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们说我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也没牺牲，身上必定有大福气，一定能带领大家走出草地，便选举我代替老吕当队长。当晚，我带领战士们早早宿营了。
最后的一点粮食都被我糟蹋在泥潭里，我们六十多人只剩下那几条系在身上的皮带和三双挂在腰间舍不得穿的皮鞋，没有青稞，没有盐，没有香料，也没有野菜根。宿营地周围倒是还有一些稀湿的红军粪便，但里边已经见不到珍贵的青稞麦粒——想必大队红军也已经断粮了。
战士们并没有因为我丢了粮食而责怪我，大家都躺在一条长长的土埂上休息，几位身体痊愈的战士帮我拾草根、打水，我负责“炖肉”。没有老吕在身边，我感觉很孤单。
昨天我有那么多的柴火，把皮带和皮鞋炖了很久，但依旧是不熟不烂。当时我还特地捡了一小块最薄的鞋面尝尝，结果哽在喉咙里，不上不下地让人难过。今天没有那么多木柴可烧，战士们捡来的多是些湿草根，怎么办？
湿草根很难点燃，但我又舍不得使用子弹中的火药。战士们的每支枪里最多也只有五发子弹，少的才三发，万一走出草地后发生战斗，这些子弹可是不够打一仗的。除了子弹缺少之外，这两天中毒的战士都处在精神恍惚的状态，其中许多战士在无意间将武器丢在了半路上。宿营的时候我特地清点过，算上老吕，这几天我们后备队总共牺牲了八位同志，还剩下五十九人，但只有二十五支步枪。
我将宝库中的那枚小小的燧石紧捏在手指尖，打起火来很吃力。因为火镰丢在了泥潭里，我只能找战友借来一支枪栓打火。花费了很多力气，但草根太湿，点不着。没有办法，我只好从身上撕下一只衣袖，这才生起了篝火。
皮带被我剁成了小块，皮鞋也拆成一片片的皮革，然后我用战士们擦枪的通条将皮子穿起来，放在火上慢慢地烤。最先散发出来的是一股焦臭的味道，说明这些皮革都是真正的好牛皮。慢慢地皮面开始卷曲，粗糙的一面燃着点点火星，光滑的那一面开始冒起油亮的气泡。这就对了，虽然有几年没做，但这道工序我还不会忘记。我师傅在教我这门手艺的时候用烟袋杆敲打着我的脑袋，恶狠狠地说：“这普天之下哪有我这么好的师傅？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是我不怕，我教给你，看你小子挣了大钱会不会孝敬我？”
我没有忘记他教我的手艺，但我已经没有机会孝敬他老人家了。我师傅当时还告诉我，皮上起了油泡之后就该拿碱水泡。我没有碱水，便动员战士们往大铜锅里撒尿，然后我在尿中洗泡烤过的皮革。
我师傅他老人家确实手艺高，烤过的皮子被这些“碱水”一泡，立刻便松软起来，而且显出了牛皮原有的黏性。我师傅又说：碱水洗，清水漂，然后码在大砂锅里，下边垫上火腿骨，上边盖着拆开的整鸡，文火慢炖三天三夜——我师傅他老人家这是在教我发制“熊掌”的手艺。
第一次跟师傅学习这门手艺，我守着灶台四天没睡觉，等到了大功告成的时候，我师傅却将发好的熊掌自己拿去下酒，只让我找来一只风干的猪前肘和一只牛蹄，再加上发熊掌的原汁造了一只假熊掌给顾客送去，而且照例得了赏钱。我那可怜的师傅，当初他可算不得是个好人哪！
我没有三天三夜文火慢炖的功夫，但终究还是将这些皮子炖得能吃了，为此我很有成就感，战友们对我的夸赞也让我很受用。只是，这一夜我却没睡好。
晚饭后，我像老吕一样四处察看战士们的情况，无意间望见东边很远的地方有篝火的光亮。我连忙熄掉篝火，沿着土埂朝东走了一段路，但还是看不清。他们距离我们至少也有两三里远，我只能看出来那是两堆或者三堆篝火，其他的什么也看不清。
回到宿营地，我发现有几名战士也在朝这边张望。他们问是什么人，我说只有两三堆火，不会是我们的人，多半是藏兵。
自从我们进入藏民区，便发现国民党军队在藏民中间造了许多谣言，让他们对红军充满了敌意，所以经常发生掉队的战士被藏兵劫持的事。红军进入草地以后，藏兵们便分成许多小股，骑着一种蹄子特别肥大的马追踪我们。他们的目的就是缴获我们手中的枪和子弹，扒我们身上的衣服，并不常杀人，但被扒掉衣服的战士多半会在夜里冻死。
战士们问我怎么办，我说还能怎么办？反正夜里他们过不来，还是先睡觉吧。我在战士们面前故意把自己装扮得像诸葛亮一样平静，但整整一夜我也没能合眼。
