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 上海领导不许我揭社保基金案黑幕

踏浪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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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披露，年初他在上海的财经电视节目突遭中断，藉口是普通话不标准。现在他道出真相，上海市委某些人见他打算追问社保基金等弊案，立即下令对他实行全面封杀。最近，上海因社保基金被挪用揭发出[被过滤]的腐败大案曝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也打破沉默，披露今年初上海市委有关领导下令封杀他《财经郎闲评》电视节目的内幕。

郎咸平指出，节目被封杀就与年初曾安排播出揭露上海社保基金存在的问题有关。该持续一年半不间断的纯财经节目被腰斩，完全是因为上海市委主要领导见郎咸平的辛辣评论直指官商间腐败，始下令停播，甚至节目组也全部解散。半年后，郎咸平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曾回应节目被封杀的原因称：「说我普通话不标准是假，封杀内容才是真。」不过，详情仍没有透露，而这次才首次道出真相。以下是访问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你至今才站出来为自己说话？

最近上海市屡屡揭出腐败大案，令我感到身负责任，是说出真相的时候了，让中央和公众看一看上海体制内官员和民间堕落势力是如何互相勾结、如何猖獗、如何误国误民。上海文宣官员这种客观上袒护腐败分子的动作，伤害广大上海市民利益的做法，我绝对不能再容忍，因而在此作出披露。

当初为什么沉默呢？

当时我判断局势未到宣布的时机，所以忍隐不发，默认「普通话说得不够标准才关节目」的理由。

内情究竟怎么回事？

封杀这个节目真正的导火线是我在二零零五年前后不断在节目中提出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不能挪作他用，因此引起了到上海腐败势力的关注。

我在一月份的时候计划播出三集节目，第一集有关福建莆田人詹国团在上海市兴办民营医院的大弊案，第二集节目我要求中央ZF引渡罪犯周正毅回香港受审，我认为其意义要比案件本身大得多。从惩治罪犯的角度，应该引渡周正毅；从威慑在港不法商人的角度，应该引渡周正毅；从爱护香港的角度，应该引渡周正毅；从树立内地严格执法形象的角度，应该引渡周正毅；从考验上海市的角度，更应该引渡周正毅。

第三集节目准备谈上海三十二亿社保基金被挪用内幕，我当时就计划解读上海滩大富豪张荣坤的致富之道。二零零二年之前的张只是一个从事粮食加工、家俱制造、默默无闻的普通商人，但这一年他突然以人民币三十二亿余元（折合约四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收购了「沪杭高速」公司上海段运营的九成九三五的股权，次年又投资五十亿元买下了「嘉金高速」的经营权和收益权，跻身二零零四年中国富豪前四十位。该期节目想探讨他的钱从何而来的内幕。根据当时的消息，我节目中再谈及的社保基金黑幕已呼之欲出。我向节目组上报这些节目，第一集播出后，我已经听到消息，上海有官员作出反应，一方面保周正毅，一方面就要千方百计关掉我这个节目，生怕我影响舆论。

詹国团弊案涉及哪些？

批评詹国团的节目在一月份播出，揭露詹国团这个人神通广大，搞定了上海卫生单位和公安单位的要员，事实上也搞定了上海多位官员。可以这么说，上海市几乎所有民营医院都是这人开的或者有参与的，而且他们经营作风和医疗手法之恶劣让我感到震惊。举例而言，动辄说人有性病，其他包括视病人身份收费、无病说成有病、故意拖延病情等，这些手段都可以说是见怪不怪了。读者可能要问，如此恶形恶状的民营医院如何能在上海生存呢？

消息是如何得到的？

詹国团身边的人向我举报。詹国团本人随时准备在恶劣形势下丢下这一摊子逃离上海，由于他良心不安，还常去五台山求神拜佛宽恕他的罪行，想想也真替菩萨感到悲哀，还要应付这种人渣。我当时决定捅这个马蜂窝，是认为民间也太堕落，竟然任凭地方领导打改革之名和不法商人狼狈为奸，为所欲为。民间的堕落和官员腐败是我最感痛心之事，这也是我以前在亚洲周刊发表《警惕体制内腐败和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的缘由。

