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恩来专稿：一块巨型翡翠的跨世纪传奇 “四大国宝翡翠”揭秘
一块名为“卅二万种”的巨型翡翠，19世纪末被云南商人从缅甸购进中国，因家庭纷争而突然失踪，而后在乱世中颠沛流离，几遭厄运。直到解放初期，这块巨型翡翠引起周恩来总理的注意和重视，周总理特派人秘密运送、收藏、日夜守护，有人因此守护了几十年，有人为此魂牵梦绕倾其毕生。从矿物学的角度来讲，翡翠也属于石头一类，不过是一些带有颜色的石头而已。一块带有颜色的石头，何以能引起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如此重视?这块有颜色的石头究竟有着什么惊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经济价值？一块巨型翡翠的跨世纪传奇
——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而作
作者：徐凤桐
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倾心保护，雕刻大师的痴迷追寻，鉴赏专家们的执著探索,终于使炎黄子孙们的美好愿望梦想成真。
(一)周恩来下达紧急命令，一位解放军基层干部领受了一项终身任务
这是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个颇具传奇性的真实故事。
1955年4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在国家物资储备局办公室，人们刚上班不大一会儿，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响个不停。接听电话者一手拿着话机一手拿着笔在快速地作笔录。从接听电话者的表情上,人们就能看得出来，这肯定是一个不寻常的电话。
这个电话确实是不同寻常，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的主要内容是：
遵照周总理的命令，明天将有一趟专列从上海开往北京。在这趟专列上有一个被武装押运的车厢。车厢内有非常重要的物品。你们要立即做好人员和车辆准备，准时到北京火车站接站，然后，把接运的东西储藏在一个绝对安全绝对秘密的地方。这件事一定要办得干净利索，不露风声，不留痕迹。要绝对保密。完成任务后立即向总理办公室报告。
这项特殊任务，当时交给一位解放军干部负责具体落实。这位解放军干部的名字叫翟维礼。
这趟专列上到底装运了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周总理一定要用专列，而且还要武装押运，把它从上海运抵北京?
(二)一封普通读者来信，举报—桩无头奇案
1949年7月，上海刚刚解放不久。有一天，某报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从信封上来看，这封来信和普通读者来信并没有什么明显区别，工作人员随手将信打开。这位拆信者还没看
上几行，其神情马上变得异常严肃。这封读者来信的主要内容是：
据他得到的可靠消息，在上海一家外国银行的地下金库里，收藏有几块巨型翡翠玉石。上面刻有“卅二万种”几个汉字。这是我们中国的财产，是当世极为难得的无价之宝。这家外国银行，已经结束在上海的业务，准备马上启程回国，同时准备把这几块巨型翡翠也带出国门，变为洋人的珍宝。“好玉千载难逢”。现在上海已经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我们国家的这几块无价之宝，绝对不能被洋人弄到外国去，重演民族悲剧。信中还同时提到，据他所知，这几块巨型翡翠是属于云南一位富翁的，这位富翁因对儿女们分家时产生严重对立而非常气愤和伤心。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无价之宝竟落到了这家外国银行的地下金库里。
报社的这位工作人员看完信之后，不仅觉得事关重大，而且还被来信者的一片爱国之情所感动。他立即上报领导，经领导同意，马上把这封重要的读者来信送往当时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上海市军管会接到报案后，立即对这家外国银行进行了查抄。结果在一个不太大的地下室里，确实发现了已经加封、准备马上启运的三个旧木箱子和一个旧帆布袋子。查抄人员当场打开查看，四块巨型翡翠被分别装在这三个木箱子里和一个帆布袋子里。在较大的一块玉料上，标有四个不太显眼的汉字：“卅二万种”。当问到此物来源时，守护人只说是一位他不认识的神秘人物存放在这里的，再问其他细节他毫无所知。根据当时查抄在华帝国土义财产和官僚资本财产的有关政策，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立即将这些物品没收，并存放在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
几年之后，即到了1955年，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改为上海市人民ZF，有关部门认为这些巨翠属于异常贵重的特殊物品，而且与驻沪外商有关，长期这么放着不是个办法，于是他们正式向国务院报告，并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叙述了一遍。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凭着他的政治嗅觉和渊博知识，对此极为重视。他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某些不友好的国家，曾冻结了不少属于中国的国外财产，为此我们也冻结和没收了某些国家的在华财产。几年以来曾有人向他报告，某些人从国外传来信息，说外国人还一直在惦记着这些东西，还想把这些巨翠弄到国外去，成为他们国家的珍宝。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华民族历来对于珍贵玉石十分敬重。几千年以来，在中华大地上，从春秋时代的“和氏璧”开始，国人们为了一块珍贵玉石，不知道演出了多少有影响的悲喜剧。在这位开国总理看来，这几块巨型翡翠的出现，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极为难得的财产，很有可能成为时代之重器，国家之重宝，炎黄子孙们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变为中华民族的永久财富。于是，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总理的身份，下令将“卅二万种”用专列从上海运抵北京，被秘密地储藏在一个军用库房里，并派武装警卫昼夜看管。同时周总理还对有关人员下了死命令：
没有国务院的指示，任何人都不得动用这些物品。
从矿物学的角度来讲，翡翠也属于石头一类，不过是一些带有颜色的石头而已。几块有颜色的石头，何以能引起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如此重视？难道这几块有颜色的石头有着什么惊人的历史背景和难以估计的文化经济价值?