这天夜里没有下雨，而是下起了大雪，积了厚厚的一尺。天光放亮之后我看到，雪落在毒水中立刻就融化了，但积在草墩和草梗上的“雪堆”则像是一只只奇形怪状的动物，疏疏落落排到天边，不像是人间的景致。
远处的藏兵也发现了我们，骑着马，远远地兜圈子，一时还不敢接近。但此时我还顾不上他们，我必须得一个一个地检查战士们的情况，结果发现有三名战士牺牲了，有二十五名战士已经痊愈，其他战士的中毒症状也减轻了许多。
我让众人推选出一位战斗指挥员，他们推举了一位排长；又让他们选出神枪手，结果有五人报名。排长给每位神枪手配了两名助手，将他们分成五组，只许神枪手开枪，助手负责替他扛枪装子弹。
我指挥另外几名痊愈的战士按照病情轻重将病人们相互搭配，五个病人一组，用捆紫铜大锅的绳子将他们拴成一串，每位痊愈的战士负责一组，而我负责前后照应。战士们都是品格高尚的好同志，并没有因为我是炊事员而轻视我，反而热心地帮助我工作。
藏兵们骑在马上，举着带支架的步枪，嘴里嗷嗷叫着向我们冲过来，但还没到射程之内他们就圈马回去了。如此几次，排长告诉我，他们也害怕，不知道我们的情形不敢冲上来。
我问他们有多少人。瘦小的排长让两名战士抱着他的腿将他举起，伸指数了一阵，告诉我有二十八或三十人，每个人都有马有枪，而我们总共只有九十三颗子弹，正面战斗必定要吃亏。我没了主意，他却笑着说，用不着杀死每一个人，只要能把他们吓跑就行。但是我知道，这些藏兵的脾气执拗得很，一时半会儿不会改主意。
藏兵们冲得更近了，已经能够看清楚他们的胡须。他们分成两队，但并不直接向我们冲来，而是策马由东向西沿土埂的两侧冲过，然后在西边远处交插，回头向东再从我们的两侧通过。他们一边叫一边射击，排长却不许射手们开枪。
等他们再来时，离我们就更近了，排长下令开枪，藏兵们则拼命地打马向远处逃去。然后排长问射手们都打了几枪，有的说打了三枪，有的说打了四枪。排长命令他们下一次听他的口令，他每喊一声，每个人就只许放一枪。这个办法果然管用，藏兵们从西向东回来的时候，我们射中了一匹马。跌下马的藏兵被同伙救走了，那匹马却在挣扎中撕开了糟烂的草根，陷入泥潭。我真是可惜那好几百斤肉，全都糟蹋了。
进入草地的第八天，我们仍然在与藏兵对峙。到了第九天，战士们已经痊愈大半，但我们也牺牲了三名同志，一名中弹，另外两名是饿死的。
只是，那些藏兵还缠住我们不放。排长说，这些家伙知道我们没有粮食，他们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里。我对排长说我们必须得离开这里，按照正常情况，我们离草地的边缘最多还剩下两天的路程，坚持一下，红军大部队一定会来接应我们。
于是我们出发了，加上刚刚痊愈的战士，射手们被分成十二个小组，队伍排成两列纵队，排长端着枪走在前边，我背着大铜锅走在最后。战士们虽然两天多没吃一粒粮食，但精神还不错，嘴里高唱“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我觉得，除了饥饿，这支队伍毫无缺陷。
藏兵们见我们唱着歌走出来大约很吃惊，勒马远远地在东面跟着，既没往上冲，也没开枪。到了午后，雨也下过了，雪也下过了，那些藏兵一定也等得心焦了，便排成一队向我们冲过来。但他们仍然是在吓唬我们，兜一下圈子又回去，只把我们的行军路线逼得越来越偏西。我知道，这些藏兵是想逼我们离开大军的行军路线，迷失在草地中。
晚上宿营前，我们又有两名战友累饿而死。
进入草地后的第十天，我们迷路了。路上再也找不到大军的痕迹，没有牺牲的战士，没有泥潭的标记，什么也没有。那些藏兵们似乎也在犹豫，无法决定是不是跟着我们继续走，过后他们大约想出了更坏的主意，开始不断地从前边冲击我们的队伍，我们的行军路线不得不更偏西了。
这天中午，我以为该是为革命尽忠的时候了。战士们全都横七竖八地瘫倒在毒水里，枪横在肚子上或丢在一边，似乎已经失去了求生的意志。我拖着大铜锅勉强爬到排长跟前，问他：“怎么办？”他却将脑袋枕在另一名战士的腿上，盯着远处的藏兵，话也没有力气讲。
藏兵们先是试探着在我们近前来回跑了两趟，显然看出了便宜，便策马径直向我们奔来。堪堪来到近前的时候，排长突然翻身爬起，对着后边的战士们高叫道：“咬胳膊。”
