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苍茫—顺德产权改革解读报告》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8:56

理
论
的
剑
气

　　
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历尽沧桑。
从决定跨出这一步开始，顺德市委、市ZF就把自己的座椅搬到了火山口上。
这是一场两面作战的搏斗。顺德所需应对的不但是改革路途上的种种难题种种阻挠，而且还有来自远方的指责。
那些指责在厚厚的堆积层下形成，已经蕴涵着原煤一样丰富的能量，可以燃起熊熊的烈火。
从“顺糖”到“二建”，再到掀起拍天巨浪的“华宝”，尽管都是一些具体的个案，尽管顺德一概小心翼翼，不敢等闲视之，但是这一个个的具体事例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解。
这些具体的事例叠加起来、汇聚起来、发酵起来，终于抽象出一种精神和理念。
现在轮到理论登场了！
理论自有理论的威力。它决不流于读者来信或者一般的报道之类，不像那些东西没有足够的杀伤力。理论出手不凡，擅取敌人要害，利剑一出鞘，就见一道凛凛寒光，直奔敌人首级而去。

1995年，理论的利剑终于横在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路上，剑气逼人，发出一声断喝。
利剑的尖刺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作者王琢。文章题为：“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副题是：“对‘顺德现象’不能掉以轻心”。全文作为特稿，分上、下两部分发表在《生产力之声》该年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上。
《生产力之声》是首都钢铁公司的一份杂志。这种杂志我至今未能读到过，估计属理论探讨性刊物，阅读范围不会很大，甚至可能没有国家正式刊号。
我想在顺德找到这本杂志，但是没有。顺德市委宣传部的资料室只存有《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否定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管资料的人换过几茬，这份复印件的来历已经没人说得上来。
在这篇文章下半部分的复印件天头上，有两行用笔写的字——
“文章（下）尚未公开发出。如传章（疑为传真两字的笔误）仍不清晰，告之地址，把文章寄去。”
落款是“首钢研开公司”。
明明是已经刊发的复印件，却还说“尚未公开发出”，是不是还准备在更为公开的范围发表呢？
寄出复印件的是什么人？是出于某种责任感还是出于理解和同情？
这些细节早成历史烟云，难知其详。它所隐含的故事，一定可以折射顺德的改革事业在一个特定时代的生存状态。
《生产力之声》尽管发行范围不大，但其能量不能低估。
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首钢”，曾经是某种政治势力和某种理论的代言人，常常作为国家大型企业的代表说话。它所办的杂志自然具有某种不可言传的影响和力量。
作为经济学家，又曾经做过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这种高官的王琢，为什么会把自己这么一篇充满激愤的重要文章远远地投放到《生产力之声》的版面上呢？它表明的是王琢对这本企业所办杂志的看重，还是因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的观点需要到那遥远的地方才能找到知音？

王琢这篇文章旗帜鲜明，直冲顺德而来。
《经济日报》所发表的那篇《华宝产权转让纪实》，只将批评的眼光集中于一家企业，只是一种纪实性的个案分析。王琢的文章却上升到全局性的理论的高度。
九千来字的文章——算得上是重磅炸弹了——集中向珠江三角洲腹地这一块试图变种种植新苗的土地倾泻。

编者按更是画龙点睛，指出：“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是对公有制怀疑或者动摇？孰是孰非，事关重大，有责任感的人们绝不会对此漠然处之。”
于是，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就不再是珠江三角洲一块小小地方的事了。它似乎成了两个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焦点。顺德因而站立在风口浪尖之上，再一次面临历史的考验。
在这篇文章里，王琢列举了当时理论界和传媒的一些有关产权制带改革的论说，然后痛心疾首地说：

      学者发表自己的看法，无非是造点舆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这种舆论已为有的地方党政机关所接受并付诸实施了。

      有的地方当权者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开始实行基本取消国有企业或者严重削弱公有经济的某些举措。

      令人纳闷的是：为什么昔日靠办公有企业而崛起的顺德市，如今突然间对公有经济完全丧失信心，竟然到了惊慌失措的地步。为什么办这样大的事，却忘记了邓XP同志的讲话：“现在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文章主要是通过批评“华宝”事件来抨击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同时，还对当时容忍甚至支持顺德改革的整个中国的政治气候，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深深的忧虑——

   “靓女先嫁”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饮鸩止渴”之路。这样的大事，至今未见我们党报作出正确舆论导向，而有的传媒却在宣传顺德“靓女先嫁”之路，加上有些地方自发地学习顺德“靓女先嫁”的私有化“产权革命”经验，正在构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严重威胁。

全文言辞激烈。“这是什么逻辑”、“这不过是鱼目混珠”、“这场争论，也是一场斗争”之类的语句，比比皆是。
文章还充满诘难——
“顺德的做法符合XP同志的一贯思想么？”
“这不也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方向路线问题么？”
文章最后说：

      现在，人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国有经济的日趋萎缩，加上党内外一些自毁国有经济的势力，已经构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严重威胁。可见，振兴和壮大公有经济，包括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紧迫的政治任务。

这场批评是急风暴雨式的，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显露出在大是大非面前义不容情的气概。
地球依然以自己的速度缓缓地转动着，我们依然任凭生活的惯性引导忙忙碌碌。也许，没有多少人读到了《生产力之声》，不知道有一个叫王琢的人曾经为发生在珠江三角洲的事情痛心疾首，曾经提醒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历史对此不会掉以轻心。
作为当事人的顺德无法对此掉以轻心。
今天，我们还能感知当时的顺德承受着怎样的重负吗？
顺德市人大的一位副主任告诉我，王琢的文章上了中央的内参，《经济日报》也发表过王琢的类似文章。
周天明也说，王琢这篇文章是进了中央政治局的。他还告诉我，当时另有一家报纸也对顺德作了点名批评，文章题目也很吓人，叫做：又一个没有国营企业的市。据说第一个指的是福建省的泉州市。
我手上没有材料可以证实王琢文章的影响达到了哪一层次，但是它的威慑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周天明说：政治压力很大，市领导都做了罢官的准备。
我问：作为这次改革的积极参与、跟进者，一个主持起草改革文件的人，你是不是也做了罢官的准备？
周天明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叹息着说：那时心里真的没太大把握，谁能说得清楚呢？
我很想找找当年那些蓄满了政治电荷的报纸，翻阅时代的风云。但是因为跨越了中共十五大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东西已经远离人们的记忆，兼之周天明语焉不详，似乎无从入手。
不过，《生产力之声》所发出的声音已经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最强音，足以充当一片历史的流云。
顺德的改革实验就像一本先锋小说，或者是一幅后现代主义的绘画，正在受到传统的激烈批评，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对一个小小的县级市来说，它有没有那么宽阔的肩膀去承担风雨？
一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顺德人，又能够凭借什么跃上理论的擂台去进行一番厮杀？

几年后，冯润胜在同香港记者谈到王琢这篇文章时说：
“大陆最怕政治问题。经济发展的快慢，影响不会很直接；但一涉及政治问题，自己便要直接承担责任。”
这话说得很中肯。
顺德敢于直面产权制度改革进程中的经济话题和社会话题，敢于直面诸如资产评估、股权分配、失业、保险金等种种难点，可是他们无法直面政治的压力。
政治压力的缓解靠的是等待，等待空气中渐渐弥漫起新的气息，舞起新的精灵。
等待，总是默默的，所以顺德不愿意处于聚光灯之下。
中国老百姓有一种说法：什么都不做的人不犯错误。萧规曹随，无为而治，都是中国官场的经典之作。中国官僚体制的这种状况，难免造就一批又一批的谨小慎微之徒。他们在需要承担历史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往往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们看下棋常常能看到这样一种棋手——
他的一切都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却毫无创意，毫无灵气，甚至棋面非常难看。但是他小小心心地落子，只求无过。他在耐心地等待，等待别人犯错误，等待别人的漏招。
这种棋手的棋很不好看。在这种棋手的落子之处，棋的艺术生命停止了，灵气的火焰黯淡了，胜负的意义也完全功利化了。
可是这种棋手的胜面总是很大。
所以，在官场的棋局中，总有不少人愿意充当这种棋手。
顺德不当这种棋手，因而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着政治的危机。
时至今日，顺德似乎没有谁因为投身于产权制度改革而直接付出政治代价，不管是陈用志、冯润胜这几个主要领导，还是招汝基、周天明这一级干部骨干，最终都证实了自己的脚步踩在中共十五大的路线上。但是，当初舆论所设置的危机就像达摩克利斯头上悬着的剑一样，千钧一发，令人窒息。
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各地：关于顺德的综合改革试验只在内部作介绍，一律不得向报刊提供及公开发表。
将综合改革试验局限于苗圃，暂不放在大田，这种煞费苦心的做法，就是由于当时那些人的不肯“掉以轻心”。

仔细读读《生产力之声》所登载的这篇“檄文”，我发现，它的起因、它的引证、它的论据，除了作者标明的“1994年4月10日顺德同志告诉笔者”的那部分之外，其它的几乎都来自《南风窗》杂志。
我大略数了一下，全文至少有16处提到了《南风窗》的名字，或介绍或直接引用《南风窗》1994年第7期和第9期的文章。
可以说，王琢这篇文章的基本框架和主体部分，整个的就是逐条列出《南风窗》文章关于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叙述，并逐条加以批判。
当时的《南风窗》是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旗下的杂志，是侧重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读物，在全国有不小影响。尤其是90年代末，由于较为贴近社会经济发展的脉搏，受到工商界的广泛欢迎。
《南风窗》的文章何以成为一颗重磅炸弹的导火线？
它们与《生产力之声》的文章形成了什么样的关系？是对立，还是同构？
我特地找来了那两本《南风窗》。
1994年第7期的有关文章是：《1994，“珠三角”产权“革命”》。系该期头条，并上了封面要目。只是要目中的“革命”两字没有了引号，兴许是编辑疏漏。该文作者为许挺斐。
1994年第9期的有关文章是：《“靓女出嫁”之后》。文章题目也上了封面要目。该文还有一个副标题——“华宝”转制面面观。它实际上与第7  期的文章形成了一种呼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该文的作者秦朔是《南风窗》杂志的编辑部主任，要以示礼让，这篇文章没有放在本期最重要的位置。
陶国峰发表于《经济日报》的那篇文章也提到了《南风窗》的《“靓女出嫁”之后》，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
王琢在《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一文里，有好些地方给人们的感觉是：《南风窗》的文章对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持否定态度。
它里面有这样一些说法——
“1994年9月广东省十佳期刊《南风窗》刊载了一篇署名文章《“靓女”出嫁之后——“华宝”转制面面观》，披露了广东顺德以‘产权改革’为光环的‘转制旋风’……”
“文章指名道姓披露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四小虎’之一的顺德市的情况……”
“《南风窗》文章毕竟道出了其中真谛……”
但是王琢对《南风窗》理解或者附和顺德做法的一些评述同样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有什么理由”之类的责难也连珠炮一样送给了这家杂志。

《南风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
就像潮水退却之后，沙滩上留下了蜿蜒的波痕和星星点点的贝壳，记录着潮水的心声，从《南风窗》这两篇文章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顺德产权制度改革在当时造成的强大冲击，感受到思想界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强大冲击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茫然失措。
就像《1994，“珠三角”产权“革命”》一文所说：
“北京、上海的新闻界今年初便不远千里，闻讯南来，把珠江三角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以‘改到深处是产权’等等为题作出报道。虽然它们都没有太多的细节，但改革的精华却大都公诸于世了，而近在咫尺的广东主要新闻媒介，却不约而同地保持着耐人寻味的沉默。”
广东的相对沉默自然有文化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
从文化的原因看，南粤一隅从来不是“姓社姓资”之类理论交锋的主战场，对于敏感的话题，做得多说得少的广东人宁愿绕开。
从政治的原因看，那是广东对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有意保持低调，以免过早引发理论交锋。
《南风窗》以它敏锐的触角捕捉到来自顺德的信息，及时做出了反应，显露出优秀政治经济刊物的良好素质。但是从它的夹叙夹议中，我们又可以体会到某种含糊、某种摇摆、某种保留以及某种模棱两可，某种肯定之中的忧心忡忡。
比如在《“靓女出嫁”之后》这篇文章里，作者这样说：
“阵痛、困惑，不可避免。而传闻、疑问宛如‘九头之蛇’，缠在了‘华宝’这块全国名牌上。”
“‘靓女出嫁’究竟有多大程度和范围的适用性，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不管有多少传闻、阵痛和怀疑，一种更理想的制度终将长出更多更靓的产品和更新更好的观念——尽管我们现在未必说得清楚，但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谨慎和尽可能的不偏不倚，与该文副标题中的“面面观”几个字倒是很贴切。
另一篇文章《1994，“珠三角”产权“革命”》则说：
“毫无疑问，这仍然是一种探索和实验，而且必须符合地区经济实际，目前也许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别的地方，这种探索本身也还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的疑难问题有待研究。”
尽管文章有显然的倾向性，但是其小心翼翼也是一目了然的。在谈到产权改革的适用性时，作者竟一口气用了“目前”、“也许”、“并不一定”、“完全”等好几个限定性的词。
这是在ZF没有表态的情况下，中国报刊面对新动向新变革时首鼠两端的心态反映。
但是它也是对过去那种舆论一律状况的反拨。
　　
2000年初，我特地去找秦朔，想同他谈谈顺德。
秦朔不但写了《“靓女出嫁”之后》，而且是那篇《1994，“珠三角”产权改“革命”》的责任编辑，应当对顺德的事颇有心得。
如今的秦朔已经是《南风窗》的总编辑。这本杂志在他的手上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但是依然保持着对经济生活的热情关注。
跟秦朔是老相识了，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见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那几年，报刊也呈高速增长的势头，经常有新的刊物或刷新了面孔的老刊物邀我们去座谈，远在深圳甚至外省的好几家刊物也曾到广州来召开这类会议。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同秦朔有很多在一起交谈或把盏的机会。尽管后来报刊市场以整顿为主调，这种会议就渐渐式微了，但是我们依然常有联系。
只是秦朔正准备去美国。广东省计划花1800万美元，连续五年每年选派60名中青年优秀厅处级干部赴美国进修学习一年。第一批2000年元月出发，在美国过春节。秦朔的名字亦在其中。这一段时间，秦朔都按省里的统一安排，住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强化学习英语，每周只回办公室一次。
我去的那天，秦朔正在向接手统领《南风窗》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关领导作工作移交。所以我们关于顺德的交谈只能瞅空子零零星星地聊。
秦朔倒是直率，他说自己写那篇文章并没有去顺德采访，主要是根据资料写的。他对我如今特地来谈顺德有些不以为然，说：“顺德的事不是已有定论了嘛！”
他告诉我，关于顺德的改革，《南风窗》有一篇较为全面的报道，有不小影响，因而那一期的《南风窗》曾经在陈用志办公桌上放过好一阵。
他找来那一期杂志，是1997年10月号，用开头的整整七页作了一个特别策划，总标题是“顺德：中国制度创新的摇篮”。
我有些失望，那是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后编辑出版的，是政治的天平已经倾向顺德改革后的产品，属于当时顺德宣传热中万千文章中的一篇。
作为春天里的一朵鲜花，欢呼热浪中的一声喝彩，它对于我们追寻历史的风云有多大的意义呢？
我们需要的不是重复大众的记忆。
我总认为，处于20世纪末叶的天地之间的顺德，它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鲜花和掌声，而在于没有鲜花和掌声的默然跋涉，在于它不追求鲜花和掌声的那些年月。

我让秦朔着人找来1994年的《南风窗》合订本，随手翻阅往昔的风云记录，无意中在1994年第8期上发现了一篇《“产权革命”的再思考》，那是《南风窗》杂志编辑部组织的关于顺德转制的座谈纪要。
参加座谈的有四个人：王琢、许挺斐以及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王志纲、《经济日报》广东记者站站长王培楠。
这次座谈，是呼应和承接该刊上一期许挺斐的那篇《1994：“珠三角”产权“革命”》而举办的。从纪要看，当时的座谈氛围很轻松，没有明显的壁垒，没有短兵相接的冲突，也没有将话语提升到“姓社姓资”的层面。面对着顺德转制这种离经叛道却又具有强大魅力的新事物，几个人都尽量保持着一种谨慎而客观的姿态。
座谈纪要所记录的王琢发言，尽管听得出来对顺德的转制有保留意见，但并不失为平心静气的讨论。王琢说：

      顺德这次讲“靓女出嫁”，把一些好企业的产权出让，我理解含有“换亲”的味道。“嫁出俏闺女”，“娶回俊媳妇”。但关键是你拿回钱能否娶个“俊媳妇”，“媳妇”能不能养在家里生个“孩子”卖出去？如果不能，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闺女嫁出去呢？

      “靓女先嫁”，为什么不能“靓仔先娶”？让外商出钱来入股，娶
个“洋媳妇”？

看得出来，王琢在1994年夏天的思考还主要活跃在操作层面，顺着冯润胜“靓女先嫁”的思路琢磨着顺德转制的得失，并没有1995年春天那篇文章中的“上纲上线”。
说到“姓社姓资”，还有一则资料值得提及。1991年，王琢曾两次赴顺德作调查，回来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雏型在顺德”。其中提到这么一件真人真事：

      一位上级领导同志到顺德“万家乐”视察，随口问一位工人：“你说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那位工人随口回答说：“我没有去过西方，也没有到过香港，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我不清楚。我就觉得现在顺德这一套好。你说顺德这一套就是资本主义，我就认为资本主义好；你说顺德这一套就是社会主义，我就认为社会主义好。”

那个工人的回答朴素而充满智慧，是珠江三角洲得以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哲学基础。这种以改革开放之现实为理想社会的说法，我在广东其它地方也听过，孰先孰后已不可考，应当是珠江三角洲人民的集体创造。
当时王琢认为，这种回答“反映了顺德劳动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情实义”。
但是这一则资料后来却又被王琢用在那篇批评顺德的文章里，作为否定顺德转制的依据。他据此说：
“我深信劳动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拥护顺德前县委‘三为主’方针。因为‘三为主’方针为顺德创造了光辉业绩。”
“顺德前县委”的说法，意欲将顺德划分为两个时代。
看来王琢的意思是，既然人民已经肯定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社会主义，肯定了“三为主”方针所起的作用，就不应该再作修正或推翻。否则，就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了。
但是我们很难从那个工人的那一段话里，推导出顺德当年的“三为主”就等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论。那一段话的精粹在于反对教条，在于用发展的眼光去看社会主义。它所肯定和推崇的是实践标准，并没有将社会主义的概念锁定于当时的某一种具体状态之上。
如果用它的精神来反驳王琢，批评关于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或许倒是很贴切。
事情就是那么奇怪，批评的武器常常也可以杀伤自己。

在时代的风口上，顺德站着。
历史赋予顺德的任务是实践。在理论的战场上，顺德只能默然。
曾经，面对关于“二建”的批评，顺德不得不根据报纸的要求作出了回应。但是其余的几次波澜都被顺德深深地锁在心底。
顺德没有反驳，也没有借别人之口去反驳。甚至自己旗下的报纸也若无其事，对此缄口不言。
冯润胜说：“只要对民生有利的、符合我们实际的就行。两餐饭都未饱，有什么好争论？一碗饭，两个人争食，结果就像两只公鸡关在一起，你啄我，我啄你，最后双方都把毛啄光了，不如合力去找一碗饭。”
在产权制度改革的漫漫跋涉中，顺德就像太空中一个只吸收不辐射的黑洞，无言地接收了所有的批评。
那是一场实践与理论的抗争。
那是一次朔风之中对春风的信任和等待。
那是一段寂寞的日子。
这种不动声色，这种忍辱负重，才是真正可怕的品性。
具有这种品性的人目光坚定，步伐坚定，高山大壑难以阻挡。

王琢的观点没有过时。
企业转制远未曾尘埃落定。
顺德却在实践中感知了理论的重要。就象一场天花过后会在脸上留下斑斑点点一样，理论批评之风刮过，毕竟要留下印迹。这个印迹就是对理论的关注。
历史教育了顺德。从迈出综合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开始，顺德就笼罩在理论的剑气之中，因而，它对于理论的感觉深入了一层，从活生生的现实中认识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作用。
在社会急遽变革的旋涡之中，顺德并没有打算说出点什么。
但是顺德想多听到些什么。
在顺德市委党校，经常有北京或者广州的经济学家举办讲座，其中不乏当今经济学界的权威、大腕。顺德人以满腔热情倾听这些理论布道者有针对性的讲述，每次讲座听者甚众。
1997年12月27日，被经济理论界称为“京城四少”的魏杰、刘伟、曹思源、钟朋荣联袂来到顺德，在顺德电视台演播大厅演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及企业转制等热点。
那是一次收费演讲，门票价格高达300元，与香港天王级歌星的演唱会不相上下。但是听者竟有近千人。
顺德把人从遥远的北京请来，也并不是非得让人作演讲。顺德以讲求实际著名，但是在实行对外事务之时，决没有旧式农民那种小家子气，决不会露出明显的功利主义。它的要求只是：来顺德看看。
愿意来看看，也是一种姿态。
愿意来看看，就有了对话的基础，有了沟通的可能。
我在顺德不期而遇的，就有《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有另一位副校长龚育之，有曾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等。
他们留下了脚印，带走了思考。
他们迎着顺德人对理论的崇敬而来，怀着顺德人对理论的希望而去。
默然之中，也许就是两个世纪的转换？
在顺德，甚至企业也对理论的重要意义产生了巨大的热情。1998年12月，“美的”集团召开“美的模式与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邀请了北京的经济学家杨启先、魏杰等以及《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出席，请他们对“美的”的发展模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有一次，在顺德市委党校，正好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邱永祥。他在给“顺德市企业改革与所有制结构调整完善经验交流现场研讨会”作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报告。我不知道这个会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长，或许它体现着一种对经验、理论的热情、景仰和神化？那天我亲眼看到，听北京专家讲课的顺德人确实很有点虔诚，一个很大的梯形教室，坐得满满的，中途休息时间，也像我们当年在大学里一样，围着老师问这问那。
我想到杜工部的诗句：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这些理论的雨丝，将给顺德的未来带来些什么呢？

1999年春，顺德在北京的“顺峰海鲜世界”有过一次请客。
酒店是顺德人开的，乡下来的老板，姓何，才30来岁，据说改革开放以前是一个鱼贩，每天天不亮就骑摩托车拉着铁皮水箱去运鱼。接下来有了小货卡，走得更远了点，来往于顺德和珠海之间贩运海鲜。再后来经营餐饮业，先在顺德公路边开了一家傍山的小饭店，用杉树皮盖的，有原野味，省钱省料，转移方便，处处见出精明。1993年，“顺峰”进军北京。此后一发而不可受，足迹延伸到天津、青岛和沈阳。有一阵，从广州到北京的好几班飞机的票上就印着“顺峰”的广告：“游在北京，食在顺峰。”
如今，仅北京的“顺峰”就有九家之多，而且都开在王府井、保利大厦这样的或闹市或著名消费区。特别是这一家“海鲜世界”，即使在皇城也够得上一流水平。
有北京“老记”告诉我，这家酒店是京城“四把刀子”之首。还说，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曾来这里拍门口的车牌，以监督公款吃喝的问题。
“焦点访谈”自然不会去大排挡监督吃喝问题，可见这里确实值得关注，具有一定的眼球争夺力。
至于“刀子”的说法，肯定是经常出入于酒店食肆的经验之谈，没有经过全北京市民的评选。
刀子，宰人之用也。但是这里香车若云，食客盈门。看来“刀子”之说是又爱又恨的。
人们习惯叫顺峰海鲜世界为“顺峰山庄”，两层楼，一楼是大厅，大大小小可以摆50席左右。二楼是包间，约30几个房，沿着回栏展开。一楼的海鲜池里，参、鲍、虾、蟹和各种名贵鱼应有尽有。大门口挂着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发的“特级餐馆”铭牌，金底红字甚为显眼。
在这里请饭，顺德人既有脸面，又不令人感到唐突。
顺德人氏黎子流在当广州市市长期间，来到北京请客时，就曾经假座广州妹子私营的“阿静酒楼”。据说阿静酒楼的定位只在中低档，但是自有其意义，同顺德人在“顺峰”请饭的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市场经济了，顺德的父母官在子民开的饭店里请客照样得花钱。顺德每年都要准备许多礼品赠送给来访的外国政要或友人，以前是一张条子去，企业就把东西送来了，现在也是用票子结算。
这一次顺德请饭与“理论”有关系。名单上40多位客人，或是当今经济学界的“大腕”，或在重要的经济研究部门工作，或是大传媒机构的老总级人物，其中不乏名声如雷贯耳之士
顺德人与这些人物熟得很。有他们的住址、办公电话、家里电话，甚至除了他们的秘书的手机号码之外，还有他们本人的手机号码。
这餐饭是顺德市委宣传部出面请的，当时的宣传部部长兼人大副主任伍国栋亲自带队赴京张罗。他手下的四位副部长和一位能干的办公室女主任全数出动，却没有另带什么“工作人员”——这也是顺德人做事的特点，既然许多事需要部长、副部长出面，那就让他们把大大小小杂七杂八的事都做了吧！再带随从不是要增加经费吗？副部长中那位叫赖喜英的小个子女性，像伍国栋一样也是市人大副主任，同时兼任顺德广播电视局局长和电视台台长，只见她自己背一架小型的摄像机，忙上忙下，也就顺带把“电视新闻”和资料的收集工作做完了。
同样讲求效率的是，市委常委、秘书长周天明在开席之前从顺德匆匆赶到，第二天一早又乘飞机赶回顺德去了。
其时，陈用志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特地赶过来做主持。
没有什么仪式，只由陈用志简单的讲了几句话，筷子就开始动作。
陈用志讲的是当下顺德的经济发展情形，诸如今年头几个月外贸没有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不降反增，增长了几个百分点，等等，好像是给在外的家人说几句家中近况。没有什么场面上的感谢用语，也没有说希望关注或关照之类的话。
原先是为他准备了稿子的。准备的稿子不免有套话色彩，他没用。
不需要把话说得很具体。既然可以坐在一起，就有了一种状态，有了一种自己存在于对方心中的默契，有了一种共同关心的约定。
何况，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人，不管他是支持还是反对，他都必然会关注珠江三角洲的那一块腹地，关注那里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
许多人认为，广东人谈什么事都要在饭桌上才能谈成，谈什么都离不开饭局。推而论之，饭桌上一定有要事相商。
他们忘记了那只是小老板的做派，广东人早已超越了看重一餐饭的阶段。在皇城根下摆宴席，能做小老板的事体么？
听伍国栋说，客人中有一位研究人员，曾经答应为顺德做一个课题，但是迟迟不做，顺德人很是失望。伍国栋没有说顺德同这位研究者有过什么样的协定，不过，顺德人并没有急功近利，请客时依然没有忘记他。
绕开功利性，就可以吃得随意、舒畅。
随意坐在自己人开的饭店里吃一餐饭，没有主题，不是很愉快的事么？

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侧边那间有魅力却又并不特别显眼的餐馆里，理论，似乎变得很遥远。
但是理论永远都力图结构这个世界。
　
理论的波澜一直在人们心底起伏。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9:13

心事浩茫连广宇

——时代舞台的空间

1998年3月5日，朱鎔基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在亿众瞩目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新科总理作了一番极具个人风格和个人魅力的“就职演说”。
朱鎔基的话里有几个特别的亮点，成为经典之说，受到百姓广泛的赞同与欢迎。比如，他把改革之路喻为“地雷阵”，同时表示自己敢蹈“地雷阵”，仅这种万死不悔的悲壮情怀就得到了社会强烈的共鸣。
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20个年头，中共的“十五大”已经召开，坚冰已经打破。但是，国企的改革依然困难重重，“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叹喟依然沉沉地压在中国人的心上。
人们不由回想到，此前的1996年岁末，还在国务院副总理任上的朱鎔基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时，曾为商鞅这位2000多年以前的改革家的悲壮命运潸然泪下。
朱鎔基被人称为“铁血宰相”，他的泪水是强者之泪，自然有一种特别的震撼，让人深切感受到改革步履的沉重。
他的就职演说里，犹有洒在剧场的泪痕。
共和国总理的比喻和泪水，伴着改革的风雨岁月至今留在人民心里。
顺德的改革却在总理为商鞅动情的四年前就开始了。
四年前的顺德就已经自愿地大步闯入了“雷区”。
在远离北京两千多公里的珠江三角洲腹地，顺德人朴实的心脏伴着共和国总理的雄心跳动。对改革的渴望是一条历史的纽带，绾起了中国大地20世纪末的悲欢。
顺德的改革是中国命运的折射，是中国走向新世纪的足音。它所遭遇的挫折，所吸取的力量，所扬起的风帆，都属于世纪之交的中国，都来自9600万平方公里土地深处的搏动。
所以，当我们回望顺德掀起的改革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时时从顺德荡开，投向那片广袤的土地。
　
如果真的有一条时间隧道，可以让我们回溯过去，我们真应当回到那个起点去，体验一下独行旷野的心情……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9:47

命
运
的
拷
问

如果我们要辑录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意义的词语，“姓社姓资”无疑可以入选。这个命题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特定历史产物，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足以作为时代的重要印记载入史册。
“姓社姓资”是对中国命运的拷问。这个话题的兴衰，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难起步的见证。
“四人帮”时期，中国的流行语中甚至有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说法。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种思维方式的存在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但是它确确实实影响着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进程。
面对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新变化新问题时，我们不是现实地考虑它们的实质和意义，而是把它们放到某种理论的框架中去反复比照，看看是否装得进去。这种作茧自缚，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悲哀。

1978年初，广州东郊的杨箕村偷偷做了一件大事——选择了两个生产队搞承包试点。在此之前，那里的干部们苦恼于劳动效率的极其低下，试图依靠延长出工时间的办法来改变现状，因而每天挑几担面包到田头，中午不让农民回家，晚上还常常搞突击。但是这种努力并没有提高劳动效率，无奈之下，“承包”二字才不合时宜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实际上，这个村搞的农户承包试点就是后来在全国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但是它的诞生时间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比安徽小岗村的分地还要早，无疑要受到严厉批评。当时广州市管农业的一位副市长甚至说，这是“抱着刘少奇的脚不放”，“不想死就要立即改！”
第二年，全国农村风生水起，迈开了改革的步伐，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依然有人不无嘲讽地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那些人眼里，对与错的分水岭不是实践，不是成败，而是一种既定的政治概念。
90年代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新世纪之初担任广东省人大主任的张帼英，改革开放之初尚在粤北山区任仁化县县委书记。由于积极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她受到了顶头上司、当时的地委书记的直接批评。
那位地委书记口才不错，顺口编了一首打油诗刺她：

      小小芝麻官，
      政策放得宽。
      明明是单干，
      却说是包干。

在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威慑力量太大，人民的思维方式在这种力量之中浸淫太久，所以，许多变革都不敢急转弯，不敢猛然亮出一种新旗号，常常在概念的表述上动脑筋。中国因而有所谓“六经注我”的传统，不管怎么做，总要与经典搭上关系。
“单干”还是“包干”，从实质上看相差无几，但是却区分了两个时代，将新的尝试与历史上屡受批判的“单干”划清了界线。
在那春寒料峭的时候，“单干”还是一个浸透了不良政治色素的可怕字眼，戴上这顶帽子不是小事。
后来张帼英回忆当年的政治压力时说：那时，每次到地委开会都只敢坐在角落里。
尽管政治的天平很快就倾向了张帼英，但那位地委书记依然声称要为这个问题“辩论一万年”。
这种意识形态的热情，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