要想说清楚这几块巨型翡翠的来龙去脉，还得从19世纪末叶说起。
19世纪末叶，正好与一代伟人周恩来的诞辰时间同步。 (三)“一刀定生死”，中缅之间森林深处的第二条丝绸之路
19世纪末叶，正是中国清王朝的光绪年间。一朝之末，矛盾激化，政局动荡，人心浮动。“卅二万种”巨型翡翠，就是在这段时间被发掘出来的。
19世纪末叶某年的一个旱季，在缅甸西北部山区，天气特别炎热，每天一到傍晚，人们就会看到几块非常漂亮的五色彩云在天空浮动。一天傍晚，突然传出一个惊人消息，说在矿区深处开采出一块体积巨大的石货(含有翡翠的原石)，总重量超过一千公斤。这在缅甸的采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块体积巨大的玉料，虽然还未曾开“天窗”，一时还弄不清内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仅从体积来看也真够吓人的了，当时就引起了不少玩玉人的极大兴趣。当地的人们也在私下议论纷纷。说最近一段时间，总有一片五色彩云在上空飘动，好像是在预告人们将会有吉祥事似的。有一天傍晚，天空在一阵怪风呼叫声中，突然飘来数块黑云，但到了第二天，不但那几块黑色云彩没有了，从此之后那片五色云彩再也见不到了，而发观“卅二万种”巨型翡翠的瞬间，正好与这种奇怪现象的出现相一致。人们都说这块巨大的翡翠玉石，很可能就是那一片五色云彩演变成的，这是“上天赐给人间的一件无价之宝”。
缅甸一向被认为是出产翡翠的地方，号称翡翠王国。历来好的玉件，尤其是价格昂贵的翡翠玉件，大都出自缅甸。多年以来，尽管有不少人也在说，在某某地方也发现了硬玉翡翠，但到目前为止，真正的硬玉翡翠，只出产在缅甸一家。在明朝以前，我们的先人们虽然也喜欢玉石，但所选用的玉料，大多都是产自国内，尤其是新疆的和田玉更为国人所钟爱。从明朝后期，特别是到了清朝中期，即乾隆年间，由于商业活动的逐步活跃，一些经商者们在中国的云南和缅甸的交界处，开辟出了一条新的商路，人们用以物易物方式进行商业活动。中国的商人们多半是用中国产的茶叶、木材、丝绸等物品，去换取缅甸商人的硬玉石。当地的人们，将这条新开辟的商路，称作第二条“丝绸之路”。
在缅甸的北部有一个邦，叫克钦邦，它和中国云南省的腾冲地区接壤。在克钦邦的西北部，有一个地方叫勐拱，我们所说的硬玉翡翠，就是出产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邦里有一条河，名字叫雾露河。在雾露河上游两岸山区纵横百余里的范围，都是硬玉翡翠矿区。那些闪光迷人的翡翠玉料，就在这块不太大的地方，被深深地埋藏着。然而在这百余里的范围内，并非到处都能采到硬玉，真正具有开采价值的矿区或者叫厂口，只有帕敢、茨通卡、后江、南奇、刀木坎、麻檬、灰卡等处。以上这些矿区或厂口，大多隐藏在山区的原始森林中，或者是隐藏在未经开发的崇山峻岭中。这个地区人烟稀少，豺狼猛兽出没无常，各种疾病蔓延，特别是瘴疠和疟疾，更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两种疾病。这里的人们曾流传着这样的话：挖出玉石翡翠，埋进具具白骨。可以这样说，挖出来的每一件玉石翡翠，都是用挖玉人的血和泪以及数不清的生命换来的。“卅二万种”的出产地，就是在这个让人听起来既有些神秘又有些恐怖的地方。
有一天，一位家住云南腾冲的中国珠宝商人，得到一个从缅甸勐拱矿区传过来的消息。说最近从一个厂口里开采出了一块巨型石货，其重量超过一千公斤，说不定会有两千公斤。由于这块玉石体积太大，货主担心会由此引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想尽快出手。而且货主明确表示，这块巨大的玉石，最好是由一位中国财东买走，不要再留在缅甸，以免引出无穷的后患。这位腾冲的珠宝商人得到这则消息后，有些半信半疑。于是，他决定亲自去勐拱一趟，以探虚实。
这块玉石开采出来之后，由于体积巨大，在勐拱早已被传得沸沸扬扬，腾冲的这位珠宝商人到了勐拱以后，通过一些关系，很快就找到了这块玉石的主人。经和货主初步接触后，证实所传来的消息是真的，而且货主当面向他表示，他非常希望这块玉石能落到一位中国人手里，因为这块巨大的玉石只要一离开缅甸，他的心也就踏实了。关于这块玉石的其余一些情况，这位货主什么也不愿意再透露。腾冲商人提出能否先看看石货，等他看完石货之后双方再进一步商谈。货主表示同意，但马上看不到，因为石货不在此处，而是放在另外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货主告诉腾冲商人，等安排好之后，他会尽快通知他去看一看这块巨大的石货。
看石货，凡是和玉石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既非常困难又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石货虽然也是一件商品，可以供购买者通过眼看、手摸等方式进行挑选，但石货这种商品，并不是能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就能够确定其好坏的。因为一块硬玉石货被开采出来之后，它的外面裹着一层厚厚的矿物质，要想用人的眼睛，透过这层矿物质看到石货里边的质地和成色是根本不可能的。有的货主，为了能够把自己的石货尽快推销出去，惯用的手法是开“天窗”，即在一块石货的某个部位，用器具打开一个非常小的口子。购买者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天窗”，去猜测石货内部的那个神秘世界。
在一块石货上的某一个部位开“天窗”，是根据石货体积大小而定的。石货体积大，所开天窗就稍大一些，石货体积小，所开天窗就会小一些。但购买者所能看到的只能是天窗及天窗周围很小的部分，而石货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大部分是绝对看不到的。购买者所能看到的这个小小的天窗，其实并不能真的证明这块石货内部的质量如何，因为一块石货本身的质量和成色，很少是一样均匀的。在同一块石货内部，某一部位的质量和成色可能相当地好，而某一部位的质量和成色就可能非常不好。玉器工匠们所雕刻的各种大小玉件之所以形状各异，价值悬殊，其实好多都是从一块整料上，根据各个部位的质量和成色不同，分别切割下来之后进行雕刻的。而买主要想真正知道一块石货的内部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有买主在进行了初步观察，根据自己的眼力和判断，与货主谈定价钱并向货主付了款之后，购买者才可以用器具将这块石货彻底“开肠破肚”。只有这时，这块石货的质量和成色的好坏，才能最后见分晓。如果买主运气好，石货内部的质地与成色和所开天窗一样，甚至比所开天窗部位的质地和成色还要好，这位购买者很可能一下子就成了暴发户，能获得高出他所付出成本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如果买主运气不好，石货内部的质地和成色，比所开天窗的质地和成色差得多，这位购买者很可能就输得很惨，有的甚至弄得家破人亡。货场如赌场。玩玉石的人，一向都是把看石货视作“赌石”，胜负难料。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台湾人想在玉石行业上发一笔财，于是带着自己多年的积蓄走进了赌石场。他认真观察每一块石货的天窗，最后，凭着他的经验和感觉，购买了一块约十公斤重的石货。回去后他立即对石货进行解剖，一看不好，一下子就晕死在地上。因为石货内部全是渣滓，一无可取，等待他的只是倾家荡产的结局。苏醒过来之后，为了发泄一肚子的怨气，他站起来，一气之下，掏出家伙就向着那堆废料上撒尿。谁知他的这一举动竟然出现了奇迹，尿水和矿物质一接触，化学成分立即发生了变化，就在那堆渣滓中，他突然见到在某一处小部位上发出了耀眼的光泽，于是逢凶化吉，转悲为喜。后来，这位台湾人，就凭那块小小的翡翠，还真的发了一笔。人们从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可以知道，玩玉人所说的“一刀知成败”或是“一刀定生死”，就是指赌石场上那一瞬间的惊险场面。
腾冲商人看了石货之后，根据他多年的经验，断定这笔买卖有利可图。一是货主急于出手，他不会在价格上多消磨时间；二是此石货所开天窗部位的成色特别地好，给他的感觉是内部不会比所开天窗差；三是就在几个月前，曾有一位云南的大户人家找到他，想通过他购买一块大料。基于以上考虑，他开始和货主讨价了。
“货是看了，你能不能说个价。”
“只要你真的想做这笔生意，咱们好商量。”货主开始动真的了。
“此行我是特意从云南腾冲过来的，是不是真想做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块石货是如何被发现的，然后又是如何被开采出来的，其艰辛程度，我想不用说得太多，你也会猜得出来。”货主在吊腾冲商人的胃口。
“我听说你想尽快出手，价码吊得太高了可不大好办，弄得不好有可能胎死腹中。”
货主稍加沉思后说：“你说的是真的，因为此货老是存放在我这里，肯定是凶多吉少。”货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又把烟长长地吐出来，屋子里烟雾弥漫。
腾冲商人用眼看着货主，一言不发。
“这样吧，两吨上等茶叶，二十吨好木材，此货归你。”
腾冲商人听后眉头一皱，心里却暗喜，因为货主要的价码，比他预料的要低得多。“你想用这个价尽快出手，还想赚中国人的钱是很难的。”
整个屋子里仍是烟雾一团。
“木材可以商量，茶叶一两也不能少。”
“好，两吨上等好茶，五吨好木材。”
“五吨木材不行，那我太亏了。”
“七吨!”
