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罗汉”在“卅二万种”大料复原时突然发现的被切去的那块料，就其体积来说，可能不是最大的，但就其成色和质地来说，和其他四块相比，无疑是“卅二万种”的精华所在，是整块大料中最为难得的一部分。这对王树森来讲，无疑是当头一棒。当时他想，被周总理倾心保护的，致使他茶不思饭不想夜不眠，为之呼唤了几十年的“卅二万种”，在他亲眼见到之后，怎么竟然成了一块残缺不全的翠料，而所缺的那一部分，恰恰又是“卅二万种”的精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使王树森百思不得其解。
“怪罗汉”经过慎重考虑，当时就断定，这种事不可能是发生在翟维礼接手之后。因为翟维礼在接站时，从那节军用车厢里接收的就是四件东西，数目非常清楚。再说从翟维礼等人接手之后，25年来这四件东西一直存放在一处秘密军用仓库里，平时派有武装人员专门看守，而翟维礼等人几乎是每天都去查看一遍，一直平安无事。肯定是“卅二万种”在运抵北京之前就出事了。究竟是在上海出的事，还是在云南出的事，或者是在它的出产地缅甸？王树森尽管想得很多，但一时也理不出个头绪来，整个大脑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他当时就想把他发现的这个问题，当场告诉参加“86工程”的人们。但当他要张口说话时却又突然停住了。他看到在场的所有人都在为“卅二万种”的到来而兴高采烈，为国务院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北京玉器厂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怪罗汉”一时有点混乱的大脑立即清醒了。此事不能说，绝对不能说。如果现在就把这件事说出来，肯定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既然王师傅找的是那块完整的“卅二万种”，现在只找到了一部分，怎么能开始设计施工呢，还是等把那一块找到后再一起设计施工的好。对于这样的建议，不但会得到不少人的支持，而且，对于他这位“86工程”的领军人物来说，也实在是一个不好处理的难题。要是真的出现这种局面，“86工程”很有可能出现夭折的危险。由国务院直接下达的政治任务不但无法完成，辜负了领导的期望，就连自己想以此报效祖国的最大夙愿也将成为泡影。这会比他在没有找到“卅二万种”之前的思想压力更大，心情更沉重。在这个关键时刻怎么办?大局当前，重任在身，“怪罗汉”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自己的突然发现，深深地埋在心里，而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到了1987年.即从王树森发现问题起又经过了五年，随着“86工程”的全面展开，特别是王树森病情的不断加重，这个问题，又成了他茶不思，饭不想，夜不眠的一大块心病。有一天，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一桩事，突然开始撞击他的大脑，这使他既感到有些兴奋，又感到有些奇怪。说兴奋是此事有了新发现，说奇怪是此事怎么能和颐和园的珍宝联在一起呢?
几十年前，即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天他去颐和园参观游览，在一座很大的殿堂里，他以从事玉器行业多年的职业敏感，突然发现在一个木案上摆着一个大件翡翠插屏。在“怪罗汉”看来，这件翡翠插屏，体积大，成色好，活也做得漂亮，真可谓稀世珍宝。他站着看得非常仔细，很长时间都不想离开，一直到殿堂快要关门时他才走出了颐和园。王树森对于这件品第极高的巨翠玉件好像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过，是在那个奇怪的睡梦里，还是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经过认真回忆，“怪罗汉”终于想起来了，他在颐和园里见到的这件翡翠插屏，正是几十年前，他父亲让他上街买磨沙时在一个玉器作坊里看到的那一件。
这件事使“怪罗汉”突发奇想。难道“卅二万种”被人切去的那块好料，被人做成颐和园里的翡翠插屏了。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颐和园里的那个翡翠插屏，无论是从成色上看，还是从纹理走势上来观察，和他在“卅二万种”切口上所看到的成色、纹理走向如此相似。这是怎么回事?
一天，王树森的病情突然加重，躺在病床上的“怪罗汉”感到有些神志恍惚，他知道自己的时间肯定是不多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埋在内心深处的那桩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悬案。王树森对前来看望他的人说：
“你们实在是太辛苦了，谢谢你们了。看来我是不行了。对于四块料的活，我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全都拜托你们了。”王树森说起话来虽然声音不太大，但在场的人们还是听得清楚。王树森接着说：
“还有一件使我揪心的事想给你们说说。”王树森看了看在场的人们，发现大家的两只眼睛都在盯着他。“怪罗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说：
“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我们在将四块料合并在一起时，我突然发现在‘卅二万种’整料上被切去了一大块，也就是说，‘卅二万种’是由五块料组成的，而不是四块料。而少的那一块料，正好是处在‘卅二万种’大料的精华部位。”王树森虽然说话的速度很慢，声音也不大，但条理清楚。在场的几个人，听了王树森的这番话后，如大梦初醒，但谁也插不上话，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我一直在想，那一块料究竟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怪罗汉”的话语，说得有气无力，但在场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他讲下去。
“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想说给你们听听。”于是，他把几十年前去颐和园的情况以及此事与“卅二万种”的关系，毫无保留地说给了在场的人们。说完之后稍停片刻，王树森又向在场的人说起他曾做过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在梦中他去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这个奇怪的地方一共五个展室，但只有四个展室有展品，而第五个展室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前四个展室的展品好像就是我们现在雕刻的1、2、3、4号料，而第五层室里为什么是空的，展品被弄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就是颐和园里收藏的那一块?
在场的人们都感到有些奇怪，这位王大师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突然把他去颐和园里的事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都说出来了？他在颐和园里看到的那块翡翠插屏和他做的那个梦，怎么会和“86工程”发生关系?难道“怪罗汉”真的神志不清了，开始说胡话了？但谁也不敢插话，都想听听这位玉雕大师弥留之际还要说些什么。
“那里是皇宫，一大块稀世珍宝不要，而要切成几小块，这可能吗?不大可能。但……太……可能?”
