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苍茫—顺德产权改革解读报告》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21:03

叛逆的自梳女

说到顺德的历史和民情风俗，就不免要说到自梳女。

“自梳女”是顺德历史上的特殊习俗，尽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已经渐渐成为“过去式”，但是它的历史性存在为我们探索顺德精神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本。

自梳女于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主要分布在顺德及其周边地区。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妇女承受着比男人更多一重的压迫。顺德有民谣唱道：“鸡公崽，尾弯弯，做人媳妇甚艰难。早早起身都话晏（音AN，去声，粤方言“晚”之意），眼泪未干入下间（音GAN，阴平。下间，粤方言指厨房）。”一些女子或因不堪忍受“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法对妇女的压迫和虐待，或为了逃避、反抗包办婚姻，矢志不嫁，并以公开的形式张扬自己的选择，形成了独特的“自梳女”群落。这种习俗延绵300余年，于晚清和民国前期达到高潮。直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封建宗法社会的日益瓦解和妇女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自梳女的习俗方才渐渐式微。

自梳女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侧影，也是透视顺德人文精神的一个窗口。

自梳女的名称就表达了与婚姻的决裂。

旧时女子出嫁，由母亲为之梳起发髻，就有了一个出嫁的标志。旧小说将为娼女子的初夜称“梳栊”，应当与此不无关系。

顺德那些立志不嫁的女子只须简单履行一个仪式，然后自行束髻，以“自梳”发髻明志。这就是“自梳女”名字的由来。

1996年版《顺德县志》对“自梳”的过程有描述：

“仪式通常在自梳女及不落家妇女聚居的‘姑婆屋’内举行，当事者预先购备新衣鞋袜妆镜头绳及香烛酒肴，以黄皮叶煲水沐浴，设供拜观音，立誓永不婚嫁，然后由年长的自梳女将其辫子梳成发髻，更换新衣新鞋，向其他自梳姐妹一一行礼，经济宽裕的，还须摆酒宴客。履行仪式后，该女子即为‘梳起’，正式成为‘自梳女’，终身不得翻悔。”

这段文字里提到的“不落家”妇女则是“自梳”习俗的变体。有些女子受父母胁迫，无法“自梳”，就采取假婚办法，过门行婚礼却不与丈夫同寝，三朝回门即不再去男方家。这就是“不落家”。

据说假婚的女子在行婚礼的三天里防范极严，事前由相知女友用厚布将其全身严密缝死，并大量服用有敛尿作用的煨白果，以免如厕时受到侵犯。有的还身怀利器，以作防卫。女友们在裹布上做了印记，回门后发现有拆过的迹象，则群起殴之，并与之断绝关系。

自梳女平日仍居住在娘家，自食其力，闲时就在“姑婆屋”聚会，如此终其一生。

依民间习俗，女儿不能死在娘家，所以年老或病重的自梳女必须搬到“姑婆屋”里去寻找最后归宿。不落家的女子因为已有夫妻名分，而且平时逢年过节一般都到“婆家”去客套一下，算是一家人，所以年老病重时由男方接回去送终。此时男方大多早已另娶，“不落家”的女人最终还是落入了那个“家”，逃不出封建社会设置的网络，苍老心中的感伤恐怕无以言表，生命的结局就在这种感伤中指日可待。

为了抵御社会的种种钳制，自强自立，自梳女又创造了一种叫“金兰契”的生存形式，即两个相好的自梳女共拜天地，形成契约，然后如夫妇般同居共处，相互照料。富家的自梳女则在年老时选择嗣女照料生活，继承遗产。做嗣女的当然也做自梳女，将自梳女精神“代代相传”。也有自梳女选取较中意的青年男子，资助其成家，日后所生子息就有为这自梳女养老的责任。

自梳女现象的存在，是中国妇女与封建黑暗势力抗争的产物。尽管她们只能选择逃避，但那是一种充满勇气的逃避。

我曾经在顺德街头偶然遇到过自梳女，她们已经不再梳发髻，背后结一根花白且不免有些稀疏的辫子，穿着大襟的旧式衣裳，似乎很是安然，神情举止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谁能知道她们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上有过怎样的孤寂、酸楚和茫然呢？

在顺德的沙头村，有一座建于1951年的安老院,叫“冰玉堂”。那是该村400多位在新加坡当女佣的自梳女和百余位留在家乡的自梳女捐资8万元兴建的。这座寄托着自梳女们“玉洁冰清”情愫的建筑，成为沙头村旅居海外的自梳女心中一盏沾满乡愁的灯。凡旅居海外的姐妹回来，没有依托者都可以免费住在这里。1978年，新加坡的沙头村同乡会又捐了6000元坡币对冰玉堂加以维修。只是存世的自梳女越来越少，追忆往昔，不免给人“空庭日长怕黄昏”之叹。

听说世俗风气已经悄然演变，如今从新加坡回来以求叶落归根的自梳女已经少有在冰玉堂里寻找孤寂，很多住入了自己的子侄家。

自梳女大多吃斋信佛，冰玉堂里就设有观音堂，供自梳女顶礼膜拜。在与神祗的交流中，自梳女获得人生不可多得的一份慰藉。

据《羊城晚报》2001年1月13日的报道，位于广东肇庆市塔脚路的观音堂里，还有11个自梳女经常相聚。她们吃斋拜佛，淡然安度晚年。报道说，11个人中，最年长的已经91岁，最小的那个也已经68岁，是16岁那年为了反抗父母将她嫁给一个30多岁的大烟鬼而“自梳”的——以此推算，时间应在1949年前后，那正是“解放”妇女的年代。这位从高要县逃来的女子大约算得上是最后一个加入自梳女行列的人了。报道所附的照片上，她也没有留发髻，蓄着短发，与一般的老妇人打扮无异。

如今的年轻人大多不知自梳女，不知道上几辈的女性中曾经有过如此幽怨而刚烈的故事。澳大利亚南威尔斯大学的一位教师想拍一组关于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电视短片，将自梳女列入了他的拍摄计划。2001年春节过后，他背着一台小型摄像机自个儿在珠江三角洲四出乱窜，因为无从打听，最终连自梳女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为什么没有人以自梳女为题材，拍一部电视连续剧呢？“自梳女”现象的后面，隐含着多少中国文化的内涵！

需要“自梳”的时代早已过去，旧日的自梳女正渐渐离开我们，离开抛洒过多少妇女血泪的人类社会，默默地化入无比深邃的历史苍凉背景之中。

今天的社会也有独身一族，且有渐次壮大之势。但他们图的是洒脱，不可能体会自梳女们心中的痛苦和无奈，也不可能体会属于她们自己的那一份恬静和满足。

望着自梳女渐行渐远的身影，我们难免为人生的沉重生出一丝惆怅。

但是，夕阳的余辉并没有带走一切，自梳女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视野，她们精神层面的某些东西至今留在顺德，留在人们心中。

为什么自梳女现象出在顺德并以顺德为盛？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自梳女现象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也是顺德发展史上一以贯之的某种精神风貌的体现。

顺德人从来不顺从于命运的安排。

顺德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立县，在古老中国的县治中，算是较年轻的一员。立县之前，今顺德的大部分地区属南海县地界。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广州爆发了岭南历史上著名的黄萧养起义，起义军建立大东国，建年号为“东阳”，黄萧养称东阳王。起义军的影响遍及广州、佛山、南海、番禺、新会等地。因黄萧养是南海人，南海遂成为起义军的根据地，起义军的主要活动均以南海为依托。1450年，起义军失败，朝廷除了纵官兵大肆屠乡之外，为了强化对起义策源地的管制，以解决刁民之患，特划出包括黄萧养家乡冲鹤堡在内的南海三十七堡及新会的部分地区设置新的县治，于是就有了顺德县，其名字取“顺天威德”之意。

寄托着统治阶级理想的这个“顺”字，其来源却与叛逆有着直接的关系。俯首贴耳的名号下面，是澎湃的热血。

广州著名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面对宽阔的珠江，三条水道在此相汇，形成深潭。传说黄萧养战败退到江边，水面浮现一只大白鹅，载他远去……美丽的传说留下了“白鹅潭”的名字，寄托着老百姓对叛逆者的崇敬和怀念。

自梳女的血管里，川流不息的正是顺德人源远流长的叛逆精神；她们柔弱的体内，弥漫着顺德人自强自立的勇气。

这种精神和勇气，在今天的顺德人身上依然非常明显。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顺德人正是以标新立异的勇气迎来了自己的早春。

但是还需要看到的是，精神世界需要世俗生活的维系，顺德的自梳女习俗能够成为社会风气之一，且延绵数百年，与顺德的社会经济发展不无关系。

较远的自梳女的生活状况已不可考，想必她们能够自力维持，否则这种习俗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托，不可能一直沿袭下来。

到了清末民初，自梳女习俗的继续存在已经与当时顺德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密切的关联。

19世纪70年代，在蚕桑种养蔚然成风的顺德，作为新兴产业的机器缫丝业迅速崛起，缫丝工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1874年，顺德县龙山乡办起了岭南第一家机器缫丝厂。至1880年，五六年间，顺德共创办了24家机器缫丝厂，资本360000两，有工人9600人，居于珠江三角洲各县之前。至19世纪末，顺德已拥有机器缫丝厂百余家，产业工人达到6万多。据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当时上海的产业工人尚不足5万人，天津则不满5000人，顺德的产业工人数竟超过上海与天津的总和。20世纪上半叶，顺德的蚕丝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据1934年香港的报道，包括手工作坊在内，当时顺德的缫丝和丝织工人已达27万之众。

新兴产业的发展给老百姓创造了新的机会，许多自梳女都在缫丝厂工作，足以自食其力。据《宣统南海县志》二十一卷记载，在当时的机器缫丝厂，一个女工的生产效率可以胜过十多个手工工人。

顺德人——套用我们对中华民族所作的高度概括性描述——勤劳、勇敢，顺德的女人当然也不例外。丝业衰落之后，不少顺德人远赴海外谋生，所以至今只不过百万人口的顺德，却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40多万海外乡亲。许多自梳女也顺着东南季风离开故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留下了顽强生活的足迹。据一些媒体的约略估计，漂泊南洋的顺德人中，至少有两三千自梳女。她们或做女佣，或同男人一样，头顶亚热带的灼热阳光，在橡胶园里割胶。

尽管艰辛，尽管还谈不上衣食无忧，仍需要沉重的付出，但是社会毕竟为自梳女提供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所以，在顺德机器缫丝业最为发达的历史阶段，那些立志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青年女性更加坚定，形成了顺德自梳女现象尤为普遍的时期。

顺德经济的发展不但助长了一些青年女性矢志不嫁的勇气，成就了一种特殊的地方习俗，更重要的是，它推动着商品经济的意识在这片土地上悄悄蔓延，并且渐蓄渐浓，促进了顺德人观念的转变。

顺德从1452年开县治起，至改革开放后的1992年撤县改市，再到新世纪的2002年，历时凡550年。在这段不算短的历史中，顺德商品经济意识的萌生和发展一直走在前列。

珠江三角洲与太湖流域、四川盆地一起，构成了中国的三大主要蚕桑生产区，顺德则是珠江三角洲桑蚕种养的佼佼者。早在北宋徽宗时期，顺德一带就开始植桑养蚕。明嘉靖年间，由于澳门成为中外贸易场所，国际市场对蚕丝织品的需求及时影响了顺德，顺德的农民顺时应势，开始由传统的种植果树向种植桑树转移，出现了专业性商品农业生产。到了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ZF封闭了沿海各对外通商口岸，仅留下广州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以致广州的生丝外销量激增，价格上涨。顺德的农户即作出反应，“弃田筑塘，废稻树桑”，掀起栽桑养蚕的热潮，好些地方干脆就消灭了稻田，变成纯粹的桑基鱼塘地区。

桑基鱼塘是一种综合利用的生产结构方式：在鱼塘周围种上桑树，桑树荫蔽鱼塘，调节水温；桑叶养蚕，蚕粪喂鱼；每年起的塘泥又肥了桑树。如此相互作用，形成良性循环。以此为出发点，后来又有了蔗基鱼塘、果基鱼塘。

顺德人的桑基鱼塘影响深远，联合国曾给予充分肯定的肯定。记得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地理读本里，在介绍南方的农业经济时，就有关于顺德桑基鱼塘的文字，还配有照片。

由于适应市场，紧跟市场，顺德的粮食生产与经济作物生产此消彼长。作为农业县，顺德的粮食却不能自给自足，无以形成封闭式的经济，交换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因而日益突出。从18世纪中叶开始，顺德已经初步形成商品经济的氛围和基础。

据清乾隆年间顺德人龙廷槐写的《敬学轩文集》记述，当时顺德人从商者甚众，“省会、佛山、石湾三镇客，顺德人居其三。”顺德商人甚至“足迹遍天下”，把生意做到了中原和江南、海南。顺德商人足迹所至，顺德会馆纷纷出现，又进一步促进了顺德的对外商贸交流。

清咸丰年间编修的《顺德县志》说，当时的顺德人“大率耕六工二，余则贸迁其事。”农民只占60%，务工者和为商者各占20%，这种结构在农业中国应当是不寻常的了。它虽然不是精确的调查结果，但是大体上应该可以反映顺德的发展趋势。

顺德的容奇地区曾经是蚕茧和蚕丝的集散地，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国际生丝市场兴旺时期，容奇有“一船白丝去，一船白银归”之赞誉。每当蚕丝上市的时候，顺德各地运到广州去的蚕丝换回了大量的银元，平均每天达30万元，最多时曾有一天换回银元七八十万的纪录，顺德因而又有“广东钱庄”之美称。

由于缫丝业与商业的迅速发展，顺德一年需要一亿多元银元周转，金融资本应运而生。第一世界大战前后，顺德共有钱庄44家，占珠江三角洲私人钱庄总数的65·2 %。顺德的资本与广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钱庄是广州银业的联号，当时广州50%的银行家与55%的金融资本来自顺德。

除了钱庄之外，买卖蚕茧的中介也出现了，市场经济的结构初现端倪。

但是时代的变迁如大浪淘沙，如今，顺德盛极一时的桑蚕种养早已失去了头顶的光环，因而也失去了农民的宠爱，随同另一个后起的传统支柱产业——种蔗榨糖一起，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再被人关注。顺德人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家用电器上去了。

蔗糖产业尚且留下了一个近70年历史的顺德糖厂，桑蚕种养却已经无迹可求。但是桑基鱼塘留下了一份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财富，这一段光荣显然已作为集体潜意识，溶化在顺德人的血液中。

1997年10月11日，《顺德报》发表了招汝基、郑年胜的长篇文章《高举旗帜、不断探索、继续前进》，文章说：

“顺德人在长期从事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永不满足、不断追求完美的意识，因而他们不故步自封，不墨守成规，不迷信，敢于正视现实，有强烈的改革进取的欲望。早在平均主义盛行的六七十年代，顺德农村养蚕始终坚持论产计酬的制度，戽泥、割草也要按量记工分，这些在当时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更使顺德人如鱼得水。在20世纪末，顺德人的许多作为与他们的祖辈追随蚕丝时的敏感、坚决和迅疾同出一辙。

这块土地上弥漫的商品经济意识，导演了顺德人一幕又一幕的贴近市场的故事。

“科龙”冰箱的起步就是这些故事中的一个。

1983年，担任容奇镇工交办公室副主任的潘宁带着镇办企业容声电器厂的两个负责人，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考察，想确定开发新产品的方向。

在外转了一个多月回来，他们决定生产电冰箱。

此时，这一群人根本就不了解电冰箱。当时曾有人从澳门弄回来一台旧的电冰箱，嫌表面太旧，请潘宁让人给重新上漆，装扮一下。潘宁就安排人把这台电冰箱推进了烤漆炉，那是为电饭锅烤漆用的，潘宁想，原理总归差不多吧？没想到从烤漆炉里出来，电冰箱的表面倒是焕然一新，里面的塑料部件却全部都熔化了。

幸好研制电冰箱的信心没有被熔化。

潘宁了解到，国产电冰箱虽然早在1956年就诞生了，但是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生产，从那时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22年间，全国累计生产的电冰箱只有15万台，而且都是单门的。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初的那几年，电冰箱依然是大多数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所以潘宁那一班创业者认定，制造电冰箱将是一件具有美好前景的大事，尽管许多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异想天开。

镇ZF只为电冰箱的研制给了9万元，以潘宁为首的创业者们已经非常满意了。

接下来是四路出击：一路去西安交通大学学制冷技术；一路去全国各地的电冰箱厂“拜师学艺”；一路负责考察消费市场；还有一路调查有关电冰箱生产的各种资料，包括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还包括竞争对手的基本情况，并买来国内外各种型号的电冰箱作为样机解剖。

1983年9月，顺德人的第一台电冰箱在乡镇企业诞生了，据说这是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台双门电冰箱。这台电冰箱取名为“容声”，它后来成为科龙集团的系列品牌之一。

