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东莞打工妹生存状况实录（绝对真实）

踏浪行歌

我是一朵飘零的花172
　　 彭方脸上出现一些希望的亮光，紧紧拉住他的手，乞求道：“那你不要和别人结婚好不好？你和我结婚好不好？”
　　 刘军用力抽回自己的手，犹豫了一会儿，象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对不起，我和你己经不可能了。一个月前我对你这样说过，昨天我对你说过，今天我还是这句话。”
　　 彭方听了这话，呆了一呆，更加激动起来，声嘶力竭道：“我没有错你为什么还要抛弃我？我不嫌你家里穷，我不嫌你没有工作，我拒绝了那么多追求我的人，我一心一意对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待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待我？”说到最后，她痛哭失声。
　　 她的哭声很快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人们纷纷从房间里走出来。知道我和刘军关系的人都将探寻的目光移向我，我难堪极了，狠狠地瞪着他们。刘军飞快地扫了我一眼，脸色涨得通红，转回头冷冷地说：“我们己经分手了，我有权利和任何人结婚！”
　　 彭方抬起满是泪水的脸，不相信地看着他，好久好久，她一字一顿地说：“好，你可以和任何人结婚，但输给她，我不服！我是一名正式老师，我做人清清白白。而她不过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一个可怜的打工妹，一个没结婚就跟别人生过孩子的人，我到底有哪点不如她？”
　　 虽然她所说的，是有关我的流言蜚语中传播最广的版本，甚至还有说得比这更难听的，但当着我的面说这话，还是严重时伤害了我的自尊！如果说在这之前，我还能理解她的心情，我甚至想过，是否我该退出成全他们。那么现在，听了这句话，我真恨不得将给她一记耳光！
　　 我心中充溢着一股无法言传的愤怒！彭方和我，我们相似的年龄，我们念了同样时间的书。不同的是，她初中毕业念了三年中师，而我是上了三年高中；她爸爸可以拿出一大笔钱帮她谋个教师的差事，还帮她转了正，而我爸爸早三年前被深埋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凭什么，她可以不用外出打工，她可以清清白白做人，她可以有稳定的收入，她可以一辈子吃穿不愁，而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越想越感到头脑发热，我心里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我一定要和刘军结婚，我一定不要输给这个女人！
　　 想到这里，我一个箭步冲到他们面前，厉声说：“刘军，你到底是要我还是要她？你可要想清楚了！”

　　 刘军有些厌恶地看了看我，紧紧皱了一下眉头，又转回头，深情地看了看彭方。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必败无疑了，我甚至产生了逃跑的念头，让这桩可笑的婚姻见鬼吧。但残存的自尊阻止了我的脚步，我站在那儿，大脑一片空白。在感情上，我己经受过一次伤害。我脆弱的心，实在是经受不起任何打击了。我象一个等待宣判的死刑犯，明知必死无疑，我还对结果抱着哪怕一线希望！
　　 刘军伤感地说：“彭方，你对我很好，一直很好。你为我做了很多，你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我交往。我这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是你一直安慰我、鼓励我，如果不是你，我肯定不会坚持到现在。”
　　 他的表白，让我的心一点点地冷下去，我甚至从眼角的余光中，看到周围人鄙视地看着我。
　　 彭方这时也冷静下来，唏嘘道：“那你还要和别人结婚？”
　　 刘军苦笑道：“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你家为了给你转正，把钱都花光了，我家又穷，我是个男人，我也算念过书的人，我不可能没工作，我不可能一辈子被困在那几分口粮田上，我还要养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己经２６岁了，我不想再等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说到这里，他往我身边靠了靠，低声说：“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是吗？”
　　 我不易察觉地点点头，事到如今，除了理解，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彭方现在己经不哭了，这个结果，我以为她会接受不了。没想到，她却苦涩地说：“我理解你，你要是早一点和我说，我也不会总缠着你的。只是你的孩子，我要去打掉了！”
　　 她竟然有了刘军的孩子？我没想到事情竟是这样，我知道我是输定了。

　　 没想到刘军呆了一呆，却只是淡漠地说：“对不起，如果早知道我不会娶你，我就不该碰你了。”
　　 彭芳瞪了他有三分钟，眼光冷得足以杀人，终于，还是转过身去，艰难地扶起了刚才倒地的自行车。她没有骑上去，她缓慢地走着，苍桑而疲倦。
　　 望着她娇小的身影，我忽然感到鼻子一酸，恍若看到去年的我。那时候，沈洲走了，我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在纷乱的街头无助地奔波。我偷偷去买早早孕试纸；我偷偷吞着堕胎药；我大出血差点死掉；我躺在丑陋的手术台上；我的孩子被扔进了血桶里。。。。。。这一切一切，象电影的镜头一样在我眼前闪过。
　　 今日的彭方，和那时候的我是多么地相象！自始至终，我并没有爱过沈洲，我只是贪恋他那一点点的温存，但即便如此，他抛弃我重新将小颜拥入怀，我亦是生不如死。而彭方，她无疑是很爱很爱刘军的，正因为如此，她会比我更痛苦！
　　 不，虽然我无路可逃，但我不能让自己成为杀害一个无辜小生命的刽子手！
　　 这时，登记处的少妇不耐烦地说：“快下班了，你们到底还要不要登记？”
　　 刘军长长舒了一口气，好象完成一件重大任务吧，冲我勉强一笑：“一切都过去了，我们进去按手印吧。”
　　 我断然拒绝：“不，你快去找彭方吧，你不能让她打掉你的孩子！”
　　 他却无所谓地说：“打掉就打掉吧，这年头，打掉孩子的也不止她一个人。”说到这里，他别有深意地看了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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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信地望着他，真没想到，这个人，对自己的亲生骨肉和深爱他的女人竟是如此地无情无义！一想到倘若结了婚，我就要与这个无情无义的人生活一辈子，真让人不寒而栗！
我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说：“我们分手吧，这桩婚姻，从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惊讶地问：“事情己经过去了，你为什么还要分手？”
　　 我不想再多说什么，对旁边不停催促我们拿按手印的少妇说了声：“谢谢你，我们不办了。”然后径直走向我的自行车。
