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慈禧入葬东陵的珍贵照片
慈禧太后举行“奉安大典”入葬东陵时的情景究竟是什么样的？2008年岁末，一批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的清末民初影像照片现身中国嘉德四季拍卖会上，一组慈禧大葬的老照片让我们从中窥见到这位清朝末期实际掌权者入葬大典的种种情景。在这些老照片中，有本小羊皮面的影集相簿，封面上印着“BB”两个字母。翻开旧相簿，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香港、澳门等中国城市的旧貌尽收眼底。据介绍，这是一位名为“BB”的英国法官的作品，它在清末游历时拍下了这个曾经辉煌到令西方人遐想无限的“天朝上国”。 其中首藏的一组21张反映1909年慈禧太后入葬东陵的照片极为珍贵。
在这组照片中，整齐威严的仪仗队站立在道路的两旁，中间留出了宽阔的道路似乎是在等待慈禧太后棺椁的到来，还有戴着清朝官帽的官员们身着白色丧服站在一起交头接耳，几位外国人四处张望看着眼前新奇的一切等等。
东陵照相案---摄影师被判10年入狱当时慈禧太后葬礼耗资巨大，国内外新闻界无不瞩目，但“奉安大典”在当时属机密事件，朝廷不允许随意拍摄。不过，当时天津著名的福升照相馆的4名摄影师为了拍摄灵柩移入东陵的现场实况，不惜重金买通了直隶总督，悄悄混入送葬队伍，一路沿途拍摄过去。但是，这4人很快就被发现揪了出来，还被清ZF拘捕并获刑10年，而那位直隶总督也因此丢了乌纱帽。这就是当时震惊国内外的“东陵照相案”，成为清末一大冤狱。后来，几位获罪入狱的摄影师究竟是否获释已无人知晓，不过，这些照片后来却流入民间。最终，慈禧太后“奉安大典”照片拍出6.72万元人民币。
嘉德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四季拍卖在征集拍品的过程中，一位资深收藏界人士拿出了这批照片，并经过了相关专家的鉴定。尽管无法详细考证当时摄影师们究竟拍摄了多少张反映慈禧太后“奉安大典”现场情景的图片，但这21张照片显然是其中的部分场景。据悉，如此多数量的反映慈禧太后“奉安大典”的图片在国内现身，这恐怕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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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位阿姆斯特丹《电讯报》记者的现场记录一九零八年十一月，京城的人们议论纷纷。只知道皇帝和太后都死了，而且濒死时遵循了几千年前的礼仪，即在满朝文武百官的注视下孤独地死去。没有人伸出手来安慰他们，因为没有一双手可以触摸一位濒死皇帝或太后的圣体。毕竟紫禁城的高墙是如此的坚固，而神秘外人永远无从知晓。
几个月前，光绪皇帝被葬在离北京有4天路程的清西陵，那儿安葬着雍正、嘉庆、道光等大清皇帝。而现在，报纸上已经充斥了有关慈禧太后葬礼的报道。
慈禧太后死于一个现代科学文明已经光临中国的年代，但她死后葬礼上所演出的却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礼仪。
早在八月份，就已经烧过大量用纸糊的冥财。这些东西都代表了她所心爱的财物，做工精巧逼真，惟妙惟肖。它们包括钟表、梳妆台、烟杆，以及一大群纸糊的假人，后者将在冥间伺候慈禧太后。
另外，纸糊的新军士兵也排成队列，它们将于举行葬礼的两天之前在紫禁城至宫门之间的某个地方被焚烧。按照一般的说法，它们都是被派到冥府去打前站的。
然而，就像报上一篇文章所发问的那样，假如孔子和孟子在冥河的那边看到这些穿现代欧洲军装的士兵们，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当他们看到，作为随葬品被烧掉的并非祖宗传下来的中式轿子，而是一辆优雅的欧式布鲁厄姆车，即一种驭者坐在车厢外的四轮马车，还有两匹身材高大，有灰色花斑的欧洲马，轮胎和欧式油灯时，又将会是多么的惊愕？
盖着金黄色柩布的太后灵柩被缓慢而庄严地抬过了北京灰色的土丘，那里面躺着慈禧太后的尸体——这最令人恐惧和最受人崇拜的女人，上世纪最伟大的女皇，一位尝遍了生活和权力之酸甜苦辣的女性。当她藏匿在灵柩中从我身旁经过时，我尊敬地脱帽致敬，向这个敢于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高雅艺术家鞠躬敬礼。我肯定不会忘记这个日子，1908年11月9日，是一个阴霾的冬日。
凌晨6点，天上刮着刺骨的寒风，我身裹裘皮大衣，坐在一个旧黄包车里，穿过空旷的街道，向东直门赶去。在东直门外的一个小土丘上，外务部官员们专门为各国公使馆所介绍的在京外国人搭建了一个带顶棚的看台。
在东直门内附近，还有一个单独的亭子，这是为各国外交官、尊贵的商业权贵，以及报界记者们所搭建的。我本来可以作为阿姆斯特丹《电讯报》记者在那儿申请到一个位置，但我知道在这东直门内大街上是看不到普通老百姓的。
