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第一词人林夕：有良心的人才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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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爱情是一座富士山

有人说现代人的爱情，各式观念、各种状态、各色故事都能在林夕的歌词里找到对应。林夕自己认可这点。出道20年，经历着自己，经历着这个时代，爱情的变迁，如今的他在歌词中最大的改变是避免用一生一世的字眼，“现代人都已经不太可能彼此动不动就有个承诺，承诺只是拍拖时有这个需要而已。每一个人都没办法控制缘分，那么要求一生这是不可能的。”

在撰写情歌的20年里，最初，林夕觉得爱情是讨厌和烦人的东西，“因为有人喜欢我，而我不喜欢他(她)，被人缠着，我就烦着。”终于，有了一段爱情的10年，那10年，爱情只是一个人的名字。“爱情来临就是当你看见这个人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心狂跳不已。”如果可以最恰当地描摹自己的爱情，林夕脱口而出的是写给张国荣的《不需要太多》——“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无需要太多只要再三地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惯性笑笑似最初一样，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失眠的我”。

那是青春激情的10年，在激烈的情感挣扎中，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被伤害。1998年以后的林夕，因为自己的经历，反复的，一直在试图用歌词去解脱众人失恋的痛苦。甚至他觉得词人这个职业最迷人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帮助到别人，改善社会气氛。能为失恋的人提供快乐的方法和回答。我以为我能这样，虽然苣选薄?

多年来，林夕参读佛法，他把佛法的道理写成一首《开到荼 》的歌去劝解曾经离异的王菲。

“其实，你喜欢一个人，就像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是不能搬走它。你有什么方法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回答是，你自己走过去。爱情也如此，逛过就已经足够。”

近数年，林夕看到太多都市人的恋爱状态，就是在找一个陪着吃饭看电影，做一些活动的人，彼此之间很少聊天，分享对世界的看法。或者大家对世界默然都很少有看法，爱情日益变成一种游戏。“也许对很多人来说爱人就是一个一起看电影的人，而不是分享看电影感受的人。我是可以一个人吃饭看电影的。所以，爱情有当然比没有好，但是如果只是要一个伴，那我宁可一个人。” 一个人的林夕在一次颁奖庆功宴上醉到大哭，好友杨千桦在他耳边说，祝福他早日找到个可依靠的人。 那样的祝福让林夕有些哭笑不得。“这件事不好的是，她揭露了我现在没有伴，比较可怜，她自己也没有伴啦。”

林夕眼中的爱情就是一种失控般的魔力，“年纪越大越理智，可能这样的爱情也许不会再发生了。我希望它再发生。我不相信，但是希望。”

林夕写过太多的情歌，题材大抵雷同，他所追求的只是歌词中不同爱的境界变化，“需要体验过爱情，没有体会过悲欢离合，不能写出真感情。但是不可能一个月换个人去爱，很重要，只能用技巧和眼界去补。有一些爱情的感受是永生难忘的。那样的源泉可以反复拿来使用。”那样的爱情，林夕沉默，不肯再多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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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林夕没有遭遇香港

林夕与焦虑症整整搏斗5年。5年前， “我听到电话铃响，整个人会发抖。也不愿意外出。整夜整夜失眠。尝试过所有抗拒失眠的方法都没有用。只有依靠药物，每天要吃10粒半安眠药。我很信任地对医生说，美国研究什么新药，都可以大刀阔斧地拿来让我尝试。”

在香港公开承认自己的焦虑症，林夕不是没有犹豫过，“毕竟5年前香港还可能有偏见，认为焦虑症是神经病。我这个行业是用脑的，如果我被认为是‘神经病’一定影响我的生意。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我压力很大，写不了歌词。”

林夕被心理医生说服公开自己的病情，因为他想做一个对香港社会有用的姿态。在香港这个变化剧烈的弹丸之地，无数人承受着焦虑的压力，香港的地铁站内随处可见“自闭者天空”的公益广告牌。“香港的焦虑问题存在很多年了。化解压力，是人一辈子的学问。纯粹赚钱。不要求进步的人，压力不会这么大。有良心的人才有压力，很多人以为焦虑正是多愁善感，是情绪的问题。其实是头脑分泌出了问题。”

林夕一方面公开自己的焦虑症病情，一方面正常出来写歌词工作，他想以自己的样子去帮到香港的焦虑症人群，“我预备牺牲一些东西。因为我关心社会，想奉献给这个社会。”

还好，林夕在“温情而积极”的香港得到了回报。“朋友赞我勇敢，我的生意没有影响。当大家在收音机里听到我写的东西的时刻，就知道我没问题了。”

林夕热爱他的香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香港这个特殊城市的特殊产品，“我如同香港一样，就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物。我爱香港，因为这里是全世界真正奉行‘自由市场’的地方。”

“自由市场”这个并列词组是林夕的人生关键词。对自由的热爱，让林夕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工作。在那个全社会都被《壮志凌云》和《铁血丹心》鼓舞的香港，他写出了自己最早的词作：“夜深人静小小女孩看天，细数奇妙星星处处闪……”并不存在一个偶然的林夕，一切都像一粒必然的种子那样慢慢呈现了出来。林夕是父亲第三个妻子的第三个儿子，而他的父亲是一个即使在吃饭也随时可能暴怒的人。于是这个瘦弱的孩子开始学会逃避，离开家，在让人头晕的风里骑车和抽烟，然后像很多叛逆的香港孩子一样去参加乐队。后来，从香港大学文学院毕业，林夕知道了自己的今生所为，于是开始在白日梦中操持文字。林夕发现了黄 ，于是他选择了歌词，甚至放弃了硕士学位论文而全身投入词作。