“怪罗汉”闭着双眼，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但仍然在自言自语地说着：
“真是太像了……太像了。颐和园是……皇……宫……难道……”
室内出奇地安静。如果不是护士说病人急需休息，劝大家离开病房，在场的人们，还会屏住呼吸待在那里一动不动。
人们回到工厂后，有的人经过认真回忆，在第一次见到“卅二万种”大料复原时，有人确实看到一个被切去一块的明显痕迹，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过分注意。有人说，这件事是有些玄妙，过几天，等王师傅精神好些，咱们再去和他好好谈谈，颐和园里的事怎么和咱们的工程联在一起了，要真有这样的事，那可太有意思了。但他们的想法落空了，因为没过几天，“怪罗汉”就与世长辞了。王树森在他弥留之际向人们透露的这件事，成了与“卅二万种”有关的又一桩悬案。 (十三)一位玉器鉴赏家的出现，使“卅二万种”又起风云
人世间的一些事情，有些时候就是显得有些怪，有点奇。有的事情你想尽快结束，但就是一时结束不了，而有的事情你不想结束，却很快就有了结果。有关“卅二万种”的事情就是属于一时结束不了这一类。
“卅二万种”从开始被挖掘出来，到“岱岳奇观”“含香聚瑞”“群芳揽胜”和“四海腾欢”四件国宝问世，经历了一百多年，跨越了两个世纪，虽然几遭厄运，身世坎坷，但最终还是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珍宝，以辉煌的身份和最高的荣誉，被堂堂正正地请进了中国工艺美术馆大厅。“卅二万种”就好像是一位处在乱世中的绝代佳人，虽遭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但最后还是终于找到了既称心如意又门当户对的婆家。对于民族伟人周恩来来说，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最高行政当局国务院来说，对于大半生都在倾心关注“卅二万种”命运的王树森来说，对于多年以来一直日夜守护着“卅二万种”的翟维礼们来说，对于“86工程”全体成员和北京玉器厂来说，都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使国人皆大欢喜的结局，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果。王树森在弥留之际所提出的悬念，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再为此去花费更多的精力，有关“卅二万种”的事，可以到此结束了，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一件事应该结束而就是结束不了，有关“卅二万种”的事应该画上句号但又未能画成，因为在这期间又出现了一位关键性的人物，正是由于这位关键性的人物的出现，才使“卅二万种”又起风波，王树森在弥留之际所发现的疑案，一时又成了一些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
这位关键人物姓杨，名伯达，人高体宽，年纪虽已进入六旬，但一派绅士学者风度不减。这位杨伯达先生，当时的正式职务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同时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文物鉴赏专家，尤其是对于玉器和瓷器的鉴赏，更是他的专长。在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大量文物古玩中，对一些玉器和瓷器的真伪、年代及其文物价值等鉴定，有不少都是经杨伯达作出的。有一年在香港的一处工地上，曾在地下深处发现了一小块经人工打磨过的玉片，一时成了轰动香港的新闻。因为这块玉片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所以有的人据此推断，香港有人居住的年代，应该由此再向前推几千年，这等于要重新编写香港历史。香港当局认为此事影响巨大，必须邀请著名专家进行论证。于是，这位杨伯达先生应邀赴港。杨伯达到达香港后，首先对玉片进行了观察分析，然后又到那个工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杨伯达根据中国几千年的玉器发展史和香港的历史进行综合分析鉴赏，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此玉片虽然是在香港发现的，有数千年的历史，但这块玉片绝对不会是出自当地，更不会是由当地人制作的，而是由内地人带入香港后遗留下来的。随后，杨伯达对于他的这个结论进行了广征博引和详细论证。杨先生的高论一出，立即获得一片赞扬声，从此，由一件玉片引起的有可能需要改写香港历史的风波悄然收场。
时势造英雄，千真万确。一个人尽管有才能和专长，但如果没有给他施展的空间，这个人的才能和专长，还是会无所作为，即“英雄无用武之地”也。这位杨伯达先生之所以能在“卅二万种”上有所作为，正是颐和园和北京玉器厂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
在“86工程”专家名单中，杨伯达就是其中一位主要成员。20世纪80年代初，颐和园管理处，为充分展示本身的文化价值，决定将大批的库藏文物，在园内各个殿堂进行轮流展出。杨伯达以文物专家的身份，被颐和园管理处正式聘请为顾问。此时的杨伯达，同时还被北京玉器厂正式聘为顾问。有一次，杨伯达在和“86工程”的一些人聊天时，有一个人无意中说出了“怪罗汉”在临死前提出的颐和园珍宝与“卅二万种”的那桩悬案。说者虽然是在聊天中随便说说而已，但杨伯达听说后，职业敏感性使他为之一震。啊，还有这么一桩悬案，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杨伯达认为，自己和玉器打了多年交道，对于一些有价值的玉器珍品，曾作过不少鉴赏和论证，但“怪罗汉”说的这件事，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一个需要他认真下功夫破译的悬念。在这位玉器鉴赏专家看来，如果颐和园里的那件翡翠插屏，真的是从“卅二万种”大料上切下来的，而且是大料的精华部分，颐和园里的那件翡翠玉件的价值，可就吓煞人了。如果可以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词来比喻的话，就可以这么说了：颐和园的珍宝，是用主料制作的，而“岱岳奇观”等四件国宝，则是用制作颐和园翡翠珍宝的边余料制作的。既然用边余料制作的“岱岳奇观”“含香聚瑞”“群芳揽胜”和“四海腾欢”四件玉活都成了国之重宝，那颐和园所收藏的几件翡翠珍宝，不就成了“珍宝中之珍宝”“国宝中之国宝”“无价之宝中的无价之宝”了吗？对于杨伯达这位玉器专家来说，如果能把这样一件事弄出个结果来，确实是一件非常有分量有意义的大事。
对于如何破译这样一件悬案，他想了好多办法，但想来想去，他认为最为有效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是利用他一身兼“三职”之便，即“86工程”主要成员、颐和园顾问和北京玉器厂顾问三职，由他这位玉器鉴赏专家亲自出面，将颐和园管理处、“86工程”小组及有关部门的专家和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用科学的态度，对颐和园的翡翠插屏和那四件国宝，从玉石的质地、成色、纹理走向、工艺特点以及历史背景等方面，进行逐项的比较和分析，以此得出一个比较科学比较客观的，能够被人们认可的统一认识。于是，这位杨伯达先生，为了破译“怪罗汉”临死前提出来的这桩悬案，又开始了周密策划。 (十四)两军对阵，各有高论，一时难分伯仲
