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尤：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

踏浪行歌 发表于 2005-9-21 20:52:00

● 子尤
（编者附言）：《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并非一本新书，它已曾令无数人黯然泪垂。但看到一个15岁少年的读后感言，我们似乎才发现故事的另一种意义。 

子尤，1990年4月10日出生，家住北京。2004年3月他被发现患有纵隔恶性肿瘤，接受了纵隔肿瘤和右肺上叶切除术及四个疗程的化疗。其后，他的骨髓造血功能受到较大的损害，至今住在医院里。 

与妞妞同年同月生的子尤，对《妞妞》有天然独特的视角。他站在孩子的立场，直接地叩问每一个成年人对未成年生命的态度，提醒我们怀疑自己的“习惯成自然”，看到“对方”的立场和理由。 
 刊发此文，仅为呈现另一种观点，触动另一种思考，而并非褒扬或针砭任何一种意见。

很早就听说了《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那本书长久以来都静静地躺在家中的书柜里，虽然故事情节非常熟悉，我一直没有认真看过；在学校上课时，我们学过作者周国平的散文，由此得到的印象，他是个对于世界看得很深很深的人，文笔也好。但都只限于远距离的观望，没能近看。 

去年3月患了癌症后，我体验了生与死的滋味，亲与爱的滋味，希望与战斗的滋味，当妈妈将《妞妞》带到我手中时，我马上急切地翻看、体会。因为，我就是另一个故事版本中的妞妞，我与妞妞同年同月生———1990年4月。 
 我用孩子的目光和一位父亲的目光对视，我以癌症患者的身份和一位癌症患儿的父亲对视。

一

我不敢置信于他们这样的决策——等；我不敢置信于他们的思想——将恶性肿瘤与死亡画等号……
我想告诉读者“争取生命”这个词的意思。

从书的第一句，“妞妞是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所医院里降生的”，我的心就被作者的笔幸福地牵着走。我相信，一本书的好坏，一看它的开头就知道了。从《飘》里的“郝斯佳长得并不美”到《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那句“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都有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我想象着整整15年前，幸福的父亲开始写札记。感叹诞生的奇迹，奇迹的诞生，说“你来了，我们才第一次有了家”(30页)，“你是爸爸最得意的作品”，“我整天坐在摇篮旁，怔怔地看你，百看不厌……最美的是你那双乌黑澄澈的眼睛”。“此时此刻，即使请我到某个国家去当国王或议员，我也会轻松地谢绝的。”(31－32页) 

我已经看到了妞妞，我看见了她的眼睛，美丽的眼睛，她也发现了我在看她，于是开心地笑了。妞妞！与我一般大的妞妞！ 

不幸降临到这个欢乐的家庭里，坏消息接踵而至。但父亲的表现，除了可以理解的心痛和悲伤以外，很多举动与心理，我却觉得难以理解——— 
 当大夫告之孩子得了恶性眼底肿瘤时：“我只知道一件事：妞妞活不长了。”(55页)
当眼科主任签署了“左眼摘除，右眼试行放疗和冷冻”的医嘱后：“我到此止步了，医嘱的执行被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268页) 

妞妞不是没有活的可能，是他们放弃了！不是没法可治，是他们不治。这回，放弃了救的努力，没有可以扭转的机会，妞妞真是“活不长了”。 

但等待死亡的过程是多么让人心痛！真的，我不敢置信于他们这样的决策—等；我不敢置信于他们的思想—将恶性肿瘤与死亡画等号，说“我的患有绝症的女儿”(109页)，甚至还用“死症患者”一词(259页)。 

我有与妞妞毫不相同的治病经历。看到妞妞的一生是在家中度过的，我为她难过，妞妞还只能说：“去外外。”那就让我为她说她不会说的话吧！于是，在刚开始读《妞妞》时，我就准备好好说一下自己的读后感。 

妈妈是疾风暴雨般救我的。2004年3月24日下午在学校，我突然呼吸窘迫，因为胸腔里长了一个大瘤子。后来得知它是纵隔非精原生殖细胞肿瘤，国内少有认识，少见治疗经验。在一发作就险些要命的情况下，我进了肿瘤医院，大夫说法不一。妈妈在一天之内，多方联络，定夺，25日住进中日友好医院。在医生准备手术的同时，她遍访胸外科权威人士，请他们看片子。其中只有一位见过此种肿瘤，并有过两例手术经验，术后半年内都复发死亡。 