这台冰箱的外壳主要是用锤子、锉子等简陋的工具弄出来的，所以许多宣传都说：“科龙”的第一台冰箱是用锤子手工敲打出来的。在“科龙”的产品陈列室里，至今陈列着当年用过的锤子和简易的万能表，作为光辉里程的史料昭示后人。

电冰箱虽然造出来了，但是当时中国的电冰箱生产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生产原料及销售计划都要根据国家的分配，小小一个乡镇企业，怎么轮得到分一杯羹？但是，你不列入“定点”，就只能是黑户，就没有权利生产，生产了也没法卖出去。于是潘宁等人带着自己生产的电冰箱上了北京。

那时的北京还没有潘宁这等人说话的份，他们是跟广东省工业机械厅电器仪表工业公司的领导一起去的，既为了壮了胆，也为了增强说服力。

那台还没有名份的电冰箱在京城的遭遇是什么？

1999年，“科龙”高层变动，潘宁将帅印移交给当年一起创业、当了近20年第二把手的王国端。也许是为了对“潘宁时代”有一个总结，2000年，“科龙”出了一本没有出版社、也没有书号的出版物。这本题为“足迹”的书印了2万册，记载了“科龙”的发展之路，其中有一节写了潘宁那此北京之行：

“广东省工业机械厅出了双门电冰箱的消息像扔了颗炸弹似的，令全场轰动，可是当工业公司的领导补充说：‘这是我们属下的顺德一家乡镇企业研制成功’的时候。本以为可以得到一番类似于‘从农业敲打出了工业’的之类的赞美之词或是某种褒奖的如意算盘，仅仅拨了一个算珠，便令那些刚才还兴奋不已的人们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一位部级领导当即训斥道：‘这是骗局，这肯定是骗局！’并毫不迟疑地补充：‘广东临近港澳，随便买上一台进口冰箱，换上自己的商标，就拿到北京来骗称是自己的产品，来向国家要原材料、要压缩机，好使自己进行投机倒把活动。’”

书中说，潘宁“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真的”，还一一诉说了攻关人员如何连续奋战58小时，参与研制的大肚婆如何地夜以继日。

书中却没有写到潘宁当时的心情。我想，那一定是五味俱全，如果问到他本人，他大概只能叹息一声“天凉好个秋”。

后来，机械部终于同意派人到顺德看看虚实，一个六人鉴定小组开进了工厂。几天以后，六人鉴定小组带着厚厚一摞照片回北京去了，留给顺德人忐忑不安的等待。

经历了重重的心理煎熬，“骗局”的帽子终于摘了下来，国家同意将容声冰箱列为定点生产产品。

容奇镇拨出40万元，珠江冰箱厂正式启动。

计划经济体制只刚刚开始松懈，突围依然困难重重，但是市场像灯塔远远地呼唤着顺德人躁动的心。

顺德人的家用电器生产都是对市场的渴望所催生的。

在顺德的乐从镇，我采访过以生产“神州”热水器闻名的广东神州燃气具联合实业公司，总经理张鸿强给我介绍了“神州”热水器的起步。

1984年3月，当时还是乐从镇农机厂厂长的张鸿强到香港探亲。在亲戚家，他第一次见识了热水器。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几个人听过热水器的名字，张鸿强也一样，觉得很新奇，待到使用之后，心里就放不下了，他想到了自己那个厂子。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县镇一级基本没有什么工业，农机厂却肯定有一个。那年头，生活用品可以从简甚至不要，为生产服务的农机厂却不能没有。但是自从分田到户以来，农机厂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乐从镇农机厂年产值只有30万元，已经有倒闭的危险。

我们厂能不能生产热水器呢？张鸿强为自己这种想法激动。

他从香港带着一台热水器赶回厂里，立即同部下开始琢磨仿制。那是一台日本货，没有图纸，只好将它开肠破肚，照着样儿研究。

1985年秋天，“神州”热水器研制成功，农机厂弃旧图新，成为燃气具生产厂家。

两年以后，这家企业的年产值就突破了1000万元。

有了钱，企业就有了飞翔的翅膀。“神州”分别赞助了第六届全运会和亚洲运动会的火炬接力传递，一时间名字传遍神州。

美国作家亨利·佩卓斯基在《器具的进化》一书里指出：

“真正推动工业技术革新的力量，在于人的欲望而非需求。”

中国的古话说：穷则思变。与前后左右比，顺德人并不穷，拿到更大的范围去比，就更不用说了，其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县级前列。可是顺德人时刻都在追逐新的目标，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就因为他们心中永远是饱涨的欲望。正如任仲夷一篇文章的标题说的：穷则思变，富亦思变。

富了的顺德人并没有假惺惺作出超越功利的姿态，他们依然不讳言赚钱，依然公开张扬自己的商品经济意识。

顺德市人大副主任伍国栋曾跟我说起过关于“贪”的话题。他说：

“在顺德，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有‘贪’才有发展。有人批评这种说法，认为‘贪’就会导致腐败，就不会发展。我认为这种批评不对。在这里，‘贪’是农民语言，指的是欲望、追求，没有这些，当然就没有发展。其实这只个是语言表述方式的问题。”

他说：“当干部的要善于演绎群众的话，不应当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从这点出发，他觉得“在基层当个领导挺有意思”。

这就是新的时代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吧？当年他给常委们讲费尔巴哈的时候，也许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这段心路历程。

记得在顺德驻京办事处，曾同陈用志谈到顺德人的商品经济意识，他告诉我一个比喻：

“老百姓说，搞市场经济是吸毒，戒不了，只能往前走。”

它说出了一个事实：在改革中尝了甜头、得了实惠的顺德人总在不停地前进，怀着永不满足的心思，欲罢不能。

　

老百姓的语言没有忌讳，它只重实质，不计较词性的褒贬。也许正因此，它才漫溢着书斋里所没有的生气。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23:28

四厢花影怒于潮

　

——为未来所做的铺垫

　

　

2001年初，作为世纪展望，中国科学院推出了一份中国现代化时间表：2050年之前，全国将有13个省市实现现代化，人口将占中国总人口的41.5%。其中，上海是在2015年实现现代化；北京是在2018年；广东在2021年；天津在2026年；江苏在2033年。排在最末的几位是：甘肃，2062年；青海，2065年；贵州，2070年；西藏，2090年。

似乎历史有克隆的爱好，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为自己赶上英国的时间定为15年，如今，我们为中国经济最重要城市的现代化目标实现，同样许以15年时间。

预测15年后的上海或许说得过去，因为15年时间毕竟不算太长，我们的眼光或许勉强可以企及；而上海的总体发展态势比较稳定，不可知因素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排在上海后面的那些省市呢？你凭什么认定到了21世纪的60年代，青海的发展就比甘肃要慢3年？那可是60多年后的事了！

在漫长的一个世纪里，关于“现代化”的标准无疑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前移；关于“现代化”的理解是动态的，将会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化。就我们自身而言，行进途中也将面临种种变数。时间越长，变数越大。谁能确保在未来的竞争中我们不会依然蹒跚于别人之后？或者较人们的预料更快地腾跃于别人之前？

现在我们居然可以将社会的百年进程玩于股掌之中，并且精确到具体的某一年，实在匪夷所思。

想到“大跃进”时期，那些亩产万斤的谎言也曾经许多科学家作过伪证，我们真应当为中国知识阶层众多人的无耻而悲伤。

有政治家说：我死之后，那管它洪水滔天。我们这些“科学家”大约也有类似想法：数十年后的事，谁管它真还是假！

或许，这些人本来就不是为科学而生的，是为政治而生的。

令人欣慰的是，关于实现现代化的时间预测，除了几家报纸说了一通之外，在民众中基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社会已经成熟了，没有成熟的只是“科学家”们。

我们的民族因行为方式而受到的历史惩罚还少吗？可惜我们依然不断地给未来准备笑柄。

　

顺德也处身于“建设现代化”的热潮之中。

此前的1999年7月27日，广东省委、省ZF发出《关于确定顺德市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市的意见》，希望顺德在6年之后的200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此，赋予顺德五项政策：

一，赋予顺德市更大的改革实验权；

二，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赋予顺德市行使地级城市管理权限，并直接对省负责；

三，中央驻粤单位特别是银行、保险、国税、邮电等单位，给予支持；

四，省委、省ZF召开的有关会议及省直有关部门的各项业务活动，直接通知顺德参加，文件、信息直接下达；

五，顺德市不再增设新机构，省直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干预或要求其成立对口部门。

顺德早就希望升为地级市，除了渴望提升一个级别之外，眼光更是盯着随升格而可以少上交的几亿元，但是总未能如愿。如今乘实现现代化之风，虽然没有正式将级别升上去，却获得了实际的权限，自然是大快人心之事。由此带来的兴奋想必甚于对现代化的展望。

根据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总体目标,顺德制订了“五个翻一番”和“十个上新水平”。前者是一些具体的数字；后者却是一些无法量化的弹性说法。

在1999年9月2日举行的“顺德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动员大会”上，陈用志代表市委、市ZF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其中说到：

“实现现代化的进程需要一届接一届的接力赛。”

“一届接一届”，似乎是一个远不只六年的说法。

按照现行的干部政策，陈用志知道自己不会在现有的位置上呆太久。但是，这句话更是顺德人对现代化的认识和把握。顺德人是从不低估困难的，也从不愿向未来许愿。

在一次访谈中，陈用志跟我说：“中国问题多多，我们这一代人在思想上完成转变任务就算完成了历史使命。”

“接力赛”的说法就是这种认识的另一种阐述。

值得注意的倒是陈用志报告中的另外一段话：

“全省不乏经济总量比我们大、城市建设比我们好、办法比我们多的市，为什么省委、省ZF只确定顺德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市？这主要是由于顺德有三大明显优势：一是机制优势；二是产业优势；三是班子优势，省委、省ZF选择了矛盾最少、代表性最强、最容易创出成功经验的顺德为试点市，这是来之不易的。”

他没有说到的，应当还有顺德人的观念优势、文化优势。

在20世纪末，顺德接受了历史雨露的滋润养育，也经历了时代雷电的打造淬火，不但在物质领域建立了有利于快速发展的空间和框架，形成了强有力的优势，而且营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文氛围。积聚在这块土地上的务实精神和叛逆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人力资源的开发正在改变深层次的文化结构。站在新世纪门槛上的顺德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为未来发展做了有力铺垫。

获得地级城市管理权限，给了顺德一个最明显的外在标志：车牌代号不再归在别人的系统内，单独改为“粤X”。

　

“X”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英文字母，除了构词之外，它常常用来代表未知和不确定性。也许，这种巧合预示着顺德的未来发展不可估量？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24:04

顺德人的“黄埔一期”

1999年春，江泽民到广东视察，其间在顺德住了两晚。

2月23日上午，江泽民参观了顺德市改革开放成就展。在“美的”的展厅前听完解说，江泽民夸奖讲解员的普通话很标准，他问那姑娘：“你是哪里人啊？”

解说员都是各家企业自备的。这位来自“美的”的姑娘叫张帆，是北方人。她回答江泽民说：

“我现在是顺德人。”

话说得很自然，自然中透露着自信和骄傲，使得江泽民大加赞赏。

“我是顺德人”一时成为美谈。在这一宣言的磁力作用下，许多人心中荡起阵阵涟漪。

有一次，我遇见“科龙”展厅的解说员黄菠，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要说过去吧，我是江西人，但现在我是顺德人。”看来“我是顺德人”已经成为时下的自信和骄傲。

黄菠原是江西赣州市人，毕业于赣南文艺学校，现在科龙集团总部当接待员。因为能歌善舞，也算是知名人士。

我问：“你父母为什么给你的名取个‘菠’字？难道他们早就期盼或者预见你会到菠萝生长的地方来？”

黄菠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里挺适合我的。”

此后她跟我通过一次电话，电话里说到她要来广州拍婚纱照。我问：新郎是不是顺德当地人？她说是。

我想，今后她会更加坚信自己是顺德人了。

当年流放岭南的苏东坡曾吟诵：“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辞长作岭南人。”多么豁达、豪放！但是朝廷一纸赦免的文书到来，他立即拖着老病之身北上。荔枝只能留下他的诗情，毕竟留不住他的心。

要让人们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就必须有荔枝之外的魅力。

现任顺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江佐中博士是深知这种魅力的人。

江佐中是我的老熟人，他还在新华社当记者时，我们就认识了。江佐中很早就开始关注顺德，1992年，以他为主的几位记者出版了一本顺德采访记的汇编，书名就叫《顺德启示录》。后来，江佐中调到广东省人民ZF研究室任职，接着到中共顺德市委挂职，任常委。其间他在华南农业大学修完博士课程，学位论文就是关于顺德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顺德是我理想的地方。”就在江泽民离开后不久，我在顺德遇见江佐中，两人在一起吃了一餐饭，席间，他就是用这样肯定的句式和语气表述他的心愿。我知道，他赞颂的主要是顺德的人文环境。

那时他还是挂职身份，第二年才正式留在顺德，担任市纪委书记。

我问他是不是打算也来入籍做个顺德人。他说：

“什么样的人叫顺德人？依胜哥说的，这不是看你的户口或看你的出生地，只要思想和观念符合时代潮流的就是顺德人。”

话语之中，江佐中毫不掩饰对顺德的由衷热爱。我相信这种热爱是工作的极大动力。

冯润胜关于顺德人的界定，把地域的疆界打破了，将所有的志同道合者皆引为同类，从而展露了顺德人敞开的心扉。

孔子关于治理一个地区的标准是：“近者悦；远者来。”顺德有资格说自己无愧于这种标准。

在科龙集团行政部充满忙碌气氛的办公室里，担任《科龙人》报纸主编的许玲玲对我谈过她的体会。这位与黄菠一样也是来自赣南的女性很注意文辞，她以自己和周围人的切身感受，为孔圣人的理想总结了一个顺德的当代版。她是这样概括的：

“外地人乐不思蜀；本地人安居乐业。”

顺德的这种社会环境，不但是经济发展的磁力作用，也是顺德广纳百川的结果。

小小的顺德有宽阔的胸怀，它的眼光穿越了五岭。

1998年，容奇镇人民ZF向全国登报招聘镇长助理，要求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副教授以上职称，还要求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在规定的一个月时间内，全国有200多人报名，最后胜出者是安徽的一位硕士和广州的一位博士。

2000年2月27日的《顺德报》头版头条是一篇特稿《博士在顺德》，我数了一下，记者采访的博士有9个，有的来自北大，有的是留洋归来。他们或在ZF机关任职；或在医院工作；更多的是在企业发挥才能，其中还有在私营企业“打工”的。

记者没有访到的博士还有不少，我所知道的就有顺德电大的一位副校长，留美博士。还有邓伟根、江佐中这些领导干部。

“美的”是珠江三角洲最先拥有博士的乡镇企业，早在1991年夏天，它就从华南理工大学引进了一名博士。这位27岁的博士刚刚毕业，学校安排他留校任教，但是他却走进了“美的”的大门，并在当年就设计出国内一流的高效节能空调器样机，给“美的”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年底，“美的”给了他14000元奖金。《光明日报》驻广东的记者盛一平和新华社的江佐中合写了一篇小通讯《博士马军在乡镇企业“搏”得带劲》，作为《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引起社会不小反响，“博士在乡镇”一时成为众多媒体的热门话题。

1997年，“美的”在全国十几所大学设立了美的奖学金，每年颁奖一次。每逢三四月份，正是即将毕业的莘莘学子认真计划自己人生之路的时候，“美的”总要举行一次“美的之旅”活动，邀请一些高校的毕业生代表到美的集团来参观，让他们喜欢上“美的”。

2000年4月26日，美的集团成立了一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站的两个博士一个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一个来自西安工业大学。

2000年年底，已拥有160多名博士、硕士的美的集团宣称：要在次年招收98名硕士，并许诺年薪8万元，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再加2万元。

这种规模和气势，早就超越了许许多多的国营大中型企业。

顺德招揽人才近乎疯狂。它有钱，有名，有社会活力，有发展机会，再有广阔的胸襟，何愁天下英雄不入彀中？

据顺德市人才交流中心的数据：1997年，顺德首次举办人才招聘会，应聘人数为8000；1998年，应聘者为11700人次；1999年，应聘人次达到25000，是招聘职位的25倍。2000年，顺德的招聘职位增加到4000个，报名人数居高不下，依然有2万多。华南理工大学甚至派出专车送应届毕业生到场。2001年的顺德人才交流会魅力不减，同样吸引了2万多人，其中有1万以上应聘家电企业，希望在顺德这个家电王国里寻找到自己的人生支点。

1998年岁末的一天，我在北滘镇同邓伟根闲聊，秘书转进来一个长途电话，是一个硕士从烟台打来的，要求到北滘镇来工作。

邓伟根说：“你先过来看看，才有可能呀！”