节目播出后反应如何？

我本来以为詹国团看了我的节目后，会连夜逃脱，上海老百姓可以因此而脱难。但是我忽略了詹国团与上海市腐败官员勾结的影响力，他不但没逃，反而搞定领导，该集节目当晚即遭到市委主管宣传官员的责难、停播，该官并警告节目组，不得谈论任何与改革有关的议题，尤其是和上海市ZF和市委有关的题目。当得知我即将呼吁引渡罪犯周正毅回香港受审，以及披露上海市挪用社保基金一事，更感事情的严重性，就下令市委宣传部封杀节目，并且命令文广集团以及第一财经采取查封行动，并要他们承担所有后果。最后在二月份彻底查封该节目。

你感到有压力吗？

《财经郎闲评》电视节目被封杀后，有人为保卫上海的腐败势力，开始进一步的追击。采取文革手段，造谣诬蔑我，说我是台湾陈水扁派来的特务。事实上读者有目共睹，我在二零零一年以来，多次撰文批判台湾社会的无纪律和产业政策失败，更多次痛斥台独分子误国误岛。真不明白这些人为何能够空口白牙造谣。他们难道不能用正常的现代人心态理解一个学者的良知？我对于大陆一些丑陋现象的批评，恰恰彰显了我对这个社会的热爱。为了表明立场，我立刻在正月十五发表《新年感言》的文章：我不反对改革，但我主张反思改革路径的选择，我正式给自己定位为「改革反思派」。

学者对我口诛笔伐

当时节目被封杀、有关学者对我口诛笔伐，受到国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在此敏感时刻，我顾全大局，拒绝了所有境外权威媒体的采访，因为我相信这些作奸犯科者必然不能长久，事实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那时候《洛杉矶邮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南华早报》和亚洲周刊仍然作了大幅度的报道。

你证实了一些腐败现象，你的感受如何？

我感念中央ZF对北京和上海贪污腐败大案的积极追查，我认为我有必要在此敏感时刻振臂一呼，向公众阐述当时的事实真相，让上海市民能够早日摆脱腐败分子的剥削和侵害。至少有一点我是倍感骄傲的，那就是我一直得到上海观众和读者的支持。正是他们令我充满嫉恶如仇、反对堕落的斗志。我呼吁上海全体老百姓支持中央ZF严打上海市腐败分子的做法，上海市民需要一个乾净整洁的大上海。

踏浪行歌

郎咸平几乎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长江商学院。一年多来，各种有关郎咸平的公开介绍中，大多沿用了以往的信息，郎咸平的头衔中仍然挂着长江商学院的教职。但根据记者近日了解到的情况，实际上早在2005年4月，郎咸平就已经从长江商学院离职。

据了解，郎的离职原因与其在国内屡次“炮轰”企业有关，郎的“敢言”在为其带来声誉的同时，也使得其所就职的长江商学院面临各方面的压力，最终导致郎的离开。记者多次与长江商学院方面进行沟通，希望更进一步了解事件的原委，但一直未能如愿。

离开是一个最优解？
　
在长江商学院的网站上，虽然还可以看到郎咸平与其他教授的照片，但郎的名字却已经不在教席。面对记者摆出的事实，电话中的郎咸平显得有些落寞，他向记者证实了自己确已“被炒掉了”。
　
在长江商学院，郎咸平曾经受到大陆教授中几乎最高的礼遇，在这里，他展开了风云一时的企业揭底，甚至召开个人新闻发布会反击顾雏军；在这里，也受到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围剿，承受着企业施加给他和长江的压力。
　
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现在，对于郎咸平而言，长江商学院唯一还值得怀念的地方就是师生关系的融洽。据郎咸平透露，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的时候，好多长江的EMBA学员到场聆听，这些这么有成就的企业老总，有的竟然像本科生一样坐在地上聆听。
　
“我到现在还和前几期的学员有着密切的联系。”郎咸平说。“这让我非常感动，甚至可以忘却长江任何不愉快的事。也是因为我深深地珍惜我们的师生情谊，虽然我在2005年4月被迫离开长江，但从未对媒体就此事发言。”
　
据长江的学员透露，在产权改革辩论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曾谈到郎咸平批评过的企业，和来自这些企业的长江学员也相继给项兵施加压力，他们提出如果郎咸平还继续任教，他们将不再送学生到长江来学习。长江商学院第一和第二期的学员，也不断给项兵施压。
　
郎咸平承认：“这几家公司确实都给长江商学院很大压力，我个人也从长江承受了不少压力，包括减薪等等，因此我的离开是一个最优解，因为它很难像国外或香港的其他大学一样做到学术独立。”据称，项兵迫于企业的压力，每一次都一再要求郎咸平不要再批评企业，并在关键时期突然宣布担任企业的独立董事，以此表明他的立场。
　
“长江要靠企业家吃饭，但是我的学术独立又不可以改变，所以我的离开对长江以及对我而言都是最适当的，我对长江没有任何的抱怨。”郎咸平认为，在法治化不健全的社会中谈论学术独立是相当艰难的。