　　 刘军焦急地跟在我身后，不住哀求：“你别走，我们去拿结婚证吧。转正过后我们就结婚，结婚后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
　　 我嘲弄道：“如果我没猜错，这话你以前一定对彭方说过。那么，你现在好好待她了吗？”
　　 他羞愧地低下头，沉默了好久才沮丧地说：“看来，我今年转正又没希望了。”
　　 我面无表情地说：“这些都与我无关。”
　　 他自知不可能让我改变主意了，失望地站在原地。
　　 我推着自行车刚走了几步，他也追上来，讷讷地说：“这段时间相处，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如果你没有到外面打工而是读了大学，我一定会爱上你的。”
　　 我毫不客气地说：“谢谢了，但我要是读了大学，还会找你吗？”
　　 他立刻涨红了脸，说了句：“我去找彭方了。”便跳上自行车，很快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回家的。路上遇到熟人，有的知道我今天是去登记了，还笑嘻嘻地问我要喜糖吃。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他们知道我没有登记，并且和刘军分手了，他们会怎样嘲笑和议论我啊。原指望嫁给刘军后，能让我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改变一下，没想到弄巧成拙，名声现在更臭了。
　　 好在钱不给刘军了，我又可以到“中兴商场”卖童装了。可是当我打电自豪感给二嫂时，她却说档口己经被别人租去了。电话里，二嫂虽然不停地埋怨我，但还是答应有好的档口，会帮我留意的，这让我多少安了些心。
　　 让我为难的是，我不知道如何向我妈解释。
　　 没想到，当我回家把事情经历和我妈一说，我妈倒是没有骂我，只是叹了一口气：“分就分吧，强扭的瓜不甜。刚才跟你大婶聊天时，你大婶以为这门亲事肯定成了，说话也就没什么顾虑了。她告诉我，其实刘家一开始就没安好心。是你大姨那个大嘴巴把你赚了三万块钱的事情说了出去，你大婶和刘军他妈闲聊时，又说了出去，刘军妈回家一合计，就找你大婶过来提亲的，这家人都不是厚道人，你就是嫁过去也没好日子过的。”
　　 我遗憾地说：“前几天二嫂打电话让我过去交租金，我回绝了她。刚才打电话过去，档口己经被别人租了。”
　　 我妈悔恨交加地说：“那就再等等吧，我以后再也不逼你相亲了。这件事也让我想明白了，各人有各人的缘份，老天早就安排好了的，急也没有用。”
　　 自从我回家，这是我妈第一次和我说这么贴心贴肺的话，我委曲地扑在我妈怀里，放声大哭。
　　 虽然我和刘军分手，让很多人更加看不起我，但妈妈再没有为难过我，甚至为了怕伤害到我，她还想法设法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们家只有几分口粮田，虽然田地里的活并不多，农忙也不过那么几天，但哪怕是拔一棵小青菜，我也会和妈妈一起去。母女俩一路说说笑笑，很是温馨。
　　 现在，妈妈依然和村里的妇女打麻将、抽烟、聊天，但我再没有发过脾气。我知道，在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的农村。自从包产到户后，几乎没有什么集体活动了，生活很是枯躁无聊。看电视吧，电视里的生活离我们是那么遥远，遥远到似乎是另一个星球发生的事。所以人们仅有的娱乐，就剩下这些了。和这些七姑八大姨混在一起久了，我竟也对东家长西家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根本，我就是她们中的一员。
　　 一位和妈妈过往甚密的大嫂曾提议，让我到曹菊的厂里做工，但想到曹菊那副得意妄形的样子，还有鞋底厂的剧毒，我拒绝了。妈妈知道我还想到“中兴”商场卖衣服，在打听到二哥从县城回来时，便准备了满满一蛇皮袋的蔬菜，让我送给二嫂，让二哥多为转租档口的事操操心。
　　 尽管我很不喜欢拿着东西去求人，但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发把蛇皮袋绑在自行车后面。但把那么大一个蛇皮袋绑在自行车货架上，也是需要力气的。这个活儿一般是男人做的，因为女人力气小，不能绑结实，半路就会掉下来。但现在弟弟上学了，我只好和妈妈轮番上阵，使尽了吃奶的力气，蛇皮袋还是绑得东倒西歪。最后我只好跑到淑芬家，将刚下夜班的五福哥请来，才算绑结实了。
　　 丽娟家我以前经常去，二哥家就在隔壁。听说，丽娟家里拿了那笔钱后，除了二哥家到县城卖服装外，大哥家和三哥家都把钱存起来了，准备留给孩子以后读书用，所以大哥三哥都还住在村子里，守着那几分口粮田。
　　 丽娟妈则在县城买了一栋房子，和二哥家同住。搬家那天，还放了十二个响的鞭炮，在当地轰动一时。我暗想，如果真去“中兴商场”卖衣服了，一定要抽时间去看看丽娟妈的。
可当我推开二哥家门的时候，竟然看到丽娟妈正坐在院子里抹眼泪，丽娟大哥大嫂、三哥三嫂都在一旁劝慰她什么，院内还有几个小孩子在玩游戏。我正不知如何是好，二哥看到我，连忙招呼：“海燕，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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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望了望自行车后边的一袋东西，不免有些羞愧：“听说你回家了，我妈让我带些自家种的疏菜给你。大娘也回来了，要在家里多住几天吗？”
　　 我边说边过去，丽娟妈一把抓住我的手：“海燕，快来给大娘看看。你回家了，丽娟什么时候也能回来看看我啊？”
　　 我难过地说：“高家当初不是答应，海燕生过孩子就可以回家的吗？一年半了，丽娟也快回来了吧。”
　　 谁知不问还好，一问，丽娟妈哭得更凶了，边哭边抽泣起来：“一个傻子，能不能生还不知道呢。可怜丽娟，从小就是我的心肝宝贝，在家油瓶倒了都不会弯腰扶的，现在倒好，整天给傻子做牛做马呢，都怪我，是我害了她啊。”
　　 原来，自从到香港后，高家规定，丽娟每个月只能往家里打一次电话，但家里不能打电话过去。昨天晚上丽娟打电话来时，一直哭。二嫂几经盘问得知，一星期前，傻子偏要丽娟趴在地上给他当马骑，傻子兴奋地挥舞着双手，竟把桌上的花瓶挥舞下来，当即就砸了丽娟一头一脸的血。通电话时，二嫂甚至可以听得到，丽娟因为嘴上的伤没好，说话都说不利索。
　　 丽娟妈得知后，马上就要二哥卖掉房子，把所有的钱寄回高家，让高家放丽娟回来。为了表明决心，今天一早就让二哥送回老家。 8 m% n! y" x. m
　　 丽娟妈这个决定刚一提出，便遭到三个哥哥的强烈反对。三个哥哥说得也有道理。一方面，虽然名义上有几十万，但分配到各人手上，也不过十万，十万元虽然不是个小数字，但每家都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费用，十万都不止；另一方面，虽然丽娟嫁的是个傻子，但也是二婚，在农村，二婚的女人和名声不好的女人一样，是不值钱的。要是回来，再找的人即便比傻子强，但想找有傻子家十万分之一富裕的人家，都是不可能。
　　 几个哥哥嫂嫂说得义正言辞，仿佛都是为丽娟好的，我却听出来，说到底，哪家都不愿意把吃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呢。丽娟妈大约也知道这件事行不通，但还是一遍一遍地念叨着，大约这样念叨，她心里会好受些吧。
　　 这样的场面，我是不好再呆下去的。二哥没有多客气，他把蛇皮带卸下来，红着眼圈说：“丽娟命就是这样了，也许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见她几面了。你是丽娟最好的朋友，你的事我和你二嫂会放在心上的。好的档口可遇不可求，但一旦有，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我擦着脸上奔流不息的泪水，使劲点点头。我想说什么，但我的喉咙却一次次哽咽了。现在是否有好的档口，对我来说己经不重要了。丽娟，我最好的朋友，我说过要把她当成一生一世朋友的。但现在，她受了伤，我却连打电话问候一下都不可能。