放下电话，邓伟根向我抱怨说：“求职电话不断，有的还打到家里，我倒成职业介绍所了。人不来，隔山买牛，怎么可能呢？”

全国要求来顺德寻求发展的人太多了，人们传说，随便哪个镇长副镇长的口袋里都有好几份求职信，与他们的应对甚至成了ZF的负担。

大量外地人才的涌入极大地改变了顺德的社会构成。

1999年11月8日的《广州日报》有一篇报道《顺德企业高层领导七成外来人》。报道说：

“据业内人士估计，现今落户顺德的高学历、高职称的外地人已达三四万人。其中不少已成为所在部门的主管或技术骨干。像美的集团中有45%的常务董事、副总裁，67·5%的高层干部、73·6%的中层干部都是招聘人员。其广告、人事、销售、财务等部门经理基本都是外来人才。其它如‘科龙’、‘万和’等大企业50%以上的中层干部也类似‘美的’的情况。万和集团的技术开发部门中，80%的主管和大部分的车间主任都由外来人才组成。”

其实从行政级别来说，顺德是微不足道的，吨位很低。但是它却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形成了非政治的强力磁场。

顺德农业发展局局长张开机原来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记者，跑农业口，在顺德采访的次数多了，竟为顺德的活力所感动，90年代初，一头扎进了顺德，在北滘镇人民ZF做起办公室副主任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在政治话语系统中含金量挺高的，张开机却说舍就舍了，跑去种蔗养鱼的地方，当个股级办公室主任，前头还带个“副”字。当时有人觉得难以理解，我也听到过一些议论，但是张开机却相信自己的选择。1995年春，我到北滘镇采访，顺便去看他，那时他还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带我到接待室聊。虽然从省会城市来到农村最基层，张开机还是知识分子模样，带着文气。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挺好，说起顺德说起北滘，都很有感情，也很自信，列举种种数据时如数家珍，我相信他正贴近自己事业的理想。

后来，张开机调到市ZF担任副秘书长，主管政法等。2000年，顺德的机构进一步调整，他开始担任农业发展局局长。比起在镇里，他的权力大了，级别高了，如今人们开始说他有眼光。

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顺德的人绝大多数不是为级别而来。我在顺德市委宣传部理论科遇到一个年轻干事，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毕业留在上海一所工科大学当老师，对于山区的孩子来说，能成为这个东方大都会的一员应当是非常幸运的，整个家族的历史都将因他改写，但是他只取得两年教龄，就把人生的支点移到了顺德。

我在大学教书时就知道，在我们的官本位构架中，就连职称的待遇都是以官衔作参照的，比如正教授相当于正处级、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等等。也有将正教授类比为副厅级的，高是高了，并未脱离附庸地位。我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从大学的讲坛上走下来，显然没有想过级别的对应。事实上，在这些方面挑剔的人顺德不欢迎。

顺德市工业发展局的办公室副主任来自广东沿海的徐闻县，来顺德之前，在县人事局当了6年副局长，来顺德也是从办事员做起。

这些走进顺德磁力场的人，都是认同顺德务实精神的人。

顺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作为岭南文化最突出特点之一的兼容性，在顺德人身上就很显著。

顺德经常以竞赛的形式组织一些群众性社会活动，由于广东人“敏于行而讷于言”，在表达方面先天吃亏，再加上“新客家”们大多是一方优秀之才，所以成绩突出者多非顺德本土人士。比如2000年“三八”期间举行的“顺德妇女新风采展示大赛”，脱颖而出的几个佼佼者都是来自湖南等地的外省籍女性。这种情形在广东很普遍，我初到广州时，社会正热衷于举办主持人大赛、公关先生/小姐大赛、广告新星大赛、十大歌星评选等，其中的优胜者大多是外省籍选手。记得还有人专门写了文章，担忧喝珠江水的人的质量,这当然是文人的无聊。在顺德，人们总是乐呵呵地观赏比赛，没有人想起要给土生土长的顺德人留几个名额，以求平衡。

美的集团有大量的“新客家”，有一个压缩机厂，90%以上的员工来自粤北的技校，顺德人并不担心它成为一块飞地。

“科龙”也有大量的外地员工。我问过冰箱厂部装车间的主任，一个顺德本地人，我说：“外地人这么多，有没有构成就业、提职等方面的威胁？”这个正在电大读机电专业的白领似乎根本没往这上面想过，他说：“都是靠本事吃饭的呀！每个人的机会是均等的。”多年前我就在“科龙”的厂区留意到一条巨大的标语：“我们没有铁饭碗，要生存就要奋斗！”这标语至今醒目的高高在上。它表述的精神内核，不但有体制方面的意义，大概也是本地员工与外来员工的共同准则。在“饭碗”面前，人人平等。

在顺德的大小医院里，许多医生来自江西、湖南，因而好事的人戏称之为“江湖医生”，却没有一丝排斥的意味。

更有意思的是，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也影响了顺德的语言。不少原先只知道讲“德语”的顺德农民，竟操起了一口带有四川、湖南或江西口音的普通话，那都是文化沟通和兼容留下的印记。

苏东坡回到北方，有人曾问：岭南那个地方应当不怎么样吧？

他的回答是：“此心安处是吾乡。”

顺德就是个使人心安的地方。

2001年，中组部从西部抽调了几十名年轻干部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挂职锻炼，为期半年。到顺德担任市长助理的吴洮来自新疆某军垦农场，我请他谈谈在顺德的体验，他说：顺德很现代化。谈到顺德人时，这位刚到顺德不久的年轻人说：“顺德人对外来人很好，一点也不排外，即使是小摊贩，一听你说普通话，也立即改说普通话。你要换个零钱什么的，他们的态度也很好。”

这些细节亦是使人心安之处。

2000年春上的一天，我到顺德报社小坐，社长兼总编陈真泉留我吃饭，说有两位博士想进顺德报社工作，正好今天都在这里，一起吃餐饭，让我也帮助感觉一下，看行不行。

饭桌上，两位博士都有点拘谨，很少说话，所以我无法形成明确的印象，只记得两人中一个是应届毕业生，另一个已经分配到某个正规单位有了工作经历。其中一个毕业于复旦大学。

我当然没有糊涂到凭一起吃餐饭就可以张口说人家行不行的地步，但是心里确实深为顺德人招揽天下英雄的气魄感动。要知道，号称大牌的《羊城晚报》也不过是在1998年才引入两名博士。

《顺德报》眼界甚高，总想与顺德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因此特别重视人才的引进。1998年，鉴于报纸的评论较弱，《顺德报》在全国公开登报招聘写言论者，许以3000元以上的月薪。结果在众多报名者中，选中了江西一位刚刚退休的地级报纸老总。《顺德报》此举不但强化了自己的弱项，而且在全国提升了报社的公众形象。

如今在《顺德报》里忙活的百十号人，外省人占了很大比例，编辑部的工作语言是普通话。陈真泉算是普通话较差的一个，但是他的话里总是充满激情，在似懂非懂之间放射着别样的感染力。也许作为潜意识中的一种弥补，他的身体语言特别丰富，面部表情加手势，构成了他的语言辅助系统。他就这样指挥着一班来自天南海北的人，得心应手。

说起顺德人的开门纳才，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黄埔一期”的故事。

要说“黄埔一期”，就必须说到顺德市委党校。

1984年以前的中共顺德县委党校，与全国县一级党校没有什么不同。当时的口号是“党校姓党”，所以各地党校都在孜孜不倦地学马列、学政治。

但是不安分的顺德人此时萌生了新想法，开始在党校课程中增加经济和法律的内容。

当时的党校校长是伍国栋。

我采访伍国栋时，他已经是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部长兼顺德市人大副主任，但是关于党校的理念没有变。

他对20世纪80年代初的县一级党校有一比：年晚的煎堆。

“煎堆”是粤人的一种传统油炸食品，过去岁末家家要做，不做就似乎没有过年的气氛。

“年晚的煎堆”是一句含有自嘲的歇后语，意思是：人家有我也要有，其实呢，那玩意并不好吃。

当然伍国栋不是嘲弄党校的存在，是嘲弄办校的方式。

他说：“教育的投入不能只看见中小学，干部是现成的生产力，不能忽视。”

党校的作用是巨大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办党校，培养什么样的干部。对于县委党校来说，这是一个名与实之间关系的问题。

伍国栋是顺德本地人，但是身形魁梧，声音洪亮，据说读书时曾入盟体操队、游泳队，一副千余度的近视眼镜则为他保留着知识阶层的儒雅。他是中山大学哲学系1962级学生，因家境贫寒，是赤着脚走进大学校门的，家里每月只能给他寄2元钱。寄2元钱与寄10元钱的邮费是一样的，为了节省那一角钱邮费，那2元钱总是夹在信里，就那么直接地从家里飞落到他的手中。每年暑假，伍国栋都要在学校做短工，靠自己挣路费回顺德。幼年的艰苦生活养成了伍国栋注重实际的思想方法；大学里正规而系统的学习，又给了他高于当时一般基层干部的理论水平；大学毕业之后的一段兵营生活，则增添了他的坚定。在顺德采访期间，曾有几个青年干部跟我说，伍国栋启用晚了，要不然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党校校长任上，伍国栋坚决主张县一级党校的教育应当注重实际，学以致用，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多下工夫。他说：

“邓XP理论下面可以不学那么多，应该学精一些。太高深的由上面去学，我们学人生观、价值观，学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民生扣紧。”

“县党校像是部队的团一级单位，是打仗的，不是搞作战计划的，所以解决了学员的思想方法就可以了。”

“应当实事求是，懂得精神就行了。何必一大本书，何必从前人的结论出发再去找结论！”

这些观点有很明显的顺德风格。

在伍国栋的主持下，顺德市县委党校将单一办学变成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办学。开办了干部函授大专班、经济管理大专班、公关秘书班等。课程立足于“有用”，开设了管理哲学、领导艺术、西方现代管理学、公关学、企业管理等新课。中国股市启动，又开设了股票知识讲座。伍国栋有启蒙的冲动，他说：“我有一种责任。”

有人批评党校“不务正业”，但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蒋南翔却对顺德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就在这种背景下，“黄埔一期”登场了。

“黄埔一期”的真名是顺德工业企业中高层管理干部培训班。因为培养的目标就锁定在企业中高层管理干部，顺德当局希望这批人脱颖而出，成为建设顺德的骨干力量，所以人们拿它与黄埔军校的培养军官相比。

那是1991年9月，中共顺德县委党校受县ZF和经委的委托，开办一个全脱产的培训班，目的是为顺德的工业企业输送管理人员。这个班面向全国招生，招收35岁以下、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企业中高层经济管理人员。

这在当时真是一个创举。招生广告在《人民日报》刊出以后，在各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响应，许多年轻人的热血因此而沸腾。

顺德党校从2000多报名者中挑出一部分，出路费让他们到顺德来面试，最后录取了80人。

这80人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绝大多数是广东以外地区的人。以60年代出生的人为主体。其中有高校教师、企业管理人员，也有来自工商、银行的干部。

培训班学制为一年，顺德为所有学员办调动和户口迁移。因为这些人很多是原单位的业务骨干，调动有阻力，顺德采取了先报到后办调动和户口迁移的办法，以保证准时开学。不管原单位态度如何，顺德承认学员的干部身份；是党员的，可以重新建立组织关系。学习期间，顺德负责给每人每月发800元工资及补贴、医疗费等。

这样一种组建和培养干部队伍的形式，也只有百无禁忌的顺德人才想得出来。

1992年2月25日，培训班正式开学。

其时，邓XP南巡来到顺德还不到一个月，新的改革开放画卷却已经开始舒展。那些学员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邓XP刚刚留下脚印的地方，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实践一种新的理想，心里一定充满憧憬。

学习生活的头20天是学前思想教育，内容包括三方面：县情教育；顺德工业企业情况介绍；顺德企业精神教育。

在一年的学习时间里，还安排了4周到企业实习。

培训班尤其重视树立学员们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它决定着这些已有本科学历的人能否为顺德的奋斗理念而用。

伍国栋说过：“要让这些未来的骨干一年之内顺德化，变顺德人。”

看来顺德真的是有办黄埔军校的愿望和雄心。

2000年夏天，我来到中共顺德市委党校，寻找“黄埔一期”的脚印。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党校多出了一个“顺德市党政军警培训中心”的称谓，举办过数不清楚的种种培训班、学历班，有数不清楚的名流曾经登上这里的讲坛。“黄埔一期”的学员早已分赴顺德的方方面面，在市场经济的冲浪运动中，不少人崭露头角，被委以重任。1996年的“黄埔二期”学员也已经纷纷走上了自己的岗位。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办“军校”这种模式已经渐渐退出了顺德人的视野，但是“黄埔”的创意及历史作用已经成为史话，至今说来依然活泼生动，令人折服。

在党校教学楼的一个小小楼梯间里，有几只铁皮柜，存放着党校有限的档案资料。我独自在一张单人课桌前静静地坐下，开始阅读业已消逝的流光。

“黄埔一期”并没有在这铁皮柜里留下多少东西，学籍表，考勤登记都是油印的，学籍表上连照片都没有，大多数学员的毕业分配去向语焉不详，甚至找不到踪迹。

我翻看着印在粗黑的纸上的《考勤情况月报表》，想从当年学员们的生活记录中拾取蛛丝马迹，一边随意想像着那一个个姓名符号所代表的躯壳和灵魂。

这时，我的眼光突然停住了，落在最末尾的一个名字上。

张家驌——那是表上唯一用钢笔填上去的名字，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

我想，这其中一定有故事。

下面就是我听到的故事——

张家驌，辽宁省盖县人，1964年生，1989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统计专业，分配到辽河油田企业管理处工作。

张家驌的妻子是顺德大良镇人氏，是张家驌的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家驌分回辽宁；未婚妻却分在广东省进出口公司。张家驌的母亲不愿意儿子南下，因为她要跟儿子在一起，偏偏听人说广东菜是甜的，她怕吃不惯。但是小俩口总归是要在一起的，既然南下不成那就北上。张家驌跑到广州，设法为未婚妻改了分配单位。张家驌的未来岳父母眼看着自己女儿在广州好好的工作不要，却要跑去冰天雪地的东北油田，气得要与女儿脱离关系。

张家驌的妻子却很大度，她义无返顾地跟张家驌去了东北。不过，启程之际，她为这次北上预先留了一句话：

“要不了五年，你终会愿意跟我回广东的。”

这是张家驌人生道路的伏笔。

真佩服这位顺德女子！她是那么地顾全大局，却又对故乡充满着如此的挚爱和信心。她不在乎人生的辗转，因为未来在她心中。

不久，张家驌在油田当上了局长的秘书，本是春风得意，但是才过去两年半——妻子许以的五年时间打个对折，张家驌就生了离去之意。个中原因不外是领导层的斗争、行政事务的烦琐等等，不一而足。

这时，张家驌收到了一个同学的信。那个同学正在广州参加1991年的“秋交会”——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秋季场，他传来一个信息：“你爱人的老家正在招聘呢！”

张家驌立即上了路。

紧赶慢赶，到顺德还是超过了应聘的截止时间。接待他的人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看在你是顺德人女婿的面上，就算上你一个吧！”

张家驌报名是最后一个，报到也是最后一个。

报到时间是2月，东北平原上风雪交加。早晨张家驌出门的时候，自行车轮子都在雪地里弄拧了。

每月150元工资的张家驌买了一张730元的飞机票，赶往顺德，但他还是迟了一步。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事制度管制下，顺德对这批人是否能够顺利报到并没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严格执行了截止时间。迟到的张家驌已经不在管理人员的视野内，所有的名册、表格，都没有他的名字。等到张家驌赶到，管理人员照章办事，拒绝接收他。

当时在场的一位有关领导看看张家驌的材料，还说了一句：专业不对。

费了不少劲，张家驌才办好入学手续。

管理人员用钢笔把他的名字添在了全班名单的最后面。

我与张家驌见了面。

高个，偏瘦，健谈。东北口音很明显，性格也保留着东北汉子的爽朗。

我们见面时，张家驌是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从“黄埔”出来，他先后在新力集团、市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等单位做过，然后再到“万家乐”。他的事业和理想展翅翱翔在南方这一片辽阔的海空，成为“黄埔一期”的一面旗帜。

自然要问他作为外地人在顺德的感受，要他谈谈文化的融合。他说：

“顺德人不排外，不整人，很好相处。我一来就把这里当作了第二故乡。顺德用人不看是否顺德人，‘黄埔一期’主要是外地人，留下的几十个，大多在重要岗位上。至于说融合，首先我们不要把自己当外人，来到这里，就应当说‘我们顺德’。李长春是我们东北人，他来到广东，也是说‘我们广东’的。如果没有这种感觉，何谈融合？”