1979年，在粤西的高要县，农民陈志雄开始承包集体鱼塘。他所承包的鱼塘面积不断扩大，后来达到100多亩。
因为自己忙不过来，陈志雄雇了9个零工。
这件事被视为资本主义，一直闹到了《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讨论陈志雄的行为是不是剥削。
作为我们最高级别的党报，集中用二三十篇文章来评议一个农民的行为，可以见出对此的重视，见出在特定历史环境里我们对“雇工”的成见，见出当时人们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的恐惧。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派人专程到粤西就此事进行调查。
胡乔木当时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写信给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表态说，陈志雄的做法“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
所幸当时的气候虽然乍暖还寒，毕竟已不是三九严冬。《人民日报》没有使用过去惯用的批判口吻，允许人们讨论“是不是剥削”，就标明思想的锁链已经不再绷得那么紧了，时代的门缝里悄悄泄露着春的信息。
陈志雄的行为没有受到中共广东省委、省ZF的行政干预。
与粤西的陈志雄相对应，在粤东，当时也冒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典型”——汕头市达濠区粮店的李科森联合一些职工，自己出资办了一个小塑料厂。批评李科森剥削的告状信一直写到了中共广东省委。
这都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事件，记录了我们走向新时代的艰难和曲折。

这就是1979年，春风初起的日子里，一些人大口呼吸着新的空气，一些人却掩着鼻子，拒绝吐故纳新。
广东著名画家廖冰兄带着沉重的思考创作了一幅漫画：一只瓮已经裂为两半，但是久被闷在瓮中的人依然蜷曲成瓮所限定的形状，不敢或不能伸展。
这幅画题名为“自嘲”，画中人物是依作者自己的相貌所画。
当年廖冰兄曾将这幅画投给《广州日报》，编辑没敢发。后来它得以公开展出，被广泛传颂，成为廖冰兄的代表作之一。
1991年，杜甫故乡河南巩县建碑林，选了这幅画刻碑，并希望画家能为画题一首诗。时年已76的廖冰兄将此画重新绘制，并题诗一首曰：

      鬼使神差钻入埕，
      埕中岁岁颂光明。
      一朝埕破光明现，
      反被光明吓大惊。

廖冰兄称这幅画和这首诗都是“自嘲并嘲我相类者”。
这幅画的画面很简单，却表现出很深刻的洞察力和哲理。就好像“无情水任方圆器”一样，社会人大多都在社会划定的心理框框中生活，在左倾思潮的长时间禁锢下，我们渐渐习惯了蜷曲。当历史有了巨大转折，思想的枷锁已经打破，我们的心理却似乎已经在瓮中定型了，有了思维定势，成为无瓮的瓮中人，反而对思想可以解除束缚飞翔起来感到吃惊。这本也是情理中的事，就连金属也有记忆功能，又何况思维高度发达的人？
用这样一幅图画来诠释中国的20世纪70年代末，很有警醒力量。
后来，在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办的杂志《同舟共进》2001年第2期上，我又看到了廖冰兄的另一幅漫画——一个老人在朝阳下做早操，汗衫短袖，精神抖擞；另一个老人依然瓮中人形象，缩在一旁，唾沫四溅，批评说：呸，自由化！
画中的两个老人都取画家自己的相貌。同一个人有两幅面孔，体现了两种心态。这是画家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和评判。
这幅画估计画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或后期。不论在批判精神上还是在叙事风格上，它都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幅一脉相承。
十年流光飞逝，没有惊醒梦里人，他们还蜷缩在无形的瓮中。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神话故事，但是我们自己却被桎梏于这样的故事里，只顾看老神仙下棋，用于生存和发展的斧头连柄都朽了，我们竟茫然不知。
我们日日批判资本主义，却不知资本主义已经在末路上调整了一番，经历过生死轮回，又有了新的生命和动力。
我们的改革开放其实与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有不解之缘。
广东人亲眼看到，咫尺之隔的香港在短短20年间，由一个曾经落后于广州的小区划一跃而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国门刚刚打开，广东人在广州火车站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回乡探亲的香港同胞。在这块睽违的土地上，许多香港人刚走到火车站的出口，就匆匆打开旅行箱，给拥来迎接的亲友分发礼物：收录机、电饭锅、手表、项链、衣服，甚至尼龙丝袜，应有尽有。那种乱哄哄而又洋溢着亲情的热闹场景，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大景观。
天时地利人和，都注定了香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支点，一个起航的港湾，一个经常性的参照，尽管它属于资本主义。
　
1978年6月，一个62岁的老人来到尚在英国治下的香港，考察香港招商局的经营情况。他叫袁庚，当时在国家交通部外事局任职，而香港招商局就是隶属于国家交通部的。
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是李鸿章接受容闳的建议而创办的，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它本来是洋务派“自强”和“求富”口号的产物，由3艘轮船起步，5年之后，就已经拥有12艘轮船。
但是百年风云荡平了多少梦的涟漪，袁庚看到的招商局已经破烂不堪。1950年，招商局归新建立的共和国所有的时候，尚有13艘轮船，现在却一艘也没有了。相反，有一个叫包玉刚的香港人那时只有两艘船，如今却成为世界船王，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
历史的浮沉令人迷茫，令人感慨万千。
尽管如此，袁庚还是看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10月9日，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送到了中共中央几位重要领导人的手上。
三天之后，“请示”就得到了批复，充分表现了这种新思路在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们心中的份量。
当月，袁庚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在香港就近建立工业区的方案开始成形。
1979年1月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国家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深圳蛇口创办工业区。那里与资本主义的香港只隔着一抹浅浅的海湾。
蛇口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负责集资和实施创建，参照国际通行的方式运作。即所谓“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显然，它的意义远远不限于经济。
2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北京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在蛇口建立工业区的问题。
袁庚在会上介绍了关于蛇口工业区的具体设想和未来发展前景。他说：
“香港近十年经济起飞，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是自由港。”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光锁定在蛇口。
袁庚担任了蛇口工业区的第一任管委会主任、董事长、党委书记，为改革开放大业在南方点响了开山的第一炮。

处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位置上，蛇口注定了要历经毁誉。
1980年，在蛇口码头的施工进程中，管委会规定：开挖土机和翻斗车的司机每天完成40车以后，每增加一车奖励4分钱。规定出台，原来每天平均不到30车的进度被刷新为80车，最高记录达到130车。但是奖励规定却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没想到事情的因果关系竟如此的明朗，奖励一经废止，进度又降至每天平均40车以下。
司机们的眼睛盯着这4分钱。
4分钱的事，操办起来还真不容易。最后是中央领导人发了话，才得以重新施行。
4分钱的事也要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层过问，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是如今生活在越来越宽广的市场经济海洋中的年轻人难以想像的历史。
广东虽然手握中央允许先行一步的尚方宝剑，但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那时候，国务院有许多部委办的文件常常会在文末加上这么一句——“广东、福建也不例外。”短短的一句话里，有多少乍暖还寒的节令气息，包含着多少历史的潜台词！
先行一步，步步都不轻松。
1988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德育教师李燕杰和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曲啸、彭清一一行来到蛇口。一年来，这三位名噪一时的“青年教育家”在全国巡回演讲，所到之处掌声如雷。但是在给蛇口青年建设者作报告时，他们的观念却遇到了抵制，与那些在改革开放春风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发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蛇口人毫不隐讳自己的“淘金”梦。他们认为，个体的理想可以与国家的理想相互共存，不应否定或藐视个人的合理需求。“青年教育家”们却大力张扬“不言利”的传统理想和道德，抨击“淘金”的动机。
曲啸批评说：“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
当时，“姓社姓资”尚有威慑力量。因而在会上，彭清一甚至威胁一个发言者说：“你敢不敢把名字告诉我？”当然，他得到了堂堂正正的回答，还得到了哄堂大笑。
蛇口因此又响了一次名。
时代已经变了，尤其在南方的热土上。但是“教育家”们一不小心却站到了历史车轮的后面。
在这块热土上开展关于“淘金”的争论，实质上就是搅起数十年风雨的“姓社姓资”话题的折射，是改革思想用民间话语对传统观念的一次狙击。

半年之后，在七月的暑热之中，袁庚在南海酒店——深圳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设宴，接待来访的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先生。
南海酒店名副其实，依南海而建。
在10楼的燕巢厅，袁庚透过落地玻璃望着碧海蓝天和隐约可见的香港，感慨地说：
“建国几十年来，我们没有真正解决好富民强国之路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能不能面对香港、澳门，在离资本主义最近的地方，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搞得比他们高明一点？”
袁庚说这话的时候，蛇口工业区已经快满10岁了。
但是说起创办蛇口工业区的初衷，袁庚依然一片深情。
而这一片深情，显然饱含着壮志未酬的叹喟。或许，也包括了对那些“青年教育家”传统观念的无奈？

在建立“蛇口模式”20年后的1999年春天，为了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广东一个电视摄制组专程赴蛇口采访了袁庚。
袁庚生于深圳，在深圳成就伟业，退休后依然留在深圳，住在与他的名字分不开的蛇口的海边。从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他打过游击，参加过解放珠江口岛屿的战斗，赴越南当过胡志明的作战顾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蹲过共产党自己的监狱，最后回到家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框架图上，画了自己生命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总结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曾经发聋振聩，风行全国。1984年，北京举行国庆游行，特区的彩车张挂着这两句口号通过天安门，霎时间将它推向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使它成为20世纪末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
如今，年过80的袁庚依然性情中人，笑声朗朗，语含机锋。面对摄像机，他把一副老花眼睛推到额头顶，大角度斜靠在沙发上，高高架起二郎腿，老来还是一副潇洒不羁的神情，说起话来挥洒自如。
他谈了蛇口的意义，也谈了蛇口的艰辛。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来说，袁庚无疑是一员有着过人胆略和开拓精神的勇将。但是据袁庚说，当年划拨蛇口工业区土地时，本来可以划得很大，可是却只敢要了很小的一块。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兼任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他用红色铅笔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圈，蛇口所在的南头半岛整个地都在这个圈内。袁庚只要敢接，那一大块就都是他的，都成了改革开放阵地的最前沿。
但是我们这位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只要了2·14平方公里。
就因为对这支即将唱响的新歌心中尚存忐忑。
后来，袁庚有些后悔，感叹自己当年思想不够解放。
社会进步的足音常常伴有这样的感叹，那只不过是对逝去的历史作些假设性的注解而已。一个成功者回望起跑线的时候，事过境迁，心态自然已经不同。如果重新回到起点，那种选择依然是艰难而充满压力的。
袁庚坦诚地说：“如果没有三中全会，没有三中全会开创的新局面，广东的改革开放任何人都不敢搞。”
这是一个过来人依傍着历史大树所作的肺腑之言。
但是这部电视片最终没有用上采访袁庚的镜头。在片子的后期制作阶段，有些人视袁庚的个性化为很不端庄，觉得那种随意，那种大大咧咧的坐姿不入眼，大概认为应当正襟危坐才像党的高级干部。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干部，需要什么样的风度？
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思忖的问题。

蛇口属于深圳。
深圳可以算得上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深圳之路，承载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种种重负。
深圳特区被说成是“走私的通道”、“黑市的集散地”。
有的领导人坚持不去深圳，大有“不共戴天”的意味。
也有人看一趟深圳回来抱头痛哭，说深圳只剩下那面旗子是红的，其余的都变色了。
有人甚至将深圳的成片土地开发与三十年代上海租界的“跑马圈地”联系起来。
当时内部还发了一个参考材料，题目是“中国租界的由来”。
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在日后说起此事——
“看了以后，我心里一楞，说，这不是当着和尚骂秃驴吗？我们这里搞特区，他们怎么弄了这么一个参考材料！”
在改革开放早期担任过另一任广东省省长的刘田夫告诉我们说：当时有一位副总理提出，要在广东建设一条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邻近的省份隔离开来。
如果这条铁丝网真的立起来了，那么它就不仅仅是花费了许多的钢铁，还会隔绝许多人的眼光，窒息许多人的希望，成为历史的笑柄。
但是，特区终究还是有了设防的边界。那条需要一张“边防证”才能通过的深圳特区铁丝网，全长90.2公里，
花了四年时间、1.35亿元人民币方才建成。如今，深圳市的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提出，应当让它寿终正寝，撤离历史舞台。

对于“姓社姓资”这个话题最为敏感的时候，是中国的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
1989年，“[被过滤]风波”里激荡着一股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
1990年，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解体。我们从电视镜头上看到，万千人怀着莫名的兴奋狠命地对柏林墙又砸又推又撞，还看到柏林墙轰然倒塌之后的狂欢场面。
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布热津斯基在1984年4月出过一本书，书名是《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他在书中预言：“到了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和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值此多事之秋重提这一段旧话，不免令人生出一种心灵的震撼。
再往前追溯，1978年，当时已经年届80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F·A·哈耶克提出，在巴黎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题目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这位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望看到这个话题有一个最终的了断。而他自己则坚持认为：赞成市场秩序的人将会证明，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
作为被西方多国政要推崇备至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发出的挑战引起了东西方的广泛关注。尽管因为种种操作上的原因，辩论未能举行，但是哈耶克这个提议本身就咄咄逼人。
也就是在197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起步。
这与哈耶克的叫板当然只是偶然巧合，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阵营走过了三四十年的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历历在目。世界正从不同角度重新思考关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话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深切感受到20世纪末的世界动荡，更因为深切感受到打开国门之后各种源于异域的思潮的冲击，中国在80年代与90 年代之交再次紧了紧插着社会主义旗杆的土地。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几乎所有的中国重要报刊都连篇累牍地发表肯定和赞颂社会主义的文章。《人民日报》甚至在1990年1月花五天时间连载了一篇理论文章《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篇署名文章长达四万言，这种长度的报纸文章在现代报史上应当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历史永远是泥沙俱下的洪流。每一个高高举起的浪头上，都会有一些水中杂物假借浪头的名义高高跃起。就好像每一次的政治运动都给挟嫌报复的人带来一个新的机会。
“姓社姓资”的话语借“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之机，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一轮新的为难。
有些批评的话说得非常直白。比如1991年底，北京一家期刊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一文，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目的，因此对于改革的手段，就不能不问它‘姓社’还是‘姓资’。”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它是与邓XP的“黑猫白猫论”唱反调。
改革之路又遇到了一个窄口。
又是一番冲突和较量。
这一次冲突和较量的最终结局是邓XP的南巡，中国的改革开放再一次越过险滩。

但是“姓社姓资”的阴影并没有从此匿迹隐退，它依然像个幽灵徘徊在20世纪末的中国大地。
1996年，贵州省经委主办的《经济工作月刊》在七月号发表了《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这样一篇文章。
这篇长文其实早已在前一年的春天就已经以打印稿的方式在京城流传，人们称其为“万言书”。
这篇文章把“姓社姓资”的诘问体现在“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上，对中国所有制方面的变化作了严厉的批评。
与文章的题目一样，该文有些话真可谓危言耸听：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ZF‘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和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当时非常敏感的社会话题，人们可以从中感受社会寒流和暖流的流向。再加上它的遣词造句都透现着很强的杀伤力，所以不管是在北京的私下里流传还是在边远地区的公开露面，这篇文章游走在中国大地，总受到关心国家前途的人们关注。
《经济工作月刊》是一种没有多大社会影响的期刊，看上去它是将这篇文章作为“批判对象”来登载，实际上却使这种声音走上了公开的讲坛，也使自己站在了敏感地带。
就好像处于两种气团的狭窄过渡区域，在那个锋面上总免不了云雨或大风。这一期的《经济工作月刊》被有关部门要求收回。杂志也因而停刊。它的刊号最终为一家经济信息类期刊所用。
我曾听一位贵州出版界人士说，其实此后不久也有其它地方的刊物登载了这篇文章，却没有什么事。
他的意思是说，本也没有太大的事，就看具体主事的人怎样处置。
从他的话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万言书”不是一两个人的随感，它有一定的市场，代表着某种思潮。

这篇文章的作者们有没有注意到顺德的走向，我们未知其详。
但是顺德的综合改革就是在这种关注下展开的，就是在这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社会大场景中展开的。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风雨路，有助于我们理解和体会顺德转制的艰辛，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顺德人的开创精神。
“姓社姓资”就像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那一只金箍，任由唐僧随时随地念起那紧箍咒。孙悟空即使有上天入地的能耐，咒声起处，也不免抱头叫痛，在地下打滚。
在《西游记》里，如果没有那紧箍咒，唐僧的西行或许会缩短些时日，师徒四人将提早到达目的地。
但是，他们必须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姓社姓资”的头箍有没有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销声匿迹？
历史的车轮颠簸着前行，它的道路都是以苦难的砖石铺就的。
　
如果没有重重的苦难作为牺牲，历史似乎就失去了深沉和悲壮，失去了沧桑之叹。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10:18

世纪之交的抉择

1992年10月15日，上海首次拍卖国营、集体商业企业。
这次所拍卖的七家企业，全部被来自浙江的私营业主买去。其中桐庐县农民陈金义一口气接连吃下六家。
陈金义的浙江省皇家实业有限公司代表得到老板的指令：不惜一切代价，把拍卖的商店全吃下来！于是频频举牌，所向披靡，连续吃下沿街六家店面，每平方米12863元。
最后一家叫东宁油酱店的企业之所以没有被“皇家实业”买得，是因为公司的举牌者得到了新指令——
事情不要做得太绝，放一家给别人吧！
这最后一家的得主，同陈金义一样，也是私营企业，同样来自浙江。
当年12月21日，于光远、董辅礽等30多位有声望的经济学家汇聚杭州新世纪饭店，参加以这位32岁的农民的名字命名的理论研讨会，探讨“陈金义现象”。
次年的1月5日，陈金义被增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

虽然“陈金义现象”说得热闹，但是陈金义买下的这6家企业只不过是一些小商店而已，总面积不过112·8平方米，其中最小的一家甚至只有7平方米。所交易的金额也很小，6家店面总共拍得的金额只不过145·1万元。与几年后横空出世的企业转制相比，这样的买卖还算不得“革命”。
而且，买卖小商店的事已经有过先例。
早在1986年7月，沈阳市皇姑区就有三家经营不善的小商店被三个个体户买走。
那年岁末，北京的海淀区拍卖了6家长年亏损的小商店；上海市长宁区的永红百货商店也拍售了下属3家亏损的小企业。
不过比起这些往事来，陈金义更显得轰动。

来自浙江的私营企业在上海大码头纵横恣肆，上海参加竞拍的企业竟全军覆没。事情确实发人深省。
但是人们的震惊主要在于泥腿子进军大上海，注意力只停留在私营企业的气魄上。
当时，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田志伟等人为此事写了一篇小通讯，就连远在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也刊登了。在这篇小通讯的结尾，作者画龙点睛地写道：
“陈金义的脱颖而出，迅速在浙江在全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已有20万之众的中国私营业主群体开始行动……”
2000年11月8日，美国以关注经济人物而著称的权威杂志《福布斯》公布了“中国大陆50名首富名单”，将陈金义名列第35位，其中理由就有“收购了6家国有零售店，用于他目前经营的食品及饮料生意。”但是据我们一些报纸报道，其时，陈金义买得的那6家小店都已经消失在上海市的城建热潮之中，何谈经营食品和饮料！美国人的失误，表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无法跟上中国的发展脚步；同时也表明：陈金义在上海滩的表演给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美国佬也牢牢记住了这件事。
关于当年在杭州新世纪饭店里研讨“陈金义现象”的会议记录，我们今天已无从查找，不知道经济学家们对这位农民企业家作了些什么样的评价。但是从“陈金义现象”这个命题来看，当时经济学家们最为关心的还只是：一个农民的发展道路有多广？社会向他敞开的胸扉有多宽？
对产权交易这种市场经济大潮之中的新式买卖本身，对它预示的新的丰富内涵，人们还没来得及充分品咂。
即使如此，“陈金义现象”依然是一种先声。
邓XP南巡的意义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开始显示，带来了新的事物和新的气象。“产权”这个新旧世纪之交的震撼人心的新话题，就这样悄悄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深层次改革的浪潮渐渐涌起。
产权交易成为一个热点渐渐火了起来。
1994年，海南召开了全省产权交易大会。参加产权交易的类型包括法人股、飞机、高速公路、酒店、工程项目等。大会开幕的当天，就完成了海南省首例规范化产权交易——海南环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琼海市人民ZF签定了琼海市罐头厂的产权转让协议。
就在那一年，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投入试运作。
也是在那一年，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的全国最大闲置设备交易中心在西安正式开业。
还是在那一年，四川乐山无线电厂产权转让，915万元产权一挂牌，企业及个人即踊跃抢购。短短16分钟，全部售完。购买这家工厂产权的企业和个人近千家，呈现出巨大的热情。

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在这种大场景中展开的。
但是，顺德的与人不同之处是：作为第一批经受改革开放洗礼的冲浪者，它不鸣则已，一鸣冲天。
顺德一出手就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不是小心翼翼的尝试，不是出于对改革大势的简单交待。
那是一场由ZF出面的、全方位的产权革命。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站到了时代的舞台上，面对历史的风云；几乎每一个人都被改革的旋涡扯动，经受了心灵的战栗。
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远远走在那些产权交易会和产权交易中心的前面。如果说，那些产权交易还有较多的企业改革的色彩，还有一定的被动性质，还以吸纳资金为主要目的，顺德的产权改革却已经真正进入了所有制改革的自觉阶段，一声“靓女先嫁”，就充分表明了顺德人的自觉意识和进取之心。
无疑，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是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历程上的一个标帜性事件，在理论上为产权制度改革廓清了道路。
“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一种崭新的说法。
这种说法属于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顺德的脚步，正踩在这条两个世纪的连接线上。
我听过好些顺德人不无自得地说：
“十五大像是为我们顺德开的。”
十五大以后，产权改革名正言顺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登场。各地产权改革的信息不绝于耳——
1997年11月15日，北京首届产权转让交易会在新大都饭店举行。
会上公开出售了40家小企业。国内外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做买主，只需交报名费200元。
1997年12月19日，广东省人民ZF发出《关于加快放开公有小企业的通知》，要求各级ZF和各部门在继续组建和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的同时，下决心加快彻底放开小企业改革的步伐。通知的第一条是：合理进行资产评估和确定产权出售、转让价格，鼓励产权流动重组和职工入股。
次年的1月13日，广东省人民ZF发出《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通知》，要求各级ZF把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作为振兴地方经济、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出售和转让公有小企业；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这已是中国的大走势。两者此消彼长，中国悄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1997年年底，作为安徽省重点扶持的15家国有企业之一的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兴建一家电工制品企业，预计总投资4000多万元。合肥市一位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私营企业家闻讯前来联系，主动表示愿意出2000万元参股。
1998年2月，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意这位房地产商的私人资本介入国有经济。
尽管2000万元只占总股本的49 %，但是也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
1998年3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博士张承耀就此事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个人参股成为大股东完全应该支持。49%和上市公司个人持股5‰的限制，不应当成为一个绝对的界限。即使个人持股、参股突破了这个限制，也并不就是私有化了。”
1998年3月13日《羊城晚报》报道：湛江开发区两元卖掉两家公司。
这两家公司都是湛江开发区的直属二级企业，成立于1985年的热带作物公司已负债780万元；成立于1994年的昆明公司也已负债297万元。当时，这两家公司除了几张桌椅和一身债务之外，别无长物。因此，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决定，“零价”将这两家公司出售给原经营者，只象征性地各收取一元钱。公司的所以债务由买方承担。
1998年4月25日的《羊城晚报》又报道：湛江开发区八元钱卖掉八家企业。其背景其情形与一个多月前所报道的两元卖两家公司一样。
一元钱卖一家企业当然只是为了保持买卖的形式，金庸先生将自己的《笑傲江湖》在大陆的摄制权卖给中央电视台也是开价一元钱。
但是几乎与湛江做这几桩一元钱生意的同时，有些地方干脆连这种买卖的形式也摒弃了，在国有企业改制转让时要价为零。
建于1931年的杭州食品厂有职工近800人，总资产为7854万元，但是实际上处于负资产状态。经杭州市有关部门同意，该企业以零元的价格转让给内部职工，组建成股份合作制企业。
1998年3月23日，《广州日报》头版头条报道：番禺两民营企业斥资亿元，收购四家镇集体企业。
转让的四家企业都是在市场经济运作中有点尴尬的角色。其中投资1200万元的罗兴铜业制品公司于1994年建成，竟然一直未能投产。
番禺市市委书记在转让签字仪式上说：我们要鼓励民营企业兼并或收购国有、集体企业，目的是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各自优势，合力加快番禺的现代化进程。
1998年4月27日，陕西省宝鸡市拍卖了6家国营小企业。27日拍卖的扶风饭店有3个竞买者，其中一个代表饭店的职工。职工们好不容易凑齐了底价保证金160万元，但是经过44轮激烈竞价，这家饭店落入了扶风县最大的私营企业手中，成交额高出底价231万元。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饭店的女工们都哭了，不知所归。
竞买成功者却说：我将全部接收扶风饭店员工。
1998年5月22日，广州市国有中小型企业产权转让介绍及项目洽谈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所推介的项目近百个，涉及15个行业。主办者希望通过洽谈会引进外资参与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改组和改造。
有家报纸的报道标题为：广州国企赴港转让产权。
1998年夏天，名列广东“四小虎”的中山市市委、市ZF一连发布了《关于深化公有企业改革的暂行办法》等八个文件，提出：公有投资从一般竞争中退出，将90%以上的企业改组为多元投资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市委书记崔国潮说：这是一次关乎中山市能否从根本上摆脱旧体制束缚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革。

风云似乎已经酿就。
但是，风究竟应该怎样刮，云究竟会飘向何方，似乎还具有不确定性。　　　　　　　　　　　　　　　　　　　　　　　　　　　　　　　　　　　　　　　　　　　　　　　　　　　　　　　　　　　　　　　　　　　　
1998年7月10日，国家经贸委发出通知，批评一些地方ZF把严肃、复杂的国有小企业改革简单化为“卖企业”，乱提口号，制造舆论，甚至采用搞运动的方式，开大会进行动员，定进度，压指标，引发许多问题。
通知指出：国有小企业改制要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不能甩“包袱”，一卖了之。
吉林省曾有人提出：职工加股东，才是主人翁。也许就属于文件里所提到的“乱提口号”？
紧接着，1998年8月5日，新华社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煞煞“卖企业”这股风》。
文章批评说：近来发现，一些地方在国有小企业改制过程中，刮起了一股“卖企业”之风，不加分析地把国有小企业一卖了之。个别地方的负责人甚至提出，要“差的送，好的卖，实行非公有化一步到位。”并说，不这么改就是不认识，不称职，就要腾位置。文章指出，目前，这股卖企业之风在一些地方还有蔓延之势。

但是潘多拉的匣子已经打开。我们看到的，是滚滚烽烟。
1998年8月18日，广州第一家百年老字号国有企业云香楼正式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万元的股本金全部由该酒楼的职工持有。为了保护职工利益，云香楼的转制的募股方案中，还制定了分期付款的办法。有关这家老企业转制的消息特地提到，转制过程中没有职工下岗。
1998年12月中旬，一家民营的文化公司在广州松园宾馆搞了一个《中国民营企业现代经济与管理战略研讨会》，邀请了几位专家和几家企业管理顾问类型的公司在会上演讲和回答问题。
花千余元赶来听会的人里，有许多来自珠江三角洲的中小民营企业，深圳也来了不少。这些人尤其对出席这次会议的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和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特别感兴趣，也许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达到刘永好的高度吧？还没等会议正式开始，他们就行动起来了，要求会议的组织者在报到的那天晚上安排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让刘永好与大家讨论和沟通。
这位已是全国政协常委的著名民营企业家面孔黝黑，穿一套色泽不鲜明的西装，给人一种奔波劳作的感觉。
但是他的精神状态一点也不低沉，他的目标和立场非常鲜明，他的事业更是辉煌。
他在会上自豪地宣称：“从1992年开始，我们先后兼并、收购了30余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转入新的运行机制后，在市场竞争中显示了较强的生机和活力。”
这种自豪似乎表明，买卖国有小企业已经成为风潮，并且成为时代的骄傲。
问题是我们怎样把握它的推进。
更重要的是：我们怎样评说——在中国，怎样评说一件事往往要比怎样做一件事更重要。
老百姓说话总是没遮拦，他们对产权制度改革一言以蔽之：卖企业。
斟词酌句和概念的界定是ZF部门和理论家的事。不管党和ZF用什么样的委婉说法，也不管产权制度改革里还丰富地包含着公有民营、租赁、赎买经营等多种形式，老百姓只知道用最简洁的语词直奔最让人关注、但是却并不一定最显山露水的那一部分内容，而那往往是主题所在。

在顺德，企业转制的进程依然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进入了扫尾和完善的阶段，正走向一个完美的结束。
1998年，顺德市基本完成了市属竞争性全资企业的转制。
这一年，需要转制的企业共38家，完成转制的有35家。市行政机关属下的企业全部脱钩。
这一年，顺德以中共十五大之后的历史眼光给转制以重新审视，对一些已经转制但是仍由ZF控股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行调整，重新明晰法律责任，实施二次转制。
这一年，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被舆论界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刘伟教授在南海演讲，有一段话提到顺德：
“我就十分羡慕顺德，它在1992、1993年企业还较为年轻时就开始卖了，积极探索另一种公有制形式。如果等到现在才卖，恐怕有很多企业都卖不出去了。卖，对地方ZF而言，是放小；对中央ZF而言，是抓大。在卖的过程中要注意两点：一是按有关规定会议制度去卖，千万不能乱卖一气；二是卖不掉就送。”

1999年3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大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作关于宪法修正草案的说明。
宪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内容：“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宪法修正案草案还以“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取代了过去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提法。
从“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体制外到体制内的重大跨越。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既然如此，国有企业的性质转换应当已经不存在法律障碍。
“卖企业”的说法似乎随之有了点中气。1999年5月15日的《羊城晚报》有一篇关于顺德的报道，尽管文章有些闪烁其词，似是而非，但标题赫然就是：顺德纷纷卖企业。
媒体的热情渐渐高涨。
这一段时间，《广州日报》的经济理论版集中发表了好些篇关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文章。
199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李义平博士的文章《民营经济“做大了”蛋糕》说，不论从资金还是从经验看，目前民营企业只具备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资本重组的力量，但是他认为：
“我们可以从中小企业开始，撕开一个口子，逐步推进改革。需要强调的是这决不是什么民营化，而是整个改革的必要过程。”
1999年7月15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的文章《对国企实施战略性改组》说：
“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国有中小企业能否出售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当然可以出售。不能认为出售国有中小企业就是搞私有化，犹如国有商店出售生产资料或消费品不是搞私有化一样。”
张卓元还说：“不能把出售只限于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因为这种企业是不会有买主的，这样的主张是自欺欺人。”
但是就在此前一周，同在广州的《羊城晚报》却给媒体关于“转制”的热情制造了一个旋涡。
1999年7月8日，《羊城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该报记者文章《让大中企业淡出国有经济》。
文章眉题：深圳国企改革探索廿年再次棋先一着。
副题是：从一般性竞争领域大收缩，只据守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
这是该报记者关于当天上午召开的全省国有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而写的稿件。据说为此曾采访深圳市有关领导。
次日，该报编辑部在第一版几乎是同样位置，用很显眼的字体字号，发表了一则《重要更正和致歉启事》，承认昨日关于深圳国企改革探索一稿有重大失误。
“启事”指出：那篇文章的标题和内文里都有“让大中企业淡出国有经济”的提法，那种提法，不符合党的十五大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神。
从媒体的表现和它们自身的命运，我们可以纵览历史的风云。
就在这一年，国务院体改办的杂志《中国改革》连发三文，三论国企改革，认为必须走出悖论，打破国有经济占主体的格局，并认为，非国有化才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
这三篇文章受到了批评。
《中国改革》因而停刊整顿。
朱镕基一气之下甚至提出：国务院系统不要再办杂志。
而陕西的内部资料（即以前的持内部刊号期刊）《天人今古》则发表文章说：所谓多种经济成分为辅，其实就是以私有制为主，就是主张剥削。文章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应当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并批评邓XP的发展生产力的说法不对。
这种“极左”的思潮，自然也受到了批评。
巨大的历史之结已经松动，但是依然没有打开。
疾风，依然在旷野盘旋。