　　 也许在外人眼里，丽娟嫁去香港，攀了高枝，一生有享不尽的锦衣玉食，是非常幸运的。但只有我知道，丽娟并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孩子，她是多么舍不得深爱的陈刚，多么舍不得生她养她的这片土地啊。
　　 幸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丽娟舍弃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舍弃了和亲人团聚的机会，得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但她并不感到幸福。我一无所有，我声名狼藉，但我生活在这片贫穷而熟悉的土地上，我不需要忍受亲人不能相见的痛苦，我感到现在的我是幸福的。
　　 虽然进工厂打工，一个月可以赚到农民辛苦一年也赚不到的钱，但一想到打工，我就想起“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等等这些歧视性质的称谓；就想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明抢暗劫，想起查暂住证的治安员，想起没日没夜的流水线作业，想起车间主管象对待牲口一样的喝斥，想想天咽粗劣饭菜的艰辛，想起人情的冷漠与孤援无助，还有很多很多。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不寒而栗，异乡于我，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哪怕在故土有一线生机，我都绝不会往悬崖下跳的！

　　 我现在想抓住的一线生机，就是到“中兴商场”去卖服装。
　　 我原以为，有二哥那句话，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当我回家把二哥的话和妈妈一说，她却并不乐观：“人家话虽然是这样说，也不要报太大希望。我叫你去找他，也不过是想多一条路。毕竟，我们和人家无亲无故的，帮我们是人情，不帮我们是本份，要做好人家不帮的准备。”
　　 我有些不满：“再怎么说，我和丽娟也是好朋友呢。”
　　 我妈不屑地“切”了一声：“他是怎样的对丽娟的你忘记了？对丽娟就那样，对你又能怎样？虽然丽娟嫁入了好人家，但毕竟是个傻子，外面谁不说他们实际上是把丽娟卖了？用卖妹妹得到的钱去开服装店，也不怕遭报应。”
　　 我想起二哥和丽娟妈当初逼丽娟嫁给傻子的狠劲儿，还有上次，二嫂那样热情地让我去她隔壁卖童装，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不觉也寒了心。
　　 时间过得真快，很快又到收割小麦的时节了。虽然收割小麦相对收割稻子要轻松些，但收过小麦后，便要耕地、放水灌田，最后插稻秧，所以比收割稻子的那次农忙更累一些。收麦子的时候，我的双臂不但染上了一层黑黑的“麦丹”，也被麦芒刺出一条条红红的划痕。小麦虽然很漂亮，但它的麦穗外面，却有一层薄薄的、黑黑的东西，我们把这层东西叫“麦丹”。我双臂上的“麦丹”还没有洗净，划痕还没有愈合，又很快到插秧的时候了。
　　 弟弟上初三，要准备中考了，所以没有放忙假；妈妈有关节炎，割麦子还行，但我不想叫她下水，所以几分稻田，都是我一个人插秧。
　　 插秧的时候，小半截腿浸在布满麦茬的泥水里，头顶是炽热的太阳。双腿、双手在泥水里泡久了，再被太阳暴晒，皮肤先是发红，然后发白，最后一层层的皮往上脱。刚脱了老皮的皮肤，经太阳一晒，更是生生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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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就怕这些软体动物，别的软体动物都还有可能躲避，就是稻田地里的蚂蝗，真是避之不及。记得我第一次下水学插秧，感觉小腿肚一疼，抬起腿来一看，一条小拇指长的蚂蝗正死死叮着我的小腿肚子，黑黄的身子还不停蠕动着。当时就吓得我哇哇大哭。幸好爸爸赶来，一巴掌拍掉了。但现在，没有爸爸帮我拍打了，妈妈正在远处的田头整理稻秧。我的腿越来越疼，软软的蚂蝗让我头皮发麻。
　　 正在旁边地里插身的淑芬也看到了，她大喊：“海燕，你腿上有蚂蝗，快打啊。”
　　 我好害怕，那条腿都不敢动了，战战兢兢地说：“我，我不敢打。是不是等它喝饮血了，会自己松开？”
　　 五福半真半假说：“才不会松开呢。蚂蝗如果不打掉的话，它有可能钻进人的皮肤，说不定还会钻进你脑袋里呢。”
　　 这真是恐怖！情急之中，我硬着头，忍住对软体动物的恶心，猛地扯住蚂蝗的后半截身子，拼命往下拉。可那蚂蝗仿佛长在我腿上一样，怎么也扯不下来。淑芬大笑：“谁叫你扯啦？快打啊，蚂蚯只能打的，再不打，真的要钻你脑袋里了。”
　　 我连忙放开手，闭上眼晴，猛地一个巴掌拍下去，大约是吸得太紧了，连拍了两大巴掌，蚂蝗才掉下去。我怕它再来叮我，赶紧找了一根小树枝，将它挑到了田埂上。
　　 望着田埂上跳跃了几下就不动了的蚂蝗，我第一个念头是：农民种点粮食很不容易；第二个念头就是，很不容易种的粮食，在物价飞速上涨的今天，却比什么都便宜！
　　 农忙过后，我整个人瘦了一圈，脸也是红黑红黑的。照镜子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红黑，是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人惯有的脸色。如果我沿袭母辈们的生活习惯，嫁一个农民，永远在农村生活下去的话，这样的脸色，是我最终的肤色。并且，我会和母辈们一样，整天围着丈夫、孩子、田地、锅台家务转，脸上早早刻上皱纹，早早衰老。最重要的是，我的青春，我的理想，只能变成恒久的记忆，随我进入无声的坟墓。
　　 尽管这个想法让我害怕，但残酷的现实，让我无处可逃。
　　 二哥二嫂那边迟迟没有消息，我的心也渐渐淡了下来。我依照妈妈的吩咐，从外婆家抱了几只小母免子，每天薅草，然后精心伺弄我的小免子们。如果现在有人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我的理想就是看着我的小兔子们快快长大，然后多下几窝小兔子，周尔复始，我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钱了。
　　 我妈不再为我亲事忙碌，来我家提亲的人也就没有多少了。我把给刘军比织的毛衣拆了，给我弟弟改织。每天喂过小兔子们，我就抱着毛衣，一边陪着妈妈说村里的闲话，一边有一针没一针地织起来。
　　 相对于东莞繁忙而紧张的打工生活，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是轻松而快乐的。但我不知道，这样的快乐，能持续多久。
　　 和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一样，我的心，也宁静似水。经历了这么多的挫败，对于生活，我不再有任何梦想；对于男人，我不再抱有希望。我甚至想，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稍微正常的男人，无论他是否文盲，无论他是否流氓，只要他愿意娶我，我都会嫁给他的。
