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苍茫—顺德产权改革解读报告》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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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南铁文稿　

一个春天的故事
　

就好像一个人的生命从严格意义来说应该从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开始，而不是从呱呱落地起算，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在1993年酝酿展开的，但是它的一切一切，都在前一个春天就已经注定。
春天年年有，但是，1992年的春天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却不同寻常。
这一年春天，邓XP南巡。
关于邓XP南巡所造成的影响，《交锋》一书如此形容：
“受到困扰和阻碍的改革开放有如冲开了闸门的激流，汪洋澎湃，顺流而东。
“经济发展亦有如搏战激流的鲤鱼，冲天跃起，跳上新台阶，跃过了龙门。”
因此，XP南巡被史家认为是当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号角。
改革开放的正反双方经过十几年犬牙交错的拉锯，天平终于再一次倾向正方。
姓社姓资的话语已经面临历史的遗弃。
经济的发展势在必行。

南巡途中，邓XP在深圳种了一棵树。
身边的人告诉他，这种树叫“发财树”。
邓XP马上应答说：祝全国人民发财！
所谓“发财树”，是广东人喜爱的一种观赏树。不管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家庭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其叶长卵形，簇生，树冠圆形，状如伞。其干挺直，树皮白中泛绿。由于其树干柔韧，可塑性大，广东的园艺师常常将几棵发财树紧贴着种在一起，然后加以软化处理，把它们像编辫子一样编起来，再加上刻意的芟除修整。最后，它就长成一束青绿的树干顶着一蓬翠叶的脆生生模样，颇为好看。
“发财树”对土质要求不高，摆在室内，几个月也不会枯黄。它的繁殖既可播种亦可插条。也许，它就为此而成为发财的祝福？
我曾经特地就此请教过广州园林科学研究所的总工程师。
这位女工程师告诉我：“发财树”的学名叫“马拉巴利”，属木棉科，是热带和亚热带树种，半荫生。两广、云南及南洋各地均有分布。
但她不知道人们何以将它与发财连在一起。作为科学家，她熟知植物世界，却不知道人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向植物世界延伸。
在“顺德十景”之一的陈村“花卉世界”，我曾就此问题问过几个卖花木的老板，他们都嗫嗫嚅嚅，语焉不详。
有一个台湾女老板，她的花棚里尤多发财树，千姿百态，气象各异。其中有一种只有十几厘米高，拇指粗的树干上抽出嫩绿的枝条，栽在小花钵里，十分有趣。我以为这位女老板一定能够给我一个关于发财树名字的解释，没想到她也说只是随俗而已，并不知道这个名字的起源。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在海南兴隆的热带植物园第一次听到对“发财树”这个名字的完整解释。
领我们参观的那个黎族姑娘说——
这种树的叶子相互之间呈“八”字，而且人们将几棵树编在一起时，它们的树干组合成了一个个阿拉伯数字的“8”字。“八”与“发”谐音，所以人们称这种满身都是“八”的树为“发财树”。
就在那次，我还知道了“发财树”果实含淀粉很多，像栗子，因而另有一个别名叫“瓜栗”。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同我一样，没有看过发财树的果实。我们注意到的只是它的名字。
我在《词海》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都没有找到“马拉巴利”的踪迹。不知道是我的查找方法不对，还是因为这厮在茫茫的植物海洋中并不是什么很值得一说的角色。
但是，它既然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有了一个俗名，也就理所当然地有了一种新的象征意义。
邓XP亲手种了一棵发财树，以祝大家发财——这无疑是某种时代精神的概括。
尽管发财是人类永远摆脱不了的最为深切的愿望，但是在某种价值观念的话语系统中，它却似乎是恶名。中国的老百姓曾经喜欢把“发财”两字写入自己的名号，因而中国人的户口本上曾经有过许许多多叫“发财”、“财发”或者“家财”、“家发”的孩子，但是革命之风吹过，这些名字就如秋天的黄叶，纷纷飘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发财同情欲一样，一度成为中国人藏得最深的心理。
如今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中也听到了“发财”二字。此情此景通过媒介，象一阵风刮过中国大地，走进了中国人原本还有些疑惑不定的心中，成为可以大胆发展经济的一个信号。

那是一个具有历史分野意义的春天。
在那个春天里，天空显得特别开阔，生命力显得特别旺盛。
邓XP刚刚回到北京，2月24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
接下来的3月立即涌起了大团大团的春意。国务院批准海南吸收外资开发洋浦经济开发区；批准设立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黑河等四个边境城市。北京首次向海内外出让土地使用权。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作为中国开放度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投入运营。
一个月里有这么多值得记录的事件，却没有使历史满足，社会需要更广泛的推动。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11000字的长文，报道邓XP南巡期间在深圳和珠海的足迹和讲话。这篇报道的题目化用了一句古诗，叫做“东方风来满眼春”，非常贴切地将政治形势与时令糅合在一起。
这股东风浩浩荡荡，暖气逼人。《羊城晚报》当天就转载了这篇报道。几天后，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大报几乎都在头版套红转载，霎时将拍天的春潮推向了极至。
告别毛泽东时代之后，已很久没有见到这种热烈景观。
改革获得了新的推动力。
许许多多历史的观望者明白自己又慢了半拍，如梦初醒，即以中国式的蜂拥大步登场。因而，那一段轰轰烈烈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又派生了此后令人尴尬的“投资热”、“开发区热”等等——如果研究中国政治体制和这种政治体制养成的中国国民性，这显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

在那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春天里，人人都在原野上追逐春风，播撒种子。
那个春天给顺德带来了什么？
顺德人在苏醒的土地上种下的是一棵什么树苗？
春天的故事里，有关于顺德的一段小插曲。
邓XP南巡广东只到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城市，就是在广州，也只不过在火车站接见了省市领导。　　　　
但是，1月29日，他从珠海北上的途中却在顺德作了停顿。他走进顺德容奇镇的珠江冰箱厂坐了一小会，并关切地就这家企业问了一些话。
在中国的政治话语系统中，领袖级人物将脚印留在哪里就是对那里的一种表态。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到来，当然是企业的幸事，也是顺德的幸事。
我们的正史大多不提邓XP在顺德的逗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这样记载：“1月18日—2月21日，邓XP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
广州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一部78万字的共和国历史记录《潮落潮起》，写完邓XP在深圳、珠海的行程之后，笔墨一甩就到了上海，也略去了在顺德的短暂停留。
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
邓XP的行程表中并没有在顺德停留的计划，那是一次即兴安排。当车队行至珠江冰箱厂附近时，有陪同人员提议下车小便，于是车队就近进了珠江冰箱厂的办公大楼。
传说认为，这其实是陪同人员的一个小小“花招”，意在请邓XP看看顺德，看看这一块不是特区但同样蓬勃向上的地方，看看他的理论在珠江三角洲农村的实践。
还有人补充说：陪同人员是应顺德有关人士之请才在此地提议小憩的。顺德的领导和珠江冰箱厂的头儿们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了。从中规中矩的接待来看足以证明着一点。
1994年11月4日的《顺德报》刊登了何敏和的回忆文章。何敏和时任中共佛山市委副书记，曾任中共顺德县委书记。他在文章里说：
　
1992年1月29日这天，早春的南国阳光明媚，早在珠江冰箱厂等候的佛山市、顺德县、容奇镇及冰箱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以极其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顺德确实在等候邓XP。
据顺德市委一位常委告诉我，前一天晚上，顺德就接到省里的电话，说可能有重要接待任务，要县里的主要领导不要外出。
当天上午，全程陪同邓XP南巡广东的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打来电话，要求县委常委、副县长等领导不要离开。顺德的头儿们应命齐聚珠江冰箱厂，等待着历史作出新的启示。政协主席周富添因癌症住院，正打着点滴，也被拉来了。
邓XP来了。但是邓XP似乎对珠江冰箱厂并不了解。在一些宣传材料里，有这么一种描述——
邓XP看到珠江冰箱厂的宏大气魄，又听说它是乡镇企业，非常惊喜，还重复问了一句：是乡镇企业？
据陈开枝回忆，在珠江冰箱厂，邓XP曾经问：这个企业是什么级别？陈开枝回答说：如果按照行政级别套，它连股级都不到；但是从实力和影响看，它相当于集团军。
有关记载说，当天上午，邓XP还在珠海接见了当地五套班子负责人以及专程前往珠海看望邓XP的佛山、中山两市领导，下午才驱车离开珠海。如果返程中原本就有在顺德驻足的计划，佛山市的领导想必就不需经过顺德赶到珠海去了。
由于当事人回忆的过滤，也由于人们会因为种种原因对史实保持一定距离，历史总是具有扑朔迷离的色彩。
就连邓XP在珠江冰箱厂的活动都有不同说法。
据1998年2月21日的《顺德报》报道，当年珠江冰箱厂的总经理、后来任“科龙”集团总裁的潘宁回忆说：XP坐着轮椅从我们厂区的南大门进来，他看完研究所、车间、厂区之后，我向他作了简单汇报。他非常激动地对我们讲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
但是，其它报道都只提到邓XP在接待室，没有说到看研究所、车间、厂区的事。我问过“科龙”的好些员工，他们也说，除了接待室，邓XP没去其它地方。关于“厂区”好解释，进了大门就算入了厂区，车间和研究所却无法笼统解释。
就连这样显而易见的史实都有不同说法，又何况没有浮出水面的东西呢？
《广州日报》的记者曾经在采访深圳图书馆之后感慨：那里竟然没有当年深圳建特区时的各种意见争鸣，没有1979年在深圳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的资料。
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就是一张满布填空题和选择题的试卷，在岁月烟尘的覆盖下，静静等候着回望的目光。

陈开枝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作一点遐想，见出一些端倪。
陈开枝在《邓公南巡》青铜雕像揭幕仪式上对记者说：“当时我极力推荐XP来顺德珠江冰箱厂看一看。现在看来，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XP在那里原计划安排20分钟时间，没想到他看后情绪非常激动，结果大大超过了时间。”
陈开枝的“极力推荐”，不就是邓XP驻足顺德的机缘之一？
这种“极力推荐”是以顺德的发展为基础的，它看上去充满了历史的随机性，却隐含着深意，切合了历史不可逆转的必然，也包容了广东、尤其是顺德人的殷切期望。
至于顺德人有没有用某种形式表达这种期望，我们不得而知。
顺德人当然不甚喜欢“小便”这种说法，认为不严肃。
市委的干部对我说：从珠海去广州，到珠江冰箱厂一带正好一半左右路程，休息一下非常正常。而且，一路上多少高级酒店，比如中山市，还有我们的四星级的“仙泉”，哪里不可以休息，为什么要在珠江冰箱厂？
有人更是认为，“小便”之说只不过是“科龙”的市场竞争对手因为妒忌而瞎编排的故事。
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老百姓倒是喜欢这个故事。它表现了农民式的幽默和狡黠，很合老百姓的口味。
也许我们没有必要深究它的真实性。野史总是与正史并存的，关键在于它是否符合历史总趋势的真实，是否符合人物性格的真实。
至少，现实中的顺德人与故事中所描写的一样有那种精明和智慧。
至少，这个故事的内涵和结果并不违背邓XP的总体构思，对改革开放大局不无好处。

1998年春天，为了拍一部邓XP理论与广东实践的专题片，我同广东省电视台的摄制人员来到顺德容奇镇，追寻邓XP当年的足迹。
昔日的珠江冰箱厂早已扩展为雄踞一方的科龙集团，除了“容声”冰箱之外，更以“科龙”空调机闻名遐迩。
“科龙”总部的办公楼气派非凡，那是珠江冰箱厂时期已经造就的景象。
在接待室，我刚坐下，接待人员就告诉我，我现在坐的位子，正好是当年邓XP坐的——他们对于当年的事记得非常清楚。
“科龙”集团的冰箱公司副总经理彭绮玲穿着一身工作衣被叫到了接待室。
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珠江三角洲的典型女性，能干而不擅辞令。她的介绍显然经过无数次演练，开始部分已具有程式化的意味。
她说：1992年XP同志来到我们厂，步入接待室，红光满面，脚步很稳，非常精神。
她当时是企管部部长，那天负责茶水供应，亲手为邓XP奉上一杯茶。
“茶房”角色没有说话的机会，但是却能近距离观察场中情景。所以彭绮玲描述起细部来非常具体。
她说：先是市长坐在XP同志身边汇报。市长讲完，换位置，让潘宁坐到XP同志身边汇报。欧广源（当时的佛山市委书记，后任广东省副省长，曾任顺德县委书记）坐在XP同志对面，他问XP同志，您1984年来过顺德，您还认不认得我？XP同志说，那我们是老朋友了。他问欧广源多大，然后说，我八十几岁，大你一半。世界是你们的。
说到最后，彭绮玲又用具有官方色彩的语言作结。她说：“邓XP声音洪亮。场面非常活跃。”
　
摄制组开始在周围拍空镜头，我独自在大厅徘徊。
空旷的大厅里是一尊邓XP全身青铜雕像。
铜像题字：邓公南巡。1997年2月立。
它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尊以那个特别历史时期的“南巡”为题材的塑像。
铜像后面的墙上有几个镏金大字：发展才是硬道理。
就在“科龙”所在的容奇镇的闹市区，有一幅巨大的邓XP画像，上面也赫然写着这句话。
邓XP在南巡的许多场合说过这句七字真言。
顺德乡镇企业那间小小接待室的空气直接托起了这句话的重量，传递着时代的强音。顺德人刹那间贴近了社会主动脉的跳跃。
作为南巡讲话的一部分，这句话进入了当年的中央2号文件，被千千万万人传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已经成为邓XP理论精髓的一个重要部分，在20世纪末以至在21世纪里，统率着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甚至统率着他们的感情。
这句话被顺德人奉为圭臬。许多场合都能听到顺德人引用这句话；顺德人所做的许多事情都透现着这句话的灵魂作用。
　　
在我伫立铜像前的不大一会儿，身边就走过好几批外地的参观者。他们都在邓XP铜像前稍稍驻足，然后走进邓XP坐过的接待室里坐一坐。我想，从那个春天到如今的六七年里，不知有多少人到这里来听彭绮玲或者其他哪位讲“科龙”，　讲邓XP，讲改革开放。“科龙”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在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某种姿态，某种象征。
“南巡”使“科龙”对邓XP有了更深厚的感情。
1996年，邓XP逝世的消息传来，潘宁正在香港，第二天一大早即赶回来，要求公司自办的《科龙报》提前且立即出版，换上悼念内容。由于时间紧迫，原只准备赶一篇纪念文章。没想到员工们感情喷涌，纷纷投稿。结果文章越写越多，最后竟把原先准备好的其它文章都挤了下来，赶出了一期悼念邓XP的专号。
这种感情不仅仅因为伟人在此喝过一杯茶。
“科龙”原不过是一个用铁锤敲敲打打的乡镇小厂，如今是国家一级企业，拥有员工近万，股票不但在国内上市，也在香港挂牌上市。据北京名牌资产评估事务所1998年评估，“科龙”品牌的价值为55亿元，位列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前10位。它的道路是改革开放的劈山大斧开辟的。可以说，没有邓XP开创的历史新纪元，就没有“科龙”。“科龙”与邓XP理论血肉相连。　　
顺德人对于邓XP的驻足是非常看重的。他们认为，邓XP在深圳、珠海的讲话是零碎的，在顺德则是系统地总结了在深圳、珠海的讲话。他们需要从邓XP身上找到改革开放的感觉和自信，需要邓XP带来的东风。
顺德人从来不把邓XP的短暂停留仅仅看成是珠江冰箱厂的事。
顺德市档案馆编的《顺德市综合改革六年来大事记》这样写道：邓XP“于南巡途中亲临顺德，视察了珠江冰箱厂”。着眼点在顺德而非冰箱厂。
1994年3月26日的《顺德报》创刊号在报眼刊发了邓XP在珠江冰箱厂接待室的照片。文字说明是：邓XP“1992年1月29日在我市视察时，与省、市领导在一起。”干脆没提具体地点。
这就是20世纪末中国一个小小县分展示的水平——能够抓住事件中自己最需要的精髓，但对事实尺度的掌握和对字词的把捏却又恰倒好处。这种水平几乎可以与新华社并驾齐驱。
其实不必要探究小便与视察的关系是否成立，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顺德人善于利用有利因素的风格和技巧。

在中国，怎样对待党和国家领导人下来视察，有时竟可以看出一方官员的观念和心态属于什么时代。
这是发生在去广东不远的某老区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泽民一行前往视察，当地官员为了展示繁荣气象，安排村干部穿西装或套裙在路边干活，还把许多人家的鸭子集中到路边的一口池塘里，让一户人家放养，宛然一个养鸭大户。事后归还鸭子时发生争执，最终弄得ZF赔钱。
当然还有其它种种“计谋”，更有流传于百姓之口的不无讽喻的种种变体话本。
造假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灵魂之中的痼疾。老区依然在与贫困作斗争，但是却被人装扮成远离贫困的样子，这种与“大跃进”一脉相承的卑琐心态令历史不耻。当地老百姓坚持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带了扶助发展的资金来的，但是这里的“富足”景象留不下这笔资金，它最终流向了其它地方。讲求实际的农民对此颇多微词和怨言。
那些做假的官员们当然不在乎这些，他们算的是“政治帐”,他们着意的是权谋。最可悲的是，据说那位主持操办“繁荣”气象的县委书记甚至在他的母校“人气”直升，被一些人奉为楷模。可见营造虚假繁荣景象的做法依然大有市场，有着某种文化背景，并且将延绵不绝。
同样面对上级领导，有人需要的是支持；有人需要的是赞赏。
对于赞赏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虚假和平庸。
顺德20世纪9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正源于它不把赞赏当作第一目标。
邓XP将脚印留在顺德之际，姓社姓资的话语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顺德的领导们站在XP同志身边照一张像，与升官发财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寻找的是依傍历史方向的感觉，是向社会证实：自己的选择符合20 世纪末中国的发展蓝图。

1992年对于顺德来说，是具有深层意义的一年。
邓XP的脚印是荣誉勋章。
邓XP对深化改革的期望是一片开阔的原野。
邓XP南巡时对广东寄以厚望，要广东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天降大任于斯人，作为广东“四小虎”之首的顺德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这一年，顺德有好几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2月下旬，广东省委、省ZF决定将顺德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县，希望顺德在全省先行一步，赶上亚洲“四小龙”。
一个月之后，国务院批准顺德撤县改市。这是珠江三角洲撤县改市高潮的东风第一枝。
半年之后，省ZF又批准将顺德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市——同一年里两次肯定这块土地的综合改革实验身份，这多少有点不同寻常。
在广东决策层心目中，具有雄厚经济基础和强烈变革精神的顺德是掌先锋印的最佳人选。
这一年值得提到的事还有：步邓XP之后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和同样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朱鎔基先后也将脚印留在了珠江冰箱厂。当然，他们比邓XP多走了些路，还去了顺德的其它地方。
顺德就在这种种鼓励和呼唤之下，走上了自己的综合改革之路，并且以产权制度改革的举措惊世骇俗。
　
回望这一段历史，我一直有一种困惑。
当时，“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口号风行一时，大多数地区的人们都将注意力指向了办开发区、吸引外资、扩大生产，为什么顺德却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改革之剑指向所有制问题？以顺德那时的经济形势，足可以在大合唱中吼几声高音，又何苦伤筋动骨，打乱现行的经济秩序？
中国的农民对所有制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即使在最最破私立公的年代，他们也顽强地希望有几分自留地，盖几间自己的房，不像城里的无产阶级工人老大哥，以一无所有为荣。
农村的改革一步就触及到所有制的深层次，更使农民们尝到了甜头。尽管我们一直讳说“分田”，而宁愿创造了一个非常烦琐的名称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农民却是实实在在将泥土捏在了自己手里，重新有了与泥土贴心贴肺的感觉。
也许，从“分田”的那一天起，改革的大潮就唤起了潜伏在农民深心的某种意识，就注定了农民们将从田野起步，在不远的将来把所有制改革的思路向前延伸，注定了他们将对自己亲手办起来的企业思考产权问题。
农民的头脑较少政治框架，按过去的说法就是觉悟低，所以毛泽东说：严重是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一些合乎人性的原始脉动却往往从农民兄弟那儿滥觞。这种状态或许预示了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可能从县一级发端。它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层土壤。
　
我不得不为历史的安排而深深感慨，不得不为珠江三角洲农民的敢为天下先而感慨。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3:56

成就与包袱

当我们回顾往事时，我们总希望触摸到一个起点。

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起点在哪里？

陈用志在许多场合介绍顺德的改革时，用“辉煌的成就，沉重的包袱”来概括当年改革起步时的历史背景。据说这是中国农业银行顺德支行的一份调查报告的题目。

“辉煌”是我们写报告时的常用词，“沉重”却让我们觉得陌生。

经过一种固定的管理模式长期熏陶，我们不少干部已经习惯于肯定自己。他们的每次总结都是以讲成绩为主，不足之处往往轻描淡写，只不过是新式八股文的一个固定程式而已。

但是顺德人却在动真格。

那份写于1993年3月的报告，从银行的角度对顺德辉煌之中的隐患作了警醒式的概述。它的标题成为一句经典式叙述，作为对某一历史阶段的现实描绘和总结载入了顺德综合改革的史册。

在20世纪80年代，顺德的经济发展完全无愧于用“辉煌”二字概括，每年的工农业总产值都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几。90年代，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脚步加快，进一步激化了市场与计划的矛盾；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化，使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争夺；国家财税体制与金融体制的改革，取消了大包干和对乡镇的倾斜，使地方调控能力减弱，贷款也不再由ZF操纵。在这种大背景下，改革开放十来年积存的矛盾开始暴露。顺德属于较早清醒的一个。

据1997年10月18日的《顺德报·特刊》介绍，顺德农行的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当时，顺德有259家企业背负着经济包袱。其中有103家资不抵债。债务大于资产4.6亿元。

用“沉重”两字概括这种局势，显然并不为过。

古人说：知耻而后勇。也许，中国农业银行顺德支行的这份“揭短”报告，就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起点？

但是顺德市档案馆没有这份报告。

市委办公室也没有这份报告。

在中国农业银行顺德支行，也没有找到这份昔日的报告。

费了不少周折，我才终于同主持起草这份报告的马继章坐到了一起。

这位当年中国农业银行顺德支行的行长，如今的广州分行副行长，找起来真不容易。秘书小姐总是柔声告诉你：马行长正在开会；马行长正在讲话。他的手机也常常留在秘书小姐手里。好几次中午12点多依然如此，让人觉得金融世界真是波诡浪谲，必须全天候警戒。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大楼座落在广州环市中路，这里是广州高层建筑汇聚的路段，曾有人将其与香港的繁华地比附，称其为广州的“尖东”。马继章的办公室在22楼临街的一面，宽大而有气派。从窗口可以望见20世纪70年代广州的最高楼白云宾馆和80年代的最高楼广东国际大厦。

马继章的座位后面是一艘象牙雕的大船，鼓满风帆，据说是他的前任所留。马继章曾想请它出去，但其他人都说那不是吉祥之举，所以也就让那风帆依旧在座椅之后高扬。

如果以此沿袭下去，这吉祥物岂不是就要化为这间办公室的一个固定成分，与大楼共存亡了？

这也难怪，在商品经济时代搞金融，不但需要石头狮子的对外威严，也需要一帆风顺的对自己未来的衷心祝愿。

马继章的个子偏矮小，面色黧黑，那天穿一套休闲的运动装，不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常见的那种银行家西装革履、大腹便便的风采。说实话，从形象看，他更像一个珠江三角洲的农民。

马继章是顺德人，在广州工作已两年，但是顺德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他的家眷依然留在顺德，就连他用的手机也还保留着顺德的号码，仿佛随时准备回到生他养他的那个地方去。

马继章幼年丧父，求学期间，家庭经济一直极为困难。据他说，读小学时买不起书包，天天抱着书本上下学；读中学时因为丢了3元钱买不到饭票，硬撑着饿了5天。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早期生活经历，他的身上弥漫着质朴之气，血液里储存着珠江三角洲农民的务实、执着和练达。

印象中他似乎不是很爱说话。最早认识他是在餐桌上，一个很随便的饭局，很多人高谈阔论，他却很少开声。

但是此刻谈到顺德的企业转制，马继章却有许多话说，而且滔滔不绝。因为他近期眼底有病，需要休息，我预期这次只谈20分钟，不知不觉间，却聊了一个多小时。

马继章对转制前夕许多乡镇企业的状况很是看不惯。关于这些企业，他有一番深刻的刻画——

办公室最漂亮；汽车最漂亮；秘书最漂亮。但是钱却是贷来的。明明亏损，做报表时却用工农业总产值平帐。

他说，那时候，企业家开会就是好车汇展，其实这些车都是银行的——说得俏皮，可是神情很严肃。可不，对于那些亏损企业来说，要不是从银行贷了那么多钱，能买那么些好车吗？

他又说，在顺德农业银行当行长时，企业常常请吃饭，但是他都不去。他说，那饭钱其实也是我们银行的。

他的话听来很有趣，但是很深刻，入木三分。

作为银行的行长，马继章当然对投入驱动型经济的负面效应很清楚，对顺德的金融形势也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乡镇企业的起步要靠ZF，所以在发展初期由ZF担保贷款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建立，这种状况却必须改単。

他说：这是由人的属性所决定的。

他的这一番叙述，正是关于“沉重包袱”的诠释。

很遗憾的是，马继章从他的柜子里翻了好一阵，也未能找出《辉煌的成就，沉重的包袱》那篇报告。

他又让秘书小姐找，结果找出了几本他的报告集子，红色封面，按年代成册，装订算得上精美，很见出马继章关于资料的仔细和用心。

只是依然未见到那篇报告。

这使我们难以追寻那一份历史感。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回望和掌握当年顺德的状况。