妈妈用数码相机把片子拍下来发到美国。在病发第三天，她就读到美国肿瘤医生发来的相关论文，打定主意，按国外经验规范治疗，先化疗再手术。接下来，她又设法争取大夫接受这个治疗思路，愣是在胸外科这个动手术的地方上了化疗。全部过程只花了9天。而她认为其实还可以再快，每每为此感到遗憾。 

写这么多，是因为我想告诉读者“争取生命”这个词的意思。我妈妈也恐惧，也伤心，要知道她是与我相依为命的单身妈妈，你便可想而知其痛苦和重担。她也想到可能“子尤活不长了”，但在行动上是尽全力为自己的孩子努力争取任何一个可能存活的机会，哪怕无力回天，也无怨无悔。 
 可妞妞的情况是：“等待死亡，这种感觉真是异乎寻常。”(73页)
我痛苦。
回到这本书。从明白妞妞的病后，他们努力维持平稳的生活，父亲重复着“无底的空、无底的空”这样的话语，在看妞妞打预防针时想：“我们何尝不明白，连这一次也是不必要的”(62页)。要给妞妞剪头发，他“不吭声，心想既然她活不长了，她来时一头黑发，就让她这么美丽地走吧”，俨然床上躺的不是活泼的孩子，而是一张死亡的证明。 
 那些绝望的话语，因为是无根据的，我更觉出它的荒谬。他们铁定了认为妞妞得癌症就会死，束手就擒。
“妞妞能活下去该多幸福。”(69页)“没准等不到那一天，动了手术，死于癌症复发或第二肿瘤的可能性还很大。”“何必让她再受这些苦！既然注定要去，迟去不如早去。现在她毕竟还不懂得留恋生命。”(71页)“可是我们救不活她。”(73页)“知道她活不成，为什么还要让她受苦？”(78页)“我的女儿注定活不了。”(111页) 
 请问，她为什么不能活下去？机会就掌握在你们手中呀！
绝望的父亲写出了《绝望的亲情(札记之二)》。
“新生儿和癌症———上帝呵，你开什么玩笑！”他对命运怒喊着。第105页举了个例子：“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的17岁的独生女儿患了癌症。开始，他们也痛不欲生。可是，时间久了，他们被拖得疲惫不堪，便盼望女儿早日死去，使他们得以解脱。我完全理解这种情况。” 
 我完全不理解这种情况！也真奇怪，遍视全书，父亲从别人身上听的所有例子都对他的思想有利。
“有人劝我，既然你必死无疑，不如让你早日解脱，何必在你身上徒劳地耗费精力和感情。我不是不知道，一切希望都已破灭，你只是在捱日子而已……”(107页)劝人的人，说的是什么话？ 

父亲在回应这个人的时候说：“有一千条理由让你早走，只有一条理由把你挽留，这条理由胜过那一千条理由，它就是我对你的爱。徒劳吗？爱不怕徒劳……徒劳吗？爱绝不徒劳。” 

他又满怀激情地说：“我爱我的女儿胜于爱一切哲学。没有一种哲学能像这个娇嫩的小生命那样使我爱入肺腑。只要我的女儿能活，就让随便什么哲学死去好了。” 
 太让我感动了！可是紧接下来的一句是：“然而，我的女儿注定活不了。”
札记写完了，父亲还是得离开书桌，接着陪女儿等待死亡。我痛苦。他写：“我们眼睁睁看着它一天天扩大。”(149页)为什么？为什么要眼睁睁？ 

读《妞妞》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看似独立的思绪会被擅写的父亲带着走，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我努力清醒，告诉自己：你不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写一篇批评的文章吗？可随即我又说：“算了！还是先进入妞妞的世界吧！”我想很多读者也是这样的，沿着作者给出的惟一一条路走，忘了思考：除了坐等，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妞妞真的得了癌症就得死？他们努力争取妞妞的活没有？ 

我边爱着妞妞，边思索着《妞妞》，我艰难地总结着自己偶尔想出的话语，可不久就全忘了。读书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犹豫了，真的要写这篇文章吗？ 