　　 在一个不算炎热的午后，这个男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他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宋小帅。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妈妈说着村里的闲话，一边给我弟弟织着毛衣。此时，天气湛蓝，空气清新，我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想想在东莞，虽然可以挣到一点钱，但空气中经常散发着油漆味、塑胶味及各种各样的怪味儿，四周总是灰蒙蒙的，甚至于，因为大多数时间处于工作和睡觉两种状况，我根本没机会抬头看一看天空的颜色。
　　 正在我又要浮想联翩时，村里响起了一串悠长而嘹亮的叫喊声：“收死鸡死鸭子了，谁家有死鸡死鸭子拿来卖噢。”
　　 叫喊声刚落，我看到邻居大婶慌慌张张走出家门。我妈取笑她：“看你急的，去找老相好的啦？”
　　 大婶沮丧地说：“我还有那份闲心？我去喊"收死鸡的"来收死鸡。我家鸡可能是生瘟了，刚才一眨眼的功夫，就死了四只，要是再死下去，没有母鸡下蛋，今年油盐钱就省下来了。”
　　 我妈也替她着急起来：“那快去吧，喊一圈要是没人家卖鸡，他就会到别处去的。”
　　 大婶“嗯”了一声，便小跑起来。
　　 望着大婶干瘦的身影，我妈叹了一口气：“你大婶命苦啊，你大叔和你爸那次在煤矿出事后，你大婶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过。现在还好，一个初中，一个小学，以后上高中、大学可怎么办？现在的学费，全指望她在曹菊的塑料鞋底厂干活挣钱。没结婚的都不敢在里面做太久，听说做久了就不能生孩子。你大婶才做一年半，现在总说自己胸闷，喘不过来气呢。”
　　 我随口问：“大婶还不到四十岁吧，那她怎么不改嫁呢？改嫁也有人替她养孩子。”
　　 我妈白了我一眼：“改嫁就那么好改的？农村人，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有儿有女的，谁去改嫁？再说了，就是她想改嫁，哪里去找那么合适的人？”
　　 正说着，大婶带着“收死鸡的”一前一后过来了。一看到那个“收死鸡”的，我不禁笑起来：“宋小帅，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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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小帅也看到了我，看了看我的家，高兴地说：“杨海燕，原来这就是你的家？我以前经常来这个村的，你们村里人多数养免子，鸡鸭养得少，后来我来得就少了。今天正好路过，我随便来转一圈，没想到就遇见你。”
　　 说话间，大婶的鸡又死了两只，望着刚才还活蹦乱跳的鸡倒在地上，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大婶心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因为是生瘟疫死的鸡，宋小帅按照他收死鸡的惯例，出价是一块钱一只，但大婶要一块五一只。宋小帅看了看我，大方地说：“一块五就一块五吧，六只你全卖吗？”
　　 大婶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狠下心来说：“留一只吧，整天青菜、萝卜的，我家两个讨债鬼早就馋死了。”
　　 于是就留下来一只，五只鸡卖了七块五元钱。宋小帅把死鸡一只只扔进自行车后的筐里。那是一辆破旧的加重自行车，车后面有一个大筐，筐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大半筐死鸡。
　　 宋小帅看我打量他自行车，解嘲道：“我这辆车，除了铃不响，其余什么地方都响。没办法，现在卖的那些轻便自行车中看不中用。”
　　 我妈听说宋小帅是我同学，赶紧热情地招呼他到我们家坐，还给他倒了满满一杯白糖水。宋小帅真的渴了，毫不客气地一把接过来，仰天“咕咚咕咚”几口就喝光了。
　　 我妈望着他喝水的模样，一脸欢喜。
　　 喝完水，我妈关切地问：“你结没结婚？多大啦？”
　　 宋小帅爽快地回答：“我还没结婚，和海燕一年生人，比她大三个月。”
　　 我妈满意地点点头，别有深意地望着我笑。
　　 知母莫若女，自从我这次回到家，我妈一看到和我年龄相当的男孩就两眼放光。我故意装作没看到她的递过来的眼色，转头奇怪地问宋小帅：“你比我大三个月？你怎么知道你比我大三个月？”
　　 他脸“腾”地一下红了，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于娟说的呗，你还不知道吧，顾斌就是和于娟结的婚。”
　　 听了这话，我惊讶地瞪大了眼晴。我清楚得记得，我们初中时的同学，都是邻近几个村庄的学生，彼此之间都很熟悉。那时的学校周围，一到春暖花开之际，学校就被掩映在墨绿色的小麦、黄灿灿的油菜花、细长的芦苇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青草野花之间。每到这个季节，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特别是女孩子们，都正值豆蔻年华，课余时间，我们常常三五成群找个地方坐下，然后谈论理想、事业和爱情等等朦朦胧胧的话题。
　　 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是那么的新奇，我们最常谈论的，便是班里的男孩们。每每提到顾斌，于娟总是不屑一顾：“闷葫芦一个，三脚踹不出个屁来，谁嫁给他谁倒霉！”
　　 想到这里，我不由笑出声来：“顾斌和于娟，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追谁的呢。”
　　 宋小帅哈哈一笑：“他们谁也没追谁，想起来真有意思。你应该还记得汪秀丽吧，就是个了很高，坐在后排的那个女孩子。”
　　 我点点头：“记得的，长得很漂亮，好象比我们都要大两岁。有一次，老师让她到黑板上板书，她磨磨蹭蹭到黑板前，拿着粉笔，就是不写字，把老师气得半死。”
　　 宋小帅连连点头，兴高采烈地说：“对对对，就是她，她和顾斌是一个村的。初中毕业后，她们都没有继续读书。你也知道，中考升学率那么低，当时我们班五十几个同学，上高中、中师加起来才只有一、二十个呢，考上大学的也不过就那几个人，还包括你这个没考上没去上的。所以，大多数同学都外出打工了。张云叶也是初中毕业就到广东打工的，张云叶就是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女孩，你一定记得的。有一年张云叶从广东打工回来，她想找几个同学聚一聚。她先去于娟家找于娟玩，然后两人又去汪秀丽家找汪秀丽玩，汪秀丽不在家，于娟和张云叶就坐在汪秀丽家的草垛边等，正好被顾斌看到了，就把她们两人领到家，管了一顿饭，后来几个人开始走动，于娟和顾斌就谈上了，现在儿子都快三岁了。”
　　 乍一听到这么多同学的消息，我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不过是短短的七年时间，真是物是人非。原来我的这些同学们，并没有几个象小英那样强烈地渴望出人投地，也没几个象曹菊那样大富大贵。他们平平淡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守望着清贫而安稳的生活。同样都是农村出身的人，他们可以这样生活，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那一刻，我的心，宁静而充实。