通过杨伯达这位玉石鉴赏专家周密策划和紧锣密鼓的联系，好多单位和个人，都对破译这桩悬案抱有浓厚兴趣，经过筛选，最后确定请五个单位派人参加。这五个单位是：颐和园管理处、北京玉器厂、“86工程”小组、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和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
1989年3月29日，正当“86工程”处在万马战犹酣的关键阶段，五个单位根据事先商定的人员，带着有关证明，准时赶到颐和园。他们当中既有著名的玉器雕刻专家，又有著名的玉器鉴赏专家，同时还有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美术设计、工艺展览、展品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有的被授予国家级工艺大师，有的被授予总工程师，有的被授予公司级大师，还有一些是相当于教授级的研究馆馆员以及几个单位的主要领导。这些人是在对“岱岳奇观”等四件巨翠，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分析之后才来到颐和园的，可算是有备而来。
上午九时半，这些专家和学者，集中在颐和园内一个地方等待。这里是一个大的会议室，室内整洁，光线充足。中间是一个约十米长的大办公桌，人们就坐在办公桌的周围。颐和园里的翡翠珍宝，由于长年收藏在文物库房里，活像一位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对于这些人是非常陌生的。人们都以异样的眼光和心态，急切地等待着颐和园“大家闺秀”的出现。
不大一会儿，颐和园里的工作人员，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要求，将几块翡翠玉件小心翼翼地运到了这里。当工作人员把包装打开，将几块翡翠插屏的真面目展现在众人面前时，在场的人们几乎是屏住呼吸，同时站了起来。室内的光线也更加明亮。大家指手画脚，先是窃窃私语，小声议论，过了一段时间，室内就出现了赞扬声、笑声和忽紧忽慢时高时低的争论声。他们看到的不只是王树森所说的一件翡翠插屏，而是大小不同的六件翡翠插屏。这六块玉件虽然体积大小有所不同，但都是通透的嫩绿，质好色艳，是地道的金丝种，而且是顺丝翠。几块之间虽有差别，但不太明显，都可谓当世极品。通过当场议论和比较，当时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专家倾向于“怪罗汉”的观点，即颐和园里的六件翡翠插屏的用料，确实是取自“卅二万种”，而且是“卅二万种”大料的精华部位。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表示，论据还不够充分，还有不少可疑之处。
表示不同意者的论据有三：
第一，颐和园里的库藏文物，大多都是慈禧太后住园期间留下来的，这些珍宝的来源有三个渠道。一部分是从紫禁城调拨来的，一部分是从承德避暑山庄调拨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里做寿时大臣们送的寿礼。“卅二万种”只是近代的事情，不可能和紫禁城和避暑山庄有联系。
第二，慈禧太后死于1908年。从1905年之后，即慈禧太后70岁生日之后，由于是处在朝廷末日，清朝ZF摇摇欲坠，在这种形势之下，已很少有人向清宫送重礼，而宫中丢失珍宝的事情倒是时有发生。尤其是溥仪作为末代皇帝居住在紫禁城期间，更是如此。也就是说，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如此珍贵的巨翠玉件，是很难进入颐和园的。再说为慈禧太后祝寿的礼品单子上，人们并没有发现这几件东西。
第三，我们看到，在颐和园里的几块玉件上，除了图案之外，还分别刻有一些乾隆皇帝的诗句，在落款处明显刻着乾隆御题。虽然没有具体年号，但可以依据这个进行推断，“卅二万种”和颐和园的翡翠珍宝，两者之间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
表示同意者的论据也正好有三：
第一，从“卅二万种”大料被切去一块的那个切口处观察，其切口面积与颐和园六块翡翠中大块的平面面积近似。这说明此料从大料上切下来之后，未作更大的处理，即一片一片地切下去，分别做成了六件大小不等的插屏。
第二，从成色、纹理和工艺上看，也很能说明问题。一是大料切口处的绿色与纹理走势，和颐和园的那块大件的颜色和纹理走势太相似了；二是从工艺水平来观察，这几件活不像是乾隆年间，全都是用手工打磨出来的，有用电动机械打磨的明显痕迹。中国使用电力的历史，只是从20世纪初期才开始的，而乾隆年间则是全部用人工打磨。
第三，人们都承认世上没有两块完全一样的玉石。在“卅二万种”大料上，我们曾发现有一道天然裂纹，虽然不十分明显，但一眼就能看出来。而在颐和园的那块大玉件上，我们也发现有一道不太明显的天然裂纹，其走向及尺寸和“卅二万种”大料上的裂纹走向及尺寸是相似的。这一点不仅特别引人注意，也非常说明问题。
两军对阵，各有高论。各路诸侯议论得很热烈，一时难分胜负。最后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请颐和园有关人员，再认真看看库存文物档案，查一查这几件巨型翡翠插屏，究竟是何时进入颐和园的，是因何而来的。把这些弄清楚之后再作进一步分析。
清朝皇宫里数量众多的珍宝古玩，在1860年三山五园被英法联军焚毁时，虽然被侵略军抢走不少，但仍有相当多的珍宝被收藏在宫中。1898年颐和园建成之后，因为慈禧太后常年在颐和园居住和处理朝政，好多宫中珍宝又从紫禁城和承德避暑山庄运到颐和园里收藏。紫禁城和颐和园收藏的这些数量众多的宫中珍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有一小部分被运往台湾，其余大部分仍被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和颐和园。这些珍宝数量众多，要想把每一件珍宝的来龙去脉都查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拿瓷器一项来说，仅故宫博物院一家，就有数十万件之多。在这数十万件瓷器珍宝当中，就有相当多的瓷器无法查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因为在宫廷档案中，对于这些东西的记载，有些只有名称、数量和样式等，而对于他们的身世和来历的记载，则少之又少。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之后，查询档案的情况有了可喜进展，颐和园管理处的有关人员，终于在一本相当旧的档案册子上找到了六块巨翠的出处。 (十五)周恩来的名字和“卅二万种”紧紧地扭缠在一起