但要在城外把老百姓全都赶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北京到清东陵有75英里的路程，而且那天凌晨，北京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源源不断地涌出了东直门。我觉得在东直门外观看送葬的行列将会更有趣和更有代表性，尽管这样做的话，我就会看不到走在送葬行列中的在京外国人代表，也看不到摄政王，因为他们到了东直门附近的那个亭子那儿，就不会再往前走了。
在举行葬礼的好几个月之前，去清东陵的道路就已经被修缮，清东陵内安葬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和同治等大清皇帝。西太后的陵墓没有建在埋葬光绪皇帝的清西陵，此事决非偶然。在修路过程中动用了蒸汽压路机，亲王和高官们还巡视了道路的情况。人们尽了一切努力来为已故的慈禧太后准备这条道路，以便使金色华盖下的金黄色灵柩能够庄严顺利地经过这条道路。
从我所住的使馆区乘坐黄包车到东直门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在前半个小时内，我沿着哈达门大街飞奔疾驶，因为街上几乎看不到人。但是在东直门右边的一条小街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人群。整条大街上都站满了武警和步兵，模仿日本的中国新军看上去精神饱满，做事有条不紊。马车、骡车、骑者和黄包车正从西面和北面源源不断地赶来。
在东直门附近，我遇上了极度拥挤的人群，要是在欧洲的话，我会对此感到害怕，但此时我却是泰然处之。置身于苦力、车夫和骑者的叫喊声，以及马嘶驴叫声之中，我静坐在黄包车里，安详地抽着一支雪茄烟，知道暴力决不会发生。一会儿，我的脖子边出现了一个马头，一会儿又差点拥抱一头温顺的小驴子，就这样一步步捱过了东直门的门楼，来到了四方形的瓮城里，那儿站满了中国士兵，并且通过箭楼来到了城门外的一片开阔地。那儿有成百上千的骡车运载着城外的人翻山越岭，朝这儿赶来。
在凌厉的寒风和来自戈壁滩的风沙中，经过了半个小时的上下坡，我终于来到了可以观看送葬队伍的看台处。在外务部的门口，有一些神情严肃，会说英语的官员们在接待客人和收取入场券。没有得到通过公使馆发放的入场券是不容许进去观看的。
亭子前面的道路上挤满了人，他们好奇然而并非无礼地瞪着那些被称作“番鬼”的洋人。送葬队伍如何能通过这儿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整条路都完全被堵死了。在七点或最迟七点半的时候，所有的来宾都得到齐，因为那时所有的道路都要被封闭。七点一刻时，送葬队伍离开了紫禁城，但一直到了十点半，从亭子里的看台上才终于望见了送葬的队伍。如何能在瞬息之间就清理出一条道路，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穿着现代军服的中国骑警骑着蒙古矮种马来到了这儿。就像是施了魔法一般，道路上成千上万的旁观者全都被赶上了小土丘。没有发生任何搏斗和争吵，在欧洲也许要半小时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儿只用了瞬间的功夫。jc们骑着灵巧的小矮马，潇洒地跑在路上，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清空了道路，使大家都站到了小土丘顶上。
从城里出来的送葬道路大多是下坡路，道路两旁都是小土丘，因此从亭子那儿可以把送葬行列看得非常清楚。打头的是一队穿着现代军装的长矛轻骑兵，装束齐整，举止得体；接下来是由仆役们用手牵着，成一列纵队的小矮马；再后面就是一大群身穿猩红色绸缎衣服，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大约有几百人，他们轮换着抬灵柩。
紧接着又是另一队长矛轻骑兵，在他们的长矛上飘扬着红色长条旗，后面跟着马枪骑兵。他们属于皇家禁卫军，身穿有红镶边的灰色军衣。后面又有一排排穿着红衣服的仆役，举着绿、红、紫、黄等各种颜色的旌旗和低垂的绸缎条幅。那些举着鲜艳旌旗的仆役行列没完没了，似乎他们把皇宫里的旌旗全都搬出来给已故太后送葬了。
再往后是一个奇异而庄重的场景，三匹排成一列纵队的白色小矮马分别拖着三个装置在四轮轻便马车上的轿子。在我身后有人解释说，这些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轿子，那些白马也是她的宠物。后面跟随的其他白马身上都有黄色绸缎饰物。这个由小矮马组成的队列行进时缓慢而又悲怆，此情此景令人为之动容。
接下来是来自戈壁滩的高大骆驼，满身绒毛，体格壮硕，就像是远古时期的怪物。它们成二列纵队，行走在道路的两旁。它们背负着用黄绸包裹的搭帐篷必需品，因为这个送葬行列在到达清东陵之前要走整整5天的路程。这一队行列是多么具有东方色彩！首先是披着黄绸、色彩鲜艳的轿子，然后是白色小矮马，而现在则是高大而威严的骆驼。这情景离我们的时代是多么的遥远。