　　 时间过得真快，感觉不过是眨眼间的功夫，就到晚饭时间了。我妈己经准备宋小帅的晚饭了，还破例到村头的小店里拿了一瓶两块钱的白酒，一定要留宋小帅在我家吃晚饭。但宋小帅却为难地说：“对不起，大婶，我不能在这里吃饭了，下次我会再来的。今天我一定要把收的货送到烧鸡铺的，要是明天再送过去，货变味了，他们要压价的，本来就挣不了什么钱。”
　　 我妈不免有些失望。但宋小帅离开的时候，一步三回头，这让我妈又燃起了某种希望，她望着宋小帅消失的方向，下了个结论：“你这个同学，看上去对你有点意思。虽然收死鸡死鸭子的名声不好听，不过互相之间知根知底的，不象刘军那个王八羔子；虽然人长得不怎么样，但高高大大门前站，不干活也好看。他说他还没结婚，你看我这老糊涂，怎么刚才就忘了问他有没有对象了？”
　　 我简直恼羞成怒了：“妈，人家不过是路过，什么意思不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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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十拿九稳道：“我是过来人，我的眼光，一定是不会错的。”
　　 刚刚过来串门的大婶也接口道：“嫂子你是说刚才那个收"死鸡的"吧，是个好孩子，很讲情面，看在海燕的面子上，连价钱都没和我讲呢。”
　　 我脱口而出：“够了够了，当初你们还说我和刘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大婶被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妈也直翻白眼，嘟囔道：“你这孩子，你这孩子，我还不都是为你好。”
　　 虽然我对我妈和我大婶的话不以为意，但宋小帅和我说话时眼光的专注，让我不能不浮想连翩。我们还是同学时，我就己感觉他对我那方面的意思，但我从没往那上面想过。一方面，宋小帅经常性嘻皮笑脸的，我不太喜欢外向的男孩子；另一方面，我从小就是个志向远大的孩子，我那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在这片贫脊而偏僻的土地上过一辈子，总想着考大学，进大城市生活，远远地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没考上大学，我不想出去打工，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渴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但现在的我，早己不是初中时那个清涩单纯的少女了，我现在是个声名狼藉的失贞女人。宋小帅虽然不和我一个村，但相隔并不远，我的过去和现在不同版本的故事，他不可能没听别人说过。
　　 我越想越沮丧，真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去上高中，更后悔为什么要外出打工。如果初中毕业，我就不会想那么多，就和于娟一样，安安稳稳打个男人嫁掉，该有多好啊。
　　 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虽然我对和宋小帅发展某种超出同学的关系并不乐观，但想到他临走前说的那句“下次再来”，我还是隐隐在心里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他真的再来。
　　 我原以为，就算宋小帅真的再来找我，不知要过多少天，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来我家了。和他同来的，还有顾斌。顾斌虽然不是很高，但看上去非常健康结实。他们能来看我，我妈比我还高兴，笑得合不拢嘴，殷勤地端茶送水。
　　 常言道，人是衣服马是鞍。宋小帅和顾斌虽然算不上英气逼人，但他们五官端正，身材中等偏上，绝不比我在广州、深圳、东莞及电影电视中见过的那引起所谓城市男人、官员老板、白领精英等等长得差，但现在，他们穿着皱巴巴的旧衣服、布满灰尘的皮鞋，再配上风吹日晒变得红黑的脸庞和没有头型的头发，活脱脱一副标准的中国农民形象。这种形象，和我们的父辈们，没有任何区别。
　　 我真替他们、也替自己惋惜。论智商和勤奋，我们不比当今的所谓社会精英差，甚至于，倘若我们出生在升学率高、高考分数低、高校多的大城市或富有的家庭，我们同样可以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但现在，因为是农村户口，因为贫穷，我们只能无可选择地做农民。即便我们进城打工，我们也只能统统被称作“农民工”这个带有明显侮辱性质的称谓！每每听到“农民工”三个字，我总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
　　 因为无可选择的出身，在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注定跟别人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不是我们不够努力，不是我们不够优秀，实在是，社会给予我们的机会是太少太少了。
我不知道，在现在很多人都争先恐后外出打工的农村，象宋小帅和顾斌这样坚守土地的年轻农民还有多少？但顾斌却并不这样认为。
　　 他说：“出去打工有什么好？我们村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全家人一年也见不到一次面。有时过年过节回来，每次都衣着光鲜，但看上去起码比我老五岁。前几年我一个堂哥在广东打工，得了职业病，在那边没钱治，只好回家了。瘦得皮包骨头，鼻子整天流血，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就是因为他我爸妈才坚决不让我出去打工的。”
　　 我同情地说：“真可怜，不过好象可以和厂里打官司的。”
　　 顾斌口不择言道：“打个屁官司，堂哥那个厂做了五年，进厂却连合同都没签，厂里根本就不跟工人签合同！拿不出合同，就不能证明他是是那个厂的员工！他这边躺在医院，那边厂里就叫人把他行李送到医院了，最后还是几个老乡看不过去，凑钱把他送回家的。最惨的是，堂哥还没结婚，现在连走路都要扶着墙，一点活都不能干，简直是废人一个。”
　　 宋小帅也附合道：“就是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村也有一个女孩，连加了两个通宵，整个人都迷糊了。刚走出厂门就一头钻进车轮子底下，被轧得没有一点人形。家里人要和厂里打官司，厂里说了，她是下班时间出的事，再说出事地点也不在厂里，只是象征性给了几千元安葬费。”
　　 顾斌愤恨地说：“到外面打工，没有一点安全保障。听那些在外面做建筑工、煤矿工的人回来说，吃的都是专门的"民工米"，做成的米饭发黄发硬，有一股霉味，吃那种米饭是不能嚼的，要直接吞下去，否则一嚼就嚼出砂子，碜牙，根本吃不下去，吃不下去就不能干活。菜吧，不是白菜罗卜，就是罗卜白菜，这些菜还都是下午到菜市场捡的，菜里一滴油都看不到。我表弟以前从来不吃肥肉，去年才出去做建筑工，春节回来，连吃了两大碗肥肉片子，把我小舅母都心疼死了，那生活真是猪狗不如。所以啊，我是不会出去打工的，于其到外面被人看低，不如在家里做我的农民！”
　　 我反驳道：“话也不能这样说，打工仔打工妹中也有成功的。我以前在一家电子厂，就有一个课长，文化很低，从普通员工做起，后来做到课长的，一个月可以拿到三千多元呢。你们在家贩卖死鸡死鸭，能做到课长吗？一个月能拿到三千多块钱吗？”
　　 宋小帅冷笑道：“那我问你，他从普通员工到课长经过多长时间？真正打工的人中，象他那样成功的人能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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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朵飘零的花178
