡是……只要是马厅长您的决策，都是经过了周密思考的，想有所变动也难。只要是马厅长您作的指示，我们都要贯彻到底的。”他说：“厅里的工作可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不少，你替我想想，不要有什么条条框框。”我沉吟了一会说：“想一想我竟想不出来，可能是我的思路还没打开。”他说：“这幢大楼，有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我想想是不是有点道理?”我轻轻一拍桌子说：“以前有人有想法，那还是眼光短浅，可以原谅，今天还这么说，那就是别有用心了。”他说：“还有一种说法不知你听到过没有?有议论说我们省卫生系统有些数据不那么准确，比如说湖区的血吸虫发病率?”我皱了皱眉说：“不会吧?几次抽样调查我都参加了。要说绝对的准确，那也是不可能的。我倒想这些议论后面是不是有什么动机?”他就不做声了。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省里已经找我谈了话，按中央的精神，六十岁以上的厅级干部要一刀切，我该让贤了。”我吃惊地拍一下大腿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可能！现在六十岁才人到中年，马厅长您经验丰富精力充沛，换了别人来掌这个舵，他掌得稳？”他说：“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我说：“我们与您配合工作已经习惯了，来一个新领导也难得适应。”又带了感情地说：“特别是我个人，一走上岗位就是在马厅长您的扶持下工作的，回头看我走过的脚印，都是马厅长引过来的，马厅长您可不能甩下我们就不管了!是不是我们几个人以某种方式向省里汇报一下厅里的具体情况，我们厅里情况特殊，别人实在也接不上手。”他摇头说：“不用了，我只希望后来的人能稳定大局才好。”我说：“还要能够听得进经验丰富的人的意见，不然就把我们的工作部署打乱了。”他有些悲哀地说：“从来的新人都是以否定旧人另搞一套来标榜自己，我看得多了。”跟马厅长接触已有十多年，第一次看到他有这种悲哀的表情，几次风浪中都没见过。悲哀居然跟马厅长有缘，这是想不到的。我说：“好在厅里几个人与您的工作思路都是一致的，不见得谁来了就另搞一套吧？再说他想搞就搞得起来吗?有我们在呢。”马厅长沉吟一会说：“我退下来的事已经定了，就不去说了，省里要我推荐一个人，为了保证工作的连续性，我想推荐你。”我连声说：“那怎么行，我……”马厅长指头一动截断了我的话，说：“你怎么不行？要学历，要学问，要职称，硬件都有了，年龄也正是时候，四十出头吧。掌握厅里全局的经验也有两年了。当然再过两年更成熟些，可惜没有时间了。”我几乎要流泪说：“马厅长，我真的不知怎么说。就凭你信任我，不管以后怎么样，也要把没做完的事做下去。”马厅长说：“当然我只能推荐，最后定还是省里的事。想跨出这一步的人多啊。要跨出这一步不是件简单的事！其实在十多年前你刚来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厅里的干部梯队问题，看出你是一棵苗子，血气旺了一点，年轻人嘛，放到中医协会去磨一磨你的性子。看起来你还是锻炼出来了。”离开了马厅长，我对他心存感谢，又想到连马厅长那么精明的人也会一本正经地担忧，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厅里的事情没有了他就不行。他是诸葛亮，别人是阿斗，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在圈子里浸泡久了，特别是在巅峰呆久了的人，你要他有正常人的思维，也难。人有偏见，有盲点，因此奇怪并不奇怪，正如荒谬并不荒谬。?
回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董柳，她喜得手足无措，双手在身上乱拍打。我说：“这点汗毛小事把你喜成这样，参天大树才发出一个芽来呢。”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到那天我看卫生厅就像今天看中医协会一样。她拍打一番又对我说：“你在马厅长面前可别做出这副喜滋滋的样子，他看了不舒服，心里转一个弯你就没戏了。”我说：“我还敢喜？我很悲哀的呢。”就表演出一种悲伤的神情，“这样可以吗？”我想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其它的几位副厅长肯定会不高兴，虽然他们会表示庆贺，但心里不高兴是肯定的。在圈子里呆久了，我形成一种看人看事的眼光，这就是从利益关系去分析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这是最可靠的，而友谊人格和道德的眼光都不太牢靠。圈子里的友谊是在精心计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具有民间友谊的自发性，一旦你不在其位，友谊就终结了。这种思维经过了多次的检验，几乎是百试不爽。这使我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些，而对人性的评价却更低了。春节后，马厅长这一任都不完就要下台的消息就传开了，看来厅里还有人在上面有信息渠道，这使我感到了看不见的对手的存在。为了减少敌意，我尽量地低调做人。有一天丘副厅长跟我说话，竟很随意地提到了马厅长将下台的事。他既然敢这么说，我想他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马厅长来日无多了。他说：“你知道厅里现在背了一亿多的债吗？这是一个炸药桶，只是现在引线还比较长，炸现在的领导是炸不着了。”我一听知道他在争取这个机会。炸药桶？你吓谁呢？又不是我个人欠的债，我怕？别说一亿，十亿也不怕，银行的人会到我家里去讨债？我说：“想起来还是有点怕人呢，上亿！这么大的压力，也要那么一个人来承受呢。”这样我把丘副厅长看成了主要的竞争对手，凡事我都得小心一点。?
三月份马厅长身体不好住院去了，去之前开了个厅务会议，提出由我来主持厅里的日常工作，这样我的接班人姿态就突出来了。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弄得不好随时都可能翻船。马厅长躺在病床上，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了如指掌。我按照以静制动和两个凡是的原则，除了处理非常事务，什么也不做，似乎厅里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大动干戈了。有一天我站在大院外看着已经升到十八层的大楼的框架，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么好的地方，一楼竟拿来做厅史陈列馆，实在太可惜了。我这种意识越是强烈，就越是体会到马厅长对这个问题的敏感，他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对马厅长来说，你隔几天去医院看望他并不是什么本质性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接班人会不会按既定的方针办，会不会对他这么多年的工作予以肯定？一个快退下去的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念想呢？特别是马厅长，他的历史意识又是这么强。按说圈子里的人都应该明白，人在一切都在，人不在一切都化为乌有，还能指望后面的人把自己的功绩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当今连知识分子都不抱这种希望了，当官的人还能抱着？可人对自己的偏见总是扭曲了人的智慧，把自己设想成唯一的例外。?
我回到办公室把基建处易处长电话召来，吩咐他尽快安排把一楼二楼的墙体砌起来。虽然我明白当街的那一面墙有一天还是要打开的，但现在却必须砌起来，让马厅长安心。浪费了几十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不能以常人的思维考虑问题。什么叫政治优先？易处长说：“按程序是应该等封了顶以后再砌墙体的。一楼还堆了很多材料，砌了墙运送就不方便了。”我说：“要加快进度。”又说：“留一条通道吧。”他还想解释，我做了一个无需多言的手势。他也许习惯了执行一些无法理解的指示，就不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