张家驌确实爱上了南方这块土地，不但夫妻双双把家还，后来还设法把哥也调来了。母亲当然也来了，不过只住了一年半，还是回了东北。

张家驌主持着上市公司的业务，他的妻子是一个执业律师，不知他俩是否常常想起十几年前携手北上时的那个预言？

顺德没有没有辜负儿女对它的信任！

2001年，张家驌又有了新的人生跃迁。他放弃了“万家乐”的职务，到顺峰山庄去担任总经理。他的办公室搬到了北京。

顺峰山庄是一家成功企业，但是一家民营企业。张家驌的人生跃迁是一个新的挑战，又是一场新的机遇。

在顺德市委党校档案室的铁皮柜里，有培训班给张家驌的评语：

“善谈，有北方人的豪放、爽朗，待人较坦诚，处事干脆利落，善于因势利导做人的思想工作，组织协调能力好……”

铁皮柜里还有张家驌于1993年元月写的学期末自我鉴定，那是离校前对这一年培训生活的自我总结。里面有两段话很可以和培训班的评语一起，印证他的今天，甚至未来——

“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凡是集体活动都积极参加，不登场时就当一名热情观众。自己是班级的篮球运动员，水平虽然很一般，但只要上场就尽心竭力，努力为班集体争取荣誉。”

“市场的观念、竞争的观念、效益的观念、质量第一的观念在头脑里扎下了根。对顺德干群少说多做的实干精神有了清晰的了解和切实感受，在心目中也树起了今后工作中也苦干实干的信条。立足顺德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更为迫切，在顺德企业中做好管理工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从学员们的自我鉴定就可以知道，顺德人为这支队伍“洗脑”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就像伍国栋概括的：“这些人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观念上的转变。他们与刚毕业的大学生不一样，一出去就可以大展拳脚。”

在一年的学习生活里，学员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顺德人的行为方式。学号为57的李文军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这一年在自己的一生中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有了很大转变，目睹了改革开放给顺德人民带来的实惠，坚定了发展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的信心，在观念上已与顺德相适应，如顺德的企业机制，效益、竞争观念，协调、公关意识等。顺德人民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顺德人民用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和淳朴的民风深深地教育了自己。自己已从思想深处强烈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决心为它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终身。”

在顺德，我还在偶然中认识了另一位“黄埔一期”的学生，顺德特种变压器厂的人力资源部部长李亚平。这个来自安徽的青年虽然毕业于工学院，但是对人文学科很有兴趣，这对他的人事管理工作不无好处。他读过好些书，说起近期理论界的一些事件和动向，并不生疏。我主编的《粤海风》杂志是一本文化批评刊物，他每期必看，还与我探讨上面的文章。学籍表上的鉴定说他“聪明肯学，反应快，知识结构较为全面”，看来很中肯。

说起“黄埔一期”的往事，李亚平总称惭愧，他觉得自己现在做得还不够好。也许，社会对这一批人寄予了厚望，令他们感到压力。

将培训与招聘相结合，是顺德人的一个创举。

顺德人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的创意，招聘人才也一样。

1997年，顺德花5万元在《羊城晚报》刊登广告，向全国招聘干部。广告开列了两个论题：

一，中国的企业如何内修素质，外修形象，跨入新世纪；

二，企业如何实行品牌战略。

要求应聘者选其中一个题目写一篇3000字的文章，而且要求是手写稿。

广告发出后，顺德收到了100多篇文章，从作者中录取了三人。

这种招聘形式既有利于选拔人才，也扩大了社会影响，同时，还收得了许多建言。就像“黄埔一期”一样，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顺德人引进人才的胸怀，还在于他们关于人才的认识。

在举办“黄埔一期”的前后，顺德以党校为基地，办了好些培训班，比如：

1990年底开班的“顺德企业秘书专业班”，全脱产学习一年，学员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等地。

1996年夏天举办的“顺德市第二期工业企业经济管理干部培训班”，培训时间为两个半月，学员60人，来源于全国招聘与顺德企业选送。招聘人员来自湖南、湖北、黑龙江、江西等地，其中有博士、硕士，还有人在国外接受过专业培训。顺德企业送培的人员也是以近年调入顺德的外省人为主。

1997年开办的“顺德市第三期工业企业经济管理干部培训班”，学员以顺德的工业企业选送为主。

顺德市委党校并不仅仅是为招集外来人才办的。1997年9月，顺德市委党校第一届经济学在职研究生班开学，47名学员中有45名是副局级以上干部，大多三四十岁。周天明当班长，“黄埔一期”的张家驌也在其中。这个班利用双休日上课，至2000年6月，所有学员均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学历证书。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因素越来越突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展开，同时，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社会磨合，观念的决定性作用有所淡化，顺德的人才战略开始转向，当初的自行办班培养方式渐渐让位于派出去进行较正规较系统的学习。但是，“黄埔军校”的精神和它的学员们一起，已经在顺德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郑年胜也是我所关注的一个“外来顺德人”。

郑年胜出生于广东的廉江市，像大多数广东人一样，个子不高，但是比一般的广东人白净，戴一副眼镜，很斯文的样子。

1988年，郑年胜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之际，他也像同学们一样，四出联系接收单位。

他来到顺德，留下了一份简历，也留下了一个愿望。

当时广东省外经委有一个进人指标，同学中有9个人报名，郑年胜是其中之一。正当顺德这边已经确定接收郑年胜时，他不知从哪里得知，省外经委这边他很有希望，于是赶紧给顺德打了一个电话，想回绝顺德。

接电话的是调配科的一个副科长，着急地说：“都已经6月份了，你叫我去哪里重新找人？办公桌都给你准备好了！”

临放电话，这位副科长叹了口气，说：“唉，你要去的是省ZF机关，又是在广州，对你来说更好，你还是去吧，祝贺你！”

一句话，又使郑年胜犹豫起来，一颗年轻的心浮起了一点类似于感动的东西。

他准备去一趟顺德，好好解释一下。

但是时间已晚，两个车站都已经没有了去顺德的车。

郑年胜想：也许天意就是让我去顺德吧？

他心中的天平又开始倾向顺德……

20世纪初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劳斯特有这样的诗句：“在树林中，我遇到两条路/我选了行人稀少的一条/得到了不同的遭遇。”

我们无法知道，当初郑年胜要是没去顺德，是否就能顺利进入外经委；也无法知道，如果进入外经委，他究竟能得到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在顺德找到了事业的感觉。

郑年胜先在综合科上班，然后调入新成立的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再后来调到市委宣传部当副部长。

刚到顺德的头一年，在雷州半岛长大的郑年胜吃住都不习惯，据他说，也曾动过考研离去的念头，但是终不愿辜负顺德的信任。综合科的第一任科长是招汝基，大家同气相求，尽管忙材料很辛苦，但是心情都很愉快。

关于在顺德有没有外地人的感觉这个问题，郑年胜的说法与张家驌类似。他认为顺德人没有排外思想，他说：

“首先是不要把自己当作外人，不要把外面的一套习惯方式带到工作中来，不要老想着别人排斥你，要顺德化，自然就不会有外人的感觉。”

郑年胜很活跃，据说在大学里又写小说，又编话剧，又办刊物，还非常另类地选修了物理课。我看过他在顺德工作之馀写的小说，还看过他一篇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评论，尽管还没有正式发表，但是都写得像模像样，很花了点心思，看得出他已经积累了功底。他还自筹经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修完了MBA课程，获得了学位。据他自己说，刚到顺德时，连什么是“产值”都不知道。如今的他却在《学术研究》等较高档次的报刊上发表过好些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文。

这一切，与十几年前的那个电话有没有关系？那位副科长从顺德那头发来的一声祝贺，也许就是影响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轻轻地牵动了一个年轻人的人生。

我们从许多南来者的故事中都可以感受到顺德的诚意。

王建鹏，河南南阳人，原在南阳市委党校工作，90年代初，怀着闯荡的雄心南下，一直跑到广东的汕尾市，在ZF部门上班。那里是临海的闽南语系地区，语言特别不好懂，饮食习惯也与中原有很大反差，妻子过来看了看，觉得难以适应，又回了河南。王建鹏犹豫了，看看自己的调动一时半会也办不好，最后只好收拾起一颗残破的雄心，偃旗息鼓，重回老家。

没想到的是，王建鹏在自己的家乡并没有得到游子返回故里的感受。他不想回原单位，却又苦于找不到新的接收单位。通过同学、朋友联系了好几个部门，都说要研究研究，却迟迟没有结果，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似乎对他关上了大门。那些日子里，王建鹏领略了心灵的漂泊。

无奈之中，王建鹏又一次南下。

这一次，他来到了顺德。

顺德伸出双手欢迎他。有关领导同他见面之后，立即带他去人事部门办调动手续，真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被安排到党校当理论教员，后来调到市委宣传部，还提了一个科长副科长之类。

王建鹏没想到事情解决得如此顺利，心中郁结的悬浮感觉顿时烟消云散。妻子也跟过来了，被安排在医院工作。几年之后，王建鹏买了一幢带个院子的小楼，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闯荡南方的雄心最终在顺德找到了归宿。

刚调到顺德的时候，王建鹏驾驶的是从老家带过来的旧摩托车，车牌还是“豫”字号的。以一个顺德人的身份骑着它上班的时候，他的心里多少有一些梦一样的感觉。

顺德人广纳人才，对于自己在外地工作的子弟就更不愿放过了。

周冠雄，出身于北滘镇一户地道的农家，1962年考入华中工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开始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1981—1983留学德国纽伦堡大学，回国后担任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系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教研室主任。1987年，已出版三本专著、讲师和副教授职称都是破格晋升的周冠雄正在申请正教授职称。生活的河流平平稳稳，毫无急转弯的迹象。这时，顺德县人事局请他回家乡考察。用周冠雄自己的话说，他是以客卿的身份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北滘镇得知后，把他拉回去整整3天，让他看看阔别的乡土，看看充满希望的田野。临别时，镇委书记诚恳邀请他回家乡参与建设。

周冠雄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热望，次年帮镇里一家饲料厂搞起了计算机管理网络。北滘并不满足于他的客串，他也被北滘的活力感染，1989年10月，周冠雄终于举家南迁，以顺德市民的身份正式回到了家乡。

他还带来了自己的两个硕士研究生，带来了一个副教授和一个高级工程师，以此为骨干，组建了北滘镇科技开发工程公司。

据周冠雄说，北滘镇的第一台计算机是他弄起来的；第一个打字员是他教出来的。

北滘镇对他的来到非常高兴，专门拨了一块地皮为他盖别墅，后来依照周冠雄的意见，建了工程师楼，为几个一起创业的人都解决了住房问题。

谈起当初走出大学校门的选择，我问周冠雄是否后悔。他说：

“在学校是搞四书五经；来顺德是搞策论。试一试自己另半边脑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1996年，周冠雄担任了北滘镇镇长职务。与此同时，邓伟根上任中共北滘镇委书记。“博士书记；教授镇长” 为媒体平添了许多素材，成为一时佳话。

周冠雄高高大大，说话很有条理，却也充满激情，常常是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我见到他是在1998年春天，他已经离开工作十年的北滘镇，调到顺德市工业发展局当局长。

北滘镇搞企业转制的时候，周冠雄正在副镇长任上，亲历了这一场变革，所以深有体会。1993年，他曾经对《羊城晚报》的记者说：“10年之后再看，我们现在做的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事情。”

五年过去了，他依然保持着对转制的高度评价，他说：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黄榜不是谁都敢揭的，没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心态、一流的构思、一流的操作，根本就不敢想像。”

自然谈到人才的问题。这位顺德引进的本地人这样说：

“除了企业产权的调整、ZF管理职能的调整之外，我们还应有人才结构的调整。过去是用自己的公章自己的钱办事；现在是用自己的公章别人的钱办事。公章还在自己口袋里，就看你能不能利用别人的资源，包括人才资源。”

他很自豪地说：“顺德资源有限，创意无限。”

在顺德现代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杂志《现代化之声》2000年第3期上，我读到周冠雄的一篇“策论”——《顺德工业发展的新思路》，文章说：

“产权改革是体制上的创新，是属于制度上的创新，只是保证了体制上的优越性，不能保证企业机制的优越性。现在我市转制企业有一部分向好的机制发展，有一部分企业向不良的方向发展，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这种分析事物时的理性，或许就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

因为工业局与贸易局合并，此时的周冠雄已经担任顺德市经济贸易局局长。他把最富创造力的十几年时光献给了故土，用汗水和聪明才智换取了人生的价值，其间也有不可避免的种种曲折。我们无法证实，周冠雄如果继续呆在武汉，将是怎样的人生情境，想必会对顺德有另一种形式的贡献吧？他那半边“搞四书五经”的脑袋，如今是不是闲置着？

记得我采访他时，问他在德国学什么，他有些含糊其词，说是有“企管”什么的。后来我想，这不大可能，他学的一定是是他的计算机专业。他的心灵深处大约有一小块不愿触摸的地方。

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变数太大，对于个体的得失，我们总是很难看清楚。但是对于顺德来说，每一个奔向它的“人才”都是一面旗，彩旗飘扬，营造了一方风景。

改革开放20多年里，对广东发展最具深远影响的就是各种人才的大量涌入，我以为，对它的意义怎样褒扬都不为过。

2000年暑期，顺德成立了现代化研究中心，聘请我当顾问。顾问名单中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我在中心成立会上见到他，很年轻。一问，原来是顺德的新一代，难怪还有些腼腆，因为他面对着自己的父老乡亲。这类人物，精明的顺德人早已收入眼底。

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伍国栋是这样理解的：

“创省级名牌就要省级人才；创全国名牌就要全国级人才；创一流产品就要一流人才。”

顺德人的心很高，所以他们不断寻找、收罗着能为顺德作出贡献的人。

顺德在北京有一个联络处。按照规定，县一级不允许在外地设立办事处，要设，就只能叫联络处。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不按此分别命名，似乎就是礼崩乐坏。顺德的联络处主任由ZF副秘书长兼任，常驻的是办公室主任王广生，听名字就知道是父母一辈才到广东来的人。广东本地人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广生”，广州人也不会给孩子取名叫“穗生”，叫“京生”的大约也不会是北京本地人。这王广生祖籍河北，生于顺德。在北京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回到顺德一口标准的顺德话。他的父母是南下干部，他喝顺德的水长大，面像却依然北人之风。他原先是“万家乐”的销售人员，后被市ZF相中，派驻北京。在京城四五年，王广生将顺德在京事宜打理得很成功。传说他可以将车一直开到飞机下面去接人，也可以打个电话让飞机等他10分钟才起飞。那天在北京饭店，几个顺德人因为某些原因，想将原先订的套房改为标准间，且不想在入住时预付款，总台小姐当然不能答应。王广生用手机拨了一个电话，说了几句，然后将手机给小姐听，事情马上搞定。有一次几个顺德干部来北京公干，临走想参观中南海，不巧那天不开放，王广生出面，也把事情弄妥了，让那几个人登机之前进中南海饱了一下眼福。后两件事是我亲眼看见的，我相信，顺德人在北京的影响与王广生的精明和勤勉不无关系。

王广生并不像北京人那样健谈，基调属于朴实那一类。他很忙，有时候正在外办事，市领导一个电话让他回顺德，他就夹着个小公文包直接去了首都机场。反正是回家，连换洗衣服也不需要带。他跟我说：自己在北京，照顾不了家，“几乎没有送过孩子上学”。语中有一丝内疚，但是没有后悔。

像王广生这样的北方血统顺德人，在顺德市委、市ZF里有好些个，而且都有一定的职务。他们也算是顺德人才的一个组成部分。

顺德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冬短夏长，遇到偏暖的年份，甚至不出现冬季，很适宜植物生长。

顺德的人文气候也很宜人，许多“新客家”都在这里得到了背井离乡的回报。

我在大学里教过的一个学生，原先家庭经济状况不很好，身体也差，后来到了顺德，在位于桂洲镇的一所中学教书。两年之后见到他，身体好了许多，精神状态也非常之好，显然生活得很安定。他的同学们大多还在内地的乡镇一级学校当老师，不少依然面有菜色，不拖欠他们的工资竟成为当地ZF的工作成绩之一。相形之下，不免慨叹。后来又过了几年，我听到在顺德的这个学生买了一座小楼的消息。

还有我的大学同学，两夫妇都在顺德教书，到顺德五六年，就买了房子，买了汽车。买房购车本是顺德人的寻常事。顺德是广东第一个取消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的城市，1994年1月就停止了用公款建房买房。据顺德市统计局2001年年初的统计，平均每8·3户顺德人就拥有一辆汽车，预计2005年将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每2—3户城镇居民拥有一辆。但是令我惊异的是，我这对同学夫妇还同许多顺德人一样，买了一块地皮，准备自己建一幢小楼房。据我所知，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学校的工薪和奖金，并没有多少灰色收入。