在中国农业银行顺德市支行，我得到一篇写于1994年10月的材料，题目是：“透过金融业的现状看顺德企业的转制”。那是一篇写于转制全面铺开之后、为转制张目的文章。但是，它所展示的数据依然是以1993年3月的调查为主要依据，我们依然从中确切地感受到了“包袱”的沉重。它写道：

　

近几年的企业经营状况表明，公有制企业空壳化趋势日益加剧，导致银行信贷资金沉淀日益严重，信贷资产日益低下。顺德改革开放十几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着不少隐忧。由于未能解决经济运行中公有企业产权模糊的问题，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个隐忧在近几年逐渐表面化。表现在企业本身，公有资产流失速度日益加快，企业经济包袱越背越重。据我行统计，仅镇办工商企业，90年经济包袱为30887万元，93年3月底即一跃达到100511万元，平均每年流失的公有资产达2.3亿元；表现在银行方面，呆滞贷款比例急剧上升，90年底我行社（指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镇办企业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量的17.2 %，金额为21663万元；93年3月底即上升到35%，金额达96950万元。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数字也许已经不再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冲击，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早已撕碎了许多自欺欺人的梦。但是在90年代初，整个社会高歌猛进之际，这样去摊开自己藏在屋角的“沉重的包袱”，即使是自己躲在家里翻看，也是一件需要大勇气的事。

托举起这些数字的是一个又一个关于贷款的昔日故事——

当时的桂洲镇有一家镇办小家电厂，说是每年有990多万元的利润，实际上亏损已达9000多万元。但是依然要求贷款。

杏坛镇一家印染厂，号称年产值3000万元，但是每年亏损过千万元，累计亏损已上亿元。尽管如此，贷款热情依旧。

在那个时代，能够得到贷款是有本事有门路的体现。因为贷来的钱几乎就等于是自己的私房钱，还不还、何时还几乎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围绕着贷款，人们上下奔走，机关算尽，施展出种种公关手段。这其中有过多少欢乐和满足，也有过多少忧愁和愤懑，不在此山中的人，怎么能够知悉和体会呢？

桂洲镇建一家化纤厂，总投资需5亿元，向银行贷款，不得。当时的镇順导一时性起，声称要让全镇的老百姓动员起来，到银行提取存款5000万元。镇里将许以银行两倍以上的利息，让大家投钱支援镇办企业。

当时的桂洲镇还没有同容奇镇合并成容桂镇，但它已是顺德最大的镇，富甲一方。1992年，桂洲镇就成为全国第一个财政收入破亿元的乡镇。老百姓有5000万元放在银行里可供提取，其富足和气魄可想而知。财大气就粗，用力跺跺脚，至少地面是会震动几下的。

当然，在劝解之下，这种不免有挤兑要挟之嫌的设想最终没有付诸现实。但它的震撼力也是足够大的。贷款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影响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提到的是，如今这家化纤厂依然没有生产出它的化纤，但是亏损额已达4亿多元。

有一件事马继章记得非常清楚。

也是在桂洲镇，一个乡镇企业的头儿——或者叫企业家吧——因为贷款的事不那么遂心如意，狠狠地放言：

“别看我今天贷款要向银行下跪；以后要还钱就轮到银行向我下跪了！”

这是一种畸形的借贷心理，它已经在预言着不良资产的日后泛滥。

养成这种借贷心理的却是体制。

那年头，投资、上项目就是经济发达的表现，大把大把的钱往缺少科学论证、甚至本身就是好大喜功心态产物的项目里投放。

当时有说法颇为流行——“无工不富。”

又有口号颇具煽动性——“乡镇企业见英雄。”

还有一种言论颇有哲理色彩——“与其争论分配方法，不如把蛋糕做大。”

当百废待兴的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这些言说都是发展经济的号角，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有过冲决旧观念罗网的功绩。但是曾几何时，它们又在喜欢赶潮流、凑热闹的中国人手里成了投资热的理论依据。

地方ZF的官员都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他们的“造福”形式就是办企业，总希望搞成几个大项目。

所以ZF总是站出来为企业贷款担保，鼓励和助长了贷款热投资热，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不尽的尴尬。

1993年，北滘镇的企业共向银行贷款27亿元，其中23亿元是由镇ZF的经济发展总公司担保的，实际上就等于由镇ZF担保。总公司每年只向企业按销售额收取2%的管理费，但是还债的任务往往落在自己的头上，其实也就是落在镇ZF的头上。

农民要在银行贷点款很难，但是对于那时候的企业来说，贷款似乎很容易，只要乡长、镇长出来说一句：要支持乡镇的经济发展！事情就好办了。所以不管是市长还是乡长、镇长，家里总是断不了来要求贷款的人，因为批出去的不是自己的钱，所以他们总是很大方，以致有人刻薄地形容：提一袋水果去就能弄到贷款。

相比之下，银行倒像是只管发钱的冤大头了。银行就像ZF的钱包，银行的钱不借白不借，不用白不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经对我们的银行贷款模式作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个萝卜一个坑。

意思是说，ZF已经预先挖好了一个个的坑，让银行逐个往里放。银行根本没有自主权，要你的钱没商量。

我手上有一本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的《广东四小虎》。这是“广东经济明星丛书”中的一本，书前有广东省副省长刘维明为这套书作的序。《广东四小虎》的第一章写顺德，它总结的顺德经验之一是：“负债经营，以大规模的投资加快工业发展。”

书中在谈到顺德向工业县的转化时说：

“……这一切都需要巨额的资金，只靠县财政的能力是无法承担的。……顺德县所面临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负债经营。”

所谓“负债”，就是向银行借贷。《广东四小虎》有一组关于顺德的统计数字：

“从1978—1985年，县银行用于工业的贷款每年以53.2%的速度递增，七年间就增加了19.8倍，仅‘六五’计划期最后一年的工业贷款就达4.25亿元，占上一年工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的81.7%。七年间，共贷出了18.3亿元，占同期银行贷出款项的40.8%以上。”

这是一个以贷款为荣耀的时代！

这是一个以贷款为经验的时代！

在短缺经济时代，高负债、高投入是发展的需要，它像春雨滋润着春笋一样，托举起众多的乡镇企业，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但是乡镇企业在长足发展的同时暴露了它的先天不足——它的体制没有逃脱计划经济的窠臼。

在体制的牵制下，负债经营渐渐成了饮鸩止渴。

那些从银行贷出来的大量的钱，点燃了什么样的梦想？

民谚说：借来的刀斧不怕石。

由于钱不是自己的，来得容易，用起来就多了几分潇洒，少了一分谨慎。

顺德各镇先后共有7个摩托车厂立项，但是如今只剩两家。在那些尾随着岁月急速消逝的摩托车厂的队列中，有的其实只风光了一天——举行了动工仪式，张挂了彩旗，放了大串的鞭炮，却根本无法上马，最终落个胎死腹中。如今依然在世的，其实也不过是一条装配线而已，离当初想象中的现代化摩托车生产相去甚远。

顺德也曾计划建三个汽车厂，结果一个胎死腹中，筹建过程之中就停了下来，将厂房也卖了；一个虽然出生了，却很快就垮了；还有一个虽然还活在那里，却活得艰难，没有多大声响，社会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不知道在我写这部书的过程中，它是否已经寿终正寝。

北滘镇的裕华实业公司曾经因弄潮经济海洋而名噪全国，1987年的产值逾亿元，在该年评出的全国百位优秀农民企业家名单中，“裕华”总经理区鉴泉的名字赫然第一。“裕华”紧跟国际潮流生产的10英寸座钟式“鸿运扇”一改旧式电风扇的模样，以塑料代钢材，倾倒则自动断电，因而适合床头使用，一时成为消费潮流，社会甚至以其商标“鸿运”为此类电风扇的名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成为集团公司的“裕华” 继续扩张，大力投资办厂，不但办起了微波炉厂，还到镇里兼并了一家药厂，甚至把县交通局在北滘镇的一个小小搬运站也接受下来。它所办的三个引人注目的新厂——音响生产厂、钢瓶生产厂和汽车厂曾给人以繁荣景象，但是这些厂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因投资决策的失误拖垮了整个集团。当年因创办“裕华”而红极一时、被誉为“风扇大王”的农民企业家因之黯然失色，退到了社会关注的圈子以外。

有一个镇，共有17家工业企业，资产净值5000多万元，但亏损总额却高达8000万元。

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东芝家电机器株式会社合资，于1995年8月成立“东芝万家乐”制冷设备公司。这是一个生产空调压缩机的大项目，曾经被顺德引为骄傲。原以为可以与顺德多家空调器生产厂家配套，不愁市场。后来却发现，关于市场的考虑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想终止却已经来不及了，来自资本主义土地的企业眼中只有合同没有温情。抽身不得，只好眼睁睁看着它亏损。据说每年亏损达一亿元以上。人家日本人可不怕，按当初的协议，你得买他的技术和核心部件，算起大帐来，他不亏。但是“万家乐”却有被拖垮的可能。

这已是顺德开展产权制度改革期间的事，历史车轮的惯性还没有刹住。

事实上，“万家乐”的亏损和股票低迷都与投资“东芝万家乐”不无关系。1997年底，顺德的新力集团公司受让“万家乐”29.8%的法人股权，成为最大股东。这次资产重组，正是为了使“万家乐”摆脱困境。

据称，“东芝万家乐”是国内第三大压缩机生产供应商。我曾到过那里一次，见它占了宽宽的地，盖了高高的厂房，员工们穿着整洁的工作服，围绕着先进的机器忙碌，完全一派现代大企业的风情。但是市场有自己的法则，它只垂青识时务者。由于“东芝万家乐”没有足够的市场份额，万家乐集团无法硬撑下去，顺德市最终只好实行资产重组以摆脱困境，由“美的”集团出面，先于1998年买断万家乐集团在其中拥有的全部40%股权，又于1999年受让日本方面所拥有的60%股权中的三分之一。共花了8100万元，“美的”成了拥有“东芝万家乐”60%股权的控股股东。

报纸文章说：“至此，美的集团成为国内唯一掌握从工业设计、模具制造、电子控制到压缩机制造等全部核心配套生产能力的空调制造专业企业。”

中国的报纸最善解人意，几乎所有的事都可以“正面”理解。

但是对于“美的”来说，承担这个角色显然不会是一件快意的事，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其意义是全局性的——企业回到顺德自己人手里，ZF要怎样调整自然方便了许多。

这是顺德市产权制度改革和资产重组的重要一着棋。万家乐集团是原先的顺德市二轻局的翻牌公司，实质上是公有企业。万家乐集团股份的让售及规模的收缩，不但解脱了“万家乐”陷于压缩机项目的困境，而且顺应了顺德市关于公有制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

虽然“东芝万家乐”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但它作为世纪末万千投资故事中的一个，依然令人扼腕叹息。

一年多过去了，我再次来到顺德。有人告诉我说，压缩机的项目目前形势很好，“美的”娶了个好媳妇。他们还说，“东芝万家乐”的事与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多大关系，产权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县、镇办的企业，“东芝万家乐”所遇到的只是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磨合问题。

但是这种现实并不能掩盖投资心理在其中的影响。顺德人承认，当时谁拿到压缩机生产的批文就占据了胜利，在这种背景下，立项上马成为超越严密论证的当务之急。在计划与市场的整合过程中，“东芝万家乐”就这样肩起了一段历史的曲折。

众多的投资故事反复叙述着同一主题，那就是热情的极度膨胀。用不必急着还的贷款去投资，搞轰轰烈烈的大项目，终归是一件快事，能够激起人们对银行的极度向往。据统计，转制前的1992年，顺德的固定资产投资达29亿元，比1991年增长312%。其中由公有单位所投放的资金为24·63亿元，绝大部分都是来自银行的贷款。

这一笔笔贷款就像一块块砖头，可是却没有盖起宫殿，甚至没有切切实实地盖起几栋房屋，只不过垒起了一座又一座祭坛。

1994年11月，就在顺德人紧锣密鼓转制的时候，广东成立了珠江三角洲规划协调领导小组，副省长张高丽出任组长，珠三角9市市长及省计委、科委、建委主要负责人作为小组成员。这是广东关于抑制盲目投资的一次尝试，但是一次失败的尝试。那一群初初挣脱计划牢笼的猛虎正极力舒展拳脚，岂能听得进“协调”？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小小两个相邻的市甚至都想拥有自己的机场，当然不愿意将自己的发展计划纳入统筹。只一两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构想即成水月镜花，不再有人提及，落得个无疾而终。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制度远比“协调”有效得多。

盲目的投资热并不是顺德或者珠江三角洲的专利，它是20世纪末中国的通病，甚至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

当这个通病出现在更大的场景之中时，比之在顺德这块小小地方，它就有更加触目惊心的表演——

在郑州，曾经号称“中国医药的航空母舰”的中原制药厂，总投资13·26亿元。由于引进的技术和设备不成熟，四套生产装置中有三套存在严重的工艺技术问题，从1992年开始，试车数百次均未能通过验收。但是尽管一粒药丸也无法生产，这艘“航母”却不断要求增加贷款。至1998年不得不关张为止，中原制药厂因为各种贷款的本息而造成的债务已达30亿元人民币。

在该厂厂内的铁路专线上，锈迹斑斑的机车已经瘫坐多年，似乎成了“航空母舰”这种称谓的反讽。两条道轨之间的狭窄地带竟然被人种上了蔬菜。那小块小块绿色透现的生机，与死气沉沉的工厂形成了强烈对照，似乎在问：我们的智慧和能力难道只能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

在广州，投资120亿元的标致汽车生产线因为车型不适宜市场需求等原因，于1999年寿终正寝。广州的汽车工业不得不重新四出寻找合作伙伴，重打锣鼓重开张。从2000年开始，七年之内，广州又将为新选择的“广州本田”付出75亿元。

无独有偶的是，被当作广州“特一号”工程的乙烯工程也因决策失误惨遭败绩。这项由广州市ZF与中国石化总公司以9∶1的股比合资兴建的工程，总投资达79.5亿元（一说是72.98亿元），技术设备分别从美国、日本、意大利引进，气势不小。该工程从立项到投产历经10年，1993年11月动工，1997年8月建成。可是试产仅3个月，就因为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市场价格比该项目上马时大跌等原因，亏损近亿元，不得不停产。停产期间，除了每天依然要交付2000万元的贷款利息之外，光是每个月的设备维修和保养费就要700万元，“特一号”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这个项目在立项时就有人提出布点不合理；上马时又出现了合资方变动的波折；建设期间，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些都没有止住或调整它的步伐。

1999年4月，广州乙烯不得不交由国家所属的广州石化托管。2000年1月23日，广州石化正式兼并广州乙烯，这是涉及债务达到70余亿元的国内最大宗企业兼并案。至此，广州乙烯才算基本走出了泥沼。但是作为条件，广州市ZF不但因此放弃了广州乙烯的市属企业身份，还承担了广州乙烯的25亿元的债务。

在兼并仪式上，广州市市长林树森无奈地说：“25亿元无偿资金，我不知道国人如何评价它的大小，但我知道这是广州人民的血汗钱。它可以建造两个大剧院，供广州人民享受……”

广州市ZF正计划建一座现代化的大剧院，但是因为造价太高，受到不少人大代表的质疑，因而迟迟未能正式立项。如今面对这如风逝去的25亿元，当市长的自然心有所感，充满遗憾。

中国人曾经学辩证法成风，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大胆做，做得不好没关系，损失的就当交了学费。几十年来，“学费”这把大伞保护了我们的多少失误！何况，几亿、几十亿的“学费”也未免太高了。

如今，面对市ZF以往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当市长的能想到这是人民的血汗钱，想到它本可以给人民以享受而未能，因而感叹和无奈，这毕竟让人感动。

我们终于学会了心疼。

只可惜这类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长太息挽回不了那些“打水漂儿”的钱。尽管此后广州的轿车生产有了新的起色，广州市ZF也将轿车项目和乙烯项目的重组列为国企改革的经典之作，但是损失的终归是损失了，我们只能在叹息声中怅然回望自己走过的弯道。

当广州生产的新型轿车“雅阁”漂漂亮亮地一辆辆驶下流水线时，我们能想起在此之前的坎坷吗？

中国人有一种似乎无法摆脱的宿命，内心总是充满对巨大成就的期待，渴求以荣誉来证明自己，但是关于从脚下那片土地到未来之间的连接，却缺乏必要的理性判断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精神，生命的活力和灵气只是在引颈渴求和意念化的追逐中渐渐销蚀。

1997年，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兴奋点——进军世界500强。

岁末出台的《“九五”国家重点技术开发指南》确定，重点扶植宝钢、海尔、北大方正、华北制药、长虹及江南造船等六家企业，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前后进入世界500强。

当时担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李荣融向记者透露：经贸委将每年向这几家企业提供不少于2000万元的资金，帮助它们向世界500强的排行榜发起冲击。

一时间，“世界500强”成为我们的时髦话语。好些部门都在跃跃欲试，准备以组合、扩充队伍的方式“强化”某些企业的实力，为它们进军世界而制造条件。

但是前路是遥远的，就以1997年的情况来说，排在世界500强队列最末一位的，其销售收入合740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四川长虹的销售收入为188亿元，只有人家的四分之一多一点。

1998年2月11日的《北京青年报》刊登了该报一位“燕京大写手”的署名长文《世界500强：中国企业何时上榜？》。文章开篇就充满激情地写道：

“国人群情激奋，企业界摩拳擦掌，中国经济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进军世界500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界难以割舍的世纪情结。为什么中国工业企业发誓要进军世界500强？久远的历史原因和深重的现实危机造就了中国企业的这份铁胆雄心。”

文章批评了“进入世界500强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资本积累过程”的观点，认为这是保守甚至是悲观的表现。作者以韩国的大宇公司为证，认为“韩国人早已以事实予以了反驳。”

韩国大宇集团1967年起家，至1994年，已名列美国《幸福》杂志排定的世界500强名单，位居第52，新贵之相，确实引人注目，也给人以鼓舞。

这位“燕京大写手”意气风发地向国人鼓动说：“同是东方人，韩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得到。”

只可惜历史总喜欢给那些悬空的壮言开开玩笑，而且将玩笑开得那样的及时。

就在这年年末，号称韩国第二大企业的大宇集团已经显出窘境，开始暴露债务危机。第二年，“大宇”面对沉重的债务一筹莫展，甚至导致韩国股市连日暴跌，韩元几次贬值。11月1日，大宇集团董事长及下属14家公司总经理正式宣布辞职，大宇集团实际上已经解体。

拥有2万多名员工的大宇汽车公司从大宇集团剥离出来只一年多，也因不堪债务于1999年11月正式宣布破产。西出汉城50公里，大宇汽车厂内塞满了卖不出去的汽车，展示着已经蒙尘的辉煌。

“大宇”确有过大肆扩张的“辉煌”历史，创造过平均每三天就收购一家海外公司的记录，旗下的海外公司最多时有600多家，员工数十万。可是其崩溃的速度也同样惊人。“大宇”于1997年由国内排名第四跃居第二，1998年的总资产达640亿美元，营业额占韩国GDP的5%。但是到1999年，其负债已高达598亿美元。另有资料甚至称，其逾期债务近800亿美元。

在清理“大宇”债务时，人们发现，自1997年以来，“大宇”一直在制造假账，编织虚假的繁荣景象，造假金额达数百亿美元。2001年2月，韩国当局发出全球通缉令，追捕“大宇”的创始人金宇中。据网上的消息说，金宇中躲在欧洲写回忆录，依靠过去的朋友资助生活，住的是一家三流饭店，每天以三明治充饥，还声称，写完回忆录就要自杀。

名噪一时的“大宇”神话终于彻底破灭。

金融专家认为，造成“大宇”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韩国ZF为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着意培养世界级大企业集团。在这种目的的驱使下，“大宇”过度借贷，盲目扩张兼并，把自己引向了深渊。

排名究竟有多大意义呢？刻意打造和堆砌起来的“强”将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它谈不谈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呢？

日本著名企业界人士松下幸之助对于所谓500强有一个说法——

“那不过是一本杂志的排名罢了。”

看着500强之一的“大宇”迅速起落，我们沸腾的心似乎可以平常一点了。

日本、韩国建造的“东亚模式”是ZF主导性的市场经济，ZF干预经济的程度较深，而且大力推行赶超战略。韩国更是把银行视为政策工具。“东亚模式”的苦果已经陈于世界面前，我们难道不应当及早反省自己？

20世纪的90年代初、中期，在我们的国土上流传过一个“亚细亚现象”的神奇故事。由一家叫“德化”的商场发展起来的亚细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郑州“二七”广场出发，短短几年间就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大城市建立了11家连锁店，并且扩张之势不减。“仟村百货”的旗帜席卷全国，大有在中国国土建立“仟村”的模样。据1994年的报纸报道，郑州亚细亚商场每天都要接待四五拨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其中人数最多的达七八十人。

但是曾几何时，“中原商战”、“中国商业革命”等赞美之词还在人们耳畔回响，1995年的“亚细亚”就已经陷入困境，资金周转不灵，开在各大城市的连锁店无法维持。1997年，总经理辞职。名噪一时的“亚细亚”先是偃旗息鼓，退回河南，最终渐渐退出人们的记忆，由兴而衰总共不到10年工夫。

“亚细亚”式的强大散发了企业的元阳真气，留下的是心灵的伤害。

急切于进军世界500强决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孤立现象，它是中国人好大喜功情结的根深蒂固反映。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近年来甚嚣尘上的高校合并风，以计划经济手段推行高校合并，学校大则大焉，是否就成了世界名校却实在不敢说，其中留下的隐患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当代中国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负重前行，不是转瞬即逝的辉煌。

在我们这个国家，许多事情一旦与“政绩”勾连得太紧，就有可能变形，有可能失去本性，迷走在形式主义的丛林。

投资的问题也一样。

1992年夏天，我在江西的赣县采访。当地领导给我讲了他们的有关投资的故事，令我感慨不已。

赣县是江西第二大城市赣州的郊县，以一般经验来看，依托城市发展蔬菜、水果、牲畜或第三产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该县囿于上级的指令，一心要搞开发区、建工厂，以创立政绩。

当时还没有京九铁路，那里交通不很便利，给吸引外资带来很大困难。好不容易找来一个台商，办了一个小型的造纸厂，才算是有了一点政绩。

可是因为过于急着办起工厂来，好对上有个交代，根本没有认真分析有关市场的诸问题，匆匆就签下了合同。

按照合同规定，当地每月必须以某固定价格向造纸厂提供若干吨竹子作为原料。但是运作起来才知道，当地的竹资源喂不饱纸厂。更要命的是，当地市面上的竹子价格要比纸厂订的价高，老百姓自然愿意把竹子送到到市场上去而不愿交给纸厂。

县里无法按时按量组织竹源交给纸厂，依合同就要罚款。无奈之中，县里只好高价收购竹子，然后低价卖给纸厂。本想投资建厂，发展经济，没想到出师未捷，就已经倒贴了一笔钱，弄得个骑虎难下。

岁月悠悠，好几年已经过去，不知道那家纸厂是否还在运行，当地ZF又是如何处理这块鸡肋的？

还有一个县，按上级的要求也搞了一个“开发区”。推土机粗野地掀起绿色的植被，荡开了一片红土平原。但是弄了许久，只招来一个外商。这是个台湾商人，像模像样地考察、谈判，最后同意投资建一个小工厂。当地的官员只高兴了一阵子，因为后来知道，那商人计划建立的是一家造币厂，生产冥间使用的纸钱，真令人哭笑不得。

从赣州出发向东北走不远，就到了宁都县，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就发生在这里。好些年前，我在那里做过关于老区脱贫的采访。

宁都有一个罐头厂，是1979年底建成的。当时国务院老区建设办公室从日本引进两条柑橘浓缩汁生产线，一条放在长江边上的万县，另一条被宁都县要来了，据说是经过力争方才得手。之所以力争，并不是看到了这样一条生产线在全县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作用，而是因为引进生产线的370万元是从全省的老区建设经费中开支的，县里等于白拣，不要白不要。配套资金近200万元，也是不定期的无息贷款，几等于白送。

1984年，宁都罐头厂正式投产。

机器一动，问题立即就出来了。

首先是原料不足。

赣南是一片适应柑橘生长的土地。苏东坡曾有诗句写赣南柑橘：“幽人自种千树橘，远客来采百结花。”1980年，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综合考察队报告：赣南具有发展柑橘商品基地的优越条件，是种植柑橘的特优区。据说国际有关权威机构也有论证：中国的赣南是世界上最适应柑橘生长的两个地区之一，它的纬度、土壤、气候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为此有关于赣南发展柑橘的一封信，为赣南广种柑橘脱贫致富作过指示，赣州地区闻风而动，立即成立了柑橘基地建设指挥部和柑橘开发中心，以致农民大种柑橘成为一时之风。但是赣南种柑橘关注的是屋前屋后、田边地角，让农民自己拥有几棵“摇钱树”，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到1987年，宁都全县的柑橘年产量才达300万斤，1988是500万斤。这种数字是按农户自报的柑橘产量加起来的，可信度不会太高。

即使以300万斤计，并设想能够将这300万斤全数收购，也不能满足宁都罐头厂的需要。那条柑橘浓缩汁生产线一小时可处理5吨柑橘，如果一天开机8小时，300万斤柑橘全部喂它也只够它运行30来天。

价格也成为一个问题。

当初立项的时候，地委书记许诺说：全地区的柑橘为你们所用，每斤只收0·36元。那时的赣南地区行署管18个县市，是全国行署一级管理的最大一个地区，这种许诺是很具分量的。