原因成谜
　
“不论我个人对项兵有任何的意见，但是君子绝交口不出恶言。”解约长江之后，郎咸平对项兵却是欲说还休，“也就是说我未来不会再和项兵有任何的联系，既然不会再联系，我们就不谈他了吧。”
　
一种说法是，郎的合同在2005年4月1日到期后，项兵避不见面。在学员和其他教授的压力下，项兵提议郎咸平新合同的薪水按照原合同的1/3发给，以如此方式逼迫郎咸平自动离职。但这一说法没能从长江商学院方面得到正面回应，记者只从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口中得知，长江当时给的理由是“缩减开支”。
　
但薪水的大幅减少很可能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理由，按照郎咸平的说法，“前几年，我就请大家不要当我是传教士，现在，我也不想误导大家我是不食人间烟火，不谈报酬待遇的特别人。”
　
据了解，与郎咸平一样，项兵也出自香港中文大学，当时是会计系的助理教授，其间和郎咸平在香港中文大学只有一年的共事，他们之间没有过多的学术交流。后来，项兵被张维迎礼聘之后主持北大的EMBA工作，北大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招收EMBA学员的学校。项兵对北大的贡献，吸引了李嘉诚基金会周凯旋和李嘉诚本人的重视，希望通过项兵，来造就中国第一家私立商学院。在学院成立的大会上，项兵骄傲地宣称，长江商学院是中国第一所而且是唯一一所实行“教授治校”新型管理体制的商学院。
　
郎咸平和其他几位教授，都非常认同项兵所提出的“私人办商学”的教育理念。郎咸平谈到，当时项兵的态度也非常诚恳，“几乎是二十顾茅庐，我们都被他的办学理念深深打动，因而选择了长江。”时过境迁，当年那份“二十顾茅庐”的感动显然已经不再。郎咸平走了，长江商学院的教育事业仍将继续。我还是希望项兵能为中国的商学教育尽一份心力，扎扎实实做学问，实实在在办学校。

“作为一个学者，我更加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合约以及职务这类事情，没有必要太过关注。”郎咸平近日通过邮件向记者表示，“再一次请各位关心我的人放心，我肯定会继续坚持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这是公众对我的期许，也是我在内地存在的最大价值，这点在过去四年已经充分显现。我已经选择了一条不会苟且的道路。”

[附]：郎咸平回复解约长江事件

我和长江商学院合约期满不再续约的事情，已经过去几乎一年了。虽然期间关于我的各种新闻很多，我也有很多机会对公众发言，但是我一直以来没有谈过这个事情，因为这属于工作范畴，特别是其中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带有私人事务性质，我作为当事人，不会做除了事实之外的评论。我和几位其他教授加入长江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都认同项院长所提出的私人办商学教育的理念，多一间民办的商学院对于我国商学教育的竞争和提升是有助益的，而且当时项院长的态度也非常诚恳，我们都被他的办学理念深深打动，因而选择了长江。但是北大的待遇一样很好，比如陈志武教授就放弃了长江而选择北大，北大给他的薪水毫不逊色。
　
我和项院长在香港中文大学只有一年的共事，他当时是会计系的助理教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学术交流。对于我个人而言，长江商学院唯一值得我怀念的地方就是师生关系的融洽，我到现在还和前几期的学员有着密切的联系。举例而言，我最感动的地方之一就是我在人民大学演讲的时候，好多长江的EMBA学员到场聆听，这些这么有成就的企业老总竟然像本科生一样坐在地上聆听，就凭这一点，足可让我忘却长江任何不愉快的事。也就是因为我深深地珍惜我们的师生情谊，虽然我在2005年4月被迫离开长江，但我从未对媒体就此事发言，因为这只是我的私事。
　
……我的离开对长江以及对我而言都是最适当的，因为它很难像国外或香港的大学一样的学术独立。我也非常理解长江要靠企业家吃饭的实际情况，但是我的学术独立又不可以改变，因此我的离开是一个最优解，我对长江没有任何的抱怨。此外，不论我个人对项院长有任何的意见，但是君子绝交口不出恶言，也就是说我未来不会再和项院长有任何的联系，既然不会再联系，我们就不谈他了吧，我还是希望项院长能为中国的商学教育尽一份心力，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实实在在地办学校。
　
至于学术独立的问题是个让人遗憾而又尖锐的问题，简单地讲，在法治化不健全的社会中谈论学术独立是相当艰难的。国内的大学甚至包括长江商学院要做到像国外或者香港的大学一样的学术独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我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对长江和对我都是最优解。
　
而且，作为一个学者，我更加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合约以及职务这类事情，没有必要太过关注。前几年，我就请大家不要当我是传教士，现在，我也不想误导大家我是不食人间烟火不谈报酬待遇的特别人。因此，再一次请各位关心我的人放心，我肯定会继续坚持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这是公众对我的期许，也是我在内地存在的最大价值。这点在过去四年已经充分显现。我已经选择了一条不会苟且的道路，日后也将继续用我的学术研究来回馈中国社会!