“十五吨!”
“十吨!”
双方在讨价还价后又在烟雾中沉默。最后还是由腾冲商人打破了沉默：
“好吧，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此事我需要回腾冲一趟，和有关人商量一下再定。”
“需要多久?”
“三十五天。”
货主计算了一下来回的路程和时间后说：“不行，最多等你二十五天。多一天我也不会等。”
“好，你等我二十五天!”
“那就一言为定。”
腾冲商人回去后，立即找到那位大户人家，这位大户人家的主人听了腾冲商人的介绍后立即拍板，同意用一定数量的上等木材和茶叶换取这块玉料，全部运费也都由这位主人负责。同时还答应给腾冲商人一批木材，作为办理此事的补偿。
腾冲商人心中有了底数之后马上返回了缅甸。最后他和货主商定，用一定数量的好木材和上等茶叶换取那块巨型石货。但货主提出一个先决条件，他必须在缅甸境内收到茶叶，而且确实是数量准确的上等好茶以后他才可以放货，然后，再由双方商定一个地点，用木材和石货交换。腾冲商人表示，这个条件可以接受，但石货运到交换地点的安全和运费，必须由货主负责。
就这样，出产在缅甸勐拱山区的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卅二万种”巨型翡翠，通过中缅之间那条被称作“第二条丝绸之路”的神秘途径，安全地悄悄地进入了中国云南的那家大户人家的内宅。 (四)视玉如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
云南的这家大户人家，为什么要动用巨资购买“卅二万种”？除了家族内部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深受中国传统玉石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一向有“视玉如命”的文化传统观念。两千多年以前，当时的秦国，曾提出愿意用十几座城池换取赵国的一小块玉石就是典型一例。
国人现在习惯称呼的翡翠，它的别名也叫“缅甸玉”。红色称为翡，绿色称为翠，两个字合在一起称为“翡翠”。翡翠有各种颜色，绿色、红色、黄色、白色、紫色、灰色，等等。其中以绿色和红色最为珍贵，尤其是绿色。
翡翠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硬玉，被誉为玉中之王。它和钻石，祖母绿，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和变石，被列为世界七大名贵宝石。而翡翠在东方人眼中，和其他六种宝石相比，显得更为圣洁和高贵。
世人常说的一句话是“金银有价玉无价”。据说，如果按着宝石学的定义来评论翡翠的价值，它可以超过黄金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金和银的身价，是以它的纯度和重量来定价的，而一块好的玉石的身价，却很难用这个标准。衡量玉石的价值和标准，虽然也有一个客观尺码，如它的硬度，它的晶莹，它的柔润以及它的缜密，成色和工艺等，而论到最后关头，所有这些标准都不是最主要的了，剩下的只是买者对它喜欢与否了。如果买主真的喜欢，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力，心甘情愿地抛出惊人的大价钱。在买者看来，他所买到手的已不是简单的有明码标价的商品，而是一份非常难得的珍重心情。这是那些不懂玉石文化或不大喜欢玉石文化的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缅甸及东南亚一带的东方民族中尤为突出。
古人曰：玉也，石之美也。尤其是被称作玉中之王的翡翠，更为东方人所敬重。我们的祖先，就把心爱的玉石，赋予仁、义、智、勇、洁五德俱全的美石。说“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者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我们的祖先几乎把所有美好的语言，都给了心中的美玉。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玉和人的关系。人们把玉雕刻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如玉戒指，玉镯，玉坠，玉佩，玉碗，玉盘，玉壶，玉枕，玉烟具以及名目繁多的与人们生活有关的玉件，随时供人们观赏把玩。这些小型玉件的图案和造型，均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古老文化。有的把十二生肖图案雕刻成各种玉件，人们挂佩所属生肖以示人生；有的把一些吉祥物雕刻在上面，希望事事如意，生活美满；有的把玉石雕刻成观音菩萨，八卦图，十字架等等，以示本人的信仰；有的还把玉石雕刻成松，竹，梅等，以示自己的君子风度。翡翠还可以当作最高贵的礼品赠送与人。清朝皇帝在相亲时，送给意中人的礼物，就是用硬玉做成的如意。一块小小的玉石，竟成了帝后们心中的偶像，可见其高贵。
关于玉石对于人的好处，我们的先人，还流传着一种更为现实的说法，即“戴活”和“替主”。
“戴活”，说一个人戴上一块自己非常喜欢的玉件，终年累月不离其身，这块玉石就会产生“灵气”，可以和主人同呼吸共命运，因为你已经把这块玉石给“戴活”了。在一些戴玉人的身上也确实出现过不少类似的独特现象。因为一块玉石戴的时间长了，玉石由于长期处在主人身体的恒温中，玉石中的绿丝可以由细变粗，由短变长，有的玉石底色也会发生一些微妙变化，好像在戴玉人身上真的出现了第二条“生命”。
“替主”，即可以替戴玉人阻挡灾难。据说唐朝时有一家的独生子被抓去从军，临走时母亲将家里收藏的一块玉石挂在儿子的脖子上，并再三嘱咐儿子，一定要昼夜戴在身上。这位儿子当时并不明白其中用意，只是答应照办就是了。在一次战斗中，他偶尔一失手，对方一枪就向着他的前胸刺来，那块玉石被刺碎了，但生命却安然无恙。在清朝末期也流传着一个玉石“替主”的故事。说中国军队在同洋人的一次战斗中，好多中国士兵都死在外国人的洋枪之下，唯独有一个戴玉石的战士，只是他所戴的那块玉石被洋人的子弹击碎了，却替主人保住了一条生命。
另外，我们的先人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一个人停止呼吸后，大多要在他口中放一块玉石，说玉石有灵气，只要有玉石在身，一个人的灵气就不会消失。根据资料查实，清王朝的最后一位执政者慈禧太后死了以后，在大量的随葬珍宝中，除了口中含有一块翡翠之外，有好大一部分都是她生前喜欢的各种硬玉。其中有翡翠西瓜两个。瓜皮是绿色的“翠”，瓜瓤是红色的“翡”，还有几粒瓜子是黑色的。当时就有人估价说，仅这两个西瓜就值五百万两白银。在河北满城出土的汉墓中，一个叫刘胜的王室成员，干脆让人用玉石打造了一件外衣穿在身上，使自己死后变成了一个“玉人”，真的到了他生前向往的“玉国仙界”。
东方人为什么会对玉石如此钟情和倾倒？那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这里既有历史原因，也存在着因地域的不同而产生的兴趣和审美差别。比如对于各种玉石和怪石的兴趣，据说全世界喜欢玩石头的人数已接近上亿。而在这上亿玩石族中，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在亚洲，而在这百分之九十者中，又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在上边提到的那些处在亚洲东部的一些国家。在这些众多的玩石者眼里，那些千姿百态色彩各异的石头，已不单单是用科学眼光而界定的矿物质，而是一些有灵性通人性的珍宝。东方人对于玉石的喜爱和崇拜，竟然到了如此地步，而对于玉中之王翡翠的钟情，当然更会痴迷有加。
2003年10月，在良渚文化发祥地杭州，召开了一次“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有—篇发言，题目是“中国古代玉器与中华民族多元—体的格局”。他重点阐述了中国古代玉器，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审美，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包容、认同以及对未来的共同憧憬与向往等方面，起到了一种无形的纽带作用。玉石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周边的一些地区和民族。“卅二万种”巨型翡翠被人挖掘出来之后，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云南的那家大户人家的主人，之所以要倾其家产而购买这块巨型翡翠，以此展示本家族的高贵崇尚与文化形象，这些都是深受东方人玉石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也是—代伟人周恩来，生前倾心保护这块巨型翡翠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儿子发难，老子发愁，“卅二万种”不翼而飞
“卅二万种”到了云南那家大户人家之后不久，竟然发生了一件使人意想不到的怪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里，这块重量超过一千公斤的巨型翡翠玉石，突然不翼而飞，“飞 ”得不知去向。