可是市场却不吃这一套，它依自己的脾性行事。1988年，宁都的柑橘已经卖到每斤0·50—0·60元，这还是柑橘产期的价格，春节期间，市面上甚至卖到了每斤1·40—1·60元。

这年春天，赣州地区柑橘基地建设指挥部和开发中心的进京汇报材料说：“我们设想在河东片（宁都已建，由于原料价格昂贵，建厂后无法正常工作），河西片（安远）分别建一个日处理120吨的橘汁加工生产线。”

已建成的尚且无法正常工作，却又再建新的生产线！当初地委书记不是说全区的柑橘为宁都所用吗？如今再建一厂，原料问题如何解决？

这种思路所暴露的问题显然不属于经济范畴。

横亘在宁都罐头厂面前的，还有产品的销路的困难。浓缩橘子汁在目前中国的农业地区肯定没有多大的销路，必须走向城市去寻找市场。80年代还没有京九铁路，宁都县城离最近的铁路线尚有数百公里之遥，而且都是山区公路，这么高的运输成本打进产品价格，必然丧失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宁都县曾联络过几个外商，人家只是来考察一趟，就在砂石铺的公路上把信心给颠簸掉了，最后都因为交通问题知难而退。

难怪谈到橘子汁时，宁都的刘副县长和罐头厂的厂长、办公室主任都向我倒苦水。

这类尴尬的事情在曾经投资热风扫荡的中国俯拾皆是。在粤西北，1992年上的一个扶贫项目至今是个烫山芋，吞不下却也吐不出。它的投资规模从3亿元增至12亿元，依然无法建成投产。这个生产竹木漂白浆板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暗含危机，以当地全县的竹资源计，最多也就维持三五年。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要想利用周边地区的资源也不现实。

中国有多少埋葬在大山深处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在农村当知青，听村里那些当兵回来的年轻人说，有些贫困地区的青年去当兵，明明个子不大，穿3号的军装比较合适，却想要穿2号的。因为2号衣服更大，拥有的布料更多。

不知为什么，听人讲宁都的浓缩橘子汁生产线的时候，我好几次想到这个关于军装的故事。

这就是中国曾经盛行的投资状况。

“不良资产”这个词，一直到1998年才乘东南亚金融风暴为中国的老百姓所熟知。但是不良资产其实早已偷偷潜入我们经济生活的机体。

不良资产给银行挖了一个个陷阱。

坏账越多的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贷款需求越大。银行为了救活坏账，不得不继续往那个泥坑里投钱。其结果只能是越陷越深。

就好象一个人在车站等一辆老也不来的车，想放弃等待吧，又可惜那些已经用在等待上的时间；但是继续等下去，却要再投入你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更糟糕的是，这种等待也许依然还是一场春梦。

银行就像等车的人。它等的那辆载着企业成功和辉煌的车老也不见影子。

投资失误的尴尬和包袱都留在银行里了。

中国的四大国民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是利润上缴大户，到了90年代却成了亏损大户，不但难以向商业银行转化，而且面临着被国企拖垮的可能。

到了1996年，仍有银行全系统亏损，处在困境中无法脱身。

从1996年开始，国家每年都安排一笔银行呆账坏账准备金，用于企业的兼并破产等。到1998年，三年中，累计核销银行呆帐坏账准备金共900亿元。拿这一大笔钱去用于经济建设或者改善人民生活，该可以做多少事啊！

可是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过去付出补偿。一直到今天，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我们尚未完全走出这段历史留下的阴影。

谈到这些，作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的马继章有一肚子怨气，他忿忿地说：在银行，贪污5000元就要立案；贪污10000元就得坐牢，但是银行的钱百万、千万地被一些企业拿去乱用，有去无回，却没事！

马继章是转制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转制是抑制这种现象的有效途径。

他有一个很直观的比较：转制之前，顺德农业银行一年的利润只有几百万元。转制使它摆脱了困境，1999年的利润达到2.5亿元。

他以此认为：“公有私有都是ZF的，都为社会创造财富。13亿人都归江总书记管，何必一定要强调公有呢？”

不论是从政治的、经济的，还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马继章的说法似乎都不符合我们的理论规范，但是这偏偏就是顺德人的风格：直观、实际、深刻、没有理论的顾忌。

这使我想起很多人引用过的一句话：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

盲目投资热是历史留给我们礼品。

正如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纳在1976—1977年完成的《短缺经济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投资饥渴症是一种必然。

科尔纳这样描绘：

“没有一个企业或非营利机构不想得到投资。不存在饱和问题，投资饥渴是长期的，假如刚刚完成的一项投资暂时满足了投资饥渴，很快又会产生新的饥渴，而且比以前更为强烈。”

他还指出：“投资需求不会因亏损或破产而受到限制。”因为，“如果亏损了，它也不会真正破产，即停止营业。企业总是会得到外来帮助：接受追加贷款，减免税收，获得补给，或提高销售价格，结果它最后总会摆脱财务困境。”

科尔纳所说的情形，就在我们身边不断地上演。科尔纳非常到位的分析论述，使我们认真地从体制的深度去探讨投资饥渴症的症候与治疗。

《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是1986年由科学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但是当年中国人可能将更多的关注停留在科尔纳关于计划经济的批判和关于短缺经济的状写，并没有对他关于投资饥渴、ZF的父亲形象等论述给予足够的重视。否则，中国经济的过热现象也许会更早地得到一定的遏制，ZF职能的改变也许会更早地迈出一步。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经济科学出版社特地印制了1000本《短缺经济学》珍藏本，分送给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以作留念。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个西方经济学家在中国得到过这样的礼遇，受到这样的尊重和怀念。

这种尊重和怀念，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换来的。

谈到顺德农行的那篇报告是否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起点，马继章说，其实当时的市委市ZF已经感受到面临的危机。那时正值换届，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伊始，就开展了广泛的调查活动，调查结果表明，进入90年代之后，项目的成功率大大降低，甚至每搞一个项目就背上一个包袱。顺德的决策层开始意识到辉煌之中包含着极大隐患，开始思考出路。

马继章说，顺德农行的调查只是一种配合。农行的那篇报告只是为市委市ZF的最终决策提供了一个依据。

他还谈到了一件往事——

1992年8月，他同市长冯润胜及“美的”集团的负责人一起到韩国考察“三星”企业集团。在一个多星期里，几个人每天一大早坐在一起，边喝茶边谈谈观感。可是不管谈什么，谈来谈去，话题最终都跳回到顺德那片土地上。

马继章问冯润胜：“你现在的主要工作职能是什么？”

冯润胜一脸无奈：“跑银行，找你们要钱。”

对现状的不满已经堵塞在顺德决策者的心头，企业的转制问题悄然进入了他们的思考屏幕。

马继章一直对企业的高负债、高投入有看法，还在当行长秘书时就坚决主张改革体制，据说为此与当时的老行长常年争论不断。

在韩国考察的旅次之中，马继章找到了知音。

1993年春天，广东省召开党代会，陈用志和冯润胜都是代表，但是冯润胜没去，留在家里搞调研，要把同马继章扯起的话题引向深入。

冯润胜也跟我谈起过改革的起步，他同样对韩国之行记忆犹新。但是他说，最早的那份调查报告归纳的题目是：触目的成果；惊心的包袱。

在没有看到原件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确定谁的记忆无误。但是两种记忆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它们明确无误地传达了同样的信息：顺德人已经忧心忡忡地掂量着压在背上的包袱。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4:23

自己否定自己

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最难能可贵的，就在于自己否定自己。

1992年的顺德风平浪静，深水中险恶的暗涌依然被表面的平静掩饰得好好的，那些耸人听闻的呆帐、坏帐并没有公然撕破我们的面子。

据ZF公布的数字，那一年，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顺德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75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十几倍。其中工业总产值达162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20倍。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45比55发展到92比8。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的统计数字总是要与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相比，就好像1978年以前总是与建国的1949年比一样。这种比较法的时间跨度往往太大，有时甚至完全失去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意义，但它是中国官方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方法之一，用以说明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过，不管怎么比较，与什么年代相比，顺德的经济发展都是令人瞩目的，它所展示的骄人成就足以让顺德人心安理得。

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市、区）排座次，顺德以年收入11.8亿元名列榜首，比第二名的广东南海市高出1.76亿元。

形势一片大好，全国处处是春风。顺德同其它大多数地方一样，只要在惯性的轨道上滑行，就可以为改革开放添彩。

以改革开放十来年所形成的经济基础，顺德不但可以继续高歌猛进，而且足以维持领先的形象。

但是，这不是顺德的作风和做派。

顺德人的精神世界似乎总是处于躁动状态，他们总喜欢搞点新名堂。

就像一伙人正在赛跑，本来依据各人的实力，已经基本确定了孰前孰后的格局，但是跑在前头的人突然要偏离原先的跑道，去跳高架前冲击那根横竿所标示的高度——人家玩的就跟大家不一样！

1992年5月28日，刚刚挂牌才两个月的中共顺德市委、顺德市人民ZF就准备大展身手，向省委、省ZF写了一个报告——《关于顺德市开展综合改革试验，加快经济发展的请示》。报告所提出的四点建议，都是要求下放权力，放宽政策。

其中第四点或许最能体现顺德精神：　

　

赋予顺德市改革试点权。允许顺德市在综合改革试验中，进行大胆的探索。省有关部门的改革项目，允许在顺德市先进行试验；一些尚未具备条件全面推行的改革措施，允许顺德市先进行试点；甚至一些改革项目一时看不准的，也可以让顺德市大胆进行试验。

　　顺德对于改革的急切之情在这份报告里溢于言表。虽然这只是一份公文，文字平实，没有什么感情色彩，但字里行间其实蕴涵着英雄之气——改革从我做起！

顺德人不喜欢振臂疾呼，他们的英雄主义不是溢于言表，而是渗透在默默的追求之中。

也许，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旋风就在那时候起于青萍之末？

我不知道在中国政界这样的主动请缨多不多。但是我相信，主动要求去试验“一时看不准”的改革项目，决非平庸之辈和惧怕风险者所敢于和愿意去做的。

　

1992年10月27 日，陈用志在中共顺德市委第七届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列举了顺德的种种不足——

在利用外资发展第三产业方面，我们远远比不上上海、北京。

在利用高新技术、开发区优惠政策方面，我们远远比不上天津。

在对下放权方面，我们远远比不上山东。

在分配上拉开距离方面，我们远远比不上天津大邱庄。

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我们远远比不上北京、威海。

对于这几点，这位书记都加以了详细的剖析和说明。

这不是套话，是一种真正的对自己的不满足，也是一种希望自己能够处处领先的心理诉求。

尽管顺德以不爱张扬著称，人们甚至坚持认为，顺德的经济实力和富足程度早就名列全国县、市第一，只不过顺德上报数字时有意地做了压低处理，以致排名第一被人为地推迟了几年。

但是不张扬只是一种对外的姿态，它丝毫不影响顺德追求领先的欲望。

在不断前行的路上，这种欲望一直伴随着顺德。

如果说，承认自己在一些方面与先进的差距，表现了一种思维空间的广度，那么，对自己的轨迹进行一番咀嚼和反思，进而否定过去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则表现了一种历史的深度。

1993年7月13日，陈用志在全市上半年经济分析总结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总结讲话。就在这篇作为顺办字1993年第8号文下达的讲话中，陈用志提出要优化体制，理顺产权。

过去顺德介绍经验时，总是要说一说自己的“三个为主”。即：以国有和集体经济为主；以工业为主；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这三个为主曾经是顺德发展经济的法宝，也是顺德的骄傲。

但是陈用志代表顺德市委、市ZF所作的这篇报告，已经不再唱过去的调子，反而指出了“三个为主”的历史局限性。报告提出，要变旧的“三个为主”为新的“三个为主”——

从以集体经济为主，调整为以混合型经济为主，逐步提高非公有经济的比例；

从以工业为主，调整为以二、三产业为主，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从以骨干企业为主，调整为以“高”（高新技术）而“专”（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服务）的集团为主，逐步提高经济实力。

这其中的“以混合型经济为主”的提法，已经算得上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宣言。

这一番弃旧图新的选择和定位，表明顺德不想将自己束缚在旧日的展台上，开始反省走过的路，准备为历史的大书翻开新的一页。

《羊城晚报》的一个记者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1994，“珠三角”产权“革命”》，作为头条登在1994年7月号的《南风窗》杂志上。文章写道：

“有一个市，曾经以‘集体为主，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思路。ZF借贷投入，发展十分迅速。但现在却要用‘瞩目的成就，惊人的包袱’来形容目前乡镇企业的处境，而且正在为改变这一点而大伤脑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顺德。

隐去其名是中国媒体的惯用手法，一般用于批评性报道。它是中国“和为贵”哲学的体现，为当事者着想，留个面子。

如今谈及顺德，居然也隐去其名，可见社会对顺德当时的状况并不一定持肯定的态度。只不过人们不想伤害顺德。

顺德人自己并不讳言自己在“辉煌”声名之下的困境。记者们所掌握的材料，其实大多是从顺德人自己的口中掏去的。

1995年，在给省委、省ZF的一份报告中，顺德对近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弊端作了深刻的概括：

　

近十多年来，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发展经济，无论ZF或企业负责人，都把“上项目”放在第一位。投资上项目是政治需要大于市场需要，因而投资前的可行性报告往往成为”可批性报告”，投资热屡遏不止，“投资饥饿症”屡治不愈，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屡见不鲜。八十年代的风扇，一个镇搞，个个镇都搞，几乎个个镇都有风扇厂。在燃气具、灯饰、空调器甚至摩托车、汽车等项目的生产和建设上也有类似情况。

　

在总结了面上的情况之后，顺德不为自己留情面，进一步具体展示了由于这些弊端而造成的一些失败例证：

　

由于盲目投资，一些项目出世不久就夭折了（如裕华汽车厂、双马汽车）；一些项目由于技术质量不过关，产品无销路，投产之时就是亏损之日（如锦纶厂、丝毛混纺厂）；还有一些项目还在挣扎，生死未卜（如摩托车厂）。这个过程浪费了资源，使ZF背上了相当沉重的包袱，又使一些真正需要投资的重点项目难以集中资金建设……

今天来看这些昔日的风景，我们已经不再惊叹。

太多的投资失误的故事，反复搓揉我们的心，使我们变得麻木。那随处可见的大片大片空置着的楼房，像一堆堆泡沫折射着经济虚热的光芒。还有那些只搭起一个框架一副骨骼就人去楼空的“烂尾楼”，在慵懒的夕阳之下，呲牙裂嘴地述说着房地产业的兴衰和茫然，早已经直观地让我们为资源的浪费有过太多的长太息。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向最早的醒悟者投去敬佩的目光，并不妨碍我们向能够在声名的颠峰处看到脚下的裂缝且敢于否定自己的人致敬。

改革，就是否定过去。越是大的改革，越是对过去有更大的否定。

这并不是一件任何人都能做的事。因为否定过去也就是否定自己，而否定自己在我们这个特别重视宣传的社会里，往往要失去许多东西。　

但是一切的变革必须从否定自己开始。

看到“辉煌”下面所隐含的危机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仍有一个正视还是回避的选择。

或者直面以对；

或者漠然视之。

顺德人选择了直面以对。

对此，中共顺德市委常委周天明有一个很哲理的阐述，他说：

“能不能认识是一个方面，较容易；能不能正视是另一个方面，那就难了。但只有正视然后才会去找解决办法。”

然后他又很哲理地概括说：

“顺德最大的特点是敢于从现实出发，敢于面对现实。”

第一次见到周天明时，他还没有进市委班子，但早已是市委、市ZF两套班子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位子不可谓不重要。

周天明显然是那种ZF部门的秀才式人物，说起话来语调平和，但是有条有理。

我们的各级ZF都需要有这样的人，谨慎、稳重、仔细、忙碌，能起草文件和写材料，却不站在舆论的中心，不站在社会的聚焦点上。周天明大概正属此列。产权改革之初，顺德市委、市ZF发了不下于40份文件。周天明是制定这些文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对这些文件熟悉有加。时至今日，他依然可以随口如数家珍似的说出其中一些重要文件的全名、制定日期和主要内容。

关于“自我否定”的话题，周天明表现出长期在ZF部门工作而凝练的清醒和敏锐。他是这样说的：

“落后的地区否定过去比较容易，对上对下对历史对前任都说得过去。但顺德不同，顺德不是落后的地方，是先进，正是有有名气的时候，处于上升期。1992年邓XP南巡后，来看顺德的人络绎不绝，连政治局常委也来，接待工作忙得很。在这种情况下说自己不行，要有多大的勇气！1992年，省委书记也曾来顺德考察，知道顺德的经济发展状态很好，给以赞扬，现在你自己却写个材料说顺德不行，省委领导看了也不由吃一惊，感到突然。”

应该说，周天明是深谙我们时下ZF机构的运作方式和评估尺度的。他具体分析了顺德在筹划产权制度改革时的状况——

“从惯常的思维方式看，顺德不改也行。1990和1991两年国家搞宏观调控，但顺德的经济仍然以每年18－20％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也不断增加。”

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顺德的气派：烂船也有三斤钉。

所以他认为，当时不搞改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本届领导完全可以做太平官，过安稳日子，并且任内依然可以风风光光，因为以当时情况分析，顺德还可以在广东继续领先。

但是搞改革则困难重重。周天明说：“那是石破天惊，要冒撤职丢官之险。”

面对这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得失选择，顺德何为？

——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

纵观社会发展所走过的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前进的中心思想和第一推动力就是对现实的不满。由此出发，就有了寻求变革的冒险和努力。

如果顺德不是毫不犹豫地跨出了自己否定自己的改革之路，今天我们看到的顺德也就只是万千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市之一而已，顿然失去它在思想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光彩。

当然，那也就不成其为顺德了。

最后，周天明说了那次采访中唯一一段具有一些流行性官方语言色彩的话：

“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这种话做报告时好说，但真正遇到这样的问题，才是真正的考验。”

我想，这种考验不但检测责任心，也检测胆略。

关于“否认自己”这样一个话题，总让我想到一件往事——

1996年，由海南改革研究院出面召开了一次较高级别和档次的国际经济研讨会。

由于与会者中有不少外国学者，在开幕式前夜的预备会上，主持会议的、有很高级别的领导要求：大家在发言中提及中国不良资产的比例时，要统一口径。

当时，大家议定以20%为准。

但是有些人此时早已乘着夜色在椰树下的街边沐浴海风，也有人流连在海岛的灯红酒绿之中。所以，他们没有听到“打招呼”。

第二天，这些没有招呼到的人在发言中提到中国的不良资产时，不免任意发挥，或说是30%；或说是40%，不一而足。总之，是按自己掌握的数字说的，百无禁忌。

事情似乎失去控制。

幸好我们的翻译小姐训练有素，在口译时，毫不客气地将这些“不规范”的数字统统译成20% 。

于是事情圆满结束。

听众搞不清楚活该，谁让他们听不懂汉语的？

唯一的小岔子发生在一个台湾人身上。那是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个工作人员，既能听中文，也能听英文，所以，他对翻译小姐的表现很是奇怪，百思不得其解。

他向人打听是怎么回事，当然没有答案。大约最后是以“翻译水平问题”作结吧？

中国的翻译小姐的水平能差吗？这么大一个国家，什么人才没有？

其实只要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就不会对此感到奇怪了。

在世界面前我们要遮遮丑，要保留一点自己的小秘密，或者也算是人之常情，体现着一种内外有别。何况那些五花八门的数字来自不同渠道，外加几分臆断，本来就不一定可靠。

——当然，20%也不一定可靠。中国太大，中国人太不拘泥于事实，任何物事都可以为我所用，当然也包括数字。随便哪一级来个“差之毫厘”，层层累计到起来，其结果必然是“失之千里”。所以我们有数字不确的传统。这种不确，展示了我们的劣根性。

弃旧图新要从否定自己开始。有时候，敢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陷就决定了有没有新的崛起。

　

在报喜不报忧这种中国国情的文化大背景之下，顺德的敢于否定自己就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4:44

拆　庙　搬　神

改革，可以是狂飙突进；也可以是润物细无声。
顺德的综合改革试验在实质上是狂飙突进，它冲击的是一种由来已久且被奉为圭臬的“真理”，其结果必然像周天明说的是“石破天惊”。
但正是因为其狂飙突进的实质，顺德的综合改革试验小心翼翼，不事张扬，对外低调处理。
那是一次悲壮的远行，没有美酒鲜花，没有鼓乐和进军号角，没有新闻界的歌唱。
或许，它更像一次偷袭，掩旗衔枚，一路疾进。
1997年6月18日的《顺德报》发表了一篇大块文章《中国的顺德当自强》，这篇后来获得广东省新闻奖的文章这样总结回顾：
“整整五年，没有舆论的喧哗，没有大张旗鼓的助威。顺德人静悄悄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不过，尽管没有喧哗和助威，顺德综合改革试验的庞大气魄丝毫也没有受到影响。
　　在基层，改革的思路往往局限于某条线、某个部门，或者是某个单项，有时不免落得个小打小闹，或者只能触及皮毛。而顺德这次的改革却突破了以往的思路，着眼于综合性、全面性和整体性，围绕着建立市场经济的整体大框架去思考。再加上它的主动性，不是跟着上面动或者跟着别人动，因而，它有一种内在的磅礴气势。
前路苍茫，胜算未握。
但是目标不容改变，进军的阵容没有改变。

顺德的改革不负“综合”二字。其综合改革试验之车四个轮子一起推动。
这四个轮子是——
以转变ZF职能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以理顺产权关系为核心的企业改革；
以调整行政建制和组建股份合作今后机组织、推动农业产业化为核心的农村改革；
以社会化保障为核心的福利制度改革。
以这四个轮子为驱动，再加上财政、税收、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公安等一系列配套改革，顺德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各项事业体制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展开了一场革命。

顺德的改革是顺德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是顺德人经历过社会经济发展的风风雨雨之后的选择。所以，虽然就全国而言它具有超前性，但对于顺德自身而言，对于顺德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而言，它却是一场成熟的改革。
除了没有动员新闻界的力量之外，一切都按中国的传统模式展开：调查——动员——试点——总结——推广……
因而，尽管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尽管是“偷袭”，但是在实施之中决不急切切贸然行事，一切都有计划有部署，有先后之分，有缓急之别。
　　在四个轮子中，产权制度改革是核心。但是顺德的改革之剑最先指向的，却是行政体制改革。
许多报纸——包括《顺德报》——在报道同总结顺德的综合体制改革时，都是先说产权制度改革，后说行政体制改革。这是以轻重排列，产权制度改革是四个轮子之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它在社会心理的厚厚堆积层上碾下了深深的辙印。
但是如果以时间顺序排列，1992年下半年开始、1993年上半年完成的行政体制改革则可以算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前哨战。
这一场前哨战是革自己的命。

顺德的综合改革试验说到底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要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就必然要调整ZF的位置，形成适应这个体系运作法则的行政体制。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在他1990年末推出的著作《权力的转移》中指出：
“ZF和商业就像结婚已久的夫妇一样，终将具有对方的特性。如果一方进行了改革，我们应期望另一方也发生相应的变革。”
在该书《21世纪的ZF部门》这一节里，托夫勒认为：“革命性的新经济不仅改造了商业，而且改造了ZF。它是通过改变政治家和官僚们的基本关系，通过大幅度地重建官僚制度本身来完成这一任务的。”
在中国，旧的行政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显然与市场经济有许多不相宜的地方，必须改革。
而且，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这场改革的领导者自己都留恋于旧的利益格局，不能适应新的时代，改革必然无法推行。
因此，党政机构的改革先半拍摆到了顺德综合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上。

所谓机构改革，本当包括许多内涵，但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它实际上已经成为特指，就是指精简机构。顺德人将其戏称为“拆庙搬神”。
ZF规模的无限制增长似乎是人类社会的通病，这从各国的ZF开支可见一斑。美国联邦ZF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60年间上升了7倍多。荷兰、瑞典等国家的ZF支出在80年代曾接近GDP的三分之二。即使是被认为经合组织国家中ZF规模最小的瑞士，其ZF支出也曾接近GDP的三分之一。
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官僚机构的膨胀似乎更是一个常态。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尧统治天下时，他的衣食住行条件并不比看门的人好；禹统治天下时，要和百姓一起下田劳动，累得腿上没有完好的肌肤，连汗毛也掉光了。所以他们愿意让位给别人。但是后来的人即使只当个县令，他的子孙好几代也都有车坐了，因而要今天的人放弃像县令这样的小小官职也是　不容易的。
既然大家都愿意做官，官就不免越来越多。旧的机构就会越来越大，新的机构也就会不断地应时而生。
古人用“屋下盖屋，床下安床”来比喻不必要的重复。用这个成语来形容我们的机构设置，倒是有几分贴切。
机构的重叠、臃肿必然造成职责不清，大大降低行政效率，并且造成社会巨大的负担。因而，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几十年间，一直没有放弃与机构膨胀现象的斗争。几十年里，机构和干部的数字消消长长，传达着困难和决心之间的反复较量。
1998年春天，中国将精简ZF机构的改革话题又一次摆上了议事日程，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这又是一次艰难的起飞，就在北京召开“两会”的前夕，日本的《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中国的“三大改革”》的述评，认为中国ZF机构改革的阻力大于国企的改革。
精简机构之所以难，是因为它触及了原有的利益格局。
但是，精简机构是一个历史性任务，治国者决不能等闲视之。
据有关资料，中国吃“皇粮”者有3500万之众。这些人如果单独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数在全世界的排名当在前30名之内。

