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十一
中医可以继续存在的理由，就象一个篡权的奸雄谋杀了一个仁慈的国王，上帝并不会为仁慈的国王主持正义，科学干预的力量如此之强，势必把人类带上一条不归路，看看张功耀等人的强悍就可知道，科学的野蛮与文革的野蛮，可以如出一辙，但这种野蛮我把它看做是人类的青春燥动，是伴随成长而来的，谁也不会因青年人的燥动，具有危险性，而希望他们不再成长。
我之所以拥护中医，既不是想否定西医，也不是要制止西医，甚至不是为把中医发扬光大，而是想通过中医控制一下历史车轮的速度，别因太快，腾空而翻车。
当科学有一天基本取缔人的身体时，中医也真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女儿摸脉有时会感到困惑，看到她迷惑不解的表情，她师傅就接过手来摸，问病人：“做过手术？”“出过车祸？”师傅告诉我女儿，手术和车祸都可以改变人原有的气血运行方式，遇到这种情况，就给以脉诊病带来很大困难。如今手术使用的如此频繁，最终会使气运学说在人体上失效，当人的身体器官被摘除太多，移植太多，放置塑料、金属太多时，中医还如何诊断，还调解人体什么呢？那时中医不灭亡还有什么用？
一旦基因工程打破生物屏障，人体就会告别与地球自然和谐的历史，那时，中医也就寿终正寝了。到了那一天人类会不会有悔？当然会悔，但为年轻时的过错而懊悔，也算得上是一条人生定律了，人类的好奇心不可能让人放慢科学探索的脚步，个体的人肯为冒险付出生命代价，整体的冒险精神也要牺牲诸如中医这样有价值的东西，这也是人类的买路钱吧？
从这个发展前景看，张功耀取缔中医的观点，可以说是颇有预见性，中医的确不符合狭义科学论，中医是应灭亡也终会灭亡。中医象大熊猫似的，是国宝，也很珍贵，可怎么都不适合当今的生存条件，不适合在学校里学，不适合在医院里行医，不适合考试，甚至不符合当今人们的思维观念，总不能为中医的生存再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吧？中医如果奢望得到大熊猫那样的特殊保护，就无怪乎张功耀等人愤怒了。
但我要说，中医还不应在今天就被消灭，因为当代还需要它，中国还需要它，西医也还需要它。
对于中医现在不能被消灭的原因，连反对中医的人也很清楚。反对中医的人说，卫生部之所以出来正视听，明确反对取消中医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普及西医。正如毛泽东当年不肯废除中医，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当时中国广大的农村，就等于没有医生了，大量城市贫民也看不起病了。反对中医的人引用一个西方人的话说，“中草药是贫困医学的基础”，并说，国家卫生部门不能承认中医是伪科学的原因，是因为一旦承认，就无法向看不起西医的民众交代了，是贫穷在支撑着谎言。他们认为用中医来欺骗农民、平民和穷人，是为了保证官员和富人看西医，从而引出中西医之争的政治本质。
我不谈政治，但我承认中医是穷人的医学。我们都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仅有三亿人的美国，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占有了全世界一多半的资源，没给其它国家留下多少发展空间，美国一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3万亿美元，而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才3.5万亿美元，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全部用来解决中国13亿人吃药，我们吃药的总量也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西医如何保障十三亿人的医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取缔中医？在这种情况下非要取缔中医的用心何在？
如果我的女儿因我不是富翁而责备我，因我在她感冒时，不送她去医院挂吊瓶，而是给她煮姜汤喝而责备我，认为我是在欺骗她，认为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我将如何为自己辩护？我能象我的父母早年教育我那样，斥责她不懂事吗？
如果姜汤能够治感冒，我想就不一定要去挂吊瓶。富人到西医院看病，我不是特别羡慕，因为我知道西医的发展，也是靠在活人身上反复摸索和试验实现的。既便是西医，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仅是安全的，也是价格低廉的，我何不让富人花大钱去当实验品，而我选择保守疗法呢？中国人明白偏方治大病，四两拨千斤的道理，知道人不可貌相，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知道有藏龙卧虎的事和一物降一物的道理，知道拨云见日，妙手回春等等，所以并不因中医是从门前拔两把草药而小瞧它。也不象有的人那样认为这是欺骗，并为此感到悲哀，因而把世界涂抹得愁云惨雾的，想不得忧郁症也难。
因为中国没有美国富很责备中国，如同因为你的父母不是富翁而责备他们。因为不能到医院挂吊瓶而拒绝喝姜汤，如同吃不上馒头就拒绝吃窝头，因每年没有1.3万亿美元的医疗消耗而悲哀，如考不上名牌大学就自杀，在我看来这是做了美国精神的奴隶，反倒是可悲的事。
六 十二
在中医理论中，不是中医拒绝使用逻辑，而是使用逻辑的效果与目的南辕北辙。
比如用现代方式编写中药教材，讲药性时，把退烧药归为一类，这石膏、地龙等退烧药有好多种，但只能有一个共同的药性——退烧。至于它们有什么不同，现代教材无法用逻辑区分。所以用教材学习中药的药性，并不能达到会使用中药的目的。
如果按中医的表述方法，这退烧药各有各的作用，区别是很大的。当把发烧视为火时，不同的药对付火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浇水，有的是抽薪，有的是止沸，有的是吹熄。要因情况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药物。如果柴多火大，用吹的方法岂不吹得更旺了？如果是草地上的野火，又怎么抽薪？所以，是中医使用中药的方法决定了中医的表述方式。
如果论象棋，可以从车的作用，马的特点，炮的功能进行论述，逻辑可有用武之地。如果论围棋，单拿出一个棋子怎么论？拿出所有棋子怎么论？只有在棋局中，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棋子才有它确定的真正的意义。
我从来不说中医“深奥”、“博大”和“神奇”。正如中国没有大哲学家一样，中医也是一个灰姑娘。它要被人推崇，得需要一些外在条件，如城堡、臣民和仆人，还得有一个王后的头衔。如果在灰姑娘挎着篮子买菜时，我就称赞她高贵、美丽、典雅，怎么能不遭到人们的嘲笑呢？