一时间，送葬行列中出现了一个空隙。接着又有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仆役，杂乱无章地在我们面前经过。路中央有一个模样怪异的家伙，嘴里正在嚼着一大块面包。在一些穿黑衣服的官员走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空隙，之后还是杂乱无章的仆役队伍。接着突然出现了两顶用金黄色绸缎装饰，并由轿夫抬着的轿子，还有一些相当欧化的现代葬礼花圈，然后又是一个空隙。
刚才被经过的马匹和骆驼粪便弄脏了的路面现在又由仆役们打扫干净。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前面的只是一种开路的仪仗队，因为后面的队伍一时还看不见。
但是在远处土丘之间的下坡路上很快就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旗帜。猎猎红旗映衬着天空，一排排的骑兵向我们走来；更多的黄色轿子自上而下地过来，在这些轿子的后面，闪烁着一团耀眼的金黄色火焰，体积大得吓人，而且离地面很高。慈禧太后的灵柩非常缓慢地向前挪动着，方形的灵柩上顶着一个偌大的金球，而且是用一块边幅很宽的织锦罩起来了。它被一百多个轿夫用长长的竹杠抬着，高高地耸立在他们的头顶上，以威严而庄重的方式向前移动。早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太阳就已经升起，使得那个灵柩上的黄色绸缎就像是天上的一道燃烧着火焰的金色河流。
我平生首次意识到这种黄色是代表皇帝的颜色。那金色的灵柩前面有数百面黄色的旌旗作为先导，那些旗帜被人们用红色和金色的旗杆高高地举在空中。
接着来了一大群身穿飘逸的长袍和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他们的后面是一批身穿紫红色长袍，上面有象征长命百岁，用金线刺绣的“寿”字。这些人也手持黄旗。到处都是一片黄色的海洋，有无数方形或圆形，上面绣满了龙凤的黄、绿、红、蓝等各色旌旗。在其他浩瀚如云的轿子、小矮马、旌旗和丧旗的后面还跟着一大批身穿深黄色袈裟的喇嘛和尚，他们分别来自西藏和蒙古。
最后一大批清朝的高官走上前来。他们身上只穿着黑色的丧服。他们的官帽上摘掉了表示官衔的饰物，即红珊瑚和蓝宝石顶子，以及孔雀羽毛。他们是大清王国最高层的官员，其中包括了亲王、御史和大臣。所有的人都带着哀悼的神情从我们面前经过，衣着质朴，就像老百姓那样，身边都未带随从。
庞大的灵柩现在已经离我们很近，距离地面很高，这个用黄色织锦覆盖着的庞然大物像一团火似地燃烧，闪耀，发光，释放出明亮的金黄色。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代表中国皇族和只有皇帝才配穿戴的黄颜色，任何人如果僭越违规是要杀头的。它由一百多个轿夫抬着，缓慢地向前移动。它前进的行程是如此的困难和复杂，恰似这黄澄澄的灵柩是一沉重的纯金块，其柩衣也好像是用金属，而非织锦制成。在阳光下，它显得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在这个皇家的金黄色灵柩中居住着一个以蓝凤凰与红花为象征的造物。沿路的士兵们全都持枪致敬，外国公使的警卫们也都向灵柩敬礼。
现场像死一般的寂静，站在土丘上那成千上万的人们也都静穆无语。就像一位女神正从他们面前被抬过，其灵柩一摇一晃，庄严地向前挪动。
有一位喇嘛用小木鼓敲击出了轿夫们抬灵柩的步伐节奏，木球击打着羊皮，在令人抑郁的寂静中发出一种冰冷和阴沉的声音。
看台上所有的西方人来宾都站起身来，脱掉了他们的帽子。那个庞大的灵柩就这样在我们的面前经过，那蓝色的凤凰在柩布上翱翔，红花在鲜艳的金黄色绸缎上怒放，交织出一种斑斓的色彩。灵柩顶上的金球像太阳一般放射出光芒，那黄色的绸缎流光异彩，耀人眼目。
慈禧太后就是这样辞别了人世，这位奇妙而可怕的女皇。在其老迈灵魂的驱动下，跟现代世界展开了一场悲剧性的决战。然而她也有足够的勇气来启动新时代的改革。正是她于1900年命令甘肃将领董福祥攻打欧洲驻京公使馆，这个女人只要一皱眉就会令总督们心惊胆战，一微笑就会给他们带来荣耀和财富，一生气就会使他们身败名裂。
人们把她抬出了北京的城门，并且穿越过灰色的土丘。这位一生充满传奇，不顾及任何事物和任何人，其意志即是法律的女人，如今已成了一具冰冷和枯萎的尸体。她是神圣和古老理念的最后一位代表——当另一个新的黎明降临在这个已经成为世界未来一部分的奇妙王国时，上述理念就会已经随她一起死去了。