射手也都翻身而起，各自在自己的胳膊上狠咬一口，疼痛让他们立刻精神了起来。排长又大叫：“架枪。”两名助手一个跪在射手身前，另一个将步枪架在他的肩头，并且帮助射手把枪扶稳。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藏兵们吓了一大跳，后边的藏兵慌忙圈马而回，前边的几个却收不住马，向我们直冲过来。这时排长又大叫一声：“打了吧！”
当先的那匹马同时中了五枪，一下子栽倒在我们跟前。紧跟在后面的那匹马被它绊住，跌到了我们的队伍里，立刻便有那机灵的战士上前紧紧拉住马嚼子。马成了我们的战利品，但两名藏兵却逃走了。
这一场打得漂亮，大家都在欢呼。我把大铜锅解下来，割开中枪的那匹马脖子上的血管，接了半锅马血。战士们你一杯我一碗喝着马血，算是进入草地后第一次破例吃了午饭。
到了即将宿营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望见远处的山峦。总算要走出草地了，大家都很兴奋，但藏兵却还在纠缠我们，他们占据了我们前进路线上的宿营地，又派出一队骑兵在东边游弋，硬是逼着我们往西走。
向西走出去四五里，我们选择了一处树木茂密的小土岗宿营，跟随我们的藏兵也回去了。看来，要想走出草地，明天无论如何还得再打一仗。值得庆幸的是，草地的夜晚还是安全的，没有人胆敢在夜间的草地上行走。
战士们用那匹缴获的战马将死马驮了回来。我支起大铜锅，将那匹死马剥皮取肉。两匹马的背上都带有皮囊，里边有少量的盐、青稞面、牛肉干和牛油；宿营地里有取之不尽的木柴，各种各样的野菜，还有大片的蘑菇。
没有人要吃蘑菇，大家要吃炖肉。如今有了好食材，当然是我大显身手的机会，我将马的里脊肉和通脊肉剁碎，再加上切碎的野菜，然后用青稞面勾芡汁，给战士们熬了一大锅香气扑鼻的菜肉粥。
吃过粥之后，战士们还要吃炖肉，我只能好言相劝，告诉他们饿得狠了不能直接吃肉，我夜里会再给大家熬一大锅肉粥，等大家的肠子和胃都缓过劲来，明天早饭就可以吃炖肉了。
战士们都是好样的，不单懂道理，而且吃得饱睡得香。等大家都睡下之后，排长对我说，藏兵知道我们有了吃食，就不会像前几天那样等我们饿死，他们明天必定会在半路上拦截我们，而我们现在只剩下二十六发子弹，根本打不赢这一仗，现在你得替大家拿个主意才好。
打仗的事我一窍不通，没有主意，但我却在想另外一件事，便问排长：“你说我们现在离走出草地还有多远的路程？”他说：“最多四五十里。”我说：“如果吃饱了半天就能赶到吧？”他摇摇头说：“若是往日没有问题，现在恐怕不行。”
有了食物却没有子弹，怎么才能打退这些藏兵呢？我心中焦虑，便问排长：“你好好想一想，用二十六颗子弹怎么才能打败那些藏兵？”排长想了想说：“只有打伏击。”我说：“那就打吧。”排长说：“不知道前边的地形，没有办法设伏。”我说：“今天晚上有星星，让我提前出去侦察一番就是了。”排长说：“你是炊事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设伏，还是得我去。”我说：“你万一要是回不来，明天的兵谁带？”
我们两个人争论了半宿，一直到战士们半夜醒来喝粥时也没有结果。最后大家围着粥锅开了个民主会议，决定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能去，而是另外推选了两名战士前去侦察。我给他们带上一点盐和牛肉干，送他们到草地边上说，你们天亮前一定要赶回来吃炖肉。他们说给我们多留两块肥的，便去了。
进入草地后的第十一天，出去侦察的战士只有一个人回来了，另外一名战士走夜路陷进了泥潭。这一天藏兵们也早早地赶到我们前边，策马往来驱驰，打算将我们继续往西赶。我们没有上当，而是决定再休息一天。
这一天一夜，我为战士们做了六顿饭，希望他们尽快恢复体力。午夜未到，排长便从自愿报名的战士中间挑选出十二名身体状况最好的组成了一支伏击部队。我给他们每个人准备了一大包煮熟后又切成小块的马肉，可以保证他们在射击的同时也能进食。然后我以队长的身份命令他们：埋伏好之后不许盲目出击，我在中午之前一定会带着队伍赶到伏击地点。排长则说不管我们最后能有几个人到达伏击地点，只要你们准时到达，我们就一定会打败这些藏兵。