二

为什么说它是死亡之旅？为什么不是求生之旅？　不管多吓人它都只是概率，如何行动仍在于你自己，到了你这儿就是百分之百。 

我爱上妞妞了，妞妞的父母难道不爱？按他们的话说当然是爱的。现在他们改主意了，他们要救妞妞了。这就让我认识了父亲思想中的另一面。 

他们的拯救行动分几路，先是找气功师。气功是中国的国宝之一，但打着气功的旗号赚钱的人多是江湖骗子。后来发现“气功大师”们没用，他们才决定为妞妞做放疗。妞妞是近满月时被发现患肿瘤的，而这时她已经一岁两个月，他们的决心下了1年零1个月。 

放疗经历的描写，让我深深感到父亲的优越感，我想这也是他不能接受自己孩子得了癌症的原因之一。“北京医院放疗科，来这里求治的都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癌症患者。”在人身上画上紫色标记是为了标示出需要接受放疗的区域。他写道：“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那个紫色方框画在鼻梁正中，宛如小丑的化装。”(257页) 

他在用一种看马戏团表演的眼光审视着这些人。对于父亲对残疾的敌视，我感到震惊。他为自己是“正常人”而骄傲，“正常人”生活在“正常世界”里，排斥着一切“残缺”事物。他既认为自己高他们一等，不屑与他们为伍，又为自己的孩子竟是这种命运而感到悲哀。当发现自己的孩子是所有就诊者中最小时，他写：“这么一个刚刚来到人世的鲜嫩的小生命竟也加入了这支死亡之旅，不由得引来了她的同志们的同情的目光。”我看，这同情的目光更多地是发出于父亲自己吧！他从未真正融入到患者家属的身份中，去认真投入治病的行动，话语里满是不满与自怜。为什么说它是死亡之旅？为什么不是求生之旅？我妈妈告诉我，开始放疗那天夜里，她独自捧着我那只24小时静脉给药的手，感到的是无限的希望和喜悦。而当医生把紫色标记印在妞妞脸上时，他竟“感到深深的屈辱”(258页)，回家拼命洗。 

“无可选择”一章，作者表达他的悔恨，这一举动又让我犹豫，工作该不该进行下去？一个父亲，在真诚悔恨他的种种错误的行为。“我活着，妞妞却死了。我对妞妞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68页)“我不肯接受我有一个残疾女儿的事实。”“既然我得不到‘全’，那么就让她‘无’！更有甚者：让她‘无’，以成‘全’我！结果，我活着，妞妞却死了。”“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给妞妞动手术。” 

既然我准备批评他的话也是他自我批评的话，我还有什么可写的？不！这文章我还要写，我艰难地将父亲的笔推走，拿起我自己的笔。 
 我为什么还要批评？原因是他悔恨得不够，悔恨得不是地方，他在寻找给自己开脱责任的理由。
270页，“悔恨”章的第二节，先摘录了《眼科肿瘤》一书，形容妞妞病的凶险。“预后不良。即使摘除双眼，在30岁前仍有50％患其他癌症的概率。加上癌细胞未消灭干净导致的转移的可能，放疗造成的发生第二肿瘤的可能，这个概率还要增大。” 

这种话吓不倒我，我的肿瘤不比妞妞的好，甚至还要危险，妈妈听到的话比这还恐怖。父亲引的这段话里两次出现概率一词———不管多吓人它都只是概率，如何行动仍在于你自己，到了你这儿就是百分之百。或者带着妞妞冲过艰难万险，或者看着这段概率来概率去的文章傻了眼。 

他又转述了来自某医学权威的忠告：“不要动手术，活下来后患无穷，后悔也来不及。”———这是哪门子医学权威？那些灵通的朋友又准时出现了，报告最合作者心意的消息：“某甲、某乙、某丙有一个孩子也是患这种病，动了手术，无一例外，活到二十几岁都死了。”(271页) 