踏浪行歌

　一、法国人却采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结果导致法国远远落后于英国

　　英国人口从1800年的1500万发展到今天的2.1亿后裔，增加14倍，

　　法国人从1800年的2744万发展到今天的6860万，只增加了2.5倍！

　　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与欧洲18世纪对比，中国正重演西方悲剧，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在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1776年，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ZF的干涉。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ZF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ZF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

　　其实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人口压力，英国马尔萨斯于1798年出版《人口原理》，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论。然而英国却没有采纳马尔萨斯的观点限制人口。法国却对马尔萨斯理论情有独钟，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便极欢迎马氏（马尔萨斯）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赛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英法两国对付人口压力的两种方式产生的后果截然不同。1800年法国人口2744万，英国人口1500万左右（其中本土人口1000万左右，移民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的500万左右）。现在英法两国本土人口均为六千万，就是说这两百年，法国本土人口增加2.2倍，英国本土人口却增加6倍。而法国移民远远比英国移民少，比较集中的是加拿大的魁比克省。现在美国人口2.957亿，加拿大3280万，澳大利亚2000万，新西兰400万，美国、加拿大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以上。那么最为保守估计，1800年的时候1500万英国人现在的后裔有2.1亿，增加14倍（同期中国人口只增加3.2倍）。而法国加上移民后裔也只增加2.5倍左右，就算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10%是法国移民，最乐观估计也绝不会超过3.5倍。法国是有名的人口停滞之邦，也是世界上人口结构最早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的国家。原本是欧洲一支方言的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言，而原本辉煌的法语却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而西班牙语却因为拉美等地西班牙语人口的快速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

　　英国人口膨胀的同时，对全人类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近代科技、制度的进步主要都是英国和美国这个英语国家所引发的，全人类受益。还是我那句话：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克思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论述了历史上和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问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9页）。

　　恩格斯的人口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国际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在1844年初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批判了维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严厉驳斥了仇视劳动人民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发展史上，是他最先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批判斗争，他阐明了危机、失业、贫困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产物，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页）而且，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的扩大仅仅是机器力量增加和资本扩大的最终结果；而生活资料却只要生产力稍许提高，就会立刻增加。”（同上）就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来说，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同上书第616页）只要通过社会革命战胜了造成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同上书第620页）

　　1798年英国的马尔萨斯写下《人口原理》，英国人却没有采纳这个理论，但法国人却采纳了，结果导致法国远远落后于英国。

　　二、2045年中国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中国今后熬得过去吗？

　　美国人口生态学家Paul.R.Ehrlich于1968年出版了其轰动一时的《人口爆炸》，但美国却并没有采纳这个理论限制人口，相反还千方百计鼓励生育；而中国却受这个理论所影响，急不可待地实行计划生育。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但欧洲毕竟已经熬过来了，因为当时欧洲每个妇女平均生育8-9个孩子，大量年轻的劳动力弥补了政策的失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凭着不成熟的的经济理论，光是靠“摸着石头过河”就能够经济起步，也是因为毛泽东时期留下的大量年轻劳动力弥补了经济政策的一再失误）。

　　但中国今后熬得过去吗？中国的计划生育已经35年了，独生子女政策也已经26年了，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也已经15年了。中国现在是9-10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而到2045年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就算中国今后没有任何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误，中国都难以渡过难关。