我深信随着慈禧太后堕入湮没无闻的冥世，眼前这一切也成为了神圣皇权的一个葬礼。这种神圣皇权据信是由上天授予天子皇帝，使之成为万民顶礼膜拜的半神半人。虽然我因这个浪漫神圣皇权梦想的破灭而眼眶里含着眼泪，但一想到现代的新思想正在把这个信息传播给亿万人民，使他们从内心感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天神，我的嘴角便又露出了一丝微笑。 徐广源，紫禁城学会理事、清宫史研究会理事。参加过多个帝后陵墓的开启和清理，亲手整理过慈禧的遗体、并在淤泥中找到了香妃的头颅骨。他在10月3日《羊城晚报》上撰文披露了二十多年前重殓慈禧的经过。 1908年11月15日，慈禧病死，1天后大殓，被殓入棺内。1928年7月初，孙殿英匪兵盗掘了慈禧陵。时隔一个多月，溥仪派载泽等人到东陵进行重殓。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清东陵文物保管所为清理文物，决定开启慈禧内棺，日期定在1983年12月6日下午下班后。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目的是不影响白天游人参观。为清理慈禧内棺，组成了一个清理小组，共13人。 慈禧内棺通体朱漆，顶部四面收起，呈坡状。棺长225厘米，前高98厘米、后高91厘米，前宽128.5厘米、后宽123厘米。四壁内外均阴刻藏文佛经，填以金漆。棺盖上有9尊团佛像和凤戏牡丹图案。整个内棺基本完好。在棺与椁之间的夹缝间，发现了一堆堆被老鼠咬碎的糖果皮、水果皮和纸屑等，这些杂物整整装满了一铁簸箕。工作人员周大明、王江小心翼翼地开启棺盖。棺的两帮与棺盖之间用4个木榫连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棺内。 一件黄缎大被把棺内盖得严严实实，被上盖着一件黄缎袍，袍上又盖一件坎肩……显而易见，这是1928年溥仪派人重殓后的原状! 所长宁玉福当即果断地决定：不准接触棺内之物，立即盖上棺盖，恢复原状。大家迅速撤出地宫。几位领导连夜开会，作出两项决定：(一)将开启慈禧内棺一事迅速上报省和国家文物局；(二)暂时关闭慈禧陵地宫，保留现场。 1984年1月4日，国家文物局派来5人，有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的专家，有录像师。 1984年1月5日早饭后，清理小组成员及相关人员进入慈禧陵地宫。一切行动都在摄像机的镜头下进行。 开启棺盖后，在专家的指导下，我小心翼翼地依次揭取了蓝缎坎肩和黄缎袍。每次揭取前，都要拍照片，量尺寸。揭开黄缎袍后，在黄缎被的上面发现一个黄绸子小包。我左手托着小包，伸到摄像机的镜头下，用右手慢慢打开，里面是一颗牙齿、二节指甲。指甲一长一短。这个小包是1928年溥仪派大臣在重殓慈禧时所包。这些慈禧生前掉的牙齿、剪下的指甲，在她入葬时盛放在什么器物里，放在什么地方，清宫档案和其他史料均无记载。而且慈禧生前可能不会只掉一颗牙，更不会只剪下二节指甲。其它的牙和指甲哪里去了呢？盗陵匪徒肯定不会拿走，只能是当成废物随手扔掉了。 取走黄缎袍后，下面是一条黄缎团龙大被，将棺内盖得北方向的条形凸起。这个部位下面是慈禧的遗体。我在王江的协助下，用一个长纸筒将黄缎被慢慢卷起。 慈禧遗体保存得比较完整。她头朝北，脚朝南，仰身直卧。脸和遗体的上身被黄绸子包裹着。下身穿着裤子，已严重褪色，一时难以辨别原来的颜色。裤子上绣满楷体“寿”字，每个寿字长7厘米、宽6厘米。这条裤子与已从地宫里清出来的“福”字上衣，正好上“福”下“寿”，合为一身。两只脚上也裹着黄绸。揭开黄绸，只见两脚被一条紫红色绸带捆着，其中右脚穿着白绫袜子，左脚赤裸，袜子放在左裤腿上。揭开脸及上身的黄绸子，遗体的真面目才完全展现出来。她的头微向左偏，两眼深陷成洞。有些花白的头发一部分披散于胸前，一部分顺垂于右侧。右手搭放在腹部，左手自然垂于左胯外侧，腰间扎着一条丝带。胸部袒露，皮肤贴在了骨头上。虽然肌肉无存，遗体上还有许多裂口，但全身仍然皮骨相连。我用钢卷尺量遗体，全长153厘米。以此推断，慈禧生前身高当不低于160厘米。 遗体下面铺着一件黄绸里蟒缎褥。褥子下面是一块长条木板——如意板。这是当年抬遗体用的，没有撤出。我们就是用这块如意板又将慈禧遗体抬出棺外。如意板下面铺着一层厚约10厘米的锯末状物，到底是什么，至今也不清楚。国家文物局的一名专家往棺内喷洒了防腐消毒药液，然后又将慈禧的遗体抬进了棺内，按原状安放。文物局的专家再次往棺内喷洒药液，然后盖上棺盖。这时木工已将残破的外椁维修好，随即将椁盖盖上，一切又都恢复如初。 姓氏：叶赫那拉氏出生：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十日 属相：羊父亲：惠征丈夫：咸丰帝奕子女：1子即同治帝入宫：咸丰二年(1852)五月九日封兰贵人：咸丰二年（1852）二月十一日封懿嫔：咸丰四年(1854)二月二封懿妃：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日十六日封懿贵妃：咸丰七年(1957)正月初尊为皇太后：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二日十八日最得意：实现了垂帘听政最大遗憾：大清国越来越衰弱卒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享年：74岁二十二日未正三刻入葬：宣统元年(1909)十月陵寝：菩陀峪定东陵初四日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恭钦献崇熙皇太后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 作为历史人物，慈禧可谓是名人了。