排长他们出发了，留下来的战士们并没有害怕，只是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定。这也难怪，明天我们这些人要穿越四十多里的草地，还要面对武装的骑兵，而我们的枪里却没有一颗子弹。
进入草地后的第十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我们在营地里燃起一大堆篝火，希望能迷惑藏军，让他们以为我们正在做早饭，然后我带着队伍出发了。
这又是一个好天气，没有雨雪，草地上的毒水最深处也只有一尺。在行军路线上，有排长他们用灌木枝为我们做的标记。我们排成两列纵队，跑步前进。若在以往，跑步行军我们一天能走一百多里，但现在不行了，大家虽然休息了一天两夜，但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出发后不到半个小时，行进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藏兵们好像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远处也听不到马蹄践水的声音。于是我让大家跑一段便停下来喘几口气，然后再跑一段。天亮时，我们已经能清清楚楚地望见草地外边的山坡和树丛，飞鸟也来到我们的头上盘旋。我为大家点起了几支火把，但并不是为了照亮路程。就在这个时候，藏兵来了，马蹄将毒水踢起一丈多高，自东向西，风一般径直朝我们奔来。
他们一定是被我们的计谋给激怒了，不再在我们身边绕圈子，而是用步枪上锋利的枪架对准我们，径直冲入我们的队伍。
我对大家高声喊道：“蹲下身子，点火把。”几十支缠着军装撕碎的布条并且涂了牛油和马油的火把燃烧起来，战士们挥舞火把迎着藏兵冲过去。那些长着肥蹄子的藏马必定没见过这阵势，身子一偏，便从我们的队伍中穿了过去，但我们还是有两名战士被藏兵刺伤了。
我借着这个机会和战士们抬起伤员向前猛跑，这时藏兵又从西边冲了回来，这一次他们开枪了。我再一次高喊：“蹲下身子，投火把。”几十支火把向斜刺里冲来的骑兵头上飞过去，藏兵们又一次穿过了我们的队伍，我们又有两名战士中弹受伤了。
藏兵的第三次冲锋是从我们的身后兜过来，他们不再排成一线，而是像我们一样排成两列，一边冲锋一边射击。我第三次高喊：扔掉背包，上马。
我是队长，我排在最后，骑兵最先追到我的身前，所以我必须得为大家做出榜样，才好鼓起战友们的勇气。我瞅准当先来到的第一个骑兵，在他冲过我身边的时候便猛地跳起来扑向他。
我在城市里长大，只见过马，没碰过马，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它。但与这种马近身肉搏我并不担心，因为这种马太矮了，如果是这么高的矮墙头，我平日里一跳便能骑上。
我最初的想法是扑上去抱住马脖子，翻身上马，然后再将马上的骑兵打下去，夺了他的枪。但是我想得太容易了，那马跑得很快，我这一扑只抓住了藏兵的袍子和马鞍带，马牵着我往侧面一冲，又让我腾出手来抓住了马鞍和骑兵的腰带，然后拼命地往马身上爬。那藏兵一定是被我吓了一跳，也没开枪，只是回过身来拿枪托打我的后背，用拳头打我的头，而我则一口咬在他的大腿上。我现在已经顾不得光脚被拖着在草根上磨的痛楚，只想着如果不把他弄下来我就得死在这里。
这家伙的皮裤太厚了，我知道自己没咬着他的肉，但牙齿毕竟给我借上一点力，让我腾出右手向上去抓藏兵的袍子，想抱住他之后一起滚下马来。但是我没能抓到他的袍子，却拉出了他横插在腰间的长刀。藏兵许是见我拉出长刀便害怕了，他用枪托使劲敲我的手和头。这时我再也抓不住了，手一松，门牙也被扯了下来，但我还是一刀插在他的马屁股上，然后便一头栽在烂泥里。
等我擦干净脸上的泥水再看，不禁高兴起来。我们抓住了两名俘虏，缴获了三支步枪，枪里都还有子弹，但是，我们自己也有七名战友受伤了——我掉了门牙不算，他们受的都是枪伤或刀伤。