顺德是外地人的天堂？

我总喜欢问顺德的“新客家”：在顺德有没有外地人的感觉。

这一次我问的是我过去在大学里教过的学生，年龄也就是三十来岁。他在北滘镇近旁一所中学教书，是自己设法从江西调过来的。

我问：“你有没有过自称‘我们广东’或者‘我是顺德人’？”

他略略想了一下，有些犹豫地说：“很少……大概没有吧？我始终认为我是江西人，还在用江西的方式生活。”

他补充说：“我和几个要好的外地人晚上常聚在一起喝酒。我们喜欢在家里喝，不像他们广东人喜欢去酒店。”

他对目前的生活状态不甚满意，因为还住着公家的房子，很想自己买一套。他的收入也不高，据他说每月只有两千元来元。他有点意兴萧索地说：

“我们在一起甚至过早地提到过叶落归根的事。我想做几年后回家乡去。我还想过，不如到家乡去买一块地皮，做它一栋房子……”

听着他的诉说，我想像着几个外地人不无孤寂地在夜色里凝望着杯中之酒……

我也想起曾经令我徘徊和感慨的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那里面有不少人藏在中国文化的壳里，连英语也不会听和说，几乎不与外面的世界来往，就这样羁縻于心灵世界的飞地里终老一生。

这是文化的隔膜，是游子对熟稔文化的眷恋。

我相信，我这个学生要多找几个惺惺相惜的酒友并不难，散布在顺德土地上的“新客家”并不都像张家驌、郑年胜那样切身体会到一种融洽。但是这个人群与当地社会心理上的游离所体现的，与其说是顺德与“新客家”之间的文化冲突，不如说是新的商品经济社会与旧的传统生活习惯的之间的紧张。

顺德市的领导层对于人才的引进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和非常明确的追求。

中共顺德市委副书记杨肖英主管党群工作，她毫不讳言顺德人才的缺乏。有一次她跟我说起顺德的人才问题，举例说：

“《顺德报》是在我主管宣传口时办起来的，创刊的人员中，只有一个顺德人。那时我就从心底认为：顺德人的文化太差了！”

参与创刊的那个顺德人原是ZF的新闻干事，算是当地会摇笔杆子的人了，但是小学都没有毕业，参加工作后才在工农速成中学补习提高，现如今早已退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顺德报》延用外来人才的局势近几年愈演愈烈，从社长、总编到副总编、部主任，再到编辑、记者，甚至资料员，几乎没有人是喝顺德的水长大的。

我读《顺德报》就常常感觉到北人的语言风格。像“面对百姓苍天，敢闯敢冒的顺德人问心无愧……”这样的豪迈句子，显然就不符合顺德本地人的秉性。

顺德人的语言表述较为冲淡。在顺德人的笔下，少见仰天长啸、慷慨悲歌。顺德的一位文学青年曾送我一本中华文化出版社的顺德散文选，作者都是顺德的文人学子。整本书洋溢的是南国水乡的明丽柔和，甚至有几分甜腻。书名是《霓虹在水乡飘落》，其中篇目也大多是“水仙赋”、“荔枝情结”、“锦屏上的翡翠”之类。

杨肖英当年的感叹并没有化为一把锁，从里面锁上《顺德报》的大门，只是更激起了顺德人引进人才的热情。顺德的决策者们早就走出了一切靠自己的小农经济庭院，站在超越世俗浮云的高处。

有人曾问杨肖英：“冯市长作报告说，要解决顺德人的就业问题。我们这拨外地人怎么办？”

杨肖英说：“你们也是顺德人，在顺德工作的人都是顺德人。”

这与冯润胜以思想和观念作为区分顺德人的标准相辅相成。不论是市长的着眼于内涵，还是副书记的着眼于外延，所体现的都是顺德人的胸襟。

我曾在不同场合听过杨肖英强调顺德的“文化塑造”。有一次，在党校谈到顺德的杂志《现代化之声》，她指出：“这本杂志谈企业、谈经济的文章为多，希望以后在人的素质和文化研究方面多下工夫。”

顺德的领导干部似乎口才都挺好，杨肖英只拿一张小纸片作提示，就可以把许多话说得头头是道。我记住了她对自己工作的概括：要为顺德创设——

干事创业的人文环境；

健康长寿的生活环境。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24:28

远去的村庄

3月26日，是顺德市的建市纪念日。那是属于顺德人自己的节日，顺德人自行决定，每年这个时候放两天假，举行各种活动，比如教育百万行、十三项工程剪彩等等。

在2000年的这个日子里，顺德人又进行了一个新尝试——排演了一出三幕七场的话剧《远去的村庄》。

据顺德市文化局的一位科长介绍，这出话剧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三代顺德人的命运、性格、事业、生活和爱情。

这位科长还告诉我：许多顺德人从来就没有看过话剧，连什么是话剧都不知道。但是这出话剧主要是由顺德人演的。

我饶有兴趣地来到排练现场——人民礼堂。

那是一座高地上的建筑，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外观设计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拙劣模仿。

正是春风初起的时候，几株刚被唤醒的木棉花在四周零散地开着。

排练在楼梯口的一个大房间里进行，门掩着。门口坐着几个女孩，手里都拿着本子，正在背台词。

我轻轻推门进去，一眼就看到了熟悉的黄菠。她在剧里演一号男主角——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妻子，正准备出场。她告诉我，剧本主要是根据“科龙”和“美的”的发展历史创作的。

当时正在排练的是一场新旧观念冲突的戏，角色的情绪大起大落，有愤懑，有哭喊。

黄菠在艺校学的主要是歌舞，在剧中饰演儿子角色的小青年则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虽然都是学艺术的，实际与话剧并不搭界。男一号的演员是中学老师，也是“新客家”，显然也不是话剧科班出身。但是，剧中展现的顺德故事鼓舞着他们，顺德人的创新精神激励着他们，他们非常认真地演绎着角色的情绪。

墙上贴着用红纸写的横幅：“业余的演员，专业的水平。”

导演席就在这条标语的正对面。一张简简单单的学生课桌，坐在那里一抬头就能看到那条标语。

排练间隙，我跟导演王寿仁聊了一会。

王寿仁是解放军总政话剧团的一级导演，他对顺德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办事的效率非常钦佩。他给我介绍了这台话剧的诞生经过——

去年底，军旅作家、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团长唐栋有感于顺德的发展成就和独特的文化精神，萌生了为顺德写一个话剧本子的想法。他找到顺德市的领导表达了这种意思，两个小时不到，事情就拍板了。七天之内就安排好了所有参观和采访事宜。所以本子的写作很顺利，前后只花了一个月时间。按照顺德人的作风，定稿也很顺利。

从剧名“远去的村庄”就可以知道，整出戏的立意旨在宣告与小农经济的过去决裂。

王寿仁是被唐栋拉来加盟的。他说自己一开始很怀疑“这事究竟能到什么份上”，后来到了顺德信心就慢慢起来了。

他告诉我：顺德挑的这些演员，“比业余的还要业余”，有的根本就没有看过话剧，完全是从第一步走起。他为几个主要角色配备了A、B角，A角是专业演员，B角则是顺德人。但是现在看来，顺德演员的进步很快。他说自己如今非常自信，相信这出戏“不但能演好，而且能打响。”当然他也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有一年时间来体现，会更深刻。”

谈话中，王寿仁一再赞颂顺德人的务实精神。

这出戏在顺德上演时，我正好在外地出差，没能去看。有报纸在报道中用了“满城争看”之类的字眼。大约是六七月份，黄菠打电话来，说正在复排，过几天上北京演，邀我去看。记得她说是在京城的“保利”上演，当时我有其它事，走不开，所以终未能看上。关于这出戏的上演，有不少报纸有过报道。

近年来，顺德一直致力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建设，“远去的村庄”这样一个命题，正是顺德人心灵世界的写照。

说到现代化和城市化，许多人不免想到北滘镇的故事。

针对许多大城市争先宣称要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北滘镇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小都市”的口号。虽然称“小”，口气其实不小。

北滘镇下决心要实现这个目标，光是公园就一口气建了三个，一开始是封闭的，要收费，后来全数开放。

但是建设现代化都市并不等同于建几个公园那么简单。尽管北滘镇像许多城市一样评出了“八景”，村庄的远去却依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当第一座喷泉出现在街头，北滘镇的文化含量刹那间似乎高了许多。但是始料未及的是，傍晚，美丽的喷泉成了农民们下田回来洗脚、洗自行车的好场所。精心布置的广场花圃也常常有随意摘花的人。

将村庄建成都市模样容易；将农民变成文明城市人就不容易了。这是一场文明与愚昧的艰巨斗争。

当时的中共北滘镇镇委书记是邓伟根。有感于小城镇的现代化进程，他在1999年第1期的英国行政管理杂志《管理者》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现代化城镇啥模样》。文章说：

“从农村走向城市，不是要让人们看到高楼大厦，而应让更多人享受到城市生活方式带来的好处。”

邓伟根在任上认真抓了环境卫生、灯光、绿化几项工作。有一阵子，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大街小巷去巡视，看街灯亮不亮，被北滘人给了一个“灯书记”的绰号。

1998年夏天，北滘镇的宣传文体办公室主任曾花了一个下午，领我在镇里四处转悠，看城镇建设的情况。

这位主任姓梁，是个小个子的本地人，35岁，却已经在镇ZF工作了16年。如今他虽然管的是“文化”，讲起经济来同样头头是道，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给我指点讲解。

我们看了ZF投资2000万元新建的城区中学。是暑假期间，但是正好那天学校让全体学生来熟悉一下新校区，做新学期的开学准备。我们在大门口遇到一大片学生出来，个个脸上都很灿烂，与漂亮的新学校组成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图画。

我们看了工业园区。入口处正建一个6000平方米的广场，正中已立起三支高高的旗杆，左右各分列23支稍矮些的旗杆。中间的是为国旗、为顺德和工业园区准备的，两边将为投资者升起国旗。数十支旗杆齐刷刷地在太阳下闪耀着金属的光泽，让人感奋。

我们更看了城区的容貌。

投资300万元新建的影剧院正在拆除脚手架。梁主任告诉我，它有一千多个座位，是动员一个商人投资的，许以10年经营权。

工人们正在街边埋电缆，一些路段已完工，半空变得干净了。喜欢照相留影的人最忌讳纵横交错的电线分割、破坏景观，如今电线已经潜入地下，不再让人心烦。

整个镇的街道以蓝白两色为基调，上白下蓝。据邓伟根说，这种组合展现着和谐。我注意到，路边的一间高压电房，还有一间厕所，墙体均刷成上白下蓝。一些商铺的一楼卷闸门也漆成蓝色。街头的标语则全是蓝底白字。北滘镇的骨干企业“美的”也以蓝白作为自己的基本色调。

我们又来到文化广场。这是一幢曲尺形建筑，原是房地产商开发的商住楼，镇ZF花3700万元收购下来，展览厅、图书室、文化站、《北滘报》社等文化机构及有关协会都集中在这里。

北滘镇正在筹备艺术节，这座大楼正处于忙碌之中，设计海报、编排节目、联络嘉宾等等。关于艺术节，邓伟根曾告诉我说：目的不再是吸引投资，而是丰富群众生活，提高群众素质，回归了艺术的本质。

在文化站，邓伟根欧洲之行所拍的80余幅照片已钉好镜框，准备展出。这批照片的内容几乎全是城市风貌，或许，邓伟根也将它们视为一种启蒙？

北滘镇住宅区的所有沿街房屋都按镇ZF的要求，做成了欧洲式建筑的模仿，整齐划一，色彩鲜明。梁主任说，北滘镇追求的是田园风光、欧陆建筑。我猜想它与邓伟根那80 余幅照片或许有点关系。不过，沿街这一排“欧陆建筑”的后面，则是自由建造的民居，自然缺少整饬功夫，却因为前排有“欧陆建筑”挡着，并不影响城区的脸面。

傍晚，我们路过街头的喷泉，只见泉水喷涌，水花轻溅。我问梁主任：还有在喷泉洗脚的吗？

他笑了，说那是过去。他又补充说，不是靠罚款等强制手段解决的，是用好的环境渐渐形成好了的行为。

我感受到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在田野的弥漫。

有一次，广东省电影家协会的几位艺术家到北滘镇采风，关于喷泉的故事和它的内涵延伸触动了他们的艺术神经，于是，又一部关于顺德的电影构思在这块土地上盘旋。我跟其中一位电影家聊过，谈起在北滘镇的感受，谈起反映农民素质转变的艺术创作冲动，他眉飞色舞，充满激情。

我期望着顺德人以自己的生活足迹为中国电影增添新的形象。

1998年最后一天的下午，我去拜访邓伟根。

他送给我一本刚印制不久的《顺德市北滘镇总体规划（1998-2030）》，那是北滘镇人民ZF与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合作修编的，北滘镇为此花了近百万元；重庆方面为此出动了一位有博士头衔和教授职称的副院长做领军人物。

“规划”编制得非常详细、精美，国际标准大16开，120页，有一半页码是规划彩图，精装，铜版纸印刷，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有一种庄重感。

记得8月份到他那里去时，“规划”刚编好，还没付印。办公室的地上摊着一张很大的手绘规划图，邓伟根用一支激光笔射出的光束在图上指指点点，给我讲北滘镇的宏图大略。

那本沉甸甸的书给我的感觉就是——现代知识和现代精神正在涌入顺德的乡镇。

邓伟根办公桌后面的玻璃橱柜里，随意堆着好些奖杯奖牌，大多是关于高尔夫球赛、篮球比赛的。墙上挂着几张照片，最突出显眼的一张是他挥高尔夫球杆的形象，其它几张迎候某级领导或与某级领导专门合影的照片，则显得很不经意。那时候，广东省ZF还没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放下你的杆子”，打高尔夫平常得很。但是像邓伟根这样布置办公室，在ZF干部中间还是有点另类的风格。这种个性张扬，对于惯于官场的人来说是忌讳的。

邓伟根年轻——当时做父亲还不满月；有高学历；且生活在顺德这样一块具有叛逆和务实精神的土地上，所以心灵显得自由洒脱，并不顾忌官场的许多细节。记得有一次聊天，他自称是“农民头”。还有一次，他戏谑地问我：“我是不是像个‘烂崽’”？ “烂崽”，粤语中小痞子、小流氓之谓也。邓伟根的这种洒脱和随意的性格，架起了一个博士和农村基层干部之间的桥梁。

那天临走，邓伟根拿过送给我的那本“规划”，翻到扉页，题写了“敬请批评指正”几个字，接着又随手将标题中的“2030年”几个字划掉，改为“2020年”。

当时我以为是印刷有误，没多问，回来后翻看了一阵，没发现什么纰漏，这才猜想：邓伟根可能是向我表示，他希望能够提前完成这个规划。

顺德人所做的这一切，当然还没来得及从根本上改变环境、文化和素质方面与现代化的差距。农民要成为真正的市民，前面还有长长的路。

“洗脚上田”是80年代初的流行话语，但是，洗去脚上的泥土很容易，洗去数千年的小农经济胎记却不那么简单了。硬件建设的规划可以提前，素质的提高却需要水滴石穿之功。

重要的是，顺德人已经怀着急切的心情起步。

历史在前方耐心地等待，等待那些渴求新的文明的心灵。

1999年9月20日，澳、美、日、英、法、德等16国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齐聚顺德，了解顺德的总体投资环境。

在绿草茵茵的碧桂园，冯润胜面对那班高级老外说了一番话，既表达了顺德人关于现代化城市的认识，又展示了顺德经济发展的基本写照，同时，还充分显示了顺德人的另类思维风格。他说：

“当地的ZF财政稳健，是一个企业家能否向其投资的首要衡量标准；有否高级酒店和麦当劳是一个城市人口流量大小的微观体现；高尔夫球场则是当地消费水平高低的代表。此外，市长若能在星期天休息，就足以证实这个城市是有条不紊的。”

顺德的财政自然算得上稳健，自1991年开始，税收和财政收入就占全国县级市第一。

还是在20世纪80 年代，顺德就已经花8000多万元建起了一家四星级酒店，90年代又建了一家。这种水平拿到全国县一级城市去比，算得上是凤毛麟角。至于麦当劳，对于顺德来说那就更是平常的了。

顺德有两个高尔夫球场，够冯润胜摆出来说一说的。顺德的领导在某些场合说：转制后，我们更有机会打高尔夫了。有人对此有异议，认为中国离高尔夫的时代尚远，不能这样说。但是在这里，“打高尔夫”可以视为现代汉语修辞法中的借代，表示闲暇而已。

冯润胜话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市长星期天的说法。他把星期天的事实存在作为城市有条不紊的体现。看来，对于转制之后ZF不再当企业的“父亲”，他确实有一种由衷的欣慰和骄傲。