中医如围棋，不可抽象，不能客观，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以现实性取代客观性。把它从现实中，从上下左右的关系中，从一个局势中抽取出来，剥离出来，它就失去了确定的意义和价值。非要把中医客观化从而论述它，如同脱离棋局论围棋子，既无法论述也没有意义。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绝对清晰地界定，不是所有事物都有可以被用非此即彼的实证方法来判断或演绎。在当今时代，让人们承认不能被客观化的一个理论是门学问，的确是很困难的。其实我阐释中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人们承认它，只要能达到人们对逻辑不是绝对坚信就可以了。
中医不把自己客观化，它不定义对象，也不定义自身。它在阐释病理的过程中阐释自己。当你理解了它，它就是你的思想，你也就可以用自已的方式阐释它。中医在现代环境中阐释自己，是对自己现代价值的实现，也是对自己现代存在的表述。
医不存在于人之外，人本身就是医，人与医是一体的，而人一旦变成物，中医就失去立身之本。阴阳五行理论可能不够理想，但他却是仅有的将人与物统一而不是分离的理论。中医的珍贵之处是，它是做为人的医学而不是对于人的医学。
能把事物客观化固然是好，但客观化的前提应该是意义，意义是对人讲的。从人的观点解释世界，高于从物的观点解释世界。世界因被人解释而有意义。
我曾经在北京向一位西医专家求教：为什么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医学问题，就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呢？比如。感冒、避孕……专家告诉我说，任何一种医疗方法也不可能适宜所有人群，总有“漏网之鱼”，所以还要不断发明新方法，这样一来，西医治一种病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但西医目前的问题是，并不能一开始就知道究竟哪种方法有效，得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地挨个试一遍。很可能是九种方法失败之后，才能找到第十种有效方法。我说：这样说来我们患者岂不是试验品？专家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是这样的。我问：如果我试验遍了所有方法都失败了，我岂不是试验的牺牲品？专家笑说：正因为有“牺牲品”的存在。才使医学不断去发明新方法。
西医曾给过我们医疗上一劳永逸的希望，比如青霉素当年的杀菌效力。可很快人就有了抗药性，一劳永逸的希望破灭了。如今西医对治病是苦于在众多方法中，不知哪种方法能有效，那么西医下一步是不是得想法子学会“辩症施治”呢？对各种抗生“素”的使用，是不是也得作中医式的“浇水”、“抽薪”、“此沸”、“吹熄”的药性分类呢？不然，我的一个同事发烧，前后用了二十多种抗生素也没退下烧来。现在可以做菌培养了，把菌从你身上取点，不在你身上试了，在试验室里试，用各种抗生素喷它，看它怕谁。
当西医担当起全人类的医疗重任时，我们看到，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趋同中医的方法，不管嘴上人们是否承认这一点。当西医面对十个病人而有十个办法，却不知怎样避免每个人身上用十种方法共一百次的话，中医的个体性的治疗思想是不是有可借鉴之处？
六 十三
这几天帮高考生报考，遇到一些孩子不知从事什么专业好。一时决断不下来，我就扔给他们一套表格————心理测试，看看适合从事什么行业。
女儿学心理学时，给我拿回来的测试表厚厚的一叠，让我不由地感慨，如今心理学发展的真是很象样了。
不过，我给孩子们选专业时，常常遭到拒绝：“不学心理学，我不想和疯子打道”。“不学法律，不想和坏人打交道。”“不学医学，不想和病人打交道”……我不明白，哪儿来的这么多禁忌，把有“问题”的人全排除掉了，还有人了吗？我们不想和人打交道？
一般说来，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最大区别恐怕就是他们失去理性了吧？理性的可贵，可能就是在与精神病人对比时是最明显的吧？
可是，人真的可以很 “理性”，“理性”可以让人逃离精神病吗？
由于母亲有许多精神病患者，我接触的精神病人比较多。后来又认识和交往了一些精神病医生朋友，其中有一位还是专家，他的老师是“731”部队的研究人员，因为学术的原因没有被“镇压”。我第一次同他接触时，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恕我冒昧，我怎么看你和你的病人一样呢？” 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他本人就患有精神病。我从他这里知道，精神病医生的职业病就是精神病。他从书架上捧下一本本厚厚的专著，指给我看一个个作者的名字，名子上是黑框。他说这些作者都是他已故的老师。“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么？”他问我。我当然不知。他告诉我：“全死于自杀。”这让我不解，精神病专家死于自杀，他们那套学问解决不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他告诉我，这些人非常理性，身上带着遗书，工作证等，尽最大可能把后事料理好。他们不是疯狂了去死的，而是“理性”地死。
这个专家也是非常“理性”。知识渊博，思维慎密，逻辑性强。我和他谈话时发现，他几乎容忍不了人们的语言。下判断？错误；叙述？不准确，怎么说也不能达到他的逻辑要求，弄得我不敢开口说话。没办法，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不叙述，我给你表演吧”。他竟非常高兴，认为是找到了最好的交流方式，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通过观察、发现，自己去下判断。
当时，他身边跟着一位年轻人，是一位在部队上当卫生员的转业兵，分配到精神病院工作。他想要学专家的真本事，宁可伺候专家，为的是看他怎么治病。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勤奋刻苦的转业兵的头发白了，也成了专家。
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有好多瓶抗精神病类药物。如果吃上几粒就可以见上帝了。这都是我请“转业兵”给我几个朋友开的。药不能放在病人处，只能放我这。如果你看见我一早一晚急匆匆地走，那不是在锻炼身体，而是去给朋友服药。
许多病人是不肯去精神病院的，所以，我有时要把“转业兵”请到我的办公室来做客。别人看我在和两个朋友闲谈，其实我是在掩护医生诊病。