　　 我想了想说：“如果不走捷径，普通员工要想升做课长，最少要经过七、八年，而且幸运儿是凤毛麟角的。如果都去做管理者了，谁去做一线工人？象我以前所在的服装厂，有近万人，但真正从一线工人坐到办公室的少之又少。这部分人大多数是在服装行业滚打摸爬了好多年，即便这样，如果没有关系仅靠自身的努力，也是很难出人投地的。”
　　 宋小帅毫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虽然我没读过大学，但我也知道概率，当概率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要总拿极少数的成功案例来说事，这些成功案例，和庞大的底层"农民工"相比起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你说的成功，不过就是由一线工人到坐办公室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月薪三千多元的课长，三千元还不够那些当官的一桌酒席钱！这种所谓的成功，本身就很可笑。”
　　 我虽然早就知道宋小帅伶牙利齿，但总认为除了比父辈们多读了几年书，骨子里，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民，农民的定义限制了他的视线，他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但没想到，他反而比以前更加能言善道了。虽然我是个不成功的打工妹，但我也很不想让别人如此小看个出打工的人，可一时又找不出反驳的话来。我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气得直翻白眼。情急之中，不由冷嘲热讽道：“宋小帅，没想到你从没出过远门，整天跟死鸡死鸭子打交道，家事国事天下事还是事事关心的啊？”
　　 宋小帅反唇相讥：“怎么？你以为整天跟死鸡死鸭子打交道的人就一定是榆木脑袋吗？也太小看人了？”
　　 我简直恼羞成怒了，脱口而出：“再高看你，你也是个农民！”
　　 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他肯定会叫我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谁。但他并没有那样说，而是怒气冲冲道：“农民怎么啦？一听这话我就来气！我们之所以是农民，因为我出生在农村，现在户口也在农村。但这怨不得我，出身是无法选择的。我只是纳闷一点，农民外出打工叫农民工？依此类推，农民出身的学生叫农民学生；农民出身的教授叫农民教授；农民出身的官员叫农民官员，农民出身的总书记，也叫农民总书记吗？”
　　 他最后一句话惊得我张大了嘴巴：太大逆不道了！
　　 顾斌也意识到什么，连忙打圆场：“算了算了，人微言轻，我们老同学好不容易见一次面，光谈这些大话空话有什么意思。海燕，到我家去吧，于娟在家里做了好多菜，今天专门请你呢。”
　　 我狠狠瞪了宋小帅一眼，连连点头。

　　 顾斌家虽然离我家并不远，但我家所在的村有一条泥沙路直通镇上。而顾斌家相对来说较为偏僻，通向村子里的路都是小路，不但窄，而且还坑坑洼洼的。路上的坑洼是下雨天形成的痕迹，这种路是粘土路，一到下雨天，人或车走在上面，都要被陷进去，村子里的人进进出出都非常困难。
　　 相对我们村的房屋来说，这个村的房屋更为灰败破旧，甚至于，以前那种老式的泥草房还比比皆是。顾斌苦笑道：“我们村以前比你们村富裕，所以一般人都不想出去打工。”
　　 我苦笑道：“谁都不想出去打工。现在还好，因为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小的时候，都说打工和出去要饭差不多呢。不是被逼无奈，谁也不走那条路的。”
　　 宋小帅阴阳怪气地说了声：“那是那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嘛。”
　　 我对他的话不屑一顾。不知为什么，在别人面前，我说话做事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哪句话不小心又成为别人的话柄。但是和宋小帅说话，我却没有丝毫的顾忌，想到什么说什么。
　　 刚一进村，我就闻到一股强烈的臭味，不由捂住了鼻子：“什么味道？这么臭？”
　　 顾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村里很多人家都喂豢养鸡，是鸡屎味。我们村不象你们村，没有会编苇席的。那几分口粮田能顶什么用？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没有出去的都在家里喂豢养鸡了。你是刚来的，时间长了就闻不到了。”
　　 宋小帅吸吸鼻子：“就是就是，我经常闻这味儿，没感觉难闻啊。”
　　 他们这样一说，我只好松开鼻子，果然，不一会儿鼻子就适应了那股味道。顾斌住的是砖土混和的瓦房，看上去还算结实。后排房屋和院子是他的家，前排三间房子，一间是走道，一间是吃饭的地方，另一间却房门朝外，门外搭了一锅一灶。不用说，这里住的是他家的老人。农村很多和儿子分家后，就是这样住的。
　　 顾斌顺着我的眼光一看，不以为意道：“里面住着我爷爷奶奶，爷爷几个月前检查出是癌症，是中晚期，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不知今年能不能熬过春节。”
　　 我随口说：“那肯定要开刀、化疗什么的。”
　　 顾斌理所当然地说：“农村老人还不都是这样，病了疼了，就只有等死的份儿了，谁有钱去医院折腾？要不是我坚持，连检查这一关都免了呢。不是我不孝顺，实在是哪有那个能力。”
　　 想到我们村里的老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年轻时拼命在土里上劳作，所得的报酬仅够勉强糊口，年老了只能依靠儿孙过活，一有病有灾，便无计可施，这就是农民的宿命。
　　 正在这时，于娟迎了出来，看到我，高兴得扑上来，大叫一声：“海燕。”便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又叫又跳，她还象以前那样爽朗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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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朵飘零的花179
　　 随她走进院内，又一股难闻的气味迎面而来。只见不大的院落被丝网围起来一大半，后排的房子一半住人一半住鸡。那些鸡们晃悠悠地从房间房间走出来又走回去，烦躁地“咕咕”叫着，地上到处都是鸡屎，还铺有一层稻糠样的碎屑。
　　 顾斌埋怨于娟：“是不是你忘记喂鸡了。”
　　 于娟拍了拍脑袋，做恍然大悟状：“看我，光想着海燕了，把喂鸡的事情都忘记了。”
　　 说完，她走进屋，拿出一大桶稻糠样的东西，一把把洒到丝网内，鸡们飞奔出来，欢快地低头啄着。
　　 我抓起一把稻糠样的东西闻了闻，被呛得差点吐出来，我惊叫：“这是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难闻？”