得到了上述情报，父亲说他“是要在两个最坏之间做选择：或者让妞妞早早夭折，或者让她在经受手术、失明、癌症复发之苦后仍在青少年时代夭折。既然都是最坏，选择还有什么意义。”(271页)好像说得对啊，“长痛不如短痛，好死胜过赖活。”(272页)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全世界所有癌症患者都是在两个最坏之间选择，不治，就是等死；治，则要承受无数痛苦和癌症复发，最终死亡？当然不是！而顺着作者给我的那条惟一的思路一直想下去，我几乎接受了他给出的答案，让妞妞的死有了最好的理由。父亲又说，“我实质上已经做了选择：放弃手术，让妞妞在命定的时间死去，其实这是惟一正确的选择。”(272页) 
 这是命定的吗？这是父亲给女儿定的吧？还没等命运判死刑，他先积极主动地给女儿判了死刑。
在我看来，父亲惧怕不好的结果，连尝试的胆量都没有，最终使好的可能随着坏一起而去。他说两个女医生在劝他，“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到这地步还不死心。有的家长来就诊，把孩子扔在门诊处，自己一走了之……”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居然把这样的事例拿出来，劝人效仿吗？ 
 大夫劝完，父亲“正好顺水推舟，当天下午就叫出租车回家”(277页)。
父亲难过啊！他对自己说：“你无法摆脱那深入骨髓的悔恨，手术越是不可能，你就越是后悔没有及早手术。”为了安慰自己，他又将眼科主任的回信和天津眼眶内肿瘤权威的答复搬出，无非是手术无用的话。我看到妈妈在书边空页上的字迹：“我也曾面对这样的说法，但我决意向前。” 

三

父亲爱的，不是眼前这个瞎妞妞，而是他心目中的妞妞，他理想中的妞妞。妞妞死了，故事却还没结束。 

一个笔底不断吐出生命哲理的人，一个快乐地写着“新大陆”(札记之一)，说着“做父母才学会爱、付出与爱”的人，对他的女儿表示了怎样的爱？ 
 写这行字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这位父亲在18个月里，做了什么爱的事情？
“不行，成了个小瞎子就不是她了”(71页)。父亲爱的，不是眼前这个瞎妞妞，而是他心目中的妞妞，他理想中的妞妞。他爱的只是妞妞健康的一面，他从未正视过妞妞残疾的眼睛，这时，一切他对世界生命的哲学议论都没有意义了。他敌视残疾。妞妞死后，他们在法雨寺许愿，眼前出现了两个年轻的残疾人，他形容其中一个“畸形得全无人样……活像一只在尘土中爬行的丑陋的甲虫”。(359页)原来如此！ 

真可惜，您没有看见他们与命运抗争时的顽强。妞妞生病后，父母有一次逛西单市场，看见“两个男性盲人互相搀扶着，各人手持一根竹竿，摸索着前进。他们在交谈，面露笑容”(85页)。父母有一段对话：“太惨了，”她接着说，“我决不让妞妞那样。” 

……“那么，不动手术了？”“妞妞另当别论。”“你让她这么活下去，她多痛苦！”“首先得有她，才谈得上她苦不苦。只要她活下去，就必定有苦也有乐，不会只有痛苦的。刚才那两个盲人不是也在笑？” 
 父亲似乎和母亲的意见不一致，但那又怎样？还是没有把意见变成行动。
虽然您看到了盲人的笑，但您感觉不到他们是多么地开心，盲人的世界并不比明眼人要黑暗。
癌症在您的脑海里是绝症，是死的同义词，可您不知道，我们在与死抗争的过程中，才感受到了真正的生！
我时常想象，想象自己拜访这个同年同月生的妞妞，她肯定是个美丽的女孩儿。我与她海阔天空地长谈，既然她是钢琴天才(275页)，那我就得要求她弹上一曲，曲毕，我兴奋地要求她再来一首，而那琴声，已长入我梦，长入我心。 
 妞妞！让我心痛的妞妞！

(本文所引文字，出自周国平：《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在这本父亲的札记中，有三位主人公，父亲、母亲和女儿妞妞。为了简略，本文以写札记的“父亲”代指妞妞的家长，即父亲和母亲。——作者注。来源：南方周末) 