藏兵们远远地跑到草地边上，好像是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带领着战士们径直向他们冲去，只要冲过他们的堵截，便战胜了这块该死的草地。
“杀呀！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我们昂着头，高声大叫着，有些战友举着空枪，有些举着死马的大腿骨，有些举着木棒，而我则冲在最前面，手里高举着我师傅送给我的出师礼物——王麻子切菜刀。
藏兵们分散开来，将马稳稳地停在草地边上，端枪向我们瞄准，然后枪响了。我身边的战友倒下一个，又倒下一个，但我们大家仍然高声叫喊着，挥动着手中的武器，拼命向前冲。这种拼尽全力的冲杀，甚至让我感觉到一种脱胎换骨或是灵魂出窍般的快乐。
突然，我看到藏兵背后的山坡树丛中又冲出来一队人马，队形一字排开，全部是跪式射击姿态，然后一排枪打将过来，藏兵们的马立刻就像是遇到了马蜂一样暴跳着四散开去。是排长带领着神枪手接应我们来了，我准确地将战友们带到了离预定的埋伏点一里多远的地方。
但我们中间没有人停下脚步，依然向前冲，口中依然不住地高声大叫，手中的兵器挥舞得依然是那样有力，向掉头奔逃的藏兵们追杀过去。直等到冲出草地之后，我们大家才发觉自己已经累坏了，便倒在结实的土地上喘粗气。
藏兵是不能杀的，这是上级的命令。排长先把俘虏都打发走了，然后将伤员安置好，这才来到我的身边，笑着对我说：“老弟，你小子比我吃了蘑菇还要疯，行，够勇敢的，回去跟着我扛枪吧。”
1935年9月9日，我带领着后备队中活下来的四十八名战士，在一个名叫巴西的地方追赶上了中央纵队。当时大家都很忙，没有人抽空表扬我们，而我们也只想好好地吃顿饱饭，美美地睡上几天，不想，刚过午夜我们就被叫了起来，与红四方面军暂时分手，独自北上抗日去了。
直到过了腊子口，大家才终于松了一口气，知道这次大转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团长召集全团战士开大会，纪念所有在转移中牺牲的战友，嘉奖活下来的战斗英雄，让我大感意外的是，我也居然被算做是英雄中的一员。团长说我在最危险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将中毒的战友带出草地，这比传说中的英雄还要了不起，他决定满足我的愿望，提升我为机关枪手的助手，还要发给我一挺刚刚缴获的捷克式轻机关枪。但我谢绝了团长的机关枪，而是选择了一口搪瓷大锅，用来代替被我丢失在草地里的紫铜大锅。这一年爬雪山过草地长了许多的见识，让我终于发现了自己身上最大的价值——其实我是一个当厨子的好材料。
半个天津卫的闲人都听说了，本地最出名的花花公子崔大少，居然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在等一个人，但到底是在等谁，却没有人能说清楚。1931年9月20日的《新闲话报》上突然刊登出一篇文章，名为《崔大少揭秘》，篇幅之长，仅次于对两天前“九一八事变”的报道，作者是有名的记者红袖馆主，文中说：
北伐胜利那年，崔大少一夜之间就把家败了，从此他在日租界著名的大旅社息游别墅门前摆鞋摊度日，然生意清淡，怕是难以糊口云云，……据笔者多方调查，并亲往观察其人数日，种种迹象证实他确是在等候，然被等候者是何等样人，坊间猜测不一，大体上有一十八种说法，其中一十五种说法认为他是在等一个女人……
崔大少把读过的报纸整理好，交还给息游别墅的账房，随口道：“这个记者可真会想。”这句话被作为当事者本人对文章的证实，由账房传播出去，于是，人们终于把思想统一到红袖馆主旗下——崔大少其实是个情种，便对他在等待什么样的女人越发好奇。
当年衣饰光鲜的崔大少，如今穿得不大像样，头上的毡帽已经很破旧了，由于一年四季都戴着，夏天的汗渍在上面留下了一圈圈年轮般的白碱。岫玉的帽正也开了线，他从大襟上取下根针线，重又将帽正的四角钉得牢牢的。这个东西若是被遗失，他这三年也就白等了。