1999年8月11日至12日，江泽民在大连市主持召开东北和华北地区八省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
在会上，江泽民指出：必须不失时机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使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他又说：我们要积极开拓，勇于进取，但决不搞私有化。这是一条大原则，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并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量将会继续增加，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分布更加合理，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会有所减少。”

“私有化”依然是恶名，人们惟恐避之不及。
被一些人视为有“私有化”嫌疑的企业转制却不断地推进，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却依然坚定地顺着中共十五大打开的通道，迈着细碎的脚步前行。
1999年11月13日，《广州日报》A8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村办企业买了省国企”，说的是广州近郊的事：一家村级公司买了一家省属国企“兴华”大酒店。
四天以后，《羊城晚报》在头版报道来自深圳宝安的消息《两私企“娶”了盈利国有公司》。文章说，私营企业入主国有小企业已经不限于亏损的一类，盈利的国有公司也进入了它们的视野。
不久，我们听到了大工业城市上海的消息——
1999年12月9日，新华社的一则电讯报道：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陈良宇近日在一次会议上说，上海今后一般不再兴办国有小企业，小企业领域内的国有资本也将分期分批退出。”
电讯还引用这位副市长的话说：“国有资本要趁市场价值适当的时候坚决、有序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以腾出经济空间，使上海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不能等国有资本败下来了再退出，那就晚了。”
一个多月后，又有关于北京的报道——
新华社2000年1月12日电：“今年起，北京市工业系统将不再批准建立国有独资公司。”
与此同时，不少个案也在以各自不同的形式，不断展示着国有小企业世纪末的新走向。
2000年1月18日，浙江省国营企业桐庐旅游总公司被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收购。桐庐旅游总公司是桐庐县的龙头企业，拥有两家宾馆旅行社和著名的“瑶林仙境”等六大景点的经营权，有国家正式编制的职工800多人。据称，该企业1999年的收入是6000万元，利润想必不会太高。浙江省经济事务所对其作了评估后，定下的股权转让“暗标”是5500万元，但是民营企业“金都”开出的标的竟是9000万元。
同一家企业，在国营和民营的手中和眼中竟有这样大的价值差距！这确实发人深省。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不但是资产的计算方法不同，也是对不同的经营体制、管理方式效果的衡量不同，更是对未来信心程度的不同。
有记者问浙江省旅游局管理处处长：瑶林仙境可以卖，杭州西湖也能卖吗？那位处长肯定地回答：当然可以卖！
这里所说的“卖”，当然指的只是开发权和经营权，但是在过去，这也肯定只是国营企业的专利。
2000年3月，《中国经营报》报道：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ZF与海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定意向书，同意这家私营企业对区自来水公司进行控股经营，打破了国家自然垄断行业单一经济成分的局面。
不管是亏损还是赢利；是开发还是经营；是垄断行业还是非垄断行业，清风吹来，国有小企业就像漫天的流星雨洒落民间。
还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5月，广东省中山市的市委招待所实行转制。ZF承担了招待所的所有债务，将招待所租赁出去。原先的领导成了普通员工；原先的普通员工组成了董事会。
市委招待所也成为私营企业，或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2000年年底，浙江省余姚市第四中学以1500万元的价格，从公办变成了民办，投入私营企业老板的怀抱。学校也来赶趟，其中自然包含了公办多年的种种苦衷，也表明由公而私大有百无禁忌的势头。
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辽宁省海城市在1994年就尝试进行乡镇卫生院的产权改革，到1998年，已将三分之二的乡镇卫生院卖给了个人。这些转制的卫生院在与公立医疗机构的竞争中立住了脚，在收费不上涨和质量不下降的情况下，已有三分之一能够赢利。与此同时，全国5万多家乡镇卫生院，有70%处于亏损甚至面临解体。
2000年12月30日，珠海市公开拍卖了当地历史最为悠久的国有商店——香洲商场。珠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的有关人士说：国有资本退出商业领域，切断企业与ZF的产权纽带，是珠海市1999年拟定的国有商业企业改革的方针。
珠海市共有四大国有商业集团，目前，这四个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正陆续进行产权改革，大多数已经顺利完成。据称，国有资产从四大商业集团的全线撤出，不但止住了因亏损而给企业造成的出血口，而且为市ZF带来了1·9亿元的收益。
三个月后，位居广州百货业三甲行列的新大新公司与世界零售业巨头——法国的“家乐福”签定合作意向书，在广州成立“家新公司”，以打破广州百货业原先的平衡格局，重新分割市场。与以往的合资不同的是，这次中方所占的股份只有35%。《羊城晚报》的报道说：“据称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中方持股最低不得少于35%。”但是与过去至少占51%的规定比，已经放宽了许多。

涓涓细流汇集成河，在辽阔的版图上蜿蜒，划出了中国企业新的生命线，孕育了新的经济形势。
2000年2月，吴敬琏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节目采访时透露，目前在有的省，国有企业的份额已经只占11%。
吴敬琏说：那里的情况其实很不错，甚至比其它一些省好。
这是年头的事。与此相对应的一则材料是这一年年尾的事——
新华社2000年11月22日电：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说，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偏低，是西部省区同东部发达地区的主要差距之一。
次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刊载了该报记者与令狐安的访谈《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令狐安提出，要转变作风，全面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转变机制，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竞争力。他说：
“有些同志把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公有资产流失现象归罪于非公有制经济，这是不公平的。”
孰好孰差，两个世纪之交似乎已成定论。
这就是历史。
历史总是不慌不忙地举起它的计分牌。

但是我们依然有着种种的困惑需要甄别和清理。
2000年9月16日，该年第18期《求是》杂志出版。它在显眼位置刊载了署名荆伦的文章《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驳“经济私有化”观点》。这是《求是》这一年里特为组织的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看法的文章之一。它指出：

      一些极少数人还认为，公有制占主体不一定要求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比重，公有制占多大比重，要由市场竞争来决定。他们还主张，国有经济要尽快从竞争性行业全部退出。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

      7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ZF投入大量资金，建立起一批大型企业，待这些企业建成，进入正常运转开始赢利时，再把这些企业出卖给私人资本经营，这实际上用国家的钱为私人资本获得利润创造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的ZF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当然可以以牺牲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去装满少数人的腰包。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如果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牺牲广大劳动大众的根本利益，把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私有化，就违背了我党的性质和宗旨，党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就会失去政权的群众基础。

按这篇文章所说，西方国家出卖企业是有预谋的，但当前我们的转制却是形势所迫，对国家而言，两者有根本区别。
文章把事情提到了关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高度，提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稳定性的高度。
这其实也算不上上纲上线，算不上耸人听闻了，坚持“转制”的顺德人同样也把问题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他们认为，不搞改革，我们的产权状态必然滋生腐败，不但搞坏企业，而且失去民心。
冯润胜就说过：“再不改革，产权就会动摇政权。”

都说得那么严重，这产权制度改革的事显然成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隆重的话题。
不论舆论怎样明争暗斗，“退出”依然在继续。
2000年11月，《中国证券报》刊登了国家统计局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现有的196个工业行业中，国有经济应逐步从其中146个一般性竞争行业中撤离；在35个行业中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只在15个行业中继续居于垄断地位。
至此，“退出”一词更是甚嚣尘上。
有人认为，在大众传媒上公布这份研究报告具有误导的作用。
但是像《中国证券报》所刊登的这条消息一样，大多数“退出”的说法都设置了一定的前提，至少有“一般性竞争行业”这样一个限定；而且在主张退出的同时，肯定国有经济应当在某些领域继续发挥控制作用，强调国有经济将依然保持主导地位，只不过是不再以数量而是以质量来实现这种地位而已。按照这种思路发展，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将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求是》的文章却指出：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固然不仅取决于数量大小，还取决于公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的质量和控制力，但是，数量与质量之间是有联系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如果公有制经济过度萎缩，它就不能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部门和行业，其影响力、控制力就会大大削弱，就难以引导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中国，争论常常是含蓄的，平实的叙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就像湖面的平静之下，有暗涌在深处激荡、争锋。许多事情甚至要在它成为历史陈迹时才能被老百姓咂出味儿来。
　
关于企业转制的话题，还将久久占据舆论的中心……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11:30

从楚王的弓说起

春秋时候，有一次，楚王在云梦一带狩猎，射取蛟、兕，不小心遗失了名为“繁弱”的良弓。
手下的人要去寻找，楚王却制止了他们。
楚王说：“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
意思是说：不必了。楚国的人遗失了弓，被楚国的人拾去了，何必要去找回来呢？
此事被人当作楚王贤明豁达、胸襟开阔的说明。
孔子听到此事，却对楚王不以为然，说：
“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孔子认为，楚王的仁义还没有做到家，他应该说：人丢失了弓，被人拾去了。这就行了，何必还要在“人”的前面加一个“楚”字呢？”
在这件事里，孔子似乎有点吹毛求疵，以显示自己的眼光远及整个天下，而不是囿于某一国家。名家学派的公孙龙子就将此作为他的“白马非马”的论证，说：孔子不也是将“楚人”与“人”区分开来的吗?
其实楚王倒是有点儿国君的做派。孔子只不过想超越国君的气派，当然就要故意再爬高一层。
这个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楚王究竟出于什么心理不让手下的人去寻找宝弓，这个问题对我们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令人注意的，是楚王表述的“王”与“民”之间关于“物”的关系。
楚王决不是将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楚人来看待的，他是楚人之王。他心里很明白，在楚王统治下的楚地，流落在老百姓手里的宝弓，依然是属于楚王的东西。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王”即国家。楚王对于于遗失的弓所做出的姿态，或许可以算是从国家立场出发的、最原始的关于国家财富和百姓财富关系的一种表述吧？

17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在这本被人们简称为《国富论》的经典性著作中，亚当·斯密详细分析了“国富”增长的方式。他反复指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安乐，但是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种公益的目标，最终促进了全社会的利益。他说：

由于他追求自己的私利，他也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心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达到的效果还要大。
　

亚当·斯密阐述的，也是国家财富和百姓财富的关系。
即使我们不避牵强附会之嫌，说那个还处于公元前的楚王也曾涉及到这样的话题，那么他的行为所标榜的，也只是一种原始而朦胧、感性而简单的表述，但是亚当·斯密的解释却已经富有理性的论述，形成了理论体系，并且影响了两个多世纪。楚王从君主立场出发，看到了民间财富与国家财富的一致性。亚当·斯密则是从民众的角度切入的，他通过个人对财富的追求所产生的实际社会效果，肯定了民众拥有财富的积极意义。
“国有”和“私有”决不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它们之间密切相联，有互为表里和互为因果的关系。
每当接触到“国有资产流失”这个话题时，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关于楚王的故事，想到亚当·斯密的论述。

讨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似乎应当首先弄清楚什么叫国有资产。
国有资产这一概念本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它却有点儿含混。比如说，干着同样事情的同样机构，有些地方叫“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有些地方叫“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又比如说，“国家”和“集体”两者的概念在很多人那里是模糊不清的。
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只有“公家”和“私人”之分。
广东人把“公家”称为“阿爷”，在ZF部门或国有企业干活叫做“打阿爷工”。在他们心目中，凡打阿爷工就有雇佣性质，与过去宣扬的主人翁意识不搭界。
但是中国的“公”与“私”并非泾渭分明。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将我们的所有制细分为四种：公有公用制、公有私用制、私有公用制、私有私用制。
“公有公用制”和“私有私用制”好理解，其余两项则需要加以说明了。尤其是“公有私用制”，它似乎有点中国特色。
钟朋荣是将那些厂长、经理任意挥霍的国有企业叫做公有私用制，而将那些资本收入完全用于积累甚至捐给公益事业的私有企业称为私有公用制。
他认为：“越是个人产权合法化、明晰化，越有利于名义私有财产变成实际公有财产。反过来，越是强调‘一大二公’，强调没收个人财产，就会促进更多潜在的私有公用财产转化为私有私用财产。”
在接受《英才》杂志记者采访时，钟朋荣说：“个人财产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和公有财产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了，就会产生一种私有财产公用现象。”
他指出：一个人的财产多了，就会用于投资，这些钱实际上是为社会公用了。即使是一般家庭的人，多余的钱没有用于投资，而是存入银行，那也是私有财产公用的一种表现。因为他自己手里只有一张纸，钱却通过银行投向了社会。
钟朋荣主张，应当更多地关注实际财产的归宿和最终用途，而不是简单地笼统地看待所有制问题。他倡导私有公用制，希望能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使大量的公有私用制财产转化为私有公用制财产；通过建立一套民营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机制，调动他们的投资的积极性，使大量的私有私用制财产转化为私有公用制财产。
钟朋荣的结论是：“一个人的财产越多，他的财产私有公用的比重就越大，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他的社会价值也就越大。”
这种观点，给我们的产权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微观的、静止的、简单的物质形态看，“公”与“私”似乎是一目了然易于分别的，但是从宏观的、动态的、复杂的内涵实质看，它们的区分并不那么容易。我们曾经有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代，“私”字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由于这种“狠斗”违反了人性，所以无法将“私”字赶尽杀绝，只能将人们的私欲吓得躲进黑暗的角落里而已。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究名分的民族，正是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我们总是在“名”上狠下工夫，才有种种“打着红旗反红旗”、“形左实右”、“拉大旗做虎皮”之类现象的存在，也才有这么多关于这种现象的形象而精辟的词语总结。有时候，一顶大帽子看上去很吓人，其实帽子底下名不副实，在许多堂堂皇皇的正统名分之下，往往隐藏着许多走私。
依钟朋荣的这种分析方式去看我们的所有制，至少在目前状态下，“公有”或“私有”的名分不是首要问题。因为这两个词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表述，不足于展示问题的实质。
于是，在产权制度改革的酝酿和推行过程里，一个尖锐的问题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国有，究竟是谁所有？

如果资产从“公有私用制”转到“私有公用制”，究竟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流失，还是善莫大焉？

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说：工人和农民当家做了主人翁。
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将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收归国有。
在工厂，工人理解的“当家做主人”是可以在厂里说得上话。“无产阶级”的称号与“一无所有”的属性紧密相连，工人们压根没想过资产问题。
在农村，曾经使得农民全身心支持解放战争、拥护新政权的“土改”运动没过去几年，农民还没来得及用自己的体温捂热心爱的土地，分给他们的土地就重新交了出来，到了“集体”手里。
那时候，所有的资产几乎都是国家的，农民小小的一块自留地，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随时都有被褫夺的可能。
我记得很清楚，进小学时曾经填过一张表，表上有一栏叫做“家庭经济来源”，我不知道怎么填。当时父亲为我填的几个字是：父母亲工资收入。我很纳闷：大家不都是靠工资吃饭的吗？就好像那时我不知道“民族”是什么意思，班上没有少数民族，看到大家填的都是一个“汉”字，我就觉得有点多此一举的味道。
在那年头，一个孩子当然不会知道，除了工资，我们也曾经有过房产、地租、股票、分红……
父母亲都在一个国营大型企业里工作，尽管是干部，是知识分子，是有头脑的人，但他们肯定没能、也没敢思考过所有制的问题。在他们那一辈人的心目中，国有资产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因而也与自己没多大的关系。
那个时代的理论和社会思想认为，“国有”就是全体公民所有，也就是人人有份。国既有之，吾等夫复何求？所以“私有”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虽然是一个很虚幻的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人格化的代表人物，但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顺德人却站出来对此提出异议。
《顺德报》曾发表记者邓俭等人为顺德产权制度改革写的长篇述评《为了无愧光辉的旗帜》，在这篇获得广东省新闻奖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有一位在机关工作了30多年的老同志，谈到传统体制下的公有资产所有权时连连发问：‘你说全民所有，集体所有，该是人人有份吧？但你想要你的一份，实际没有。这种非人格化的产权，导致了无人对公有资产的损益承担实质责任……’”
我不知道这位“老同志”是实有其人，还是中国报纸常用的一种泛指。但是我知道，这种观点确实是顺德干部的共识，也是顺德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思想认识基础之一。
批评顺德的人说：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顺德人针锋相对地说：产权制度不改革，每年都有大量的国有资产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流失。
有一些从计划经济时代流传下来的俗谚，刻画了处于产权不明晰状态中的社会心理。比如“不拿白不拿。”还有更俏皮的，如：“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据郭东风等《国有资产流失惊人，产权改革刻不容缓》引用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推算，1982年到1992年10年间，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高达5000多亿元，近乎199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量26000亿元的1 / 5，超过了该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188亿元。据说，这个推算还是比较保守的。
1992年，产权改革还没有正式揭开序幕。这些“流失”，是产权改革意义的反证。
针对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批评，邓伟根指出：实际上，是传统公有制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为它为腐败提供温床，而明晰产权却对腐败有抑制作用。
我的采访本记录着他第一次跟我谈起产权制度改革时的表述：
“我国现存产权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产权不明确。主体非人格化的‘国家’或‘全民’模糊了所有权关系，使所有制实际变成了一个空泛模糊的概念。在产权界定模糊的情形下推行市场化改革措施，使企业不断分化，公有产权名为全民、集体所有，实际上是集体管不着，大家无权过问，变成了‘厂长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皇亲国戚所有制’，出现了厂外有厂、账外有账、公亏私盈、虚盈实亏等严重情况。”
“转制不是国有资产流失，是流而不失。动就不失；不动就耗费。”
在邓伟根的专著《产权改革——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里，我看到这样的一段话：

产权交易表面上看似乎有由“公”变“私”的嫌疑，即物权由“公”占有变为由“私”占有或他人占有。但是事实上，产权交易只是改变了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即使国营企业被收购，只要不是单个人绝对所有，它依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集体经济。即使是个人完全占有，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容许的，只要从根本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亦是鼓励发展的，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段话的开头似乎要为转制洗刷由“公”变“私”的嫌疑，这当然是适应主流话语的需要，也是在辩解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是随着论述的层层递进，它实际上却表明了由“公”而“私”的合理与合法。
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段话里表达着这么一种思想：生产力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超越所有制形式的准则。
记得邓伟根有一次还这样问我：“社会主义怎能与生产力对立？”
传统公有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调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曾经在我们的建立国民经济基础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的弊端逐渐暴露，变成束缚生产力的桎梏。
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割裂了农民与土地的血肉联系，农户的生活好坏，与这家人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很直接的联系。因此在人民公社时代，大田里撒满了出工不出力的人。尽管农民们一年忙到头，甚至大年初一也被赶到田里装模做样心不在焉地做几下农活，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是生产效率却非常低下。面对这种传统公有制的缺陷，中国农村中私人拥有土地的欲望从来就没有真正平息过，自留地就是这种欲望的发泄孔道，是人民公社制度对这种欲望的迁就和保留，也是“两条路线”反复争夺互有进退的战场之一。因为有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农村的改革一下就切入了正题——将土地交给农民。农民重温了与土地贴心贴肺的感觉，生产力随着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过去，各级党委和ZF总要根据农时对每个生产环节限定完成时间，比如立夏之前插完秧、霜降之前割完禾等等，并派出大批干部下去督促，但是这种限定总是不起作用，总是疲于奔命，力不从心。分田之后，党和ZF不再包办农民的富裕，农民反而有了积极性，农事安排井井有条，不再赶不上农时，而且节余了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生活的另一种风景。
中国农村的改革就有了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所没有的干脆、快捷和成绩斐然。
中国企业的改革走过了长长的路，“攻坚”、“深化”的口号也叫了多年。我们有过放利让权、利改税、承包制等种种尝试，这些此起彼伏的浪潮曾经耀眼一时，却无法从根本上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最终都在流光的检验中黯淡下来，被历史淘汰出局。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为国营企业的改革忧心忡忡，左冲右突，寻找出路。
回顾国企改革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国企改革的措施始终在方式方法上兜圈子，没有触及深层次，没有农村改革那种对旧体制的果敢而致命的一击。这会不会就是国营企业改革举步维艰的症结所在呢？
随着企业转制的大面积推广，随着以明晰产权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一次更为深刻和彻底、因而难度更大的企业改革浪潮正在兴起，也许，它将给中国的企业改革带来新的曙光？
　
除了追求贴身经营以形成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之外，产权制度改革的兴起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社会对国营企业经营机制的不信任。
顺德人对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深不以为然，而且极不放心。尽管作为一个小小的县级市，顺德并没有多少国营企业，乡镇企业早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唱主角，但是顺德人认为，目前的乡镇企业也已经开始沾染国营企业的不良习气，变成了“二国营”。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种社会发展之链常常令人扼腕叹息。
从市到镇，我在顺德的许多干部和企业家那里听到这种说法——
现在的乡镇企业已经没有当年的活力，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挑战面前，它们正在重蹈当初国营企业被乡镇企业打败的覆辙，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只有产权制度改革才能挽救它们的命运。
顺德人的这种认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接受。
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在乡镇企业实力强大的江苏省，人们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走过的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在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公开反思名噪一时的“苏南模式”，并指出了“苏南模式”的缺陷。《中华工商时报》的报道说：
“地少人多的广大苏南农村兴起农民办集体企业的热潮，这些计划外的乡村企业率先步入市场经济，并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江苏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也成为全国各地纷纷学习、效仿的榜样，目前乡村企业在全省经济总量中占三分之二。但自90年代以来，集体所有制的乡村企业已渐为旧体制所‘同化’，活力锐减，而且许多地方领导仍抱住‘苏南模式’不放，片面强调集体性质的公有制，阻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虽然自去年以来全省70%的乡村企业已转制，有的变为股份合作企业，有的成为私营企业，但仍有不少人视而不见。……近些年来，各地特别是苏南地区干部群众在集体经济实现形式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和探索，但有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重。”
这段文字，是从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编的《学习天地》1997年11期上转抄下来的，但《学习天地》未注明该文原刊于哪一天的《中华工商时报》。原文题目是：江苏公开反思“苏南模式”，作者：常征。此人曾任《中华工商时报》驻广东记者多年，应当对广东情况很熟悉。
尽管与顺德的转制相比，关于“苏南模式”的反思迟了一步。但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曾经被推崇的一种模式，它的重新认识，证实了顺德人的尝试已经成为中国的尝试。
　
“私”字在当下的中国已经渐渐不是恶名。
为了掩饰企业的私营性质而挂靠国有或集体从而戴上一顶“红帽子”的现象，正从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淡出。
不少私营企业主已经成为ZF的座上宾。
2000年10月，《中华工商时报》的记者又报道了浙江的一条新闻：中共杭州市委、市ZF决定，凡是年销售额超过3亿元、年税收额超过1000万元的民营企业，其领导人均可列席市委和市ZF研究经济工作的扩大会议。
在第一批受邀的私营企业家名单中，有前文提到的金义集团董事长陈金义。1992年，从浙江桐庐农村跑出来的陈金义在上海滩“撒野”，一口气吃下六家拍卖的国营或集体企业，轰动一时。
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则排在这份名单的最前面。
我在主持一家报纸的版面时，曾经编发过有关徐冠巨这个“化工大王”的稿子——
80年代中期，在萧山农村，徐冠巨还拖着病体挣扎在穷困之中。为了赚一点小钱，他跟着他的父亲在家里做起了液体皂。
做液体皂需要化学知识，家里从外地请来一个师傅。师傅只是吩咐买一些原料和做一些前期工作，到时候他来鼓捣一阵，液体皂就做成了。由于师傅收的费用太高，徐冠巨就想自己学着做。但是他碰到了一个难题：每次出成品的那一刻，师傅都要往液体里撒一小勺白色晶体，那白色晶体究竟是什么东西？问师傅，师傅说；保密！
好几个晚上，徐冠巨都睡不着，翻来覆去地琢磨那勺白色晶体。他开始到处打听。
1987年春，徐冠巨来到杭州一家化工研究机构请教。一个戴眼镜的人对他说：“交1200元咨询费，马上给你答案。”徐冠巨一咬牙把乘车的钱和买药的钱都拿了出来，从那人手里换来一个小纸包，纸包里正是一勺神秘的白色晶体。徐冠巨正迟疑着想问点什么，却听得那人哈哈大笑，说：“傻瓜，这是你生下来就要的东西，是人吃的盐！”
那戴眼镜的一定是看出了徐冠巨的身份，看出了他的土气和困顿，认定他求财心切。
徐冠巨“买”下的远远不只是做液体皂的知识，他也买来了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哲理。
许多私营企业家不就是这样从生活的嘲弄中走出来的？
当徐冠巨用1200元去换那一小勺盐的时候，谁会相信他日后会成为市领导的座上宾呢？
这是一个人的命运的改变，更是时代的改变。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在答《学习时报》记者问时说：
“作为一个整体，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者的创业精神和敬业精神是十分突出的。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从未专门学习过生产经营和市场营销，但是每天起早贪黑、勤勤恳恳。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财富是在千变万化的市场风险，通过兢兢业业的工作挣到的，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令狐安认为，肯定和提倡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者的这种精神与活力，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因而，他主张各级领导要“带头与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者交朋友，努力为他们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2000年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曾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
有三个普通人家的子弟，各各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人生的辉煌，一个当上了个人资产过千万的私营企业家；一个当上了一座中等城市的市长；还有一个当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请问，你认为他们三个人中谁最成功？
拿这个问题随机调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552名大学生，让他们给这三个人排队。
结果是：科学家与私营企业老板积分相等，并列第一。市长得分第三。
虽然这种抽样调查不能作为社会的精确解读，但是却可以折射社会心态对于时尚潮流的感知。
市长在排名中的落后，反映了市场经济对于官本位社会的冲击。
私营企业家与莘莘学子历来推崇备至的科学家并驾齐驱，则是经济社会的题中之义。重视企业家，表明了经济社会里人们对于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过程的倍加关注，出题者有意在企业家之前限定“私营”两字，显然是在测定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民意。
据广州地区的几家报纸报道，2001年1月4日，在广州的华南农业大学举行了一场应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参加见面会的“买方”有80%是非公有制企业，但是会场照样热气腾腾，丝毫没有影响毕业生的求职积极性。报纸提到从化蔬菜发展总公司，那是一家私营企业，它的总经理亲自参加了招聘的行列。也许是为了节省经费，也许是不抱太大希望，这位私营企业老板独自跑到广州，在农大校园里摆了一张桌子，招聘有关蔬菜保鲜和深加工方面的人员。他本来只想招一名毕业生，没想到竟然收到了学生们递来的几百份简历，全国各地农业院校的毕业生都有，让他眼花缭乱。他告诉现场采访的记者，根据这种情况，他可能会改变计划，多招几名毕业生。
其实，这一代大学生的理想，早就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比尔·盖茨是当今万千学生心目中的大英雄，他的“微软”王国就是私营的。
“微软”是20世纪的神话。有人推算过，若以单位时间和产出分析，比尔·盖茨是不屑于弯下腰去拾取掉在地上的100美元的。在他弯腰的那一刻，“微软”创造的财富远远非100美元可比。
尽管“微软”富可敌国，雄踞天下，象征着信息时代的君临，但是人类关于财富的古老法则依然延绵不断，同样在其中发挥影响。
2000年12月25日，新浪网引用美国《波士顿环球时报》的消息说：从1999年11月1日到2000年10月30日的一年时间里，比尔·盖茨为慈善事业共捐款14·4亿美元，比同期美国ZF所捐的多3亿美元。
消息还提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创始人泰德·特纳曾在三年前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
在美国，金钱的这种流动方式甚至已成为常态。1986年，波士顿一个叫史坦利·纽伯格的富人立下遗嘱，将自己560万美元的财产全部捐给美国ZF，却不给3个子女留下。1994年，著名出版家唐纳·米勒去世，留下9000万美圆家产。按照他的遗嘱，除了留给妻子100万美元之外，这笔钱都捐给了慈善基金会，他的三个已成年子女分文未得。《海外文摘》上曾有文记载一个1996年的数字统计，称该年美国的民间捐款金额达到1507亿美元。
也有中国人做这种事。2001年初，李嘉诚宣布捐出3亿元开展“李嘉诚坺金会西部教育计划”，以支持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
这些捐款应该也就是钟朋荣说的“私有公用”的一种形式吧？

人们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傻子瓜子”崛起于安徽芜湖，年广九作为私营经济的佼佼者，成了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因而也成了旧观念的讨伐对象。1984年，邓XP在中顾委的一次会议上说：“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回看历史，这个“动他”的“动”字是很可怕的，饱含着一股杀气。如果当年“动”了一下，历史也许就回去了10年。
主张动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赚了100万”！
如今，中国的私营经济已有大发展。1999年，全国私营经济的年增长率已达25%。2000年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开始实施，在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基础上，进一步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完善了法律基础。
2000年12月29日，《南方都市报》有一篇关于深圳市市长接访日的报道，题目是《今后国有、民营一视同仁》。报道说：

民营企业家黄少良昨日也来到市信访办，面对面向于幼军市长提出7条改善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建议。令他激动的是，15分钟的接访之后，7条建议均获采纳，其中4条已经或正在变成现实。于幼军明确表示，深圳将对ZF的各种法规、制度和政策进行清理，修改其中的“歧视性条款”，今后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要一视同仁。

黄少良的建议包括：增加市总商会主要领导和著名民营企业家进入市人大、市政协参政议政；市ZF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时，邀请民营企业家代表参加；更改市规划国土局（1999）26号文件，等等。
这位民营企业家的信息渠道不够通畅快捷，他还不知道，他所提出的关于邀请民营企业家代表参加经济工作会议的建议，与深圳市ZF的思路不谋而合。就在前一日召开的深圳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人们就已经看到了民营企业家的身影。
规划国土局的（1999）26号文件规定：限期缴清地价款的国营企业可免收滞纳金。民营企业为它们被排斥在外而不满。深圳市ZF已决定对该文件做出修改，使国有、民营企业享受相同的优惠政策。
中国，正在为私营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鼓励私营企业的壮大。