颐和园有关人员，首先翻阅了1911年以前，即清朝ZF被推翻以前的颐和园库存物品档案，接着又翻阅了1925年以前，即清朝ZF被推翻以后，颐和园归由末代皇帝溥仪所有期 间的库存物品档案。在没有查到满意结果后，他们又查询了1949年以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库存物品档案，但还是没有查询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怎么办?再要查下去的话，就只有从1949年10月开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库存档案了。尽管大家对继续查下去的希望存在着不小的问号，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查，查，查。最后，人们终于在一份尘封多年的资料上查到了这样一条记载。其大意是：
1951年3月8日，颐和园收进珍贵玉器××件。此品是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49年初，作为逆产没收的。先储藏于西郊公园，后来转交给颐和园长期收藏。
这就是颐和园有关这几块翡翠插屏的原始记载。寥寥数笔，仅此而已。
另外，有一位当事人经过认真回忆，还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说此事是遵照一位中央首长的指示，由西郊公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将这些玉器转交给颐和园长期收藏的。
专家学者们正是根据这寥寥数笔的记载和那位当事人提供的细节，进行了颇为有价值的探讨。
有人首先这样质疑：
第一，何为“逆产”?
第二，下令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六块翡翠插屏交由颐和园收藏保管的这位中央首长是谁?
第一个问题，何为“逆产”?“逆产”者，即背叛国家民族的人的财产。当时人们所说的“逆产”.来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此人曾与日本人有着某种不光彩的联系，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做了一些于国家民族不利的事情；另一种可能是在中国进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曾帮助某些外国人做了一些于国家民族不利的事情。这两种人无论是哪一种，在一般国人眼里，都可把这样的人称作“汉奸”，而他们的财产，都可以遵照当时的政策，以“逆产”论处，无条件地收归国有。
第二个问题，即在北京没收的六块翡翠插屏，是由哪位中央首长下令转交颐和园收藏的。对于这个问题，不少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园成立初期，能称作中央首长的也就是五个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这五个人当时被人们习惯地称呼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1951年3月，即遵照中央一位首长的指示，将六块翡翠插屏转交颐和园收藏时，任弼时已经去世，剩下的只有毛、刘、周、朱四位。根据这四位中央首长当时的工作分工和平时的工作作风，处理这样的事情，不会是毛泽东，也不会是刘少奇和朱德，除了周恩来之外不会是其他人。1951年3月，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已改为北京市人民ZF，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是叶剑英。由于颐和园的特殊地位，当时的颐和园是归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后来的北京市人民ZF直接领导的，也就是说颐和园是直接归叶剑英领导的。叶剑英和周恩来这两位开国元勋，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就在一起并肩战斗。1946年，为防止内战发生，实现国内和平，及时公正地调解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经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同意，共同成立了一个军事调停处，周恩来和叶剑英就是由共产党中央派出的正式代表。为了开展工作，周恩来和叶剑英于北京解放前就在北京的军事调停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并数次出入颐和园。颐和园这座皇家园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48年冬季，北京和平解放前夕，为了对北京守敌开展和平攻势，负责和平谈判的叶剑英，他的办公室就设在颐和园。几十年来，周恩来和叶剑英两位革命家的个人关系非常之好。从这段历史背景中人们可以推断，北京没收的重要“逆产”，由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叶剑英上报周恩来这位中央首长，并经周恩来这位中央首长的同意，最后决定转交颐和园长期收藏，这是一条既合法又便捷的正式渠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周恩来为什么决定将这些珍宝交由颐和园长期收藏而没有交给其他单位，人们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和分析。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上，由于中国最高执政者慈禧太后长年住在颐和园处理朝政，中国近代史上好多大事的发生都与颐和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在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首长们的眼中，就是在众多国人和一些外国人眼中，颐和园自然是全国的权力中心和政治中心，从政治角度来看，其地位和影响远远高于故宫。当时的北京城，有条件收藏这些珍宝的只有两家，一家是故宫，另一家就是颐和园。在周恩来看来，无论是颐和园的地位、价值、安全和未来影响，将六块翡翠珍宝交由颐和园收藏，不仅仅是为这座中外著名的皇家园林增添了一件“镇园之宝”，而且是一个最为安全最为理想的选择。这或许是周恩来作出这一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周恩来认为，颐和园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宝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几十年以来，周恩来对颐和园始终是一往深情和关怀备至，数百次利用颐和园这块宝地，充分展示他的人格魅力和外交才华。