这种欣慰和骄傲，冯润胜在许多场合都毫不掩饰地表达过。

最初我们说投资环境，大多是停留在交通、能源等方面，后来讲究“软环境”，充分注意到政策、法规等因素。

但是90年代中后期，优化投资环境的着眼点开始切入文化层面。

比如北滘镇就提出：“人人都是环境，人人都来改造环境。”这种对环境的深入理解已经渐次成为时代的共识。我曾看过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关于投资环境的材料，里面也有“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优化投资环境从我做起”等口号，甚至把随地吐痰的坏习惯也与投资环境联系起来批评。

冯润胜的一番话，表明了顺德人关于投资环境的思考已经扩大到人文范围。不管是财政也好，酒店、麦当劳、高尔夫也好，市长的星期天也好，都是某种人文精神的体现。

这两年在顺德来来往往，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顺德市委、市ZF大院里工作的大小官员们上班时候都穿得整整齐齐，男士大多穿西装，而且正正规规系着领带，似乎比省委、省ZF大院里面还更讲究些。

因为我跟顺德熟了，见谁也没觉得是什么正式场合，所以每回去那里都穿得较为舒适随意。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留意到这种认真的气氛。

曾有报道说，顺德的一个农民成了灯饰厂的老板，学会了做生意却学不会穿皮鞋，习惯了趿拉着拖鞋去谈生意。每次去豪华酒店，为了避免大门口伺应生的为难，他总是绕到后门进出。

这类报道在拍案称奇的同时，有意无意地让人觉得顺德仍是种田养鱼的地方。

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那里同样有许多人每天上班之前都仔细地结好领带，整一整西装。

在20世纪80年代初，顺德党校办的各种各样的班都开了“领导艺术”、“行为艺术”之类的课，这些课想必谈不上很高的理论性，而且被传统的办学者讥为不务正业，但是却很实用。它包括了社交、仪态、仪表、着装、保健等等，对于那些脱胎于农民的干部、企业家来说，是走向现代文明的一座桥梁。据伍国栋说，就连酒席上不要强行敬酒也作为“行为艺术”列入了课堂内容。过去人们说，顺德的干部有两种死法：一是做死；二是饮死。换成普通话就是：一是累死；二是醉死。伍国栋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当年的这些课，表现了顺德人提升素质，改变形象的迫切心态，而一丝不苟的领带则是这种心态的悄然流露。

我到顺德采访，大多住在顺德市委党校。那是一组花了7300万元建起来的建筑群，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有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钱不能概括一切，尤其无法遮掩文化底气的不足。但是顺德市委党校重在实用和整体效果，在气派、甚至有点豪华之中一点也不土气，完全可以接待高档次的会议。伍国栋说：“来党校不是做小学生、中学生。”所以他力主高规格，还提出：“在顺德，空白开阔就是美。”他为此亲历亲为，付出不少心血，还特地带设计人员到澳门参观别墅区，以开启设计思路。

晚饭以后，如果没有访谈的安排，我会独自流连于校园。除了球场之外，党校的傍晚人不多。月桂的香气在沉沉的暮霭中流动；大树小树的叶子上漂浮着傍晚的清新，用手摸一摸，没有什么灰尘。走在小径上，我的思绪从顺德的发展历程掠过，似乎看见一批又一批人走进党校这个摇篮，出去时脑袋里已经有了不少新东西。我想，那一期期培训班就是顺德前进的一级级阶梯吧？

我看过顺德市委宣传部辑编的《邓XP及中央和广东省等领导同志关于金融问题的论述》、《金融知识学习参考》等小册子，从宣传部门的广泛关注中，我们可以感知顺德人提高自己的渴求。

所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事物对顺德人来说都不陌生。2001年春，顺德市建成IP宽带城域网并投入使用，成为继广州、深圳之后广东第三个拥有IP宽带城域网的城市。

《孟子·离娄》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

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农民并不一定永远是农民。今天的顺德已经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物质世界，改变了中国农村的传统含义，正开始清理行为方式和文化素养中的农民印记。

不论是不羁的拖鞋还是庄重的领带，都是心灵的外化。顺德人更看重的是丰富内心。

引领内心不断走向光明的教育事业，就成为顺德人走向富裕和文明的不变主题。

2000年9月，我去顺德市委宣传部拿一份材料，见到办公室主任罗淑玲，在一起随便聊了几句。她同丈夫送女儿去南京大学报到刚回来，脸上还有旅途的疲惫，心中的兴奋也还没有散尽，于是我们的话题就集中在教育上。

罗淑玲的女儿是顺德一中的应届毕业生，考上了南京大学法学院。按照顺德市的规定，凡考上大学的孩子均可获得市ZF的助学金，考入一般院校每学年3000元；考入清华、北大、南大等14所重点大学的，每学年5000元。罗淑玲的女儿很争气，进了近年来一直在学界口碑甚好的南大，四年读下来，可以得到顺德市ZF2万元的助学金。

这笔钱对于罗淑玲的家庭来说，当然算不上大数，她自己盖的四层小楼就让宣传部的小青年们羡慕不已。罗淑玲是个很能干的女性，把办公室和家庭都打理得井然有序，但是她却不事张扬，说起话来轻声细气。她很实际地说：“没有这助学金，也是要送孩子去的。”

话虽这么说，这笔钱的意义仍不可低估。我在心里算了一下，一学年5000元，除去寒暑假，一个月有500元以上，这个数字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不能算小了。如果是家庭困难的学生，这笔钱或许就能支撑他将学业进行到底。

更重要的是，顺德此举对于当地求学氛围和上进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顺德每年都要将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集中起来学习一两天，那天我路过党校的梯形教室，讲台上的人正好讲到顺德鼓励学习的这种奖励措施，我看到台下不少年轻人都有惊羡的神情。

顺德为这些子弟的付出完全是无偿的，是一种纯粹的奖励和帮助。ZF不要求这些学生毕业后回顺德工作，甚至希望他们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是能到国外去留学。所以也不存在同学生或家长签约什么的，按学期把钱领去就行了。

在我们的许多大学里，反而有一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毕业留校的学生甚至新分配来的毕业生，必须工作满5年，才可言说调走的事，否则，就得赔钱，数千甚至逾万。这种人才单位所有制只看到单位对个人的“恩赐”，看不到个人对单位的贡献，既没有挽留人才的真心和能力，又没有让人自由选择的胆魄，与顺德这样过去种蔗养鱼的地方比一比，实在应当脸红。

两个月后，我在电视上看到顺德市德胜区开展奖教奖学活动的大会。报道说，德胜区一次就拿出20多万元，奖给中小学老师和学生。电视上有老师和学生的代表发言，都是挺高兴的样子。

顺德人愿意为文化素质的提升花钱。顺德教育局有规定，老师们不论在哪一级报刊上发表了什么类型的文章，即使只是一个“豆腐块”，都可以得到奖金，省级报刊300元，地级200元，本市100元。

企业就更不用说了。“美的”奖励1999年度为集团科技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奖金总额为380万元，其中新产品项目奖的一等奖是169万元。

对技术的奖励，也就是对教育的肯定。

顺德人为学习舍得花钱。1999年11月，广州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WTO广东高级研讨会”，实际上是有关WTO话题的讲座，每张门票收取1500元，“美的”竟一下子来了19个人。

《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到卫国，冉有替他驾车。一路上，孔子感叹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他：人口多了，该做些什么呢？

孔子说：“富之。”——他认为首先要使他们富裕起来。

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富了以后又该作些什么？

孔子说：“教之。”——富裕了就应当好好施行教育。

如今的顺德人算是富了，他们正在踏踏实实地实践孔子“教之”的理想，创造有利于教的环境。

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广东共出了9名状元，顺德人占了两名。如果不以创立顺德县治为限，沿历史长河再向上追溯，这块土地上产生的状元则有3名，占了整个广东的三分之一。

顺德人有爱读书的传统。

新的时代里，顺德人正以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超越的眼光，催生着新的状元群落。

子弟们代表着未来，顺德人却还要牢牢抓住眼下。

1997年，顺德人开始分期分批组织人员到清华大学接受企业管理培训，每半年一批，到2000年已经组织了8批。

这种教育形式深深吸引了企业界人士，但是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1998年，在企业界的要求下，顺德市科技局与清华大学联系，在顺德开了一个MBA远程教学班，招收了70多人，全部是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了五年以上的企业界人士，其中不少经理级人物。顺德市ZF为此前后投资240万元。

远程教育受到顺德人的欢迎。第二年，清华大学远程教育顺德站就成为清华大学远程教育系统中学生最多、规模最大的站点，有学生300多人，占清华远程教育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

2000年4月，顺德市工商联选送了13名私营企业家到清华大学研修MBA课程，时间为两个月。凌丰涂料有限公司总裁郭顺开是其中之一，他的体会是：

“自踏进清华校门之日起，我就得到了一种感觉：差距。中国企业同世界经济500强的差距；民营企业与国企的差距；我们同在校大学生的差距；顺德同北京的差距。以前总以为自己也算一个事业有成的老板，现在看来，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是不行的了！”

2000年8月初，我在顺德遇见周天明，他告诉我，正准备带十几个人去清华大学念书。这次去的都是党政部门干部，学的是行政管理，时间是6周，要9月底才回来。

顺德市委党校的副校长何劲和也参加了这批学习。何劲和是华南师范大学毕业的硕士，而且在顺德市委宣传部当过好些年的副部长，分管报刊、精神文明建设等，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到党校之后，又创办并主编了一份理论性杂志。但是对这种非学历意义的读书，他依然表现出很大的热情。

我曾同何劲和有过多次交谈，他的敏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他说：思想政治应当与经济发展同步，经济已经走向市场，思想准则也应当适合市场经济，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他还说：市场经济是多元的，市场经济时代的思想就不可能是统一的。他曾经跟我谈到我们的行政管理弊病，举例批评说，全国的文明城镇评比有许多量化的硬指标，很不实际，着眼的不是“建”，而是“管”。他说，要根据实际，根据财力，做老百姓最需要的事。

他的想法，会在水木清华变得更清晰、更有条理吗？

这一期的进修名单中还有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顺德报社社长、总编陈真泉。已是年近半百的人，平时乘飞机去北京如同上一次街那么简单，北京饭店之类的豪华酒店没少住过，却愿意到清华园去苦读数十天，除了开开眼界和提高自己之外，似乎很难找到一己的私利所在。

这边大兴远程教育，那边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按照这种态势发展，恐怕要不了多久，顺德的“清华学子”数量就会成为全国第一。

但是顺德人的目标不只清华一个。

目前，省内外已有15所大学在顺德办了班。

顺德市教育局不但组织管理干部到清华大学进修，还将中小学校长集中在北京师范大学培训。

顺德人很推崇新加坡，“无限新加坡”的口号也曾被顺德人引进，改成“无限顺德”说了好一阵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顺德花费数百万元，派人赴新加坡学习进修。新力集团的傅嘉驹就是早期的学员之一，我曾看过他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颁发的学习结业证书。此举一发而不可收，仅1997年，顺德就送了三批干部到新加坡去，学习内容也由企业管理扩大到行政管理和城市管理。已经转制的顺德电机厂老总谢建雄也在其中，他所在的第二批只有他一个是企业界人士，但是钱同样是ZF出了。

2001年3月30日，顺德市教育局与国际教育集团鉴定合约，顺德市出资200多万元，于5月份选派53名中小学英语教师分赴英国剑桥大学和哈士汀大学进修三个月。在英国的三个月里，这批顺德人被安排住在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英国家庭中。国际教育集团为他们专门度身定制了课程计划。

成批的中小学教师公费出国进修，应当算得上大手笔了。

据《南方日报》报道，顺德市教育局副局长陈锡剑说：顺德今后每年都要拨专款派英语教师出国培训，“教师队伍的建设要从原来的学历达标转向总体水平的提高达标。”

有这样的气魄，何愁英语教学水平不能提高？

引进和送出去双管齐下，顺德有了腾飞的双翼。

似乎这一切都没有自己来搞教育那么来劲。2000年，顺德人又在全市掀起了一个办大学的热潮。

顺德已有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但是顺德人不满足，他们一心想办一所综合性的“顺德大学”。这个梦在1992年撤县改市的时候就萌生了。1994年，顺德市ZF在马岗村征了2000亩地，进行了“三通一平”，准备作为顺德大学的校址。

但是中国不允许县级市办大学。

中国的大学都与行政挂钩了，套上了行政的级别，所以全挤在大城市，最好的大学挤在最大的城市。不像西方的大学，往往办在远离政治也远离市场的僻静地方。

顺德人不甘心，依然紧锣密鼓地忙碌着办大学的事。在建市8周年之际，顺德开展了“兴建顺德大学万人行募款活动”，一时间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全市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认捐上亿元。

顺德人还在希望关于办大学的政策有所松动。他们在向市民和海外乡亲宣传他们的大学梦时，故意含糊其辞，不断根据需要混淆顺德大学与职业技术学院的概念,使自己既不违反国家政策，又不限于职业技术学院的档次，以获取普遍的支持。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是顺德成人教育学院。顺德人一直对这种类型的学校不满足。

记得在顺德市人民ZF驻北京办事处的大客厅里，陈用志领着我看墙上八幅关于顺德的大照片。当看到顺德成人教育学院那一幅时，他指着主楼顶端的校名，开了一句玩笑：

“这个名字不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在教怎样拍[被过滤]！”

他取笑的是“成人”二字。

虽然是玩笑话，却也反映了顺德人对综合性大学的渴望。

顺德人的大学梦总在不经意中流露。2001年2月19日，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一则报道，题目是：顺德餐馆在京办大学。报道说：

“最近，顺峰餐饮管理学院在京成立。这个学院是由北京顺峰饮食娱乐有限公司与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合办的。据悉，顺峰学院重在培养餐饮职业经理人、高级烹调师和服务技术人员，并面向国内招生。”

以社会的当前惯例推测，顺德方面在这个结构里主要是出钱的角色。但是谁又能说其中没有包含顺德人急于通过文化和教育改变自己形象的急切心情？

说到顺德人办教育，我还想到一件与此有关的事。

2000年初，我在顺德见到一位70岁的老人——“顺德希望工程民间领导小组”组长龙萍孙。

按中国的现行法规，这个“领导小组”是非法组织，因为它没有任何部门的批准和备案，自行成立，自行其是。小组里只有两个人——龙萍孙和他那担任“副组长”的老伴佘炜。

龙萍孙说：“有个组织才好办事。”

龙萍孙是个退休教师，曾经被划为“右派分子”。有感于我们教育事业的落后，他将自己的晚年投入了对教育的关心。他资助了两名孤儿上学；组织了顺德两所中学与贫困地区中学的手拉手活动；还支持粤北和湘、桂建了14所希望小学，每所小学的投入都在30万元左右。

在龙萍孙的家里，我亲眼见到了顺德人的富足。独立的小楼，错落的复式结构，豪华的装修，只那落地的窗帘就显示着不一般的品味。

但是龙萍孙坦言，他自己并没有多少钱，捐赠的钱是他和老伴向社会、向香港的亲戚募来的。

说实话，这比他自己捐钱更让我惊奇和感动。

这要花费多少精力，准备多少失望，甚至陪上多少笑脸？

比起那些阔佬只是打开钱包的一条小缝，我觉得龙萍孙的付出更为巨大。

为了使捐赠的款项用在实处，年届古稀的龙萍孙不得不东奔西跑。仅1999年，他就在顺德与湘、桂的几所在建小学之间跑了10 个来回。湖南山区一所小学虽然建起来了，却不通水，龙萍孙又设法追捐了4万元，从4公里外引水入村。

介绍我认识龙萍孙的人将他视为“致富思源”典型，我看并不那样简单。这应当也是顺德人教育情结的另一种体现。

中国的“中心工作”频繁，地方干部往往就把几个现成的“典型”随中心工作不断地改换标签，反复使用，所谓紧跟形势。

就好像我曾给广州写过一部关于城市病的多集电视专题片，到了后期制作阶段，正好江泽民提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主事者就立即将专题片的名字改为“思进的城市”，并加进江泽民的镜头，据说利于申报“五个一工程奖”。如果播出前我们又有了新的中心工作，说不定又会该成另一个题目——当然，里面内容是不会改的。

中国的事大抵如此，也没什么好说的。

顺德人是统筹高手，善于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正是顺德经济起飞之初，为了弥补科技力量的不足，顺德人曾经大量利用“外脑”，高薪聘请广州的科技人员到顺德的乡镇企业来工作，所谓“借广州人的脑袋发财”。有些科技人员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技术指导，顺德人就在周末晚上派车去接，周日或周一早上派车送回去。一时间，有上千“星期六工程师”活跃在顺德广阔的田野上。

沿着这条思路，新世纪的顺德人又有了新的构思。

2000年4月1日，顺德市均安镇一家叫“鸿昌”的乡镇民营企业成了新闻明星。这一天，分别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来了16位院士、教授，参加“鸿昌首届科技创新研讨会”，主持会议的一个是鸿昌集团总经理陈豪伟；另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曾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化学专家王佛松院士。