除了改革，我们别无选择。

还在1992年下半年，刚刚在招牌上将“县”字改为“市”字的顺德主动跳将出来，向党政机构臃肿的身躯挥动起刀子，
从行政序列看，“县”和“县级市”的级别是一样的，但是听起来的感觉可大不同。如今好不容易当上了“市”里的官，席不暇暖，却要搞精简机构，而且这不是上面的要求，是自己主动搞的，这就是顺德人说的自我剥夺，自己放自己的权，自己革自己的命。处于这个漩涡之中的人心情自然非常复杂。
但是个人得失在历史进程中微不足道，顺德的行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当时，顺德市有部、委、办、局56个，此外还有100多个临时机构。关于这些部门和机构的状况，顺德市委宣传部有一个材料概括得很清楚：

一是党政同设，如市委设农委，ZF设农办。有些部门职能上虽有党政之分，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是交叉重复的，如组织部与人事局，纪委办与监察局等。二是分工过细，如管理工业的就有工业局、农机局、二轻局、乡镇企业局。管理农业的有农林局、水产畜牧局、绿化委办公室、糖业办公室、饲料办公室。为了协调同类机构关系，就多设一个归口机构，比如经委就是工业归口机构，农委、农办是农业归口机构。三是政企混淆不清，如商业局、供销社等单位，既有行政管理职能，但主要还是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单位。　

这样的状况其实并非顺德所特有，它是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基本运作框架。但是顺德却不愿从众，要独自把它拆开重新组合，认为非如此则无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无法真正迈向市场经济。
说起来这本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事，下面的机构只需与上一级一一对应就是，但是顺德却非得自己弄一套。这当然充分体现了顺德的改革精神，体现了顺“不唯上”的行为准则。但是，一个小小县级市敢于并且能够自个儿动手把党政机构大卸八块，重新组装，这在我们的共和国恐怕只有20世纪90年代才可以想象。
此时，去中共十五大之后的机构改革已经为期不远。顺德人的尝试，除了展示出敢领风气之先的胆略之外，似乎也让人看到，中国已经开始形成有利于体制改革的氛围。
地火正在潜行，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烈。
但是跨出队列先走一步毕竟需要勇气，而勇气却同风险相伴。
顺德市市长冯润胜曾经对香港电视翡翠台的记者说：
“这样做，如果从法律观点来说，便是违法。但若从改革观点来说，就是理顺、衔接的过程。原来的机构，基本上是由国家法律定下来的，我们把它变革了，便是违法，若不违法，也是违反政策。但我觉得，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对现行政策和法律的一个突破。如果没有突破，便不是改革。”
这话是在1998年说的，在香港电视翡翠台的《铿锵集》栏目中播出。
其时中共十五大已经召开。
在十五大之前，也许冯润胜不会对传媒说这样的话，尤其不会对香港的传媒说这样的话，他一定宁愿把这一番话留在心里。

　　顺德的干部们常常以甘蔗为例，嘲笑旧的机构设置。
　　当时，小小一根甘蔗就有农委、农办、农林局、糖业办公室四个部门管。农委管计划和政策；农林局管栽培；糖业办公室管收获和运输；农办管数据统计。听起来有点滑稽，仿佛黑色幽默，但处在这个重复交叉的网中，那是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的。
　　又比如乡镇企业，自然受乡镇企业局领导，但同时也归口受农委管理。此外，在行业管理上，它又要服从经委，企业上等级、产品认证等等事项还得找经委去。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许多行政部门传统的职能已渐渐淡化甚至消失。比如农业部门，过去要包办农民的一切，布置该种多少亩粮食、多少亩经济作物，该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如今它的任务是政策引导和提供有关服务，显然原先的设置就不一定能适应今天的形势。
　　顺德大刀阔斧，对党政机构进行了新的排列组合——
市委办公室与市ZF办公室合并；纪委与监察局的人马合并，只不过挂着两块牌子；计委与统计局合并成计划局；文化局与体委合并成文体局。
此外，撤消经委、乡镇企业局，成立工业发展局负责工业方面的行政管理。新成立的农业发展局所取代的机构更多：撤消了农委、农办、农林局、水产畜牧局、绿委办、糖办、饲料办、农业基地公司等，而且与农村工作部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贸易发展局则取代了原先的外经贸委、财办、口岸办等机构。
顺德还对那些政企不分的机构进行剥离，将其转为企业或事业单位，原行政职能交给归口的主管机构，。如商业局将其原有的行政职能归口由贸易发展局执行，自己改为商业总公司，成为企业。
　　如此这般，顺德市的行政管理机构由过去的56个减至29个。部门内设机构减少了125个。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1200多人减至900多人。

　　“拆庙搬神”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但是没有引起震荡。
　　1997年10月18日的《顺德报》为我们记载了这样几个典型：
　

市农业发展局有位被精简下来的干部说，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为顺德服务。他愉快地离开行政单位后，与人开办了一家公司，生意越做越红火。

市成人教育办并入教育局后，精简下来的一位副主任和一名科员从“官场”愉快地分别到了供水总公司和盈建酒店。

市委办与市府办合署办公后，科室减少了，几位年纪较大的科长转为调研员，他们说，我们都５０多岁了，应将职位让给年富力强的青年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机关充满活力，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需要。

这段文字的“官方报道味”稍微浓了些，是一种时下流行的“新闻体”，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基本事实——那些被精简的官员们的去向。
　　我想，把事情说得轻飘飘，把那些被精简的人都说得自觉、愉快，不免有点片面，让人误以为精简机构很容易，一蹴而就。反而把改革的艰难和悲壮掩盖了。
我注意到，1997年秋天的《顺德报》已经把“四个轮子”中的行政体制改革单独抽出来，将其“改革”二字改为“创新”。而另外三个轮子则依然冠以“改革”。
多年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的经历使我对文字的摆弄非常敏感。我知道，如果不是非不得已，不是严重的“以文害义”，不论是写文章的还是做编辑的都舍不得破坏那种字词上的整齐排比。
这里面一定有社会的原因。
就此我问过《顺德报》的社长兼总编陈真泉，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也许，这种修改源于某种压力？
我相信，行政体制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
关于这一点，冯润胜有亲身体会。由于他主持撤消了乡镇企业局，将其并入经委，受到许多责骂。人们批评他是“乡镇企业起家的人，也是乡镇企业败家的人。”选人大代表时，不少人因此不选他，使他的名下离法定票数还差一票。后来ZF做了许多工作，他才得以当选。
当时有老干部打电话骂他是戈尔巴乔夫。
冯润胜的头有点秃，从头顶看，还真有点戈尔巴乔夫的味道。
冯润胜却说，正是因为改革的重重阻力才使他的头发越来越少的。

1998年，我曾就行政体制改革采访过当时的顺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曹裕江。
　　曹裕江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他在广西当过12年兵，参加过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据他自己说，当年一进部队就扛机枪，搞起野营拉练来十分艰苦，子弹袋磨破了腰，大腿内侧又红又肿。每日里一身臭汗，遇见老百姓时，人家掩鼻而走。但是也许就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如今的他虽然已经有些发福，却依然显得精干。
　　曹裕江关于精简机构的形容形象而干脆——拆你的庙宇，摘你的乌纱帽，搬你的办公桌。　
他说：“100多个科长、局长失去职务，打个括弧给你。”意即在名字后面注明级别而已，不再有相应的职务。
除了“拆庙”、“摘乌纱帽”、“搬办公桌”之外，顺德还有一个关于机构改革的说法叫“断香火”。意思是说，ZF职能改变了，企业不不必大事小事找ZF，你赖在那个神台上也没有意思。它表明了机构改革与ZF职能转变的相互配套功能。
　　曹裕江并不掩饰“拆庙搬神”的困难。他归纳为三点：
　　一是怀疑的心理。他说，这样的改革没有先例，力度那么大，能不能推行下去，就连我们自己心里也没底。
　　二是有一部分人有抵触。
曹裕江说：“改革是利益的再调整，是权力的再分配。所以总有人为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反对改革。”
他提到，当年成立文体局就有人反对，说文化和体育有文武之别，怎么能搞到一起？
两部合一，官员几乎要裁去一半，自然有人反对。
　　关于“利益的再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这样的说法，我在多种场合、从好几位顺德的领导干部口里听过。这种评点入木三分，但不属于正式的官方话语系统。它的频频使用充分表现了顺德人在思想方法上的单刀直入作风，令人不得不钦佩。　　　　
　　三是普遍有一种经济方面的担忧。，担心离开原先的职位之后不能维持原先的收入。
　
　　曹裕江也提到一些因为“拆庙”而向下挪动的例子，如武装部副部长到物价科当副科长，水产畜牧局党委副书记到农业发展局当副科长等。但他更多地谈到了顺德为保证拆庙搬神顺利进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所有下去的干部，均保留原先级别的浮动工资，即市里补贴的那一块。
　　所有下去的干部退休时均可保留原先的名分，享受原先级别的待遇，能提的则提一级。
　　到企事业单位去的干部可以在最初阶段保留原先工资，等到单位羽翼丰满时再转过去。
“下海”的干部，可保留干部身份三年。
如此等等。
　　这些措施的基础是钱。所以曹裕江说，改革没钱不行。
　　不过他认为这样的钱是应当出的：“因为这些干部下去不是由于工作能力不行，也不是犯了错误，而是改革的需要。”
　　这些措施有效地消解了“拆庙搬神”有可能产生的一部分负面影响。
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里，任何改革都需要支付成本。2000年初，广东省ZF的机构改革同样为分流人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保留原职务和级别待遇；按不同情况增加职务工资补贴、级别工资补贴、工龄补贴等。被选派参加培训或学历教育的分流人员，不但继续享受原工资福利待遇，其学习费用也由省财政负责。加起来，这应当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顺德不但有能力支付改革的成本，而且“拆庙搬神”之际，经济大形势比较好，“下海”的呼声挺高，对于“官念”较为淡薄的顺德人而言，就更为容易转过这个历史弯道。
　　所以有人评价说，顺德的“拆庙搬神”抓住了好时机。
　　但是，顺德的“拆庙搬神”之所以成功，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改革已成燎原之火，大势不可拒。顺德的改革更是骑上了飓风般的烈马，小小的沟沟壑壑根本无法改变它的进程。
就如曹裕江说的：
“不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至少要与市里保持一致吧？”
　　
　　顺德人津津乐道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就，还有一个突出内容，即“一个决策中心，五位一体”。所谓“决策中心”指的是市委常委会。“五位一体”是指市人大主任、党员正副市长、政协主席、纪委书记都是市常委会成员，常委会等于是五套班子的联席会议，一经决策，即成五套班子的共识。为了解决党政领导分工的重复和交叉问题，顺德又将全市各项工作在市委常委会统一分工，每项工作只有一名常委主管。
陈用志曾经就此对记者作过一个简洁而直观的说明：
“一件工作，有ZF的领导人参加，就不派党的领导参加。”
因为ZF的领导同样是党的领导。
　　这种布局后来又作了调整，变得更加符合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社会的需要，却没有否定顺德人的探索精神。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顺德采取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反映了顺德对效率的追求。

中共十五大以后，国务院开始精简机构。
此时，顺德的“拆庙搬神”已经是五年前的旧事。那些机构改革之后挂出来的新招牌，油漆已经开始呈现细小的裂纹。就连当年刚背起书包上学的孩子，如今也已经在说报考初中的事了。
　　1999年夏天，全国地方ZF机构改革正式启动，整体思路出台。这次改革要求省、自治区ZF工作部门由现有的53个左右精简为40个左右。经济不发达、人口较少的精简为30个左右。直辖市的ZF工作部门则由现在的61个左右精简为45个左右。按照中央ZF的要求，地方各级ZF系统现有的行政编制548万人，要精简50％左右。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这将是牵扯无数个人和无数家庭的社会大话题。
但它又是无可更改的时代命运。
朱镕基在7月23日召开的全国地方ZF机构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精简机构和人员是个硬任务。”
　　此时的顺德却早已跨越了这一步。“拆庙搬神”的结果与中央ZF所定的指标大致相当，只需要做些微调。
广东省人民ZF按中央ZF的部署，从57个部门中精简了十几个，人员压缩49.4%，并要求市、县的精简工作参照顺德经验执行。
当年顺德的“拆庙搬神”怀着超前的冒险性质，没想到历史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慷慨地给了它肯定性的定评。

超前，需要承受巨大压力。但是被动地等待来自上面、来自大形势的推动同样有巨大的压力。是在超前的压力中激发生命的能量，还是在被动的压力中努力前行？这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形态，得到的是两种不同的心理感觉。后者脚步沉实，功不在创造；前者历旷野罡风，但是笑傲江湖。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5:08

“父子”变“恋人”

对于ZF机关来说，“拆庙减员”是减肥。做手术去掉了一些多余的脂肪，就会变得精明强干，不再为自己的体重所累。
这其实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就曾经实行过的政策。当时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向边区ZF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毛泽东听取了这个建议，并在《为人民服务》这篇20多年后列入“老三篇”、成为“圣经”的文章里，将此作为虚心“纳谏”的例子，号召全党做到“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精兵简政依然是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需要我们作出巨大努力。
不过，几十年风云变幻，历史毕竟向前跨了一大步。
20世纪末中国有识之士关于ZF的思考已经不止于机构改革。
如果说精简机构是有关ZF“形”的改造，与此同时，顺德又开始了关于ZF“神”的重塑，开始思考ZF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位置和作用。
ZF职能的转变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话题。

一讲到ZF职能这个话题，中共顺德市委常委兼容桂镇党委书记邓伟根总会想起一件往事。
好几年前，顺德的综合体制改革结果尚未明了之际，邓伟根曾经接待过英国一个管理协会的总裁。
依照中国的惯例，主人先介绍一通本地的情况。
总裁听了很惊讶。但他的惊讶并不仅仅在于当地经济的飞速发展，他还惊讶于主人说话的本身。
他说：“在我们那里，市长不谈经济；你们却满口GDP什么的，说起来头头是道。”
这是赞扬还是揶揄？
邓伟根不无尴尬地说：“没办法，这是中国国情。”

其实，改变这种ZF与经济、与企业纠缠在一起的现状，正是邓伟根当时正积极参与的工作之一。
邓伟根生于1962年，是华南地区我们自己培养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曾任暨南大学校长助理，1993年到顺德挂职锻炼，担任市长助理，正赶上顺德酝酿改革，因而成为顺德产权制度改革全过程的参与者。1994年9月初，《顺德报》分两次刊登了他的《对我国企业产权制度革命的若干思考》，那是顺德第一次公开用理论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改革。在此之前，顺德一直不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个问题。就连《顺德报》也是直到一个月前的8月5日，才开始以“转制企业新气象”为小栏目名，刊发了三篇有关企业的报道。
邓伟根的文章是《顺德报》开辟“理论与探索”专版的第一篇文章，事实上，这个专版在这一年里只出现过两次，也就是说，只刊登过邓伟根这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却受到很大关注，在《顺德报》发表半个多月后，《粤港信息日报》以近一个整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接下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开放时代》杂志与《香港商报》也作了转载。邓伟根受到鼓舞，从这篇文章出发，写成一本28万字的《产权改革——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列入中青年博士经济学术丛书。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ZF职能的转变，邓伟根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认识。他深刻地看到，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理顺ZF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他以“父子”与“恋人”来比喻ZF和企业关系在不同时代的转化。
“父子关系”的说法来自科尔纳的短缺经济理论。科尔纳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内，ZF对企业实行的是一种“父爱主义”，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包揽了企业遇到的所有困难和麻烦。
“恋人关系”则是邓伟根的拈连。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说：“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如果离开ZF去研究企业的发展，可能不很现实。但是ZF对企业的支持应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发生质的改变。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是‘父子’关系；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政企关系恐怕是一种‘恋人’关系。”
ZF当父亲，也就是既当企业的经济主体和投资主体，也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但统收统支，统亏统盈，承担风险，而且成天跑项目、找贷款、忙应酬、搞推销，做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该管的比如城乡管理、公共设施建设等反倒没有去好好管，即使想管也没有精力去管。
说起产权制度改革之前的这种情形，顺德市的市长冯润胜很有亲身体验。
许多媒体都记录了他的感慨——
1997年10月11日，广东省体改委的《经济快报》记者在采访冯润胜时，冯润胜说：
“我当了三年副县长，四年市长，其实我是全市最大的董事长、总经理。我每分钟都是忙企业的事，招商呀、跑项目呀、搞推销呀。我时时在拍板，事事要拍板。不同意，怕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同意了，出了问题又是ZF的。”
1998年，在答香港电视翡翠台的记者采访时，冯润胜也说到这种情形：
“我又当市长，又当厂长、经理，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同外商合资办一个厂，讲话要我去，签约要我去，致贺词也要我去，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市长还是厂长、经理。”

但是相比之下，企业作为ZF的“儿子”，则活得过于潇洒。
由于所实行的承包制是负盈不负亏，企业盈利则兑现分配；亏损则由ZF负责，即老百姓所谓的“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贷；ZF负债”，所以企业的承包者为了取得分配，往往虚报利润，搞虚盈实亏。顺德就有两家镇办企业为了达到分配的目的，伪造盈利表象，不惜开具几百万元的空头支票。
用市长冯润胜的话说，这是“按胆分配”。
据顺德市委、市ZF的分析，顺德的企业除了三分之一“明亏”之外，至少还有三分之一“暗亏”，即虚盈实亏。
有一家工厂，早已资不抵债，亏损达3000多万元。但是年年填报表都写盈利600万元。
有一家企业的年报利润6000万元，长期戴着“先进企业”的桂冠，久负盛名。实际却亏损5000万元。
虚盈实亏是一种很独特的社会现象，它是产权不明晰的表现。如果产权是自己的，盈亏都的自己的事，那就大大失去了虚报的意义。
虚盈实亏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顺德这么一块小小的地方，甚至不仅仅是20世纪90年代初顺德改革时期的旧事。
1999年12月22日，许多人正在争执明年算不算跨入新世纪之际，国家财政部发布了第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据新华社当日报道，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据公告披露了100家国有企业1998年会计报表抽审结果。指出：其中有80%以上的会计报表失实。
有80%的失实率，我们的统计数字还能让人相信么？
具体例子如——
中粮黑龙江粮油进出口公司编制1998年会计报表时，本应按规定汇总下属32个单位，但是其损益表却只汇总了其中效益较好的5家。报表这一手“优胜劣汰”，顿使该公司由亏损3426万元变为“盈利”89·75万元，大步跨入盈利企业行列。
武汉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将关联企业——武汉烟草（集团）销售有限公司的税前利润50725万元全部转入本公司；同时将自己1998年的度的财务费用4153·25万元划给该销售公司承担。一进一出，使武汉烟草（集团）有限公司1998年的经营成果由亏损摇身一变，成为盈利14944万元。

由于不需要对公有财产的损益承担实质性的责任，许多企业的承包者不但不以亏损为意，而且花起钱来永远那么大方。
在顺德，有的企业连80年代的债也没还，却依旧风风光光过日子。
有一家镇办药厂，生产和销售均不正常，今年尚且不知明年的事，却毫不当回事地一下就买了可供10年使用的菊花，买药瓶也是一口气就买了400万个，结果全堆积在仓库里。
有的公司及经营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不顾企业的承受能力，动辄花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在外地赞助演唱会、选美等活动。
有的厂长想得更绝，以公家的钱开道，想办法用自己的名字去为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
亘古奔波于茫茫太空的行星当然不知道人间有这样一种命名法。幸亏人类的庸庸碌碌对于它的时空来说过于渺小，它一定感受不到。否则，它会向上帝控告，说人类在命名问题上有庸俗化倾向。
1781年，恒星天文学的创始人威廉·赫歇耳发现天王星时，曾经想以皇帝之名将它命名为“乔治之星”，但是遭到了其他天文学家的强烈反对。
小行星只是太空的纭纭众生，分配它一个俗名自然无碍太空秩序，权且为人类急剧膨胀的名利之心作一个发泄孔道。只是想到当年以皇帝之威尚且无法将名字写在太空，这事就不免给人一种世事恍惚的感慨。
我不知道如今的国外是否也流行这种命名，但是它至少在中国有市场。
在我所知道的范围里，江西就有一个木匠出身的今日富豪将名字锁定在一颗小行星上。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名字也与一颗小行星写在一起。袁隆平是科学家，为中国人的饭碗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影响了世界粮食生产的走势。据湖南的资产评估部门评定，“袁隆平品牌”的无形资产价格为1008·9亿元。与那些花钱换来的命名相比，摊到袁隆平名字的小行星一定会觉得幸运许多。
在珠江三角洲，我曾列席某成功企业纪念自己成立10周年的庆典。庆典盛况空前，宾客如云，几乎把小城的所有宾馆、饭店都占满了。入席吃饭的有如潮水，常常连管事的也不清楚某来者是何方神圣，不管先来后到，尽管坐下就是。这在当时就给了我一个赈灾搭粥棚的感觉，所花的银子自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那次庆典的内容之一就是宣布某新近发现的小行星以该企业命名。为此该企业还专程从南京请来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台长、小行星基金会理事长、小行星探索发现项目负责人及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规格不可谓不高。从“小行星基金会”之类的机构称谓上，我们或可揣测，当今社会关心小行星者不在少数。
我亲眼见到过那张小小的命名证书，实在不觉得它对企业的发展能有多大意义。即使在繁星满天的夏夜，老百姓中大概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在这庞大的星阵中有一颗小小的星，因某种原因以某种形式与某家企业联系在一起。更不可能有消费者因为这颗星的命名去喜欢一个品牌。
但是有人就作兴这个，想到太空去寻找满足感，并愿意为此花钱，甚至花大价钱。
这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许多企业的通病：巴不得可以用钱去买下所有能够扬名立万的东西。
在那些年头，人们甚至将亏空也要做广告的例子传播得津津有味，把它作为商战的典范。

其实老百姓对那些潇潇洒洒的ZF的“儿子”很有看法。
有一首民谣讽刺企业在ZF的庇佑下不在乎盈亏：

不管企业穷不穷，

每天喝得脸通红；

不管效益差不差，

要坐“奥迪”、“桑塔纳”。

有一首顺德民谣专刺ZF与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

企业有钱分晒。

缺钱向银行贷，

还债靠下一届。

出问题就走晒，

包袱ZF背晒。（“晒”为粤语的“完了”“光了”之意）

这首民谚流传很广，所以有不同版本。另一种版本是：

有钱就使晒（“用完”之意），

无钱向银行贷，

还钱找下一届。
下一届又说：

新官不理旧债，

还是去追上届。
最后还是ZF背债。

还有更简洁的版本：

有钱分晒；

无钱借贷。

亏本捂住，

出事走晒。

这些民谣都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之际的企业写照。
它虽然是用粤语说出来的，但是它刻画的情状却是全国通用式。
正是因为苦于这种状况的多年困扰，顺德的党政部门开始反省自己：该不该当这种“父亲”？
邓伟根的“恋人关系说”勾勒了ZF的另一种形象。他这样阐述：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企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追逐的‘恋爱’关系，当然这种关系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的关系。效益好的企业，如同靓女一样备受宠爱；效益差的企业，ZF恨不得尽快与之脱离关系。”

中共十五大以后，中国的思想解放又有新的深入。由国有企业的出路问题出发，明晰产权开始成为新的热点。ZF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问题顺理成章地受到关注。
如何为ZF的职能进行科学定位，如何对ZF的角色作正确的选择，这个问题不但是有关专家学者的兴趣所在，更成为ZF主管和企业界人士的兴趣所在。
1997年11月，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播出了记者在厦门的采访。厦门市的副市长叶天捷对记者说：
“我希望减轻ZF行政机关的工作任务。我很少看到有哪一个国家的市长还管什么企业的经营，几乎没有。”
这可能是较早对行政长官现行职能表示怀疑的公开言论之一。
中央电视台的那次新闻调查主要是采访资本运作、资产管理等话题，没有对ZF职能的转变涉及过多。但是接下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进入1999年之后，它成了当前的理论热点之一。广东的《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都专门请了专家学者上阵，或介绍这个问题的历史渊源，或评点我们当下的状况。
现阶段我们的ZF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行政长官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位市长的现身说法中去作一番感受——
据《中国市场经济报》报道，1999年3月13日，青岛市市长王家瑞曾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谈他当市长的感受。这位具有博士后经历的市长说：

出国和其它国家的市长一比较，才觉得中国的市长大不一样。先从风度上，荷兰、英国、比利时、法国、美国等一些大城市的市长都很健康，西装革履，挂着一个有市徽的重重链子——这是权力的象征。可是他们有什么权力呢？西方的市长兼市政局长、消防队长，就是不管工业、财政。中国的市长可就不一样了，权力可大了，市政、城建、财政、税收、企业、环保、计划生育等等，包罗万象，无所不管。这样的市长做起来有什么感觉呢？一个字：累；再一个字；苦。

……比较概括一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市长与西方市长最大的区别是，由于我们正处于经济转轨期，赋予市长的职责就是管了许多他不该管的事情，但又不能不管那些不该管的事情。管他不该管的事情，最后才能达到不管他不该管的事情。

这篇报道被《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等南北多家报纸转载，可见人们对中国的市长形象和职能甚为关心。
中国的行政长官关于自己的认识达到这一步，并为之深深感慨，这已经是一种观念的进步，一种现代意识的成长。
人们还记得，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属于政治社会，政治高于一切，经济臣伏于政治。谁要是强调经济，就很可能被归为“唯生产力论”，受到批判。所以在中国的贫穷岁月里，我们居然有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行经。
后来，我们终于发现了贫困的可怕。于是从70年代末开始，我们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带着巨大的热情，扑向经济建设的大海。
——全党都要抓经济。
——第一把手要抓经济。