关于崔大少在毡帽头儿上不伦不类地钉了块帽正这件事，周围的人只当他是败家后的精神失常，唯有日本大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一眼便发现了问题的实质。去年夏天，土肥原偷偷来到息游别墅会见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他本已经走进大门，却又慌忙退了出来，人也没见，便径自坐上汽车离去。根据与他同行的间谍上角利一战后出版的回忆录《我是如何把溥仪带到满洲的》记载，回程的路上土肥原对他讲，那人头上的毡帽是个暗号，他必是监视息游别墅的间谍，这对他正在策划的那件大事极为不利。此后，上角利一派人监视了崔大少一个多月，甚至让间谍们假借醉酒撒疯，抢下他的毡帽来细看，却没发现任何疑点，由此上角利一得出结论：土肥原虽然得享大名，但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对崔大少他就看走眼啦。
然而，日本人心粗，他们没有注意到，崔大少那块看似“五福捧寿”的帽正，其实雕着六只蝙蝠。
通常是早上7点30分，大魁会在上学前路过崔大少的鞋摊，把他娘做好的布鞋送过来。大魁他娘原本两天才能做一双布鞋，近来她发现了可以雇邻家妇女帮忙干活的诀窍，便每天五双八双地生产，由此她们母子的收入自然也就多了起来，但这对崔大少的收购能力却是个不小的考验。
大魁的爹是崔大少的拜把子兄弟，除去家里穷，为人无可挑剔。三年前崔大少败家之后，他这位把兄弟一跺脚，离开本地出门闯荡去了，至今没有音信，于是崔大少便让大魁告诉他娘在家里做布鞋，做多少他给卖多少，挣的钱保证够他们母子过日子和供大魁上学。
“他崔大爷，您辛苦啦。”原来是大魁他娘来了，三年多没见面，她并不显老，却是满面泪水。他忙问：“大魁呢？”她道：“在意国医院里，说是得了白喉。”他问：“得多少押金？”她道：“得一百，我手里有八十，剩下的就没办法了。”
半个天津卫的闲人都听说了，本地最出名的花花公子崔大少，居然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在等一个人，但到底是在等谁，却没有人能说清楚。1931年9月20日的《新闲话报》上突然刊登出一篇文章，名为《崔大少揭秘》，篇幅之长，仅次于对两天前“九一八事变”的报道，作者是有名的记者红袖馆主，文中说：
北伐胜利那年，崔大少一夜之间就把家败了，从此他在日租界著名的大旅社息游别墅门前摆鞋摊度日，然生意清淡，怕是难以糊口云云，……据笔者多方调查，并亲往观察其人数日，种种迹象证实他确是在等候，然被等候者是何等样人，坊间猜测不一，大体上有一十八种说法，其中一十五种说法认为他是在等一个女人……
崔大少把读过的报纸整理好，交还给息游别墅的账房，随口道：“这个记者可真会想。”这句话被作为当事者本人对文章的证实，由账房传播出去，于是，人们终于把思想统一到红袖馆主旗下——崔大少其实是个情种，便对他在等待什么样的女人越发好奇。
当年衣饰光鲜的崔大少，如今穿得不大像样，头上的毡帽已经很破旧了，由于一年四季都戴着，夏天的汗渍在上面留下了一圈圈年轮般的白碱。岫玉的帽正也开了线，他从大襟上取下根针线，重又将帽正的四角钉得牢牢的。这个东西若是被遗失，他这三年也就白等了。
关于崔大少在毡帽头儿上不伦不类地钉了块帽正这件事，周围的人只当他是败家后的精神失常，唯有日本大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一眼便发现了问题的实质。去年夏天，土肥原偷偷来到息游别墅会见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他本已经走进大门，却又慌忙退了出来，人也没见，便径自坐上汽车离去。根据与他同行的间谍上角利一战后出版的回忆录《我是如何把溥仪带到满洲的》记载，回程的路上土肥原对他讲，那人头上的毡帽是个暗号，他必是监视息游别墅的间谍，这对他正在策划的那件大事极为不利。此后，上角利一派人监视了崔大少一个多月，甚至让间谍们假借醉酒撒疯，抢下他的毡帽来细看，却没发现任何疑点，由此上角利一得出结论：土肥原虽然得享大名，但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对崔大少他就看走眼啦。