看着“转业兵”，让我想起当年的那个专家。“转业兵”和那个专家一样的理性。我承认他现在的水平的确达到了专家的高度。我的病人朋友一个个都是刁钻古怪的，对“转业兵”好象不是我请来给他们看病的医生，而是为他们找到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刁难他，可都难不倒他。当他使我的朋友病情稳定时，我的朋友往往要请他吃饭。在酒桌上，他一口饭不吃，一口酒不喝，甚至不喝一口水，至始至终，筷子不曾拿起过。而我要做的是，让这一切显得正常、自然。他只做一件事——说。不停地说。这张说话的嘴绝不能为吃而停顿。朋友看我那么“自然”，都分外懂事，绝不劝他停下来吃一口菜。过后会奇怪地问我：“我怎么看医生比我病的还重啊？”他和他的专家老师一样，患上了他们的职业病。
有时，路过精神病院我会进去和医生们聊会天。我一次，我拍门，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瞪着一双典型的神经质的眼睛看着我。他在审视我的神经正常度，我快乐地与他打招呼，微笑……可他无动于衷，不开门。我断定他是病人，拿出医生对病人的架势，一瞪眼，一声吼，他就给我开了。进去后，我到医生办公室说：“你们怎么让病人看门，还让他穿白大褂？”大家笑说，那是新分来的医学院本科大学生。我听了感到不可思议，怎么刚来就得职业病了？
医生们聊天时喜欢为人做精神分析。有时也给我做，结论是我也有精神病。我并不生气，因为在他们眼里无人不是精神病。我听他们分析希特勒是轻燥狂，我点头，接下来他们分析列宁也是轻燥狂，再接下来……我想，耶稣，释加牟尼，谁也跑不了精神一病的命运。既然无人不“精神”，我又能逃到哪里？
于是，从中医，也就是我母亲那里，我不觉得精神病是什么改变人本质的病。从西医那里，也没有得到一个明晰的界定。如今，西方对精神类疾病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有一部叫《美丽心灵》的美国电影，歌颂一个“美丽的大脑”，大脑的主人公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纳什（John Nash）——一个终生精神病患者。他来中国参加世界数学家大会时，中国记者被告之不能用闪光灯晃他。影片结尾表现他领奖时，看到他的幻觉人物也都来参加他的颂奖晚会，他平静地看着他们……
如果说疯狂的人是感性的，那么精神病医生的极为理性，怎么也使他们精神出偏呢？
经常，医生不是愁治不好病，而是治好了放入社会还不行，现实，是许多人的致病原因。有的人之所以疯，恰恰是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人本身并不是理性动物。我的一个朋友开车躲对面突然出现的车时，本能反应左打舵，结果坐在副驾驭位上的他母亲被撞死了。他亲眼看见他母亲死在他面前，可他却失忆了。只失去了这一小段记忆。他认定是他哥哥开的车造成他母亲的死亡，时不常地关爱他哥哥，以减轻哥哥的“内疚”。我天天和他在一起，观察到，除了失去这段记忆外，他没有其它异常。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痛惜大学生跳楼，反对以“精神病”为借口，对大学生跳楼无动于衷。因为精神病人也一样可以拥有美丽的大脑。我们不应找医学理由放弃对他们的关心、爱护。
六 十四
昨天，我和朋友走在街上，遇到一位从北京回来探亲的医生。朋友就向他咨询自己的肾病。他是西医，常做手术，问到一系列的检验指标，告诉朋友要注意肝胆，并讲到肾与肝胆的关系。朋友说她的胆被摘除了，没有注意的问题了。医生顿时拉下脸来说：“我说的脏腑关系不是西医的。”我在一旁笑了，心想，如果外国医生到中国来行医，一准糊涂，因为中国中西医界线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中国人治病的方式和治病结果，也会把外国医生搞糊涂。
遇到一个几个月未见的朋友，问他这几个月做什么去了？他说治病去了，得了白血病。我惊讶地看着他，他和以前一样，怎么也看不出是白血病人。他说他住进了天津血液研究所，医生说他至少也得做四个化疗才能使病情稳定。在第一个化疗期间，他不停地收集信息，并进行全面分析，认为自己做一个化疗就可以了，然后不告而别，从医院逃跑了。他连家人也没告诉，独自一人跑到大西北，找到从研究所听来的一个中医吃上了中药，把病治好了才回来。他得意地说，他没花多少钱就把病治好了。看他治白血病竟象治个普通病，不得不佩服他真是有主意。不由的想，如果他是个西方人又往哪里逃呢？中国的事真是有意思。
我认识一位老医生能治癌症，前年去世了。他本是西医，但也学了中医，我曾亲眼看他把我朋友的父亲的肺癌治好了。他的治法是前心后背敷药带喝药。我曾质问他为什么要我们许多钱。因为天下就没有这么贵的中药。他告诉我说，他治病的方子是一位老中医传给他的，方子其实也不太特殊，只是药真，是他早年所存，现在已不可能再有，他说“我这点药是用一次少一次，药用光了，我就再也不能治癌了，就指望这点药养老哪”。
由此我想，母亲看病的效果好，和她的药好也有很大关系，她总是不停地收集和储藏中药。如果她在大医院，使用药房的药是否还有同样的疗效呢？
母亲给过我一块“鹿胎膏”，是猎人打野鹿获得的鹿胎，拿来由母亲熬制的。药制好了，猎人给我母亲留一部分作为酬劳。母亲在治诸如不孕症等妇女病时使用，效果很好。母亲告诉我这药不可多吃，每次只吃黄豆粒大小一块。我有时吃上这么一点，就能感受到药力很大。许多年后，当我也想给女儿备份这药时才发现，我根本不可能弄到货真价实的“鹿胎膏”了，虽然我到养鹿场去买，可吃一大丸进肚也没啥感觉，方知道母亲的药有多么好。
由此，我知道现在的中医为什么衰落了，如果我母亲活到今天，她的疗效也不一定能有当年那么好，因为她没有应手的药可用。现在的医生不可能象我母亲当年那样亲自动手采集、在民间搜集一些中药。我小时就常帮助母亲把有的药放到酒里，把有的药用玻璃纸包好用蜡封上……母亲给人看病之所以那么胸有成竹，那么自信，和她箱里备有这些药不无关系。
女儿的师傅在中医院就直接指挥药房的工作，患者每抓一副药都要拿给他查验，他检验的就是药的质量，他说他不求药的质量好，只要不是假药、毒药就好。再者，如今药房的人把药抓错是常事，他不能不防。
我建议女儿以后到农村行医，告诉她，这样可以得到一些诸如“牛黄”、“狗宝”之类的中药。
回忆有关母亲的事并不是忆旧，任何历史上的今天，都是今天的历史，母亲当年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好多做法，到今天才显现出意义。我之所以用叙述的方式谈中医，是想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世界上什么东西是真实的？不是我的论文，我的判断和结论。我只想把事情尽可能按原貌表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和下结论。
我之所以用描述的方式谈中医，还在于我对形象的情有独衷。我也认为形象的信息是全息的。
我注意到母亲看病时，对病人梦中形象的重视。当病人述说的“梦多”、“做恶梦”时，常要究问梦的具体内容。因为疾病的微弱信号，往往通过梦中形象向人报告。