　　 于娟宽容地说：“我开始也闻不惯，现在无所谓了。是专门的鸡饲料，里面掺了很多药，听说是激素，吃了鸡会长得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喂蛋鸡，蛋鸡就是专卖鸡蛋。我家喂的是肉鸡，小鸡买回来，每天喂鸡饲料，还要经常打激素，从鸡的腋窝下打，鸡就长得快，三个月就可以卖了。天热吧，鸡就会生瘟疫，天凉吧，每天夜里都要起来烧炕，我都累死了。”
　　 我点点头：“做什么都不容易，怪不得现在的鸡肉没有以前好吃了，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于娟笑笑：“那是自然，以前的鸡呀鸭呀猪呀都是吃粮食的，现在都吃的是饲料。那点口粮田，人吃了都不够，更别说喂鸡喂鸭喂猪了。还有啊，你吃鸡时，最好不要吃腋窝的肉，那里经常打激素，肉有一股怪味儿。”
　　 正好早上刚刚死了几只鸡，所以桌上的菜都和鸡分不开的。鸡肉炒辣椒、鸡肉炒蒜豆角、红烧鸡块、红烧鸡爪等等。吃饭时，顾斌小声问于娟：“给我爸妈留了吗？”
　　 于娟不耐烦地说：“早上刚叫东东送过去一只死鸡呢。”
　　 顾斌低声下气道：“再送点菜过去吧，那只鸡我妈肯定舍不得吃，送给我姐姐了。”
　　 于娟就冷了脸，但还是装了满满一碗鸡，顾斌如获至宝地接过了，屁颠屁颠地送给他爸妈。
　　 于娟转回头跟我诉苦：“他那个姐姐吧，在婆家很受气，日子也过得艰难，成天回娘家来，我都烦死了。”
　　 我问：“她姐很懒吗？”
　　 于娟摇摇头：“倒是不懒，可什么都不会做。当初高中毕业考了三年大学没考上，出了校门就嫁人了，田里活和家务活都不会做。刚嫁过去时，她婆婆和妯娌以为她好歹也是个高中生，对她很是照顾。时间久了，发现她除了比别人多识几个字，什么也不会做，就都看不起她了。一到农忙，她什么也不会做，只会哭，越哭婆家越讨厌她。”
　　 听了这话，我想到自己，不由暗暗叹了一口气。
　　 忽然，于娟诡秘地说：“海燕，你比以前黑了好多，也瘦了，又长高了。怎么样，有没有男朋友，要不要我介绍一个。”
　　 我讷讷道：“还没呢，没人要了。”
　　 于娟冲对面的宋小帅一眨眼：“怎么没人要？有人几年前就惦记你了。”
　　 宋小帅刚才还嘻皮笑脸的脸立刻涨得通红，慌乱地低下头。正在这时，一个小孩子灰头土脸地从外面跑进来，拿起水瓢，从水缸里舀起一大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
　　 于娟无奈地说：“这孩子就知道玩，吃饭也要我叫好几遍。”转身又冲儿子喊：“东东过来，没看到家里来客人吗？”

　　 原来这就是顾斌和于娟的儿子东东，我赶紧拿出买的两袋糖果递给他，小家伙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小眼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于娟，于娟道：“阿姨给的，拿着吧。”
　　 他高兴地接过了，剥了一颗糖放进于娟嘴里：“妈妈先吃。”
　　 我羡慕地说：“你好幸福，东东好乖呢，长得这么清秀。”
　　 于娟得意地抱起儿子：“还行吧，最起码，他爷爷有人拿花蟠了。”
　　 我深有同感地点点头。在我们那儿，无论生前是显赫尊贵还是贫穷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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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朵飘零的花180
　　 这些规矩，有些似乎看起来不合理，但在农村，约定成俗的风俗，是谁也无法改变得了的。东东是个男孩，所以他爷爷若死了，有人拿花蟠，他爷爷这一生，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送菜回来的顾斌听我们在谈论这些，不由就皱了眉：“吃饭时间谈这个，真不吉利。”
于娟白了他一眼，还是住了嘴。
　　 在家吃了这么久的素食，乍一面对这满桌的鸡肉，我食欲大振。虽然鸡肉很粗糙，也没有什么鸡肉的味道，但这毕竟是肉啊。还有于娟做的几碟家常小菜，虽然不值什么钱，但很开胃。
　　 因为家里鸡经常死亡，东东早就吃腻了鸡肉，只捡别的菜吃。宋小帅叹道：“东东真有福气，我整天贩死鸡死鸭子都舍不得吃呢。”
　　 于娟打趣道：“以后你结了婚，也养[被过滤]，经常死的，到那时，你想吃多少吃多少。”说到这里，她望了望我，又加了一句，“海燕也是。”
　　 我窘得满脸通红，无意间抬头，却正碰上宋小帅火辣辣的目光，四目相对，我倏地低下头。我知道，于娟和顾斌在极力搓合我们。想想也是，同学间深厚的情谊是别人无法取代的。那时候，我和于娟同桌，宋小帅和顾斌同桌，若我和宋小帅真的成了，也是一段佳话吧。
　　 虽然，宋小帅的活泼外向，宋小帅的嘻皮笑脸，宋小帅微胖的身材，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若能和他结婚，我就可以在家里安定下来，永远留在妈妈和弟弟的身旁，也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呢。
　　 只是我有些担心，以我现在的名声，他和他的家人，会接受我吗？

　　 吃过饭，于娟麻利地收拾碗筷，抱到院内的机压机边洗涮。谁知她刚走进院内，便传来一声惊呼：“鸡还在死！”
　　 我们闻言都跑了出去，只见院内的围网中，又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只死鸡。有的死鸡嘴里还叼着饲料，另外还有几只虽然没死，却也没精打采的。顾斌迅速反应过来：“天太热，很多人家都生鸡瘟了，快把死鸡和己经发病的鸡拎出来，防止传染到别的鸡身上，我去买药打针！”
　　 原来每个养鸡的人家，都有针筒，鸡生了病，根据相关的症状买来药片或药水就行了。说话间，于娟和宋小帅跨进了围网，将死鸡和发病的鸡扔出来，和没有发病的鸡隔离。顾斌刚飞奔出去买药。
　　 我帮不上忙，便去洗碗筷，收拾干净，顾斌也买来药片和药水，药片研碎掺在鸡饲料里，药水则分别刺在鸡的腋下。但没有来得及打药水的鸡，还在不停地死，望着死鸡越来越多，于娟急得抹起了眼泪，连声乞求道：“老天爷，行行好，不要再死了，不要再死了，再死今年我们就白忙活了。”
　　 我听得心酸，这些鸡都喂了近三个月，眼看就能卖了，这样一生瘟，不但三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连本带利，不知要损失多少呢。顾斌家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也不好再呆下去，安慰了于娟一会儿，便和宋小帅起身告辞。
　　 刚出门，宋小帅便担忧地说：“连本带利，不知要损失多少呢。他们家生活，除了顾斌贩死鸡死鸭子，就靠这些豢养鸡了。你知道吗？于娟和东东是没有口粮田的，三口人只有顾斌有口粮田，于娟爱面子，再加上娘家也不富裕，她的口粮田虽然在娘家，她也不好象有些人那样，回娘家拉粮食。”
　　 我点点头：“知道的，我们村很多分过土地后嫁来的媳妇也是这样。”
　　 宋小帅无奈地说：“虽然他们没有土地，但依然被称人为农民，没有土的也叫农民吗？想想真是讽刺！”
　　 我怕他又说出什么激烈的话来，安慰道：“大家还不都是这样过，你不要想那么多，想也没用的，反而自己受累。”
　　 他自言自语道：“我原以为你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思想的女孩子，和他们不一样，没想到你也这样麻木。”
　　 我尴尬道：“我再怎样聪明再怎样有思想，我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子。”
　　 他沉思一下，点了点头：“也是，你这次回家，还打算出去吗？”
　　 我苦涩地说：“我不想出去，一点都不想，可在家里，我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他笑笑：“随便做点什么就行啦，比如编苇席啊，喂豢养鸡啊。这些你要是都做不了，就买几只小免子喂呗，每天只要到地里薅青草就行了，也不象豢养鸡那样容易生瘟疫。”
