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为什么要离开中国，而且再也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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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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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六十年代有一首诗，叫《敲打乐》，有一句核心的句子：中国中国你令我昏迷／何时，才停止无尽的争吵，我们／关于我的怯懦，你的贞操？点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晚清以来中国的“个人”与“中国”这个概念之间的纠葛。

% S1 w/ H/ Q, {1918年冰心《去国》，主人公在美国学成后回到国内，连遭挫折，又决定返回美国，在赴美轮船上感叹：“祖国啊，不是我抛弃了你，而是你抛弃了我”。闻一多在美国的时候，天天望着天空想念祖国，一回到中国，就说：“这不是我的中华”。

3 D2 ]4 ]0 Q/ g. `# _- J1940年代老舍《茶馆》有悲愤一问：“我是爱这个国家的，但谁来爱我呢？”1950年代台湾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1980年代《苦恋》都从不同的角度回荡着这个沉痛的疑问。

1980年代白先勇写过一篇小说，主人公是1940年代的留美学生，1949年没有回国，而另一个同学却回国报效祖国。主人公为此几十年来，深感内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中国人的责任。不想在80年的某一天，在纽约偶遇了一个人，居然就是当年决然回国的那个爱国同学，现在却一脸沧桑，说经过文革，决定再次出走回到美国，再也不愿意回到中国。

晚清到今天，中国人移民海外，慰为壮观，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族裔离散现象，用台湾诗人简政珍的话说：这是一部血泪翻腾的历史。用张爱玲的话，“乱世里的人，没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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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成长于晚清破落的贵族家庭。一直游离于主流的“中国话语”之外，她的成名，以及她成名之后的生活，都在当时主流的文学圈之外。她对于政治的冷漠，对于日常生活的热情，让她一直很边缘。近现代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是泛政治化的社会，排斥日常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在中国都很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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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很少谈论中国，更多的是谈论上海。但是，到1946年，张爱玲写了一篇《中国的日夜》，好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沉”下来。她从买菜写起，写了中国社会几个常见的日常细节。最后，以这样一首诗结束：

我的路
* ~: f* q; J) a. V$ o* b% ^走在自己的国土上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 G! m8 J: ], I# s7 O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M5 M9 G5 y6 k% W7 @补丁的彩云的人民
$ Q4 i3 p% c, c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 d0 V- m! I4 M' }7 d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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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 S5 {) U" B: T4 H; Z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 j: W8 T1 g. K3 h$ G%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T: K; K: r% X& O& d沉到底......
中国，到底


叁

1949年，革命席卷中国。对于正在来临的巨变，张爱玲又犹豫又恐惧。1950年，她写《十八春》、《小艾》，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有意识地向“新社会”靠拢。而当时中共在华东的文化领导夏衍对她颇为欣赏，有意为她安排进“单位”。这是1949年后最大的变化：个人必须进入一个“单位”才能在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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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张爱玲以回香港大学复学的理由申请去香港，获得批准，就立即去了香港。《浮花浪蕾》里洛贞回忆过罗湖桥的心情，大约也是张爱玲跨出大陆时的心情：“罗湖的桥也有屋顶，粗糙的木墙板上，隔一截路挖出一只小窗洞，开在一人高之上，使人看不见外面……她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乱中也像是踩着一硬一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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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去，她再也没有回过她的上海。再也没有回到大陆。用她小说里的话，也许是“再也回不去了”。事实上，她跨过罗湖桥，到了香港，起初想在香港定居下来，但她和香港大学之间的不愉快经历，以及其它的因素，使得她最后还是离开了香港。很多年后，她给苏伟贞的信里，提到她对香港的感受：“香港人宗族性很强，排外（省人）。”

1955年她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香港起航，远赴美国，途径东京时，她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寄给香港的宋淇，有这么一句话：“别后我一路哭到房间，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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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h5 Q/ Z3 s. K* v  ~; [, U根据柯灵的文章，得知张爱玲出走，夏衍先生“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柯灵又接着说：“以她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她的经历，她离开祖国是必然的，不可勉强的……试想，如果她不离开，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一百个张爱玲也被压碎了。”

' w- k. D' Q% H! a- M张爱玲离开中国，而且离开得非常彻底，再也不回来。1980年代大陆开放，如果她想回大陆，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但不论在美国多么寂寞，都不能触动她起念重返上海。

张爱玲对于中国为什么这样决绝？我们从一个细节可以感触到内中缘由。1950年7月24日，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文学艺术界500多人出席。夏衍点名张爱玲作为代表。张爱玲在1949年前不喜欢参加官方活动，一般都是请辞。这次却不仅赴会，还盛装出席。当她进入灰会场，却发现只有自己穿着一身旗袍，其他的人，不论男男女女，都是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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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9 i& f( ?. p# E5 l可以想象一下，一片蓝灰色的中山装里，500多人的中山装海洋里，只有张爱玲，一袭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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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c' l! l0 R; j1 b: B1 G这个细节非常中国化，绝大多数人是一样的，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服饰。钱穆先生八十多岁的时候，在台北讲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对比;“中国人喜欢讲合，西方人喜欢讲分。”“英国人统治马来亚人多少年，马来亚人仍然是马来亚人，英国人统治香港一百年，但今天香港人仍是中国人，没有变成英国人。英国人只要统治你，并不要你改变成英国人。”相反，钱先生举了犹太人的例子，中国的犹太人都变成中国人了，而欧洲的犹太人还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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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具有一种强大的“同化”功能。这种同化功能美好的一面是所谓天下大同、其乐融融。但残酷的一面，第一，每一次的统一都是武力统一，从未有过和平协商统一；第二，在一个大家趋同并且崇尚权力的社会里，要想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要么自杀，要么学陶渊明做农民；第三，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毁灭性的破坏，而在同一个朝代，每一个皇帝获得帝位往往要杀一个或几个亲兄弟。每一个皇帝都有宠臣，但当他儿子继位，首先要杀的，往往是他父亲的宠臣；第四，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一切都不确定。很少有贵族超过三代；第五，《红楼梦》写尽这种人治社会的悲凉。崇祯皇帝临死前说：愿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但千百年来，人们最高的梦想还是皇帝梦，而不论皇帝还是平民，从未有人去设法改变这种打打杀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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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一直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她那位朋友说，这应该是四十年代左翼给张爱玲的压力。事实上，这应该是中国式的趋同压力，总有一种所谓的主流力量，要求你和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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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再也不愿意回到中国，一方面和她的个性有关，比如喜欢独居，不喜欢和人交往，对世道看得十分透彻，等等。另一方面，也和她对于中国社会深藏了一千年多来的那种破坏性力量的认知有关。她的身世，以及她的敏感，特别让她感受到这种破坏性。

+ b' V* D" _6 u* k“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秧歌》代表了张爱玲对于时代的非凡洞察力，后来的文革仿佛是一个印证。她说她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思想背景里有着惘惘的威胁。“惘惘的威胁”让她总是在不安里度过时光，因为不安，对于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什么留恋。

一般中国人对于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总是充满同情，认为她过的是一种落魄、孤单、寂寞的生活，却不知道跳出了中国式轮回和宿命，张爱玲在美国过的是一种平静的生活，一种安稳的日常生活，她不再害怕什么，也不再担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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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j: d3 a  r  i/ `4 s2 A! N张爱玲在遗嘱里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任何荒凉之地（desolate spot）。1995年9月19日，她生前的朋友把她的骨灰撒在加州附近的太平洋里。但无论如何，我们在历史但长河里回望，张爱玲的一生和她的书写，在暗涌着中国式的华美、细腻、暴戾、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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