大脑为什么在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同时，还会选择象征性形象表现在人的梦中呢？比如，你从道理上接受一件对你前途有好处的工作，可你却可能在梦中开飞机，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把你内心的精神状态完全表现出来了。女儿三、四岁时，我不知教育女儿是听话点好呢，还是独立点好，于是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女儿钻进动物园的老虎笼子里去了。见女儿象对待猫一样抚摸睡觉的老虎，我不敢大喊，压低声音叫女儿，她又不理会……这个梦把我当时在教育女儿上的困惑，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女儿少年时，表现出一些现代年轻人特点，我又再一次产生困惑。可这次做梦出现的象征形象，连我自己一时也没有解开。我梦见我的右耳上有一个密封的硕大的白金耳环。这让必需天天上班的我十分为难，我先是想法弄下来，不成功，又想法遮盖，也不成，最后我只好理直气壮地走出门去，晃着明晃晃的耳环“我美，我愿意”了。这梦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不得其解。女儿听了我说这梦，拍着我的肩说：“妈妈，我就让你这么为难吗？”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这个耳环的象征意义。理论只有给我们理由，形象却可以把包括情感在内的全部信息发送给我们。大脑犹如一台高灵敏度的仪表，对人体内部在生活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微运动都有反应，大脑对人体的扫描情况，不是用一篇论说文来报告我们，甚至还要躲过我们通过学习储存在意识中的理性，用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
六 十五
当年看母亲看病也挺随意的。远近邻居来问病，母亲有时脉也不瞧，就让我给包两包药，这给我留下看病这事挺简单的印象。如今我明白，这不是看病简单，而是对病人的熟悉，这正是西方施行的家庭医生的优点。
今年的体检过后，一同事举着心电图，大呼小叫地到我办公室说得心脏病了。我一听就紧张，不是紧张她得心脏病，而是怕她大动干戈地治病，她的身体维持着一种很脆弱的平衡，任何治疗措施都会打破这一平衡，使她真正致病。心电图显示她心脏供血不足，可她最近也没失血，怎么会突然不足了呢？如果这一气血不平衡现象不是因为血不足，那就是气相对足了。这让我联想到单位最近搞的文体活动，对这个从不运动的人来说是有点吃不消了。但我不能说是这个原因，不然她更要拒绝运动了，我得找别的原因，我问：“你最近大量吃大枣了？”她说：“是啊，每天半斤，吃了一箱了，是大枣吃多了？”我告诉她停吃大枣，注意休息，一周后再去做个心电图。另一个同事拿来化验单，说胆固醇升高了，我问他最近吃什么了，问出他吃了一箱鱼子罐头。我说，你的胆都摘除了，你还吃那么多鱼子怎么能受得了？别吃了，停一周再去化验看看吧。后来两人去检查都趋于正常了。
如今我们都习惯把疾病看成是从天而降的灾祸，把寻找病因当成是医生的事而不是自己的事，其实大部分疾病我们都能顺藤摸瓜自己找到原因的。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外地读书，有一天校方突然打来电话说孩子瘫痪了，当地医院治不了，校方正用救护车连夜送往省城医院。朋友两口子吓傻了，也乘火车往省城赶，半路上打电话告诉我这事。考虑他两口子没什么亲属，又慌了手脚，怕误了孩子的病，我乘下一班火车也赶去了。
动用了省医院各种高科技手段，什么检查都做了，就是找不到病因。校方说是因为军训淋了雨，孩子上了床之后就全身麻痹，不会动了。我看孩子不烧、不肿、不疼的，就问孩子和同学有没有过身体激烈碰撞？他想了想说有，他正跑着，和迎面跑来的一个同学撞到了一起，那个同学倒了，大家去扶倒下的同学，他被撞到一棵树上站住了没有倒，当时有全身麻木的感觉。我去找医生把这个情节告诉他们，他们又来详细询问一番，然后请来一位女博士为孩子针灸，针了二十多天后孩子就痊愈出院了。女儿曾说，在西医院的神经内科，中医出身的医生比西医的有优势。
早年，我对母亲的生活方式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她不在主流社会，没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单纯、幼稚，不了解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可当我在社会中走过大半生后，我却基本否定了自己的社会价值。
近日，一个朋友把他大学刚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儿子领到我这里，让我给上“政治课”，告诉他社会的潜规则……女儿小时候，每当我向她提出一条要求时，她就要问我为什么，每次我都回答她，不是我要求她非如此不可，而是社会要求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如此。
我们都在适应社会，并认为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都是正常的，好象不如此就不能生活，不如此就不是一个社会的人。可装了一肚子社会经验的我，回过头来一看，这些世事通达真的是学问吗？如果没有母亲比照，我丝毫不会怀疑我的做人经验是学问，前几天参加一个业务研讨会时，大家还专门谈到这些经验的价值是宝贵的。
可母亲的一生，既无社会经验，又不懂社会规则，甚至连一点自我保护意识也没有，但她却生活得从容不迫，舒展大方。便是在文革形势最严酷之时，父亲被揪斗，被殴打，而成分是地主，又开着个体诊所的母亲却没有受到一点点刁难，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么？社会经验真是必须的、有用的么？
如今想来，母亲的生活也是社会化的，而且是真正的社会化。她行医，但不挂牌，也不做广告，靠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来找她。母亲相当于邻居们的家庭医生，母亲的诊所相当于现今的“社区服务站”，母亲与人们的关系能说不是社会关系？母亲与人们所构成的社会，能承受文革这样的冲击，而我们在社会中收获的却多是世态炎凉。对比母亲，我的社会经验又有多少价值，有多大必要呢？
我之所以支持女儿学中医，也是不想让她象我一样，学了很多社会经验，动用了许多聪明才智，却只是为了能在社会上立足，其实人生完全可以不需要这一套，可我年轻时却把这作为一门学问来学，以为这是真知。