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周恩来决定将六块翡翠插屏稀世珍宝，交给他所钟情的颐和园长期收藏，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在有关“逆产”问题和由哪位中央首长决定将这些“逆产”转交颐和园长期收藏的问题有了统一认识之后，有关人员根据颐和园提供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人们发现，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没收的四块巨型翡翠和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没收的“逆产”，在几个关键之处，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第一，时间的一致性。无论是上海的四块翡翠还是北京颐和园的六块翡翠，都是在北京和上海刚解放时发现后没收的。这说明在“卅二万种”由一块大料被切割成五块小料之后，没隔多久，其中的一块，即大料的精华部分，就被弄到了北京，后来，另外四块则被弄到了上海。进入北京的这一块，很快就被买主分别切割成六块，雕刻成大小不同的六件翡翠插屏。而进入上海的四块翡翠玉料，还没来得及处理，上海就解放了。由此可以推断，两者之间，在时间上绝不会相差太远。另外，从工艺特点上看，颐和园的几块翡翠插屏，属于近代作品。至于在插屏上雕刻的“乾隆御题”和“三希堂”等字样，可以断定，是后人故意搞的以假乱真的把戏。其主要用意，是想以此否定这几件翡翠珍宝与“卅二万种”的渊源关系。
第二，主人的一致性。被弄到上海的四块翠料，可能是被某一位与驻沪的外国银行有关系的人，用巨资买了后想运出国门。而被弄到北京的这一块，则是被一个可称作“汉奸”的人用巨资买走了。一个是与外国帝国主义资本有关，另一个是与国内官僚资本有关。根据当时的政策，其财产都是被没收的对象。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断，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有的人想用较为隐蔽的办法，急于把这五块巨翠卖到国外去，一石两鸟，既能以此销赃肥私，又不至于引起国人的注目。但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发展。
第三，玉石材料的一致性。翡翠属于硬玉，每一块硬玉，在其漫长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本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世界上绝对找不到在成色和纹理走势上完全相同的两块翡翠玉石。而颐和园的翡翠与“岱岳奇观”等四块翡翠的成色和纹理，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
第四，决策者的一致性。对于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没收的“逆产”和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没收的四块玉料的最终处理，都是由周恩来这位中央首长亲自决定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比较，大家一致同意这样的看法：
颐和园所收藏的六件翡翠插屏和“岱岳奇观”“含香聚瑞”“群芳揽胜”及“四海腾欢”四件国宝，都是发生在20世纪的事情，其用料都是取自“卅二万种”一块整料上，而且都与一代伟人周恩来有着非常奇妙的渊源关系。从此可以向世人宣告：“怪罗汉”在他弥留之际留给人们的悬念，由杨伯达召集的中国玉石精英们给破译了。周恩来生前倾心保护的国之巨翠以及交由颐和园保管的六件翡翠珍宝，现在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收藏的传世重宝。
从王树森幼年接触“卅二万种”巨翠开始到悬念的真正破译，先后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上至国家总理，下至普通百姓，为了一块石头的命运，不知耗尽了多少人的精力和心血。乾隆年间，朝廷曾组织有关人员对元朝留下来的“耕织图”进行校对，共计成图48幅，图文兼有，历时三年，分别刻在了48块石板上。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异常高兴，他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立即召集王公重臣，搞了一次非常隆重的庆祝活动。由此人们可以想像，如果周恩来健在的话，可以肯定，他会以国家总理的身份，责令有关部门，召开一个气氛热烈的新闻发布会，把有关“卅二万种”的坎坷身世、历史演变以及文化经济价值，向中外媒体作详细介绍。一些中外新闻媒体，肯定会用大幅照片和具有渲染性的文字，把“卅二万种”炒作成一个具有一定爆炸性的新闻。
看来，有关“卅二万种”的传奇故事，到此可以收笔了，但是，在一些专家学者眼里，这个传奇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还有疑点。 (十六)不算尾声的尾声
一些学者们对如下三个问题，仍然兴趣很浓，意犹未尽。
第一，“卅二万种”被切割成五块之后，是如何从云南弄到北京和上海的?
第二，对颐和园里的几块翡翠插屏的价值，应该如何评价?
第三，“卅二万种”几个汉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五块巨翠是如何从云南运抵北京和上海的，虽然没有找到有关的资料，但不少人同意这样的推断：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是一个十分动乱的年代。处在那个动乱的岁月，好多ZF官员都会感到人人自危。地处中国边陲的云南省的官员们更会是如此。云南的那位富翁，在将“卅二万种”这块巨翠悄悄赠送给当地ZF之后，很可能被某一位或几位有一定权势的贪官污吏们给私吞了。这些贪官污吏们，为了能在短时间内销赃肥私，考虑如此巨型大料的运输难度和出售难度，通过私下操作，立即将一块大料分割成五块小料，并很快与上海和北京的一些人取得了联系。而北京和上海的这些人，当时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又与某些外国官员或商人有一定的联系。于是，云南的贪官污吏们便和这些被称作“汉奸”的人开始谈判，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终于做成了这笔肮脏交易，并于20世纪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先后将五块巨翠，秘密地分别运抵了北京和上海。