　　香港养老金的破产，香港毕竟造就建立了养老金制度。而中国现在还刚刚开始，人口结构决定了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养老金制度的。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用来衡量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联合国将人类发展国家分为三类：一是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0.5之间；二是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51～0.80之间；三是高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81～1.0之间。中国现在是0.755。中国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60年、香港1975年、新加坡1980年、台湾1981年、韩国1982年、巴西1996年、泰国1996年的水平。印度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1986年的水平。

　　日本在1940年平均每个妇女都还是生育5个左右孩子，这些年轻劳动力使得日本经济腾飞，日本在1960年代后期进入高等人类发展国家（当时年龄中位数只有20出头）。但随着1950年代生育率的急降，社会逐步老年化，199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长达十几年的经济停滞期，现在日本的年龄中位数为43岁了(美国36岁)，到2025年将超过50岁（美国不到39岁）。1985年日本65及以上老人占10.3%（美国为11.9%），到2025年增加到25.8%（美国为18.5%），增加2.25倍（美国只增加1.55倍）。随着1950年之前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开始退出劳动市场，开始呈现出“日”薄西山的趋势。

　　同样，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在1970年之前都还是高生育率，不断增加的有活力的劳动力创造了经济奇迹，使得经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起步，在1980年代先后进入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当时中位年龄只有21-24岁（比如韩国1980年只有21.8岁）。1980年代之后生育率相继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现在韩国、台湾生育率只有1.2，新加坡只有1.3，而香港更是只有0.9，香港、新加坡、韩国的中位年龄2005年分别为39.4、36.8、34.5岁。由于1970年代之前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仍然没有退出劳动市场，这些地区的经济仍然会惯性地增长一段时间，但20年之后这些地区的经济停滞不可避免。尤其是香港，目前生育率只有0.9，而年龄中位数已经接近40岁，要是没有大陆移民的话，经济衰退为期不远，今后香港特首将越来越不好当。

　　三、中国没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那么好的人口结构 * P* }- T8 Y! Q/ p8 W6 T

　　中国是以三倍的成本培养一个劳动力，

　　计划生育使中国白白损失两亿多子孙！

　　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腾飞时期，但因为计划生育，中国却没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那么好的人口结构，中国目前HDI为0.755，还没有进入高等人类发展水平，但中位年龄目前已达32岁了（新加坡在1990年HDI为0.822的时候，中位年龄还只有29岁；日本在1975年HDI为0.857的时候，中位年龄还只有30岁），而目前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菲律宾、巴拉圭、厄瓜多尔的中位年龄分别只有22、21、23岁。到202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将达39岁（将高于美国），相当于现在香港的水平，但是那时候中国的HDI是难以达到香港1990的水平的。中国2001年65岁以及上老人占7.1%（HDI为0.73左右），相当于日本1970年的水平（HDI为0.83）。这些意味着中国后劲不足（虽然过去高生育率出生的劳动力仍然可以确保中国在近15年内保持比较快的增长）。

　　胡鞍钢、蔡昉等教授认为计划生育通过制造“人口红利”而提高了中国的HDI，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计划生育还是有一些功劳的。其实不然，中国和印度HDI在1950年时候没有差别，两国主要差别出现在1975年前，而这段时间两国生育率没有差别；此外，中国经济改革比印度早12年。中国的2003年HDI比1975年增加1.438倍，同期印度增加1.461倍。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HDI比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增加更快！要是说计划生育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的话，岂不是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阻碍了社会发展？

　　可见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差别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中国的计划生育并没有为提高HDI做出贡献，因为中国是以三倍的成本培养一个劳动力；并且过去二十多年时间是高就业压力的时候，减少养育新生人口的时间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只能增加就业压力。印度的年轻人口结构赋予印度巨大潜力，而中国却已经开始迈入老年化社会，2025年之后印度可能超过中国，然后将中国拖在后面越来越远。中国白白损失两亿多子孙！

　　林毅夫教授用印度作为参考，中国假如没有实行生育政策，人口将比目前多3亿。这种算法不很准确，因为中国HDI在1975年就比印度高。HDI在0.5以下都是高生育率，HDI达到0.5之后，生育率将急剧下降。中国1970年代初HDI就已经突破0.5，而印度到1980年代末HDI才突破0.5。

　　林毅夫教授发现人均收入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有负向关系。我根据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和地区的以购买力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2003年)和TFR(2000-2005)绘制相关图。发现人均收入确实与TFR负相关，但相关系数只有-0.656；而HDI与TFR的相关系数高达-0.916。