母亲只致力于中医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她不懂什么经营理念，什么人际关系……她没有被人骗过，被人讹诈过，没有过医疗纠纷等麻烦事。母亲所处的社会关系是真实，稳定，自然，安全的，她是真正植根于百姓。所以，母亲从未感到世界是复杂，危险的，从未感到人心是险恶的，这使她保持了天真，单纯。无论我父亲怎样为母亲分析社会复杂、人心叵测，母亲总是混然无觉，毫无防范意识。而我却觉得父亲说的很对，热衷于不断装备自己，并活到老学到老，可到头来却发现，如果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是建立在人性的、自然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即使终生致力于防范，也未必能获得安全感。
母亲终生用自己的本事帮助别人，也终生获得别人的帮助。她与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金钱关系上，有钱的人来看病是自觉交钱，没钱的人，有时是老人，有时是孩子自己来更没有要钱的理。便是听说谁病了，还要派我去探视，不仅送药上门，还要送些水果点心。我说过母亲一生拜过三个师傅，她告诉我，第一位和第三位师傅不贪财，但第二个师傅就有点重钱，也很有一些钱，结果害得儿子抽大烟死了。母亲没有留下钱财，她的吃穿也不比别人好。经常有人给她送礼，那时的礼物多是水果、点心、罐头之类的，可母亲从不允许我和弟弟们动。记得因为母亲不允许大弟弟吃一块点心，奶奶心疼大孙子还骂了母亲，然后上街给我大弟弟买了一个烧饼。我总是替母亲把这些东西分送给各家各户的老人。在我成人之前，我没有吃过一个完整苹果，总是与人分享，一块四分之一的苹果，能被我用前门牙刮上好久，十分美味。
六 十六
由于少年时挑水、担柴，过于负重，造成我脊柱侧弯，用X光看是S形的。我调侃说，歪脖树也是树，歪着也能活，要是把歪脖树整直了，会要它命的。十几年前，走路时被迎面而来的一个彪形大汉猛地撞了一下，当即贴在墙上就不会动了，站着缓了好一会才慢慢蹭着回家去，至此，左半身就不灵便，尤其是左臂麻痹、无力，随之失去了痛疼感、温度感等感觉。我认定是那一撞，把我本来就已改变生理弯曲的颈椎给撞出毛病了。看别人治疗颈椎病效果也不好，加之没有时间看病，这一拖就是六、七年。
有一次在医院抽血，护士是个新手，连扎三针没回血，就有些慌。我劝她别急，慢慢扎，说我这条胳膊不疼，她不要有压力。一个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医生就批评我说：“你这人太嘎咕了，她给你扎不上，本来就慌，你用这种方式挖苦她，不如直接批评她。”我大呼冤枉，申明我这条胳膊真的是没有疼痛感，跟一条木头胳膊差不多……医生奇怪了，问是什么病？我说是颈椎病。医生说，笑话，你们这些病人就能自己乱起病名，颈椎病怎么是这症状？他便给我做了一番检查，断定我是脑袋里长瘤了，让我做CT。那时做CT很贵，我不肯做，反驳他说：“这瘤子是突然长在脑袋里，又六、七年不再长大？”他觉得我这话有道理，于是说，这么着吧，你别在咱们这里检查了，我就是这的最高水平，你去找专家看看。他给我写了一个人名，让我到另一个城市去找一位神经专家，回来把诊断结果告诉他。
半年后，我出差时顺便找到这位专家，他的诊断是：脊髓空洞。陪我去看病的朋友问，能治么？专家笑说，听说好象有人能治。我一听医生这语气就知道没希望了。朋友又问：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医生说，瘫痪呗。朋友还要问，我她拉出了医院，我说，你还问啥呀？没看出来这是没法治的病么？此后，我就常作瘫痪后的生活打算。到了前年冬天，我的左臂出现皮肤溃烂，肌肉萎缩，指甲坏死，继而手指不能并拢、伸直，呈爪样手。朋友们看了无不挽惜：可惜你漂亮的手了，这下不能参加“玉手大赛”了。女儿给我针灸，告诉我她们学校神经科的教授说，这种情况只能维持，不可能逆转。我心理也明白，这病只能拖延，不可能好转。看着我的“玉手”一天天变成了禽样的“爪”，我拿出一副接受科学真理的大无畏气概。
有一天，因朋友有病我领着去找女儿的师傅看病。女儿的师傅看到我的手问起，他便要求我服药医治，说着就给我诊脉、开方。我笑道：“也行，我这也算是疑难杂症了，你就拿我做试验，探索一下这不治之症怎么治吧。”女儿的师傅当即就不高兴了：“这怎么是拿你做试验呢？中医从不认为什么病就是绝症和不治之症，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对症了，没什么病是不可逆转的。”我虽不指望治好，但出于延缓病程的考虑，我答应吃他的药。他让我把药打成散剂，我嫌散剂吃着麻烦，就用蜜做成了丸，一天吃两丸，心想，这么大的病，一天吃这么两丸草药能解决啥问题？这药断断续续吃了一年，手臂的萎缩不仅遏制住了，失去的肌肉又大多回来了，而且手指能伸直，并拢，现在我练着又能打跳西班牙舞用的那种响指了。
有人讽刺说治疑难杂症是中医最后一块遮羞布。我想，现代医学认为是不可逆转的病到中医手中能让其逆转，这能不让人有时觉得中医神奇吗？对此，女儿解释说，这神奇本是不存在的，一百年前，不管中医治好了什么病，人们都觉得是应该的，没什么神奇的，倒是对比着觉得西医神奇的不得了。如今，是西医判定有些病是绝症和不治之症，可在中医的经典中对这些病可能早有论述，在治法上中医也是有章可循的，何难之有？我笑道，这么说，中医的神奇还是西医给封的了？女儿说，正是，没有中西医对比哪方也不神奇。让女儿这么一说，我又坦然接受我的“爪”子变回了“玉手”。
女儿的师傅每日钻研中医经典，在他眼里我的病就是“偏枯”，而不受脊髓空洞这个病名的影响，他开方给我调养气血，疏通经络，而不去想什么脊髓病变。虽说我的胳膊是受脊柱神经控制，但我在现在颇为自如地伸展左臂时不由地想，上级当然是领导下级的，可这下级的手臂活跃了，是不是也对脊髓上级产生积极影响？
女儿师傅性情的清高，使他与主流思维拉开稍许距离，得以保持了中医的一些特质。虽然他在给病人看病时，也常用西医的名词和病理解释，那是在用科学武装自己，为了便于与病人沟通、交流，骨子里他还是个中医。
六 十七
争论不清的问题，把其还原成存在，就不难看出其合理性。中医治病的互动性、预测性，简易性，自然性，廉价性、群众性、救济性、平等性等等，都不完全是由中医的医学性质决定的，而是中医在几千年生存、发展道路上，与现实磨合所形成的生存法则。因为中医在历史上不是官医，不是靠ZF给予行政支持生存的。中医的生存之道，自有其现实合理性，这一合理性在今天中国的也没有消失。
中医的自生性为现代医学发展可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参考。它不断修正与现实的关系，寻求与现实的最佳结合并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通过对中医在我家三代人身上的表现，可看出中医衰落的原因是什么，西医与中国现实的距离在哪里。人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一生，还有如我母亲、我、我女儿这样连续的人生。当把一个人的人生放在这种连续的人生中时，许多的个性色彩和偶然因素就呈现出共性特点和必然性。许多细小的事件也为现代人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如果我们不是把眼睛给蒙上，不是只盯着科学，那么，认真观察生活所得到的知识和智慧，可能不会比科学发现的更少。我有个朋友否认女人的智能。我笑问：你以为人类的智能是单独继承父亲的基因，母亲只传个空壳？朋友问，男人靠社会和科学发展智能，女人靠什么？我说，女人靠观察和感觉。