这种推断听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这只能是一种推测而已，并不等于事实真相本身。而在杨伯达等人看来，对于这样的问题，似乎已经超出了他们所要研究问题的范围，因为这纯属历史问题。杨伯达等人感兴趣的，是颐和园的六件翡翠插屏与“岱岳奇观”等四件国宝，是不是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是不是都是从“卅二万种”一块整料上派生出来的？如果是的话，又是如何进入颐和园的？对于这个问题，从观察、比较和有关资料上来分析，目前大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等于有了结果。对于其他问题，比如，这桩肮脏的交易是如何做成的，买主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又是用什么方法，将五块巨翠分别运到北京和上海的，等等，他们觉得，所有这些细节问题，没有必要再去花气力追究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由颐和园收藏的几块翡翠插屏的价值如何评价?中国玉石精英们一致认为，交由颐和园收藏的这几块巨型翡翠插屏，其质地可谓“种优水足”，品第极高，是“世界翡翠极品中之极品”。关于这六块翡翠插屏的价值，颐和园管理处的一位有关人士曾向大家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20世纪90年代初，颐和园曾在长廊西侧的一个名叫“清华轩”的院落搞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叫“颐和园文物精品展”，共挑选了一百余件库藏文物进行公开亮相，其中就有那个大件翡翠插屏。一天上午，有十几位台湾同胞走进清华轩院落。其中有一位约50多岁的先生，走进展室后，一眼就盯上了这件翡翠插屏。这位先生说，他曾跟翡翠打过多年交道，去年他在香港参加的一次珍宝拍卖会上，一对翡翠玉镯，竟然拍出了3600万港元的高价。以他的眼力，颐和园里的这件翡翠插屏，如果拿到国际市场去拍卖，凭借它的质地、工艺和历史文化价值，拍出数千万美元是有一定把握的，也有可能拍出上亿美元的天阶。一块翡翠插屏就能拍出如此高价，六块翡翠插屏又能拍出什么样的天价呢?这位台湾同胞尽管是一人之言，但他从一个侧面向人们透露了颐和园几件翡翠插屏，具有何等的价值。
对于第三个问题，即标在这块巨型翡翠上的“卅二万种”几个汉字究竟包含了一些什么意思?如果能把这几个字的真实含义弄明白，说不定还会从中发现某些更为有趣的细节。为此，有的人曾分别找了一些专家进行分项研究和分析，也有的人则用了不少时间去翻阅各种资料，人们都想通过各种途径，力图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圆满解释，揭开披在“卅二万种”几个汉字上面的神秘外衣。
有的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卅二万种”几个字，可能与第一次交易时的价格有关。是不是当时有一个数字，货物的价值或者是货物的重量，或者是某一种货币的数量等，正好是与“卅二万”几个字有着某种联系，为了增加这块巨型翡翠玉料的神秘性，同时也为了区别于其他的玉料和便于记忆与表达，索性给这块巨翠，起了一个“卅二万种”的古怪名字，然后有位好事者就把这样几个汉字标在了上面。
有的人提出了另一种看法。在以玉石破题的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有这样一句话：“千种玛瑙万种玉”。说世界上各种玛瑙和各种玉石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卅二万种”中的“万种”二字，是不是套用了这里的意思，说明玉石千姿百态，而“卅二万种”巨翠，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在数十万件巨型翡翠玉料中，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一块惊世绝品。
还有的人依据以上两种分析提出第三种说法。即在某种数据的基础上，又借用了《红楼梦》中的“千种玛瑙万种玉”那句话，给这块巨翠起了一个“卅二万种”的奇怪名字，又为这块巨型翡翠披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外衣，使这块巨翠更具神秘色彩。
三种说法虽然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未能击中要害，都不能自圆其说，所以，都没能得到专家学者们真正接受和完全认可。
这些专家学者们，对于“卅二万种”四个字到底作何种理解为好还没有议论出一个较为满意的结果，主持会议的杨伯达，突然又提出了另外一个使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诸位专家学者们，请静一静。”他环顾四周看了看大家的表情后接着说，“诸位，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在座的人们不知道这位故宫的专家又要发什么高论，于是，都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了杨伯达。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颐和园的几块翡翠插瓶和中国工艺美术馆的四块翡翠玉件，都是从一大块翡翠玉料上分割下来的，现在都成了国家的重宝，而且又都在北京。你们说说，是把颐和园和中国工艺美术馆这两处的珍宝集中在一个地方收藏保管好，还是像现在这样，放在两个地方分别收藏保管好?”
杨伯达提出的这个问题，给在场的人们来了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大家的兴奋点还在没有议论出结果的那些问题上。但大家觉得杨先生的突然发难，确实也是一个值得议论的话题，于是，会场上刚刚有些冷下来的气氛又开始活跃起来。有些专家认为，两处的翡翠重宝都应该放在颐和园一个地方集中收藏保管。而有些学者则认为，这些翡翠重宝的收藏地点，维持现状也不是不可以。
说应该放在颐和园集中收藏的专家们认为，周总理在没有了解“卅二万种”全貌的情况下，既然能下令把几块翡翠插瓶重宝交由颐和园收藏保管，如果他在世的话，知道了“卅二万种”和颐和园的珍宝的渊源关系，周总理为“卅二万种”这块天下罕见的巨型翡翠，再发一个“所有翡翠珍宝，全部交由颐和园负责收藏保管”的命令不是没有可能的。另外，今天的颐和园与50年代的颐和园已今非昔比了，现在，这座园子已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颐和园丰富的库藏珍品。我们把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的这些翡翠重宝，交由颐和园这座“世界文化遗产”集中收藏，从二者身份来看，正好门当户对，对于提高颐和园的价值，弘扬中华文化非常有利。
说应该维持现状的学者们认为，颐和园收藏的珍品，应该以清王朝宫廷的东西为主，收藏清王朝宫廷以外的东西不应该成为颐和园的一项任务。另外，“卅二万种”从它被挖掘出土，一直到演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一件事，现在，分别由北京的两个地方收藏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是历史，是原汁原味的历史，正好表明“卅二万种”身世的坎坷与传奇。
在专家学者们当中，要想让对方轻易接受自己的观点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理由比较充分，谁也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于是，会议又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最后能被专家学者们接受的还是那句话：
“该我辈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没有做完的事，还是留给我们的下辈去处理吧!”