咸丰皇帝死后，年仅26岁的慈禧开始“垂帘听政”，这一垂帘就是48载。在这四十八年中无人能撼动她的地位，也无人能挑战她的权威。这样一个视权力如生命的女人，死后的陵寝是什么样的呢？ 在咸丰皇帝的陵寝定陵的东侧，有一处陵寝被称为定东陵。咸丰皇帝的两位皇后慈安和慈禧都埋葬在这里。慈禧陵和慈安陵并排而建，之间只隔了一条马槽沟。从外观上看，这两座陵寝的建筑规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走近细看，就会发现慈禧陵的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了慈安陵，这是为什么呢？ 慈禧陵和慈安陵是1873年7月同时动工兴建，又于1879年5月两陵同时完工，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到的。按理说，慈禧在名分、资历、地位上都逊慈安一筹，两座陵寝同时兴建，同时建成，规制又相同，这对慈禧来说应该满足了。但是，慈禧处处都想高人一等，生前她的地位是越不过慈安了，死后为什么不能呢？所以，她不甘心自己的陵寝与慈安的等同。 机会终于来了，公元1881年3月，45岁的慈安突然病逝了。从这一刻起，慈禧不仅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裁，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了。公元1895年，以自己的陵寝年久失修为由，60岁的慈禧开始重新修陵了，而此时的慈安也只能躺在一旁的地宫里，眼巴巴地看着了。 重修了13年的慈禧陵，堪称清代陵寝中最豪华的一座陵寝。据说此次装修仅贴金一项就用去了4592两黄金，奢侈程度可见一斑。另外，在慈禧陵隆恩殿周围的69块汉白玉栏板上，布满了“凤引龙”的雕刻图案，一只回首顾盼的翔凤和一条昂首向前的行龙，穿云舞动，惟妙惟肖；还有那大家熟知的“凤在上龙在下”的丹陛石，处处都能显示了其主人的地位和尊严。像这样明显的凤压在龙头之上的雕刻实属罕见，它足以证明慈禧有着多么强大的权力欲。 公元1908年11月，慈禧病逝了。入葬时，棺椁内装满了奇珍异宝，其价值多少已无人知晓。 公元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由，直奔慈禧陵。他们炸开地宫，劈开棺椁，将慈禧遗体从棺椁中扔出，把所有珍宝洗劫一空……。 清东陵有什么 清东陵是清代的皇陵之一，清代的皇 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在河北省。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北倚昌瑞山，南靠金星山，东邻倒仰山，西傍黄花山。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系顺治皇帝亲选的陵地。另一处则是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与东陵相对。东陵南北长约125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这里有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五座帝陵，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孝忠章皇后的孝东陵、孝贞显皇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孝钦显皇后（即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等皇后陵，此处还葬有136位妃嫔（其中有身体能够发出异香的维吾尔族女子香妃）、三位阿哥、两位公主。东陵共葬有161人。 东陵的中心是昌瑞山主峰下顺治的孝陵，其他各陵均以孝陵为中心依次排列两边，昭西陵、惠陵、惠妃园寝和公主陵单成体系。诸陵中以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规模较大，裕陵始建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历时30年方告完工，耗费白银达180万两。 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亦是气势不凡，十分独特。