我半真半假地说：“那你怎么做这些事呢？你说话一套一套的，牢骚满腹，可你贩卖死鸡死鸭赚的就是昧心钱。去年非典，还有这几年的禽流感，听说都是通过鸡鸭传播到人体的呢。”
　　 宋小帅一瞪眼：“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我是农民，土地都被村干部及期亲朋好友承包了，开电器修理铺又没有本钱，你叫我做什么？再说了，你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你应该知道，农村哪家鸡生瘟疫死了舍得扔掉？就算不卖，也都是自家吃了。前几年猪肉生瘟，那些米猪肉还不是把米粒去掉照吃不误，煮熟就行，也没见哪家因此死人了？农村人，一年难见几次荤腥，再象城里人那样讲究，就别想活命了。”
　　 确实如此，我小时候家里死了鸡鸭，那时候并没有人来收，都是自家吃的，那些鸡鸭，几乎都是病死的。记得每次家里死了鸡鸭，爸爸妈妈因此要难过好几天，我和我弟却盼着多死几只，因为可以改善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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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现在的处境很不好，宋小帅的出现，无疑为我的生活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但我残存的虚荣心还是对宋小帅从事的职业不太满意的。倘若我真的和他走在一起了，以后亲戚朋友若是问起：“海燕，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我怎么回答？我难道这样说：“他是收死鸡死鸭的。”多不好意思啊。
　　 所以，明知自己没有理，我还是底气不足地说：“你可以做别的，可你看你，除了贩死鸡死鸭就是卖假烟，没一样是光明正大的。”
　　 没想到，他竟然强硬地说：“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造鸡蛋、鸭蛋满天飞；猪肉有瘦肉精；大棚蔬采加生长素，因为虫子的抗药性强了，农药制造得越来越毒，每一片叶子上都浸满了农药；水果放催熟剂，水果贩子为了防止腐烂，喷了许多化学药水；火腿肠是几十种化学药品调制的，有的还放敌敌畏；鱼是被污染的水里养的，吃了会得白血病；猪血吧，屠夫们常把猪屎、猪尿放在一起搅拌；更可恶的是地下工厂加工的潲水油，他们用猪桶去各酒楼饭店收集脏兮兮的潲水，再用简陋的工具分离出里面的油，很多人贪便宜，吃的都是那种油。前几天，我家一桶油吃到后面，都看到底部黑乎乎的沉淀物。我们农村人还好，吃的是自己打的粮食。听说有些黑心的米贩子，为了增加大米的重量，竟然把白石头粉碎了拌在大米里。还有的为了增加大米的光泽，竟然把工业用的石蜡拌在里面。又是白石头又是石蜡的，你说这米还能吃吗？我说的还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还有更多致人于死地的行当。和他们相比，我贩卖死鸡死鸭算什么？我贩卖假烟算什么？”
　　 他越说越气，声音也越来越多，说到最后，简直是冲我嚷了，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我甚至看到他额头上的青筋在跳呀跳得。
　　 我吓得大气都不敢说，好半天，才无力地说：“你干嘛这样大声，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吗？”
　　 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仿佛看到我的五脏六腑一样，最后撂下一句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并不是嫌贩死鸡死鸭昧良心、不卫生，你是嫌我是贩死鸡死鸭的！”
　　 我张了张口，他却根本不再听我解释，看都不再看我一眼，拂袖面去！

　　 望着他迅速消失的身影，我心里一酸，差点落下泪来。我好后悔自己刚才说的话，现在，我多么想告诉他，我不嫌弃他，一点都不！
　　 经历过这么多的坎坷和挫败，我终于能够理智地分辩，哪个男人对我是虚情假意，那个男人对我是真心实意。宋小帅，他对我没有任何隐瞒，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是坦坦荡荡。特别是他注视我的时候，眼晴是那样地清澈透明，没有一丝保留。
　　 可是，我竟然虚荣地嫌弃他所从事的职业，而忽略了他的勤劳与善良、他的聪明与幽默、他的开阔的视野与不同于一般的抱负。所有这些，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说，是多么难得与可贵啊。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竟然不知道珍惜，还把他气走了。此时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痛恨我自己！
　　 我推着自行车，连跳上去的力气都没有了，垂头丧气地走回家。我妈一看到我就来了精神，迎上来笑眯眯地问：“怎么样？他有没有跟你什么？”
　　 我没精打采地问：“说什么啊？”,
　　 我妈亲昵地打了我一巴掌：“这孩子，莫非连你妈都想瞒着？”
　　 我沮丧地说：“什么也没说。”
　　 我妈这才看到我神色不对，立刻紧皱了眉：“怎么？是不是他也听到什么风声了？嫌弃你了？”
　　 这其实也正是我担心的，我恼羞成怒道：“什么跟什么呀？”唯恐我妈再说一些让我伤心的话，便转移了话题，“今天周未，海鸥还没回来吗？”
　　 我妈不满地说：“早回来了，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中，我叫他他也不理。”
　　 从我回家到现在，海鸥从学校一回家就围着我转。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关于我的流言蜚语传到他耳朵里影响他成长和学习。但他一直快快乐乐的样子，我便渐渐放下心来了。如今听妈妈一说，心里还是不由一寒。
　　 我推开海鸥的房门，只见他躺在床上，睁大眼晴瞪着房顶。我轻声叫道：“海鸥。”
　　 他赶忙坐起来，勉强笑了笑：“姐。”
　　 我关切地问：“听妈妈说你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小声说：“没什么，快中考了，这段时间大考小考的，要记很多东西，感觉很累。”
　　 我从幼儿园上到高中，历经大考小考无数，特别是中考和高考，试卷撂起来都能堆成几座小山了。白天要接受填鸭式教学，晚上做题到十一、二点，早上五、六点就起身死记硬背，可谓身经百战，当然知道其中的艰辛。
　　 我安慰道：“你在班里从没低于前三名，成绩稳定，只要正常发挥，一定能考上的，不要太担心，你绝不会比姐姐差。”
　　 海鸥点点头，却几次欲言又止。我以为是他学习太紧张了，也没放在心上。

　　 我的心，己经被宋小帅占得满满的。他那爽朗的笑声，他那愤世嫉俗的谈吐，长久地萦绕在我耳边，挥之不去。悔恨和矛盾纠缠着我，让我身心俱惫。
　　 我很希望他再来找我，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半个月过去了，他再没来找过我。每当村里有人吆喝叫卖的时候，我总会侧耳细听，分辩是不是他的声音，但结果却总是令人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