私营企业的壮大，同样是国力的壮大。
它的壮大，与国企改革相辅相成。国企改革分流出600万下岗职工，其中有353万进入了非公有制企业或自创了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国企下岗职工分流的主渠道。
在广州，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已经成为广州国税收入的“顶梁柱”，比例达到54%以上。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为转制而忿忿然，为私营企业的壮大而忿忿然呢？
写在私人名下，同样是国力的表现。要不然，我们怎么把城乡居民的储蓄额列入国民经济的统计项目，并作为成就公布？
粤人的民间祝词里有一句借喻叫“猪笼入水”。中国民间传统以水象征财，猪笼落到水里，那么多眼同时进水，财源可谓旺矣！我们的国家也应当“猪笼入水”，广开财源。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共同托举着社会，共同为社会作出贡献，水涨船高，国家自然更加繁荣富强。
目前，社会正在逐渐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国有资产应当从一般性的竞争行业中撤离。
撤离，就是将阵地交出去。
并不是交给敌人，是交给友军。
一块阵地是否交出去，已经不是以这块阵地的大小来决定，而是以其对国民经济的意义和作用来决定。也就是说，坚持只能卖小企业的立场已经渐渐让位于从行业着眼的更广阔视野。
在阵地的交接中，如果我们拒绝民间伸出的手，我们将从哪里寻得新的支撑？在茫茫的世界上，哪一方乐土才能为那些渐失生命锐气的企业安置迷失的灵魂？
其实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
私营个体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作用并不只是帮着拾掇国企扔下的烂摊子，在许多时候，它们甚至具有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
在“21世纪论坛”的2000年会议上，李光耀以那些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熟悉硅谷等地方发展的年轻人为例，指出：能创立高科技起步公司的，并不是ZF官员或国有企业，而是私人个体。
广州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近年来一直极力羁縻李光耀看重的这种人才。也就在李光耀作上述讲话的前后，广州市ZF为一位留美博士带回来的高科技项目投资5000万元，并将其中40%的股份给了这位博士个人。
当我们兴办新企业时可以将一大块“产权”的蛋糕分割给私人，在处理老企业时为什么又有那么多顾忌呢？

中国文化重团体而轻个人。
大跃进时代，有一首“红色歌谣”唱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以大河喻集体，以小河喻个体，认为大河的丰腴是小河生存的先决条件，小河只能是大河的附庸。
这是因果关系的倒置。
那个年代正是通过这种倒置，否定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
大河与小河本是一对相互依存的辨证关系，它们荣衰与共，相得益彰。如果一定要排个先后，也应当是先有小河的“不干”，而后才有大河的“满”。大江流日夜，一路上越来越壮阔、丰沛，正是因为沿途有无数涓涓细流先后汇入。如果没有小河的积极参与，又岂有大江大河的汹涌澎湃？所有的小河干涸了，大河就要降低水位，平息怒涛，甚至最终在我们的版图上消失。
关于集体和个体的关系，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早就有深刻的理解和阐述。《说文解字》认为：“公”字是由八个“厶”（即“私”的本字）组成。尽管《说文解字》对“厶”的释义是“奸邪也”，表现了中国文化关于“公”和“私”这对矛盾的看法和态度——对“私”的贬抑，同时却也看到了“私”是“公”的基础这样一个事实。由此可见，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就对“公”与“私”的辨证关系有很明确的认识。
今天我们终于重新认识到，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正视小河存在的现实意义，只有充分肯定私有财产的合法性，鼓励私有财产的积累，社会才能保持活力；只有在私有财产得到保护的前提下，社会生产热情才会大大提高。改革就是重新确立个人利益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使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分配合理化，建立与我国现行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
这种取向也是根据社会发展现状对自我的适应和调节。
恩格斯曾经说：“只有创造了所必须的大量的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没有创造出大量的生产资料。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我们已经不可能硬着头皮在“一大二公”的轨道上继续走下去了。

当一部分社会财产留在私人手上时，社会也同时获得了更大限度的财产增值和累进的可能。所以，有人把企业转制和员工持股形象地比喻为给员工戴上了金手铐——用股份将员工“铐”在企业身上，使之与企业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焕发出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力。
“手铐”的含金量越高，它的牢度也就越高。转制所做的，就是提高“手铐”的含金量。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不少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是员工持股比例都较低。广州零售业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东山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于1992年12月正式挂牌，员工只占20%的股份，国有占了80%。顺德市容奇镇的“科龙”集团情形类似，股份制改造之后，镇ZF依然占了80%的股份。这种情形非常普遍，2000年秋天，春兰（集团）公司拿出15亿元量化配股，卖给公司属下的一万多名员工，从绝对数看，15亿元不算少，但是只占公司净资产60亿元的25%。目前，在实行职工持股的企业中，职工持股总额占公司资产的比例大多在1/3以下。
这种股份制改造，对当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意义有限。
从员工这方面看，由于持股比例太小，并没有改变其在企业中的地位，既不能真正形成“贴身经营”的机制，发挥“手铐”的作用，也不能取得“说话权”，约束企业的运营；从国家这方面看，由于控股经营，国有资产其实并没有从经营风险中脱身，与原先并无大的不同；从企业这方面看，运作机制依然如旧，股份制改造所筹集的资金也非常有限。
这与党政干部的公开招聘相似。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出面，陆续拿出党政机关若干个副职领导干部的尗位，公开向社会招聘，作为选拔干部方式的改革。但是由于数字很有限，就只能是一种趋势的显示和象征。
2000年4月，深圳市宝安区决定对1994年的首批转制企业实施二次转制，主要做法就是扩大员工持股比例，提高“手铐”的含金量，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产权结构。
那批企业共有八家，其中有两家的股权当年就全部转让出去了，其余的六家都存在员工持股比例过低的现象。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转制的“夹生饭”，因为它并没有真正改变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贴身经营”的局面，不能体现转换经营机制的优势和意义。
转制“回炉”受到了员工的热烈欢迎。其中有两家企业的员工甚至不满足于增加股份，提出要整体购买企业的产权。产权制度改革使员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了一些主人翁的感觉。
2000年7月5日，广州美晨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再次转让8%的国有股。至此，这家企业的国有股仅占7%。职工持股已占93%。8年前，“美晨”还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后来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一开始，职工持股只占12
.5%，随着近年关于产权的认识不断深化，产权比例不断调整，国有股份逐步减少，职工个人持股终于占了绝对的大比例。
2001年2月24日，广州东山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再度进行转制，员工们买下了公司95%的股权。这家企业就此完成了由国有企业而国有控股，再到民营企业的转换。当地报纸对它的改革给予了较高评价，用了“突围”、“重新洗牌”、“强心剂”、“凿开坚冰”等等说法，称其是广州商业企业“国退民进”的关键一步。
进入新的世纪，企业的员工对产权有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东山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认购，一天之内完成。据《广州日报》报道说，员工们可以拥有95%股份的消息一经宣布，大家“欢呼雀跃”。
但是职工持股造成股权分散，对企业的运作是否有利？
当时主管商业的广州市副市长王守初告诉记者：接下来的广州百货大厦改制，将不采用东山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那种一般性职工持股的方式，由主要经营者持大股。
“国退民进”在行动。不论是职工持股，还是主要经营者持股，反正国有资产已经做出撤离的姿态。
　
转制之后，国家的钱袋子究竟是“胖”了还是“瘦”了？
广州有个黄埔铜管材有限公司，是由黄埔区投资一亿多元兴办的国有企业。
这家企业投产于1991年，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始，每年亏损达2000多万元。
几十年来，中国的企业不属于市场，而是ZF的宠儿。儿子既然生下来了，不管它是否先天不足，是否适应环境，是否具有生存能力，都立志要好好养它，所以“输血”成为我们养儿的主要方式。有那么多企业通过不断地吸血，得以病病歪歪地盘坐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黄埔铜管材有限公司不幸也是这样一个依赖输血生存的“儿子”。为了挽救自己的“儿子”，接连三四年里，黄埔区财政拿出了1·4亿元补贴这家企业。即使如此，这个“儿子”还是不争气，硬没办法自己活。
1995年11月，黄埔区ZF又一次为这个“儿子”打开自己的钱包，拿出了500万元。
同往常一样的是，这笔钱丝毫没有改变这家企业的命运。
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笔钱成为黄埔区委、区ZF补贴这家企业的“绝唱”。
黄埔区委、区ZF实在不愿意再背着这个困扰自己多年的沉重包袱，终于在1996年2月痛下决心，将黄埔铜管材有限公司转让出手。接受方有两家，一是香港的华贤实业公司，一是广州的私营企业——广州建莱实业公司。转让价格为9500万元。
当时，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尚未形成大势。出于谨慎，黄埔区没有张扬此事，但是“败家子”的批评依然不绝于耳，写信告状者也不乏其人。批评者认为，黄埔铜管材有限公司这一块国有资产就此流失了。他们盯着的是几年里投进去的三几个亿，却没有算一算，依照惯性滑下去，国家还要继续在这家企业身上贴多少钱呢？那显然是个无法预料的数字，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底的洞，更是一片不容易拔腿的泥淖。
守着一个令人进退失据的烂摊子不愿脱手，即使脱手也要等它将最后一分靓色销蚀干净，这样就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要平息批评，只有等待事实来划一个句号。
有时候，历史就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讲故事，最后一场戏的帷幕总是迟迟不肯拉开；有时候，历史又像一个性急的孩子说谜语，等不了你猜几次他就将谜底和盘托出。
黄埔铜管材有限公司的转制成效很快揭晓，当年，这家亏损多年的企业就实现利润600万元。
这一年，国家得到这家企业上缴的税金380多万元。
如果不转制，这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总是喂不饱；转制之后，他不再哭闹，而且能交钱贴补家用。国家在此中的得失，是一笔并不难算的账。
国有资产不但可以通过转制摆脱困境，在产权的变动过程中还有可能增值。南油集团有四家下属企业在深圳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股权，其净资产评估为8987·4万元，竞投会上，却以2·9亿元成交，增值2亿元。
据报道，深圳市产权交易中心于1993年正式开始挂牌交易，至2001年初，已经成交的产权交易约3000宗，交易金额300多亿元，像这样的增值共有20多亿元。
在交易中，有近千家企业的国有股被私营企业或个人买去。

历史给我们出了许多难题：有些企业已经陷入一个怪圈——只要开工就是亏损；做得越大，亏损也就越大。但是停工却更是死路一条。在左右都不是的困境中，我们就只好在滑向深渊的斜坡上磨磨蹭蹭。
面对窘境，我们何为？
在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体系中，有一些让我们吃惊的东西。
1996年，世界第二大硅片生产商美国麦斯克公司进军中国，在洛阳与中国的有关方面合资成立了麦斯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投产之初，这家企业曾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1998年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亏损达6000多万元人民币。
1999年初，“麦斯克”与合资的中方签定协议，将投资1400万美元的生产线卖给中方，收费仅一美元。
这根本不是卖，是弃阵而逃。
果敢弃阵并不容易。曹操久攻汉中不下，进退两难，将汉中比之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却没能痛下决心撤兵，反把由“鸡肋”两字窥见他心思的杨修给杀了，最后只能是战败退兵。
壮士毅然断臂，需要非凡勇气。
美国佬算的是大账，它敢于放弃，得以从是非之地抽身，取得了主动。
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麦斯克公司果敢处理分布于海外的不良资产，所以没有在危机中沉沦，尽快地走出了泥泞地带。
“麦斯克”就在我们的面前作出了这样的表演，对我们进行的国企改革是不是有点触动呢？
中国人在为决策的失误付“学费”的时候，出手阔绰，从来不会小家子气，但是遇到要将自己名下的东西划归别人的时候，心里就转不过弯来。
什么时候我们敢于让该死的企业死去呢？也许要到那时候，中国国企改革取得成功的最后时刻才会来到。

资产不是古董。古董越留越值钱，资产却必须进入市场去寻求增值，否则就意味着价值的流失。
把我们的资产交给旧机制下的国有企业，能让人放心么？
关于国企，人们有太多的担忧和叹息——
国家经贸委的一位副主任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之前，由于中国出产的虎骨酒在国际市场销路非常好，某地一个外贸部门办了一个养虎场，当时的目的是为虎骨酒的生产提供原料，据说曾经有过一些经济效益。
但是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这种生意不能再做。
养虎不是低成本的事，一只老虎每天要吃20多斤牛肉，白养不起。
只好放虎归山。
总以为纵虎容易擒虎难，岂知不然，养熟了的老虎不肯走。好不容易把它们赶入山林，可是一到往常喂食的时候，它们又回来了。放出去20几只，回来也一样，一只不少。
养虎场的人坚持不再喂它们，硬着心肠把这些依依不舍的家伙重新往山林里赶。
如此这般，一个多月。老虎终于明白吃白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才不再回来。
这位副主任以此比喻把国企推上向市场。他说：我们的国企呀，就像这些老虎一样，到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养成习惯了。这样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怎么能与私营企业相比？
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史炜作过另一种比喻，叫做“温水里的蛤蟆”，用于说明国企缺少活力和激励机制。他说：
“把蛤蟆放到冷水里，它会因为水太冷，一下子跳出来；放到热水中，因为水热也会跳出来；但你把它放到温水中，它不会跳出来，可是温水毕竟不适合它的体温，最终会不知不觉地死去。现在好多不好不坏的国有企业就处在温水中。”
“破产法专家”曹思源曾于1998年在顺德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重新认识国有经济》。说到一些地方的经济增长已经主要靠非国有经济的贡献，曹思源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新时代的“纤夫的爱”，描述说：“国有经济哥哥你坐船头，非国有经济妹妹我岸上走，我来把你拉着走。”
著名经济学家刘伟在南海的演讲中则说：“对于搞活大中型企业，我有些悲观。”他认为：“如果按市场经济法则，企业能赚钱叫搞活的话，那么，我认为国有企业就不应该搞活。国有企业不能与民争利，……孔夫子早就讲过‘国不与民争利’，所以，搞活国有企业是有碍市场法则的，搞得越活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1999年初，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应《广州日报》记者之邀，谈国企“脱困”的问题。他说：“竞争性行业中某些基础设施和某些高科技领域可保留一些国企和国企与非国企合资企业，其余的国有企业在原则上应从市场逐步退出。如果不让其退出，又要求它们摆脱困境，从总体上来说它们是难以办到的。”
2000年3月27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国际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就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作了主题发言。他指出：
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大约占用了工业资本的2 / 3，占了银行贷款的70 %，但是只创造了工业总产值的1 / 2。
陈清泰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已经影响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
200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全国企业改革与管理工作会议上说：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该出台的政策、措施已经出台，政策因素增利的空间已经不大。今年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的最后一年，任务艰巨。
国企的这种状态，正是转制的最主要理由之一。
2001年1月中旬，在举国俱说国企三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的时候，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中依然说到：
“国企是旧体制的支柱，改革最终要把这个支柱改造过来。”
他还说：“现在应该说脱困的任务确实是实现了，可是改制这个任务虽然这两年有比较大的动作，但是我不认为现在已经圆满地实现了。”

国企的话题不但在理论界依然沸沸扬扬，在社会上也远没有退出人们的视野。
我在广州的一个长途汽车站见到这样一幕：站外有许多私营的大巴、中巴正在上客；站里的大喇叭却在大声吆喝——请旅客们到窗口买票，我们是国营单位……
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有些营运的私营业主缺乏职业良心和道德，滋生了宰客和“卖猪崽”现象，给“国营”留下了生存空间。但是当市场规范、成熟起来之后，旧机制下的“国营”这块招牌还能不能这样吆喝呢？
顺德糖厂在跟外地单位打交道时，依然自称国营企业，因为“国营”信誉尚存。但是实际上，顺德糖厂早已经成了混合型企业，真名实姓叫“金沙”。当顺德糖厂的人打着“国企”旗号时行进于社会之时，这种称谓已成为一种公关手段。
国企处身于历史巨大的变革之中。
在社会复杂心理的碰撞下，国企，你将如何跨入新的世纪？你还能铸造新的辉煌吗？

转制，深刻地改变了企业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顺德人常常提到这样一个例子——
顺德有一家小小的彩印厂，只有十几个管理人员，但是建了一幢新楼办公，好不气派。
转制之后，花的钱都是自己的了，这家小厂不敢、也不舍得再这样奢侈下去，于是把楼卖了。卖得的钱拿去还了原先拖延而不急着还的债。
卖了办公楼，办公的条件就只好从简。在食堂里隔出一个空间，十几张办公桌搬进去，就开始了新形式的办公。
新的办公室其实也足够十几个管理人员运筹帷幄了，只不过没有原先铺张而已。但是想想节省了不少钱，感觉也很不错。
因为节省下来的钱是自己的。
据北京的报纸报道，在具有“科技一条街”和“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经营餐饮业的店铺很少，而且其中大多是经营快餐。中关村是财富高度集中的地方，好些赫赫有名的企业之星就是从这里升起。那些坐店的和前来洽谈业务的口袋里都有钱，每天人来人往，交易红红火火。总在人多钱多地方扎堆的餐饮业为什么却偏偏不能在此利益均沾，热闹一把？有人分析个中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关村的企业以私营的为多。私营企业，海吃海喝不都是浪费自己的吗？不必要的吃喝也就免了吧！
“公家”是广东人心目中的“阿爷”，广东人评议社会时说：吃阿爷的总是很大方，吃自己的就“肉痛”。
企业的转制不但要形成经营的“贴身”机制，以调动积极性；还要形成支出的“肉痛”机制，以抑制腐败。
记起1998年第一期《中流》杂志刊登的一首诗。
这首《“中国是咱的！”》，因某工地一位民工坚决反对外籍工长偷工减料有感而发，并由此对许多社会现象作出规劝。《中流》将这首长达300行的诗作为头条隆重推出，还加了“本刊评论员”写的读后感，做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诗中有这样的段落：
“亲爱的同志啊，/头顶日月星辰，/你意识到你是东家吗？/——当你面对公款摆开的酒宴，/你会想到这酒是咱的吗？/你会忍心把咱的江山/一饮而尽吗？/——当你面对公费旅游的机票，/你会想到这钱是咱的吗？/你不心疼把咱的社稷/玩个净光吗？/——当你在清晨面对/别人送来的票子，/你会想到这东方的/太阳是咱的吗？/咱怎能抹黑了咱的/光辉的太阳呀！——当你在子夜/面对有人献来的美色，/你会想到这夜空的/月亮是咱的吗？/咱怎能玷污了咱的/皎洁的月亮呀！”
这是一声咏叹，也是一声呼喊，但是在社会转型期乱云飞渡的中国上空，这声咏叹和呼喊既沉重却又乏力。
“东家”不就是我们说了多年的“主人公”吗？
中国的腐败问题能靠这种劝喻消解吗？
近几年来，随着反腐倡廉的展开，出现了好些歌颂和呼唤清官的戏和影视，在受到鼓舞的同时，社会上有不少人提出：反腐败不应当只是寄望于清官廉吏，而应当依靠制度。正如邓XP说过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性，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这首诗也是在指望清官救世，尽管愤懑不平，但是其所寄意的道德调节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却给人不知魏晋的隔世之感。
至于“本刊评论员”在读后感中借题发挥，批评“一些‘理论家’，整天在那里大讲‘产权明晰’……”“他们那些玄而又玄的议论中，就从来没有工人劳动者的位置。”那又是另外一层含义了。

2000年11月的某一天，我正坐在招汝基办公室同他闲聊，工作人员送来当天的《顺德报》，头版头条是关于“北电”的消息。消息说：截止于10月份，“北电”今年已交纳税金3·64亿元。
“北电”是广东北方电讯交换系统设备有限公司的简称。这家办在顺德土地上的企业总投资为1·28亿美元，是加拿大在中国投资最大的公司，也是广东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当然也是顺德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它于1994年底进入顺德，199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1997年交纳的税金就达到2亿元，顺德海关特为其授匾作为表彰。
但是“北电”的效益并不算好，据顺德市ZF的干部说，它在2000年前10个月交纳3亿多元税金的同时，只实现利润8000万元。1997年，顺德市属的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资产重组，事情就与它陷于“东芝万家乐”压缩机和“北电”两个大项目有直接关系。
那天拿着这张报纸，招汝基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他对我说：
“你看，这就是我们‘不在乎所有，只在乎所在’的成功之处。”
在顺德人的语汇中，“所有”指的是企业的归属，即所有制的性质；“所在”指的是企业的所在地，用直接点的话说，就是企业的税交给谁。
招汝基说：“‘所有’有‘所有’的利益，但是也有‘所有’的风险。‘所在’却只有利益，没有风险。”
对于顺德来说，“北电”就是只有利益没有风险的企业。ZF坐收渔利，却不需要为企业的运行和市场状况担忧。
顺德人将这种关与产权制度的思路总结为：不看形式，只看内容；不看所有，只看所在；不看谁得了好处，只看国家有没有利益。
陈用志在跟我谈到ZF出让企业产权时，曾经就这样对我强调说：“毕竟还是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嘛！”
　
我想，产权制度改革需要的就应当是这种心态、这种胸怀。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11:48

“国家欠老百姓太多
”

顺德的企业转制以社会保险机制为后盾。
企业转制大潮涌来，每一个员工都陷入了社会急遽变化的湍流。在企业结构的整合之中，许多人的生活道路骤起变化，破产、兼并、拍卖、优化、精简、流动，下岗，如此种种，无不改变着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身份，甚至将一些人暂时排斥在就业的大门之外。经济大潮的朵朵浪花就这样飞旋着呼啸着，溅起的水气濡染了人们的发梢，打湿了人们的衣襟，牵引着许多人离开自己早已熟悉的生活轨道，去新的天地里跋涉。
这是人生之路的起伏跌宕。万千人生之路的起伏跌宕，就纵横叠加而成为社会的剧烈动荡。
社会保险正在为这种起伏跌宕坚守最后的底线。
顺德的转制成功地运用了社会保险这条最后的底线，。

1998年的4月，我在顺德市作有关社会保险的采访。
那一阵子，朱镕基正在英国参加第二次亚欧会议，中国总理的外交风采不但被老外赞许，也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时尚话题。
会议前夕的4月1日有一个晚餐会，朱镕基谈笑风生，畅言国事，受到世界的关注，其中他就说到了与社会保险有关的事。
据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报道，朱镕基说：

我听说英国一些企业家愿意到中国去收购国有企业，我欢迎你们去，但是有一个条件：原来国有企业的工人一个也不能开除。因为中国还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只需要100个人工作的话，却用了300个人，你如果开除了200个人，他们都来找我要饭吃，我没有。

中国总理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在向世界宣布：中国不愿意以加大失业比例的代价去提高效率，换取经济的发展。
在一个人口数字如此庞大的国度，要使效率与就业比翼齐飞，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中国的失业率已经很高了。虽然官方公布的数字在一些学者看来太低，与事实有较大差距，但也足以亮起红灯。
1996年到1997年，正是下岗大潮涌起之际，社会上有人编了民谣说：毛主席一挥手——下乡；邓XP一挥手——下海；江泽民一挥手——下岗。这种民间语文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刻薄，但是却通过一种情绪的宣泄，道出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话题和时代关注的热点、难点。
顺德糖厂的张绪跃曾告诉我，1998年元月他回四川老家，在达川市，市ZF的秘书长跟他说：送一两个企业给你们，只要能让企业的员工有三分之一继续上班就行了。当时他有些心动，但是第二天正好当地有几个县的下岗人员闹事，他赶忙打消了这个念头。
中国已经陷入了失业的苦恼之中，以致经济学家钟朋荣在他的讨论就业的专著《跨世纪难题——谁为中国人造饭碗》里，提出了让好些职业妇女不满的口号：男人留岗，女人回家。
钟朋荣为自己的这个口号提出了许多经济理由和社会理由，还设想了许多有关措施，比如：给女人发社会救济金而不给男人发，以迫使男人工作；并以社会救济这一稳定的生活来源，维护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这套设计看上去很美，也很周到，但是能否用于实际呢？
有一次，我在一家企业的老总那儿闲聊，看到他的书橱里有钟朋荣这本著作。我不知道他的书橱是不是纯粹的摆设，但是既然入得此处，总说明有人注意到钟朋荣这本著作的存在。我同这位老总说起钟朋荣让女人回家以解决就业危机的思路，没想到他只用了很朴实、很民间也很形而下的一句话，就轻描淡写地化解了钟朋荣这个口号。他说：“只剩男的上班怎么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我们的确很难想像整座办公大楼里没有一丝女人气息的情形，很难想像满目须眉只有家中才有女色的情形。
沉重、严峻的就业压力，似乎正在穷尽我们的一切思路和对策。
在2001年春天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妇女回家的倡议，激起了不少反对声。正值国际妇女节，《广东商报》甚至刊发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妇女“回家”及传媒操守》，批评当时许多宣扬妇女回家的媒体说：“离开操守的传媒，传播出来的声音是垃圾。”
尽管如此，钟朋荣这本《跨世纪难题——谁为中国人造饭碗》已经在2001年1月印了第3版，总印数达到22000册。看来，很多中国人都在关心饭碗的事。
那天，我在广州号称文化街的文德路一家小书店里浏览，见到玻璃橱窗里有这本书，想看看它的版数和印数，就让店员给我拿。店员是个小姑娘，还戴副眼镜。她隔着柜台问：“哪一本？哦，《谁给中国人碗饭》呀！架上就有。”
旁边另一位店员立即指出她读错了书名，小姑娘不好意思地说：“上次也读错了，怎么读不顺？”——可见想翻看这本书的人决不止我一个。
小姑娘只不过是一种误读，但是误读得有趣。是啊，如果不解决就业问题，将来谁给我们一碗饭呢？
当今天下，只有社会保障系统能给我们以安慰。
社会保障的职责不是解决就业问题，但它也许是我们正视和处置失业问题的最后堡垒。
　
顺德市社会保险局离市委市ZF大楼不远，一座不算大的楼，挂着两块招牌。一块写着“顺德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另一块写着“顺德市德安保险有限公司”，展示着中国政体的一个特殊现象——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就在上一年，“社保局”的全称是叫“社会保障局”，不是“社会保险局”。英文的SECURITY可译为“保障”，亦可译为“保险”，但是译法的改变说明了什么？为了与各种保险配套？
在顺德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的那座楼里，见到了既是副局长又是副总经理的邱侠强。
那天邱侠强穿一件鳄鱼牌夹克，五十来岁的样子，额上的头发已掉完了，有秃顶的趋势，但是浑身上下充满活力，处处显出精明。他很健谈，语速很快，而且一说起来就有些刹不住。随着话语的奔涌，他不停地转动身体，不停地做手势，还在语言中夹杂了不少笑声。
也许因为坐在这座楼里，邱侠强对社会保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体会得尤为深刻。他不同意说社会保险是综合体制改革的配套工程，他说：“不是配套，是超前。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社会保险。”
他给我说了一大堆各类数字，但是真正使我感兴趣的，是顺德人对社会保障的态度。
转制是利益架构的大调整，必然有分和合，有上有下，有进有出。
据1993年7月的统计，顺德全市转制过程中，已有3500职工被遣散。随着转制的深入开展，不断有人继续出列。
这些人怎么办？
改革的目的不是牺牲一部分人。
另据邱侠强介绍，顺德每年退休的职工将以超过3%的速度递增，至少增加2000人。这也是顺德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也就在1993年7月召开的全市经济分析总结会上，陈用志说：
“优化体制，理顺产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难度相当之大。我认为十多年的改革，最难的是这次，它涉及到上上下下，千家万户。”
顺德的干部对“涉及千家万户”有诠释，他们说：每一户人家至少要正面遭遇四项改革中的一项，那是必然的事，不可能绕过去。
顺德已经充分认识到：转制，需要负起社会的责任。既不能因噎废食，又不能放任自流，因而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为产权制度改革搭起一个稳固的平台。
1994年1月，在全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上，顺德市委、市ZF提出：创建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险促转制。
这一年，中共顺德市委所发的4号文件《关于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若干规定》是转制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有专章规定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第十四条  成立顺德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配合混合型经济的发展，承担社会保险责任。

第十五条  在转换机制中，除了亏损、破产的企业外，企业遣散人员应控制在5%左右。亏损企业的富余人员应尽量在本系统或本镇企业内重新安置，如不能安置的作遣散处理。市属单位的固定工遣散按每年工龄干部1100元、职工1000元的标准，发给遣散费；并按每年工龄600元的标准，由单位代续养老保险；另按每年工龄100元的标准发给个人，由本人投住院医疗保险。各镇可参照此标准，另行制订标准执行，但最低不能低于每年工龄补偿一个月标准收入（即本企业上年度的人平月收入）。发放遣散费要按实际遣散人数计算，并由企业列册报市、镇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领导小组审批。经批准后，企业必须把社会养老保险费投保到德安保险股份公司，并按政策发给遣散费和住院医疗保险费后，产权单位才能抵销等值资产。凡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含五年）的员工，不能作遣散处理，只能办理企业内部退休，并按市社会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由企业为其在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缴纳养老保险费。在法定退休年龄前的退休待遇由企业负责发给；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养老待遇由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给付。

第十七条  企业转换机制前已离、退休的人员（包括干部、职工），企业要按每人每年工龄600元的标准向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缴费，由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统筹，负责按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及市ZF对离、退休人员待遇的规定支付养老金及投住院医疗保险。

从这些条例中可以看到，顺德为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毫不吝惜。据《顺德报》报道，顺德每年投入社会保障的资金达两亿多元。
与此同时，退休职工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1993年，顺德职工的退休工资平均为每月120元。1994年的转制，使这个数字升至286元。到1998年我在顺德社保局采访的时候，顺德市属企业的退休职工平均每月的退休费已提高到390元，镇属企业的退休职工为330元。全市每年发放的退休工资达到1·6亿元。

顺德人反对把职工的权益区分得那样仔细，弄得那么复杂。过去，所有的职工都被分为三六九等，建国前、建国后；留用、起义；国营、集体——还分大集体、小集体；正式工、临时工、合同工，还有季节工、发包工等等，每个人只能站在自己所属的阶梯上领取一份恩赐。至于保险，只有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才有份。
邱侠强说：那是“同在蓝天下，待遇不一样。”
如今顺德人摈弃了这一套。在顺德，不论你是什么工种，属什么就业性质，只要认定了工龄即视为缴费年限，就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就连3000多名农村干部也都有了养老保险。
顺德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在抛弃旧模式时总是既果断又轻松。这也是顺德崇尚实际讲究平等的文化精神的体现。
由于充分考虑和尽力照顾了最广泛的利益群体，顺德的转制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多次挑战，在经济上却没有遭遇到大的麻烦和难题，社会也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和动荡。从整体上看，顺德可以算是在平稳之中实现了一个艰难的过渡，此中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功不可没。
《顺德报》副总编辑陈关源亲自带人采写了一篇顺德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长篇报道，题目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工程。在报道里，作者用了许多热情的称谓形容和讴歌改革后的顺德社会保障体系，说它是“减压器”、“稳定器”、“动力机”、“民心工程”。
坐在社保局副局长的座椅上，邱侠强似乎更对顺德所建立的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很是满意。尽管他感叹我们的社会保险是“一代人养一代人”，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包揽一个人从出世到进入坟墓的整个人生历程，但依然很欣慰地看待自己所参与的工作。他评价说：“那么深层次的改革，没有因退休、养老、医疗等找ZF闹事、示威，说明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成功的。顺德花钱搞改革的路子取得了预定效果，一笔钱就可以赢得很大的空间。”
承认和注意到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有成功的希望。