据说，此户人家的主人，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家中有好几个儿子。由于这位老人感到自己来日不多，如何将全部家产公平合理地分配给几个儿子，成了他一桩剪不断的心事。
按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为人之父，临终前起码有两件事要向儿女们交代清楚，尤其是儿子。一件是家谱和墓地，要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一定要遵照中华民族的礼仪要求，每年按季节准时到墓地祀奠。第二件是财产问题，即家中的所有财产如何处理。这家的全部财产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不动产，即土地和土地上的建筑、树木等。另一部分是货币，即人们常说的“浮财”。这家主人当时手中握有很大一部分“浮财”。对于第一部分财产的分配比较好办，而对于浮财的处理，老人则始终下不了决心。因为他对于他的这几个儿子太了解了。其中有一个儿子，就不是个正经过日子的人，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有了钱就知道挥霍，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业。老人实在不愿意看到，在他还健在的时候，因为分家过日子，几个亲生儿子中很快就出现贫富悬殊的局面。老人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下定决心，用巨资购买了“卅二万种”巨型翡翠，把手中的浮财，变成一件有一定收藏价值的珍品，想让他的子孙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以此来理解和同情他这位一家之主的良苦用心。
“卅二万种”到手之后，老人的心踏实些了，因为不会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但是，这只是第一步，解决的只是将货币变成了实物，而第二步，即如何将“卅二万种”交给几个儿子所有，这是更为棘手的一个难题。
一天晚饭后，老人把几个儿子叫到一起，将他长时间装在心里的事向他们正式摊牌。他先把不动产的分配方案说了一遍，想听听儿子们的意见。老大首先表态。
“我知道父亲为此事想了好久了，对于这件事，父亲怎么决定我们做儿子的都可以接受，特别是我作为老大，更能理解父亲的心情。”
几个弟弟听大哥如此一说，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都说按父亲说的办法去办理就是了。
老人见几个儿子对不动产的分配方案，都表示可以接受，心里感到有了些安慰，接着他綶被过滤]隽斯赜凇柏Χ?蛑帧钡拇?矸桨浮 (六)北京出了个“怪罗汉”，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对于“卅二万种”突然地不翼而飞，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但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即“卅二万种”绝对不会被人毁坏掉，因为它不是用纸材或木材制成的一般物品，可以
很容易地烧掉或毁掉，“卅二万种”是一块巨型硬玉，是一块无价之宝。也就是说，此物肯定还在，不是被弄到国外去了，就是被弄到国内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了。“卅二万种”肯定还会出现在人们面前，只是出现的时间问题，地点问题，或以什么面貌出现的问题。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过了好多年之后，在人们几乎把此事淡忘了的某一天上午，“卅二万种”这块巨型翡翠，竟然以改头换面的身份，最先出现在距云南数千里之外的古都北京的一家玉器小作坊里，并引起了一位名叫王树森的玉器雕刻艺人的痴迷关注。时间是在20世纪初叶。
在古都北京各种有名的行业中，有一种行业叫玉器行。过去从事这个行业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玉器商人，另一部分是玉工，也叫玉匠。北京由于是中国五朝之都，居住的达官贵人多，喜欢玩玉的人也多，这样，对于北京的玉器行业来说，自然就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北京城，不仅价值昂贵的玉件多，而且还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能工巧匠。
在北京玉器行的能工巧匠中，人们最为推崇的有五个人。他们的名字是：潘秉衡、何荣、刘德瀛、王树森和刘鹤年。北京人有个习惯，喜欢把一些出了名的人物归类成“四”，像京剧中的“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武术界的“四大拳脚”，等等。北京人也把玉器行里的前四位人物，即潘、何、刘、王称呼为“四怪”，即四位各怀独特技艺的怪杰人物。为了不埋没刘鹤年的独特技艺，人们又在“四怪”之外加了一个“魔”字，把刘鹤年称为“一魔”。这样合在一起，在北京玉器行业里，就有了“四怪一魔”的美誉。
在这“四怪一魔”中，王树森是以雕刻罗汉而著称，即无论是什么样的玉料，只要一经他的手，就会变为形态各异，性格鲜活的罗汉，所以，在北京玉器行业里，王树森获得了“怪罗汉”的美誉。
王树森的父亲也是玉器行业里一位不错的玉匠，王树森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北京玉器行业里学习玉活手艺。有一天上午，父亲要王树森到一条街上去买磨玉石的砂子，在路过一家不太大的玉器作坊时，王树森偶然看见玉器工匠们在雕刻一件玉活，这件玉活引起了王树森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件玉活的成色和质地之好，体积之大，是王树森从来未曾见过的。他一边看着工匠们操作玉件，一边连声赞叹不已。这时，正在干活的一个工匠心不在焉地问他说：
“小兄弟，没见过吧。我告诉你吧，这算不了什么，这只是从一块大料上切下来的一块小料，如果让你见到那块体积巨大的玉料，肯定会把你吓坏了，那块玉料才真的称得上是惊世绝品呢。”
“啊!你说什么，还有一块比这块大得多的玉料?”王树森惊奇地发问。
“对。听说在这块玉料上还刻有‘卅二万种’几个汉字，多年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几字是什么意思。”
正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个工匠无意中说的这几句话，使王树森为之一振。王树森想，难道世上真的有如此之大如此之好的玉料?从他懂事起，对于这样的玉料，别说没有人见过，就是听人讲故事也没有说起过，世上竟然真有此事？对于准备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玉器行业的王树森来说，他对“卅二万种”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总想通过一些渠道，能亲眼目睹一下这块巨型玉料的风采。正是从此开始，王树森就和“卅二万种”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从20世纪初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位在玉器行里出了名的“怪罗汉”，一直也未能见到“卅二万种”的真面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怪罗汉”就已有不小名气。从1966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由于对“四旧”的无情批判，玉器行业冷清了，王树森所在的“北京玉器厂”自然也受到了不小冲击。到了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北京的玉器行业也开始日渐中兴。此时的“怪罗汉”，也恢复了元气，开始精神焕发，准备赤膊上阵。他真的是十年不鸣，一鸣惊人。由他亲自设计制作的两件玉活，一下子就轰动了京城。一件曾荣获当时全国美术工艺品的最高荣誉“金杯奖”，而另一件比火柴盒稍大一点的玉活，在香港一出手就卖了180万港元的高价。在那个年代，180万港元，是一个相当吓人的数字。此事在北京玉器行业一时成为美谈。此时的王树森，不仅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而且还当上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按常理来说，年近古稀的“怪罗汉”，此时的心态应该是比较平和的了，因为自己的才华和劳动，已被国家所承认、社会所肯定，人也到了晚年，用北京人的话说，每天都可以无所事事地散步遛弯儿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还有一桩终身未了的心事，致使他心事重重，忧心忡忡，有时候竟到了茶不思、饭不想、夜不眠，甚至如醉似痴的地步。这桩未了之事不是别的，还是他日夜都想见到但始终未能见到的那块巨型玉料“卅二万种”。
有一天，“怪罗汉”做了这样一个梦。
