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艾滋病：我相信我没有看到的（为农民而作）[图]

踏浪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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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船



桂希恩（摄影 建国）
无语老人（转载网络）


从7年前开始，我加入了一场战争，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战争。事实上，我知道战争的敌人并不是艾滋病和病毒本身。而是，那儿！
加入这个战争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寻找机会揭开艾滋病在中国中部存在的黑幕，同时也得以于同事李玉霄的前期铺垫。当时的采访是艰难而敏感的，因此李把这个村庄定名为“西河村”，随着时间推移，我将这个西河村给换成了它本来的名字“新蔡县古吕镇东湖村”——古吕，多么好听的名字啊。
1998年，我在河南一家著名的报社任职，当时民间悄悄流传着河南农村有大量艾滋病的传闻。他们突破当时的种种封锁，以一个输血感染HIV病毒的儿童为突破口，揭开了艾滋病在河南存在的事实。同时，一些志愿者和医疗工作者开始通过民间渠道进入河南南部的艾滋病村。而高女士偶然的发现，也给拜访她的我提供了一个更多了解的可能——高女士后来的际遇风卷雨非，甚至酿成了一个地球媒体关注的人和事件，真是HIV病毒携带者的福音和这个国家这个中原省份的悲哀。
感染病毒的村庄，感染了我们，激活了我们体内，和人体HIV以及社会HIV进行战争的细胞。
这家河南的报社为了曝光艾滋病，付出了令人尊敬的劳动和智慧、勇气——长达10个版面的报道《艾滋病在河南》进印刷厂之前，只有几个编辑记者和总编辑知道，以防泄密。
这是一个河南爱滋病历史上不应该遗漏的历史细节，也许在中原的报业发展历史上会被忽略。但是记录下来是必要的。参与这个报道的有四个当时大河报社的老总，以及当时在中国周末刊物里声名渐隆的《大河报特别关注版》的记者和编辑，我现在还能依稀回忆起来有宋立民先生（现湛江师范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丽（现大河报城市新闻版主编），主任冯小霓（现副总编辑）以及编辑丁艳敏女士，赵瑞莹女士，赵锋先生等等。
在文章里，他们把这些村庄和那些感染病毒的孩子称为孤独岛屿上的人。我至尽对那个叫小帅的爱滋病感染儿童有深刻的印象。
我的母亲告诉我，几个老亲戚家的青壮年死了几个了，得了怪病。他们卖过血。 我仔细回忆他们日渐生疏的面孔，询问母亲这些我称呼为表叔表哥的亲戚们为什么卖血的经历。
当时在河南，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告诉人们村庄的真相。那些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被雪藏在河南南部、东南部连接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半月状地带。
直到2001年，我等来了机会。我来到了南方周末工作，可以说，在从事经常性的调查报道和社会报道以及观察报道之外，这是我最迫不及待地愿意操作的选题。而周末的长期关注，显然这个选题在提交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价值判断上的不同的。我记得这个选题是编辑部主任长平和后来的主任陈菊红老师陆续领衔操作的。
事情很顺利，这得益于在河南的时候得到的素材和偷偷进入艾滋病村的经历。当时的文楼村已经成为外国媒体，注意，是外国媒体关注的中心。这当然要感谢高女士和桂希恩教授。当然，也成为当地ZF严格关注而设防的地方。于是我们选择了李玉霄曾经潜入过新蔡县城旁边的一个村庄，这个3000个人口的村庄，差不多有六、七百名村民是艾滋病人。
李作为一个著名的灾难记者，曾被我们戏称为李灾难。很难说他是见证灾难的蜘蛛侠，或者是让灾难是整垮他的蜘蛛侠。他面对过的HIV村庄，看起来灾难是温和地慢慢地下了杀手的，但是这种痛苦要比喀嚓性的痛苦，更给这个国家和陷入病毒折磨的人群更深远的磨难。

的确，我们通过自己努力的一部分，和其他人一起，逐渐地让河南艾滋病的黑幕揭开。

采访是艰难的，尽管艾滋病人非常信任我和我的报纸，但是我们必须躲避当地有关部门的围追堵截。他们甚至认为，揭开艾滋病真相是对当地的羞辱、是对政◎绩的毁坏。
每一次到河南艾滋病农村，都在玩老鼠和猫的游戏，我不得不采取在深夜进村或者是中午一些跟踪者吃饭的时候去。有的时候你刚到村庄，当地有关部门的车辆就会呼啸而至。村庄里总有一些告密者存在——我对他们实在恨不起来，他们也是艾滋病患者，在缺医少药的村庄里，来自有关部门的药物许诺，总比接受一个新闻记者的采访有益处，尽管那些药廉价，尽管仅仅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药。
不幸总是会发生的。在几次采访后，我终于被软软地禁在某个地方。
当地ZF有关部门的两辆车顶带灯的车和其他两部汽车，差不多有20多人，把村庄给包◎围了，所有的路口都有人把持。我被软◎禁在村庄学校的屋子里，艾滋病人、他们的孩子，差不多有200人吧。一群群地看着我，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我。对了，还有那个我的“爱滋病女儿”——因为我这样提她，我自己也保受争议和责难——也在人群里眼泪巴巴地看着我的狼狈的熊样。
我被穿制服带枪的人告知：凡是来这里的外地人都要接受审查，他们领导要求要我接受调查。我拒绝了，我说，只要你们中有任何一个人说你们到郑州或者北京或者其他某地时，有接受审查的经历，我就接受。
  