历史的轨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回旋，划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但是这经济怎麽个抓法，其实大有学问。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主张尽力缩小ZF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中，ZF的职能只有三项：保护本国不受侵犯；保护社会成员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建设和维持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他将ZF的职能形象化为“守夜人”。
但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人们重新思考ZF的角色定位，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西方国家开始干预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作为凯恩斯理论一定程度的体现，“罗斯福新政”使列宁说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去，反而有了新的发展。
1965年，凯恩斯已经离开这个纷纭的世界20个年头了，当红的经济学家你方唱罢我登台，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美国的《时代》杂志还将凯恩斯作为封面人物，并撰文说：“这位英国人的观念是如此具有创见性和说服力，以致他现在同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一起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中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凯恩斯主义持否定态度。
我手边有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出版于1982年。其时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经走过好几年历程，但是该书依然称凯恩斯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并对他的理论作出如下评价：“1936年发表他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和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生活等主张，企图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但是谁也不可否认的是：凯恩斯主义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命运。
中国可以承认西方的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爱迪生；可以承认西方的艺术家，比如惠特曼、海明威，就是不愿意承认西方的经济学家。
因为经济政策是为ZF服务的，我们赋予经济过于浓烈的政治色彩。
因为我们不认为经济有多大的学问，相信自己可以像指挥战争一样领导经济建设。
一直到1989年版的《辞海》，我们依然将凯恩斯定位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很多人不知道，凯恩斯曾经与社会主义有缘——多少反映着凯恩斯思想的“罗斯福新政”由于积极干预并计划经济，曾经被它的反对者强加了一顶“社会主义的政策”的帽子。
意识形态对经济的渗透真是无所不在！
尽管我们在理论上排斥凯恩斯主义，但是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强大的行政力量去影响经济的发展进程。
从国家干预这个角度看，我们的计划经济比凯恩斯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甚至已经不属介入和干预，而是自始至终的全面操纵。
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从自由放任而国家干预，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渐渐转向有限竞争与部分干预结合的时候，我们的ZF却一直以一种全能ZF的面貌出现，始终居于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扮演着“中心人”的角色。
于是，我们的市长所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ZF的职能日趋扩大。
因而就会有青岛市市长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一番感叹。

1999年8月17日，发生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件事引起了市民的关注。
那一天，市民们在《长江日报》第七版上，看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份执行公告。公告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九九九‘执行年’的工作部署和中央政法委关于开展执行工作宣传周的精神，为维护法律尊严，加大执行工作力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现将本院依法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中，长期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及其所欠债务数额公告如下……”
老百姓本来不会对这种事感兴趣，除非他本人与这些经济案件有关系。但是8月17日这天，却有好些人传阅载有这份执行公告的报纸。据说这张报纸当天卖得十分抢手。

这是因为在曝光的赖债者名单中，有湖北省鄂州市市长、武汉市江汉区区长以及汉阳区的一个乡长。
当然，市长、区长和乡长并不是自己借了钱没还。
鄂州市市长是因为下属企业的一笔坏账。
江汉区区长也是因为下属公司欠债不还。
那位乡长老兄则是由于乡ZF为一家地毯厂提供贷款担保，而那家地毯厂无法偿还这笔贷款。
老百姓关注这件事，因为它似乎与“刑不上大夫”有点儿不同，因而充满新鲜感。。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可以感受到：ZF之所以陷入这种境地，其实正是其角色模糊、管得太宽造成的。”
就像鄂州市市ZF的一位副秘书长说的：“这是体制上的问题，下面的公司那么多，ZF怎么管得过来！”
鄂州市的女市长则认为，曝光的做法有损ZF形象。她说：“法院应该维护ZF的形象，怎么能为了一个小公司的债务损害ZF的名誉呢？”
这位市长关于权与法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些拎不清，但她确实在为这件事苦恼。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ZF职能的定位能够清醒一些、准确一些，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那么，这种事情还会发生吗？女市长的芳名还会被写在法院的执行公告上吗？
看来，尽管ZF职能的改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但是这种状况的改变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顺德的情形——
1995年，在ZF机构设置调整基本完成之后，顺德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出发，结合公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着手重新设计和规范ZF职能。顺德市的各级ZF在强化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的同时，开始从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如果需要直观一点，我们可以找个例子。乐从镇的家具城就是这种新模式的一个缩影，人们可以在那里细细领略机构改革后的顺德风采。
乐从镇的所谓家具城，是一个长达5公里的家具市场，号称全国最大，已经成为顺德经济的一个支柱和品牌。它共有1000多个铺位，400多个厂家，3万多从业人员，年销售额达到10亿元。在广州，常见得到报纸的家具、装修版向市民介绍怎样赴乐从买家具。广州的机关团体和个人买办公室桌椅、家具，常常慕名驱车奔向乐从，在那里被望不到头的家具店弄得眼花缭乱。令人慨叹的是，乐从镇的家具市场形成了真正的市场体系，就在这万商云集的繁华之地，竟然没有ZF机构的影子。商会的会长充其量也只是镇里聘用的一名退休干部。所有的经商者只在关乎规划、安全、咨询、出租和税收时才需要与ZF接触，其它一切均按经济规律办，但是进行得井然有序。
2000年底，乐从镇又在北区建了一座新的家具城，还建起了一个国际家具博览中心。这两个项目的投资都在三亿元以上，资金全来自民间，ZF依然只是修路建房，搭起舞台，协助商家选址、办证等，在投资环境方面下工夫。

同样是当市长，坐在转制之后的顺德市ZF大楼里，冯润胜倒是显出一脸的洒脱。
早在青岛市市长王家瑞踏上北京大学的讲坛作那一番感叹之前，冯润胜就已经在产权制度改革之中跨越了这个阶段，成为另一种形象的市长。
1998年，初步完成从企业事务中“大撤退”的冯润胜神情安逸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不免有些志得意满地对香港记者说：
“过去当市长，该ZF做的事没去做，反而做了不少该厂长、经理做的事。现在我却是堂堂正正做市长的工作，不再是从前那样几不像。”
他还说：“如今ZF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已经同以前不一样，以前一切都直接参与，现在是做红娘，做主婚人。”
1999年夏天，冯润胜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又自称是“潇洒市长”。

那天，冯润胜在办公室同记者聊了3个小时，其间只来过3个电话。
冯润胜顺势就此现象发了一通议论。
他告诉记者说：“过去一进办公室就是谈项目、谈资金，没完没了；回到家，追来的电话还是谈项目、谈资金、谈减免税。现在情形不同了，电话减少了三分之二；上门找的减少了八九成；公务上家的少了一半。双休日可以陪陪家人，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有当市长的，办公桌上都有两面小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它代表着ZF的尊严，也隐喻着ZF的权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关于ZF职能认识的加深，插在冯润胜办公桌上的那面国旗已经有了新的含义，开始向人们显示着ZF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的内涵。

2000年11月，顺德承办了全国城市ZF职能转变研讨会，全国有几十个城市的市长以及上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到会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一级的人物。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铁臻教授在会上肯定了顺德市ZF的一些做法，他说：ZF职能转变的核心是限制权力，增强ZF行为的透明度，加强法制管理。哪个地方的ZF做得好，那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就快，面貌的变化就大。
冯润胜也作了大会发言，向与会者报告了顺德人关于ZF职能的认识，他说：
“ZF职能转变的一个核心问题是ZF不要与民争利。ZF把市场还给老百姓后，致力于营造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公平发展的市场环境和健康优美的生活环境。”
在官本位社会，要想真正转变ZF职能，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顺德的市长是不是真的如冯润胜所自诩的成了“潇洒市长”，也还需要历史的进一步检验。但是，一种关于ZF的新的观念像藤蔓一样正在成长、延伸，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话题之一。
ZF的产生源于民众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但是在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是ZF的管理功能得到了强化，有时甚至越过了合理的度，服务功能却相对不足。ZF职能的转变就是要对这种现象加以调节，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复兴市民社会中去，大幅度削减ZF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众以创业的自由。
在珠江三角洲，人们对ZF与企业的关系已经有了新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认识。如中山市小榄镇的镇长有一个比喻：过去是ZF办企业，ZF是水，企业是鱼；现在进入市场经济，两者之间的位置正好互换，轮到企业是水，ZF是鱼。只有企业发财了，ZF税收才会增加，社会才会发展。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呼唤，一个更和谐更合理更有利于发展的社会分工结构正在挣扎着浮出水面……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5:51

靓女先嫁和安乐死

春天开的花朵是为秋天的果实做准备。
随着行政机构的改革和ZF职能的转变，顺德的综合改革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终于触摸到改革的核心——所有制问题。
正如北京一家大报关于顺德改制的述评文章标题所说的：“改到深处是产权。”
　
面对“辉煌”与“沉重”的巨大反差，1992年夏秋之交，顺德就在北滘镇悄然开始了转制的试验。最先与镇ZF签署转制合同的是北滘建筑公司，时间是9月。
北滘镇是冯润胜多年担任镇委书记的地方。据冯润胜说，80年代的北滘镇实行的是最彻底的计划经济，私有经济根本就不存在。如今顺德的转制从那里起步，显得别有深意。
1993年6月7日，顺德市委、市ZF以讨论稿的方式下发了《关于转换企业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试行办法》。
7月13日，顺德市上半年经济分析总结会议召开，陈用志在会上提出“优化体制，再造体制新优势”的动员。他在总结时所作的长篇讲话全部围绕着转制展开，是这个“试行办法”的阐述。
很显然，顺德产权制度的改革可以追溯到这个共有28条内容的“试行办法”，它在顺德的综合改革进程中具有开创性和决定性的意义，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起点。
这个被顺德人简称为“二十八条”的文件，成为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宣言。它的出台就像拉起了一道水闸，一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深远影响的改革波涛就从这里涌了出来。
它有两个新的提法引人注目：
一是号召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提出要建立一个“产权明晰、贴身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充满活力的企业发展模式”。
二是提出要形成“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型经济格局”。
这是一个全新的思维架构，引发的震荡可想而知。
在陈用志的讲话里，也充满这种震荡的力度。比如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我们亿元以上的企业都能够与国际上一流企业嫁接，转让了51%以上的股份，我认为我市的转换机制就已经奠定了大局，这个改革就肯定必胜。这是上上之策，一定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直到今天，我们在合资或合营时还有不少人主张坚守51%的国营股份。在1993年，陈用志这种话真有点大逆不道的气味。
当时，《顺德报》还没有创刊，因而没有震荡的现场记录。但是，1997年9月，《顺德报》组织了向中共十五大献礼的系列报道，其中9月6日关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报道这样追忆：

      开始的几个月，各镇大会小会地开，有轰轰烈烈，也有走走形式。着急上火的夜不成眠，饭难下咽。一位镇党委书记对记者说：“全镇公有企业摸清家底后确实负债惊人，非改不可，但改革的压力和困难憋在心里，有苦不能说，还得咬紧牙关干！”那阵子“压力变动力，有苦自己知”成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各级领导开会见面，沟通心灵，相互勉励的代名词。

报纸在政治风向已定的大背景下说当时情况，不免多一些亮色。实际上当时也曾人心惶惶。
对此，周天明是这样评说的：
“转制是一场社会运动。转制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都不亚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转制触及每个人的钱包。”
其实就从陈用志在那次经济分析总结会议上的讲话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的种种思想波动：

      从目前情况来看，有的干部、群众对优化结构存在“三心两意”。“三心”：一是伤心，认为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财产要转为股份，分给私人，有惋惜情绪；二是忧心，忧心转换体制后个人的出路，过去习惯于公有制下平平稳稳过日子，忧心转换体制后，工作、生活无保障；三是担心，对转换体制缺乏信心，担心转换体制后，会失去顺德的优势，对前途感到担心、悲观。“两意”是：既意识到现有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优化体制不行，但优化体制又怕搞乱，拿不定主意。

尽管如此，顺德转制的方向已定，“三心两意”并没有影响它的进程。
第二年的3月1日，中共顺德市委和顺德市人民ZF以1994年第四号文件的形式，下达了《关于转换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若干规定》。它是“二十八条”的完善和定型，是改革思路走向成熟的表现。
通过半年多的实验，原有的28条已细化、补充、扩展为这个“规定”的33条。
这两者之间还曾有过一个《关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作为28条与33条之间的过渡和衔接。一条延伸线展示着顺德所走过的路，记录了顺德转制思路的发展历程。
“三十三条”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以正式文件的方式肯定了产权制度改革在顺德的合法地位。
这份文件的基本精神是：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积极稳妥地对现有企业进行资产评估，界定产权关系，大力推行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型经济，实现机智的转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化企业制度，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
文件具体分为六章：
一、资产评估和产权界定；
二、转换机制，优化结构；
三、转化机制中企业的财务处理；
四、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五、建立社会服务体系和监督机制；
六、转换机制的配套政策。
这份文件不但是一份纲领性文件，而且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
比如它的第五条规定，在资产评估、界定产权之后，企业可采用五种形式转换机制，并对这五种形式作了具体说明：
1. 中外联营。产品市场前景较好，规模较大的企业，可通过向外商让股，实行中外合资合作，尤其是要和国际大公司联营，引进资金、技术和市场。
2. 股份经营。把企业的部分股权出让给国内企业，实行股份合作；或将企业的部分股权出让给私人，降低公股的比例，实行公私合营。
3. 公有民营。把企业的经营权、房屋建筑物、土地及无形资产的使用权出租给经营者、骨干或职工，实行公有民营。承租方须按所承租公有资产中房屋建筑物几及土地资产总额的5%—10%缴纳资产占用费（租金）。如承租方在承租期满后，按现行市值赎买资产的，要缴纳10%的资产占用费；在赎买时重新评估，按赎买时的市值赎买资产的，应缴纳5%或略高一些的资产占用费。企业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设备及流动资金由承租方进行赎买，原则上分三年赎买完毕，实行赎买经营。
4. 转制经营。对亏损、微利的企业，实行兼并或拍卖，转制经营。
5. 新上及在建项目，要控制公有股的投入，尽量吸入内外资本和民营资本，让股让利，发展混合型经济。选扩转制具体形式的原则，应优先中外联营及市外联营，重点推广公有民营及赎买经营，控制公私合营。

从28条到33条，流光越过了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春天。
就在这个秋天和春天的转换之中，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在企业星罗棋布的顺德大地上，一个个转制的故事向社会也向历史叙述着顺德人的尝试——
龙江镇的顺德啤酒厂是一家以西德设备武装起来的企业，年产啤酒上万吨。转制时，该厂的总资产为2.5亿元，听起来还是很有派头很有实力的企业。但是实际上，像当时许多看似风风光光的企业一样，这家啤酒厂的负债数目超过了总资产，已达2.6亿元，早已资不抵债。而且由于设备老化，质量不稳定，它的经营也陷入了困境。
顺德啤酒厂的转制形式是：向香港生力啤酒有限公司出让80%的股权，组建中外合资的生力啤顺德啤酒有限公司。
转制使顺德啤酒厂脱离了困境，吸入的6480万美元外资偿还了到期的一亿多元人民币借贷，并对企业进行了改造和扩建，改善了经营状况。产量从年产5吨上升到13万吨，目标是30万吨。
从此，ZF可以不再为啤酒厂操心，不但卸下了一个包袱，而且每年可得到税收5500万元。
一些小型的企业则走了另一条路。
勒流镇的环球风扇厂名字不小，但是企业并不大。按照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它转制为民有民营。其资产与债务相抵，尚欠2407万元。通过拍卖，回收资金2100万元。
桂洲镇的石油气炉厂也是一个小企业，评估认定其资产净值仅62万元。在转制过程中，这家厂被列入赎买经营的名单。厂内厂外共有三拨人希望得到它。通过公开竞价，这家不甚景气的小企业最终依然落在一直与它休戚与共的原班人马手里。原先的厂领导班子率领322名员工合股，以200万元夺得赎买经营权。
看起来，厂还是那个厂，人还是那些人，但是那个厂已经不再是ZF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ZF与它脱离了“父子关系”；而同样的那些人则由于产权的改变，成了企业的真正主人，精神面貌随角色的推移进入新的领域，因而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以200万元去争夺评估为62万元的厂，这个现象发人深省。
从理论上说，这个个案不能排除评估偏低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这家企业真的没有潜力可挖，没有焕发青春的可能，谁会情愿用200万元去搏那个“偏低”呢？
显然，转制是一条界限，预示着生产力的提升。
这种提升与产权制度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关系。

顺德产权制度改革曾经有两个焦点：
一个是德胜电机厂，它是顺德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成功典型。
每当记者来顺德采访产权制度改革的情况，总能听到人们谈起德胜电机厂，总有人提议让他去德胜电机厂走走。
另一个焦点，是曾以生产分体式空调器而闻名全国的华宝集团。与德胜电机厂的顺利转制相反，“华宝”的转制酿成了一场大风波。
所以，很多顺德的干部对“华宝”的事缄口不谈。
这两个焦点相反相成，共同揭示着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丰富内涵——奔流与旋涡交融，光荣与风险共存。
成败之间也许只隔一条偶然因素编织起来的细线。
因而我不得不专门去关注这两家企业，去寻找散落在流水线上和写字楼里的回忆，聆听当年潮起潮落的呼啸和叹息，以舒展改革进程中层次丰富的巨大画卷。

我第一次到顺德电机厂已是1998年2月，它仍栖身在历经30多年风雨的旧楼里。
进院门之前我就见到临街兼起院墙作用的一排平房，其中一间是厂医务室。它有前后两个门，一个向着院里；一个向着大街。向大街的门是新开的。
电机厂转制后，对后勤部门进行了改革，车队卖给了私人；幼儿园的老师都是车间里干不了的人，能力差，为了不误人子弟，幼儿园干脆停办；食堂是企业垫钱最多的单位，也是每年职代会批评最多的单位，采取了承包出去的方法；医务室也承包了，对外开放，所以开了个门向着外边，成为改革的一个显性标志。厂里规定其药价只能是大医院的80%。
顺德电机厂是1960年建的地方国营老厂，相当于ZF的局级，有上千名职工。1994年实行股份合作制，资产评估为7530万元，除去烂帐、员工医疗和养老保险、员工福利股等，新组建的顺德市德胜电机有限公司须用6600万元向市ZF购买产权。原厂长谢建雄等8个发起人以企业内部股方式认购了其中的30%以上。
党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欧阳振金给我详细介绍了转制之后企业的一系列改革，如实行新的分配方案，拉大了收入的差距；如将原先机关的各部门全部并成一个办公室，由20多人减至8人，除打字员之外，人人兼职；如人事制度的改革、管理制度的改革、福利制度的改革等等。他说过去磨破嘴皮也很难让工人加班，现在只要有订单，积极性就上来了。微电机车间曾有半年没休过一个周日，晚上也加班，工人说：“宁愿做死，不愿坐死。”
转制之后的顺德电机厂生产和效益都蒸蒸日上。欧阳振金复印了《人民日报》、《南方周末》、《电机工业报》、《电机行业快讯》、《广东科技报》以及《顺德报》的有关报道给我，让我感受社会对这家企业转制的充分肯定。
《南方周末》文章的标题是：股份制三年等于三十年。

我更关心的是处于转制急流中的顺德人。
所以第二次去，跟谢建雄约好见面。
谢建雄是1953年生人，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即到食品厂参加工作，做酱油，做辣椒酱。1970年入电机厂时，才十六七岁，当时厂里只有百余人；1973年当兵，在部队当电工；1977年从部队回厂，当过团委书记和车间党支部书记；1985年以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考入省委党校大专班学管理，并开始担任党委副书记；1987年当副厂长；后调到市轻工集团公司担任副总经理；1993年3月回到电机厂当厂长，次年电机厂转制。
让他从轻工集团公司回电机厂，应该是顺德人为电机厂转制而部署的一着棋。
谢建雄笑起来眼睛眯眯的。他给我的印象，一是开朗，易接近；二是有一定的凝聚力。
据他说，在长沙当兵时，他曾经通过电话电报，让三湘四水的顺德兵星期天相聚省城，最多时有20多人。他说如今他的家中依然常常高朋满座，太太总要著粥或煲凉茶招待大家，多的时候也有20几人。
也许就因为这种感召力量，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德胜电机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谢建雄为转制拿出了150多万元。董事会成员最少的也出了90多万。谢建雄说，妻子支持他的行动，但是他没敢告诉老母亲。他说他的这笔钱大多是借来的，属于自己的不到10万。
其实问钱的来历不必要也没有意义。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怕不怕当资本家？
他说：“我只占10%股份，算不上资本家。”——算不上正面回答，对资本家这个词本能地绕着走。
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怕不怕形势反复？
他说：“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多。我出生以来看过许多风雨，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树立了一个信念，认为不论谁当政都不可能倒退，经济工作总是中心。十五大一开，我就更放心了。”
但是他也承认，投资接收这厂与赌博有些类似。
他说：“有文化有知识的没这个胆，原先的厂级领导中两个大学毕业的犹豫很久，不敢参与。对我支持最力的两个都不是大学生。原因是什么我现在还不明白。”
——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尖端的难题。有时候，革命需要的不是周密的思考，而是断然的行动。
谢建雄有几句流传甚广的名言
“花钱买了机遇和风险，也买了压力和动力。”
“花钱买了真正的自主权和约束力。”
“搞得好起楼；搞不好跳楼。”
他解释说：“以前说放权，假的，没落到实处。如今ZF真的一点不干预，人财物、产供销，全归我管，权力很大。但是电机生产行业从90年代初滑坡，我们能不能上去，很有压力。抉择是痛苦的，因为一班人跟着我，后面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我的责任很大。另外，这家厂要是在我手上垮了，我就是历史罪人。要是搞不好，就只有跳楼了。”
这种心理压力使他对员工的期望甚至到了苛求的地步。他对员工们说：“不论你们做得多好，在我看来都是不够的，我还可以指出你们的不足。没有百分之百的满足，我对自己也一样。”
这种话，旧产权体系中的厂长经理是不会说的。他们没有这样沉的心理压力，犯不着对职工严厉如斯。
关于转制，谢建雄说：“应多考虑企业本身行还是不行，生产力有没有发挥。企业在社会主义宪法下运行并照章纳税，别管姓什么，要是现在还在姓公姓私问题上纠缠不休那就完蛋了。国有资产的概念要改变，即使70%的企业私有，在全国资产中还是少数，我们还有非经营性的和资源性的资产没有统计进去，比如矿山、土地，包括ZF的大楼等。如果ZF需要，不管什么场合，面对什么人，我都敢去说一句——这个转制是对的。”
由于转制后企业效益良好，一度跃居全国同行业第一，谢建雄目前已不再为“跳楼”两字忧心。面对这位获得初步成功的企业新贵，我问到家族经营的问题。
那年，谢建雄的儿子17岁，高中二年级。谢建雄说：“我不搞家族制。儿子也表了态，不来我企业工作。他的性格跟我一样，不靠别人。”

我还单独约见了电机厂排名第10的购股人。他叫廖国强。
廖国强16岁进厂，做了14年供销工作，是普通员工。转制时，他投了7.7万元。他跟我说：“不多，不到1%。”但是接着又说：“虽然比例小，但是厂里赚100元，我差不多就可以赚一元。”他说自己在外头买原料时讲价非常认真，尽可能为企业节省。他明白每节省一点自己都是受益者。
排在廖国强的前面有9个人，其中8个是谢建雄及他的发起人伙伴。廖国强告诉我，第9名只比他多几千元。他说他后面是“一溜中层干部”，言辞中有点自豪。不过，我听别人说第9名也是个工人，买的股份是20多万。
我问廖国强怕不怕政策变，他说不会变。
“我们生活在珠江三角洲，看得多，包括看港澳也看得多，容易接受新事物。再加上我的工作见的世面也多，我相信转制的方向是对的。”
在他的描绘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初交第一批款时的情景——
首期要交2200万元，银行分三天开车上门收。那是混杂着兴奋、期盼、疑惑、摇摆的三天。因为可买可不买，人性中的审慎天性和几十年形成的思维方式被突如其来但只是期货的机遇狠狠折磨。大家大包小包鼓鼓囊囊地装着钱也装着不同的心情来到工厂。有些人胆小，不敢买，尤其是技术部门的人。办公室一个30来岁的女的，钱都带来了，听听各种议论，又不买了。
廖国强原计划买7.1万元，但是看到一个准备调离电机厂的人在犹豫，就花10000元把他的6000元份额买了下来。他甚至要求那些不愿要的人先用他廖国强的名字买下，年底按130%偿还，大概廖国强手头正紧，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现钱吧？但他说想多买不是图多点分红，是想进入董事会，“多知道点厂里的事”。
当年年底分红，没买的人就有噬脐莫及的后悔，因为年初没买并不是拿不出钱，而是拿不出勇气。有几十个人当即要求加入股东行列。
同事们开始戏謔地叫廖国强“大股东”，过年时闹着让他发红包。十元八元的，他也就给了，估计他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他说自己的投资已经通过分红全数收回了，尽管作为总经理的谢建雄和副书记欧阳振金都只是说“开始收回”，我还是宁愿相信廖国强这位“大股东”。
后来我还在流水线上问过几个女工：那些大股东的分红比你们高出许多，你们心里有没有不平衡？回答是：没有。她们说，大股东不但投入大，而且压力大，风险大，操心多，多得是应该的。
我问廖国强对董事会这几年的运作有什么看法。他表示基本满意，只是觉得新厂的规模太大。
谢建雄已经脱离了跳楼的险境，新的电机厂马上就要搬入占地9万多平方米的新厂址。那里原是顺德重型汽车厂筹建办的地盘，作为盲目投资的牺牲品，重型汽车厂的项目已经终止，谢建雄将地和建筑物一古脑买下，加以重建，实现了转制时“起楼”的愿望。
沉舟侧畔，病树前头，盲目投资的废址营养了新的希望。
再次去电机厂，就是在新的办公楼里采访了。新厂宽敞气派，旧厂不能与之同日而语。