他在一个非常大的水面岸边上漫步行走，见到水的中央有一个岛，岛上有好多宫殿式的房屋，他很想到那个岛上去看看，但就是找不到去那岛上的船。当时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一股子傻劲，一气之下，王树森跳下水直奔那个岛游去。上岸后他走进一个很大的院子。这是一个共有前后五进院子的院落，建筑宏伟，金碧辉煌。整个建筑内静悄悄的，一个人也见不到。他小心地走进第一进院子的正殿。进了正殿，他一眼就见到在厅内正中摆放着的一个巨型翡翠花篮。这件巨型花篮体积之大，玉料之好，设计之妙和雕刻工艺之精，是他从事玉器行业以来头一回见到。接着他又走进第二进院子的正厅。在这个院子的正厅内，摆了几件翡翠屏风，其体积之大和雕刻之精超过了刚才他见到的那个翡翠花篮。他继续往第三进院子的正厅走去，在这个大厅里，摆放的也是一些翡翠工艺品，件件都质地晶莹、技艺出群。他来不及仔细地件件观摩，直接走进了第四进院子的正厅。在这个厅摆放的是一件巨大的玉山。这件玉山有翡有翠，红绿相间，体积不仅远远超过前几个厅的展品，其绝妙的设计和复杂的工艺，更是世上罕见。他围着这座玉山转过来转过去，边看边琢磨，好长时间都不想离开这座玉山。他想这里既然有五进院落，所摆放的翡翠展品是越往里走其体积越大，工艺越精，那最后一进院子的展品肯定是最好最大的。于是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座玉山，向第五进院子的正厅走去。出乎所料的是第五进院子的正厅内空空如也，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使他有些扫兴。睡醒后他曾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做了这样一个梦，难道‘卅二万种’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在前四个展厅里看到的都是些翡翠大件珍品，唯独在第五展厅什么也没见到？真是怪事。”
随着王树森技艺的成熟和年龄的增长，他想找到“卅二万种”的心情也更加迫切。因为在北京玉器行里享有盛名的“四怪一魔”五个人，此时，离世的已去，病倒的已瘫，能够出来坚持正常工作的，只有“怪罗汉”一人而已。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关于这件事，他生怕一旦走漏风声，会引出一些不必要的隐患和不测，他对任何人都一字不露，而在自己内心深处整整埋了十年。在“怪罗汉”看来，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百业待兴的年月，如果能把“卅二万种”这块巨型玉料找到，用自己的技艺，把这块玉料雕刻成一件惊世绝活，成为国宝级的收藏品，也就实现了他这一生中最大的夙愿。另外，王树森自己也明白，他已年近古稀，不知道老天爷会在哪一天突然向他招手。于是，王树森下定决心，一定要趁自己健在的时候，利用有生之年把有关“卅二万种”的事，弄它个水落石出。 (七)热心记者挥笔发消息，重要知情者露出水面
“卅二万种”是真的存在还是虚传？如果真有的话，现在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些问题，对于王树森来说，都是一团迷雾。为了解开这团迷雾，他曾到处探寻，并认真回忆 他曾接触过的一些人。
王树森想起.就在第一次从那间玉器作坊听说有关“卅二万种”的事之后不久，即20世纪40年代，他又从一位玉石商人那里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确实有一块体积巨大品第极高的上面标有“卅二万种”字样的翡翠玉石，此玉料不在北京，而是在几千里之外的云南。这位玉石商人还说，这块巨型翡翠的主人，是一位家住云南的大户人家。这家主人因为对儿子们为争夺这块巨型翡翠而不择手段极为气愤，又担心这块巨型翡翠流落到国外去，一气之下，背着他的儿子们，秘密地将“卅二万种”赠送给了当地ZF的有关部门，想让国家长期收藏，以此了结心愿。据某些当地人传说，“卅二万种”从那家大户人家的内宅起运时，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为了不露痕迹和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当地ZF的某些决策者们，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布阵，还动用了当地的军队。一部分人换上便装，另一部分人荷枪实弹进行暗中保护，颇有水浒传中抢夺“生辰纲”时的惊险场面。后来就不知道这块巨型翡翠到底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王树森在一次由文化部召集的老艺人座谈会上，再次听到一位云南的老艺人说起此事。这位云南的老艺人说，他也听说过有关“卅二万种”的事，并进一步说，有一位玉石工匠曾在这块玉料上喷洒火酒作试验，发现未开“天窗”部位的成色极好，鲜润嫩绿，品第极高，而且是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大的一块翡翠，其价值难以估料。这位云南的老艺人又告诉王树森一个重要消息，据说这块体积巨大无比的玉料已不在云南了，究竟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目前下落不明。从此之后，关于这块巨型翡翠的事，王树森再也未能打听到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信息。但是，这位以“怪罗汉”著称的老人仍不灰心，他怀着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一股令他欲罢不能的“怪”劲，利用有生之年，继续在大海里捞“针”。
有一次，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开会，王树森是委员之一，是当然的与会者，当其他委员们发言完了，主持会议的人问委员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时，王树森突然把手举起来：
“我有一件事在肚子里憋了好多年了，能不能在这里说说？”
主持会议的与参加会的，一下子被王树森的突然问话给愣住了，大家不知道这位“怪罗汉”想说什么。还没等主持人表示同意与否，王树森就迫不及待地开了腔：
“我小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国家有一块世界上少有的体积巨大的翠料，上面标有‘卅二万种’几个汉字。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块玉料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自己到处打听了几十年也没有打听着。过去我一直不敢说这个事，现在好了，国泰民安，我们应该设法把这块巨翠找到，由我们这些人把它雕刻成国宝贡献给国家。”他还说，“好玉千载难逢。我和玉器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现在到了晚年，作为一名全国劳动模范，这一生最大的夙愿，就是能用自己的技艺，雕刻一块大料，以此报效祖国，只有这样，才不负此生。”王树森越说越激动，动情处声泪俱下，与会者也都为之动容。但是，在场的人们谁都爱莫能助，因为这些人当中，谁也未曾听说过有关“卅二万种”的事，一时更提不出有价值的线索。这使“怪罗汉”很失望。
事情弄到1980年，此事让一位热心的记者知道了，这位记者立即找到了王树森，了解有关此事的细节。这位热心记者被“怪罗汉”一心一意报效祖国的一片痴情所感动，于是他挥笔成文，一篇名为《宝石何在》的文章，在当年6月5日的《北京晚报》上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文章在介绍了有关情况后，呼吁知情者向有关部门尽快提供有关“卅二万种”下落的线索。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在《宝石何在》文章发表数日之后，有一位重要的知情者露出水面。经多次联系，知情者同意在王树森所在的北京玉器厂和“怪罗汉”见面。
在一间办公室里，这位知情者和“怪罗汉”一见面，双方都愣住了：
“老哥，您好，您还记得我吗?”知情者一开头就来了这么一句。
开始，王树森还真的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给怔住了，但王树森头脑清醒，反应敏捷，他的大脑中立即出现了25年前的一幅画面。
啊，原来是这个人。25年前，正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将他约到北京一条叫遂安伯胡同的院里，请他鉴赏一块体积约有二百多公斤的玉料。这块玉料的体积确实比一般的玉料大得多，成色也非常之好，品级极高，世上少有。他心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那块“卅二万种”巨翠?他反复仔细地观看这块玉料，但在这块玉料上他怎么也找不到标有“卅二万种”的字样，于是，王树森把眼前的这块玉料，排除在他所要找的“卅二万种”之外，后来也就把这件事给放下了。
“老弟，您好。我怎么能忘？”王树森立即站了起来，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不放。“25年前，在遂安伯胡同，咱们……”
“对。您说得一点也不错。”
“难道那就是‘卅二万种’那块大料吗?”