顺德的综合体制改革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关注，其中包括社会保障系统。
鞍山市社保局的人曾不远千里，来这里学习顺德经验，但是一番考察之后，他们说：学不到，因为没有钱。
《人民日报》的一位女记者也曾到顺德社保局采访，她一听顺德的做法介绍就说：你们这经验其它地方没法学！
顺德的经验确实有其特殊性。一是它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二是它的就业压力较小。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顺德固然富裕，每年投入几亿元也不是“湿湿碎”——粤语的“小意思”之谓。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顺德市ZF确实动了一些脑筋，于是有了这样一种运作模式——把职工养老保险的投入与企业的转制联系起来通盘考虑。
顺德市规定：所有转制企业都必须向遣散职工支付遣散费，并为他们和退休职工缴纳一笔养老保险金，数目可以从转制过程中企业应当向市ZF交付的土地、厂房、设备使用费里扣除，但是必须以现金形式向德安保险股份公司支付，以保证职工养老保险费的按时发放。也就是说，这笔钱由ZF认了，但是现金必须由买企业者出数。
这种方式巧妙地转移了ZF的资金压力，以制度的方式把买企业与支付职工养老保险两件相关的事牢牢捆在了一起。
这已经不单是“以保险促转制”，分明也是在“以转制建保险”了。

在当下的中国，失业与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压力集中体现在国营大中型企业身上，在中国的工业重镇上海，仅以纺织业为例，60万纺织工人，下岗45万，许多纺织厂是连锅端，连留守人员都不要了，1984年以后进厂的，发5000元钱，开路走向社会；1984年以前进厂的，35岁以下的全部推向社会，45岁以上的全部退休，其余的也被要求在两年之内走向社会实行再就业。粗纺的厂子则往棉花产地如新疆等地搬迁。这种大调整的阵势和它所带来的冲击力，对于没有多少国营企业的顺德来说当然是难以想象的。
20世纪60年代，国家的投资政策建立在准备打仗的基础上，大搞三线建设，地处沿海的广东基本上没有大的国营企业，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更是如此。没想到风云变幻，世事难料，如今，许多国营大中型企业由当年人见人爱的宝贝疙瘩变为改革的难题，有些甚至成为社会的包袱。
与拥有众多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省市相比，广东因为国营企业只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三分之一，所以可以庆幸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失业压力，因而显得更为轻松自如。而且，改革开放的先行一步，已经使广东积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从容不迫地调集资金，完善社会保险机制，以抵御失业的浪潮。顺德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建立自嵱的社会保障机制。
我们从不同媒体的不同动向，就可以觉察到这种不同的境遇。那两年，北京和上海的报纸都把安抚和鼓励下岗职工当作重要任务，比如1996年，上海的《文汇报》连续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再就业小故事”，赞扬那些勇于开辟生活新天地的下岗职工。1997年新春伊始，《北京日报》举行“下岗职工来相会”征文活动，规定：凡作品见报者均有奖，并向积极解决下岗职工困难的单位颁发荣誉奖杯。相比之下，广东的报刊却安静得多，那是因为广东的失业压力相对较轻，没有成为社会首要关注的大事。
但是，尽管顺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就业压力相对来说也不算大，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认为顺德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很容易。各家都有难念的经，关键在于怎样去把这本经书念通顺。
我曾就改革的难易问过周天明。周天明有这么一段话：
“转制的难点有两个，一是人员的出路问题；二是债务的处理问题。有不少外地人说，你们顺德有钱，可以为员工买保险，可以为企业还债。我们不行。其实关键在于你敢不敢去改。要是敢，一切都好办，什么具体办法想不出来？要当作前面只有一条路，不能等条件好了才搞。不能回避，避无可避，办法就出来了。改革的关键在决心，顺德的改革也同样，市里给政策也只是给了一个框架，一厂一策，要自己探索。要是说一定要等条件，那是本末倒置，反映出一些人对改革的态度。”
陈用志则认为：“中国的问题第一是就业，这是稳定的基础；第二是改革，解决国企问题；第三才是金融。”
邱侠强却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他说：“ZF欠老百姓太多了！”
在邱侠强看来，不管怎样穷，不管困难不困难，都应当设法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要不，就对不起广大工人。
似乎要证明自己“ZF欠老百姓”的这一论断，邱侠强还语带不平地用反问句式对我说：“我们的工人几十年里创造了多少剩余劳动价值？”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个人要为国家作贡献，如今却敢公然说ZF欠老百姓太多，听去不免有恍若隔世之感。这种话从ZF官员口里说出来，恐怕更有几分不容易。顺德人尽管对记者有一种类似本能的防范，却主要是进行一些信息的封锁，以免自己的某些运作节外生枝，而对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们倒往往直言不讳。所以跟顺德人聊起来却也痛快，能听到不少快言快语。这也正是顺德人讲求实际、较少虚饰的文化精神的一种表现。
我们不得不承认，邱侠强说的是事实。广大工人曾经创造了不少经济建设的奇迹，与此同时，他们却以艰苦朴素为荣，甘于物质供应的匮乏和生活水平的低下。当他们被经济浪潮唤醒之际，弄潮的能力早已被生活蚀尽，但是几十年微不足道的血汗钱积攒，却又被货币的贬值轻描淡写地化解。有多少老职工虽然分到购房指标却拿不出钞票，那数目与他们的收入相比，真个是惊心动魄。如今他们最为富有的，只是赶不上班车的感慨。
今天50岁上下的工人这样给自己的人生画像：该读书的时候，遇到上山下乡；该结婚的时候，遇到晚婚；该生孩子的时候，遇到计划生育；该积点钱的时候，遇到下岗。
“ZF欠老百姓太多”这种想法，也许不少人心里萌生过，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人生的遭遇随时代浮沉，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是作为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的ZF，难道不应当为这些芸芸众生的命运反省吗？
广州一家国企的女书记跟我说到这些工人时，称他们“是可怜的一群，也是可怕的一群”。“可怜”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可怜”到极处，就会变成“可怕”。这位女书记算是明白其中三昧的了。
顺德人把交付职工养老保险规定为买企业的前提，也算是对“可怜”和“可怕”的深刻理解。
在同邱侠强的那次谈话里，关于“ZF欠老百姓”的话他讲了两次。另一次是在说到王琢批评顺強的文章时。邱侠强反对把转制说成国有资产流失，认为转制才是国企的真正出路。他说：
“我没有研究那么多理论，但我知道，国家欠老百姓太多。他们那些文章都是计划经济思路搞出来的，不是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
他还说：“江总书记搞定国有企业的转制，江山就坐得稳。”
关于转制，邱侠强也有自己的心得。针对有些人说顺德经验学不到，他说：“一是看有没有决心；二是看既得利益者愿不愿意放手。”

20多年前，邱侠强是顺德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实际上，那时的“知青办”做的是就是安置工作，就是舒解城市的就业压力，与邱侠强今天所做的工作有相通之处。
197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知青办也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那段蹉跎岁月的印记镌刻在千百万知青的心灵深处，也留在邱侠强的身上。
当年顺德知青的花名册如今就存在邱侠强的文件柜里。因为社保要计算工龄，所以它们又进入了邱侠强的视野。
他打开文件柜让我看那些花名册，有20多本，是由一页页表格装订起来的，每一页登录着一个花样的少年。如今，那一群少年大多过了知天命之年，眼中的稚气和清纯已经黯淡，花名册的纸张也早已伴随着那些远去的青春岁月变脆、发黄。
邱侠强捧起一本花名册翻看着，为见到自己20多年前的字迹而生发出一些惆怅。
不知怎么谈到了知青文学，他说：“这种作品不要写得太多，勾起过去的回忆，很惨。”
此刻的邱侠强变得沉静起来，与刚开始见到的张扬和善谈判若两人。
他抚着花名册说：“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啊，如果没有文革，可以不下放的，县里能安排。顺德农村人多地少，当时接收不了那么多知青，只好送去外县，甚至去海南。”
据邱侠强说，当年在知青办工作时，常常有知青来要求解决困难。大环境所迫，许多事根本就无法处置。实在看不过去的，也只能掏一张自己的饭票，让来人去食堂吃一餐便饭而已。
他还告诉我，如今在顺德，45岁以上的男人和35岁以上的女人都说他好。有的年轻人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说以后可以自己管自己，邱侠强就跟他们说：“你不投保，以后你的孩子要拿刀杀你，因为他们一对夫妇要负担四个老人。”
听他怀着感伤抚今追昔，我突然想：我们选择和任用一个关于社会保障、救济、福利的公务员，是否应当将具有爱心和善心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对于所有为官者来说，爱心和善心都是超越工作能力等等的最起码的素质。从古至今，贪污救灾及河防水利等款项的官员也算得上是举不胜举，面对这些尤为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我们难道不应当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
不过邱侠强倒是像一个地道的顺德干部，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说：“我最大的责任，就是保证35000工人不闹事；能发退休费；老有所依。这就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ZF。”

据《中国经济导报》报道：200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为8·21亿，以现行人口政策所允许的发展态势测算，至2050年，我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数将是8·3亿，高于如今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即使我们保持现有的人口政策不变，未来50年里，中国的劳动人口仍将处于过剩状态。劳动人口的供过于求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因而，与就业问题相伴随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2000年12月29日的《北京青年报》刊登了记者关于全国社会保险工作会议的报道。报道说：
“从2001年1月1日起，国有企业原则上不再建立新的再就业服务中心，企业富裕人员原则上不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由企业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下岗’一词将从明年起逐渐‘下岗’。”
并非“下岗”不再，而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下岗”终将成为社会的正常现象，不再被人们难以接受。社会保障也将成为公民社会生活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可以想见，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改革没有了后顾之忧，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12:40

托举飞翔的翅膀

1998年秋天，我在顺德的一些基层干部那里听到这样的一些议论：
李长春为什么还不来我们顺德？
李长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初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来广东不过半年，没来得及去的地方决不止顺德一个。但是那些为此忧心忡忡的人却认定这是有深意的事，说明着点什么，因而又重新拾起了对顺德综合改革命运的担忧。
中共“十五大”之后，全国的媒体对顺德进行了几乎是狂轰滥炸的宣传攻势，似乎要对顺德在综合改革初期的沉默来一次全面的补偿。这种形势致使一些顺德人孳生了某种情绪，觉得重视顺德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这种自许甚至自傲并不完全等同于自信，所以很容易被击垮。
说穿了，这些人是对顺德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在心里坐实，所以有点什么情况就会紧张和发虚。
这样的心态是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曲折历程的一道折光。
中共顺德市委、市ZF对正在推进之中的这一场改革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评定——
大局已定，但不是大功告成。
应该说，这是比较客观、理性的描述。
至少，从心理上看，我们还有长长的路要走。

一切都在按照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节奏演进，低回于某些人心中的揣测和不安终于化解了。
1999年1月中旬，是这年入冬以来最寒冷的日子。13日那天，朔风中飘着雨丝，李长春顶着风雨来到了顺德。
两天时间里安排了许多活动，李长春在顺德参观考察了“陈村花卉世界”、“美的”集团、郑裕彤中学、“科龙”集团、“爱得乐”员工村、生态乐园等，还在14日听取顺德市工作汇报时，作了一个讲话。
李长春开首就说：我这次到顺德是慕名而来。
这对顺德人来说可是给足了面子。
李长春并不是第一次来顺德。1992年，他还在河南工作时，在邓XP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曾经到广东来参观学习，其间踏上过顺德这块土地。
李长春对顺德的经济形势比较满意，他说：
“多年来我们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每一笔贷款都用好是不可能的，有些问题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但是顺德没有什么金融风险，确实很不简单……”
谈到顺德的改革时，李长春给了顺德人一种认同之感。他提到自己的有关经历，说：
“记得80年代我在沈阳当市长的时候，搞全国第一个企业破产，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辩论了，有人说‘搞什么破产’、‘破谁的产’，压力也是很大的……”
李长春对顺德的改革作了较高的总体评价。他指出：
“就地级市、大城市的改革而言，深圳的经验是全面的；对县一级来说，顺德的经验非常宝贵。”并因此提出，“要把这两个市的经验作为我们的宝贵财富。”
在讲话的最后，李长春用略带鼓动性的语言对顺德提出了希望，他说：
“从80 年代起顺德就是广东‘四小虎’之一，希望顺德在跨世纪新的征途上再展‘虎’威，再创辉煌。”
在这个细雨霏霏的日子里，顺德人又重拾了一种感觉，又增添了一重信心。

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嘲笑，嘲笑面对着巨大历史天幕时不由自主的战战兢兢，嘲笑面对着种种偶然和必然犬牙交错成神秘轨迹时的俯伏和膜拜。
因为一切的焦虑、急躁、多疑、敏感都与改革的命运有关。
就在顺德有人为省委书记没有来而不安的时候，远在东北的辽宁省发生了一起有关国企转让的事件——
1998年3月13日，抚顺市木器厂转制，厂长张明栋与ZF签订了《抚顺市木器厂产权转让协议书》。
按照协议，张明栋一次性交纳了172万元。
这是抚顺市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第一例。在此之前，有一家集体企业已经签署了产权出售协议，但是职工情绪很大，干不了多久，就不得不退了回来。同样，木器厂也有人在嘀咕：我们都在木器厂工作，为什么你张明栋一夜之间就成了资本家？并且还有人上访告状。
事情却似乎向着对张明栋有利的方向发展。3月21日，辽宁省在沈阳召开“辽宁省放开中小企业招商会”，也许是为了扩大声势，《抚顺市木器厂产权转让协议》被拿到会上再次签署。副省长陈政高拉着张明栋的手说：“从现在起，你就是私营企业的老板了，大胆放心干吧！”
1998年10月21日，事情峰回路转，抚顺市纪委宣布对张明栋实行“双规”，要求他交待买企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时，离张明栋签订买木器厂的协定还不满8个月。
接下来是张明栋被拘留，两次开庭审理，却被认定无罪。
不过，抚顺市检察院表示：撤回起诉不等于撤消案件，下一步如何处理，要看一看大环境。
所谓大环境，显然是当下这种改革的走向。
但是不管怎么说，木器厂又重归国有。
收复失地，似乎是值得庆贺的事，但是木器厂再次陷入亏损。
张明栋反过来把抚顺市ZF、市经委和轻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告上了法庭。请求确认原先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有效。
一场改革的结果竟弄成这样！国家、企业与个人谁都没有得到好处。
2000年7月14日的《南方周末》用半个版报道了这件事，直到那时候，事情还没有最后了断。
记者援用了一种说法：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得某些人宁可看着企业在国有中垮掉，也不愿它在‘一息尚存’时改制，从而理顺产权关系，焕发生机，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这类事情，不就是那些人老担心改革之风转向的心理注脚吗？

顺德的干部对改革的空间体验特别的深。
改革需要广阔的空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合适的氛围，需要回旋余地，需要足以支撑新观念和新行动的表现舞台。改革作为历史的转折，尤其如此。田螺壳里做道场，终做不成什么名堂的。
顺德的改革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发展的高潮之一。尽管它的出现以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十几年道路为铺垫，是历史的必然，但它的超前性决定了它在起步之际所拥有的只是极其有限的伸展空间。
顺德人之所以低调处理自己的改革尝试，就连本当为自己的改革鼓与呼的《顺德报》都对此一声不吭，就是想在这种极其有限的空间里稳住阵脚，赢得时间。
顺德的改革是配套推进的，所谓四个轮子一起转。但是顺德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配套，却无法使周边环境配套，无法理顺与外界的关系。
我在顺德听到过好些有关故事——
有一次，佛山市的人事局长因工作来顺德，进了顺德市ZF大楼却不知该进哪一间办公室。
佛山市是顺德的上级市，上级市的人事局长来，当然要找你的人事局。这就是中国政界说的对口管理。
可是，在顺德市委、市ZF的大楼里，已经没有了专门的人事局。。
在机构改革中，顺德撤消了人事局、机关党委和老干局，将这三个部门的功能都划给了组织部。
按照系统的划分，人事局与组织部分属党、政两块，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佛山市的那位人事局长不愿意进组织部。
佛山市人事局不愿意与顺德的组织部打交道，这原本无可厚非。系统化是中国党政机关日常工作的循例，有了系统，布置任务时有机构、有人来听你的；有了系统，下去有人接待，管你的饭。
几十年了，本来一切就这样运转得好好的，顺德市独独别出心裁搞精简机构，这个系统突然脱了节，这就不免让人无所适从。所以佛山市人事局就觉得顺德人事局特没有用，“不争气”，所以“被吞掉了”，
为了划清界限，平时，佛山市人事局下发有关人事工作的文件都是发往顺德市ZF办公室，再由市ZF办公室转到顺德市委组织部去。
顺德市ZF办公室也只有不厌其烦，无奈地接受这种事实。
但是这一天，佛山的人事局长却不得走进中共顺德市委组织部，因为在顺德，原先归人事局办的事如今只能在挂着组织部招牌的办公室里办。
不过，他的脚跨了进去，心却依然进不去。
他宣称：我进组织部不是以人事局长的身份，是以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的身份。
幸好他在党的系统里也有职务，在“名分”可以回旋一下，从而也在自己心里维护了一份尊严。
但这种状态足以让双方感到别扭和尴尬。
这是改革之过吗？
中共顺德市组织部副部长曹裕江给我讲起过这么一件事——
“有一次，我到佛山去开会，会议内容是选全省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典型单位。虽然只有一个名额，但我认为顺德很有希望。我准备了十几页材料，在会上讲得眉飞色舞。结果没评上，说我们机构不健全。回来给主管书记汇报，书记也只能说：我们做好了工作就行，不管他了。”
如果是因为工作没做好，评不上自然无话可说。可是问题出在“机构不健全”上，可以想见，这是很无奈的事。
顺德的工商部门和物价部门也遇到了类似的事。
顺德将工商管理局与物价局并在一块。上级市的这两个部门都发了话：
你们如果不分开，就永远无法评上先进！
就因为身份不明、血统不纯？
幸好顺德并不很在乎这些无关宏旨的“先进”。

1993年，全国成立社保局。
第二年，顺德就把社保局的名字给取消了，改为“德安保险股份公司”，希望通过企业运作方式，找出一条自己的路子。
这一来与现行体制的序列不合，上级市的主管局感到自己成了空中楼阁，于是告到了主管的副省长那里。
据顺德社保局的领导说，副省长当即表示：顺德是省里的实验点，就让他们试试吧！
话虽这么说，压力毕竟现实地存在，挥之不去。
于是，顺德市委、市ZF决定：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的一切不变，加挂顺德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的招牌。
1995年岁末，已经摘下来一年多的社保局的招牌重新挂在了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的大门口。
虽然两面旗帜下聚集着的是同一彪人马，但是中断了的系统毕竟又驳接起来了。
对于顺德来说，挂不挂这块牌子没有多大的区别，操作方式依然。
但是对另外一部分人就不同了，招牌一亮，他们失衡的心理世界立即重归平静。
有时候，事情就那么简单。
简单之中表明了一个道理：改革之路需要不断迂回。
后来，国家要求保险事业的管理不搞企业化，顺德终止了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的运作，迂回的轨迹却留在了人们心中。
其实，顺德人一直很小心地注意协调环境，在这方面堪称游戏高手。
他们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经验，比如——
被精简或合并的ZF机构，招牌和印章都保留下来，但是对上不对下，对外不对内。
也就是说，那些被精简或合并的机构名存实亡。虽然早已退出了序列，退出了实际工作，而且不再有人专门坐在它们的空间里“吃皇粮”，但是这些机构的名字依然存在于上级有关部门和外部世界的视野中，而且像模像样，煞有其事。

工作依然在进行，不过原先那些机构已成了空壳，那些名称的作用和意义就是敷衍，就好像打仗时扎些草人当疑兵一样。
过去只听过虚报建制和人数以骗取饷银的事，没想到精简机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不是为了多得饷银，反而是想节省饷银。
改革竟成了地下工作似的。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特区省海南建立之初，曾轰轰烈烈地搞过一阵ZF机构改革，推行“小ZF，大社会”的设想，撤消或合并了一些ZF机构和部门，在全国引起不小反响。
但是事隔不久，雄心勃勃的海南官员们就感到吃力了。
在海南采访时，多次听到过官员们抱怨，说在与中央ZF各职能部门的衔接上，海南的“小ZF”常常捉襟见肘。比如文体厅兼顾文化和体育两条线，向上对国家文化部和国家体委两个部门负责。于是文化部安排的事要做，国家体委安排的事也得做；文化部的会得去开，国家体委的会也得去开。
中国的会总是很多的，有的会并不是非开不可，但要是不去，就有目中无人之嫌。尤其是面向两家负责时，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厚此薄彼。
以“小ZF”去应付大ZF是困难的，分身乏术，疲于应付，最后的结果就是只好让“小ZF”重新膨胀起来。
顺德也将文化和体育并到了一起，搞了个文体局。有人冷嘲热讽说，文化是“文”，体育是“武”，文、武怎么能搞到一起呢？
曾有传言说顺德已准备将两者重新分开，但是迄今没有。海南省的文体也没分开，甚至又添加了一些的职能。
顺德的人事局倒是重新挂起了招牌，曹裕江兼起了局长，佛山市人事局大约不再要劳驾顺德市ZF办公室转交文件了。
秩序，在ZF官员的心目中非常重要，上面设的部门下面没有呼应者，就是乱了秩序。广东省曾经撤消乡镇企业局，后来为了与中央ZF的有关部门继续保持呼应，又重新挂起了这块招牌。
改革就是这样分分合合，不断磨合。让人担心的是，改革的锐气会不会在这样的磨合中一点一点地销蚀？

关心中国机构改革历程的人应当记得湖南省的华容县这个名字。
1985年，华容县作为全国机构改革试点县开始了机构改革，受到舆论的关注。当时，这个背依洞庭面临长江的县似乎决心很大，宣称：“今后各级ZF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它采取“撤局并委”的方式，将全县90多个党政机构减至60多个，将1206名机关干部精简为650人，分流的干部达48 %。
华容县的这场改革不但起步先于顺德好几年，而且改革势头凶猛，分流干部的比例比几年后顺德机构改革时更大。
但是，华容县的机构改革最终却走了回头路。1988年的水灾成了一个转折点，为了“加强领导”，一口气恢复了七八个局，干部回流100多人。由于契合了社会的某种需要，自此一发而不可收。1993年至1995年间，正是顺德人的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比顺德人更先行一步的华容县却走完了自己的先行历程，遛了一个圈，回到了起点。过去撤并的机构起死回生，重新在社会舞台亮相，政企依然不分，改革全面反弹。
华容县的机构改革也是在历史的声声呼唤中开始的。当时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一个农民买了辆拖拉机，准备搞运输。但是在有关部门盖了28个公章，手续仍然没办好。一气之下，这个农民把盖满公章的报告贴在挡风玻璃上，当作自己的营运执照，就这么上了路，一时引起轰动。
机构改革已是人心所向，但是顺应着历史潮流和老百姓渴望的事，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呢？
改革是系统工程。顺德的机构改革之后，接着就是产权制度改革，这样一来，顺德的机构改革就与转变ZF职能结合在一起，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在一起。企业转制了，ZF即使想重新介入企业的事务也已经不再可能。所以顺德机构改革的成果能够得以保存。华容县的机构改革却是孤立的，囿于且停滞于县委、县ZF的大院，起了头的文章没有下文，机构改革变成了纯粹的裁减人员。由于原先的社会运作体系并没有改变，还在为旧的管理模式召魂，所以，重叠的机构和冗员再次登堂入室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当然，除了这种层次的原因之外，华容县的“回潮”还在于缺少有利于改革的大环境。
华容县体改委主任胡如松曾参与机构改革的设计和组织实施，面对失败，他无奈地以打油诗的方式作了一个总结，从中我们或许可以对华容县改革的处境见出些端倪。胡如松的打油诗这样写道：
“下改上不改，改了要重改；我改你不改，改了也白改；干部无出路，改了是胡改；块改条不改，改了反受害。”
他的总结语涉上下、左右、条块之间的关系，想必都是话出有因。
20世纪80年代，顺德也曾有过一次流产的机构改革，同样也留下了这种类型的打油诗。
那是1987年，顺德大动刀斧，砍掉了工业局、农业局、二轻局等，将这些局的下属企业按行业归口组建集团公司。这些集团公司依然遵循原有的行政序列，代表ZF行使管理职能，似曾相识燕归来，改革之手并没有真正触到改变ZF职能的深度，仅停留于形式的变化。所以顺德的干部群众也创作了“换汤不换药，改了也白改”之类的民间语文。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里，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超越大环境大背景的机构改革显然困难重重。
大自然的潮起潮落，与月亮的圆缺有关。
改革的潮起潮落，是由什么牵引？

企业的转制同样面临着周边环境这样一个问题。
顺德有一家粮油企业，叫“白燕粮油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德胜河边，隔着河水老远就能望见它高大的厂房和几个大园筒式的粮仓。
这家企业1994年转制，实行赎买经营，组建了内部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
转制当年，“白燕”就遇到特大洪水。属下一家饲料厂被淹，公司的办公室也进了水，水位已经到了办公桌底面，抽屉一拉出来就会浮起来。当时公司的货物还没来得及买保险，形势紧迫。但是“白燕”展翅在江水上翱翔，最终战胜了洪水。
如今说起当年的事，副总经理刘益洲依然豪情满怀。
刘益洲个子不高，看上去有几分斯文。他是1963年生人，1986年毕业于郑州粮食学院，可以算是少壮派。因为总经理已经60岁了，有些事就要刘益洲站在第一线。
刘益洲指点着粮仓外壁上画的红色记号告诉我，这就是当时的水位记录。
他说：领导干部十几天不敢离开，群众也豁出去了，像保护自己的家产一样奋力抢险——事实上这也是自己的家产。如果没有转制，这种积极性是难以想象的。
他告诉我，转制几年来，“白燕”已经开始分红，当年买股份时出的钱如今基本回到了员工手里。转制后“白燕”建了新厂，贷款3000万元，如今没有负担，就是还这笔贷款的事了。
转制时，刘益洲拿出了几十万元。我问他担心不担心政策改变，成为贬义的资本家。
刘益洲截然地说：不担心！
笑了笑，他又补充说：担心的人是老的。
他是说年纪大的人才会作这种担心，还是说作这种担心的人心态是老的？
我一时没有琢磨透。不过，刘益洲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倒是给了我深刻印象。
但是，当他送我们过江时，在“白燕”自备送员工上下班的渡船上说到眼下的经营，他脸上那种明快顿时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夹杂着不满、无奈的复杂表情。
他说：我们的产品有一个最低成本价，低于这个价卖出去我们就要亏本，所以不得不守住。这原是为商的基本道理，可是有些没有转制依然是国营的企业却不在乎这点。为了夺取市场竞相压价，它们不怕亏损，因为它们不像我们转制企业那样，产品的一点一滴都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它们还有理由，说是在“保护老百姓的米袋子”。实际上，这就形成了不公平竞争。
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很艰难。
望着不断被船头划开的江水，刘益洲沉沉地说：
“只有我们在浪里浮沉，别人却站在江边看，当然很艰难。”
我也望望远去的江水，想着各种各样关于江流的寄意和联想，不知道江水是否承载过这种涉及市场经济的比喻。
拢船靠岸，刘益洲送客止步。他接着刚才的话说了一句：
“我只希望健全法制，让我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与刘益洲的困惑及苦恼相似，顺德电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建雄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国企业的产权结构不同，企业重塑的概念就不同，老总的创新思维也不一样。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做生意、搞竞争会很难，一些国有企业根本不按市场规律去做。它关心的是工人有没有活干，根本不计较成本多少，效益多少。我所在的行业有几家国企，就算亏得一塌糊涂，也要与民营企业竞争，打价格战。这种不合理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禁锢了民营企业家的创新思维，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国企产权问题一日不解决，民营企业就一日不可享有公平竞争的待遇。”
谢建雄的这段话，是在顺德现代化研究中心记者的访谈中说到的，发表在该中心办的期刊《现代化之声》2000年第二期上。
其时，作为顺德较早且较为成功的转制企业，顺德电机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基本走上了良性发展轨道，谢建雄也已经不必像转制初始那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但是，种种关于改革、关于转制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人们，而这种困扰不是谢建雄们所能解决得了的。

1998年夏，我在顺德市委、市ZF大楼13楼陈用志的办公室正式采访过陈用志一次。
正式，是因为广东电视台的摄像机在场。
正式，陈用志的说话也就比较的“官方”。
顺德市党政的两位主要领导在语言表达上都有自己的造诣。冯润胜堪称是一个经济领域的语言艺术家，说起话来诙谐、风趣。他创造的关于企业转制的一系列说辞，如：靓女先嫁、更年期、植物人、安乐死，长寿而不健康，等等，既贴切又生动，成为顺德综合体制改革的经典。其中“靓女先嫁”更是为全国有关人士所熟知，并经常被引用，也算得上是对汉语言文化的一个小小贡献。只可惜社会用词一登场就不再属于个人，变成了公众财富，否则，冯润胜也可以去申请个专利或版权什么的。
陈用志说话则显现出充分的条理，有较强的分析概括能力。
那天陈用志一共说了五个方面，由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改革的动因说起，接着说了顺德改革的特点、所承受的压力、成功的理由以及未来展望。每一个方面又分为四点或五点，条分缕析，非常到位，没有废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我注意到陈用志关于改革的压力和改革之所以成功的说法。他说：
“改革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尤其是走在全国前面，困难和压力要比其它地方多得多。所以很辛苦，也很痛苦。”
陈用志列举了所承载的几种主要压力：
一是舆论上的压力。有几篇文章造成的压力很大；
二是政治上的压力。改革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可能，对于超前改革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改革在中途因各种原因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就变成了历史的罪人；
三是经济上的压力。好些企业资不抵债，银行催着还钱。要转制，ZF就得承担起责任，为改革付出成本。
四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不搞社会保障，改革无法推进，既然非搞不可，责任就落在了ZF的肩上。
为什么在这重重压力之下，顺德能够坚持下来，最终取得胜利呢？陈用志认为，原因在于有四个“强”。
第一是市民们有较强的市场意识。顺德人敢于接受阵痛，乐于承担责任，这与改革开放近20年的现实教育有关。
第二是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陈用志说：我们领导层的信心从未动摇过。
第三是有较强的经济基础。
第四是有强大的后盾。
在说到最后一点时，陈用志加以了说明：
“顺德的改革离不开佛山的支持和省里的支持。省委和省ZF开了两次全会，专门讨论顺德的改革。”
我记得他在另一个场合跟我说过：
“改革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搞起来的，没有上级的支持也搞不下去。”
陈用志专门提到了上级市佛山的支持。很显然，他非常清楚佛山的支持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同样是决定改革空间大小的因素。
佛山市也是顺德改革的依托。我在顺德档案馆翻阅以往文件时看到，1994年的《佛山信息》就收有《顺德市机构改革的做法与成效》的明传电报，还有《顺德市党政机构改革》专题研究。
有一次同佛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主任一起开会，她提到，佛山将党史研究室从单列的局级降下来，纳入宣传部的建制，就是学习了顺德机构改革的做法。以此看来，至少在ZF机构改革方面，佛山市并不排斥顺德的做法，而且与顺德在些方面已经形成了同构。
关于顺德有没有人事局、文件是不是要由办公室转之类，只不过是改革过程中的小小插曲罢了，并不影响舞台的效果。
当长江边的华容县把机构改革的终点重叠在起点上的时候，珠江畔的顺德市开始了新一轮的尝试。尽管是沉舟侧畔，但是江面已经布满春风。
改革进入了寒冬末尾的一个最后等待。春之神怀着期盼凝望四野，她将给那些率先冒出来的幼芽以温暖的鼓励。
历史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着新的精灵破茧而飞。就像当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样，如果没有蕴积于人民心中的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痛恨，没有酝酿于理论工作者心中的对突破禁锢的渴求，没有新的领袖人物对历史脉动的把握以及实行历史大转折的决心，没有应声而起的遍地呼应，一篇文章何以能成气候，何以能掀起拍天的春潮？
所以，顺德的改革与大环境不时撞击出不协和音，却又从时代的土壤中激扬起昂扬的生命力。
如果仅凭顺德在区区800平方公里舞台上唱独角戏，又岂能唱出什么大名堂？