历史上表现出智慧的女人常被当做女巫看待。可我看这个“巫”字却感到很亲切，很哲学。这个“巫”字看上去是人大脑的象形，有左脑和右脑，一边代表内在的人，一边代表外在的人……
母亲在世时，教过我气功。当出现身体功能紊乱时，她就说：“含口气”。我小时得过哮喘，因为喘不上来气，我只得用气功呼吸法。后来又因伤力和脊髓空洞等症造成巨大疼痛，在不可解时，我用气功缓解疼痛。后来我发现气功还有一个理顺情绪的作用。当我遇到一些看似不可解的心理冲突时，我会含口气静坐一会。这时，感觉到气功能在我的心中辟出一间会议室，让心理冲突各方坐下来开会。这时你会发现人的自我成分比较复杂。女儿问我，怎么个复杂法？我举例说，女儿小时候有一次淘气，把我气得不行，我扯过她来想打，可举在空中的手突然痉挛，怎么也落不下来。本来恐惧的女儿见此情景竟然笑了。过后我对她解释，我说，我奶的脾气暴烈，打孩子挺狠的。我母亲性格柔和，不打孩子。所以，一见女儿淘气，我奶在我身上的遗传就命令我举起了手臂，而我母亲的遗传又拉住我的手，不让我打她的外孙女。而在我内心，因没打成孩子，我奶的性格成分就冲着我母亲的性格成分咆哮，于是，于是，在强烈的内心冲突中我打了自己脑袋一拳。为了平息内心的矛盾，我只好坐下来，含一口气，开辟个心理空间，让我奶和我母亲进行对话。象我母亲活着时对我奶奶用以柔克刚法一样，在我内心中，我母亲的成分会劝我奶奶的成分息怒。如果我不给她俩开民主生活会，虽然她们早已去世多年，可她俩的矛盾冲突还会在我体内延续。如果无视她们的矛盾冲突，她们就会把我的身体做为战场，在战争中，除了交战双方，被破坏最大的恐怕就是战场了，何况这交战的双方如今也成了我呢？我的损失何其大也？
如果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是简单的，那么我们发射到火星上的飞船就会无功而返。如果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中，我们就得不断发射飞船到火星去。
中医不是当今主流医学，也成为一些人否定中医的理由，这种以结果论的否定法失之简单。中国人讲此一时，彼一时，时空对应，何况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病，这病候就在主流上。比如大家普遍对当今主流教育不满，可在中国可有非主流教育？谁能开设第二种教育？一个小小的“孟母学堂”都不能主流教育所容。我曾想在课堂上稍稍改变一下教学方式，可学生站起来告诉我，老师，课不是这样讲的。谁能象郑渊洁那样违反《教育法》不让孩子上学？
女儿拍着我的肩说，年轻人要当罐子，储存知识，酿造思想；人老了，开始分泌思想，“精满自溢”，就应该做管子，让思想输出。
从我的母亲到我的女儿，中医在我家从我这里走了一段弯路又转了回来。女儿有时候会批评我说，这一段弯路的代价也太大了，如果我母亲的经验能被我传承下来的话，女儿在学习上就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中医在我这里被夷成一片平地，为此我很内疚。作为一代中国人，我愧对先辈。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我只能把我对中医的少许记忆尽可能原样地描述出来，以供女儿参考。如果还能给其他人以启示的话，我的负罪感是不是更能减轻一些？
六十八
母亲给人看病时，如果我父亲在，他有时要跟着捣乱，鼓动母亲的病人接受西医新的科学技术疗法。他弄了一些土霉素片给我，告诉我得了感冒不用喝桂枝汤，吃消炎片就行。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脸色黑乎乎的，难看极了。母亲感到奇怪，怎么也找不出原因。我父亲见了，就同病人聊了起来，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等等。然后打一盆热水，拿一块肥皂。让这人猛洗两遍脸。再看时，脸色就好多了。原来这人整天烧煤焦油，每天洗脸洗得不彻底，天长日久，这脸色就乌了。为这件事，父亲很得意，大大嘲笑了一番中医，并向我吹嘘他的判断力。如今我看有些人反对中医的做法，与我父亲当年就如出一辙。不过母亲还是劝我喝点桂枝汤。母亲让我观察，经过西药治疗后的人阳气往往被压住了。她怕我的表症吃西药后变成里症了。
我觉得中医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审视西医的视点，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作用也是如此。西医和西方文化到底需不需要另一个审视它的视点？
为什么在谈到东西方文化时，只能做捧与贬的选择？如果我说我研究中国文化的动机，是用中国之石攻西方科学之玉行不行？我说我打磨一个中国的金刚钻，为的是想揽点西方的瓷器活可不可以？
如果没有一个当中医的母亲，而只有一个狂热追求科学的父亲，我可能终生难以获得一个审视现代科学的视点。审视现代科学怎么能被理解为是抛弃科学观点呢？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家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我很难把科学精神与我父亲分开，也不能把传统文化从我母亲身上分开。任谁对父母也不会做出存一去一的选择，更不会唆使他们离婚。
如果我失去父母的文化，那么我还有一个“求诸于野”的选择，那就是我奶奶的民间哲学。我奶奶认为婚姻大于一对男女。我父母的世界观虽然不一样，但在我奶的主持下也照样结了婚，生了四个孩子。那位签名要取谛中医的教授，怎么不先与当中医的老婆离婚？所以，还是我奶说的好，什么也不能大过过日子。中西医之争，中西方文化之争，都呼唤一种能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整合的大文化产生。
我之所以从对母亲和女儿的感情入手谈中医，在于我认为情感是根。情感和理性相互为根，不可单立单行。仅有情感无以阐述，只有理性就是外星人。
跟外星人说话也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因为语言和文章的本质就是“断章取义”，留有很大空白。我们教孩子写作文时，简略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的“不言而喻”的事理，可简写或略写。可这对外星人就不行了。它们“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置身在人类任何一个历史时空中。因此，他们对人类的好多理论，没有“不言而喻”的理解能力。因此，人类给外星人发送的金属板只有图。华罗庚主张把我国古代的“青朱出入图”送去。我主张把阴阳八卦图带上。为什么人类文明在这块金属板上，要归于不言而喻的形象和意象？