“是的，但不是全部。您所看到的那一块，只是‘卅二万种’大料的一小部分，还有三块大的您还没见到呢。”
“啊，还有三块大的，那就是说一共有四块料，你知道在哪里吗?”王树森急切地追问这位知情者。 (八)周恩来再次下达命令，“卅二万种”秘密躲藏到一处深山老洞
“老哥别急。我守了他整整25年了。您放心吧，宝石健在。”知情者的这几句话，一下子使王树森装在心中几十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两个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这位露出水面的知情者不是别人，正是遵照周总理的秘密指令，于1955年4月24日凌晨，去北京火车站接站并一直日夜守护着“卅二万种”巨型翡翠的翟维礼。翟维礼看到王树森那种急不可待的面孔，便开始叙说他和“卅二万种”的特殊关系。
25年前，即1955年，当时的翟维礼，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名普通干部。有一天，即4月23日，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向他交代：“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明天早晨，即4月24日早晨，要你带上一些人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到北京火车站接从上海开来的第14次列车。这趟专列上有一个被武装押运的军用车皮，要设法将车皮里的东西，安全迅速地运到指定地点。”
当时的翟维礼，也不知道要他去车站接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当即郑重表示，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次日，也就是4月24日早晨六点，翟维礼一行到达北京火车站，按照双方事先安排好的联系办法，他们迅速地登上了这列火车的一节被封闭的车厢。在这个好大的军用车厢里，除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押运人员外，只有三个旧木箱和一个脏兮兮的大帆布袋子，其余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整个车厢里不仅显得空空荡荡，而且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难道周恩来总理就是让我们来接这些不起眼的东西?翟维礼当时就感到有些奇怪。他问押车的军人，箱子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车上的军人说，领导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严密看守这批货物，一定要昼夜守护，寸步不离，决不能出现任何闪失，要保证完好无损地将这几件东西交给北京的接货人。为了做到寸步不离，他们连大小便都是在车厢里解决的。至于里边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也无法回答。翟维礼这时才弄明白，原来那股难闻的气味是这几个人的排泄物所造成的。他知道这肯定不是一般的货物，不需要再多问，于是，他们立即将三个木箱和一个帆布袋子装上汽车，加足马力，快速地离开了北京火车站，安全地将货物运到了指定地点。因为这三个木箱子和一个帆布袋，当时是用军用车皮运来的，属于特殊的军用物资，所以，只能储藏在军品仓库里。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做到与其他物品隔绝，他们在一个存放军用品的大库房内，专门修建了一个小房间，成了一个“房中之房”和“库中之库”，“卅二万种”就被神秘地存放在这个“库中之库”里。到了这个时候，翟维礼等极少数人才知道，周总理让他们接收保管的这些东西，竟然是四大块价值连城的巨型翡翠。周总理命令他们，对于“卅二万种”要严格保守秘密，要派专人昼夜看守，没有国务院的指令，任何人都不得动用。没过几天，他们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来电，要他们取出其中的一小块，设法找一位玉石专家，让玉石专家对这块玉石的价值进行评估，于是就有了翟维礼与王树森在遂安伯胡同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幕。从此之后，翟维礼对于看管这些东西就格外用心。随着日月的流逝，翟维礼由一名普通干部升为副科长、科长，后来又由科长升为副处长、处长，虽然职务有所变动，但“卅二万种”却从始至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由他负责看管。整整25年，他几乎从未离开过这块巨翠。
王树森和在场的人们，像听传奇故事一样津津有味地听着翟维礼的叙述，也不愿意打断这位知情者的发言。只是王树森随便问了一句：“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那么乱，你们没有受到冲击吗?”
“还真让你说对了，要不是周总理的关心和保护，这块巨型翡翠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结局呢!”于是，这位“卅二万种”的守护神，又向人们叙述了一段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保护“卅二万种”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的红卫兵抄家扫“四旧”搞得非常凶，今天冲击这里，明天横扫那里，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我们日夜都在为这块巨型翡翠的安全提心吊胆。
有一天周总理起床后，突然将他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叫去：
“你马上打个电话查一下那块巨型翡翠的情况!”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他所要关心和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为了保护国家的重要部门和重要文物以及一些党政军老干部，他马不停蹄地一会儿跑到这个地方作解释工作，一会儿又跑到另一个地方作疏导工作。有的人曾形容那个时期的周恩来总理，是“二十四小时值班的消防队长”。就是在这种日理万机的艰难岁月，周总理怎么会突然想起已被尘封了十多年的那块巨型翡翠呢?是不是那块有灵性的“卅二万种”，运用什么方法把信息传递给了曾经保护过它的周总理，使周总理在睡梦中见到了它，并听到了这块巨型玉石的呼唤，希望继续得到周总理的保护？要不为什么周总理在刚刚睡醒之后马上想起要查问这件事呢？至于周总理是不是在梦中见到了“卅二万种”，只有周总理本人才能说得清楚，别人只能从这种现象中进行猜测和分析。实际情况是，翟维礼的所在单位，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的一天中午，确实突然收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急电，询问日夜守护的那块巨型翡翠是否绝对安全，会不会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周总理指示他们，为防不测，必须尽快拿出一个安全可靠的方案。
有了周总理的指示，人们也就不怕别人说这是属于“四旧”了，他们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尽快落实总理的重要指示。大家一致认为当时的北京不够安全，为了保险起见，必须马上将“卅二万种”秘密转移到外地去。会议一结束，他们就马上派了几个人去外地进行秘密侦查，最后，他们在河南某地发现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山洞，作为储藏“卅二万种”的地方非常理想，于是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周总理同意他们的转移方案。同时要求他们，一定要像25年前去北京火车站那样，做到干净利落，不露风声，不留痕迹。就这样，他们又重演了1955年4月从上海往北京发专列的那一幕，用了一节军用车厢，作为军用品由军人押运，仍然使用原有的包装，悄悄地将“卅二万种”运出北京，秘密地贮藏在河南的那个非常隐蔽的山洞里。我们以为这次的安排是万无一失了。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有关人员向他们反映了一个异常情况，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在这个山洞附近的山头上，发现有些黑影来回走动，形迹非常可疑。根据这个可疑情况，他们加强了布防。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又向他们反映，说在另外一个山头上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大家对于这一异常现象的出现都觉得奇怪，难道有关“卅二万种”的事走漏了风声？这一现象告诉他们，此地也非绝对安全。当时北京的情况倒是相对地比较安全，因为这时已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家的意见还是把“卅二万种”放在北京比较保险。我们将这些情况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经周总理同意，我们又用了同样的办法，悄悄地从河南的那个秘密山洞里，将“卅二万种”巨型翡翠安全地运回了北京的“故居”。此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已经与世长辞了。
翟维礼对于周总理如何倾心保护“卅二万种”的事，叙述得既具体详细又生动感人，好像周总理生前的音容笑貌又展现在人们面前，引起了大家对周总理的无比怀念。
“宝石健在，那太好了。翟同志，整整25年，您可辛苦了，我真的从心里谢谢您。”此时的“怪罗汉”，心情异常激动。
“老哥，就这么给您说吧，我也快退休了，可总理叫我日夜保护的这几件宝贝到底该怎么办?周总理现在也不在了，让我去请示哪位领导?这一直是我的一大块心病。”翟维礼也有些心情激动了。
“翟同志，咱们什么时候去看看那几块玉料?”