说到顺德改革的空间，顺德人常常会提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
1999年，北京举行盛大的50周年国庆大典。正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任上的谢非，同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60多岁的谢非看上去还似乎没有什么严重的病态、老态。但此后不久，他就在广州逝世。
中共顺德市委、顺德市人民ZF写了一篇题为《深切怀念敬爱的谢非同志》的文章，分别投往《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两报都发表了，只是长短略有差别。

按照惯例，重要领导人去世之后，我们会集中发表几篇以地方党委、ZF名义写的纪念文章。这些文章各各代表该领导人的家乡以及他战斗、工作过的地方，记载着他不同阶段的革命生涯。谢非在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顺德为工作试点，顺德人在他去世后写一篇纪念文章，似乎毫无特别之处。但是，我们看到的顺德写的这篇文章显然不属这种情况，不是作为组织的统一安排。在11月29日的《羊城晚报》上，它单单独独地出现在一般性新闻版的右方偏下不显眼的位置，标题却不小，而且用了显眼的黑体。当日该版的头条是《专劫地下钱庄的澳门一黑帮覆灭》，并非什么重头消息，其它报道也只是诸如“中山医黄埔医院正式签约”、“文村抄家逼款事件余波不断”等地方性一般社会新闻。这就让人感到，顺德的这篇文章不是一般意义的纪念文章，它的刊登是“计划外”的动作，具有礼节性之外的深意。
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顺德人对谢非的怀念之情，但是从根本上看，顺德人更是在表达对产权制度改革所处环境的感谢。
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透露了顺德进行社会经济综合改革的一些有关政治背景。
文章说到，当谢非得知顺德的改革设想时——
他语重心长地说：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顺德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市县之一，顺德今天在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碰到的问题，很可能就是珠江三角洲、广东乃至全国明天将会遇到的问题。大胆突破旧框框，按照邓XP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不仅有可能解决顺德自身在发展中碰到的问题，而且有可能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
文章又说，谢非每个季度都要到顺德一次，并多次约见顺德的党政主要领导。在他的主持下，省委常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或研究顺德情况。
文章这样写道：

在顺德的综合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的时候，谢非同志指示我们“要多做少说，有的先做不说”，“要尽量减少社会震动，减少阻力”，要求省各部门让顺德放开手脚去闯；指示各新闻媒体暂不公开报道，待有经验总结后再向全省推广。

文章并提及，江泽民知道顺德的改革情况：
　
谢非同志向江泽民总书记详细汇报了顺德改革的情况，他说，广东特区方面的改革没有问题，但除了特区外，其他地方如何改？如何探索？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顺德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机构改革，已经走在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全省的前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已遇到政企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及公有资产的实现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非改不可的矛盾。

文章还说到顺德先行一步的机构改革：
“1993年2月，顺德的机构改革方案上报省委后，经省委常委讨论通过，并由省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了文件，使顺德新体制得以顺利运作。”
关于这一点，谢非在1998年接受《春风绿南粤》摄制组采访时，讲过这样一段话：
“省委对顺德的改革，一开始就是肯定的态度，因为佛山市委、顺德市委来向我们省委、省ZF的领导集体汇报，我们集体听他的汇报。听完以后，我们大家都发表意见，一开始就是肯定。因为这样改，只要你工作做的好，肯定是会改变原来的那些弊病。”
《春风绿南粤》是一部回顾、总结广东改革开放20年的电视专题片，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电视台摄制，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许多奖项。但是由于篇幅等原因，谢非这段讲话最后没有剪接进去。这种取舍当然也与编导对顺德转制意义的把握程度有关。
关于这一段历史，曾在顺德挂职、后来正式担任顺德市纪委书记的江佐中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中有一段概述：
“……1993年9月顺德市正式开展全面彻底的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后，由于这在当时属于‘新生事物’，有‘闯禁区’的味道，广东省委、省ZF在开始阶段采取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让顺德先试一试的政策，同时要求省内各部门和新闻媒体不要去调查、采访报道，以免干扰顺德的实验。一年后，在顺德产权改革引起广泛关注并受到外界一些人公开指责时，广东省委省ZF领导集体听取了顺德市的汇报，在内部肯定了顺德改革方向对头，指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但在公开场合仍然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直至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肯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经济之后，广东省委、省ZF才公开肯定了顺德的改革。”
江佐中认为：“有了如此务实、开明的上级党委、ZF，顺德市的各项制度创新才得以减少阻力、顺利推进。”
这些关于改革的追述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在顺德这块土地上刮起的转制旋风决不是孤立的，它有历史背景，也有社会背景；有历史需求，也有社会需求。
改革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尽管历经破土的挣扎、伸展的苦痛，但是它的生命毕竟受到历史的呵护，上承时代之雨露，下汲民众之精气，始终依傍着社会发展的脉搏起伏和延伸。
顺德人对谢非的纪念，正是对改革大环境的感念。
顺德流传着谢非说的一段话——
你们大胆试，不就是100万人的事吗？不行就改过来。
这话并没有见诸报端，但是顺德的许多干部常常提起。
我相信，这样的话不但具有相当大的稳定军心作用，而且具有相当大的鼓舞士气作用。
在战争年代，当一组敢死队即将出发时，连长把手一挥，吼一声：拿不下高地别回来见我！
100万人当然不是那种敢死队。
所以100万人的出发不是赴死，不需要担心失败，失败了还可以回来。
这种话给顺德的不是任务和压力，而是鼓励和信心。
在平地上划出一条一尺宽的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如地、稳稳当当地在线内行走。
在一尺宽的独木桥上，我们也许就会提心吊胆，首鼠两端了。
同样是一尺宽，为什么在独木桥上就不能平心静气地走呢？那是因为失败的威胁正虎视耽耽。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紧张，导致动作变形。许多运动员、演员都有这种体会，平时做得好好的动作，正式登场时，一紧张，就做不好了。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我们有一个新的热点话题：平常心。我们终于明白，把比赛同国家的荣誉紧紧拴在一起是不明智的，有时候会适得其反。紧张对心智亦有影响，从学生考试就看得到这种现象，在考场上看着题目似曾相识，却百思不得其解，走出考场反而豁然开朗，想起了正确答案，因为此时已经交了卷，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
勇敢向理想跨出一步的人都不会愿意回头，但是许给一条后路毕竟是有意义的。有那条也许永远不会涉足的后路留存在心里垫底，也就有了宽松的氛围，能在前进路上保持良好的心态，不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种宽松氛围和良好心态甚至能够决定改革的成败。
面对着从社会土壤深处泛起来的渴望和创造性诉求，我们应当给予的，也许就是这种支持和允许一试的大度。
我们不知道谢非这话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是如何具体表述的，但我们可以相信的是，顺德人从这种话里培养出了非凡的信心。
　
改革，需要上升的气流托举飞翔的翅膀。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13:44

春在溪头荠菜花

——经济现象蕴涵的文化品格

　

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以特别强调文化精神的统一。这种统一的诉求常常体现为讲究模式，推崇典型，让社会总是处于典型光芒的笼罩之下。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山西的大寨就是中国农村的样板和准则，“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铺天盖地，妇孺皆知。千千万万农村基层干部分期分批地走出家门，揣着公家发的钱和公家给换的全国粮票，跨长江，越黄河，前往大寨参观学习，尝试了一把“站在虎头山，放眼全世界”的感觉。
从大寨的样式出发，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山坡上伐树拔草，修筑梯田。至少也要在山坡上辟出几块十数平方米的空地，用石头砌上、或者用石灰水写上“农业学大寨”几个大字，老远老远就能看见，充分昭示着追攀典型的决心，烘托起浓浓的气氛。
那时我在农村当“插队知青”，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也接到通知，要在山上写“农业学大寨”几个字。因为队里没有开阔的山地，一彪人马就扛着锄头拎着石灰水，远远跑到深山里，在山谷的一面斜坡上忙乎了两天，好歹弄出了几个字。那几个字的字形是我用锄头勾画的，所以下到山脚，我在路边还回头望了望，只见那几个字的字形已经被山势的起伏扭曲和断裂了，再加上生产队长舍不得多用石灰，那些扭曲和断裂的笔画更是似有若无，几不可辨。也许只有在山谷另一面坡上打柴的人才可能依稀辨认那几个时髦的字。但是生产队长却头也不回地带着人马踏上了收工回家的路。
我们究竟向大寨学到了些什么？
在这一场农业学大寨的大规模运动里，光是参观大寨的车马费和书写标语的误工损失就非常可观，更不用说盲目修筑梯田了。我们不但付出了经济方面的代价，而且付出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代价，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子更加贴近了我们。
90年代后期，当中共十五大充分肯定顺德的经验之后，顺德的体制改革也曾一度成为“显学”，全国各地前往顺德参观学习考察的人如过江之鲫。虽然不能与当年的全国学大寨运动相比，却也热闹非凡。1998年4月，我在顺德采访时，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告诉我：“从去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到现在，平均一天要接待100多人。”
这一轮热潮给我们的社会传播了什么？
有民谣曰：“来时很激动；听时很感动；回去没行动。”
曾有报纸文章称赞顺德的转制，说：“转得快，好世界。”意思是及早实行转制，就能够开辟一片新天地。有到顺德参观学习考察的人却反其意而用之，说：“好世界，转得快。”意思是顺德经济基础好，转制的条件充分，所以转变经营机制的工作能够迅速展开。
我们的生活充满典型，但是典型并没有带给我们实际的推动，反而磨损了我们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感受，使我们的心灵越来越粗糙。
不可否认的是，顺德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以此为改革作出了充分的铺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视顺德为不可学却是一种忽视，忽视了渗透在顺德体制改革中的文化精神。
外省到顺德来参观考察的人，大多会找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老乡聊聊，一起喝上两杯。那些移根于斯的人有着地域文化的对比，体验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因而眼光有所不同。有一次，河南某地组织了一批干部来顺德参观学习，与好些“取经”者一样，这些人钻进顺德的一些具体做法之中出不来，疑虑重重，自认无法与顺德比。晚上，老乡们在这块分别感到熟悉或陌生的土地上相聚，顺德市委的一位河南籍科长举着酒杯叹息，对这些远道来的官员们说：你们哪，这样是学不到顺德的！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而言，顺德市是乡野之地；但是与它们相比，顺德的文化负担比较轻，关于季节的更替最为敏感。在这个从沉寂走向喧哗的时代，顺德留给我们的，决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更是一种文化精神。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是政策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则已经开始了体制发挥作用的层次。要想进一步发展，我们更需要跨入文化层次。
在我们这个国度，再伟大再宏伟的构图都有可能在操作过程中变为病态，长成怪胎，这种危险，要用文化之手才能予以消解。因此，文化氛围、哲理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更新才是我们最深入的追求。
文化精神是一杆植根于心灵深处的旗，只有心灵才能感应它的呼唤。
　
那么，究竟什么是顺德的文化精神呢？

刻录在灵魂深处的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吧——中国的城市一窝蜂地向外国学习，煞有其事地选起市花来，又一窝蜂地归纳出了自己的“城市精神”。
中国的事情总是有极大的传染性，许多学校也由此公布了自己的“精神”，企业不甘落后，同样纷纷亮出了自己的“企业精神”。
令人遗憾的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学校、企业，所标榜的“精神”大多没有什么个性，一般不出 “团结”、“开拓”、“创业”、“求实”、“勤奋”、“拼搏”、“进取”或者“奋进”之类。其中又以四个词八个字的为多，显然是受毛泽东在延安时为“抗大”提出的八字方针影响。在文化大革命的“红海洋”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走上了机关、营房、学校的院墙，随处可见。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影响中国人的作风，却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韵律和节奏，以致于后来人们一想到精神作风方面的事，依然逃脱不了这种句式的窠臼。
尽管人们像玩魔方一样，将“团结”、“开拓”、“创新”这些字眼进行了不同的排列和组合，用得多了，仍不免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就凭这么几个有限的词，竟然基本囊括了中国的“城市精神”和“企业精神”。甚至北京大学这种让中国人听去如雷贯耳的伟大名字之下，抖落出的“精神”也同样是这种组合——“诚信，严谨，求实，创新”，同样显得那么的没有个性没有文化。其实，这些词只构成了时代口号的呼喊，而不是内涵的发掘和理想的追求，与其说是在阐述某种“精神”，还不如说它们集体反映了个性丧失这一弥漫于中国社会的古老表征。
由于这些“精神”抽象而空洞，无法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更不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什么作用，结果就成了泛滥于20世纪末的陈词滥调。
在这件事上，惯于独立思考的顺德也未能免俗。它于80年代定下了自己的“精神”：团结、拼搏、求实、创新。
——后面四个字与北京大学的校训一模一样，这说明了什么？没文化的顺德农民式的附庸风雅？还是有文化的北大品位滑坡？
1998年秋天，正处于二次创业阶段的顺德觉得，现有的“顺德精神”已不足于概括发展中的顺德人的心理诉求和精神状态，有必要重新锻铸，就在市民中广泛征求新顺德精神的词条。一时间，“顺德精神”成为市民的热门话题，收到的应征稿达到1500多条。
尽管受到原先模式的惯性思维影响，市民的来稿基本仍是四词八字的构架，但是却真实反映了顺德人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之后的思想变化。
在那1500多条来稿中，重复率最高的词是“科学”和“文明”，这已经与当年的“拼搏”有了行为方式上的区别。
顺德市人大副主任伍国栋当时正兼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主持“顺德精神”的再概括。他本人主张的“顺德精神”是：科学、文明、务实、创新。
伍国栋曾这样向我诠释：
“原先的‘拼搏’一词明显带有第一次创业的时代特色，含有不理智、赌一把的成分；而‘文明’一词却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它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形容词。‘科学’则是我们时代的需要，它不但包括科技，还应当包括规律意识和理智精神，必须大力强调。‘务实’是顺德人的一贯追求。至于‘创新’，更是应当提倡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创新，我们的产权制度改革也是创新。”
当时由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从1500多条来稿中遴选出20条，再由市评审委员会投票，从中挑出10条，最后让市民投票决定取舍。
为了鼓励群众的积极性，还为投票设立了奖项。
我统计了一下，被选定发给市民投票评选的那10条“概括句”中，“文明”一词出现了8次；“务实”或“求实”也出现了8次；“创新”为7次；“科学”为4次；“拼搏”则只有一次，那还是因为将原先的“顺德精神”也列入了候选名单。
但是此后就一直没有听到关于“顺德精神”的消息。

两年以后的一天，跟伍国栋在一起谈起顺德的文化建设，我突然想起：“顺德精神”确定没有？
伍国栋说，没有往下搞，因为搞来搞去都脱离不了原先的框框。
对此我有同感。但是我还想知道一些别的东西，问：时间又过去两年，如今你怎样看“顺德精神”？
看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当即就回答说：
“至善，亲和，务实，进取。”
从“拼搏”到“至善”，少了一些生猛之气，却多了许多温情，变得敦厚起来。
伍国栋的话顿然使我想起北滘镇归纳的“北滘精神”——和谐，勤奋，诚信，至善。伍国栋关于“顺德精神”的新主张，竟然与“北滘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滘精神”是1998年确立的。中共北滘镇党委先在镇民中征集得五六十条来稿，经过反复推敲之后才确定。当然，它的最后确定与邓伟根博士的提炼很有关系。
当时邓伟根任中共北滘镇委书记，他对我讲起“北滘精神”时，将其浓缩为四个字：和、勤、诚、善。他说：
和——中华文化的要义，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勤——成功的唯一捷径；（话到这里，他戏謔地插了一句：“就是做贼也要勤奋啊！”）
诚——现代生活、现代市场经济的立身之本；
善——做一切事情的目标，要与人为善，劝人从善。
邓伟根的办公室挂着一帧条幅，上书：“和为贵，谦为上。”其内涵与“北滘精神”相得益彰。
2000年2月23日，《顺德报》与广州的《南方都市报》两报同时推出了一批采访顺德各界人士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和阐述“顺德精神”。其中采访邓伟根的一篇写道：

在邓博士看来，顺德有很多独特的地方。以他的经历来感觉，就是有很多事情在顺德可以做得到的，在别的地方就不一定能做到。顺德所崇尚的是一种和为贵，谦为上的精神。人情味浓，极怕对不起别人，以大局为重。有一个极具代表意义的例子，做生意时顺德的商人只会考虑在这笔生意中我能赚多少，至于别人赚多少绝不在意。还有一点特别突出的就是，定下来的事尽管有[被过滤]，但只要有好处就会去做，不考虑个人的得失。顺德的改革能比其它地方走得更快，改得更彻底，应该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文章还提到，“这位博士镇官选拔干部的时候，有两种人被首先列为慎重考虑之列。即长期不结婚的和无缘无故离婚的人。原因为一个不能与自己周围的人和谐相处、对家庭没有责任感的人，也不会对社会有责任感，那么责任心和事业心都应该打个问号。”
顺德人的敢想敢干和务实精神人所周知，但是顺德人在归纳自己的精神财富时，却悄然将眼光从经济移向文化，渐渐地将一些传统色彩浓厚、充满温情的品质推到了前列。
2000年下半年，伴随高层领导的变动，“科龙”也提出了新的企业精神：诚信、合作、学习、创新。
“科龙”原先给自己归纳的企业精神是：“开拓、拼搏、求实、创新。”基本是“顺德精神”的翻版。现在，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它也开始淡化“拼搏”的色彩，注重起平和的环境和氛围来了。
由标榜一种征服世界的凛凛之气，到追求与这个世界的亲和之力，在顺德这块热土上，从ZF到企业，都在期盼着更为和谐的发展氛围，都在探索和寻找更深层次的发展动力。

虽然“顺德精神”的新版本还没有定稿，人们却已经对旧的版本有了新的、更深入的理解和诠释。
有一次，中共顺德市委副书记杨肖英在谈到如何实现现代化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顺德精神八个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我觉得团结最重要，它使各级干部从大局出发，大家扭成一股绳，去干事业，去实现现代化。以往无论是改革中的风风雨雨还是遇到各种困难，我们都互相信任、支持、理解、分忧。省委曾经推广顺德市领导班子建设的经验，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书记市长首先是团结的模范。”
尽管“团结”与“亲和”、“和谐”之间有时代色彩上的差异，但它们的内在是相通的。在综合体制改革的全过程中，顺德市委、市ZF一班人步调一致，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内部分歧。
杨肖英于20世纪70年代担任顺德妇联主任，80年代中期进入领导班子核心，一直是顺德的高层决策者之一，历经顺德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大事。对于“团结”这个话题，这位女书记自然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权。
顺德的人口密度居珠江三角洲之首，每平方公里达到1200人以上。人口密度越大，磨擦和碰撞的机会也就越多，因而也就越是需要至亲至善的状态。顺德人不喜欢斗，不论是“团结”还是“亲和”、“和谐”，都是他们对良好发展氛围的追求。
我注意到陈用志在跟我谈起顺德之所以超前改革时，曾经举出过这样一条理由：
“本地人多，有强烈的事业心，强烈希望能建好家乡。”
在这里他当然指的是顺德的领导干部群。
我采访过不少地方的最高领导，没有听到过有人像陈用志这样分析当地资源优势。对于一个主政的官员来说，这话实在谈不上四平八稳，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人家可能想：你是不是排斥外地人啊？你是不是搞地方主义啊？但是顺德的干部并不忌讳这些，因而我常常为他们的强烈个性吸引。
记得在江西的南康市——当时还只是县，书记为我历数本地发展经济的资源，说了土地、矿产等等以后，他又说了一条：在北京的许多部门都有我们南康人，要办什么事比较方便。我曾为之十分感慨，从心底体会到中国政体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深影响，也体会到官本位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两位书记说的都是人力资源，但是着眼点不一样。
顺德的决策层里大多人还谈不上是职业干部，他们还带着浓郁的乡土意识，甚至不愿意为小小的升职而离开故土，因而有为家乡繁荣作贡献的强烈愿望。大家的目标简单而且一致，就容易形成团结局面。这或许也是“顺德精神”中“团结”和“拼搏”的一个注解。
　
由于顺德在经济方面创造的奇迹，也由于它在所有制改革方面的先声夺人，顺德人的精神底蕴一直为各界人士所关注。光是见诸报端的关于顺德精神的评价就有很多，说法不尽相同。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刘炳英曾从理论概括角度评价说：“顺德人的精神大约有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是敢为天下先；第二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第三是追求无限市场。”
《人民日报·华南新闻版》在中共十五大刚刚结束时，连发十几篇关于顺德的报道，总标题是“实事求是的顺德人”，以“实事求是”概括顺德精神的精髓。
《南方都市报》就“顺德精神”在中山大学采访过几位知名教授。在这些学者的眼里，顺德精神各有不同侧重。
经济系教授王珺说：“顺德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危机意识，成为其屡创经济奇迹的原动力。”
人类学系教授周大鸣说：“顺德人追求完美的特质尤为突出。”
中文系副教授董上德说：“善于借鉴和吸收、善于创造生活、刻苦耐劳、反对死读书，是顺德人文精神较为突出的特点。”
历史系教授邱捷则认为：“顺德人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因地制宜的经营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曾对顺德人文精神作出过公开评价的文人学者很多，比如退休前任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岑桑认为，顺德人的主导风格是“战斗性、开拓性和创新精神”。
“战斗性”这样的词曾经被我们用得太多，似乎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但是谁也不能否定，改革者必须富有战斗精神。
岑桑本身就是顺德人。他主持广东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正是中国解放思想冲决罗网的年代。他勇敢顶住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为上海女作家戴厚英出版了当时颇具争议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里面也有岑桑的一份功劳。或许，在岑桑的身上，正体现了顺德人的“战斗性”和“开拓性”？
有一次，我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永杰教授在一起聊天。听说他是顺德人，我当即请他说说顺德精神。他略作思忖，即总结了四条：
一，实干；二，灵活；三，分享；四，机智。
其中“分享”一说是李永杰的独特归纳。
不过我也曾听不少顺德人有过类似的说法，他们认为，顺德人大多很注重情感，有利益总是能够均沾，照顾到方方面面，因此顺德人内部较少相互倾轧的现象。
关于“顺德精神”，至今还没有一个为众人所公认的定稿，但是种种归纳是一束束光芒，从不同角度打在顺德的名字上，勾勒了顺德的立体形象。
一个小小县级市，竟有这么多人关注和追寻它的文化精神，并且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评说版本，我想，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顺德人以其斐然的成就和颇有个性的行为方式，吸引着我们与历史一道，仔细地倾听刻录在它灵魂深处的歌。

我曾经请陈用志谈两个问题：一是你对顺德改革的评说；二是改革与你的性格因素是否有关。
陈用志用一句流行歌词回答第一个问题：“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
关于第二个问题他也答得很简约：“我不过是只讲实际而已。”
陈用志是将实事求是当作顺德这次改革的精神起点。
顺德人自己关于顺德精神有种种不同的概括和思考——
市长冯润胜说：“新的顺德人精神应该是‘三不’：不满足、不争论、不埋怨。”
招汝基则赞同顺德人是“改革者、实干家、文明人”这种说法。
在2000年9/10期的《粤海风》杂志上，招汝基发表了一篇说足球的文章《给“冲出亚洲”泼点冷水》。文章说：
“为什么我们非要‘冲出亚洲’不可？……人总有行的一面，也有不怎么行、甚至不行的一面，扬长避短，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才是辩证法。体育亦如此，只要我们戒掉虚荣浮躁，提倡埋头苦干，也来个卧薪尝胆，经过十年教训，十年生聚，说不定回在某一届世界杯赛拿个冠军回来，给国人一个惊喜。”
在把球运等同于国运的喧嚣声中，招汝基将一个球迷的热情让位于顺德人的实干精神，这本身就是顺德精神的体现。
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年胜则有另一个角度，他概括的顺德精神是：能者为尊，以人为本。
90年代曾经担任广州市市长多年的黎子流作为顺德人，将顺德人的共性总结为：敢做敢为，善于学习，坚韧不拔。
黎子流是农村干部出身，普通话水平不高，“政治”和“经济”分不清。初到广州作报告，一开篇的“女士们”听起来就是“女婿们”，弄得哄堂大笑。他说ZF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人们却听成要“拒绝”接受人大监督，意思正好相反。如今他虽然离任已经好些年了，广州的市井街头依然流传着许多关于他讲普通话的笑话，其中不少穿凿附会，或者经过民间的加工，但却都是善意的。对于这些笑话，黎子流本人并不在意。在这个南方大都会，来自农村基层的黎子流一点没有自卑心理，他的普通话尽管到离任时依然广味十足，但他从不藏拙，从不嗫嗫嚅嚅，以致国家语委还授予他推广普通话标兵称号。
在黎子流身上，看得到他为顺德人总结的品质：敢闯、坚韧、好学。
或者还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担任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并兼顺德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陈真泉特别强调的是一个“自”字。他认为：
“顺德人的主体精神是——自立，自强，自尊，自信。”
他也向我做了一番关于这四个“自”的具体阐释。他说，顺德人强调的是能力本位，而不是官本位，所以，顺德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相信做过后才知道。他还说，顺德人推陈出新的意识很强，不因循守旧，要做就做最好的。
关于顺德人的秉性，陈真泉给了我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见别人坐“凌志”，我就要坐“奔驰”。
他是以此说明，顺德人考虑事情的立足点是竞争，是自身的提高，不会因为眼热而从弄倒别人的角度出发。所以他说：顺德人的处世方式是以人为上，以和为贵。
陈真泉不是顺德本地人。1978年，他从雷州半岛考入华南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曾在顺德师范教书，又在顺德市委党校当过理论教员。他以家乡一些地方的情形与顺德比较，说：“那里的人一坐下来，就抽起水烟斗，说今天的见闻，谈彼此的关系，或者一起叙叙旧。顺德人在一起不谈这些，他们谈的是哪里有钱赚，怎样可以多赚钱。”
完全已经顺德化的陈真泉给予顺德精神以充分的肯定。

比较，总是需要一个参照系。那些从外地飘落在顺德的人，因为心目中藏掖着一个原生地的参照系，所以对这块土地上弥漫的文化气息远比土生土长的顺德人更敏感。
东北人张清明如今在环球大冢制药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这家位于容桂镇人口处的企业创办于1991年，最初叫广东环球制药厂，由容奇镇与广州中医学院合资。头几年，每年亏损好几百万元。1994年，刚满31岁的张清明毛遂自荐，坐上了总经理位子。五年以后，由他打理的这家企业已经创造了销售额突破亿元的业绩。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张清明对顺德人的行为方式有深切体会，其中尤其是永不知足的进取精神。
张清明心里有一个对照，他说：东北著名的红梅牌味精名噪一时，却只满足于产品过了黄河；沈阳一家企业在顺德的“万家乐”之前就从日本引进了先进的热水器生产线，却没有趁势推进。张清明深有感触的是，顺德人的好强精神使他们永无止境，每前进一步都立即着手下一步的发展。
江西人张学军是
“科龙”集团冰箱销售部的副部长，这位已经在顺德安家立业的小伙子很敏感于顺德人的特点，他以自己在工作中和生活中的体验这样描述顺德人——
“我会在上个月中旬就为下个月做一份精细的营销计划，然后逐步推进；而我的顺德同事却无须成文成条地计划，脑子一转，就可以随时随地调用让人出其不意的招数完成任务。顺德人打扑克牌的方式最能说明他们的这一特点。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习惯将同一花色的牌按大小整整齐齐地理好捏在手中，顺德人却是不理牌的，一把乱牌抓在手里，从不遵守标准的出牌方式。他们以无招应有招，往往能出奇制胜。……假如公司同样给每个人一万台的销售任务，可能我会犹犹豫豫，琢磨着是否太多。顺德人却拍着胸脯，先向老板保证‘搞掂’，然后再想方设法地完成。……一年12个月，顺德人也许有11个月在与人喝茶聊天，在第12个月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机会，就埋下头去动手做了。在做与不做之间，顺德人不需理性的分析，他们通常是务实派，用脚踏实地的‘做’来弥补偶尔的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
张学军已经在顺德呆了四年，但他自认为还没有真正融入顺德人这个群体。
他说：“顺德人的拼搏和冒险精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外人无法学到的。”
这当然只是个案，只是张学军的个人感受。这个南下的“新客家”在对生活的感叹、钦佩中，不免神化了顺德人。
很有意思的是，张学军描述的顺德人虽然神奇，却似乎农民气息很重，过于随意，有一种与现代科学精神相悖的山野之风。这种状态显然是进入更高层次的障碍，就像仅凭一点灵气画画，太没有章法，没有基础训练，毕竟难成大气候。
张学军作为毕业于财经大学的硕士，却真心佩服这些“不需理性”的顺德人！
也许顺德人的成功已经制造了一种迷信？
张学军在学校的教材上肯定没有读到过顺德人这种经营方式，在成功光彩的衬托下，这种农民方式令人迷惑。
我们可以从中透视一种超脱于理想模式的合理性。顺德人的不按“牌理”出牌，可能正合适着我们这个变革和转型的时代，是社会重新建构和整合的需要，是对循规蹈矩于旧思路者的冲击。
正如许多顺德人公开将“赚钱”两字亮在旗帜上一样。尽管我们的教科书决不会将此作为楷模，但是我们却又无法否定它。
　
或许，这就是社会发展过程赋予我们的尴尬？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20:15

花开花落冷眼观

我探究顺德精神，更想从一些事实入手。
历史的进程总是用一些历史事件串起来的。一个个历史事件就像标在座标图上的一个个点，把它们用线段连接，就成了历史的轨迹。
时代的精神就沿着这轨迹擦出阵阵火花。