在地球上，在当今时代，我们自产了一批秉持着外星人客观的“地球外星人”。他们不调整自己的时空位置，不去打造时空“虫洞”，不以不言而喻的方式进行学习，不仅不能理解传统文化，对当代好多事物也做不到不言而喻。他们坐等呈上来。持着一寸长的逻辑，判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与小孩子一寸长的逻辑相反，这些“地球外星人”的逻辑脱离地球实际。如果从中医角度看，这些人得的也是时空错乱病。
只有外星人可以要求人类割断情感与理性的联系。在目前理性偏执的情况下对情感回归，以便以情为根重新选择理性，这是中国人归本溯源的校验方式。回归，不仅是候鸟和一些鱼类的行为，人类在精神上也需要从根基上再长新枝。
中国人讲究时与位，不仅中医治病是调整生理上的时空位置。中国命理学也是时空哲学。如果我们学会了认识上的时空转换，就不难理解古人的思想，如果没有对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知识的把握，何来融会贯通？
以科学名义对中医和其他文化赶尽杀绝，是陷科学于不仁不义之地，非真正热爱科学之士所为。目前的批判逻辑把人分成对和错，智和愚，好和坏，贵和贱，这本身就是排除异已外带价值评判。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学术之争中充满了讽刺、讥笑，污辱和漫骂。一开始我还认为这是修养问题，后来认识到这是逻辑问题。这个逻辑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不尊重人，否定别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难道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就可以是反人类的？
我十二岁时，随父亲到农村插队落户。父亲在农村推行科学种田，使用良种、化肥。搞农业机械化。他鼓动农村青年学科学，学实用技术，我目睹了父亲引导他们学习的过程。其实这些农村青年都非常聪明，我父亲就起个启蒙作用。一直嘲笑中医的父亲，在引导农村青年对医学发生兴趣时，用的却是一只耳朵模型和一本从我母亲处偷来的草药书。他从耳针疗法和草药治病入手，鼓励两名女青年担当赤脚医生，先用最简单的办法治最简单的病。父亲这时怎么不提倡西医疗法呢？因为没有经济后盾。他制造的播种机是木头的！父亲从队长那批了一块地，让赤脚医生种了一些中草药。我还帮他们采过红花。
父亲当年向我描绘的人类未来社会，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发展。物质这方面发展得十分迅猛。精神方面却陷于停顿。比如，父亲预言，汉字不仅要简化，还要拼音化，然后是世界语——全世界同说一种最合理的语言。那时候有些人专门致力于世界语的创造。父亲说，世界语也不理想，表达最完善的是数学语言，未来社会人人都是数学家。为什么父亲的预言没有实现？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六十九
说到中医，反对者常与巫婆和算命先生相提并论。如果这个逻辑通行的话，说到领导人就应和贪官相提，说到法官就得和污吏并论。这也是一个制造“愤青”的逻辑。
但是，既便是说到命理学，自古也有“学术派”和“江湖派”之分，不能一概而论。学术派是由中国古代最聪明的人不断研究的；而“江湖派”又不断把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两派的关系也是相互作用的。看学术派的命理学，其本质就是哲学。
我不但不小瞧古代的巫婆，对中国的鬼神文化抱慎重的研究态度，就是对现代巫婆也不是简单否定。
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她有一个同学的妻子就是“大仙”，平时给人看个“虚病”什么的。朋友他们搞同学聚会时，这位男同学喝多了，他们送他回家。他的妻子不仅能说出聚会的男女人数，还能准确说出他们喝了几瓶啤酒。朋友说，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女人是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但说起话来却不一般，认识问题不仅到位，而且还高人一筹。
朋友在和我说上面这段话时，我们正在街上行走。她指着路旁的一户人家说她要进去问候一个朋友，让我陪同。进去后，见屋里坐了好几个人。朋友指着其中一位妇女向我介绍说，这就是那位“大仙”。我这才明白，朋友把我弄来是想让我鉴定一下这位“大仙”。
朋友对“大仙”介绍我说：“这是我的朋友，你给她看看她有什么事？”
“大仙”说：“我不给她看，她的事她自己都明白。”
我笑说：“我又不是仙，怎会明白？”
“大仙”说：“你没感觉到你给别人支个招，解个事什么的效果很好么？”
我叫起冤来，那是我学习的结果，和仙无关。
“大仙”对我的朋友说：“她母亲也是给人看病的。”
朋友惊讶地看着我说：“你母亲也是大仙？”
没等我说话，“大仙”说：“她母亲是科班出身。”
我说：“既然我母亲是科班出身，她看病就与仙没什么关系。”
“大仙”笑道：“是么？没有关系她的治疗效果会那么好，又不出医疗事故？”
我一听，马上驳道：“如果是仙在给人看病，有你这样人就可以了，我母亲何苦要苦学多年？”
“大仙”说：“苦学多年的人多了，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出来，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象履行天职一样，做好这项工作。”
我笑道：“如果你把人的灵性本质，活化为仙这样一个意象，我倒是不反对你的这个仙了。可我想问你的是，你没有医术而只有救人济世之心，如何履行你的天职呢？”
“大仙”指着一屋子人说：“我是什么也没有，可我在为人解事时又不是什么都没有？”
我问：“你不觉得你是在骗人？”
她说：“我不觉得是在骗你，你觉得我是在骗你么？”
我笑了，我的确不觉得她是在骗我，而是觉得遇到一个听其一席话，胜读几年书的智者。
朋友说：“你俩在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了，说点现实的吧？”
她问“大仙”：“你说，我这朋友能红杏出墙么？”
“大仙”说：“不会。”
朋友问：“为什么呢？”
“大仙”说：“因为她身上有条公蛇霸着她，不许别的男人靠近。”
我和朋友全大笑了。虽然我笑她这一说法十分荒唐，但是她把复杂的心理因素用如此形象的方式概括出来，不能不说是别开生面。