附一：明瑜：妞妞、子尤和我们的选择

看了《南方周末》第1117期（2005年7月7日）上刊载的《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和〈妞妞〉》（作者子尤）一文，心中颇多感慨，对文中的一些观点比较赞同。但因为之前没有读过文中提到的周国平先生的原作《妞妞——一个父亲的扎记》，不敢妄加评论，在网上下载草草读完之后，才敢对妞妞和子尤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首先我想谈谈我自己的经历，我生于1975年，在我还不到1岁时，不幸得了一场重病。那是在1976年的7月，麻疹、暑热症和肺炎这3种病魔同时在我身上降临，当时的主要症状是持续高烧，一直持续了10多天。医生们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无法为我退烧。于是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的父母说：你这孩子肯定是没救了，一个不到1岁的孩子高烧了这么长时间，即使有一线希望活下去的话，也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特别大脑一定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成为智障人士的可能性极高，他们劝说我的父母，不如放弃对我的治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母亲，一个普通的女性（那时的母亲比现在的我的年纪还要小，只有28岁），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用下跪来哀求医生不要放弃对我的治疗。她告诉医生说：不管以后我将会是什么样子，但在那一刻，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我活下去。正是因为在母亲的一直坚持下，医生们也坚持了下来，到后来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高烧也逐渐退了下来，终于健健康康的活到了今天，顺利的读完了大学，大脑应该是没有受到损害，唯一表现出来的变化就是：据大家说我刚生下来时皮肤很白，但经过那次大病后，如今皮肤十分的黑，我问过几个做医生的同学，他们都说这个也不一定就与那次生病有关系。如今我也刚刚做了父亲，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正因为我自己有着这样的经历，而如今我也已为人父，我才对关于妞妞和子尤的问题有着更多的发言权。 

应该说我的经历和妞妞、子由是非常相似的，虽然仅就当时的病情来看，我没有妞妞和子由那么严重，但大家不要忘记了，那是在1976年，一个医学水平和医疗手段远没有现在发达而所有的物质包括医药资源又极其匮乏的年代，而正好在那一年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全国的医药资源都在尽力支援灾区，使得我们内地的医药资源愈发匮乏。而我所在的，只是湖北省的一个小城市，不是在省会，不是在大城市，更不是在我们的首都。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所面临的困境甚至比妞妞的父母和子由的母亲还要来的艰难。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父母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他们的选择和子由的母亲是一样的，并没有因为听医生说“这孩子没办法救了”“这孩子即使救活了将来也会有后遗症”而放弃对我的治疗，做出对一个幼小生命的随意处置。正如子由在文中所说，他们也会想到让自己去接受“儿子活不长了”“儿子即使活下来长大后可能会是个傻子”这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他们没有去想这些，应该说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因为形势告诉他们，在这种紧要关头，只有行动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能选择的也只有行动而已。在行动上他们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让自己的孩子存活的机会，他们去做了，也许终究无力回天，但至少他们努力过，他们无怨无悔。就这一点上来说，我的平凡的父母他们同时是伟大的，他们虽然没有那么多的言语——自然他们更不会去写书——来表达对我的爱，但他们的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子由的母亲亦然。而像这样的父母，我还知道很多，他们大多没有豪言壮语，甚至平时的语言都很少，而他们虽然为子女付出了很多，但却只是认为自己是在做着每个父母都应该做的事情而已。以前的《南方周末》上不是报道过一对血友病兄弟的故事吗？他们的父母不是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兄弟俩平平安安的活了这么多年吗？将来会怎样，我们也许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能把握的只有现在。我想还有更多人的故事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为人知或者不为人知对他们来说，其实都并不重要，他们要的只是子女的健康和平安。 