2004年8月15日，完成于颐和园宿舍
2005年2月15日，第二次修改
中国四大国宝翡翠之《含香聚瑞》
翡翠花薰《含香聚瑞》：高71厘米、宽56厘米、厚40厘米，重274公斤。薰的主身是以两个半圆合成的圆球体，集圆雕、深浅蓝浮雕、镂空雕于一体，综合体现了我国当代琢玉技艺无可比拟的高、精、尖水平。规格：高71厘米 宽64厘米
产品说明：《〈四件国宝〉》之一。采用套料工艺，从原料主体中旋取球形盖，使小料做大，薰体琢饰传统吉祥图案，浑厚，稳定而大器。
设计：马庆顺、尉长海
制作时间： 1989年完工。
作者介绍：蔚长海，男，1941年3月3日出生，河北省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特级工艺美术大师。蔚长海1956年进北京第三玉器生产合作社学徒，师从著名老艺人李焕亭和许茂林。1962年他参加了“继承流派技艺重点人员培训班”，学习名家技艺，进修美术理论，此后，开始独立创作。蔚长海的艺术特色：1、用料严谨，小料大作；2、做工精细，雕琢柔润，因材施艺，作品富丽堂皇；3、作品厚重古朴，稳重大方，浑然一体；4、风格简练而典雅；5、坚持创新，题材多样。
《含香聚瑞》是由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的四件翡翠国宝之一，它采用了套料工艺，将一块高66厘米、宽48厘米、厚36厘米的绝好美玉，做成了高78厘米、宽65厘米、厚39．5厘米的花薰。花薰通体翠绿、晶莹灵透。
这四块翡翠原料原是一块被锯掉一角的大翠璞，总重803．6公斤。1980年4月，年过六旬的“玉雕怪杰”王树森大师思玉之情不减，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寻宝”，之后，经国家计委安排，大师在国库中看到了30年来梦寐以求的四块翡翠，并建议将这四块大翡翠原料制成翡翠艺术品。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将这四块翡翠移交轻工业部，由其负责组织设计和制成大型翡翠艺术品。这一工程从设计到竣工历时8年，其间有国内外3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参与，其中包括当时的美协副主席、雕塑家刘开渠，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玉器专家杨伯达，国家文物局专家王世襄，画家黄胄，书法家启功等。设计完成后报国务院批准同意，于1985年交由王树森大师所在的北京玉器厂开始制作，由60多名身怀绝技的技艺人员精心制作，谨慎“琢磨”。
1989年11月23日，国务院组织召开了大型翡翠艺术珍品鉴定验收会。经专家鉴定确认：四件翡翠作品原料之贵重、创作之精美，为古今中外所未有，鉴定验收委员会专家们一致认定四件大型翡翠玉器为国家级珍品。
翡翠花熏《含香聚瑞》原料重274．4公斤，以绿翠为主，类似长方形，外形完整，绿翠多，材料质地优良，所以艺术家们将其设计为球型花薰，它不仅发挥了中国玉器历史上高难度的套料工艺，而且以料中套料，小料做大的手法，增加原料绿翠的面积。花薰由底足、中节、主身、顶等五部分组成，并以主身和盖组成的球体为中心，周围饰以圆雕的龙。在盖、中节、底足三部分，以深浅浮雕的技法和开光的艺术形式，装饰传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兽”图案。盖的周身除四个开光图案外，通体镂雕唐代传统的蕃草图案。整个花熏看起来碧绿晶莹，灿烂夺目。
套料工艺，即从五料中掏膛，掏出玉料，是中国玉器艺术传统的高难度的优秀技艺。花薰的盖由主身中掏出，而且要求膛的厚薄均匀一致。在五个部分的组合上底足和中节、中节和主身、盖和顶的结合都采用螺口相接的方法，达到螺纹角度精确，子母口密切配合，各个平面的水平一致。上下垂直到位，制作精确。花薰有2个大环和8个小环，大小一致，比例恰当。
2000年9月中国工艺美术馆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文化部在美国举办的2000中国文化美国行大型展览活动。中国工艺美术馆精选出286件珍藏晶参展，其中“含香聚瑞”作为国宝级大型翡翠玉雕代表作晶被运往美国参展。在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下，该作品顺利展现在美国纽约贾维茨展览中心，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兴趣，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国内外多家媒体对此次活动做了详尽的报道，“含香聚瑞”也首当其街地成为向美国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和宏扬民族文化精神的重头戏。 中国四大国宝翡翠——《群芳揽胜》
材质：翡翠
产地：缅甸
规格：64*41cm
类别：摆件
简介：四件国宝之一。用传统套环技法琢出提粱和两条各有３２个环的活动链子，将从篮体中掏出的玉料琢成各种花枝，插嵌篮中。花篮局部的牡丹，菊花，玉兰花，月季，山菊，悬崖菊，萱草花等花卉构图优美，花型豪放；插嵌的茶花，梅花，海棠，牡丹花蕾点缀其中；花卉，枝叶舒展优美，呈现百花争艳，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国四大国宝翡翠——《四海腾欢》
翡翠插屏“四海腾欢”：高74厘米，宽146.4厘米，厚18厘米，插屏整个画面以我国传统题材“龙”为主题，9条翠绿色巨龙，在白茫茫的云海里恣意翻滚，气势磅礴，是当今世界最高大的一个翡翠插屏。
制作时间： 完成于1989年。
作者： 郭石林
作者介绍： 郭石林，男，1944年10月19日出生，北京市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特级工艺美术大师。郭石林1962年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玉器厂从事玉雕创作设计工作，先后师从老艺人方寿金和玉雕大师王树森。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他擅长人物创作，人物形象逼真，传神，线条刻画生动，流畅，画面表现细致，完整，显示出娴熟的艺术技巧。
产品说明： 《四件国宝》之一。将一块板状翡翠料一剖为四，拼镶成屏。翠料质地莹润，鲜绿翠色与玻璃地融合绝妙。作品俏色妙用，在局部位置浮雕云，龙，海水，显现出云涌，龙腾，碧涛激荡的宏大场景。精巧的雕工与翠料中的天然纹理，色彩交相辉映，表现了“九龙闹海”，“四海腾欢”的意境。