在隆恩殿前有一块“凤压龙”图案的丹陛石，这在清代的丹陛石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周边雕刻缠枝莲花，中心为丹凤展翅凌空、穿云俯首向下，丹凤之下一条蛟龙曲身出水，腾空向上，全部采用高浮雕加透雕的手法，玲珑剔透，构图别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慈禧垂帘听政操掌清朝政权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背景。 孙殿英为什么要盗墓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河南永城县孙家庄人。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他还当过鸦片贩子、“庙会道”的头目。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陕州躲避。由于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县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他匪首被憨玉春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胡匪出身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孙，委任孙为第五师师长。在张宗昌的羽翼下，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部粮饷。部下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其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上峰若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着“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 另一促使他盗陵的原因是耳闻目睹东陵陵区被破坏的景况。当时孙殿英的十二军正驻扎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东陵自建陵以来，一直设有护陵机构守卫，那里有管陵人员，并驻有旗兵、绿营兵守护，还有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自1914年（民国三年），经内务部将东陵红桩以内地区划归清室管辖后，守陵人员就以薪饷无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名，由护陵大臣报请清室，准予开垦土地，用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今河北省）省长曹锐以查办天丰益铺商盗买陵树为名，派兵一团查抄没收天丰益在东陵地区的一切财产，并设立垦植局。至此，东陵完全落于北洋军阀之手。垦植局实际上是公开盗伐陵树的机构，东陵陵树多次遭劫，“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昔日群松蔽日、苍翠郁郁的青山，至1928年已变成秃山了。 更有甚者，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军阀和当地土著人偷盗拆毁，先是各庙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房、槛框、窗棂被拆卸一空。1927年，惠妃陵被盗，殉葬珠宝被洗劫一空，惠妃尸身弃置棺外。1927年冬，奉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岳兆麟到马兰峪收编土匪，当地土著人马福田被委以团长职。1928年6月，马福田率部由保定开赴滦县，探知马兰峪空虚无兵，遂率部于深夜占据马兰峪，改易国军旗帜。马福田向来不安分，早对东陵宝藏垂涎，只是没有机会下手。孙殿英部开驻遵化县时，沿途屡见被拆毁的东陵殿宇木料大量外运，孙殿英心里直发痒。 孙殿英找到顶头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他诉说了苦衷。也是好赌的徐源泉没有理睬孙的诉苦，两手一摊，“唉，唉”叹息了几声，说：“蒋总司令手头也紧张，还要对付共产党，耗资巨大。希望兄弟们以精诚团结为重，再忍耐一时。” 孙殿英唯唯诺诺地说了一通“理解上头的困难”等漂亮话，接着凑到徐源泉耳根，很机密地说出部下有人建议掘皇陵筹款发饷。徐源泉一听，先是一惊，继而平静下来，他也觉得这是发大财的好机会，但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没有说行，也没有表示反对。孙殿英一看这阵势，心中窃喜，总指挥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是默认了。于是他决定放手大干。 盗墓找不到入口