　　我要说明的是，我对林毅夫、胡鞍钢、蔡昉等教授充满敬意，正是他们提出了适度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我只是不同意他们的“适度”和妥协。

　　世界上有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欧洲大陆所用的大陆法系是精英法系，精英决定的法律条款；而英美所采用的海洋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有陪审员制度，带有浓厚的大众色彩。普通法更为合理。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

　　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涉及到所有人的基本利益，不光是涉及到人口学本身，也不是光是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可以说了算的。需要历史学界、军事界、法律界、社会学界、医学界、文化界、民族界、宗教界、伦理学界、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等多个社会部门和学科取得共识才能实行计划生育。然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却带有浓厚的大陆法系的特点。当时是少数几个“精英”在“不争论”的环境下制定的。由于缺乏大众的参与，计划生育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后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可以概括成一句话：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人的意义是全面的，胡主席的“以人为本”意义非常深刻，可惜中国各个学科只是瞎子摸象一样理解“以人为本”。人口学家和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人会增加就业压力，是消耗者；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人是劳动力；人口学家和环保人士看到人是污染制造者：人口学家和游客看到人多是交通拥挤的根源；....总之，“人”在中国被肢解了！主刀的就是人口学家。

　　四、应炸掉计划生育这座钢筋堤坝

　　中国的自然生育率根本不可能象精英们估计得那么高！

　　1970年代是短缺经济，当时适当计划生育，但没有成立一个单独的部委，当时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临时修建的一个泥巴堤坝，这个堤坝到1980年的时候本来应该拆掉的。但是1980年不但不拆这个临时的泥巴堤坝，反而将这个临时堤坝改为钢筋水泥修建的永久堤坝。现在知道不应该修建堤坝，但阻力就在堤坝本身，如何炸掉这个筋水泥堤坝？

　　中国有重视“精英”的传统，但往往是精英误国。还是老子说的好：不尚贤，使民无争。其实老子的思想就是“普通法系”的思想。对精英的观点可以重视，但不要给予太高的政治位置。现在调整人口政策的难处就是因为当初在重视“精英”观点的同时也将这些人步步高升，这些人现在高踞要位，成了调整人口政策最大阻力。

　　这几年我一直苦口婆心在网络上摆地摊，一方面是我没有通畅的渠道发表我的观点，更主要的是在网络论坛摆地摊能够吸纳普通百姓的观点，也正因为这个目的，我在文章中都附有邮箱地址，便于得到网友反馈意见。因此我的文章都是浓缩了成千上万个网友的观点，发现了很多人口学内在规律，具有浓厚的大众“普通法系”色彩。主流精英人口学家对我可能不齿，他们高高在上，但他们的预测一次次落空。

　　比如，1995年底中国人口12.1121亿，田雪原预测到2000年中国人口达到13亿，五年增加0.888亿，实际上2000年底人口12.4亿，五年只增加0.3亿；依照田雪原的1.8%的滤报率（而没有考虑同样比例的重报率）将2000年人口“修正”成12.7亿，即便如此，那五年也只增加不到0.6亿。12亿多人口中每年出生1000多万，死亡800万左右，变量一共只有数百万。田会长的预测五年就差异2880万到5880万。小学生瞎猜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田雪原2004年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为16.65亿；其实即使1980年就不实行计划生育，到2030年都难以达到16.65亿。但田雪原照样可以当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照样可以鄙视我“不知天高地厚”。

　　从海洋法系角度看，没有人能够单独决定实行计划生育，而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自己的视角来反对计划生育、要求停止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非常态”、“人工喂养”，停止计划生育是恢复“常态”、“母乳喂养”。只有万不得已才能进入“非常态”，那也需要证据全面，全民同意，没有足够理由时候就应该无条件恢复“常态”。

　　现在将人口政策主要交给人口学界和计生委来决定是不正常的，就像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在调整人口政策上，应该采纳海洋法系的思路，让大众参与人口政策的调整。只有人口压迫生产力的时候才需要减少人口来解放生产力，中国现在与当年欧洲一样是“生产力压迫人口”，而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现在宏观政策重要目标是增加内需尤其是消费，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恩格斯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现在中国也是耕地荒芜、大量耕地用来修建高尔夫球场等，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

　　既然现在生产力压迫人口，ZF就应该改变粗放式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提高生育意愿，以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我们难道还要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再来重演欧洲工业革命的悲剧？再让另外一个“马克思”来写本“资本论”和“人口论”？

　　香港学者郎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