《四海腾欢》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翡翠插屏(或称插牌)，插屏高74厘米、宽146．5厘米、厚1．8厘米。插屏的整个画面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首选题材龙为主题。只见云海茫茫，九龙腾飞，狂飚席卷，云水翻腾。整个雕件气势磅礴，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和谐融合，相互辉映，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文明发展。寓意华夏儿女、龙的传人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英武豪迈的气概，使观赏者在插屏跟前肃然而立，浮想联翩。 中国四大国宝翡翠之一——《岱岳奇观》
材质：翡翠
产地：缅甸
规格：88*83*50.5cm
类别：摆件
设计：张志平、陈长海
作者：北京高市玉
简介：“四件国宝”之一采用山子的形式表现了泰山的“中天门”“十八盘”“天街”“天皇顶”等主要景观。右上角橘红色表现日出东海，一块红综色琢成一轮红日，表现日出的景色。
高78cm、宽83cm、厚50cm、重363.8kg。这件作品以珍贵的翠绿充分表现泰山双面景色，突出了十八盘、玉皇顶、云步桥等奇景，显示泰山雄伟的气势和深邃的意境，在倒悬崖上的一轮红日，将这座名山点缀成人间仙境。
1990年获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金杯（珍品）奖！
翡翠原料——稀世珍宝“岱岳奇观”山子翡翠原料重363．8kkg，呈三角形，正面（行话称阳面）由人工切割为雨侗平面，中间有一棱线，左右两个平面大致呈90°倾斜。底部也为人工切割成一个平面。翡翠背面（行话称阴面）为土黄色石质外表覆盖，油青色泽沉着。在背面右侧边缘有一块红棕色翡。其色彩有绿（翠）、粉白、红棕（翡）等，色泽鲜艳，质地细密，水分足，晶莹鉴透，其中绿色多而密，呈丝絮状，多集中於正面中间棱线左右的平面，和粉白色的地子交错。这块翡翠在国库中放了三十年，其体积之大，重量之重，本身就是一块历史上不多见的稀世珍宝。
设计雕琢——巧夺天工泰山，是闻名世界的名山，气势磅礴，宏伟壮观，寓意深远，历代帝王将相、文豪墨客对其赞颂不绝，将其喻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设计过程中，作者们国材施艺，保留大面积，并突出绿色（翠），以边线最宽的88cm的底部作为作品的底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玉料体积，在泰山的造型中，随形就势，尽量占用边沿和棱角料，既保持体积大的优点，又使山脉峰峦起伏，错落有致。在布局上，作者们突出重点，以中天门为背景，集中表顼十八盘、天街、玉皇顶等主要景观，有取有舍，进行艺术的概括和集中，使作品不至于陷于成为表现真实景色的模型。在作品正面，以多而密的绿色（翠）设计成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的树林，以亭台楼阁、小桥、瀑布、溪水等作为近景，突出展现玉料的精华所在。作品共有64个人物、9只鹤、9只鹿、3只羊，寓意吉祥。中景的山峰不加过多的人工琢磨，充分表现玉料质地、色泽的美。从而更显示作品的珍贵价值。粉白色的部位处理为缭绕山峦之间的云雾，既和绿色形成对比，又使人们感到泰山的高耸、宏伟和壮观，使作品小中见大，意境深远，更扩展了这一稀有玉料庞大的体积。正面王料的绿色青翠，作者们设计为泰山的阳面，而背面呈深沉的油青色，则设计为泰山的阴面。这符含自然规律，因为向阳的山峦，阳光普照，树木青翠而生长旺盛；背阴的山峦，树木色浅灰暗而深重，如同唐代诗人杜甫在《望岳》诗中所叙述的“阴阳割昏晓”。
在背面，做工比较简练，突出了玉料庞大的体积及其质地和色泽的美，同时雕刻有唐代诗人杜甫的《望岳》这首诗用古代名人书法组字，用铁线篆体琢碾于具上，并填金色，使作品风格古朴、高稚，书法、工艺和造型互映成辉，更具民族特色。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背面右上侧的边缘有一块红棕色，作者们利用这一难得的俏色，设计成一轮红日在山巅冉冉升起，隐现于云彩之间，手法含蓄，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
工艺制作——唯我中华“岱岳奇观”在工艺制作上，作到了正面繁复、背面简练。而在正面，则是近景繁复，采用镂雕、圆雕、深浅浮雕等手法，琢碾成层屑叠叠的树木、小桥等，刻划入微，玲珑剔透，显示了精湛的技艺。中景和远景则采用浅浮雕、阴刻等手法，使之深远。在王器制作工艺上，一般地说，由于王料较小，所以是玉料将就工具，而这件体积庞大而苯重的翡翠就必须原料固定，由工具去将就玉料，所以，工人们设计制造了大型旋转工作台，以安置玉料，并创制了大型多方向切割机，直径大至150、小至20的软轴金刚石磨钻头，加长大棒钉和大枣核棒大喇叭口型和大平口型工具等几十种，同时采用切割顶撞、叠挖、穿透、琢磨、镂贴、钩撤等多种技法。抛光是翡翠琢碾後重要工序，工人们用自制的各种大小型号的胶锭、葫芦铊、毛刷轮等工具和金刚砂、白泥浆、氧化铬、白布竹片、蜡等材料反复过粗胶、细胶，在上蜡时采用了创新的大型专用除尘设备和自制的红外线烤箱光亮，确保了作品的亮度、光洁和平整的效果。作品的底座以进口红木为原料，刀法粗犷简练，烘托出作品宏伟、壮观的艺术特色。
《岱岳奇观》以东岳泰山的主要景观为题材，雕刻琢磨而成的摆件是一块78厘米、宽83厘米、厚50厘米，重363.8千克的巨大翡翠。作品中前山突出了泰山十八盘、玉皇顶、云步桥、竹林亭等名胜奇景；后山突出了乱石沟、避尘桥、天柱峰等孤岭沟崖。前后两面构思完美，琢制技艺精绝。仔细欣赏，但见山岭雄峻，天下名山岿然不动，坚不可摧，宽厚挺拔的山体，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质朴敦厚，宽仁博大的精神特质，似可触及到中华民族刚毅坚强：以宏阔包容万物，以坚韧自我砥励，以发奋超越求新的精神风貌；再看林木神秀：青山林木中，掩映着座座梅亭，倒挂的银河上，映衬着片片云朵。异兽奔走，仙鹤翱翔，东侧悬崖上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更显示出这座名山的雄伟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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