孙殿英把几个师长叫来商量了一番，几个师长当然积极赞成。1928年7月初，在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第十二军的布告，告示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并限令演习区域的居民必须从速迁出，否则发生意外概不负责。老百姓看了布告，谁敢不搬出，连那些守护陵寝的旗丁，也一个不剩地出了陵区。孙殿英唯恐泄露机密，又在陵园四周设置警戒，不许任何外人入内，并散出谣言，说陵园四周布有地雷。这样一来，更没有人敢靠近陵区一步了。与此同时，驻马伸桥的孙殿英部第八师师长谭温江率部向马兰峪马福田部袭击，激战数小时，马部不支，队伍溃散。 之后，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率工兵营等部开始在东陵掘墓。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急了，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两腿直打颤，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但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这罪，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古时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那么这姜石匠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奇事。原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他的命。当时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得很，这只不过是历朝沿袭下来的骗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别想活着出去。这个姜石匠当时已40多岁了，几天前听乡里人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可把他喜坏了，现在要他留下来，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地拼命跑回家，这样才算捡了一条命。 深更半夜，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姜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姜石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吓得小腿肚子直抽筋，跌坐在椅子上。姜石匠想，我怎么能做出出卖祖宗的事呢？孙殿英用元宝、金条来引诱，姜石匠还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经不住用刑，死了，我哪儿去找墓道入口？于是又没有上刑。孙殿英把桌子一拍：“他奶奶的，不说？把你儿子抓来，老子非扒了他的皮不可！”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孙手下的人出门，姜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石匠的带引下，墓道口找到了，但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的是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打开石障，但还是无济于事。时值夜半，掘墓的官兵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瘫倒在地上。孙殿英一看急了，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火索。只听“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刹时“嗖嗖”——一股股阴霉气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直往后退。“他奶奶的，还不赶快下去！”孙殿英吼道。于是掘墓官兵提着马灯战战兢兢地沿墓道往下，孙殿英又吼道：“他奶奶的，谁也不许胡来，谁胡来我崩了他！”又命谭师长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携宝潜逃就打死谁。 