市场化的驱使交付给林夕的是长期连续不停的填词任务，虽然没摧毁灵感，但破坏了林夕的身体和神经。对于林夕而言，很多时刻都做到筋疲力尽。一连数年，他一边写词一边忍受安眠药后遗症的疼痛，终于疼痛成为一种习惯。而一个市场化的香港是不容撤退的。“即使现在的我如果少接一点写歌词的单子，如果我只接手写一线歌手的歌，而不接手写二线歌手的歌，那么两年之内我就可能不用再写歌词了，我很快就会被‘江湖’忘记。”虽然林夕的状态已经可以不愁温饱赚钱，可是被香港教育着的他依旧爱用“ 食”来时时自嘲自己的生存状态。

20年林夕保持着他的高产状态，而他也一直在怀疑是否已江郎才尽，“只要有两三天写得不够顺畅，我就觉得自己是否应该退休了。两年前，这个怀疑特别严重。我也想过我是否在这个写得比较好的时候，选择转身离开。”很多香港艺人选择以这种方式告别演艺圈，而林夕觉得，“我是一个创作者，喜欢创作，创作如同我的生命。如果在我创作最好的阶段弃笔不写，好比是在自杀。为什么我要一个完美的下台阶，而牺牲自己有可能更进步的空间呢？如果觉得自己还能写好，就不能轻言放弃。”奋斗中的香港终究以其奋斗的气质养育了林夕。

的确，没有人能了解哪一天是自己江郎才尽的一天。去年一整年林夕对自己的状态都不满意，但是依旧没有放弃。“这几年风格和题材，都在尝试改变，去年体力很差，所以表达不了。今年，我当然会说好点了，一切凭意志力和心，心思胜过一切。我觉得我的心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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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林夕不是林夕 当年，林夕看到一个“梦”字，灵机一动把它拆做笔名“林夕”，于是一举成名的“林夕”取代了他已经被人遗忘的真名——梁伟文，一晃20年。“以前在大学做助教的时刻，每个星期没几节课，很清闲。我说过我们现在这么轻松，早晚是要偿还的，一生不可能那么闲，我没想到需要如此偿还。第一次写歌词拿到报酬，很开心。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喜悦有收获。我没想过我需要为这样的喜悦，回报这么多时间。我一生最好的时间已经奉献给它了。” 林夕基本每天花在写歌词的时间是4小时左右，“每天都想写一点，除非那天在电脑面前睡着了，只能作罢。“这个行业最痛苦也是最愉悦的是必须让自己不断进步，保持自己对世界的好奇，当我的同龄人对这个世界已经没好奇的时候，我保持着这个好奇的水准，不惜任何代价保持这个水准。”好奇的林夕每次到书店，都近乎贪婪地想把一整排书架的书都买下来，想了解经济、政治、宇宙、花鸟鱼虫、爱情……包罗万象的知识，他每天看《经济日报》，《苹果日报》，《信报》，《东方日报》这4份报纸、大量杂志，追看日剧和各类影碟，依靠对整个世界保持好奇，提升着自己，一个人的境界。 如果不写歌词，林夕希望自己可以进入纯粹追求享受人生的阶段。“我已经写了3000首歌，做了人家两世为人做的工作了，如果不再写歌词，我想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做室内设计、开家居店或者写小说。” 很意外，林夕想写的小说竟然是另一本《万历十五年》，“类似这样的，能包含人情、政治、经济更多样分析元素的小说。通常歌词里不能有太多的分析，因此，我想写一部分析型的小说，能不浪费我看那么多东西。我不能，也不敢再写类似张爱玲风格的小说了，因为我已经用了她太多经典养分在我的歌词里面。当然写小说只是希望，我没有那么长命。” 而当年遇到张国荣，决定了林夕与某些东西一生的缘分。“我和张国荣一样，对有些设计师设计的家具和地毯有共同的爱好口味。审美观念牵连到我很多，我一生追求美的东西，所以损失很大。”可是，在林夕供职的香港商业电台的办公室里，林夕独特的审美印记并不明显，经他提示，才发现一张加长的有金属感的柱子支撑着的桌子，是林夕特别的心头之好。桌上同样现代感的水壶、烟缸，一个盖碗茶杯，一个苹果电脑，是林夕的私人物品。“就这些了，这么丑的墙，我不指望还能改变什么了。我的东西不多，要走的时候方便，可以潇潇洒洒地走。”抱着随时要走的目的，林夕在商业电台供职了11年。 而回述过往，1986年，就是在罗大佑与群星共唱《明天会更好》、崔健吊着裤腿第一次吼出《一无所有》的这年，林夕凭着给Raidas写出的三首词作正式晋身为专业词人。1987年度颁奖礼，谭咏麟宣布放弃领取奖项，同年，林夕凭《别人的歌》夺得最佳中文歌词奖。 那个年代，填词界的大热，包括黄 和林振强。2005年的冬天，林振强逝世一周年，黄 刚去世。在追悼林振强的音乐会上，台上一众歌手轮流献唱林振强填词的作品，台下的嘉宾，早已走得七七八八，只有林夕逗留到最后。一个人，待最后一位歌手唱完最后一首歌，才离席。他说：“我可能比大家想象中，更热爱歌词。”

ki-ice

我都好仲意林夕，距作既歌词就好似每一个人既心声甘~~~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