鸿昌集团是一家生产涂料和化工产品的企业，起家于1991年底，当时的陈豪伟年龄只有25岁，手下只有4个人。如今的陈豪伟仍不过三十来岁，而“鸿昌”的资产已达1·5亿元。

在会上，专家们根据涂料产业的发展态势对“鸿昌”提出了一些宏观和微观的建议。四位院士应聘担任“鸿昌”的科学顾问。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博导励杭泉用行业话语比喻说：

“很多企业树形象、造声势，请大牌的影星、歌星，我认为那是‘镀金’的；顺德的鸿昌请了这么多院士和教授，专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把脉，这种做法是‘纯金’的。”

据第二天《顺德报》的报道：“一些有计划经济老眼光，又受市场经济观念冲击的专家看到研讨会上的情景，都连称‘大开眼界’，‘真不简单！’”

但是世人仍有理由怀疑：这是不是顺德企业的自我宣传奇招呢？因为中国太多挂羊头卖狗肉的事，近些年流行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经济登了台，文化就被人忘了，给人一副急于发财而恬不知耻的嘴脸。

2000年5月号的《顺德时尚》杂志追逐时尚，将陈豪伟列为时尚人物，为他发表了一篇专文，并配发了好几张他的照片。但是说到请院士做顾问一事时，作者却这样写道：

“不论这样的举动对鸿昌的实际意义有多大，但陈豪伟的眼界由此开阔，企业发展的长远目标也更清晰了。”

作者虽是在歌颂陈豪伟，对这件令陈豪伟成为“时尚”的事儿，却似乎抱着保留态度，关于它的“实际意义”有几分怀疑。

不过，比起1998年鸿昌新厂剪彩时大讲排场，三天里花了300万元，请院士毕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2000年的顺德一直忙乎着建立一个与中国工程院的常设性沟通渠道。就在“鸿昌”请来院士做顾问时，顺德市一项也是与院士有关的策划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11月，陈用志、冯润胜、周天明以及顺德市科技局局长袁伟伦等摆开市里的一流阵势，专程赴京，拜会中国工程院的领导。他们与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淀佐院士以及秘书长常平等进行了会谈，正式确定了共同在顺德建立中国工程院（顺德）院士咨询活动中心的计划。

2001年3月16日，中国工程院（顺德）院士咨询活动中心正式成立。

新落成的院士咨询活动中心位于顺德华桂园，是一幢两层高的小楼，红墙白柱，曲径回廊，周围草木青葱，环境幽雅。

来自全国各地的16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组成了一个“顺德市科技顾问团” 来到顺德，参加院士咨询活动中心落成仪式，并开展咨询活动中心的首次活动。

顾问团由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侯云德院士任团长，成员们的研究领域包括医学、机械制造、计算机、生物工程、建筑设计、自动控制等。在中国工程院与顺德市ZF共同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签约仪式上，顺德市ZF向这些院士颁发了顾问聘书。

中国工程院（顺德）院士咨询活动中心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将组织“企业技术创新院士行”、“院士论坛”等一系列活动。院士们还将直接参与顺德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关重要决策，以智力优势推动顺德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技术创新。

古人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顺德人就这样登高而招，顺风而呼，把自己与5000里以外的中国工程院有效地连在一起，与技术创新连在了一起。

这一切，都是顺德21世纪的发展伏笔。

当然，这伏笔能否突起成为故事的主线，历史将拭目以待。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46:41

可怕的顺德人

1994年10月，我在香港采访广州市荣誉市民。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香港经济界人士，对广州的经济发展有过很大贡献。他们有的出生于香港；有的自小跟父母来到这里；也有成人后自己辗转来的，著名实业家曾献梓就是在赴泰国以后再回到香港发展。

其中有一位林姓老板与众不同的经历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

林老板是顺德人，虽然出生于广州，但是他生命的另一次开始还是在家乡顺德。

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遣送回到乡下。1963年，不满30岁的他同几个兄弟一起，从顺德坐小船偷渡，取道澳门，来到香港。从打工起步，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林老板如今是有身份的人，不但拥有几家工厂，而且风度翩翩，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虽说翌年就满60岁了，但是除了鬓角流露出一丝岁月的沧桑之外，他根本没有老态。

偷渡毕竟算不上光彩，所以林老板不大愿意多谈往事。

现在不论去广州还是去顺德，林老板都能受到礼遇。就在我采访他的那天，他还要乘飞翔船赶往广州洽谈商务，然后要回一次顺德，在家乡他也有投资。所以，他只好让那个在香港娶的太太陪我吃中饭。

他的太太对他当年偷渡的事不甚了了，真个是英雄莫问出处。

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顺德的公安人员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据说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尽管有种种严密控制措施，但是偷渡之风无法抑制。

在与香港鸡犬之声相闻的深圳，许多人向往界河那边。有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深圳的南岭村竟有400多青壮年逃往香港。

“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就是当年南岭村的偷渡者对家乡的诅咒。

在林雨纯的报告文学《天地男儿》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是70年代末的一幕。南岭村的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南岭村的跟我回去！”

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中，有张伟基的妻子。

也是70年代末，在深圳的蛇口，海上派出所委托一些老人掩埋那些还未到达彼岸就被淹死的偷渡客，每埋好一具尸体，就可以凭海上派出所的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埋一具可得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气味难闻，掩埋更为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在当时不算少，掩埋工作并不太难，在海边找一块涨潮时海浪打不到的荒滩，挖个浅坑扔进去，再浅浅地堆一个土包就行了。这些埋尸的老人，被当地人称为“拉尸佬”，因为他们要把尸体从海边甚至海水里拉到埋葬之处，其中仍然健在的，说起当年事不胜唏嘘，那些发胀变形的尸体似乎还在眼前。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在这海湾作了祭献。

顺德人林老板是幸运者中的一个。他不但没有败给海浪，而且成就了一番事业。

时光已经流逝30年，当年的故事埋藏在当事人的心灵深处，已经鲜为人知。

我问林老板：“换到如今，你会不会跑出来？”

他说：“有可能不会的啦！”

如今的顺德人已经可以在平静中不无自豪地面对香港了。偷渡已是一本纸张发黄的故事书，一个飘逝的旧梦。

尽管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顺德各界的头头脑脑都要循例去香港举办春茗会，与香港工商界的朋友联络感情，但是顺德人看香港已经有了平视的眼光，他们把香港和澳门一起，看作家门口的两个老师。

今天的顺德很有一副富贵相。从广州驱车去顺德，一路上就能感受顺德的魅力。

顺德的公路密度和面积均居全国县级之冠。90年代初建的顺德立交桥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公路立交桥，纵横延伸，气度非凡。105国道横贯顺德市境的路段宽42米，双向8车道，那是花15亿元修扩的，中间10米隔离带，种满生机勃发的花草。完全由顺德人投钱建的碧桂路也同样是“大道直如发”，成为顺德人的漂亮脸面。

位于105国道旁的北滘和容奇两镇，在1998年和1999年一前一后，成为国内生产总值超百亿元的镇。2000年，顺德全市的工业产值已达到746亿元。

碧桂园是广东房地产的佼佼者，它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口号：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从顺德碧桂园起步，再到“华南碧桂园”、“广州碧桂园”，顺德人沿着公路拉起了一道富足的风景线。

但是社会更关注是这样一些场景——

1997年6月20日至24日，顺德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展览厅举办“顺德名优产品（北京）博览会”，打出的口号是：请首都人民检阅顺德改革开放成果。

顺德组织了148家企业、3600种名优产品参加博览会。200多赴会的顺德人原计划全部住在北京饭店，但是没有那么多空房，只好分出一部分人另找宾馆。一时间，那些农民出身的企业家成群结队在京城的豪华宾馆进进出出，却毫无陈焕生之态。

《顺德报》为这次博览会编了一份16个版的全彩色特刊，社长兼总编陈真泉亲自带胶片进京，在《北京晚报》社印了15万份，随《北京晚报》城区的邮路走。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次触发了顺德人的灵感，如今，每天新鲜出炉的《顺德报》都要跟火车上北京，在皇城展露南方海陬的日新月异。

那次博览会的召开是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许多媒体已经开始肯定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就连批评过顺德企业转制的《经济日报》，也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牧野的长篇文章《顺德改革经验应引起重视》登在自己的“内参”上。

“春江水暖鸭先知”，习惯了不事张扬的顺德人感受到了季候的变化，这才策划了这么一次大行动。伍国栋说：“目的是通过宣传顺德的名优产品证明转制的胜利。”

据顺德人统计，共有85位副部级以上领导参观了博览会，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驻京外交使节、商社代表也对顺德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前来观看。

5天里总计有3万人次入场。

小小顺德京城唱大戏，顺德人一直对这次盛会津津乐道。

大概因为对1997年的成功记忆犹新，2001年5月，顺德人又跑到京城露脸来了。顺德市市长带着“科龙”、“美的”、“万家乐”、“格兰仕”、“康宝”等名牌企业的头儿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一字排开，正式向社会宣布：当年的金秋10月，在北京召开“首届中国顺德国际家电博览会”，并声称要将家电博览会办成每年一次的名牌展会。

在有关报道中，又有记者用上了“可怕的顺德人”这种说法。

记得两年前的一个傍晚，在离京城不远的承德市逛街，因为同行的是顺德人，聊的正是顺德的事，我突然生出一个随机调查的想法，于是在闹市区的五交化大楼小家电商场——据说是该市小家电商品较为集中的地方，对货架上的小家电商品作了一个统计，结果是：

8款煤气炉，其中6款是顺德产品；

10款抽油烟机，有8款来自顺德；

微波炉14款，顺德占了8款；

电开水器7款，全是顺德产品；

电饭锅、蒸锅、电炒锅共有40款，都是顺德货。

市场在对顺德人微笑。

我试着问了问陪同我们的当地人，想知道他们对顺德家电产品的了解程度，结果他们都表现出对一些主要品牌的耳熟能详。

由顺德人来开家电博览会，应当是实至名归的了。

顺德人做什么都希望“做大”。自从京城的名优产品博览会之后，顺德就对博览会这种形式有了强烈兴趣，会展经济成为顺德经济发展的又一个亮点，而且动辄就是“国际”级别。

1998年，在京城举办名优产品博览会之后的第二年，顺德就搞了个国际木工机械博览会，此后每年一次。博览会虽然在顺德本土的伦教镇举办，却也出手不凡，吸引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木工机械生产销售企业。据张涛发表于《现代化之声》2001年第二期的文章《第三只眼看会展》，第一届的业内成交额是6500万元，第二届就达到了1·5亿元。2000年举办第三届的同时，伦教展览中心正式奠基，为木工机械博览会的未来延续作了充分的准备。

2001年3月，顺德举办了“乐从国际家具博览会。

2001年秋天，顺德人还将操办第五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地点在陈村。

顺德的陈村镇早在汉代就开始栽培花卉、年桔供应市场，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有有关记载。到明清时候，陈村已经是“户以花为业”。如今，陈村的花卉生产已成为顺德经济的支柱和品牌之一，公路两旁花棚处处。每年春节前夕，广州人总是开着大车小车去陈村买花。后来有了北方来的批发商，顺德的花木又开始走向北京等地。

顺德在陈村镇的公路边建起了一个“花卉世界”，以该镇原有的18000亩花果基地为市场依托，新辟3000亩用地，形成了一个集观赏、销售为一体的花卉展销中心，首届国际花卉博览会就在这里举行。随着博览会的日益接近，这里名气日涨，我去参观时，还遇见澳门的电视台在那里拍电视。

1999年春天，江泽民到顺德视察时，曾由陈用志等陪同参观花卉世界。在台湾女老板王秀云的“七巧”园艺场，一株高大的热带植物下放着一张镂花的白色休闲椅，兴致勃勃的江泽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招手让陈用志也坐下。椅子窄，陈用志微微侧着身子虚坐着，和江泽民一起对着照相机镜头露出笑脸。

一年以后，我也来到“七巧”。那张椅子还放在树下，不同的是，椅子后插了一个小牌牌。那是从《顺德报》上剪下的江泽民和陈用志坐在这张椅子上的合影。女老板懂得宣传效应，却不懂得怎样操作，怎样获取需要的资料，所以就将这张大约两寸见方的报纸照片用塑料薄膜包着，钉在一根细木条上，插在那里。

王秀云在中山市有大片的观赏植物种植基地，在广州的芳村有一个花卉博览园，相当于她的分店。“七巧”有女性之巧，打理得很仔细。花棚边一个小小的咖啡屋，精巧干净，为前来赏花卖花的人供应咖啡和曲奇。

她说，顺德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花卉世界虽然是个竞争的世界，但是规模效应也给商业带来了好处。

2001年秋天的第五届中国花卉博览会还将给花卉世界带来新的机会。我相信，台湾女老板会得到更多、更好的照片。

顺德人不停地搭建舞台。

他们搭的舞台规模足以使全国都能望见，可他们深感遗憾的是，这座舞台的规格只是县级。

在20世纪下半叶，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符号，这些符号大多属政治话语系统。就连一般的女人择婿标准都透露着时代的烙印：60年代首选工人；70年代要找当兵的；80年代知识分子吃香；90年代要看经济实力。

在经济时代，尽管官本位没变，但是金钱的叮当声音毕竟比以前更为响亮了。它开始小心翼翼地整合、调节着社会的发言席位和发言顺序。

充实的经济实力使顺德人屡屡引领风骚，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取得了一种特别意义的身份，于是他们在不自觉中膨胀了自信。

但顺德的官员们不得不为级别深深困惑。

顺德的干部告诉我，顺德人对“这是某某，处级”这样的介绍很反感。

我在顺德听到不少关于级别的故事，都是领导干部们根据亲身经历讲给我听的。这些故事久久盘桓在顺德人的心中，挥之不去，影响着他们的情绪和思维。

1999年春，山东有一个市组织了考察团来广东，由市领导带队。飞机到珠海，珠海市有一副市长到机场接，并全程陪同。此后考察团到顺德，本来计划是由冯润胜出面接待，不巧他要去东莞参加省ZF组织的一个会议，不能缺席，就让张开机负责迎候客人。

客人看看张开机的名片：一个小小副秘书长，处级都不到！心中顿生不快。

客人有意说起珠海的接待情况，感叹说：“反差太大了！”

张开机循例给客人们介绍顺德情况，看看人家心不在焉，只好草草结束，说：“大家旅途辛苦，先事休息。”

晚上，识趣的张开机找来一个副书记出面陪饭，气氛方才松弛下来。

顺德的官员们渴望由县级升地级，大约也与这种遭遇有关。

另有一次，北方某城市来了一个考察团，也是市领导带队，这次顺德派了一个市一级官员负责接待。因为飞机晚点，派去接的车迟迟未归。那位顺德的官员糊涂得可以，竟然跑回家去，说是先洗个澡再来。恰恰这时候考察团到了，接待科长赶紧给那位领导打电话，却已经来不及。考察团的领队看到只有些虾兵蟹将迎候，心情沉重，当即对他的团员们语重心长地说：

“弟兄们，看来人真是不能太穷啊！”

他认为顺德人是在摆架子，瞧不起经济欠发达地区。

中组部一位退下来的老领导来顺德，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曹裕江出面接待的。老领导也是怪顺德没有市一级领导出面，问曹裕江：“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忙吗？”语气中甚多不满。

其实顺德人也不是故意要怠慢别人，只是因为来人太频繁，难以应付。要是按顺德官员的级别去套，那些人要求市里的最高领导出面一点不为过，甚至即便如此也无法形成对等的规格。但是这么一来，恐怕书记和市长就是整天忙接待也忙不过来。

1998年初的一天，我在顺德报社听社长兼总编陈真泉讲办报的种种心得。其中讲到顺德的透明行政和关于《顺德政务》的话题。其间他去接一个电话，我就随手翻起了他给我的《顺德政务》。

《顺德政务》是以顺德市委、市ZF办公室名义编的期刊，定期向社会公布ZF事务和发布公告。ZF出钱，具体的编、排、印、发均由顺德报社负责，随《顺德报》免费赠阅。它的出版是顺德政务公开的一项重要举措，体现了顺德机构改革的透明行政的理念。

这是刚刚印出来的一期，在“领导重要内外事情况”一栏里，有刚刚过去的1997年12月的记载——

1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到顺德视察，陈用志、冯润胜与两位副书记接待及汇报。

12月1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到顺德视察，陈用志与市委常委、市政协主席招汝基汇报。

12月27日，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杜星垣一行来顺德，冯润胜接待。

一个月内，就有三起如此重量级的贵客光临。

这些贵客的级别都是顺德人望尘莫及的。

还有许多来访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也就没有记在《顺德政务》中，顺德人不可能一一照顾周到。

宣传部一位科长说：“有一次，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带一帮局长来，但是我们只能派一个接待科副科长作陪，人家很不高兴，却不知我们正在接待中央领导。”