说到改革开放的历程，人们总会想到安徽省，想到安徽省的小岗村。
在20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安徽省曾是一只殷勤的信鸽，传递着早春的信息。
小岗村分地就是蓝天中的第一声鸽哨。
1978年3月，天地尚未解冻，当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安徽农村考察。他问一个衣裳褴褛的农民：“你们有什么要求？”这个农民掀开身上的破棉袄——里面什么也没穿——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
那肚子就像农民的空心棉袄，只随便填着一些败絮。
填饱肚子，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一个最古老的要求，却又是一个看去仿佛遥不可及的要求。
这就是改革开放前夕的中国农村写照。
贫穷往往是革命的温床。就在这年年底，在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
闻名全国的凤阳花鼓在老百姓心底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声！
凤阳是朱元璋的故乡。这位朱皇帝没有给家乡百姓留下幸福的根苗，却留下了叛逆精神，留下了铤而走险的勇气。
这些农民已经不相信集体的道路。当饥寒像冰冷的刀锋直抵着胸膛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坐牢甚至处于极刑的可能都已经无法阻止人们追求温饱的躁动，无法窒息人们对生活的渴望。
18户农民并不知道，寒夜中，就在他们偷偷聚在那间简陋的牛棚里为自己的肚子谋划之际，远在北京也有人在为中国老百姓的肚子谋划，为中国人民的未来谋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历史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巨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让老百姓富起来。
新的时代扶起了新的幼苗。小岗村农民的分地壮举不但没有被压在历史的巨石之下，反而冲破晦暗的天色，成为农村改革大潮的第一朵浪花。
凤阳花鼓的悲怆声变得热烈而欢快，从安徽一直打向了全国。

按下了小岗村农民血红指印的那份契约，最终送进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现代化的保存之中，永远地诉说着中国农民的悲欢，诉说着他们被生活压榨出的勇气，诉说着人心的向背，也诉说着历史长河的转折。
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顺德的1978年里，也有一个与小岗村异曲同工的故事悄然展开。
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点在容奇镇。
今天的容奇镇因为与别的镇合并，它的名字已经从顺德的版图上消失了。但是就凭这个故事，容奇的名字就不会在历史上消失。
容奇镇是个没有农业的镇，但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工业，唯一的一家制药厂在“四清”运动结束时就下马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镇未能就业的人数已经有一千多。
为了发展经济，也为了减轻就业的压力，容奇镇悄然办起了一个名为“大进”的制衣厂。
那是1978年的秋天的事，至于具体时间，曾任中共容奇镇委书记的陈伟告诉我是9月；后来任“大进”副总的唐天亮却说是8月。不管哪种说法准确，都把时间锁定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一点，对于我们回顾世纪末中国的发展之路很重要。
“大进”的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员、原材料、定单全部来自香港厂家，由一个叫杨超的港商投入，容奇镇只是负责提供厂房和劳动力。
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这是中国第一家“两头在外”企业，也是中国最早的以“补偿贸易”方式生产服装的企业。
这种做法，属于此后流行于中国大地的“三来一补”。广东的第一轮发展和繁荣，正是充分利用了“三来一补”的形式。
20世纪90年代初期，担任中共顺德市委新闻秘书的黎尔宽曾与新华社记者黄扬略合作，写过一篇关于“大进”的报道《从“马仔”到“老板”》，为我们提供了“大进”诞生当年的情形：

1978年8月，容奇镇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合作办起了“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工厂通过港商从美国、日本、德国引进当时一流的制衣设备，生产各种国外名牌牛仔，由港商进料，中方以加工费偿还设备款，合作期6年。当年，这家300人的小厂就收入工缴费20万美元。

“大进”制衣厂的意义，在于它诞生于改革开放前夜，诞生于中国大地正等待着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时候。它的创办时间不但早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甚至早于小岗村农民的分地。
那并不是一个历史钟情于创业雄心的年代，人们只能按部就班地生活，无法越雷池半步。尽管顺德人总是想突破藩篱，总是想做点什么，但是当时的环境并不允许他们出格。
在新华社记者江佐中等人写的《顺德启示录》中，记载了顺德弼教村的这么一件事：

弼教村早就以养花著名，有“先有弼教后有花圃”之称。但是在那些年月，养花种草被视为资本主义，出口花木被看作是为资本家剥削阶级服务。70年代初村里偷偷办起了工业，被上级发现后禁止了，还给编了首顺口溜：“村前百花香，村中机器响，为了钱钱钱，忘记大方向，如果不改变，弼教定遭殃。”农民在甘蔗田里种的黄豆，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豆，只有甘蔗才是社会主义的。“恐资症”导致人们谈资色变，杯弓蛇影。

容奇与港商合作办厂，比弼教村更进了一步，显然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在当时的中国，可是犯了政治的大忌——资本主义的老板岂可又一次来剥削我们社会主义的工人！
“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情结是坚牢的，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听到东北有人将传唱了近30年的《社会主义好》改了歌词，其中就把“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一句改成“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看上去是调侃，是戏谐，语中却夹杂着许多嘲讽和不满。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从侧面看到，在那时的中国人心目中，“为资本主义打工”是一种怎样的耻辱。改革开放初年，广东省杂技家协会组织了一个团去欧美演出，处处受到热烈欢迎。负责接待和安排的美国方面提出，在计划外加演一场，另付给我们一笔美金。因为是约20年前的旧事，美国佬许诺的是10万还是5万美元，当事人各有不同说法，但这并不重要，这次出访演出全程都有接待，不需要我们付费，所以也就没有成本核算问题，这笔美金纯粹是额外收入，而且从数目上看，也算是很可观的了。但是带队出访的国家文化部门一位副部级干部却说：我们不能这样听资本主义老板的话，叫我们演，我们就演？于是我们的演出家们就拒绝了资本主义的美金，也拒绝了人家的善意。说起这件往事，广东省杂技家协会的人至今感慨不已，却不知那位领导回望过去时心中有何感受？
处身于这种政治时尚中，容奇镇办“三资”企业所受到的无形压力，决不亚于小岗村的分地。

尽管是共产党的天下，尽管是为百姓谋幸福的事，“大进”却像一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下来的孩子，躲躲闪闪，怕被人发现。
中共容奇镇党委、容奇镇ZF当时有一个规定：凡是从香港运来给“大进”的制衣设备和原材料，其包装用品不论是纸质的还是布质、木质的，全部集中销毁。还规定，销毁现场必须由镇公安派出所出面监督。
那年头，日本进口化肥的袋子也被农民收拾起来做成了衣服或裤子，背上写着“尿素”、屁股上印着“株式会社”而招摇过市的现象，人们早已司空见惯，就是在城镇也算不上奇观。那些从容奇港登陆的香港设备和原材料虽然已经悄悄走进了“大进”的厂房，但是它们脱下的包装用品却可能流落民间，可能被那些因穷困而变得更加聪明的农民来个废物利用，所以容奇镇需要动用警力来监督销毁，保证不让那些包装品有一件流失在外，以免由此走漏了办厂的风声。
镇党委和镇ZF还告诫全镇老百姓：不要随便与香港来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来往，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也只跟他们谈技术问题，不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不说，就连自己的生活情况也不要跟他们说。
今天办一家企业，通常要大吹大擂，生怕别人不知道。开业那一天，不免要登广告、放鞭炮、舞狮子、请记者，甚至自己掏钱去买许多花篮在门口一字排开，而花篮的绶带上却写上别人的名字，用以表示恭贺者的众多，扩大自己的气派和影响。
像容奇镇在1978年的这种煞费苦心、躲躲闪闪的办厂方式，不知道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有没有先例？
顺德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心里宣布了他们与旧时代决裂的开始。
北有小岗村，南有容奇镇，它们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共同写下了改革开放的民间起步。
回顾当年的起步，我们发现，同样是悲壮之举，是先行探索，顺德人与小岗村的着眼点不同，路径也不相同。
在小岗村的探索思路上，我们隐约可见几千年来农民起义的身影，那是向最原始的农民关于土地的诉求复归；顺德人的探索却将眼光和希望投向海外，投向异质文化滋养出来的新事物，投向工业时代。
一南一北，有不同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的烙印，但是不同的烙印组成了同一个渴望，在痛苦中展示着中国老百姓告别一个时代的先声。
很幸运的是，这种先声没有因为凌晨的早起而被黑暗吞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曙光及时照亮了中国大地。
如果说，小岗村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枚火种，顺德的容奇镇就是中国开放的第一扇窗子。
小岗村的火种已经小心翼翼地置于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每逢纪念改革开放的日子，总少不了有摄像枪抚今追昔地对着小岗村，让人们感念时间的跨度。顺德人却太务实，宣传和总结的意识比较淡薄，他们的眼光总是望着脚下或者前方，不大管过去的轨迹，所以，至今没有人特为去擦拭或者油漆这扇有着纪念意义的窗子。
“历史”是人写的，而不是历史自己写的。在那堵用时间的砖块垒起来的高墙上，人们在回顾中勾画了“历史”的图案。但是由于人的种种局限和缺陷，在高墙的下面，却埋藏着许多当时没有张扬的事实。
顺德的“大进”就是一个行将湮没的事实。
但是在顺德人看来，过去的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我曾经两次到过“大进”。
第一次是1995年4月，为了顶礼于中国的“第一”。
那时的大进制衣厂已经扩大为大进集团公司。在位于繁忙路口的“大进”大楼里，大进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唐天亮同我聊了一个下午。
据唐天亮介绍，“大进”是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属下的集体企业，已经是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的企业集团，于1991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1992年被广东省经委、统计局认定批准为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中型一档企业。属下有9家企业，其中5家是中外合资性质。共有员工2300人，厂房面积36000平方米。固定资产1.1亿元。1994年，“大进”的销售额为2.2亿元，利润700万元。
“大进”早在1992年就在新西兰办了厂，据说年销售额达一亿多港元；又在香港和美国办了公司；并将制衣厂、洗水厂、浆染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推移到高明以及粤北的南雄、始兴、阳山等山区县。其产品远销欧、美、澳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唐天亮说的这些基本情况，我已经通过顺德市档案局保存的文件有所了解。档案局存有顺德市ZF1992年11月向工商管理部门发出的《关于组建广东大进集团公司的请示》，对“大进”的发展势头有扼要介绍。
唐天亮告诉我，“大进” 1995年的计划是，与位于广州的南方医院合作，建一个“顺德南方医学生物技术研究所”。南方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顺德人已经就研究所的兴建与之签约，计划办成一个集科研、中试于一体的高新科技开发实体。
唐天亮只不过30来岁，穿着打扮潇洒得体。位于六楼的接待室不算很豪华，却也非常精致、讲究。那座楼里，因为既有车间，也有办公室，显得有些拥挤，但是拥挤之中反倒显出一点欣欣向荣的气象。
晚上同唐天亮及他的助手等几个人一起吃饭，点的菜很是丰盛。
记得从“大进”的大楼出来时已经华灯初上，回头望了望，大楼正沐浴在灯火中，彩灯勾勒出墙体的每一道棱和每一个角，铺陈着辉煌。
我为中国所走过的路感慨，对见证了顺德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历史的这家企业怀着由衷的敬意。
但是，在中共容奇镇镇委院子里同干部们聊天时，姓吴的组织委员告诉我：
“大进”准备化整为零。因为战线太长；资金不足；管理有困难。
所谓“化整为零”不就是集团解体？难道这时的“大进”同其它那些投入驱动型企业一样，正面临着危机？

第二次去“大进”是三年之后，即1998年的5月。
三年前，我是冲着1978年那一段历史去的。如今虽然情感依旧，却多了一份关于转制的关切。
这三年里，顺德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投资的热风传染着企业的流行病，萎缩的症状全面爆发；而作为首选药物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突破思想的藩篱，成为时代的潮流。
大进，你别来无恙？
那是一个阴天的下午，我来到“大进”的大楼。大楼依旧，令人诧异的是，电梯停开，走道里不见一个人。
我在大楼另一扇门的门廊里找到了唐天亮。
唐天亮此时仍不到40岁，同上次见到的一样，依然穿戴整齐，只是面容有点疲惫，神情里藏着消沉。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已经忘记三年前的那个下午和晚餐。这也难怪，怀着各种目的来“大进”看看的人一定很多，唐天亮何以记得有过多少个聊天的下午，有过多少次共进的晚餐。何况三年中我没有同他有过任何联系。
令我吃惊的倒是“大进”的变化。
唐天亮的办公室已经从楼上搬了下来，那个不过三四十平方米的门廊中间挤着七张办公桌，那就是“大进”如今剩下的全部兵马。唐天亮的办公桌就堵在楼梯口，显然那楼梯也像电梯一样废弃不用的了。可以想象，在这幢大楼的二楼以上，时光已经停止流动。门廊的四壁堆满了荒置的办公桌，就像一支取消了番号的部队匆匆扔下的装备，厚厚的灰尘已经完全遮蔽了这些办公桌的夕日辉煌。
唐天亮告诉我，“大进”已经转制，他是留守者，原先四个副总经理，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为了省钱，楼上的办公室已关闭，几个人挤到门廊里办公，电梯自然也就用不上了。
我提到办在粤北的那些厂，他说，都亏了。由于亏损，“大进”已欠下一亿多元的债务，正由镇发展总公司背着。
是市场不行？我问。
唐天亮坦诚地说：“不能将责任全推给市场，内部机制和管理方面也有问题。”
我说，看来转制是必要的。
唐天亮同意：“可以这么说。”
这位架空了的副总经理还得在这个拥挤的门廊里呆两到三年。因为有的下属企业与集团公司签的约尚未期满，他得做这些善后工作。
届时你的去向是哪里？
“下岗、失业。”唐天亮自嘲。
唐天亮是镇发展总公司派来的干部，总公司自然终有安排。但是，陷在那种落差和那种等候之中，谁又免得了意兴萧索？
他说：“眼看着企业在自己手上垮了，心里不好受。”
我关注历史，还想请他领着看看第一家开放性企业的旧时情景，谈谈昔日的辉煌。他委婉地拒绝了。
“大进”的今日，从三年前的那次采访就应该感觉到的。当时的“大进”已经陷在投资热的旋涡之中，被挟裹着而欲罢不能。实际上，它的怀中那时就已经孕育着今日的苦果。
只是当时的唐天亮依照那年头企业的通行惯例，掩饰了那一个个一捅就会破裂的脓疮，反而着力给我描绘了一通“大进”的发展美景。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残酷——你不尊重它，它决不会给你青睐。
我的手中至今还留有一本“大进”的介绍资料，那是1995年那次访问时唐天亮送的，国际标准大16开本，36页，全彩色铜版纸印刷，就连内页都用了200克的纸，可算得上很精美的了。
但是那里面所展示的一切和洋溢着、澎湃着的一切，都成了遥远而迷濛的过去，留下的是如泣如诉的反讽……

“大进”的命运成了历史对顺德精神的验证。
如果说，勇敢地让“大进”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诞生，体现的是顺德人的叛逆气魄，那么，坦然目送“大进”在如血的晚霞中没落，则展露了顺德人的务实精神。
顺德人从来就没有把“大进”当做一面旗帜供奉起来，至今没有想过搞个博物馆展览馆之类，将“大进”和其它一切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定格。在他们看来，虚名永远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实才是衡量成败的标准。他们愿意让市场检验一切，包括自己的历史，包括自己的荣光，更包括未来。
没有当作一面旗帜升起来，自然也就没有降旗的苍凉。在顺德人眼里，“大进”的黯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花开，是花的造化；花落，是春之叹息。
一切都有定数，市场经济不需要滥用感情。
因为具备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心理素质，在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顺德人没有精神负担，更没有种种装满昔日记忆的瓶瓶罐罐舍不得扔掉。他们高昂着头，坚定把握着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

后来，我同招汝基谈起“大进”，他说：要是它在1994年就搞了转制，情况就不会这么糟。
1994年的容奇镇不肯靓女先嫁——这已是历史旧账。
招汝基以陈村镇的华英风扇厂作为一个反证，诠释“大进”的没落，也论证了顺德转制的必然。
华英风扇厂曾是陈村镇最好的企业，进入了中国十大乡镇企业行列，生产的鹰牌电风扇也是一时名牌。据招汝基介绍，华英风扇厂1994年的资产达到一个亿，但当时没有跟上转制的步伐，第二年就垮了下来，变为负资产，以至最后清盘。到2000年，终于被“美的”兼并。
我问华英风扇厂的亏损原因。招汝基说：“厂长的儿子跑到南海市去另开一家私营风扇厂，你说这厂长自己办的风扇厂怎能不亏？”
在进行综合体制改革之前，这种情形在顺德很普遍。一家人经营两个企业，一公一私，各有不同使命。一个负责赢利；一个负责亏损。吃亏的当然是公字号的那一家。
这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是迫切需要转制的理由。
当转制风潮席地而来的时候，滞后的企业就平添了几分危险。有些厂长、经理看到大势所趋，知道“有钱分晒，没钱借贷”的好日子即将逝去——用顺德人揶揄的说法就是：产权制度改革迫使计划经济进入了“最后的晚餐”——他们担心自己手中的权力过期作废，认为不拿白不拿，不免变本加厉地化公为私，拼命消耗企业资产，想在“最后的晚餐”中把能吃的都塞进肚子里，这就加速了企业的亏损和没落。
招汝基总结说：“所以，靓与不靓都应当嫁。”
　
与“大进”殊途同归的是“新力”。
新力集团公司曾经也是顺德的骄傲，可惜那种骄傲属于“国有”，而它一出生就遇上了转制的年代。
成立于1993年6月的新力集团公司是国家科委认可的实施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旗下的几家企业如顺德特种变压器厂、天乐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震德塑料机械厂有限公司等，都是国内同行业中的翘楚。
在“新力”的大楼里，我同新力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傅嘉驹有过许多次接触，在一起谈“新力”，谈“顺德”，很随意的闲聊。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一种不紧不慢风格，既不张扬也不内敛。
记得第一次见面不能免俗，我听他介绍“新力”的情况。这种程式化的开头已是企业家会见记者和理论界人士的例牌菜。如果双方能够很快发现共同的关心点，就能够将谈话推向深入，否则，会谈的空间就只能漂浮着许许多多不一定实在的数字，随便听听，一阵风而已。傅嘉驹似乎并不很在意这样的话题，没有盘桓其中。我们谈得较多的是顺德的经济发展和转制，因而我得以在多次同他的接触中，断断续续地看到“新力”由盛而衰的历程。
“新力”真正引起社会广泛注意是在1997年底，它受让万家乐集团持有的1·7亿股法人股，从而拥有“万家乐”29.8%的股权，成为“万家乐”最大的股东，实行了控股。这是顺德资本运营的一大手笔。
“万家乐”是上市公司，它的燃气具产销量曾经接连多年执国内市场牛耳。有一阵子，“万家乐，乐万家”的广告语曾经家喻户晓。但是“万家乐”在创造卓越业绩的同时，和许多企业一样，停留在第一次创业的范式中未能及时转移。它本来以生产热水器起家，却摆脱不了盲目投资热的影响，总想扩张。1995年，“万家乐”还想上生产工业空调器的项目，被顺德市ZF压住，未能如愿。但是其“东芝—万家乐”空调压缩机项目已经成为自己为自己掘的陷阱。在这种背景下，“万家乐”在股市的走势一直不太好，因而这一次股权大规模受让尤其让证券界瞩目。
新力集团过去一直以生产资料为主要产品，且一直对新闻媒介持低调姿态，虽然其年产值已达15亿元左右，对顺德经济颇有影响，但社会名气并不大。其入主“万家乐”的消息传开，不少媒体的记者才四处寻找它的资料。《经济日报》的报道就是怀着几分陌生，将其称为“卧山之虎”和“藏水之龙”。
媒介遵循惯例，对事情说了许多好话，认为“新力”此举实现了低成本扩张，并得以借壳上市。
但是傅嘉驹私下跟我说：“说心里话，让我们去救‘万家乐’，我们心里是不愿意的，但ZF希望我这样做，也没办法。撇开我是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不说，就凭当下短缺经济时代已经结束，我总不可能像黎钢当年离开‘华宝’那样，拉队伍出去吧？”
此刻的顺德在自己的棋盘上前后左右挪动棋子，并不仅仅为了撑住一个“万家乐”，它在部署新的棋局。此中的深意，傅嘉驹应该感觉得到吧？

傅嘉驹是1966届高中生，曾在工厂做过送料工，干过重活。后来就读于广东省制丝学校，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生。1978年他进入制丝行业，那时还是制丝的黄金时代，当年顺德年产蚕茧23万担，创历史最高记录，据全省之首。那年头，制丝工业产值占了顺德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后来，傅嘉驹担任过顺德纺织集团公司总经理，又进ZF担任过顺德经委副主任，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ZF大院出来，重新进了企业。
这时候置身于顺德的企业，就要经受一场风雨，就要面临一次选择，就要向时代交一份不容回避的答卷。
1994年，顺德的转制如火如荼之际，有一家港商看上了“新力”旗下的骨干企业特种变压器厂，愿出2亿元，买下特种变压器厂70%的股份。那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同卖“华宝”的翁氏一样，其老板也是顺德人。
尽管对方开出的价钱不错，但傅嘉驹没舍得卖。他告诉我的主要理由是：香港那家公司代理意大利皮鞋——做皮鞋买卖的，怎么能做高新技术企业？
控股并不一定自己经营，这一点，作为多年在企业工作并担任企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傅嘉驹不可能不明白。
看来还是其它因素在其中起作用。
那时的“新力”蒸蒸日上，风头正健；那时的傅嘉驹春风得意，充满信心。他说：“转制不是唯一途径，公有制企业也一样可以搞好。”
或许，这才是“新力”没有“出嫁”的深层心理原因。
傅嘉驹在谈到顺德的“靓女先嫁”时说：“为什么不可以招婿上门呢？”这与当时容奇镇镇委书记陈伟的立场有些类似。只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傅嘉驹不像陈伟那样激扬，他只是在肯定转制的大前提下，小心翼翼地发出疑问。他宁愿自己自己慢慢地思索。
傅嘉驹和陈伟都主张：名牌、有影响的企业不动，将包袱型企业甩掉。“新力”也确实甩掉了几个很小的企业。特种变压器厂的产量和产值都占全国第一，据称，其综合指标占全世界同行业第六，自然不在“甩掉”之列。
这种思路当然是如意算盘。但是，如果这一场转制变成了只是ZF从自己的篮子里剔除一批已经变味的果子，那就完全没有了产权革命的意义，ZF职能的转变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况且，谁能担保剩下的果子不再腐烂变味呢？

此后，我与傅嘉驹见面总少不了谈到转制，我觉得他喜欢琢磨、思考，非常关注经济大环境的动态，但似乎给人一种优柔寡断的感觉，或许与他的身在国企有关吧？我曾问过他一个较为“私密”的问题：不搞转制，你准备以国企干部身份退休吗？他似乎心有所动，但是又说，现在没有办法考虑。
1998年春天，我在新力集团宽敞的总经理办公室同傅嘉驹又一次见面，又一次聊到企业的转制。我问他“新力”的情况如何，此时，他已经开始为“新力”的体制问题忧心忡忡了。他说：
“职工没有股份，凝聚力不够，正面临技术骨干被人挖走的危险。”
这当然只是让他忧虑的一部分而已。
他的办公桌上堆着好些书，有吴敬琏的《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还有一本叫《大重组》。我随手翻了翻，看到上面划了不少红道道，证明这些书并不是摆设。我明知故问：“为什么看起这些书来？”
“我要想想自己的出路。”他说，语气中已失去了往昔的自信。
此时新力集团公司入主“万家乐”还不满半年，媒介对它的好评音犹在耳。但是傅嘉驹已经感受到转制的历史脚步正一步步的逼近。
接下来，在顺德市ZF的操持下，“新力”内部大起变动，属下的“靓女”纷纷出阁，“喜事”连台。
儿女散尽的那一天，作为大家族中心和外壳的“企业集团”也就名存实亡了。
2000年，日历还没有来得及翻到新世纪的一页，“新力”已经基本成为一个空架子。
既然是国企，“新力”的出路和命运早就被顺德人转制的大思路锁定，ZF只不过没有急于求成而已。让“新力”入主“万家乐”，只是ZF资本运营的一个步骤。显然，精明的顺德人早就筹划着“新力”的转制，否则，怎会在极力推行国有资产退出的同时，又让国有资产重新介入处身于困境的“万家乐”？
顺德追寻的是所有制改革的全面和普遍。
一度亮丽的“新力”终归在世纪之交走上了淡出之路；
与此同时，“万家乐”的最大股东也已经悄然换成广州的企业，为顺德市ZF担任市属企业最大股东的历史划上了一个句号。

新力的浮沉，让我们感受了顺德坚持市场经济之路的冷竣和决绝。
新力集团的办公大楼，位于横贯顺德的105国道近旁，十几层大楼顶上，立着很大的“新力”两个字，老远就能看见，很有点气势。如今随着
“新力”的沉寂，那两个字竟然也没有了精神，在风吹日晒中残缺了笔画，却也不再有人去打理。
大楼里更是了无生气，“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随着集团实质上的解体，原先熙熙攘攘的人群四散而去。偌大的厅里，只有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做接待。她的工作只不过是在沿袭和维护旧制而已，其实已经没有多少来人需要接待的了。于是，小姑娘的手里就总是有一本书。
以前我到顺德去，只要有时间，都会给傅嘉驹去一个电话。他总是忙得很，要不就是在香港、在国外，要不就是正跟外商、跟银行的人谈业务。跟他的秘书小姐也熟了，只要傅嘉驹没有出差，她会帮我同他约定见面时间，再打电话告诉我。有时候，傅嘉驹约我去新力集团的饭堂吃饭，在饭桌上随便聊几句。新力集团的饭堂就在大楼里，吃饭的人不多，分别围着几张桌子，家庭风味浓烈，很有些和睦与凝聚的气氛。
曾几何时，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同“大进”的唐天亮一样，傅嘉驹开始肩负留守的意义，而他的女秘书早已到下面的企业上班去了。
同唐天亮不一样的是，傅嘉驹已届知天命之年。
现在到顺德给傅嘉驹打电话，有时明明是上班时间，他竟然呆在家里。当然，总有身体不舒服之类的原因。隔了许久没有见面，他也提不起兴趣出来会一会。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变数。历史之手在整合社会的同时，也整合着千千万万的人生。

顺德有座宝林寺，始建于五代，大约在公元10世纪之初。当地有俗语说：“未有顺德，先有宝林。”是说顺德的建制迟于宝林寺。据有关记载，自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顺德开县起，宝林寺就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每遇国家大典或开读朝廷诏令，都要在此处举行典礼。
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和天灾人祸，宝林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倾覆无存。如今耸立于顺德城南太平山麓的宝林寺是1998年重建的，依山傍水，占地12万平方米，气势不小。据说整个复寺工程动资逾亿。
由前庭拾阶而上，迎面而来的是一座十丈高的雄伟石牌楼，由新力集团公司捐180万元建造。牌楼之联曰：

伟迹数今朝泽及禅台古刹重光佛法无边开胜景；
宏图跨世纪政施福地灵山焕彩仙尘难界伴游踪。

此联的撰者、书者均为邑人。一眼读去，此联给人的感受就与一般寺庙的不同。它在颂赞佛法的同时已经走出了禅界，充满着对世俗幸福的向往和对未来的信心。
宝林寺是顺德人建的，自有顺德人的精神氤氲其中。入门处的《重建碑记》云：“今国家廿年开政，市民享承平之余，热望规复乡邦文物，宝林寺则其首焉。”建寺者在叙述重建背景时，便以改革开放为新纪元，强调了改革开放为顺德人创立的新时代。石牌楼楹联的浩荡意气正与此相统一。
宝林寺寺内外大小楹联多为邑人所撰所书，像石牌楼一样，不少楹联蕴含着顺德人对新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改革开放的由衷感激，给这座寺院平添了一些超越宗教意义的文化色彩。
据说石牌楼原是香港顺德同乡会认捐的，答应出资240万元，但是这笔钱迟迟不到位。主持寺庙建设的部门发起急来，找到陈用志。陈用志说了一句：“让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解决吧！”
那阵子正好“新力”组织员工到宝林寺游玩，主持寺庙建设的部门就找到了傅嘉驹，说好“优惠价”180万元。据傅嘉驹说，当时公司正准备花一笔钱搞成立三周年的庆祝活动，计划发奖金，还要请戏班子。后来就将这笔钱投到了宝林寺，把请戏班子改为自己开文艺晚会，奖金数也做了相应的压缩。
因为石牌楼是“新力”捐建的，主持建寺的部门和有关人士提议：牌楼的对联用藏头之法，嵌入“新力”两个字，当时就有“力创恒基”、“力创殊荣”等等方案。此事最终却因“新力”自己没有什么兴趣而作罢。傅嘉驹尤不同意“殊荣”之说，认为太张扬。
如今，石牌楼依然雄视八方，每日迎候着兴致勃勃的人众，笑观“胜景”，守护“游踪”。但是当初捐建它的“新力”却完成了自己的时代使命，在20世纪末顺德的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一串亦悲亦喜的省略号。
顺德人的转制顺流直下，轻舟已过万重山，所过之处，不再有怜惜，不再有扶持，也不再留恋过去的所有荣光。当想定了要开步走，顺德人前行的脚步就没有什么可以羁縻，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了。

顺德人不是为虚名而生，在一些重要的关头，我们每每可以看到他们的决策总是剔除了虚名的成分。
1997年3月，山东的海尔集团挥师南下，杀入顺德，在桂洲镇与广东爱德集团公司合资，组建顺德海尔电器有限公司。说是合资，实际上有收编的意味，近年在洗衣机行业风头正健的“海尔”在其中占六成股份，“爱德”只占四成。“爱德”洗衣机是顺德的名牌产品，与海尔集团合资以后，“爱德”的前头有了“海尔”两字。
顺德是全国最大的电器制造基地，是公认的家电生产王国。就在海尔介入“爱德”之前的1996年，顺德的家电产值达295.6亿元，电冰箱、电风扇、电饭煲、燃气具、微波炉、消毒碗柜的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当年，全国家电行业实现销售额10亿元以上的企业共20家，其中有3家是顺德的企业。1997年的《顺德报》公布了一组数字：1996年，顺德生产的电冰箱占国内市场的15.9%；电风扇占29.4%；空调器占26%；微波炉占49%。在以上引用的数字里，没有关于洗衣机的。很明显，在顺德的家电王国里，洗衣机是一个弱项。是把洗衣机生产也扶上去，搏它个满堂彩呢？还是任凭它在市场的风浪中浮沉？
在这种背景下，“海尔”的进军顺德为人瞩目，因而有种种说法。有关报道都说这是一次强强联合，私下里不少人却对顺德的家电王国地位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要不是出于实在无奈，睡榻之旁岂容猛虎？
1998年4月，“海尔”进入顺德已经一年，我在同陈伟的一次谈话中说到此事。陈伟对此事明显地不以为然，他说——
“强强联合”这种说法是骗小孩子的。“海尔”给了顺德人一棒。
他还说：选择“海尔”是错误的，有困难应该自己消化。顺德有能力自己消化，“科龙”的人就说过，早知道这样不如我们去接收过来。
数日之后，我在桂洲见到中共桂洲镇委书记何作力。谈话中自然接触到“海尔”这一话题。与陈伟比起来，这位书记却完全是另一种姿态。
何作力说：“爱德洗衣机是日本‘爱妻号’技术，产品定位高，配套技术却跟不上去，与海尔合资前，已经亏损几千万，而在本地却找不到合作者；海尔正扩散生产点，想扩大影响，也许他们还认为能在顺德这样一个家电王国占有一席之地本身就是一种宣传，有广告效应，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当时一切都做得很正规，固定资产是经审计确认的，然后是分期付款，资不抵债部分由ZF背。在这之前，“爱德”一年只能生产三至四万台洗衣机，1997年4月开始与海尔合作，当年就生产了十几万台，而且有了利润。今年可能实现20万台。其实企业和产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它姓什么，而在于它的运作。”
接着，他很坦然地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不但不排斥海尔，甚至想把海尔在这里留得更稳一些。”
这正符合顺德人主张的“不看所有，只看所在。”
何作力当然知道社会上关于此事有不同看法，他说：“说好的人认为，海尔给顺德人打了一针，人家的管理那么好，证明了我们的管理水平需要提高；说不好的人认为，这件事给顺德人丢了面子，是养虎为患。”
何作力的态度很鲜明，他支持“海尔”南下。在这件事情上，顺德人的务实精神占了上风。
顺德人不是不珍惜自己的品牌，但是他们决不会为了品牌而放弃实际的需要。
说到“面子”，何作力很有想法，一连说了好些“格言”——
“面子不值钱。”
“面子是别人给的。”
“面子要经常翻新，要美容。”
所谓面子，就是虚名。顺德人对于虚名的态度，我们从何作力身上就可以得到许多感受。