比起顺德电机厂的正面效应，“华宝”的负面效应要强烈得多，因而我不得不在后面立专章写“华宝”风波。
但是不论有怎样的飞短流长，不管有多少沟沟坎坎，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脚步始终没有迟疑、彷徨和停滞，它执着地按照顺德市委、市ZF的设想全面铺开，梯度推进，终于形成大势，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顺德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热点。
1994年第9期的《南风窗》报道：至1993年底，顺德有“163家市属和镇办企业转换了机制，变为中外合资合作（30家）、公私合营（14家）、公有民营（90家）、拍卖（29家）等性质。在转制企业中，工业企业为91家，占顺德全市市属和镇办工业企业的30%。”
1995年5月22日，中共顺德市委和市ZF向省委、省ZF发出的《关于顺德市企业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说：“全市镇以上转制的企业共有884家，占了市、镇企业总数的88
.3 % 。转制后，ZF独资企业94家；ZF控股企业48家；ZF参股企业21家；ZF不参股经营，靠租赁物业收取租金的企业331家；企业全体或大多数员工集体持股的集体企业235家；企业经营者（包括少数员工）持股的企业249家。”
1997年8月26日，顺德有一个对外宣传材料《顺德市综合改革情况综述》，其中提到：“到1995年底，原市、镇两级1001家企业中，由ZF独资经营的94家，控股经营50家（含上市公司3家），参股经营21家，股份合作经营235家，合伙经营249家，租赁经营331家，停产21家。”
1997年10月18日的《顺德报》特刊说：“至1996年底，市镇两级的1001家国有、集体企业全部转制完毕，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型经济格局初步形成，其标志是：已转制的企业中，ZF独资、控股、参股的企业有163家；企业全体劳动者或大多数员工持股的企业566家；企业经营者持股和拍卖兼并的企业272家。公有股所占比例达62 % 。”
这里所分别引用的1993年至1996年四年的数字，大致勾勒出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轨迹。
四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只不过历史发展的一瞬，顺德却走出了极其艰难而又极有深意的一步。
我们当然不能单凭数字来说明问题。数字只是量的显示，它不表明质量。1001家企业，多种多样的转制形式，谁又能够妄言成功、包办成功，能够断言没有隐患、没有反复呢？
但是，脚步虽然纷纭杂乱，甚至不排除有偏离、有迂回，总的方向却是坚定而一致的。

1995年春天，我去顺德采访。
那是一次随机性的采访，没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但是很快就被引入了关于“转制”的磁场。
当时转制之风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不管走到那里，所遇到的话题总离不开转制。
有一个产值超10亿元的企业老总这样给我分析：
“估计转制企业有20% 比原先更好；有30% 维持原先水平；有50% 的状况比原先更差。”
他认为原因在于：转为民营之后，企业的承担风险能力下降，因而信誉度下降，造成银行贷款困难。
确实，有些企业经营者已经签过合同，甚至经营了一年，却又反悔。比如顺德酒厂的租赁者就提出要撤回合同。
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些是因为企业的经营者当ZF的“儿子”当惯了，无力独自驾驭市场经济的风浪；有些则是因为签约转制时未能预见到的一些问题，比如顺德酒厂就是为增值税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而苦恼；还有一种原因是民营企业在银行的信誉度不够，贷款困难。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自以为见共产党的事见多了，什么事情先应承下来再说，搞不了扔回去就是。这种想头主要发生在租赁经营的人身上。
不过我相信，尽管有这些现象的存在，这位老总关于转制企业形势的比例划分仍然只是他个人的揣测，带有较强烈的主观色彩，并不足以作为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评价。
而且，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有一个咀嚼过程和消化过程，刚刚转制的企业也需要磨合。尘埃未曾落定，就来匆匆评判和总结这一场匝地而起的风暴，似乎为时尚早。
但是任何一次挺进都应当有阶段性的反思。
当时，转制推行了将近两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快速展开；同时，也已经数度受到来头不小的批评。
也许因为知道改革之路充满艰险，担心夜长梦多；也许希望以既成的事实说话，不愿意羁縻于事前的研讨论证，顺德似乎希望转制速战速决，所以如水银泻地般出击。ZF规定一个比例，要求在某个规定的时间内，必须要有多少家企业完成转制。
压力压出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样做太仓促太紧迫，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
面对这种局势，顺德的决策层想有一个小小的停顿，喘口气，重新理一理思路。所以当时提出，该年不再搞新的企业转制，主要是完善前一阶段的转制工作。
但这只是前进路途上的一个逗号。顺德市委同时强调：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不变。

尽管顺德的转制有急于求成的色彩，但是从我所了解情况看，顺德的决策层对转制还算是冷静的。
记得还是1994年，秋风乍起的时候，我也在顺德采访。有一天晚上，当时担任市长助理的邓伟根来旅舍看我，两个人聊到半夜，聊的全是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当然，大多数时间是他讲，我只是插入一些提问。
那时邓伟根从暨南大学来到顺德挂职不久，正赶上顺德在20世纪末掀起的这一次大浪，他即以极大的热情蹑足其间。
那个晚上，他大谈顺德的改革，谈为什么要弱化ZF的经济干预职能，谈顺德的转制并非国有资产流失。记得当时他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盅说：
“我们过去总是习惯着眼于物，比如一个烟灰盅，拿在手里才感到实在。其实把它换成资金、股权，它也同样存在，并没有流失。”
邓伟根称产权制度改革为“产权革命”，他认为：
“可以说，这是我国继土地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全面性革命。”
听着他侃侃而谈，我当时就想，作为一个经济学博士，能够贴近和参与这样的一场变革，确实是幸运。而他的理论素养或许也能给顺德的这场改革以回报。
这次夜谈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点，那是在谈到顺德糖厂的时候。
顺德糖厂是顺德最早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企业之一，转制一年以来，生产蒸蒸日上。有些人在跟我谈到产权制度改革的合理性和它的成就时，就用了顺德糖厂作证。但是邓伟根在谈及这些的时候，却说：“改革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假以时日。顺德糖厂的成功有它的特殊性，有市场的变数在起作用。”
在很多情况下，雄辩不如坦率和诚恳那样具有说服力，在我们这样的宣传大国尤其如此。
从邓伟根的说法中我得到一个印象：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领导层有较清醒的头脑，有冲决旧罗网所需要的形势判断能力和自我识别能力。他们并不因小胜而沾沾自喜，也不急于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邓伟根不无自豪地说：“大局已定。我们将以两三年的成绩，再组织材料，理直气壮地辩一次！”
也许，这样的心态就是顺德改革成功的保证？
夜色已经浓得化不开，围坐在街边小食摊档的食客渐渐稀少起来，邓伟根这才离去。
我站在楼上的窗前，望着他沿着空旷的大街驾车远去，脑海里回荡着他一个晚上几乎不间断地表述和论证。
为了这场改革，他把自己塑成了一座讲坛。

不过，我也想听一听[被过滤]。
我找到了陈伟，一个对顺德转制过程中某些做法的“持不同政见者”。
陈伟当时已经担任了顺強市人大副主任，但是依然兼任中共容奇镇镇委书记。
容奇镇是顺德的经济强镇，在只有7·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不少经济奇迹。据陈伟介绍，1994年，转制大潮席地而来的那一年，容奇的工业产值为48亿元，比上年增长32·2%；利润2·2亿元，增长30·9% ，
1999年，在与桂洲镇合并组成容桂镇的前夕，容奇镇的社会总销售额已突破100亿元。全镇人口5·9万，纳税6·2亿元，人均向国家交纳税金1万多元。
就在富足而繁荣的容奇镇，在陈伟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我同他有过几次长谈。
陈伟是1937年生人，1994年初次见他时，他已经57岁，接近耳顺之年。在1982年当镇委书记之前，他当了11年的派出所指导员，但是看上去他一副清癯文静的相貌，说话也有点慢条斯理的，一点不像影视剧中那些脸谱化的公安人员。
陈伟对转制的不同看法集中到一点，就是“靓女”是不是要嫁的问题。
广东人称漂亮、好看为“靓”，把漂亮女孩叫靓女。但是市井之徒也把“靓女”作为所有女孩的泛称，就好像人们称“小姐”一样。有时这是一种讨好；有时则不免让人听出打趣的成分。
本来只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词，但是在顺德的企业转制进程中，说话风趣的市长冯润胜信手拈来，借它作为自己某种理念的形象化阐释。结果就因为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它走进了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话语系统，成为一种思路一种模式的比喻，成为传诵一时但褒贬不一的一个成语。
冯润胜说的“靓女”是指那些效益较好、名声在外的企业。按照顺德市委、市ZF的思路，这种企业应当及早转制，在青春期“嫁”出去，换个好价钱，即所谓“靓女先嫁”，不要等到人老珠黄，没有人要。用冯润胜的话来说，就是不要等到更年期。
陈伟却针锋相对地说：“家里两个孩子。一个能赚钱，能帮助家庭；另一个不行，甚至是残疾。假如非得处理一个，处理谁？当然是残疾那个。”
有一次，陈伟跟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一位教授说到此事，言辞更为激烈。
他说：“女儿年轻漂亮，人材出众，却急着往外嫁，人家岂不怀疑我们家境贫寒，要卖身葬父之类？或者还以为是二手货呢！”
借着市长摆出的“靓女”这个比喻，顺德人关于转制的种种说法都变得生动起来。比如有支持“靓女先嫁”的干部又针对陈伟的说法反诘：“并不是每个女儿都是孝顺父母的，有的女儿悄悄攒私房钱，还把本属父母的东西给私吞或私分了。这样的女儿你还能指望她帮助家里吗？”
据说曾有一位教授建议改“靓女先嫁”为“靓崽先娶”。有人认为，当初要是用了这种说法，说不定会少了许多争议，因为“娶”和“嫁”有进出的不同，“娶”能满足患得患失的心理。

靓女究竟何时出嫁为好？单纯从修辞的角度分析，先嫁后嫁两种主张都有道理，而且都挺有趣。但是，任何比喻都是蹩足的。我们不能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喻体上反而忽略了主体。
有一次，《人民日报》一位记者来采访，陈伟对他说了两点疑惑：“我们不是说，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吗？市场经济是否等于私有制，是否一定要搞私有制？”这种疑惑，显然不是先嫁还是后嫁的争论涵盖得了的。
陈伟并不公然反对转制。他在跟我第一次谈及转制时，就首先声明：
“转制的目标、方向是对的。我从来没有反对。”
他还说：“有些企业本就该转制，该‘斩’掉，不必市里要求，我们自己都在做这件事。”据他说，容奇镇与其它镇一样，也处置了几家企业，比如容纺制衣厂、顺发钙塑厂等。当然，处置的都是“丑女”。
陈伟对转制有自己的一套思路。他主张：积极，慎重，成熟一个转一个。
关于具体的操作，他提出：留大、去小、转中间。意思是，大的企业，即靓女，给自己留下；那些产品不对路、没有什么前途的小企业，不必再保留；处于这两类之间的，搞转制。
容奇镇与其它镇的情况有所不同，它的企业不多，但大的企业、好的企业却有好几个。按照陈伟的方略，容奇镇的转制自然就不够壮观。
实际上，“靓女”是先嫁还是后嫁，只是一个操作性的问题，分歧主要来自某一两个企业的具体转制方式。有人认为，陈伟之所以成为“不同政见者”，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科龙”情结。容奇镇麾下的“科龙”是人所共知的靓女，全国的乡镇企业中只有两家是国家一级企业，“科龙”就是其中之一，陈伟不愿意把她随便嫁出去，甚至根本不愿意嫁出去。
陈伟有他的道理。他跟我说：“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
陈伟还给我说起一件旧事，从中可见他对“科龙”的情愫。
那是1997年底，陈伟以市人大副主任的身份与陈用志一起接待某地一个参观考察团。在饭桌上，有客人听说陈伟曾经是容奇镇委书记，说了一句“科龙就是容奇镇的企业”。据说陈用志当即接了一句说：“科龙现在应当属于顺德概念。”陈伟对此很不满，事隔一年半，他还忿忿地跟我提起这事，说：“当时我就想顶他。”
2000年底，“科龙”宣布亏损。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想到了陈伟，不知他如何评价此事？

陈伟的速度与顺德全市的节奏不合拍，造成了当时关于转制的一种不大不小的尴尬。
在1994年上半年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顺德市委、市ZF对前一阶段的转制工作作了总结，依推进的速度和质量，将全市11个区、镇划为四类。由于容奇镇的问题并不是转制搞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观念上有差异，所以放在哪类都似乎不合适。
陈伟是历经顺德五任县委或市委书记的老臣，顺德市委、市ZF不想将矛盾激化，分散了精力，就将容奇镇视为另类，忽略不计。因而当时划分的四类区、镇的名单中都没有容奇镇，以致陈伟自嘲成了“新五类分子”。
在正式退休前，陈伟就跟我谈到过几次退休的话题。他说：“年龄也应当有点回扣，不要像有的人那样先领花圈后领红布。”
他说的“红布”指的是退休证。
他的退心是否与有关企业转制的不同看法不无关系？
“不同政见者”的存在并没有影响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大走势，因为它毕竟与外界那种上纲上线、全盘否定的批评不同，所反映的不是传统与现代、守旧与革新之间的直接冲突，因而可以助长转制的理性因素，对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由于“靓女先嫁”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精彩的语言信息，我在顺德同许多人谈起过这个话题。
周天明的一段话或许可以算得上是较具代表性的阐释，说到了事情的实质。他说：
“就连水果、蔬菜都是在最好的时候卖，这是农民也知道的道理，老太太也知道的道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行为。要是从感情上来看卖还是不卖，那就不如全留给自己了。关键不是先嫁后嫁，而是该不该嫁，嫁了是不是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有益，然后才是技术问题。”
忆及当时围绕着这四个字的种种思想观念冲突，周天明说：
“靓女先嫁只不过是一个比喻，不是严格的概念。我们现在谈起来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当时说起来可是一点也不轻松，许多批评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从公有还是私有、流失还是不流失来看问题。不过我们采取了不争辩的策略，那些批评也就成了无的之矢。”
冯润胜除了发明“靓女先嫁”之外，还发明了“植物人”和“安乐死”的说法。
他将那些不死不活的企业叫做植物人，认为ZF不应当再像过去那样为之输血，让它们苟延残喘，而应当让它们安乐死。
这些说法都很形象、贴切，而且一语中的，甚为准确，因而成为顺德改革辞书中的经典，产生过广泛影响。
当然，如果作为政治话语，这些说法都是有懈可击的。所以民间语文总是不登政治的大雅之堂。
可是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看起来似乎缺少政治上和主流话语上的正统名分，但是它就这样直向前去，走向最终肯定它的中共十五大，走向新的世纪。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6:11

江流曲似九回肠

　
——历史沉重的脚印
　
　
社会发展的历史就像茫茫大江，日夜奔流，指着一个特定的方向。
但是，历史的记载不过是地图上的大江。
地图上的那只蓝色箭头只是粗线条地划过苍茫大地，贯通昨天和明天。
真正的大江却在崇山峻岭中起伏跌宕，百转千回，摸索着前行，亲身感受着千里挺进的甘苦。地壳的每一条折皱都令它奔突回旋，发出阵阵怒吼，或者发出声声叹息。它的身上，还承载着许多大小船只和沉重的纤歌……
　　顺德的综合改革试验就是奔腾的江水，历尽一路险滩，沿途留下了历史沉重的脚印。

1994年5月18日，广东省ZF研究中心《决策参考》刊登了关于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调查报告，题目是“转换机制，再创辉煌”。报告结尾说：
“调查中的大量事实使我们感受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顺德人又勇敢地在浪尖上搏击，出奇招，破浪前进，继续领先。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这种新的产权制度建立、完善和成熟之日，就是顺德再创辉煌之时。”
1995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和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成联合调查组，到顺德调查综合改革试验的情况。
8月18日，调查组写成一篇甚为详细的调查报告，对顺德综合改革试验的背景和一些具体做法作出了分析。
　　报告对将乡镇企业的发展现状归纳为“四化”：
　　经营机制与国有企业同化；资产所有权凝固化；公有产权分化；企业利润溶化。
报告的结论是：“乡镇企业过去成绩骄人；现在包袱惊人。”
调查组认同于顺德农业银行马继章他们的调查结果，结论相吻合，就连句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这篇调查报告的末尾有一个注明：“不得在报刊上发表引用。”
8月31日，广东省委、省ZF以粤委（1995）10号文件的形式，对顺德市委、市ZF报告和省委政研室、省体改委调查作了批复。文件说：
“顺德市近几年为了探索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大批镇办企业如何转换经营机制问题，进行了大胆试验、扎实工作，不断完善，这种勇于开拓的精神是很好的，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
文件也指出了顺德转制的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如：经营者股权比例过大；企业职工和经营者出小部分资本金获得全部股权的分红问题。
　　1995年9月15日，广东省体改委以“秘密”级别下发《关于印发顺德市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情况的调查的通知》。通知指出：
　　“顺德的经验，据省委决定，目前仍只在内部作介绍，各地一律不得向报刊提供及公开发表。”
　　虽然是经验，却不想公开；虽然不想公开，却又印发下去。这种状态，曲折地反映了顺德的改革所蕴涵的复杂意义，也反映了人们面对顺德改革的兴奋和不安。
悄悄撒下的种子发芽了，很想让大家都来看看。但是还没开花结果呢，就嚷嚷起来？这在中国是很忌讳的事。
改革的成效无法立竿见影，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漫长的，也许有一种新生的幼稚甚至丑陋。但如果就此否定它，对它的评判不给一个缓冲的余地，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永远只能看见弱苗而看不到花果。
　　因此，改革如同生命，有一个阶段尤其需要保护。
　　　　　　　　　　　　
　　顺德人虽然敢为天下先，但并非傻大胆。他们对于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在决定上路之际就有自我保护意识。
　　我曾经同周天明谈到这个问题。他告诉我：顺德人在起草最早的关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文件时，“非常地字斟句酌，觉得不与上面的说法相悖为好。因此，当时我们的主要口号是‘转制’，是‘混合型经济’。但是实际上我们搞的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当然我们还留了一点退路，把最早的那些措施叫’试行’。”
　　但是，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波澜的改革。　　　
　　顺德的综合改革虽说是试验，虽说面对的只是一块巴掌大的地方，但它触及的时间和空间都非常巨大，敏感度也非常深，因此，反弹在所难免。
　　事实上，广东省委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在此之前，顺德的改革已经与现状发生了几次强烈的冲撞。尽管大江不改初衷，依然滔滔远去，但历史的流程表上已经清清楚楚留下了那些创伤的记录……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6:47

顺　糖　风云

　　
顺德综合改革试验的第一道耀眼波澜是在顺德糖厂掀起来的。
在那家枕着江水的老厂子里，顺德的改革初尝艰辛。
顺德糖厂初建于1934年，1935年3月18日投产，是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陈济棠工业救国方针的产物。
作为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甘蔗制企业，顺德糖厂曾经威风八面。至20世纪80年代，它的规模依然位居全国第一。其税利曾占顺德财政收入的40% 。
在顺德糖厂的接待室里，我注意到墙上挂着的三幅照片。三幅照片都是黑白的。一张是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与顺德糖厂厂长谈话。其余两张则是广东省领导来厂里的记录。
　　从这些照片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顺德糖厂的骄傲——周恩来曾经亲自过问，既说明了它的久远历史，也说明了它所有过的影响。
　　但是同样是在这些照片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顺德糖厂的失落——在今天珠江三角洲的企业“新贵”们那里，接待室的豪华不说，光是琳琅满目的纪念照片上所显示的领导阵容和名人阵容，还有那些题词、签字，就足以令人感受到它们强大的磁场和辐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无奈，体会到夕阳与朝阳之间的光芒消长。

顺德盛产甘蔗。
制糖业曾是顺德甜蜜的事业。
　　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曾以北方的青纱帐象征过去的战争岁月；将南方的甘蔗林喻为今日的幸福生活。诗人写道：
　　　　
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
这香甜的甘蔗林哟，哪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

诗人怎么也不会想到，30年后，这香甜的甘蔗林在农民那里却成了苦涩的象征。
由于近年来人类的饮食新概念追求低糖，食糖市场持续下滑，糖价已由每吨4000多元掉到3000元以下。糖厂生产的糖越多，亏损越大。
与此同时，农民种蔗的积极性也一落千丈，种蔗业急剧衰落。
1992年1月25 日，当时的顺德县人民ZF发出一份《关于1992年蔗糖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因国家放开糖价，食糖上调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故决定，一，取消甘蔗上调任务；二，食糖全部由糖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取消各项奖励方法。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阶段，“放开”两个字很有分量。它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绳套，让那些被旧体制憋得太久的能人跨出队列，站到众人的前头来，大展拳脚。也让一个个生产领域自由袒露在蓝天下，接受市场的检验。
放开，使得农民有了种什么和不种什么的自主权。甘蔗开始受到冷落，完全置身于夕阳的余晖之中。
那一年，顺德全市收获甘蔗130万吨。比起往日遍地蔗林的辉煌，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数字。过去顺德生产的甘蔗除了可以满足顺德糖厂的需求之外，还可以供应周边的江门、南海、番禺等地的糖厂。如今，光一个顺德糖厂就已经喂不饱了。
1993年5月20日，顺德市ZF下文规定：糖蔗的收购价定为每吨130元。但是6月24日的文件又规定为每吨150元。只一个月多几天的时间，每吨糖蔗的身价就提高了20元。
但是这并没有刺激起农民种蔗的热情。第二年，顺德收获的甘蔗就已经剧减为十六七万吨。
到1998年我去顺德糖厂采访的时候，顺德的甘蔗种植已经基本上退出了新一代农民的视野，大片大片的蔗林让位给更富有时代涵义因而更具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全市的甘蔗年产量已经萎缩成几千吨了。
由于甘蔗产量无法满足糖厂的生产需要，糖厂成为无米之炊。
从1995年到1999年的四个榨季里，广东制糖业共亏损52·1亿元。
1999年，制糖业在市场和原材料的双重挤压下，同煤炭、纺织业一起，无奈地被定为广东三大特困行业。当时，这三个行业的亏损总额已占广东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的35%以上。这三个行业的改革与脱困成为广东省国企改革的重点推进目标。

处于这种湍流之中，90年代初的顺德糖厂不但无法向国家缴税，每年还要补贴3000多万元。
顺德市也曾逆潮流而动，想挽救顺德糖厂。
无奈制糖行业已经成了夕阳行业。
虽然享受了减免税政策，顺德糖厂依然维持不下去。1993年，曾经显赫一时的顺德糖厂正式停产。
这种企业理所当然地成为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而且作为第一梯队进入了改革的视野。
　　当时的“顺糖”真是兵荒马乱。
　　80年代成立的集团公司宣告解散。
厂里2228名员工靠变卖家产过活。曾经引以为荣的生产毛主席语录用纸的造纸设备卖掉了。刚上马不久的纤维板厂设备也拆下卖掉了，一颗螺丝钉都没留下。运输船、交通船、卡车全部卖光。就连生产线上的输送皮带也以几角钱一公斤的低价卖了出去。
设备总有卖完的时候，卖完怎么办？职工们的心中布满焦虑的阴云。
顺德糖厂曾经用“优化”的措施来缓解企业的病症，希望能够激发新的生命力，却反而搞得人心惶惶。那些因“优化”而被排斥的职工更是怨气冲天，为企业面临的风波推波助澜。
昔日风光八面、被周天明形容为“走路也是横着走”的顺德糖厂，如今已经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老人。
但是，他那羸弱的体内却澎湃着不安定因素，隐含着强大的杀机。

中共顺德市委、市ZF派张绪跃去收拾这个摊子。
张绪跃，四川南充人，1954年生，华南理工大学轻化系77级学生，毕业分配到国家设在昆明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因其妻的祖籍是顺德，1985年举家南迁，调到顺德糖厂，历任办公室副主任、开发科科长等，后来被市里借去筹建德胜电厂，任副总指挥。
　　张绪跃曾经两次被派到亏损企业“扭亏”，均有成绩在案。但是这次派张绪跃回顺德糖厂，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扭亏为盈。顺德糖厂已经不可能在原先的轨道上起死回生了。
　　张绪跃对当年的临危受命有一段回忆：
　　“冯市长到电厂筹建指挥部找我，让我谈谈对顺德糖厂现状的看法。我提了一些建议。他说放我半天假，要我形成文字。第二天他就召见我，要我参与做顺德糖厂的改革方案，说要派我回糖厂。
　　“我要求把产、供、销；人、财、物的支配权都给我。并提出两点：第一，必须把领导同企业的存亡栓在一起。企业好了，领导有好处；搞坏了，不能拍拍屁股走人。第二，必须把职工也同企业的存亡栓在一起。不能像过去那样，叫全民所有，其实谁都没有。
　　“一开始我们没有用‘转制’这样的词。记得为了给顺糖这次改革安一个名，大家还议了好一阵子。陈用志书记也想了好久，最后他提议：就叫企业转制吧。”
　　说到这里，张绪跃一笑：“这个词是他与我交谈而触发的，所以应当属于共同版权，我也有份。”　