4个小时过去了。一天没有吃东西，说实话，能不饿吗？我知道他们要什么，照片和采访记录。
    
我只得告诉报社，我走不了，报道可能无法发出——我此刻觉得自己如一个美国记者在非洲新成立的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宫殿大门前数台阶时被逮◎捕的心情一样沮丧。
6个村子里的艾滋病人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在我强行出村的路上保护我，他们甚至决定用自己身上的病毒，对付那些可能对我产生威胁的官员。我尽管力劝他们不要这么做，但是他们不理会我。
我的担心是多么地不多余——要知道，他们要在这里生活到艾滋病将他们的生命夺走为止，而我可以随时走开。
我强行地突破这些为了责任而不顾一切的干部们的包围圈，走到村口我回望的时候，看到几百个村民就那样看着我，看着那20多个人跟我走。我坐人力三轮车，车主是个艾滋病人，身边是6名骑着单车护送我到汽车站的病毒携带者。那些人坐在汽车里跟着我。
那一刻，我甚至觉得，HIV算什么呢？它除了能杀死一个人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干。从这个角度看，HIV病毒比人更象敢作敢当的自然中的汉子！
在路上，我想到了掉包计策。准备给他们一个空白的胶卷。事实上，我拍的数码照片。 车站到处有他们的人，有穿制服的和不穿制服的。
一辆在当地已经非常豪华的黑色汽车嘎的停在我的身边，那个司机笑眯眯的说，师傅去哪里？
  
我说，让你们的领导来吧。
  
一个头儿和我讨价还价，我要求他必须保证我路上安全，我给他胶卷和资料。我说资料在脑袋里，总不能把头留下来吧。
说起来有点危言耸听，事实就是如此。 危险还是存在的，如果30分钟内他们发现胶卷是空的，即使我跑到另外一个县城，一个电话过去就可以堵着我的去路。
我要求他给我写一个路上安全的保障纸条，并且写上自己的名字担保，他高兴的痛快的答应了。
此刻我害怕的是突然出现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将我抢夺或者痛打，即使我报案，警方认真立案并且迅速破案，也许所有的东西能找回来，除了采访记录和照片。这样的策划是我们新闻记者无法比项的。
报社编辑部有一个大的中国地图，报社老总和编辑在广州指点着我逃跑的路线，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离开。
我租了车，一路狂奔，遇到迎面的警车我会立即躲在座位下面。乡村公路上连一个可以逃避的岔道口都没有，简直是死路一条。司机紧张地开车说，你这是干吗啊，你不是害我吗？
  
换了三部车，终于安全了。
当然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中◎国ZF宣布中国存在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事实，河南ZF终于同意向媒体主动开口说话。省ZF委托河南省卫生厅接受NFZM的专访，这是艾滋病在河南之后的首次独家报道。这对国内外记者在河南的采访由暗访转为公开有了开始，尽管，还有许多禁区。
河南的艾滋病问题远远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尽管ZF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文楼村自从2001、2003、2004年、2005年、2006年我再三去过后，我打算再也不会去文楼村了。千万的资金投入到这个村子，即使是沙漠也会变成宫殿。
我相信我没有看到的。
于是我想，我要去的地方是人们也看不到的地方。我想，我忠于事实的报道，总算是给这块土地上需要发出声音的人们一些交代。
  
从村庄的农民到艾滋病孤儿；从村庄到ZF高级官员；从高◎YAO◎洁女士到桂希恩教授；从艾滋病感染着小李到第一个在媒体公开自己的大学女生朱利亚；从英雄般的艾滋病父亲马深义的家到吸毒者的家。我和我的团队关注着中国围绕艾滋病而涉及的方方面面。
在从1998到至今长达10年的关注中，我深刻地认识到，河南农村甚至全国的艾滋病人群，最重要的不是ZF投入多大的人财物，投入多少药品，救助多少儿童。需要让人警惕的，是这些村庄遭受到的可以预见的持续性伤害，是对河南乃至全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巨大的后遗症。
随着艾滋病人的陆续死亡，在河南将出现一批产生巨大落差和空白的村庄。青壮年的死亡留下没有经济依靠的孩子将缺乏持续性的教育；人口繁衍将出现断代；土地问题，经济发展，等等。这可能会给河南经济发展带来的显性和隐性损失将不是以千亿元计算的。
在这些年，我觉得自己无力。拯救不了世界，只能拯救一个、或者两个人，能做的只是这些。
  
2005年6月，在美国南加州的SAM 看到关于艾滋病女大学生的报道，打来电话说，他2004年7月感染HIV病毒，但这位籍贯江西省的留学生不想也不敢回国：
“在美国我得了艾滋病，就好象在天堂得病。”
他不知道回国后能不能再次回到治病的天堂，也不知道在国内自己可以不可以得到人格上的尊重。（本人对披露的部分史料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