那些不满意顺德“低规格”接待的人听了这话想必不会生出体谅，只会想：什么时候顺德人也变得牛逼起来了！

在顺德由你说了算，大不了得罪人就是。但是像顺德的这种小官，走出去可就为难了。

1997年，顺德组织镇委书记和镇长赴外地参观学习。第一批由冯润胜带队北上，满以为“天下何人不识君”，也没有事先派人联络就上路了。那天，一行人来到山东诸城，那座城市是顺德人心仪已久的地方，因为将260多个企业悉数转制，市委书记陈光被人叽之为“陈卖光”。顺德人将诸城引为同道，有一种南北同盟、相互呼应的情感认同。他们公事公办地来到ZF，想借用ZF一间会议室，请人介绍情况。接待的人把他们当作一般来客看待，提出用会议室要收租金，而且必须现金付讫方才开门。出面介绍情况的只是一位接待办公室副主任，自然无法形成顺德人想象中的那种沟通。

这批顺德的官员心中郁结着不平之气。江佐中当即利用曾经在新华社当记者的关系，打电话到济南找山东省委办公厅的熟人，颇有点走后门的意思。晚上，当地一位副市长出面，请顺德人吃了一餐饭。

但是这餐晚饭吃得并不开心。顺德人去得多，一共坐了三桌，主人却只负责请主宾就座的那一桌，其余两桌由顺德人自己“买单”。

顺德人当然不会舍不得那点饭钱，只是心里很不平衡。他们想：我们接待过多少来顺德参观考察的人，从来也没这样区分过！

人家当然也不是为了省钱，那只是一种等级差别的需要，是一种惯例，并没有想到这种惯例会刺激顺德朋友。

我们有太多关于级别的故事。崇尚级别的风气随处可见，甚至浸淫了我们的学校，前不久听到江西某学院校庆的事，该校对返校参加庆祝活动的校友作出按行政级别住不同档次酒店的规定，颇伤了好些特意返校寻找温馨的心。

森严的等级是与计划经济那种有钱也买不到资源买不到用品的状态相适应的。商品经济催生着市民阶层，而市民精神与森严的等级观念相抵触。所以，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先行一步的顺德就与旧的惯例有了冲突。

愤懑归愤懑，却不得不接受现实。

轮到陈用志带第二批出去，就接受了教训，行前先向沿途计划逗留的各市市委发了明传电报，希望得到接待。是否还找有关熟人打了招呼，那就不得而知。

这一次出去顺德人挽回了一些面子。据说某市的领导还就顺德人的造访作了三点批示：

一，对顺德的同志要用超地级规格接待；

二，免费；

三，安排住最好的宾馆。

这事我听好几个顺德的当事人说过，细节上小有出入，但大体上是相符的。“超地级规格”的说法让顺德人很兴奋。

陈用志告诉我，在大连住的是专为国家领导人建造的棒槌岛宾馆，宾馆里很多家具是顺德的产品，他们看到后很是高兴。

他还给我说了从东北回来在江浙遇到的一个小插曲——

看过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红极一时的张家港市之后，顺德人从南京去上海。当时沪宁高速公路已建成，因等李鹏来剪彩，还没有通车，起点的路口被拦住。

给顺德人开出租旅游大巴的上海司机图近求快，跟陈用志商量，想试一试看能否破例。陈用志半信半疑地同意他去交涉。

司机就跑去跟管关闸的人说：广东顺德的领导来视察，希望照顾一下。

管关闸的人来到车前，打量了一下陈用志，问了几句，再看看他的工作证，竟真的给顺德人放行了。

李鹏还没走过，顺德人凭个工作证就可以通行，看来顺德的名字还是挺响亮的。奔驰在高速公路上，顺德人的心情像车轮一样欢快。

对照冯润胜一行在山东的遭遇，顺德人上演了一场悲喜剧！

沪宁高速公路的一幕给了顺德人很大的慰藉。陈用志跟我说这事时已是两年之后，但是他的自豪依然溢于言表。

这是社会对顺德人的一次心理调节和补偿。

小小的顺德不是以级别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以经济实力和名望为人们所关注。

1998年，冯润胜在山东被关在会议室外的第二年，春暖花开的3月里，邓伟根与何享健等率团赴华东、西南为“美的”考察市场，并拜会当地ZF官员。

《北滘报》刊登了考察团在重庆的一张照片：重庆市副市长许忠民在重庆人民宾馆会见邓伟根，俩人坐在宽大的会客室里交谈，俨然一副中规中举的正式社交情景，那模式就像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我不知道重庆的报纸是否也刊登了这种照片。会谈的俩人级别相差大矣！如果按照对等接待的原则，他们显然不会坐到一起。

邓伟根远比冯润胜幸运。

这就是两种观念在交接处的犬牙交错，是社会转型期的错综复杂。

据说诸城的领导人后来也组团到顺德来考察，担心顺德人还以其人之道，不予接待，特意让国家体改委出面介绍。

这当然是过虑。

顺德市负责接待工作的是周天明。他告诉我：“顺德的接待工作很规范，一切由秘书长统筹，至少要请前来考察的全团人员吃一餐饭，以尽地主之谊。”

顺德人以“不唯上”著称，这其实与他们在庞大的中国官场结构中的位置不无关系。

地级市一般都有数倍于顺德的幅员，但是许多地级市的经济实力却远远落后于顺德。行政的低级别与经济的前列位置在顺德人心里时时发生冲突，使顺德的大小官员心存芥蒂。

或许是这种芥蒂造成了逆反心理，顺德人常常有悖离官场循例之举。1996年，顺德市编纂的新《顺德县志》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彩图页里，邓XP、江泽民、李鹏等领导人访问顺德的照片之后，有胡耀邦、[被过滤]当年在顺德的照片，并分别注明其身份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这种做法是精于官场的人所不屑的。我们的出版物惯例是将“十大元帅”精简为九个，剔除了政治上被否定的林彪，同时也否定了历史的存在。[被过滤]在《顺德县志》中出现，表层透现的是顺德人实事求是的风格，但是更深一层却表现了顺德人心理中隐含的对官场文化的冲击力量。这种心理的外化就是无心唯唯诺诺地循惯例，较少禁忌，使社会形态更倾向于经济而不是政治。

但是顺德人关于级别的心理是复杂甚至扭曲的，种种困惑也聚生了他们另类的级别意识。

在顺德市委、市ZF的大院里，官阶的称呼非常严谨，对身兼两职的干部一般称其更高的官阶，因此“某常委”也成为称呼的一种，或简约为“某常”。

有一次，某单位准备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城市文化研讨会，想把会议地点放在顺德，当然是希望在经费上有所节约。我曾与顺德一位领导干部谈及此事，他问，可以来什么级别的人？听说北京会来几位司长，他说：“顺德人喜欢做大些，能来副部长以上的人物，事情就比较容易通过。”

这成了中国的一种奇特现象：在行动上出名的“不唯上”的地方，却非常看重这个“上”。

以历史的眼光看其实这也很正常。任何一个地区的定位和发展毕竟离不开大环境，必须与大环境接轨。在时代和社会划定的圈圈里，谁都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就连思想家的翅膀也是不自由的。

计划经济与官本位，这是时代给予我们而不容易脱手的两样赠品。

但是顺德的“级别情结”与它的务实精神并不矛盾，它暗含着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的精明运用，并不全是政治与哲学思想的产物。

顺德是富足的，顺德形成了良性发展的态势，但是顺德同我们的时代一样，也有自己的问题。

顺德市委、市ZF还没乔迁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大院去办事，遇见好几十个工人模样的人站在大门外请愿。

形势倒很安静，那些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地上。大院的警卫人员远远地盯着他们。

大院里波澜不惊，一切同往常一样。

我问大门外的事，市委的人告诉我，因为老板欠了这些人的工资。并且说，静坐示威的事已不是第一次。

这只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问题的外化。

顺德工业的起步是引进生产线，如今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属于引进的时代，顺德的优势在哪里？胆略已不再对市场具有魅力，当年，顺德因为先行一步，引领了消费潮流，曾几何时，买空调机、热水器的商家纷至沓来，上门排队；现在进入过剩经济时代，却需要种种的推销手段去争夺市场。社会发展对于综合素质的要求更是向顺德提出了挑战，对于不久前还在种蔗养鱼的人来说，科技水平和管理意识的提高都是艰难的跋涉。

顺德不少干部对转制依然心怀忐忑，他们知道，企业在盲目投资的年代积下的债务像石头一样沉重，十年八年也难以还清。如今顺德进入了还债的高峰期，需要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方面平抑历史债务；另一方面是组织企业新的发展。

除此之外，转制还须经过历史的验收，仍有许多“首尾”需要拾掇。

记得在白燕粮油实业有限公司采访时，副总经理刘益洲告诉我，新的大锅饭现象正在出现，所以要“净化股权”。公司办公室年轻的许主任，一个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的硕士语调激昂地声称：必须搞第二次转制。他向我介绍了该公司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一些做法：强行回收股权，重新分配；提高每股所含金额；缩小股东的数量；退出企业者必须退股，被开除者强行收缴股份；调岗者调整股份，比如从中层干部位置下来，就减少拥有的股份。

将股权当作行政手段而赋予其随意性，这类做法在顺德的转制企业中应当不是绝无仅有。

顺德的官员都在念叨着二次转制，但是对此的思考和规范似乎还很不够。

顺德人需要的，是辉煌之后的冷竣，是新一轮的默默的开始。

关于未来发展，顺德人有自己的思路。他们抱定的一个最根本宗旨就是踏踏实实地发展经济，认为这是一把无往不胜的万能钥匙。

我收集了顺德人的好些格言——

“富裕才能稳定，经济就是前途。”

“小发展大问题；大发展小问题；不发展问题就全出来了。”

“一个家庭越穷，吵架就越多。”

“穷则不稳定，就连家庭都一样。”

“人家的困难就是我们的机会。”

“顺德人今天的问题，其它地方明天也会碰到。”

顺德人总是不失自信，他们相信未来在自己手中。

顺德市区有一处园林胜景，叫清晖园，是清代粤中四名园之一，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园内曲径回廊，花木葳蕤，亭台楼阁，小巧玲珑，兼有岭南建筑与江南园林之美。

清晖园内曾经辟一食府，生意兴隆。二楼和三楼的雅座都是木雕窗棂，彩色玻璃，颇具古风。登楼的梯边张贴着一张朴实无华的白纸，上面有二三十人的签名，都是文坛耆宿，如艾青、袁鹰等，不知他们何年何月曾到此一游，品尝过什么菜式？

顺德人很以自己的饮食文化骄傲。有一种说法：传统的粤菜是以顺德为中心兴起的。据说广州大饭店里的厨子有很大部分是顺德人。顺德人的大胆创新精神也体现在菜肴的制作上，比如“炸牛奶”就是一例。

我在清晖园里吃过好几次饭，觉得它很能代表顺德的饮食风格。只是因为有碍园林的卫生和清净，这家食府在2000年关张，让园林从新的世纪开始回归了清雅。从此我不知道顺德的哪家餐馆最能显示当地风味。

顺德人总是很留恋乡土，据说不少顺德人当兵不愿提干，怕回不了家乡。那还是顺德富起来之前的事，不知现在更为富裕的顺德人是不是还是那样恋家？他们对乡土的热爱大约也与饮食有关吧？

有一次在清晖园吃饭，要了一条鲮鱼，我突然由此想到黄节。这位顺德籍诗人在京城收到家乡的酱鲮鱼干，高兴得写了一首诗，曰：“客厨自有烹鲜计，不及乡风豉土鲮。”

豆豉鲮鱼罐头至今仍是顺德特产之一，想必依然可以勾起游子对家乡的怀念。

清末民初著名诗人黄节是“岭南近代四家”中成就与影响最显者。这个最终客死北平的顺德人是南社早期成员，曾与章太炎等在上海组织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清华研究院导师，讲授中国诗学，并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著名学者吴宓是其入室弟子。黄节在从事国学整理的同时，有不少诗文行世，其中不少体现了他对20世纪前期中国命运的深深关切。《蒹葭楼诗》是他的诗作结集，字里行间满是关于国家对民族的忧思。

可惜在今天的顺德，我没听到人们提起他。

近年倒是有人考证出香港著名武星李小龙是顺德市均安镇人氏，报纸为此热闹过一阵。

黄节曾有诗句云：“馀春尚去花时早。”

春天还长，花时尚早。

这句诗完全可以作为顺德的写照。

　

春天未老，在那块土地上，正弥漫着一派给人憧憬、希望和勃然生机的早春景象……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48:22

尾　　声

　

　

2001年春天，中共顺德市委、市ZF以及人大、政协迁入新址。

那是一座巨大、豪华而具有现代色彩和多重功能的大厦。一进入它高大宽敞的大堂，你就不得不立即意识到，你必须对以前形成的关于“县”一级形象的概念来个彻底清算。省委、省ZF没有这样的气派，我在我们首都进出过的几个国家部委办也没有这样的气派。

顺德人非常精心地设计了这座大楼，主楼与附属建筑之间的连接美观合理，会议中心的每个会议厅学习了人民大会堂，以各镇的名字命名。

陈用志没有搬进这座新楼。他已经调任清远市市长，据说组织了好几批清远的干部来顺德参观，也邀请了好些顺德的老板去清远考察投资的可能性。

冯润胜以市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共顺德市委书记。在他宽敞的办公室，我听他简要而概括地叙述了顺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冯润胜说：“顺德的80年代，是产业的跨越，由农业转向工业；90年代，是体制的跨越，由计划转向市场；现在是建设的跨越，将从市场化转向全球化；从传统转向现代产业；从分散转向集约。”

他说：“顺德现在的目标是城市化，要革农村的命，革农民的命。过去是农民包围城市，现在要以城市消化农民。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观念的改变；习惯的改变；体制的改变；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

他给我说了一些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思路和设想，包括合并自然村，建设中心村，重点发展小城镇等。这些思路和设想体现在不久后由中共顺德市委、市ZF发出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我问：“还会遇到产权制度改革那样的困难吗？”

冯润胜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阻力更大，将会有大风波！”

我问他将如何应对阻力，他说：

“不争论，不埋怨，不停步。不管是国家政策调整还是历代领导人遗留的事，都不埋怨。坚持用生产力的解放来统一思想，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完善。”

我没能从他的说话里捕捉到“靓女先嫁”之类的个性词语，不知是否职务的变动掩饰了他的属于民间的灵气。但是我相信，随着改革的艰难推进，他一定会有新的灵感。

新的世纪给顺德带来了新的难题。

市委一位副书记因赌博、受贿和挪用公款倒台，顺德的领导干部面临着历史的一番更严格审视。

7月25日，西海村上千名村民闹事，改革的完美性再一次受到挑战。

作为顺德名片的家电企业兄弟阋墙，愈演愈烈——

2001年3月，“美的”进军微波炉；

两个月后，“格兰仕”宣称：斥资20亿元进军空调、冰箱；

不出一个月，“科龙”斥资2亿元，全面进军小家电。

2001年7月2日，《北京青年报》刊登大块文章《珠三角神话是否终结》。记者这样记录他在顺德的所见所闻：

“格兰仕市场部一位人士瞪大着眼说：‘你知道美的挖我们的人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工人甚至还穿着格兰仕的厂服就在美的的流水线上干活了，他们甚至让跳槽的工人开列自己认识的格兰仕工友名单，挨个打电话策反。从格兰仕挖过去的技术人员，一到任便仿照格兰仕的黑金刚做出了美的黑金星。’

“而到格兰仕应聘的美的财务人员干脆带来了美的1999年12月份内部财务报表，格兰仕也公开将其全数复印，在开新闻发布会时发给记者人手一份……”

这种放弃周旋、闪避而全方位硬碰硬的战术，证实了家电企业已陷入窘迫境地，正左冲右突寻找出路。

记者认定：顺德家电企业将经历更为残酷的血腥厮杀。

新的世纪等待顺德人的新作为。

世上没有永远的胜者，但是有永不磨损的求胜之心。

每次到顺德去，都会发现新的变化，都会有新的感受。

那天从市委、市ZF出来，特地去大楼正面的10万平方米大广场徜徉了一阵。广场虽然宽阔，却因繁花绿树的巧妙分割，没有一览无遗的直露，让人流连忘返。几个顺德本地的妇女头戴斗笠，将一块花格头巾搭在斗笠上，正在花圃里进行劳作。阳光透过花的枝叶，洒下一片片静谧。

这里的一切与家电市场的硝烟似乎离得很远很远，与冯润胜等正要全面展开的农村改革亦保持着一段距离。

抬头望望市委、市ZF那座以白色为基调的大楼，似乎隔得很远，但又分明连在一起。

回来的时候路过一个叫“大门”的村子，牌坊上的对联写道：

　

一出斯门，头头是道；

但由正路，面面皆通。

我一路都在想：何为“斯门”？何为“正路“？

　

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在顺德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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