　　张绪跃回到了顺德糖厂。
　　市领导对他寄予的希望是：五年之内，能给职工发工资，养住他们，别闹事。
　　市领导还郑重表示：做到这点，就是为顺德做出了贡献，就要给你披红挂彩。
　　但是，发工资谈何容易！
　　当时顺德糖厂的帐面上虽然还剩219万元，但实际上都是一些卖不出去的糖。各种债务加起来，却高达1·6亿元。加上历年亏空，即使扣除土地所值，也是资不抵债2000多万元。
因为顺糖亏损名声在外，开支票、汇票人家都不肯接，买零部件都得十万二十万地提现金去。
有一次，顺德糖厂请客户吃饭，饭后开发票。饭店开发票的人很奇怪，说：顺德糖厂还有钱报账？
张绪跃有一个做钢材生意的朋友，曾经与张绪跃有过多次业务往来，以前从不要求现金结帐，但是现在张绪跃代表糖厂向他买钢材，他却非要见到现金不可。
　　人们总是看不起穷亲戚，就连帮助别人时也信奉“救急不救穷”。企业败落到这种地步，已经没有什么声誉可言，又谈何尊严呢？。
　　员工们心中沸腾着焦虑和激愤，每天都一群群地聚集在礼堂门口、饭堂门口，当然更聚集在办公大楼里，怨气冲天，人声鼎沸。
其时，报载英国一批煤矿工人下岗，国家给予了安排。
人们因而诘问：难道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
于是有人提出：集资，派代表进京上访！
有人联系了132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授，联名写信向省ZF告状，要求上级派人解决顺德糖厂的问题。
可以想象，张绪跃回到顺德糖厂之初承受了多大压力。用他自己所形容的话说：眼圈一天天变大；脸一天天拉长。
每天早上，张绪跃一上班就被职工们堵在办公室里。下班回家的路上，不断有人拉住他诉苦，使他屡屡迈不开步。张绪跃说：“那段时间心变得特别软，听那些熟悉的职工诉苦，也陪着流泪。”
虽然年纪不大，顺德人也依惯例称张绪跃为“绪哥”，用顺德话叫，听起来就像“水哥”。
“水哥”之水，就是泪水吗？

张绪跃中等个头，偏瘦，白净的脸上架一副眼镜，整一个书生模样。人们或许要怀疑，他能否顶住压力，是否堪当此任？
但是历史证实了他的能力。
张绪跃曾被广东省轻化系统选送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企业管理，受过现代管理学的熏陶。更重要的是，顺德综合改革试验的大势支撑着他，推动着他，给了他“胆大妄为”的空间。
顺德糖厂的转制方略是：以职工内部持股的方式组建一个公司，以公司的名义集体租赁顺德糖厂。
1993年11月，金沙企业集团公司应运而生。
这个公司的发起人是张绪跃和原顺德糖厂的一名副厂长、一名党委委员以及一个厂长助理。被群众戏称为“四人帮”。
依照市里原先组织的资产评估，顺德糖厂值900万元。这个数字不包括土地和房产，只是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资产占用费。也就是说，土地、房产作为国有资产用于出租，金沙公司以抵押形式赎买糖厂的设备和其它资产，同时承担1
.6亿元的债务。
张绪跃认为评估不准确。据他说，这个数字，还是顺德糖厂当年归入华宝集团时，为使该集团上市而作的评估结果。在那种目的背景下，评估结果不免偏高。
但是，它已是既成事实。因而，金沙企业集团公司为租赁顺德糖厂，需集资900万元入股。
当时的要求是：每个参股人至少拿出3000元。
按当时市里的规定，第一把手可持股30％以上。但张绪跃只占了金沙企业集团公司股份的约3·5％，出资35万。“四人帮”共占12%。
张绪跃认为，领导者占太多股份不好，亏本时没人说，分红时则不然，差距太大没人为你干事。
在那个悲壮的年月，张绪跃就做好了分红的思想准备！
转制就是兴奋剂，能够充分展现生命的另一种状态？
关于自己那35万元，张绪跃说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在国外时的积蓄。在美国，他是一个积极的“炒更”者，读书之余，他曾经在饭店为顾客点菜，曾经搞过装修，做过电工，还在商场干过，因而存下了一点钱。第二个来源则是借款。
　　但是，张绪跃愿意把自己的钱投进去，一般职工却不一定了。
由于人们对顺德糖厂的前景忧心忡忡，所以对这个为租赁顺德糖厂而面世的“金沙”充满疑虑。许多人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参与此事，他们习惯于在原有的轨道上默默忍受，却难以接受或者顺应新的轨道。
这也难怪，就连张绪跃的“四人帮”里，也有一个是被张绪跃硬磨软缠才拉进来的。张绪跃自称经过“多顾茅庐”，据他说，每次上门劝说都是谈到深夜两三点。
在一个烂摊子的上空，浮动着的自然是怀疑和冷漠的空气。
“金沙”的首次集资，只实现了670万元。
尽管如此，顺德市委、市ZF仍然同意张绪跃上马启程。
一年多以后，顺德糖厂初显起色，那些原先不愿参加集资的人这才陆续走进股东的行列。至此，顺德糖厂共有850多个出资者，集资总额为897万元，方才基本实现了原计划的筹集股本任务。
当张绪跃只筹得三分之二款项时，顺德市委、市ZF就同意“金沙”上路，那是因为：当时顺德糖厂最需要的不是对账数钱，而是运转。运转就有了一切：工资、稳定和未来。

金沙企业集团公司向市ZF租赁顺德糖厂，实际上即取代了原先顺德糖厂的领导班子，担当起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宣告了顺德糖厂从此将采用另一种机制另一种运作模式。
　　这是“偷梁换柱”。
　　比起在原先的框架上动手术，这种“偷梁换柱”干净利落，一下就将陷入困境的企业划分了两个阶段。它成为顺德转制的一种模式。
按张绪跃1995年1月18日在全体股东和员工大会上的报告所总结，新的班底在转换经营机制方面主要是强化了三个约束：
一是以风险抵押强化利益约束。“金沙”以770万元现金租赁了顺德糖厂的经营权、建筑物、土地、无形资产的使用权以及设备、流动资金等，每年需缴交建筑物和土地的租金771万元，并在三年内要全部付清设备及流动资产的租赁金，还要承担租赁前顺德糖厂的所有债权债务。每一个参股的人，都把自己的利益得失捆在企业这条船上。
二是以员工内部持股强化命运约束。“金沙”实行内部股份制，张绪跃等人将发起人的股份比例下调实属聪明之举，它相应加大了广大职工的参与力度，将贴身经营的压力和动力传输、分配给了全体员工。
三是以工效挂钩强化分配约束。“金沙”制订了新的岗位工资制，根据职工的技能、工龄、岗位责任、劳动强度、工作态度及实绩等，结合企业当月效率确定工资。下属单位、部门还可以视职工当月表现，进行二次分配。

顺德糖厂终于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新的队伍结集起来了，股份，使这支队伍面临共同的风险，拥有一个共同的明天。
但是，股利毕竟是一个隐隐约约的梦，每一个参股的人都不免有点半信半疑，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预约。
工资却是最实在的，每一双眼睛都在期盼着。
摆在张绪跃面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发工资！
这不但是职工们的期盼，也是市委、市ZF的期盼。
但是，钱呢？钱从哪里来？
“金沙”成立的时候，榨季已过，而且，要是再照原先榨糖的路子走，厂子已经无法起死回生了。顺德年产甘蔗的数量已落到万吨以下，以顺德糖厂日处理6000吨的能力，做不了两天。张绪跃等决定从炼糖开始，着手恢复生产。当时，顺德糖厂的信誉正处于低谷，他们磨破嘴皮，好不容易得到银行的同意，使部分到期资金延期还贷；又南下深圳，北上北京，西出湛江、广西，好不容易说服了一家公司，使之同意提供原糖给“金沙”加工。人家同意得很勉强，并强调说只是“试一试”。但是，张绪跃和他的“金沙”就用这些求来的原糖和从中国糖业公司筹得的几百万元开工了。那天，是1994年4月28日，“金沙”出生不到半年。
机器一响，久染沉疴的工厂立即有了生气。
对于工人来说，机器的响声是动人的音乐。机器一响，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就是新希望的开始。
只可惜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没等到炼糖的收入进账，发工资的日子就不依不饶地到了。
那是1994年5月，张绪跃最难忘的一次发工资。
全厂一两百万元的工资，明天就要兑现，可是银行的账上只有7000元，急得张绪跃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亲自出马，四出筹款，一直忙乎到晚上一点钟。当日历已经翻到发工资的日子，张绪跃方才终于落实了这笔款子。
兴奋之中，张绪跃立即打电话通知班子成员：陪我去大排挡喝啤酒！
即使上了床的，也被叫了起来。
那一夜，一直喝到天亮。
天亮了，那是整个企业洋溢着欢喜的一天，员工们都领到了自己应得的那份工资。但是大多数员工并不知道桥头大排档的这一幕，不知道在初夏的夜色里，顺德糖厂的新领头人伴着那一杯杯啤酒，度过了一个怎样的不眠之夜，有过怎样的心潮起伏。

后来，顺德糖厂全面开工，榨糖、发电、造纸等等，都忙乎开了，又上了一个乙炔分厂，还先后收回了当初濒临倒闭时被“优化”出去的500多名职工和纤维板厂。
曾经“死火”的顺德糖厂甚至开始向外扩张，兼并、收购了几个濒临破产的小企业。
这一年，顺德糖厂还建了九幢九层楼的职工宿舍。虽然是集资建房，却同样具有“安居”的意义。
领了工资，住了新楼，市委、市ZF交给张绪跃的“稳定”任务，显然有了一些眉目。
我们可以从1995年4月4日的《人民日报》看到关于顺德糖厂变化的描述。那天该报的头版头条是该报记者关于顺德糖厂“起死回生”的报道，并配有编者按。
报道这样描写顺德糖厂：

每天都有3000吨甘蔗从四面八方涌来德胜河码头，沉睡多年如废
铁的榨蔗设备又重新轰鸣，200多职工重新回到机器旁……

《人民日报》是将此作为共产党员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来报道的，张绪跃的“四人帮”个个是中共党员。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的著名期刊《支部生活》写过顺德糖厂一篇文章，也是由这个角度切入，题目是：站起来就是一面旗。
但是，为什么同样是这个厂子，同样是这一些人，换了一个“金沙”的名字就前后大不相同呢？
我们不能不从更深的地方去寻找答案；不能不注意到顺德体制改革的旋风在这种变化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顺德人既为顺德糖厂的起死回生而兴奋，又很审慎地注意到，一个企业的兴衰有它自己的轨迹，因而不愿把它简单地作为某种理念的注释。《顺德报》一直到1994年的12月30日，才在报道市属企业转制工作总结会时让“金沙”亮像。那天的报纸摘登了七家企业代表的发言，张绪跃的题目是：转制给“顺糖”带来生机。
毕竟，顺德糖厂还有着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种种负担；毕竟，它还是特困行业中的一员；毕竟，市场的大海波涛汹涌，变幻莫测，今日的成绩也许只是过眼烟云。
历史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
张绪跃倒是满怀信心，他说：“凡是走计划经济路子的，好了今年，不一定明年好，年年好；凡是走市场经济的路，只要杀开一条血路，肯定一年笔一年好。”

走在顺德糖厂宽阔的厂区内，一边是许多高大的厂房陈旧、破败，无声无息地躺在夕照之中，展示着重重的无奈；一边却有新的脚手架在轰轰烈烈地崛起，让人遥想一个充满活力的明天。几乎每一个角落里都堆满废铁、旧设备和工业垃圾，但是鲜艳的墙报上写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我默默地感受着新与旧的并存和交融，感受着匆匆的脚步正努力走出那片拉得长长的阴影。
这就是20世纪末中国国营企业的写照——
站在一个临界点上，像哈姆莱特一样反反复复地问自己：究竟是死，还是生？
“一转就灵”这种粗暴武断的句式早已不属于这个时代。我们不能简单看待顺德糖厂转制的得失，也无法预言顺德糖厂今后的路。
但是我们终于有了一种新的思路。
“金沙”所做的，只不过收拢了涣散的人心。而收拢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股份让员工们真实地知道：企业是我的，我的得失就在其中。
当“金沙”止住顺德糖厂雪崩似的颓势时，这种新的思路已经经受了一次考验，得到了一次肯定。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7:16

“ 二建 ”事件

在顺德，已经找不到“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这块招牌。
“二建”的名字已经叠进了历史的深处，一块“恒昌建设集团公司”的招牌开始了新的里程。
“二建”的称谓不属于这个时代，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不会有人自称“第二”，而“恒昌”
显然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产物。
仅从名字的嬗变中我们就可以看到，ZF办企业的色彩正在淡化，计划经济的色彩正在淡化。
但是历史的接口凹凸不平。那是两股激流碰撞的记忆，风浪起伏，留下了波涛的身影。

　　1994年6月1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署名为“顺德市第二建筑公司一群老职工”的群众来信和该报记者的调查附记。标题是——“上千万资产，几十万元转让”。眉题则用了具有感情色彩的语句——“发生在顺德市二建公司的一桩怪事”。
“老职工”的来信说：

我们公司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组建于１９７８年，当时ZF和主管部门都没有投资，经过全体职工１０多年的艰苦创业，公司资产不断扩大，到１９９３年上半年的一次财产清点时，算出公司的资产是：固定资产按原值计为５７６万元，按现值计可达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加上现有的资金、材料和应收未收的管理费用，总资产净值约１５００万元。但今年元月，新来才一年的公司主要领导人秘密搞转制资产评估，评定的资产净值却仅有６５万元。２月２８日，公司的这个主要领导人与市有关部门签订转制协议，按协议条文，只要拿出５０多万元集资款，就几乎可买下这家拥有１０００多万元资产的公司。交清购款以后，二建公司就成了他们的私人公司，被改名为恒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老职工”们主要有两点想不通：一是资产评估为什么这么低；二是“二建”不是亏损单位，为什么要转让给私人。因而，他们“恳求报社派记者下来调查，协助我们弄清是非”。
　　《南方日报》没有等闲视之，即派记者前往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读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在发表读者来信的“调查附记”里，记者提到两个问题：
一是明显低估资产；
二是“让少数领导多占老职工的便宜”。
关于第一点，记者根据采访调查指出，“二建”的固定资产评估存在少报和漏报的现象；流动资产的评估方式不尽合理。
至于第二点，记者写道：“这家公司领导在制定认购股比例时，明显地只考虑让个别领导多得好处，而对老职工原有的贡献和利益却很少考虑，因而所定的认股（募集股）比例很不合理，……从而因起了职工们的不满。”

对于《南方日报》刊登的这样一篇
“读者来信”，顺德的反映甚为强烈。有一个镇人民ZF的办公室主任告诉我：记者说是“基本属实”；市里却认为是“基本失实”。他把这封“读者来信”当做冲击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波”。但是，顺德并没有把这不满公开表露出来。
关于评估和股权分配，其实不是很容易说得清楚的事。
股权分配是要害，它往往决定了人们对评估的看法和态度。这就是顺德人评价产权制度改革时常说的——利益格局的调整。
当年我们在农村解散生产队时，不少人就曾经因为一张犁、一担箩筐的分配处置而生出许多不平之气，有过不少争执。
如今我们面对的决不是一张犁或者一担箩筐那么简单的事。今天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实物形态。

　　《南方日报》的调查附记最后说：“我们期待顺德二建公司的问题最终得到妥善的解决。”
报纸的发言，具有舆论导向的作用。更何况《南方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机关报，它的态度被人视为官方的态度。
如今，省委机关报已经留下话来，在“期待”事情的解决，顺德市委、市ZF对此自然不敢怠慢。
　　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告状信就已经寄到了市长和市委书记手上。市长冯润胜对此有过批示：“责成有关部门复核资产评估，防止公有财产流失。要经得起事实的调查。”
　　顺德知道《南方日报》的记者来调查，并知道该报准备发表“二建”那几个老职工的信。顺德市委、市ZF认为那封信失实，希望记者暂且不发稿，说市里正在调查此事，最好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
　　但是读者来信和记者的调查附记还是登出来了。
　　
1994年的那个初夏考验着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
顺德糖厂的烽烟尚未尘埃落定，张绪跃还在为发工资奔走，时喜时忧。
“二建”的风云突变又为探索者出了一道难题。
顺德不得不从它那苦心经营的改革小环境中走出来，站到公众的视野之中，回答社会的提问。
这是一种难堪的境地：既不愿意中断改革的进程，又不能招惹更多的不理解。因而，既需要以事实说话，更需要诚恳的态度。
　　1994年8月14日，距离刊登“二建”职工来信之后两个月零两天，《南方日报》发表了顺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顺德市监察局写的《关于顺德市二建公司在转换机制资产评估中有关问题的调查》。
“调查”认为，“二建”在报告资产状况时确实是瞒报了部分帐外资产，但是其转制工作符合顺德市的转制政策和程序，资产评估基本上是合理的。至于所瞒报的部分帐外资产，虽然已经补报，仍将由市转制办按市的有关规定处理。至于那封“读者来信”，“调查”认为，这只是因为对转制过程中的资产评估不了解而产生的不同认识。
这份报告最后说：“我市的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工作是一项前人未踏足过的工作，是一种探索，必然会出现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只能在探索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
　　《南方日报》在发表这篇调查报告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今天，本报摘要刊登顺德市纪委和监察局的调查报告，请读者细读。顺德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正处于试验阶段，不可能一下子完善，其中出现一点问题是难免的，然而顺德市委、市ZF领导对此能认真对待，及时解决。这种求实态度，值得提倡。”
　　事情就这样算大致地过去了。“二建”的转制得以继续推行。
　　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处理方式，对双方都算有个交代。
至于这种处理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双方作过怎样的努力，其中是否有过外在力量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历史正因为它的扑朔迷离而充满魅力，让人徜徉其中，留下一串串好奇的脚印。
　　五年之后，周天明在他的办公室同我谈到“二建”的波涛。周天明说：
　　“这件事说的是‘二建’，是一家企业，但造成一种对转制本身的怀疑、误解。几千万资产变成几十万卖给私人，这题目就很‘动人’。好在事情经得起考验。
“我们的材料出来后给报社，没全部照登。编者按使人觉得我们是见报道之后改正。不过我们没计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党报。”
不跟自己的党报计较——顺德人的口气不小，因为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方向。

在南方日报社采编大楼的七楼，我见到了当年赴顺德调查“二建”那封读者来信的记者肖成业，那篇调查附记就出于他之手。
从1971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开始，肖成业在南方日报干了40个年头，如今他已经从读者来信部退休，返聘到新闻中心做内务。
肖成业的头发已经稀疏了，除了有两度在地市记者站工作，他的岁月都献给了读者来信。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个统计：由他根据读者来信追踪和采写的稿件有80多篇，也就是说，他抓过80多个问题。这些稿件，有的发在报纸上，有的做了“内参”。不过，他又说，这个数字是前些年统计的，到现在为止，抓的问题应当已有近百个。对近百个问题的追寻脚步，托举着他为人民群众的鼓与呼，见证了他的人生。
关于顺德“二建”的昔日风云，肖成业这样追忆——
当时不但有人写信来，还有人来报社反映情况。那些人说，几十年的劳动积累，都被“摘桃派”摘走了。因为其它单位也有类似情况，所以我就去顺德调查，在那里呆了好几天。那期间我找了“二建”的新领导，他的办公室装修得很豪华，给人一种脱离群众的感觉。我也采访了“二建”的主管部门。稿子写出来，工人反映很好，省国有资产会计事务所肯定了报纸的批评，责成为“二建”评估的那家会计事务所重新评估，并因此停了它们一段时间的评估资格。从报道事实看，那篇稿子还是写得比较准确的，因而评上了该年的广东省好新闻一等奖，并被评为全国“康佳杯”舆论监督好新闻奖——那是由人民日报牵头举办的。
我问：你对转制怎样看？
肖成业说：“转制的成绩很伟大，但是也有相当多的问题。国营企业的改革已经搞不下去了，必须寻找一条新的路，不过，我觉得不能把一切都说成是体制的原因造成的。在我看来，企业的领导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假如领导层能真正照顾工人利益，企业的情况不会如此。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当企业领导的不是出于公心，总想捞一把。这种现象在转制过程中也有，所以加深了领导层与工人群众的矛盾。”
记者的良知和长年在读者来信部的工作，给了肖成业一种使命感。在谈话中，他多次强调要为工人说话，要照顾工人利益。他还很具体地批评了广州的某厂，批评了广东某地区的一些厂，他说，工人生活很艰难，人平居住面积只有五到六个平方米，有时连工资都发不出，领导们却依然周游列国。他慨叹：“这是很令人痛心的。”
看得出来，肖成业是个比较实在的人，一身最普通的打扮，一口广东水平的国语，一副不善言辞的神情。
他很无奈的看到了一些企业让人忧心的现状，但是没有看到更深层的原因；看到了转制过程中一些不尽如人意而有待加以限制的倾向，但是没有看到社会发展的宏观需求。盘踞在他心里的，是他那一代人的“清官”情结。
我问他，写那篇调查附记有没有受到压力？
他说：“算不上有什么压力，当时确实有人说，顺德是省委书记抓的点，要谨慎处置这事。按当时的规定，批评稿件见报前，是要通知对方的，顺德的有关方面对这篇稿确实有异议，我们部门的领导有些紧张，我倒没什么。”
我是请南方日报的一位部主任带我去找肖成业的。见到肖成业以后，那位部主任就匆匆去忙别的事了。在此之前，我一直有些不放心，怕肖成业不愿意见我。因为顺德的转制如今已经被一再肯定，我担心他会顾忌谈起那件往事。所以，在请那位部主任去联系的时候，我甚至想过，或许一开始我应当对肖成业掩饰我的本意？
没想到那全是过虑，肖成业就那么随意地说着，一点没把顺德“二建”那事当作“波涛”什么的。尽管他写的调查附记有正反两方面的反响，尽管那篇稿件得了奖，可是对他来说，一切都成了回忆，只是他经手调查采访的上百个问题中间的一个，与其它的问题相比，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在20世纪末的中国大地，已经不再那么容易兴起政治风波了。
关于这事的结局，肖成业说：我们不可能长期纠缠，最后的处理还是要看下面——他指的是当地。
在当地，顺德已经对事情有了具体的补救性质的处理，并且已经在报纸上作出了姿态。
尽管顺德人认为肖成业的这篇稿件扰乱了视听，影响了转制的顺利推进，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二建”事件对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规范化有着警醒作用，有助于转制的理性发展。
离开南方日报社的时候，我问肖成业，如今你怎样看转制？——我想，时光滔滔过去五六年，回望过去，他也许有了不同的心得。
肖成业回答我的，是简单重复了成绩很大、问题很多、干部很重要等几点看法。
走出南方日报大楼，望着门前广州大道上拥挤的车流，我体验到一种奔涌的历史感觉。
我想，肖成业是一个很认真的记者，不是一个战略家。
报刊跟随时代的脚步太紧，它必须即时报告事件，却没有担当战略家和学者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谁又能说肖成业的关注没有实际意义呢？
　
我来到恒昌建设集团公司，寻找当年的印迹。
　　公司是一座旧大楼，窗子临街，楼梯在背街的一面。这是五六十年代的流行风格。虽然它不是1958年“二建”公司创建时的产物，但它的楼道、办公室都显示着一种老企业的色彩。
老总不在家，所以我也就未能看看他的办公室究竟是怎样的豪华，不过从这座大楼推想，应当不会高级到哪里去。
接待我的是集团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姓谭。
　　提起当年的风波，这位谭主任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写信到《南方日报》的人是以转制前的经理为首。因为这封信，我们不得不花了半年多时间来处理、弥补一些事。如果我们不是第一批转制，留到如今来转，也许就不会有这事了。”
　　他相信大潮席卷而来之时，人们才会知道有些事其实不算什么，不值得那样惊诧。
问他怎样评价转制。他说：“很难说。从我们公司来讲，转制之前，每年可以向下属企业收100多万元管理费，如今按规定只可收60多万元，而且很难收上来。”
这当然是转制带来的行政隶属关系的淡化造成的。他的心中显然为此怀着忧虑，因而似乎对现行的转制持有一点保留看法。
或许，他还在留恋计划经济的某一片亮色？
　　大概看出了我的猜度，他又补充说：“作为一个公民来说，我认为转制确实对国家有好处。中国的企业再不转制就会垮掉。”
　　他还说：“二建”也是到了非转制不可的时候，老企业，风气已经很不好，上班打麻将。
　　请他谈谈转制前后的不同。他说：“转制前贷款容易，甚至提一袋苹果去也能弄来一笔贷款，所谓可行性报告其实是可批性报告。转制后不同了，搞抵押贷款，只能一步一个脚印，要不然收不回投资就惨了。此外，转制后员工的工资有大幅度提高，甚至提高60－70％，为了团结人、留住人。”
不知道是因为这位谭主任不很擅言谈，还是因为他对这些话题不感兴趣，我们的谈话好有好几次短暂卡壳。我让他给点有关公司的文字资料，居然拿不出来。就连刊有“读者来信”和此后的调查报告的《南方日报》都说没有。
难道真的就此将过去的“二建”遗忘，将历史的风云遗忘？
我猜想他不愿意旧事重提。
　　最后，谭主任给了一份恒昌建设集团公司的简介——一个硬壳的夹子里头几张彩色活页，是一种给客户看的宣传品。