从子由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母亲是“疾风暴雨”般救他的，我的父母也是争分夺秒的。而妞妞的父母呢？从知道了妞妞的病情之后，他们似乎就变的手足无措了，除了不断的哀叹、感慨和记录之外，他们采取了更多的行动了吗？从书中诸多的叙述可以看出，妞妞的父母其实早就已经对他们的女儿下了结论，“我们的女儿注定活不了”。这是个医学问题，我不想也不能多说，这也不是我们谈论的范畴。但我想，在父母的眼里，妞妞既然一定要死去，就不必让她受苦——手术和化疗等——但我们又有谁能决定一个人的生命的权力呢？即使为人父，为人母者，也没有决定子女的生命的权力。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他们自己还没有能力去选择的的情况下，设身处地，真正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换个说法就是，治疗对于妞妞来说肯定会很痛苦，但如果通过经历这些痛苦，而能够让自己活下去的话，虽然年幼的妞妞是无法选择的，她还太小，没有能力选择。但只要她能够活下去成长到懂事的年纪以后，我想她应该是会选择去经历痛苦而让自己活下去的。这一点，我想她的父母也应该是清楚的，既然她当时不能选择，作为父母的应该帮她去选择这样一条路。子由就是个例子，子由难道不知道治疗的痛苦吗？子由的母亲难道不知道儿子在治疗中将要经历的痛苦吗？他们母子俩难道不知道即使经过治疗子由也一样可能会死去吗？可是他们都选择了继续治疗下去，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人的生命是不能轻易放弃的。而妞妞的父母却偏偏没有给妞妞选择治疗这样一条路。我想假如妞妞活了下来，虽然只是如书中所说的某医院权威的报告中所确定的，活到了二十几岁就死去了，她也一定会为自己能够和病魔成功地斗争了二十几年而感到无比的骄傲。正如子由所说，“在我们与死抗争的过程中，才感受到了真正的生”。而可怜的妞妞，她甚至连去进行这样的斗争的机会都没有了。究竟是谁剥夺了妞妞选择的权利呢？是谁为妞妞做出了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不会做出的选择呢？难道妞妞的父母所谓的为她着想就是 “让妞妞在命定的时间死去”？但谁又能说得清楚，究竟什么时间才是所谓“命定的时间”呢？记得前几年中国男足因为出线而处于背水一战的境界时，《体坛周报》上打出的大字标题是：为1%的希望而付出100%的努力！请问妞妞的父母，你们又付出了？%的努力呢？我们看到的，似乎是责任感的缺失。 

书中还有一段写道：“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的17岁的独生女儿患了癌症。开始，他们也痛不欲生，。可是，时间久了，他们被拖的疲惫不堪，便盼望女儿早日死去，使他们得以解脱。我完全理解这种情况。”子尤对这段话的评价是“我完全不理解这种情况”。岂止是完全不理解？这种话，竟是为人父母的人说得出来的吗？这种父母和那些将久病在床的老人偷偷丢到路边一走了之的人有什么分别？和那些将幼婴抛弃的人又有何分别？这段话整个都是从做父母的立场出发的，他们痛苦，可是他们有没有想到他们身患癌症的女儿比他们要更痛苦100倍？他们所说的解脱是什么呢？是患病的女儿早日死去，不再需要他们去照顾？我想一个身为父母的人，难道可以这样不顾子女的感受，而只想着自己的感受吗？这种人配做父母吗？而且我在想，一个真正爱他的子女的人，究竟是愿意去陪着自己患病的子女去度过难关，还是更愿意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无法援手，却在他们去世后尽力的去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爱意呢？或者只有在他们真正失去自己的女儿后，才会感到巨大的悲痛，与这种悲痛比较起来，那些所谓的疲惫不堪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的父亲于1996年夏天突发脑溢血去世，从发病到去世一共是两个星期，在这两个星期中，我和母亲日夜守侯在医院中。母亲私下也和我谈过父亲将来会不会半身不遂或是瘫痪在床的可能性，但我们俩一致认为，即使父亲是瘫痪在床，也是要比现在就离我们而去是一个更能接受的结果。因为无论如何，父亲还是和我们在一起，尽管他已经不能为我们做什么了。然而父亲终于没能够抢救过来，而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母亲的悲伤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有时甚至会在梦中哭醒过来。我想如果父亲还在的话，即使是瘫痪在床，无法为母亲分担什么，甚至还需要母亲的照顾，但母亲也将是快乐的，因为她是在为她所爱的人付出。而且还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尽管父亲已经不能再和他交流了，但在精神上将不会是孤独的。无论如何，对着一个活着的、有生命的人，始终要比对着他们的遗像好。我想，绝大多数有责任感的、真正爱子女的父母是一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扎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在纸上表达对女儿的爱的父亲，一个对健康的女儿的爱的父亲，一个在女儿的生命不断被病魔侵蚀时束手无策毫无决断的父亲，而在没有为女儿及时治疗而致使她早早去世后又不断寻找理由为自己开脱的父亲。而且正如子由所指出的，“父亲从别人身上听的所有例子都对他的思想有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爱妞妞的父亲，至少不是像他自己所形容的那么爱妞妞的父亲，而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在关键时刻无法做出决定的、缺乏责任感的父亲形象。而子由正是成功地指出了这一点，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或许在一片叫好声中，也只有像他这样的少年才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如果将面对同样的困境，我们的选择，应该是子由和他母亲的选择，而不是妞妞——或许应该说是妞妞的父母的选择。 