何作力，顺德均安人，1955年生，白净端正，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年轻不少。他曾在公社和镇的“革委会”当副主任7年，但一直在生产大队领工分，因而自称是“工农新干部”。1985 年，何作力调到共青团顺德县委当副书记，那年他正好30岁。两年后，担任书记。从90年代开始，他又回到乡镇，在好几个镇担任过党委副书记、书记。他是1997年12月从中共勒流镇党委书记的任上到桂洲来的，虽然其时“海尔”的进入已是尘埃落定，他没有参与决策和操作，但是作为镇的最高领导，他关于这只北方之虎的看法仍然足以影响“海尔”所处的环境。
我还听他谈了关于转制的一些看法。
那是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的1998年春天，顺德的转制已经冲过急流险滩，进入舒缓的河段，先行者的重负已经卸下，因先行一步招致的批评已经一一洗刷，痊愈了的伤口上辍满美丽的鲜花。
何作力保持着顺德人在“成功”两字面前的一贯清醒，不但没有丝毫盲目的乐观，而且对顺德的转制现状充满了批判精神。他是这样评价转制的：
“目前转制的企业大多不好，有的甚至很糟糕，情况好的具有偶然性。转制的企业几百家，只有几家状况好些，老拿这几家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当然，我们必须转制，不能因为转制企业的状况不好而否定转制。事实证明，只有彻底的转制才有前途，比如拍卖，结局就比较好，而那些赎买、职工股、骨干股等等形式都不成功，首尾很多。不三不四的转制企业是定时炸弹，大约三年，脓包就会破。所以我们要进行二次转制，把不彻底的转制搞彻底。现在转制较成功的企业都是转得彻底的，ZF还保留着股份的就难以看到真正的成功。ZF不要怕又背上一批包袱，应尽快地从生产第一线撤回来。ZF如果与企业真正分离了，企业也就不存在姓公姓私的问题了”
何作力认为，我们转制是因为产权模糊，如果ZF依然同职工、经营者的股份混在一起，那就失去了转制的意义。他不但反对ZF持股，也否认职工持股的意义。他说，当年转制时，觉得职工们跟共产党几十年，应该给他们利益，但是这些人是“负赢”不“负亏”的，他们持股对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很大作用。
显然，何作力说的“二次转制”是把股权集中到经营者手里。在他的心目中，新的经营者必须合乎两条标准：
第一，必须是行家里手；
第二，要有足够的“负赔”能力。不但有钱买企业，还要有足够的资金推动企业的发展。
那天，何作力还就ZF职能发表了看法，他说：
“过去衡量一个地区的指标是：工农业产值、税收、增长率、财政以及上了多少项目等，没有看班子与百姓的关系、百姓素质、环境、ZF形象、资源管理等。ZF的任务应当是：造就安居乐业的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为国家为地方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提高本土百姓的各方面素质。”
他认为，目前的腐败现象来源于ZF官员权力过大。他形容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连企业的一个班组长都可以扣别人的工资。各级干部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但有不同的开销额度，而且今天去这家企业出次国；明天在那家企业报个销；后天又到另一家企业去得一个红包。”
他总结说：“要是怀着私心杂念，想保留自己的一份特权，转制就不用搞了。”
后来话又转回到“海尔”和“爱德”身上，我问何作力如何看待“爱得”这样一个品牌的滑落，他说：
“在一个地区，ZF的信誉最重要。ZF的信誉不是靠一两个企业支撑的。一两个企业要垮就让它垮，不要去扶。ZF不要去树什么品牌。”
这就是顺德的官员们时下关于企业的姿态。转制就建立在这种姿态之上，同时又坚定了这种姿态。
事后回想起来很有意思的是，那是我同何作力的第一次见面，在具有采访性质的氛围里聊了大半个上午，又一起在镇ZF的食堂里吃午饭，其间自始至终没有谈到他领导下的桂洲镇有什么样的“辉煌成就”和“宏伟蓝图”,更没有谈此前他在勒流镇有什么政绩，在那里如何推行转制。看来何作力是一个喜欢超越表层进行思考的干部。
最后，何作力用一句话表达了他的责任感，他说：
“大环境不好不能成为工作没做好的托词，你是一个地区的领导，你说了的算数，就有责任做些事。”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责任感和他的喜欢思考，大约还因为他的善于表达，2000年初，桂洲镇与容奇镇合并，何作力调任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部长。
当了宣传部长的何作力似乎突然变得不大爱说话。
他刚到任不久，我曾同广州电视台的几位记者到他办公室拜访。他一口咬定自己刚到任，情况不熟悉，不想说什么。同时，他一再强调，顺德做得还很不够，问题还很多，比起周边地区来还差很远。这同他在镇委书记任上的侃侃而谈挥洒自如很有些反差，记得那时他其实也是到任不久。
后来见到何作力，是在顺德市委党校举办的一个小型座谈会。座谈的议题是顺德的现代化，何作力在会上什么也没说。
听宣传部的干部说，何作力在日常工作中也很低调，整体布局完成后，一般不介入到较细的层面。
从镇委到宣传部，何作力的位置变了，风格和行事方式也变了。在基层实际工作中，他满怀激情；进入宣传部门，他开始审慎。这种变化，当然与个人对不同社会角色的理解、体验甚至兴趣有关，但是恰恰体现了顺德人关于经济发展和舆论的的不同态度。
我记得作为镇委书记的何作力有这么一段话：
“历史上的改革者大都没有好下场，但是第二代、第三代慢慢改下去，就成了。那时回头想想：原来早就有人试过，只不过被砍了头。顺德第一个吃螃蟹，被螃蟹的钳子夹一下是难免的。我们必须承认现实，这一届ZF没完成的改革，下一届接着做。顺德的改革思想准备不足，社会条件有限，但是我们正视现实，坚持改革。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大家来理解来帮助，事情就更好办。当然，当官也不容易，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就可能没有政绩。但是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应当少考虑‘政治’——很多人所谓的‘政治’实际上指的是当官。还是不要太多考虑乌纱帽的事，当官的如果有心理障碍，包袱就会越背越重。做人要舒服一些，不要那么别扭，为当官扭曲自己。”
这些很实在的话，我想，至今一定还作为内存留在何作力的心中。
他领导的宣传部，将以什么姿态推行顺德21世纪初的发展战略呢？
　
令人感叹的是，2001年，何作力因癌症住入了广州的医院，放下了宣传部的工作。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20:43

这  一  方  水  土

广东是一块哺育先行者的土地，顺德人放飞的所有理想都扎根于这块土地，从这块土地的深处汲取了丰厚的营养。

老子云：“不敢为天下先。”

社会的每一步前进，却需要有人敢为天下先。

从近代以来，广东一直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相继从岭南走向全国，岭南孕育的风雷一次又一次激荡神州，引发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广东也是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梁启超早在1902年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就谈到马克思：“麦喀士（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中国史学界早有“南李北杨”之说，当李大钊在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珠海的杨匏安也在岭南点燃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火。

20世纪下半叶，广东仍然时有敢为天下先之举。

1961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卓炯发表《申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一文，第一次在高度计划经济的中国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他为此受到长达近20年的批判，但是他的远见和勇气至今令人钦佩。23年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卓炯的“计划商品经济”观点一致。卓炯在此后三年去世，总算亲眼看到了社会对他的肯定。

一部翻天覆地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字里行间更是闪烁着广东跃进的身影，穿插着许许多多广东主动站到前列的故事。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触摸到培育了顺德精神的土壤，体察这块土地中深深埋藏的早春信息。

197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在汕头地区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进行调查研究。

吴南生本身就是汕头地区人氏，早年外出参加革命，转战延安和东北，后来参加过解放汕头的战斗，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副主任接管这座城市，当过汕头的地方官。

这次来到汕头，吴南生感触良多。后来他曾回顾当时的情形说：

“汕头还完全是一个很破烂、很黑暗的城市，晚上没有电灯，马路上的水沟也不通，到处都有流出的大便。到处都搭着竹棚子，人平住房面积在全国倒数第三、第四。人们怨声载道。”

作为省委书记，吴南生不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汕头的这种模样，但是这一次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心灵解除了束缚，思想得到了解放，眼光自然与以往不同，感受也有了新的滋味。

1979年2月21日，就在汕头，一个早春的夜晚，吴南生起草了一份1300多字的报告，用电报的形式发给了中共广东省委。报告说：

      汕头市解放前是我国重要港口之一，货物吞吐量最高年份达400万吨，海上的客运达35万人。汕头地区劳力多，生产潜力很大，对外贸易、来料加工等条件很好，只要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内外积极因素，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这个地区生产形势生活困难、各方面工作长期被动的局面，三五年内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

那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两个月。

吴南生的感慨和设想是历史落差中激起的浪花，它属于那个百废待兴、人心思治的年代，所以立即在广东的领导层引起了共鸣。

那份电报被打印了35份，广东省的领导人手一份。

吴南生至今对那一段日子记忆犹新。他回顾说：

      我们产生了一种想法：能不能划出一定的地方，实行一种比较特殊的政策，让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作为一个样板。我把它概括起来，叫做“先走一步”。我是喜欢下棋的，在下棋的时候，先走一步就有胜利的希望。

　

吴南生回到广州后，“先走一步”的想法正式摆到了在省委常委会的会议桌上。

与会常委都赞同这种设想。

不过，广东省委的常委们已经将眼光投向了更加开阔的土地。他们以吴南生的动议为基础，观念和目标都有了一次升格和递进，要求“先走一步”的范围，已经从吴南生最先设想的汕头一市扩大为广东全省。

在1979年的春风里，那一群官员为中国新的局势所激励。他们憧憬着未来，跃跃欲试，压抑多年的心灵为告别旧轨迹的强烈要求而激动，为全新的设想而激动。

他们肯定没有意识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的那次会议直接影响着珠江三角洲的未来命运，牵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格局和态势。

大家一致赞成立即向中共中央打报告。

此时，离1979年4月初的中央工作会议只剩三天时间了。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以及分管工业的省委书记刘田夫、王全国等亲自带着报告登上了北上的飞机，怀揣着一支已经扎好却尚未点燃的火把，去寻找一粒火种，寻找一次历史性的熊熊燃烧。

1979年春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从4月5日起，一直开到28日，时间是够长的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中国这艘大船的方向，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则详细地研究了这艘大船将怎样向着新的方向前进。

习仲勋、王全国在会议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并建议将深圳、珠海、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

据王全国回忆，仅他就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一再要求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会议后期，在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习仲勋在中南海直接向邓XP汇报了广东建立出口加工区和对外开放先走一步的要求。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号角在南方沿海的回应，当时正为改革开放寻找突破口的邓XP对广东的要求很感兴趣，立即把握了这一历史脉动，并充分注意到关于划出一块地方作为特别区域的设想。

邓XP兴奋地说：就叫特区嘛！

当时也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福建省委领导听到这一情况，立即向中央要求，允许福建也“先走一步”。他们的理由是：福建同广东一样，也是沿海地区，也有众多的海外侨胞，同样具有率先开放的条件。

这就是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50号文件的由来，是广东、福建两省在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之际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背景，也是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个沿海经济特区的诞生背景。

一场席卷沿海逐步波及全国的风潮，就这样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开始酝酿形成了。

邓XP给了珠江三角洲希望；

珠江三角洲给了邓XP信心。

广东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先行之路，历尽艰辛，开创了20世纪珠江三角洲的一段最辉煌里程。

对新时代充满渴望的吴南生，担任了广东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兼任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和市长。

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端的广州，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兵布阵时候讨到了一支令箭，当上了排头兵。

1984年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里程的重要一步，北起大连，南至北海，14个城市就像14艘大船，列队指向海洋，指向被隔绝了多年的世界，在中国的版图上勾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

那是一张长弓，引箭直取天下。

但是在最初的方案里，船队的名单中并没有广州。

翻开中国地图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其它13个城市都比广州更贴近大海。在大比例的地图里，它们的名字甚至已经不得不写在了大海的蓝色上，而广州看上去却离大海还有一箭之遥。

广州的心却离大海很近，它以极大的迫切和热情举手报名，要求奔向蔚蓝的大海，要求跨入开放的船队。

当时的市领导许士杰、叶选平甚至为此专程北上京城。

最后的定局是：13个变成了14个。

就这样，广州毫不犹豫地挤到了第一队列的起跑线上。

有人认为，珠江三角洲在20世纪末的发展托的是政策的福。

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却忽略了文化精神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翻开尚未被尘封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年广东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得来，与珠江三角洲的人文品格不无关系。珠江三角洲的崛起，是历史给予的重大机遇，也是闪耀个性光芒的个案。

我们应当记得吴南生的长篇电报；记得决定向中央要政策的那次广东省委常委会；记得来自边远南方的那群高官在京城里的反复阐述；记得举手报名参加开放城市队列的赴京行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先在广东风起云涌，是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共同作用。天时，改革开放大势之谓；地利，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人和，岭南文化的求新求实精神以及对异质文化的兼容态度。三者缺一，改革开放这一部轰轰烈烈的历史正剧就难以拉开序幕。

广东是出演这场序幕的最佳人选，岭南文化孕育的珠江三角洲是一片带电的彤云，随时等待着点燃。当历史的脚步踩响了雷管，这片彤云就碰撞出隆隆的雷声。

从70年代末广东省主动向国家要求“先走一步”，到90年代初顺德人主动向广东省要求实验“一时看不准的”改革项目，其间贯穿着一脉相传的不满现状和求新求变，体现着岭南文化积极入世的一面。

      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奔波，

      我要纵身跳进事变的车轮！

      痛苦、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

      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

这是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作品《浮士德》中的诗句。

《浮士德》是一部不满现实、寄托着对人生意义和理想社会无限追求的不朽诗篇，借用它这几行充满激情的诗句来抒发广东的豪情，抒发珠江三角洲人民的意气，抒发顺德人的勇敢追求，那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坚冰开始融化，新芽正欲舒展。

在京城里领得先行官的令牌，广东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但是，令牌只是身份的确认，只是启程的准行证。前路荆棘遍布，险象环生，并非凭一面令牌即通行无阻。

正因为如此，邓XP方有一句充满期望且充满悲壮色彩的话——“杀开一条血路来”。

广东的法宝是“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以深深植根于土地的人文品格为“先行一步”推波助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广东省委、省ZF明确提出用足用活中央政策的三条方针——

政策规定有多条，要积极找出于国于民有利，有利于办事的政策依据；

政策允许灵活的，要从有利于生产和搞活经济方面理解，灵活执行；

于国于民有利的事，一时找不到政策依据的，可以突破现行规定，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及时总结。

后来又提出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这种思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显然有浓烈的离经叛道色彩，曾被作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表现归入另册，但是对广东的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却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那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已经换了任仲夷。

任仲夷是20世纪末中国较具改革开放意识的一个“封疆大吏”。1977年，中共中央派任仲夷前往“四人帮”为害甚烈的重灾区辽宁省，担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他为辽宁省的拨乱反正开创了新的局面。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地冲击了“两个凡是”。正当“凡是派”和“实践派”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之际，7月，任仲夷领导的辽宁省召开了“真理标准”讨论会，成为全国最早回应思想解放号角的省份。任仲夷还发表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旗帜鲜明地支持邓XP的改革思路。1980年，任仲夷调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广东，任仲夷也为改革开放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和开拓性的工作。1982年初冬，他来到广州一家叫“嘉美”的个体户发廊，勉励青年个体劳动者奋发向上，劳动致富。那还是个体经济的政治面目不甚清楚的年头，作为省委书记，他的举动颇具超前意识和政治勇气。如今，任仲夷虽离休在家莳花弄草，广东人民依然对他保留着一份深深的怀念和尊重。

后来，广东又把“三条方针”这种思路形象化为“红灯论”——

遇到绿灯快步走；遇到黄灯小心走；遇到红灯绕道走。

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黄浩还为此专门写过张扬文章。

当然，“红灯论”也受到了批判。

先行一步使广东迎接了新时期的第一缕阳光，也使广东承载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

1981年夏天，广东将物价作为突破口，拉开了改革的阵势。广州从鲜鱼开始，逐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一时间，市场零售物价指数直线上涨，广州的草鱼从每市斤1元猛升至4元，引来怨声载道。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相信这只是转弯道上的短暂不平衡，坚持既定的改革方针，没有浅尝辄止。高高祭起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很快就显示了威力，它把握着供求关系的车轮迅速超越了弯道。放开的鱼价立即调动了养鱼的热情，当年冬天，广州市郊就增加了3000亩鱼塘。1982年，广州农贸市场的塘鱼上市量就已经从1979年的19万担上升到49万担。鱼价随之开始回落，不多久就掉回到老百姓可以接受的位置，而此时市场的繁荣业已乘机形成。

这一段弯道划出了一条令人心旷神怡的弧线，却也在颠簸前进的车轮上刻写了痛苦的印记。当时有人给省委写信抱怨说：“形势大好，白菜三毛。”他们怀念8分钱买一斤白菜的时光，却忘记了凭证供应带来的难堪。还有人把买鱼的“鱼票”寄给省委书记，表示对买不到平价鱼的不满。有一次，省物价局局长乘船过渡，船工得知他的身份后，冷言冷语地说：“原来是涨价局长大驾光临。”

外地更是弥漫着对广东放开物价不满的情绪。在一些靠近广东的县市，一到收获季节，就要派人设卡，防止农民将农副产品挑到广东去卖。但是农民们抵制不了广东市场的价格吸引，甚至半夜偷越关卡，把农副产品弄到广东去追逐市场。所以好些地方一度流行一种满含愤懑的说法：我们成了广东的殖民地！江西省的外贸部门当时曾组织生产板鸭出口，因外商要求严格，只收1·2至1·5市斤一只的成品，使得重量在此范围之外的一大批板鸭被刷了下来，生产板鸭的乡镇企业只好自己设法销售。但是有关部门却作出规定：不能销往广东。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10年的路。回顾艰难跋涉的迢迢山水，广东干部关于南方这一块热土的自我评价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

香与臭的反复切换是因为嗅觉器官的不同，广东还是那个广东，广东名声的起伏不定，是中国改革开放崎岖曲折的必然反映。

尽管先行一步面对关山重重，掣肘之处比比皆是，但是广东不肯放弃看准了的目标。改革，依然挟风雷前进，不断开创着中国的许多“第一次”。

1987年12月1日，深圳公开拍卖土地，只习惯于用算盘计算亩产的中国人发现了土地的另一种价值实现，发现了过去视而不见的新资源。

1992年，广东率先放开粮食价格，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统购统销从广东开始，走向历史的终结。

理论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批评岭南文化重实干而疏于理论总结。殊不知这正是广东人的精明之处。广东不想站在舆论关注的中心，一门心思想把事情悄悄做好。它试图为经济发展建立一种独特的心灵秩序和文化秩序，以保证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历史和社会所给予的空间。

那时候广东的干部中也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夹着尾巴做人”。

这句话的本意只是老老实实、不轻举妄动而已，但是在广东，它已经与本意小有不同。广东人表达的是：要做循规蹈矩、老老实实之状，以老实状掩饰和保护探索的脚步。

记得是1994年，就是顺德人开始启动改革之门的时候，我所参与主编的一本杂志发表了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于光远的一篇文章《那一年，我当了一回胜利者》。文章中写到这么一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作者同一班牛鬼蛇神一起，被勒令打扫中宣部大楼的厕所。听完布置“工作”后，“黑帮”中有人问：“星期天要不要打扫？”红卫兵当然回答说要。于光远写道：

“这下把我们气坏了！你不问这句话，我们就不打扫了，星期天还可以偷点儿懒，同家人多聚一会儿，你这么一问，反惹出麻烦来，人家能说给黑帮放假吗？”

于光远由此生发出一段评论：“在这之后，我就在自己头脑中明确地形成了‘请示病’这个概念，把本来不该请示而非去请示视作一个人的病态心理。我认为，一件本来是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决定的事，不经请示就去做，不但完全合乎原则，而且正是组织要求于一个工作人员的，这表现他是否起码称职，是否敢作敢为和勇于负责，不该请示的事向上级请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尊重上级意见，实际上是把责任上推，自己可以不负责任。”

我曾同顺德的一些干部谈到“气坏了”于光远的“请示病”，他们都有同感，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于光远一边。顺德人非常清楚，如果事事均须请示批准，那就很可能不会有什么“试验”，改革也就必然寸步难行。

1999年，同是这个于光远，发表了一批“超短文”，三言两语，针砭时弊。在《“打擦边球”》一篇里，于光远写道：

      中国人这几年学会了一个本领，是从体育健儿学来的，那就是在发言写文章时学会“打擦边球”。可悲可喜。可悲的是受到很大的压抑，即不能堂堂正正地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可喜的是总算找到了一种可以不说唯心的话，让人看出自己的意向的方法。不过打擦边球越来越不容易，因此对技艺的掌握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批评“请示病”与感叹“擦边球”，都是渴求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都是呼吁观念的解放。

任仲夷读了于光远的超短文甚有所感，同气相求，作了许多批注点评，实际上是与之南北遥向呼应，分别就同样话题写了另一批超短文。

关于《“打擦边球”》，任仲夷点评说：

      打擦边球，是打乒乓球的术语，通常用来形容既敢想敢干，又不逾越现行政策允许的界限，以便用足用好现行政策，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这种敢于冒险而又注意政策的精神，本来是值得表扬和鼓励的，却往往受到批评，因而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我常为此而鸣不平。

于光远说的是言论；任仲夷说的却是实际事务。

一是理论家的感慨；一是实干家的体验。两位思想永远年轻的老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展示了时代大框架下现实与心灵的冲突和协调。

2000年5月20日，任仲夷在《羊城晚报》的“求是”版发表一篇文章《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文章开宗明义说：

      四项基本原则最早是邓XP同志在1979年3月提出来的，至今已有21年了。这21年里，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践的发展必然引起人们在认识、观念、理论上的变化。对四项基本原则不能用静止的僵化的观点来看待，每项原则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应当根据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赋予每项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作出新的解释和说明，注入新的意义。如果不能对这些原则赋予新的内涵，那就是思想僵化。而以僵化的思想去机械地、教条式地坚持原则，反而不是真正行之有效地坚持原则，而是放弃原则了。

中国共产党主张实事求是几十年，任仲夷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反而遭到北京一家期刊的批评。

“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道”，应当是指人类社会受到最广泛认可的最基本的准则，比如对真善美的崇敬，而不是指某种理论某种学派某种制度。在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中，只有“变”才是生命力之所在，不变就是泥古，就是停滞，就没有前途。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邓XP开创改革开放新纪元，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前进，都是对前人的修改、补充或者否定——宽泛地说，修改和补充也是否定。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永远陷在旧的圈子里，永远无所作为。

　

20世纪末的中国历史将先行一步的脚步落在广东，这不是偶然现象。

长期处于文化边缘的历史使岭南富含兼容性，社会具有较强的变革适应性和心理承受力。

从90年代两件关乎市民生活的变革可以看出岭南社会蕴涵的改革基础。

一是禁放鞭炮。1993年前后，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开始禁放鞭炮，但是各各体现了不同的文化精神。广州、深圳全面禁止，一次成功，没有反复，也没在媒体上兵来将挡地讨论；北京实行的却是：烟花爆竹的销售量每年递减10%；上海只禁止在主要闹市区燃放，还在《解放日报》辟了一个专栏让市民讨论：“烟花爆竹要不要禁？”天津的《今晚报》则采访了著名作家冯骥才，发表了一通对“禁放”的批评。时至90年代末，又有某省会城市“根据群众的要求”，拟重新开禁。

二是公共汽车实行无人售票，此事也曾在全国成一时风气。在岭南的深圳和广州，包括顺德，都是一步到位，没有波折。有些城市却始终只在某几条公交线路上实行，这种有限改革的做法让人不得要领。北京的反对声甚高，《北京晚报》辟了专栏，让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前不久，我还看到东北有人写的一篇批评无人售票的文章，说前门上车后门下车的规定增加了乘客在车内的走动。

我无意评说禁放鞭炮与无人售票的得失好坏，只是想提请注意：为什么同样的一项改革，在岭南更容易存活和成型？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怀旧的情绪却难以在岭南得到大的呼应。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红太阳热”、知青热等流行一时，当北京等城市的街头巷尾飘逸着《东方红》的歌曲声，当知青饭店大行其道牵连着旧时的回忆，广东人却显露着几分漠然。北京的文化人为传统四合院的日渐消失忧心忡忡，具有岭南建筑传统特色的骑楼也在城市的改造中越来越少，但是广东少有人为之大声疾呼。

如果说，经济状况是岭南承受改革的物质基础，不耽于怀旧就是它的心理根据。

广东地处东亚大陆的东南边缘，终年受海洋季风气流的影响，雨量丰沛。在许多长川大江流量锐减的20世纪，珠江已是中国流量最大的河流，具有长江黄河渐渐失去的沉静和厚实。

在丰富水资源的支持下，广东人的用水近似挥霍。当生活在北方广大地区的人就着一碗豆浆或一瓶牛奶咽下两个馒头时，广东的早茶已经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把茶壶续了好几遍水。广东人又喜欢饮汤，广州出版社出了一本汤谱，竟有上下两册，所列汤的做法有千余种。广东人饭后、睡前还要喝糖水。他们每天要冲凉，甚至不只一次。前几年有一个统计表明，广州市的人均用水量高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广东人简直就是水做的，他们的性格属于水。

水的性格柔而不刚，随物赋形，任器而方圆。广东人像水一样，能够适应特定的环境和框架，随之变化调整自己。在历史的转换关头，总在伺机而动的广东人能够较早听到新时代渐渐走近的脚步声，迅速抓住机会，及时站在前排位置。同时，他们也像水一样能够霎时填满点滴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被津津乐道的所谓“把政策用满、用足”，就是广东人这种文化品格在先行一步的有限空间中的展现。

珠江之水浩浩淼淼，传诵着广东的故事，也托举着广东的龙舟。在珠江流域，龙舟一直是奋勇争先的象征，也是广东人精神的诠释。

广东人的龙舟不计水的深浅，石榴花开的季节里，壮阔的江面上有龙舟竞渡，狭窄的河汊里也有龙舟贾勇前行的矫健身影。大船长十丈八丈，甚至可坐七八十人，小船少至三五人。不管大船小艇，装载的文化精神完全一样。

看着在小河汊里同样一板一眼争先恐后的龙舟，不免从心里钦佩广东人发挥自我极限的意识。他们永远没有空余去叹息空间的逼仄，认定了叹息甚至呐喊均于事无补，只会在逼仄的空间中又丧失了时间。他们需要的，只是对时代划定的空间尺寸有一个准确认识和把握。

不问水深水浅，只要有一支桨，我就要划向前去——这是广东人的生存内涵，也是飘荡在水面的歌。

顺德的龙舟尤为出名。20世纪90 年代，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先后拍过两部以赛龙舟为情节载体的故事片，一部叫《龙出海》，是以顺德为故事原型；一部叫《赛龙夺锦》，是以顺德作为主要场景。

据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舟语》记载：“顺德龙江，岁五六月斗龙船。斗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小、其水直而不湾环者为龙船场。……斗得全胜还埠，则广召亲朋燕饮，其埠必年丰人乐、贸易以饶云。”

龙舟竞渡是寄托着顺德老百姓生活理念的一件大事。在顺德，几乎村村都有龙舟队。每年四月初八，各乡就开始忙碌，起出上年沉埋在河底的龙船，晒干抹油，同时连日进行操练预演，咚咚鼓声昼夜可闻。五月初一，延绵数日的赛龙夺锦活动正式开始。那真是一个辉煌的节日，男女老少或上阵或呐喊或观赏，鼓乐声声牵扯着每一颗心。在五月的骄阳下，那些被北方人认为不够豪迈的南方汉子血脉贲张，大碗大碗的烧酒顺着血管奔涌燃烧。

顺德的男女龙舟队久负盛名，多次在全国大赛中勇拔头筹。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顺德的男子龙舟队参加过在北京、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举行的各种国际龙舟大赛，夺得过许许多多的第一和第二。女队也在香港举办的国际赛事上屡屡夺得锦标。

1994年6月，顺德组织的男队和女队作为中国参赛队伍之一，参加在岳阳举行的首届世界龙舟锦标赛，夺得八枚金牌中的七枚。

顺德人很有心，做什么事都力求做得最好，在年复一年龙舟竞渡的经验积累中，他们还总结创造了一套“顺德桡法”，推进了划龙舟的技术，为世界各国龙舟队所关注。

我曾经在一个饭局上偶遇顺德市文体局的一位副局长，他递给我的名片令我大开眼界。

名片上有6个职衔，第一个是：中国龙舟协会技术组组长；第二个是：顺德市龙舟协会副秘书长；第三个是顺德市龙舟队教练；第四个是关于篮球的。一直排到第五个，才是他领国家俸禄的真正官衔，我的眼光扫描了好几回才找到的。印在名片上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顺德市武术协会的副会长。

这种排列方式在今日官场可以说绝无仅有。

在许多为官者的心里，官职往往决定着别人眼光的平视、仰视或者俯视。有多少人甚至对自己职务中挥之不去的那个“副”字恨之入骨，硬要在名片上以括号方式注明是“正X级”，或者注明虽为副职却“主持工作”。我面前这人却把个官衔随便塞在那里，反把些个虚而又虚的名堂放在突出位置，真个与众不同。

由于平时陷于传统思维方式之中，当时我就捉摸：这其中是否另有原因？比如，觉得当这副局长是怀才不遇；或者对龙舟过于痴迷。

但我最终还是信服了龙舟的精神张力和文化魅力。

顺德人是如何看重龙舟，又是如何不把官位看得太重，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名片，还值得提到顺德人的一件趣事——

有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到顺德的乐从镇视察农村工作，见到当地的养殖大户曾锦奇。这位养殖大户递给谢非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印着：“顺德农民曾锦奇”，就像一些文化艺术界的大腕的名片一样简洁明了，充满自信。

在曾锦奇眼中，“顺德农民”几个字闪耀着骄傲的光芒。他的这种心态以及顺德业已形成的托举这种心态的社会基础，让谢非赞叹不已。

在中国，当“农民”两个字都能够引以自豪的时候，社会确实已经变了。

顺德人的行为方式总有其独特之处，常常出人意表，但是合乎岭南文化之情，合于改革开放之理。

　

催促龙舟的鼓声在珠江水面不歇地跳动，顺德人在阵阵鼓声中不断汲取着那一方水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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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苍茫—顺德产权改革解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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