“好啊，看完后咱们立即向ZF有关部门写报告，提出具体处理意见。”
“那太好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老哥说得太对了，我守护了25年，等的也就是这一天。”
过了几天，翟维礼领着王树森，走进了一间很大的有些神秘的军用库房，然后又走进那间“库中之库”的小房间，翟维礼所说的那三个旧木箱子和一个脏兮兮的帆布袋，仍然完好地被储藏在里边。他们非常小心地打开三个木箱和布袋，在灯光照射下，四大块色彩艳丽的巨翠，立即绽放出了水汪汪的嫩绿光泽，纹理匀称，通体照人，正如人们所传的那样，真的是“世上罕见，品第极高”。王树森兴奋得一会儿用手摸摸这一块，一会儿又用手摸摸另一块，他看得仔细，摸得也专心，不一会儿，他终于发现了奇迹，就在一块料的侧面，终于出现了四个不大的汉字———“卅二万种”。
“怪罗汉”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啊!我终于找到你们了。这就是曾使我茶不思饭不想夜不眠的“卅二万种”啊！在“怪罗汉”感到内心有一股暖流在缓缓流动时，他像一个刚刚在重大比赛中取得冠军的运动员一样，回想起多年的苦练生涯，今天终于有了回报，于是，多年的汗水变成了欣慰的泪水，止不住地从眼睛里往外流。 (九)为圆翡翠梦，中国最高行政当局颁发“红头文件”
王树森日夜都想见到的“卅二万种”，在翟维礼的引导下，终于在那个神秘的库房里找到了。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想要找的这块巨型翡翠，是敬爱的周总理在倾心保护 着它。
周恩来作为国家的总理，为什么要倾心秘密保护“卅二万种”巨型翡翠?王树森想，这里边肯定有总理的良苦用心。这番良苦用心究竟是什么，虽然周总理从未对别人讲过，但是，人们可以从周恩来一生的追求和他的信仰、思想、道德、性格、学识、作风、爱好、历史文化底蕴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通过这些科学的分析，人们不难得出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就会想方设法，把他倾心保护的这块世上难得的巨型翡翠玉石，变为中华民族的重器，成为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世之宝。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周恩来自建国初期就倾心保护这块巨型翡翠开始，一直到1976年1月8日，即这位时代伟人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先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由于时机不成熟，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始终未能成为现实，仍然是一个未圆的“梦”。王树森想到这些，一颗激动的心难以平静，因为他的想法竟然和敬爱的周总理的初衷不谋而合，这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追求。他觉得自己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比原来更加重大了，因为他所要圆的这个“梦”，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连九泉之下的周恩来总理，也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1982年11月9日，即在一代伟人周恩来逝世6年后的一天，无论是对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还是对于“怪罗汉”本人以及守护“卅二万种”25年的翟维礼们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在王树森和翟维礼一起看过那块巨型翡翠，对于“卅二万种”的身份确认之后，即由有关部门联合向中国最高行政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写出报告。报告在叙述了“卅二万种”的有关历史背景之后提出，建议由王树森所在的北京玉器厂负责，由王树森大师牵头组成设计制作班子，将这四块巨翠雕刻成有价值的工艺品。国务院在接到报告后对此事极为重视，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认真讨论，最后，会议一致同意报告所提建议，把周总理生前倾心保护的“卅二万种”，交由北京玉器厂进行设计雕刻，争取在1989年底之前完成，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的献礼。有关部门正是遵照国务院的这一批复精神，用一辆专车，专人押运，于11月9日，将四块巨翠安全运抵北京玉器厂。
为了几块石头，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并下发“红头文件”，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未曾有过的事，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对此，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
“这肯定是空前的，很可能也是绝后的。” (十)神秘的“86工程”，在一座被全副武装人员封闭的小楼里开始
北京玉器厂，坐落在北京崇文门外花市附近。从清朝开始，这里就是玉器行业的集中地。现在的北京玉器厂，是一座占地不大的国营企业。别看企业规模不大，却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就在这个不太起眼的厂子里，荟萃了一批在全国有名的玉器雕刻专家。当时，被评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全国总计才有八人，而北京玉器厂就占了五席。好多轰动国内外的玉件，就是出自北京玉器厂这些大师们之手。国务院之所以要把“卅二万种”交由北京玉器厂处理，正是基于这个厂有一大批玉器雕刻精英。
北京玉器厂对于国务院下达给他们的这项光荣任务极为重视，立即成立了一个既有著名专家又有主要领导参加的工作班子。同时，国务院还从上海、扬州等地，调来十余位画家和雕刻家，帮助北京玉器厂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他们计划从现在干起，到1989年，共计用七年的时间，完成这项重要任务。在1985年以前，只是一小部分人整天忙于整体方案的设计，真正全面开工，已经到了1986年。为了保密起见，大家都将这项特殊的任务称呼为“86工程”。在那个时期，这是被视为一项政治性很强的政治任务。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该工程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秘密进行。
为了做好保密工作，保证此顶工程的顺利开展，北京玉器厂决定将一座二层小楼封闭起来，自成一个单独院落，与厂内其他地方完全隔绝。厂里不仅把最好的机器设备都调拨到这座二层楼里，而且，在这个小院里，从大门口到主要的工作间，昼夜都有武装人员把守，所有进出此院的工作人员，统一使用一种特殊的证件，无关人员一律禁止入内。这个小小的院子，一时成了一个非常神秘的玉石王国。
“86工程”小组，在王树森的带领下，首先对四块玉料分别进行了认真的查看。其中最大的一块约四百公斤，而最小的一块也约有二百公斤。他们按照体积的大小，将四块玉料分别编为1、2、3、4号。最大的一块标为一号，其他三块依此类推。编完号之后，他们又把这四块玉料合拢起来观看。他们发现，这四块玉料原来确实是合在一起的一块完整的大料，按照切口把四块料合在一起来看，其形状活像一个大土豆。在场的人们都为这块巨大的世间珍品而议论纷纷。就在这时，有人发现王树森的情绪出现异常，他紧皱眉头一言不发。因为“怪罗汉”在这个大“土豆”上发现了一个使他意想不到的问题，竟然有人在这块大料上切去了一块，而被人切去的这一块，正好是这块大料的精华部位。怎么办?是把他发现的这个新问题立即说给大家听，还是暂时埋在心里不说。王树森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决定暂时不说。因为他明白，用七年的时间，要全部高标准地完成从未做过的这四大件玉活，时间并不富裕，如果等到四件玉活完成得差不多时再说可能会好一些。王树森当时尽量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86工程”很快就全面展开了。为了不辜负国家最高行政当局对于他们的期望和信任，不辜负这块千载难逢的巨翠，他们对自己提出了要做到“四要一无”的高难标准。一、要刻意求精，二、要超越自己，三、要超越历史，四、要独一无二，无愧于稀世珍宝和时代的要求。这个“四要一无”标准，对于“86工程”全体成员来说，等于是一份要他们回答的具有划时代的世界级难度的试卷。