附二：王绍培：周国平哲学的终结

过去在学校的时候，有时谈天，间或说到现代中国有多少哲学家，答案大概是：三个半。这个答案的妙处在“半”字上面，它有一种玩笑式的严谨，一种不给不妥当、全给不甘心的姿态性的为难。除此之外，就是令我们知道，在“是”与“不是”之间，其实还有一种广阔的“既是又不是”的中间状态。　　 

所谓哲学家，那是要有自己一套的。这一套必须有原创性、首创性和系统性……放眼无论哪个行当，原创、首创而又系统，都属于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所从事的是无非是下游乃至下下游工作。　　 

如果恪守专家的严格分际，则成千上万人终其一生，不过一介“既是又不是”的从业人员。心肠一软之下，大家彼此互赠美丽头衔，于是乎专家满天飞。因此，所谓专家，通常情况下就只是“老师傅”的一个婉称或“敬语”，好比街上擦皮鞋的人称每一个被擦的人为“老板”。　　 

当然，阐发性的下游工作乃至普及性的下下游工作也很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必要，而且还是由于第一流的大家不屑于、也未必做得好这些工作。在这方面，正所谓各有擅长。　　 

假如有好事之徒调查一下当代中国哲学家，周国平的得票大概会奇高。他转介尼采的哲学，在“新时期”是最早的之一。他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长篇散文《妞妞》为他赢得了荣誉。他写过大量有哲思的美文，拥有众多读者。他显然已是品牌并事实上有人盗用他的名义出书卖钱，这方面没有哪个搞哲学的像他这样成功。但他算不上是哲学家，这一点应该也没有什么疑义。　　 

仅就文章而论，周国平也不是第一流的。他非常有可能是汪国真之后的一个“汪国真现象”。所谓“汪国真现象”，特点之一是，写得不是最好，卖得却相当之好。另一个特点就是有一种甜品的属性，那么可口而且容易消化，因此广受女性读者的拥戴。当然，比较起来，周国平是一个相对深刻的汪国真。　　 

以上说到周国平，是缘于上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让我痛心的妞妞和〈妞妞〉》，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叫“子尤”的15岁男孩。这个少年跟妞妞一样出生于1990年，跟妞妞一样患了癌症。他以特殊的生命体验为背景读《妞妞》，他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妞妞，其发现跟一般人确乎非常不同。　　 

我读第一遍时想，是吗？一个15岁的少年？再读一遍时就感慨：周国平的哲学大概被终结了。就好像看到一株颗粒饱满、成色十足的稻穗，再看一块秕子很多的稻田，自然可以断言前者的出米率比较高。　　 

子尤看出周国平把癌症等同死亡的荒谬，看出周国平一早就准备放弃并总是只听见有利他自己想法的倾向，看出周国平的悔恨其实事后全无价值，看出周国平只能接受生命的美丽而对生命的残疾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厌恶，看出周国平不能从病人的抗争中发现真正的生…… 　　 

子尤的文章写得极好，他追随周国平的思路，他发现周国平的谬误，发现周国平也觉察到自己的谬误，发现周国平在觉察到自己的谬误后依然还是谬误——真是一波三折，文似看山不喜平。　　 

尤其是在哲学的见地上他高出周国平不是一点点，他慧眼如炬，都是在基本的、微妙的地方看出问题。他的哲学更接近尼采，更有一种强者的雄风和爽快。相形之下，周国平则像是一个颇具文学才华的张大妈，他絮絮叨叨，一咏三叹，一个介绍尼采的人，在情调上最终还是那么中国，而哲学上的超越性近乎零。这样的事情，老实说，真的是难乎一见，我依稀觉得，这跟慧能写“本来无一物”、神秀写“莫使惹尘埃”的古老故事相仿佛。　　 

因此，这是周国平哲学的终结。更进一步说，是周国平一类的哲学的终结，这样的哲学在中国其实很多。在我们的骨子里，充满着一开始就屈服、为屈服寻找理由、甚至最后沉迷于屈服的宿命情调，多少志得意满，多少从容淡定，不过是跟自己妥协了也跟别人妥协了之后的产物…… 　　 

而来终结这种哲学的，是一个15岁的、患了癌症、并正在跟癌症进行殊死搏斗的少年，这一点，不是颇有那么一些启示意味吗？（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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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尤：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