其实朋友对一个普通妇女自发地说出不寻常的话来感到不理解，正是受现代思维模式的制约。想那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主持人张越，吃惊于陕西农村妇女刘小样与她交流毫无障碍，也与我的朋友是一样的。我们总认为学习只能来自书本、学校、老师，殊不知人是学习的动物，向内也能寻找到学习的途径。因此，智慧象大地上的植物一样，是可以在自然环境下自发地生长出来，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现今的学习形式，使我们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民众。对比今天，人类的早期发展，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卑微、原始、低级、被动、消级、简单的，何谈神性？我们现在力图屏弃我们身上残存的原始性的东西，却不知我们是人面蛇身，身下盘着长长的历史，我们不可能只要头，不要尾巴。 我的一个朋友形象地描述我们今天的进步，是一个下身瘫痪的人开电动车。我们的现存状态，不过象一个成年人一样只能说明他发展的现实性，而不能说明他婴儿时发展的可能性。我们成年人丢失了多少发展的可能性？可我们却高傲地看待孩子的天真，幼稚。
我不仅相信造物者没有偷懒，我还相信进化不拖泥带水。我们所忽略的所谓感性层面的东西，所谓低级的我们，力图屏弃的东西很可能是极其重要的东西。本能反应代理智做出的择决，有时可能是更明智的择决。好些被科学否定，被理性唾弃的所谓低级的东西，往往含有耐人寻味的大智慧，它们都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揭示比我们据有的科学要大的多的逻辑。
七十
有一次我置身于洪水中，挣扎了两个小时还无着陆希望。我不得不科学地计算我的体能，打算接受葬身江底的现实。这时，我看到一个硕大的暗红色的球体滚到我面前——这是一团蚂蚁，一团抱在一起的蚂蚁。为了不至于让着水一面的蚂蚁淹死，这个球体在不停地滚动，从里到外地翻腾，顺时针地翻腾……。我惊呆了，蚂蚁的个体寿命不长，别说是一代的蚂蚁，就是十代、百代的蚂蚁，也未能必能遇到一次大洪水。它们是从何得知这一自救方法的？如果我从这个团蚂蚁中拎出一只来问它，它可自知？你可以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本能，出于偶然，但他们用这种方式保存种群，其作法是不是科学？这智慧是如此地超越蚂蚁，以至于蚂蚁凭着本能把自己交给命运，反倒成为蚂蚁最明智的做法。所以，有时把自己交给命运并不是一个消极行为，当我在洪水中，意识到我身后有一个大过个体，大过科学的大逻辑时，我顿感力量无穷，这个力量使我得救。
我说了这么多，有人还说我没有说出中医到底有什么。我知道中医的知识量与西医的没法比。每个学期女儿拿回的西医教材每本都比砖还厚。中医的书的确没有西医的多。
前面我说过，人类大脑的储存量和检索能力比不过“深蓝”电脑。一旦医生的大脑检索能力不及，就可能出现医疗事故。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一个医疗事故案的卷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可由于知识的欠缺和检索能力的限制，判断失误，造成医疗事故。在医疗鉴定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被一群专家质问、指责、甚至讽刺嘲笑。我想。专家们的学历比他高，年龄比他大，见识比他广，而且他们是一群，做的是事后诸葛亮。他们怎么对基层医院的医生没有一点理解之意呢？
在大医院，总是一大群医生给一个病人会诊，这还不算众多的仪器和操作机器的人员。这不正说明西医的知识不是一个人的脑袋能记完全的吗？那么在基层医院单个医生出现诊断错误，不是很正常的么？所以，西医为什么要聚堆，要聚在大医院，要依赖尖端技术，人们为什么要往城市涌，要到北京的医院看病才甘心，能得到什么条件的医疗，成了划分人的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准，实在是技术逻辑决定了人们的思维逻辑。
大学学医的学制是五年，比一般的大学要长。随着医学的发展，将来医学知识成倍增长时，我们怎么学医？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学医至少要学十年才可以看病，将来这学制是不是得延长到二十年、三十年？出现五十岁时走出校门，然后六、七个人给一个人看病的情况？亦或是干脆就造看病的机器人？
我承认，西医的知识是很“实”的。相比之下，中医的知识和技术要少，学问要“虚”。活到了年近百半我才理解“虚”的用处。年轻时努力学习技术，尽可能地占有知识。老了时，却有意地淡化技术和知识。我的专业是法律，可我现在尽量不用法律，也就是不用我的专业知识去解决问题。有意让自己的内心“虚空”，让我所面临的事物，尽量不受我的知识和我掌握的技术力量肢解，整体地进入我的内在。古人把“虚”比做寒潭，云和雁飞过时潭中有影，用来喻人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所以，中医的确是没什么的“虚”。我母亲的第三个师傅，我的田姥爷就很讲究“虚”。他有一次给我母亲专讲这“虚”时，正好我父亲也在座。后来我父亲跟我说起过这事。他说，这足以证明中医没有什么实在东西，这虚就是唬人，就是忽悠、就是见机行事，没有原则……我那时当然是全盘接受父亲的观点。现在我知道，要学技术、学知识并不难，但要把握这个虚，对现代人来说真就是很难。我们的内心已被填的太实了，以至于我们本来具有的，与其它动物一样灵敏的听觉、嗅觉和感知能力都退化了。
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事去寻找另一个同事。我远远看见这个同事来了，我就很高兴。两位同事就笑我近视的可以，能把一个陌生人认作是同事。这人走近了，我一看脸，真的不是。可我不甘心，因为我近视，识人不是靠认脸而是认形体，这人的形体分明就是我那同事。于是我上前问他认不认识我那同事，这人说：“他是我哥啊。”
前年，我二十五年没见过面的舅舅来看我。我带着侄子到站台上去接。我告诉侄子我舅舅的相貌特征。并说，就算我认出他来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舅舅认出我来的可能性也是百分之五十，加起来就是百分之百。可舅舅就从我眼前走过去，我们谁也没认出谁来。但舅舅一出站，却与后赶来的我女儿相认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奇怪。我女儿长得象她姑姑，而我长得象我奶奶，我女儿和我舅舅是凭什么相认的呢？舅舅一看见我女儿就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接我？”我女儿回答说：“接你的人在站台里哪。”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你舅舅让我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