然而，日本人心粗，他们没有注意到，崔大少那块看似“五福捧寿”的帽正，其实雕着六只蝙蝠。
通常是早上7点30分，大魁会在上学前路过崔大少的鞋摊，把他娘做好的布鞋送过来。大魁他娘原本两天才能做一双布鞋，近来她发现了可以雇邻家妇女帮忙干活的诀窍，便每天五双八双地生产，由此她们母子的收入自然也就多了起来，但这对崔大少的收购能力却是个不小的考验。
大魁的爹是崔大少的拜把子兄弟，除去家里穷，为人无可挑剔。三年前崔大少败家之后，他这位把兄弟一跺脚，离开本地出门闯荡去了，至今没有音信，于是崔大少便让大魁告诉他娘在家里做布鞋，做多少他给卖多少，挣的钱保证够他们母子过日子和供大魁上学。
“他崔大爷，您辛苦啦。”原来是大魁他娘来了，三年多没见面，她并不显老，却是满面泪水。他忙问：“大魁呢？”她道：“在意国医院里，说是得了白喉。”他问：“得多少押金？”她道：“得一百，我手里有八十，剩下的就没办法了。”
一个多月之后，11月8日，红袖馆主发表了对崔大少的最新报道：
众人原以为崔大少在苦苦等候出外未归的恋人，其实谬矣，据可靠消息来源称，……近日崔大少多次委派他给那妇人送钱，少则十七八，多则百十块，而此妇人的丈夫实为崔大少的结拜兄弟，失踪多年，生死不明……
红袖馆主故意没有写上与鞋相关的内容，因为，崔大少存下来的几百双布鞋，已在前几日被他转手卖掉了。这原也是笔意外之财，前几天日本人找大混混儿袁三爷组织一批闲人闹事，但所有人都明白，替日本人干活，能多弄一个算一个，于是，众人除每日饭食工钱之外，又多要了两双鞋钱。
不想日本人脑袋不好使，以为这些人真的要鞋穿，便把这事委托给内藤洋行，而红袖的大舅子正在内藤洋行当采买，便揽下了这桩生意。钱是按两块二一双领的，但给崔大少的却是一双鞋六毛钱。这种事不能写到报纸上，日本人小心眼儿，万一瞧见了，必定会跟他找后账。
傍晚的时候，崔大少看到一群群、一队队的混星子、流氓、青皮光棍儿们光着脑袋，抡着手枪，从他眼前经过，奔华界去了，不一会儿，华界那边传来一阵阵枪声，有人跑回来说是混混儿冲进了华界，一路放枪一路抢，已经抢过了东马路，正往估衣街那边去。他们抢了谁跟崔大少无关，唯一有关系的，是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大魁他娘亲手做的布鞋。
没有了这几百双鞋，他崔大少从此就狗屁也不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有一个从同治年间流传下来的故事可为佐证，故事说的也是拜把子的两兄弟，也是把兄富把弟穷，把弟出外谋财，一走三年五载没有音信，等终于回到家来，见老婆孩子倒还活着，只是把兄未曾帮过她们一丝半缕。这位把弟当即大怒，拿刀去找把兄理论，把兄将他领回家中，打开库房给他看。故事讲到此处便有了分歧，《沽上英雄谱》中说是房中存了满满一柜子扇套，而城里流传的版本却说是库房里堆着一两千只柳条筐，反正不管怎么着，那娘俩这几年靠手艺养活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都被把兄派人高价买了回来，让她们赚到的钱足够过平安日子。那位把兄说得好：“我这大伯子要是三天两头给她们娘儿们送钱送米，岂不坏了老弟你的名头？”
这就是“义”，是天津卫老爷儿们最独特的表达“义”的深刻内涵的方式，然而，崔大少如今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他失去了物证——那几百双鞋。
大魁那孩子一病不起，花钱如流水，现在对于崔大少来讲，只要能抓挠来钱，让他干什么都行，但他又不能离开这个倒霉的鞋摊，因为，他当真害怕有人来找他时他恰好不在，虽然三年没有音信，但既然约好要相见，那边就一定会派人来找他。现在，他只有变卖家里的东西来给孩子治病，最终不得不卖掉那批布鞋。
一辆汽车吱的一声停在息游别墅门前，门役上前一躬到地，拉开车门，车里下来一男一女。这车看着眼生，必是头一回来，崔大少放下咬了两口的烤白薯，心中刚转上一点闲心思，却被白薯呛住气管，咳得扑倒在地——他认出来，那位从美国大汽车上下来，穿件水獭皮领的毛哔叽大衣，手臂上吊着个妖妖佻佻小娘儿们的，正是他那一个头磕到地的老把弟。