“86工程”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设计方案，即对于这四块巨翠的雕刻意图怎么定。在“怪罗汉”的带领下，老中青三代设计人员各显神通，先后提出了几十个方案，绘制了上百份图纸。“86工程”的全体成员，对于这些方案和图纸，进行了无数次的反复论证。对于2、3、4号料的设计方案，人们经过认真的比较之后，没有用更长的时间就有了统一认识，一致同意把重约三百公斤的二号料，雕刻成一个花薰大件，取名为“含香聚瑞”；把二百多公斤的三号料雕刻成一只花篮大件，取名为“群芳揽胜”；把四号料，即翟维礼于1955年让王树森看过的那块小料，一分为四，分别雕刻成四扇翡翠插屏，雕成后将四扇插屏合并在一起，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案，取名为“四海腾欢”。
最大的难题出在一号料上。 (十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一号料约四百多公斤。在全身通透的翠绿中，还藏有一小块红色的翡，实在难得。究竟把这块世上难得的巨翠雕刻成一件什么作品，“86工程”的人们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经 过好长一段时间的讨论、争论、对比和交流，大家才有了一个初步的共识，即把一号大料雕刻成中国的五岳之首———泰山，同时要设法将那块难得的翡保留下来，使之成为初升的红日。
要把一块四百多公斤的巨翠雕刻成泰山，虽然基本原则是被大家认可了，但泰山太大了，景点太多了，如何立意取势，如何去留俏色，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大家对于这个难题苦思冥想，甚至争论不休。最后“86工程”小组全体人员提议，有关一号料的最终方案，请王树森大师拍板定夺。对于一号料的设计方案，王树森也曾反复多次地苦思冥想过，但这块大料实在是太珍贵了，太难得了，如果设计方案不十分圆满，在实施中就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患，这使“怪罗汉”一时很难拿出个准主意。但时间不等人，必须尽快拿出方案，不然整个工程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王树森考虑再三后当机立断，建议由组内另外两位比较年轻的大师，一位叫陈长海，另一位叫张志平，每人先画几张图纸，各做一个模型，然后大家对着图纸和模型进行讨论。两位年轻大师不负众望，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各自拿出了图纸和模型，“86工程”小组全体人员又对着这些图纸和模型，进行了多次讨论和论证，并让设计者三上泰山进行实地考察，到1985年7月5日，经过近三年的时间，才把一号料的最终设计方案确定下来，取名为“岱岳奇观”。此后，他们将四块料的整体设计方案上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经过认真审核，最终同意了“86”工程所提设计方案，并指示立即开工。这时已经到了1986年，整个工期还只有四年。
在四块巨翠的施工过程中，在北京玉器厂的这座神秘的小楼里，经常是灯火通明，每分钟达两万多次的铊子跟着不停地飞转，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心里都明白，这里不仅仅是为实现一代伟人周恩来的个人遗愿而战，同时也是时代的呼唤，是为祖国荣誉而拼搏的一个特殊战场。“86工程”的全体成员，把“文革”中被压抑了十多年的激愤，把多年磨练出来的绝技和敬业激情，全部倾吐在这四块千载难逢的翠料上了。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一号料进行雕刻的关键时刻，王树森的爱徒，一号料的领军人物陈长海大师，因积劳成疾，治疗无效而撒手人寰。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陈长海的去世，无疑是“86工程”的重大损失，“怪罗汉”为爱徒的早逝悲痛万分。而更使王树森揪心的是他本人的身体，也因多年的过度疲劳而积劳成疾，从而住进医院一卧不起。好在此时的2、3、4号料已完成大半，一号料的雏型也轮廓初显，但后边的困难还非常多，任务还相当重。特别是对于一号料的进展，更是王树森日夜挥之不去的一桩心事。他考虑自己不能老是躺在病床上，无论如何也得回厂一趟，一是能亲眼看看“岱岳奇观”，二是能见见另一位关键人物张志平。于是，有一天王树森正式向医院提出请求，说无论如何也得让他回厂去看一看，用他的话说，“岱岳奇观”比他的命还重要，如果不让他回去看看，他的病情只会加重而不会减轻。院方被感动了，在有专人护理的前提下，同意他回去一趟，时间不能过长，当天必须返回医院。
人们搀扶着把“怪罗汉”送到工作间后，他一眼就盯上了“岱岳奇观”。啊，这就是他几十年为之操心的那块巨翠呀!他用手来回抚摸着“岱岳奇观”，一边听取人们的汇报。他看得仔细，听得认真，好像“岱岳奇观”就是“怪罗汉”的化身。他紧紧握住张志平的双手不放，眼睛湿润地说：
“志平啊，长海走了，这副担子全放在你身上了。我没什么好说的，我拜托了，拜托了!”王树森说完后，他用两只老眼紧紧盯着张志平不说话。停了一会儿他才又说了一句：“因为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王树森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北京玉器厂这座神秘的小楼，回到医院后不久，这位为中国玉器雕刻艺术作出卓越贡献的大师，被国人誉为“怪罗汉”的王树森就与世长辞了。
一座泰山未成，两条人命已殒。“86工程”全体成员，对于连折两员大将悲痛欲绝。他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完成未竟事业。他们团结一致，亲密合作，群策群力，各展绝技，攻破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艰难地度过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到了1989年10月，即周总理逝世13年之后，“86工程”大功告成。当代中国玉器行业的精英们，用他们的集体智慧和汗水、泪水以及生命，终于将世上罕见的四块巨翠，精心打磨成了四件惊世珍宝，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实现了一代伟人周恩来、雕刻大师王树森等以及几代人的梦想。
“86工程”胜利完工的消息，立即由轻工业部上报到国务院。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兴奋不已，国务院立即组成了以张劲夫副总理为首的，有各有关部委领导和有关专家参加的“86工程”验收班子。通过听取汇报和认真观看，国务院的领导和专家们，对“岱岳奇观”“含香聚瑞”“群芳揽胜”和“四海腾欢”四件珍宝，从主题设计到雕刻工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这是天然造化和工艺大师们智慧的结晶，在中国数千年的玉雕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和强盛的预兆，真可称为镇世之宝。张劲夫高兴地当场即席赋诗并高声吟诵。诗中有这样两句：“四宝唯我有，炎黄裔胄共珍藏。”正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有了自己的镇世之宝，炎黄子孙们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直到永远。在场的人们，都为这位验收组主要负责人的激情而热烈鼓掌。一个月后，由中国最高行政当局国务院，颁发了第88号嘉奖令，给予“86工程”全体成员集体嘉奖。一个大国的国务院，为了几块玉石而专门颁发嘉奖令，这又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国务院嘉奖“86工程”全体成员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新闻单位抢先发表消息。在各种新闻报道中，还是在1980年就为此事发表了《宝石何在》的《北京晚报》，对于这四件珍宝的报道既迅速又详细。该报以《翡翠四宝诞生记》为题，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从此，由中国当代工艺大师们，用集体智慧和心血共同雕刻的四件巨型翡翠珍宝，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宝而长期收藏。
四件珍宝大功告成，可谓好梦成真，人们喜庆有余。但是，“怪罗汉”在“卅二万种”巨翠上突然发现的那个问题，即被切去的那块精华部位，究竟被弄到哪里去了，仍然是一个没有找到任何答案的谜。如果被切去的那一块找不到下落，有关“卅二万种”的谜团仍是未完全解开。好梦成真，但这个“梦”只有“真”而没有“圆”，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梦。要真的做到完全的圆梦，在“怪罗汉”之后，还需要有另外的人去认真探索，去苦心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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