这些官兵带着恐惧穿过墓道进入地宫，但见石条供桌上的珠宝闪闪发光，真像阿拉伯著名小说《一千零一夜》里“芝麻开门”后的情景。已半年没发薪饷像饿牢里放出来的这些匪兵，已顾不得许多了，一拥而上，将供桌上的殉葬宝物抢得精光。然而他们贪心不足，又以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打开，那满棺的金银珠宝更是灿灿莹莹。匪兵们又群起向棺里扑去，将棺内珍宝劫掠一空。抢掠中，慈禧尸骸被扯出棺外；在争抢尸身宝物中，尸首被分拆，惨不忍睹。有三名军官为争夺宝物互相残杀，死于地宫内。匪兵们在撬动棺木时又发现一个地洞，复又将地洞宝物抢光。 慈禧墓盗毕，孙殿英又命挖乾隆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更富丽堂皇，其尸身已腐化，仅剩头发和肋骨等。匪兵们进去后，同样将乾隆棺的宝物抢劫一空。之后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人说顺治帝于生前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遂拟掘康熙的景陵，正欲动手，不料石下沟中流出黄水，后畅流如瀑布，顷刻地上已积水二尺余，故又未动手。7月11日，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孙殿英部满载开拔西去。 盗到了什么 乾隆和慈禧都是清史上的显赫人物，不言而喻，两墓中的随葬珠宝一定是车载斗量。既然两墓皆被盗掘一空，那么孙殿英及手下官兵的所得一定十分丰富。关于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究竟有多少，如今故宫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据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从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所载，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 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孙殿英、谭温江等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8月4日，青岛jc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36颗。据张交待，其还在天津卖了10颗，得币1200元，这46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46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万元。与此同时，在遵化截获所谓国民ZF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由此可见孙殿英部所盗宝物之巨。 东陵被盗一个多月，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国民ZF方面虽派过大员勘查，却无善后办法。寓居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闻讯后痛哭，即在张园设灵祭奠，并电召北京皇室宗亲以及清室遗臣速来津商讨善后事宜。一连两天两夜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70余人乘车驰赴东陵。到东陵后，首先对乾隆、慈禧二陵及其他陵进行勘查，然后着手帝后的复葬。原打算按乾隆、慈禧长幼辈序，先重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到普陀峪定东陵复葬慈禧。当然，在这些清室遗臣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况。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复葬。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ZF，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ZF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 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战犯收留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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