夜里两点多钟，华界那边仍在响着零星的枪声，崔大少的把兄弟终于出来了，后边跟着一群有身份的人在送，那些人的马弁、跟班之类的跑在前边驱赶闲人。崔大少三步并作两步冲开人群，上前抓住把兄弟的衣袖，张口刚要说话，便被把兄弟将手中的报纸摔在他的嘴上，跟着保镖过来，上边一拳，下边一脚，便把他打发了。
美国大汽车载着他的把兄弟呼啸而去，送行诸人向他啐上一口也各自散去，崔大少倒在地上没有反应，只盯着报纸上红袖馆主新写的那篇文章流泪，文章的标题是《崔大少新传•小婶娘原来是三姨太》。在没败家之前，他确曾有过两房姨太太，只是，自从他参加了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便把她们都打发了。
这是些陈年旧事，如今红袖馆主把它们捣腾出来，怕要给他惹上个不义的骂名了。这也难怪他的把兄弟生气，他崔大少若有孩子，确是应该称呼大魁他娘为“小婶娘”，然而，这话他又无从解释，即使找到了把兄弟，他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失去了最为关键的证据——大魁他娘亲手做的那几百双布鞋，现在正穿在“便衣队”的脚上。
这就是天津历史上著名的“便衣队事变”，是日本人为了掩护溥仪逃往东北，特意制造的一场大混乱。
土肥原和上角利一从中原公司二楼的窗子里朝下看，见便衣队一群群地往华界发动冲击，俩人乐得合不拢嘴。不过，土肥原还是敏锐地发现，中国人毕竟有些鬼点子，他们在脚上穿了同样的鞋，这必定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给自己人做的记号。
11月12日早上7点半钟，又有人问：“有黄杨木底儿的弓鞋吗？”崔大少照旧脱口而出：“不巧，光剩下柳木的啦。”那人又问：“这天下难道光剩下穷人啦？就没人穿好鞋吗？”崔大少答：“想穿好鞋也得有双好脚。”……问话的还是上次那位贵妇人，只是这一次俩人一问一答的，句句都与组织上跟他分手时交代的接头暗语不差分毫。
崔大少摘下毡帽头儿抓了抓头皮，随手拿了双鞋包上，道：“两块钱。”便把包着鞋的纸包交到那妇人手上。息游别墅的门役事后跟账房讲，这话又被账房转告给红袖馆主，说是崔大少为女人昏了头，把毡帽头儿跟鞋一块儿包起来卖啦！也就在这个时候，崔大少看到，那个一脸精明相的日本胖子又来了，他先是拿眼紧盯着他，停了片刻，掉头便走。
土肥原确实挺生气，虽说溥仪昨夜已然逃离本地，但有这么个家伙天天守在门前，对他总不是件好事，然而，等他打电话调来日本jc，崔大少却早已离去，而且从此便消失了，再也没有在本地出现过。土肥原对此得出的结论是，这家伙必定是个共产党；门役对此得出的结论是，崔大少一准是找着好事由，挣大钱去了；红袖馆主的结论是，他终于等到了那个女人，俩人离开本地过小日子去了……
上午9点30分，英商麦加利银行1号窗口的印度籍出纳员刚刚上班，便有位绅士递上来一份提款单：“请您盖章。”她又客气地把提款单退了回去。来人从衣袋里掏出一顶苦力戴的那种破毡帽，把缝在上边的一块玉石揪下来，涂上印泥，盖在提款单上。
印度出纳员找来印章档案详细查对，证明这枚六只蝙蝠的印章确实是存款者持有的凭证。“请问您是提现款么？”接待规程要求她必须得这么说，但几十万块现大洋如果提现款，来人应该有一支汽车运输队停在银行外边。那人又送过来一张汇款单，是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的账号，道：“全部转过去。”出纳员问：“本行账号资料撤销么？”他道：“当然。”出纳员却暗道：这个香港的账号是英国总领事馆早有通报的户头，几年来，有许多人都在利用这个账号周转抗日资金，她有责任把这笔汇款的情况向英国上司汇报。
这时，她发现一位漂亮的中国妇人带着个漂亮的中国男孩向这边走过来，妇人对那位绅士道：“他爹，大魁说，他崔大爷让告诉你，说他不用钱，自己先走啦。”
那位绅士发了一声感叹：“这可是我那老把兄变卖了全部家产捐出来的钱，看守了三年多，他居然一分钱也没动过，这又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