　　在顺德的经济发展格局中，“二建”作为小型集体企业，远远够不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二建”的转制风云也只不过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大潮中的一个小小回旋。
“老职工”们提到的要害问题，是资产评估。评估得低了，自然有资产流失之虞。从最后反映出来的情况看，“二建”的评估确有疏漏，但是“老职工”们作为评估的局外人，对“烂帐”的感受不够深入，对转制的规范不够了解，再加上对牵涉到自身利益的股份不满，因而所体现出来的情绪也不免有夸大之处。
如今，这一段风云已经消散，历史早已不再纠缠当年的评估数字，原先的“二建”已经挂着“恒昌”这块新招牌走着自己也许并不轻松的路。
往事在提醒着人们：转制是一项牵涉面极广的复杂工程，一不小心，就会出现纰漏。但是它也给人们以更充分的信心，让人们看到，评估的问题属于操作层面，可以通过规范化予以制约，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否定“二建”的改革，更不足以否定顺德综合改革试验的思路。
没有任何事物是完美的。“完美”只是一种定义，而不是真实存在。追求完美的轨迹只不过是一条渐近线。
由于人的本质属性的现实存在，在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不免有因评估失当而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
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人的私欲——实际上那是徒劳无功的。
我们应当做的是：以有效的手段来制约私欲的过分膨胀。
顺德市委《关于转换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就是：
“组织专业人员对现有企业资产进行全面清理，包括债权债务、账内账外资产的清理，各企业必须夂实报告企业的资产状况（包括通过各种形式获得的账外资产等）。任何违反转制有关规定、借转制之机谋取私利的行为，一经查出作贪污论处，并追究有关人员及其负责人的经济、法律责任。”
当然，从条款到现实总是有一定距离的。
但是历史需要的毕竟不是因噎废食，而是缜密周全。

雁过寒潭留身影。
《南方日报》这样一次并不算深入的小小介入虽然没有影响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走势，却在顺德人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次年，即1995年，广东省体改委“据省委决定”，要对顺德的调查结果保密。这种谨慎虽然并非“二建”波涛的直接后果，却显然与“二建”波涛有着某种联系。“二建”是这种谨慎的最早源头之一。
“二建”事件没有改变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却进一步形成了顺德关于传播媒介的独特看法和态度。从产权制度改革的起步开始，顺德就有意识地与新闻界保持一定距离。“二建”风云无疑给了顺德新的体会。在此后的改革岁月里，顺德对媒体更加保持审慎的态度。
顺德市委、市ZF曾经有不成文的规定，专门安排了一个人作为“新闻发言人”。这个人叫招汝基，位列市委常委，是周天明之前的市委、市ZF秘书长，其官职上得了台面，又熟悉情况。一般的记者或参观考察的人来到顺德，最大的成绩可能是受到这个“新闻发言人”的接见，听他介绍情况。
如果要统一口径，用一张嘴说话是再可靠不过的了。
只不过秘书长是一个很忙的角色，有许多工作要做，你不可能随便就能找到他。
但是既然有了这么一个“新闻发言人”的存在，其他人就有了推脱接受采访和介绍情况的口实。
这种场面我亲身领略过。有好几回，被访的人直言不讳地说：关于改革的情况，市里统一安排有专人介绍，要求我们不要乱说。
我要写这样一本书，当然不可能像一般记者那样只听听“新闻发言人”的介绍，况且我也有自己的采访渠道，不需要听“新闻发言”。
只是我同样希望见到招汝基。在传说中，他是顺德的一个才子。那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180万字的《顺德县志》，正是他出任主编。看过他写的理论文章，也看过他写的散文，觉得传说也许不谬。
不过，等到我有机会和他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他已经两次改变身份，由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而市政协主席，再由市政协主席而退休了。
他说：我现在有的是时间——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他还无法体味“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他还在忙，例如忙顺德大学的筹办。只是与退休之前比，他显然更轻松自如些。
我感叹光阴荏苒。
当然不是为了官场的变迁，为了光阴的易逝，我是为了在顺德采访的不容易。
“新闻发言人”说的当然都是场面上的话，但是即便如此，在顺德也不容易听到。
在通讯工具无比发达的今天，偌大的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子，但是顺德却在顽强地阻隔着信息的流动。它无非是想营造一种不受干扰的氛围，尝试着自己将事情做好。
顺德的这种做法，竟一直延续到中共十五大以后。
中共十五大已经肯定了顺德“离经叛道”的合理性，但是顺德人并没有完全从对政治的惶惶然之中走出来。由于长期信奉“只做不说”和“多做少说”，再加上涉及媒体的几件事带来的敏感，顺德人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套防范心理，对于传播媒体几乎有了一种类似条件反射的排斥。所以，谁都没有想到要宣布废除不成文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不少人还在使用当年制订的“不要乱说”的老皇历。
1998年，我在顺德糖厂采访张绪跃。他有这样的一段开场白给了我很深印象：
“以前市里有规定，我们不跟记者、作家谈这些。要介绍的话，由市里统一介绍。要不是去年底市里说了，现在你们可以放松些，说一点，适当地宣传宣传自己，我还是不会见记者、作家的，见了也不会多说。”
也就是说，一直到1997年末，顺德对传播媒介的防范才有所缓解，社会心理才开始有了一点松弛。
尽管如此，张绪跃还是一再交代：写出的东西要经他过目，才能发表。
后来，因为需要补充一点材料，我曾给张绪跃去电话。他依然很防范地一再表示，要看过我写了些什么，才好跟我谈。他是曾经跨出国门在美国领土上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企业界人士，但他又是顺德人的女婿，遵循着顺德人的习俗和风格。
我没再找过他，因为我觉得太费事，何况有些细节的把握与否并不影响我这本书的主旨。
我所品味到的，正是顺德风格，也是20世纪末顺德产权制度改革之际的社会心理氛围写照。

顺德人的少说多做，是对20世纪中叶以来肆虐于中国大地的“假、大、空”
流行病的反拨。虽然不免矫枉过正，但是在夸大其词、报喜不报忧等国人的弱点面前却显得可贵。
在历史的反复搓揉下，“噤声”已经成为一种基因，溶化在顺德人的血液中。曾任广州市市长的顺德人氏黎子流将其总结为：“多做少讲，只做不讲，做了再讲。”
“少讲”、“不讲”和“做了再讲”，甚至能不讲就不讲、不得不讲时再讲，这已经成为顺德人无条件的心理认同，被许多顺德人奉为行为准则。有时候，这种状态甚至被引为一种骄傲。
2000年12月21日，20世纪最后的冬至日，“科龙”召开了一个小型的记者会，通报“科龙”本年度的经济形势。在会上，有记者问：与技术、设备、资金等硬件相比，“科龙”的软件——比如文化建设、品牌塑造、企业管理等是否差一些？
“科龙”刚上任不久的新总裁徐铁峰对此的回答是：
“我们可能说得少一点。顺德的企业都有这个特点，干得多说得少。以前就有人把我们跟中山相比，说‘中山出报纸——指的是经验，顺德出票子。’”
话语之中，听不出遗憾，听得出自豪。
顺德的指归非常地实际，那就是效益。
身在企业的徐铁峰并非“行伍”出身。他做过司机，后来当了镇里的干部，担任过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等，尽管长期主管工业，但是终究不是企业中人，屁股一直是坐在镇委和镇ZF院子里的。他曾接陈伟之手，任中共容奇镇委书记。2000年4月，容奇镇同桂洲镇合并为容桂镇，他又担任了容桂镇第一任镇长的职务，许多媒体刊登了他同市长一起为容桂镇人民ZF挂牌的新闻照片。原先的中共桂洲镇镇委和镇ZF的办公大楼略事装修，为新的容桂镇所用，徐铁峰已经端坐在玻璃门里面办公。直到该年6月，46岁的徐铁峰才从那里走出来，到“科龙”走马上任，真正入行成为企业界人士。以他的经历看，他关于顺德“干得多说得少”的总结决不只限于企业，那也是一个基层干部对顺德精神的认识和总结。
我有一个专写报告文学的朋友，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同时，他也曾用自己的生花妙笔，为不少有成就的企业家造像。被写的企业家不但资助出版，还掏钱开作品研讨会，甚至将研讨会开到北京，开到人民大会堂。这种运作，早已是我们这个时代公开的秘密。
有一次，这位朋友问我，广东那么多优秀企业，那么多优秀企业家，为什么就没为去为他们写书呢？
他随口列举了好几个他认为很值得一写的广东企业家，主要来自顺德，包括“科龙”和“美的”的领头人。为此，我这位朋友甚至有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
我仔细想了一想，发现他的观察很正确。
但是我这位朋友弄错了一点：不是没有人想到要为这些能人写书，而是他们自己对此没有那么大的兴致。
传主不支持，传记就很难写。据说有位在香港的女作者为了写李嘉诚，坚持不懈要求贴身采访，其间受过不少冷遇，但最终达到了目的。这种精神很值得钦佩，却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在顺德。

顺德人只在乎票子，不在乎报纸，心底深处似乎对新闻媒介有点不以为然。
1998年5月的某日下午，我在中共顺德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采访陈用志。事后，他要去顺德报社，我也就跟着去了。没想到的是，《顺德报》创刊4年多了，这还是陈用志第一次亲临报社。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就此认为陈用志不关心宣传舆论。他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在外界的人看来，顺德对新闻媒介的态度一直保持着小心翼翼的态度，总是敬而远之，少说多做。
其实顺德的领导层深谙关于舆论的游戏规则，他们对媒体并不绝然回避，只是把传播媒介视为双刃剑，在对新闻媒体善加利用的同时，特别谨防割伤自己。
顺德人认为，“票子”是实在的，“报纸”却隐含着副作用，难以把握。
关于“报纸”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开始举行赛马活动。对于其所含的博彩成分，社会的褒贬不一，而社会主流意识则一直持反对态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广州的赛马活动虽然断断续续，却一直在进行。为了要求给赛马以公开、正式的合法身份，当时的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总经理决定借助舆论，大肆宣传赛马，因此于1999年8月亲自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试谈中国的现代赛马》，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设法登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上。从9月到11月，这篇文章在10多种报刊上亮相，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为此以赞助、广告等方式付出了总计82·8万元的费用。文章公开宣称赛马的意义，鼓吹广州赛马走过的历程，放大了广州赛马活动的影响，使之成为舆论的聚焦点之一，引来许多关注和一系列连锁反映。一时间，这种虚拟的社会肯定使博彩性赛马俨然成为新生事物、时代宠儿，似乎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基础。始料不及的是，广州赛马一事因而再一次进入中国高层的视野，它的博彩成分再一次受到正视，它的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再一次引起了认真的审视和疑问。最后，事情的发展与发起事端者的愿望相违，广州的赛马活动被制止。
我们这里抛开赛马的博彩性质不议，仅就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的老总关于舆论的认识来看，就可以感受到狂妄中的幼稚。
顺德是成熟的，懂得形势并能加以利用。它与舆论环境的关系和相处之道就是例证。
顺德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排斥媒体，它只是比一般的人更懂得舆论的价值和内涵，因而不那么急功近利。顺德的方式是：与各大媒体以及许多可以影响媒体的人士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着眼于建立一种总体的氛围。但是每当有改革的大举措，不到尘埃落定它是不会说的。
1998年，顺德酝酿将“华宝”的主干并入“科龙”，尽管社会上议论纷纷，但是顺德市ZF缄口不言，《顺德报》更是无事一样。有一次，顺德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请工作便饭，客人中有《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和《佛山日报》的记者，我也忝列其中。那些记者们急切切想打听此事，有的甚至想好了诸如“强强联合”之类的报道题目。副部长同这些人都是朋友，所以回答得既实在又干脆，他说：“市里不让报道。”
后来只有《广州日报》就此事发了一个头条。“科龙”办公室那位接待《广州日报》记者的干部告诉我说：消息还没“解冻”，依然不让说。《广州日报》那记者以老乡关系磨了半天，看他以前为“科龙”写过不少好稿的份上，才跟他说了一点。
那头条并没有多少料，只找到企业的办公室这一级，能得到的东西自然很有限。这其中多少争执、迂回、斡旋、退让，还有留下的种种启示，岂一个不足千字的头条了得？

顺德总能不断鼓捣出新鲜事儿，因而在新闻的供求关系中牢牢居于卖方市场，不愁没有记者来。虽然顺德很少主动地向新闻媒体发出邀请，广州地区报纸开辟的珠江三角洲版上，关于顺德的信息量总是名列前茅。
与时下流行的“包装”潮流相比，与那些大事小事都作为成绩上门去找记者的做派相比，更显出顺德的“低调”风格。在大多数情况下，顺德都不愿意成为舆论的中心，当改革处于正在进行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即使记者自己找来了，顺德人也尽量回避，或者王顾左右而言它，不说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如果出现了失实的报道或批评性的文章，顺德人不会反驳和争论，它只想早早淡化，减少干扰，以赢得改革时间。就像一个人骑着马，急急奔向自己的重要目的地，侧边射来的箭只要不把他射翻，他就不会勒住缰绳，下马来看看那箭的型号，或者忿忿然回射一箭。那人、那马始终向着前方。
就拿“二建”这件事来说，按照中国的办报模式，不论批评是否失实、失当，只要是造成了影响，至少要搞一篇所谓正面报道来平衡一下。但是顺德没有，它宁愿默然。这有点像古人崇尚的风格：骤然临之而不惊，卒然加之而不怒。
顺德人关于舆论的低调、稳健、谨慎以及为我所用的风格，在自己办的《顺德报》身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看过《顺德报》的一份工作汇报，其中说到：
“我们以坚定的政治立场，与市委保持高度的一致，主动、密切地配合市委，努力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对于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样一个舆论工具，顺德有一整套自己的说法和准则。因而，《顺德报》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社长兼总编陈真泉给我说过他的办报经——
“说真话不行；说假话不行。说早了不行；说迟了不行。说多了不行；说少了不行。”
关于“真话”，他说，要避免正面报道的负面效应。
这个被顺德人简称为“陈真”的人，并不像电视剧中的那个陈真一身武功，但是脑袋里总是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想法。我常常是一边看着他不时地用裤子擦眼镜片，一边不免有点费力地听着他的广东普通话，心里却希望他不停地往下说。
陈真泉给我尤为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句话：“要保家宅平安。”
这大概是顺德人办报的核心原则之一。
　
当然，这是特别环境中的特别事件，并不属于新闻改革的探讨。

熹 · 发表于 2009-7-9 09:08:21

华
宝
风
波

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曾经有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话题，那就是“华宝”风波。
如果说，顺糖和“二建”激荡的是波涛、是旋涡，那么华宝的事就可以算得上是龙卷风了。
在顺德，有的干部说：“华宝”的事，至少使顺德的改革步伐迟缓了五年。
有人则认为，因为“华宝”风波，顺德有形和无形的损失加起来至少达到十个亿。
现任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郑年胜，当初在市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当副主任，他对“华宝风波”一事尤为痛惜。他说：这件事的杀伤力很大，给顺德带来的损失至少有20亿元，甚至30亿、40亿。

“华宝风波”是一根探路的细竹竿，它戳了戳松软的地面，点中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好几个穴位。
显然，要探究顺德的改革之路，必然绕不过“华宝”。
但是也有顺德朋友劝我：别去提“华宝”了，那事情太复杂，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1994年，我第一次听到“华宝”的事，是在《南方日报》社。
那是一次由该报工交部出面组织的会议，邀请了五花八门的一大帮人，有记者，有社科界人士，还有ZF有关部门的人。会议的主持者当然是希望这些人能为他们的有关版面提点意见，出出主意，最好还写几篇稿。
在神州大地，这种会几乎每天都有，一般来说，它都是神侃的天堂。对于与会者来说，无非是结识几个圈内人士，互通几条信息，还有就是例行公事式的对那些请你出席的报纸杂志，说上几条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不一定合乎实际因而大多不被采纳的建议，还有就是会后吃上一餐饭。当然，也有可能拿上一个信封，装给你一点车马费。
那天的神侃有一阵子把话题落在了“华宝”身上。
有人说：“华宝”卖给港商卖了上十亿元，这些钱都拿去修桥开路了。现在港商不要“华宝”，顺德却退不出钱来。”
也有人说：“《经济日报》反映‘华宝’问题的那篇文章，写成后曾经征求过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意见，省里领导希望不要发，所以压了好些时间，不知最后怎么又发表了。其中必然有背景。”
我虽然对顺德有所关注，但是当时并没有打算写这么一本书，所以没有注意到《经济日报》的文章。
此后，我才找来那篇长文仔细拜读。
可惜从报纸上我们历来都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只能看到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个小小的部分。
在中国，仅依靠报纸下结论是危险的。

在顺德，却没有几个人愿意跟你谈“华宝”，谈当年那一场轰轰烈烈、大喜大悲的起落。即使说起产权制度改革，说起来路的艰辛，也很少有人提及“华宝”。
反正“华宝”不是非说不可的事，也不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不说也罢。

真个是“事如春梦了无痕”？
不过，顺德人不谈“华宝”，并不仅仅因为“华宝”是他们的“麦城”——是“麦城”也可以拿出来诅咒的呀！
顺德人不谈“华宝”也不仅仅因为这件事有许多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再说不清道不明，总可以发发牢骚吧？
顺德人不谈“华宝”，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性格。
从这件事里，你就能真切地感受到顺德人的实在：事情都过去了，损失了的也再要不回来，说它有什么用？有这种工夫还不如去做点别的。他们不喜欢纠缠于往事。
转眼到了1999年秋天。
10月和11月，有着岭南最好的天气，人们告别了暑热和雷雨，享受着南方温煦的秋天。
“华宝”的大事却总是发生在这段时间里，发生在金秋的阳光之下。
卖出去和买回来，都是在11月；
《经济日报》的批评报道，是在10月。
不知是巧合还是主事者有某种心理暗示，1999年，也是在10月，“华宝”有了最后的一件大事。经过一番艰难的运作，顺德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资产运营，“华宝”的主体——空调机厂并入了“科龙”集团。
“华宝”的品牌依然存在，但是其内涵已经起了变化，“华宝”作为一个企业集团的历史，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当年的故事被关在了21世纪的大门之外，沉入了历史的深潭？

人类是健忘的，历史却不会忘记。
“华宝”风波是20世纪顺德之路的一串深深脚印，每个脚印里都留下了顺德人的心理纹路。
“华宝”原先是个很小的厂，生产小型计算器的节能型灯泡。1987年的“华宝”依然名不见经传，因为产品销路不畅，正处于亏损之中，濒临倒闭。
1988年，“华宝”开始转产，生产分体空调机，据称是中国第一个生产空调器的厂家，最早的产品取名为“雪莲”——一个颇为女性化的名字。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空调机开始成为消费市场的宠儿，拥有一台哪怕是窗式空调机，也是新生活方式的标志。“华宝”先人一步，就在这种历史的机遇中拾级而上。1989年，“华宝”的年产值还只有1000万元，到1992年，“华宝”的产值就已经突破10亿元，并排在了全国家电行业单一牌号产品年销量第一的位置。
1993年，“华宝”实现产销值20亿元。当然，那正是经济大热时候，我们很难评价这个数字后面究竟隐含着什么。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华宝”作为顺德的靓女出嫁，夫婿是香港商人。
香港蚬壳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大股东翁氏家族各出资50%，在英属处女岛注册了一家联营公司，由联营公司出面，收购“华宝”。
翁氏家族的代表叫翁祐，祖籍为顺德市伦教镇。此人热心于家乡的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活跃于顺德的经济生活之中，顺德著名的“蚬华电器”就是他参与投资创立的。建在北滘镇的蚬华电器厂曾在全国十大乡镇企业中名列榜首，一度是东南亚最大的现代化电风扇生产中心，如今依然是顺德生产电风扇、微波炉的骨干企业之一。
联营公司以12·88亿元人民币的价位，买下“华宝”60%的股权，其经济实力自然不可以小瞧。2000年，顺德市掀起一股集资办大学的热潮，翁佑作为关心家乡建设的外商，一次性捐出了2000万元。
但是关于“华宝”的这一场买卖却一波三折，最终成为20世纪末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历程中的一大“公案”。

1994年10月18日，国务院麾下的《经济日报》在第五版“经济与法”栏目内，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记者陶国峰的文章——《华宝产权转让纪实》。
陶国峰同时也是“经济与法”专版的责任编辑。他写的这篇文章，题目倒是很中性的，但是文中所表达的态度很明朗。
文章一开头就是一段充满情感色彩的描写：

广东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和职工永远不会忘记1993年的11月22日，就在这一天，广东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12个企业的负责人分别和香港蚬壳电器工业正式签署协议，将该集团的10家独资企业和两家控股企业变成了由蚬壳电器工业控股的合资企业，而合资的实质却是将广东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4400万股权出卖给蚬壳电器工业。12家企业的负责人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签署着一份又一份法律文书……职工和股东们以震惊和无奈的心情关注着这一切。在“合资”的名义下，出卖华宝产权的运作由秘密转为公开了。
　

此时，顺德的企业转制已经初见成效。但是顺利实行转制的，大多是一些规模和影响都不大的企业。顺德糖厂、顺德电机厂等虽然受人关注，毕竟是老企业，而且最终是落在自己人手里，所以没有掀起很大的波澜。像“华宝”这样的资产以十亿计的明星企业，一下子扔进港商的怀抱，必然响声一串，震人耳膜。
用招汝基的话说就是：如果不出事，那反而是不正常了。
同样意思的话，他跟我说过两次。另一次他说：如果没有“华宝”的事，改革就太容易了，反而不正常。以这个角度看，“华宝”的事就是必然的了。
最早对转让“华宝”产权不满的，当然不是陶国峰，而是“华宝”的人，尤其是“华宝”原先的领导层。陶国峰只是及时地捕捉到这个话题，两次到“华宝”采访，用笔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声而已。
但是陶国峰以职业的敏锐看到了这件事情后面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他在自己的文章前加了一个引子，说他对“华宝”的产权转让“百思不得其解”，以此引起读者的注意。
引子这样写道：

华宝产权转让一事，不仅在顺德、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都有相当的影响，新闻媒体也作了不少报道，报道本身又引起了争议。依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这次产权转让作出界定和评价是不困难的，是非曲折不难判断。令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深层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事别的地方有没有？还会不会再发生？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它指明了探讨“华宝”产权转让一事的意义所在，把“华宝”事件的内涵作了深度和广度的延伸。

陶国峰的文章很长，足足占了一个整版。它追述了“华宝”的历史，也写了“华宝”产权转让的具体过程，甚至许许多多细节，当然，也作了分析和评论。
如今来说“华宝”之事，当然没有必要再去一一追述当年情形，许多事回头去望，就已经失去了种种的关切、好奇、激愤、沮丧，就好像知道了一场足球比赛的结果再去看电视录像一样，没有热情和悬念，没有动感的魅力，只剩下纯粹的欣赏或者技术分析。
但是在1994年的秋天，这篇文章确实在顺德引起了轩然大波。
两个月前，顺德的“转制”刚刚应付了《南方日报》刊发的“读者来信”，现在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来自媒体的诘问和挑战。
这一次，无论是档次、规格，还是涉及面，都大大地超过了关于“二建”的那一次。
“二建”只是个小企业，事情弄来弄去都是原先那一班子人。《南方日报》只是地方性报纸，而且用周天明的话说，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党报”。所以，“二建”风云消散得很快，转眼又是丽日蓝天。
“华宝”的情况却复杂得多，它不但包含着顺德当地人本身两种观念的矛盾冲突，还涉及境外，牵动京城。在广东省的经委、体改委的大楼里，也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
中共顺德市委、市ZF的官员向我追述说：当时，作为收购者的港商已经感到棘手，不但发现在管理方法上同原先的“华宝”有矛盾，因而与“华宝”的干部关系紧张，弄得焦头烂额；而且发现，“华宝”的评估数字与事实有出入，觉得这笔生意不是很合算。最后，就连翁氏家族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不由生出了丝丝悔意。
关于评估数字不符这一点，陶国峰的文章也提到：“港方法定代表人提出，……华宝的净资产没有原先说的16个亿那么多，只有13个亿左右。”
你说他能咽下这口气么？
这桩“涉外婚姻”只维持了一年整。
这一年里狼烟四起，危机四伏，最后，顺德企业的首例“涉外婚姻”只能以解体告终。
1994年11月11日，去陶国峰的文章发表还不满一个月的时间，香港多家报纸报道：香港蚬壳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大股东翁氏宣布退出“华宝”。
退出的理由很蹊跷：由于空调市场不景气；由于宏观调控使销售款回收周期加长；由于空调生产竞争对手增多。
难道卖给你企业还要包它今后的市场吗？这些“理由”根本没有说服力，居然可以成为反悔的根据。
有人认为，是《经济日报》的文章给翁祐提供了一个转捩的机缘和借口，使其顺水推舟。
据顺德的干部说，当时翁祐提出：既然上面都不同意这笔买卖，那我们就取消吧！他愿意交还“华宝”，要顺德归还他为“华宝”付的钱。
此刻的顺德已经乱了方寸，说是内外交困并不为过。
市委和市ZF的领导班子几乎是整夜整夜地开会研究对策。
一位当时的市委常委回顾说：我从土改时候开始当干部，从来没有过像这样半夜两三点钟还在开会的。
陈用志则称自己“一个星期没睡觉”。这也就是1999年春天他在北京跟我说的，比死了父亲还更痛苦的那一个半月。
舆论的压力已经是题中之义，顾不了那么多，但是，翁祐踢回来的球无可躲闪，势在必接。
顺德市委和市ZF最后决定：稳定企业第一，先卖回来再说！
对于一个正在清理家当，正在为自己的东西已经以好价位出手而暗自高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
当时，为了买回“华宝”，顺德市委、市ZF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怎样归还翁祐那笔钱；二是怎样收拾翁祐接过去还没有在手里捂热，又扔回来的那个混乱摊子。
翁祐付的那笔钱，据顺德的官员们说，已经被用来支付为转制而配套的养老保险了，也就是说，用作改革的成本。如今要还给翁祐，只有分几次才能付清。
“华宝”为锦纶项目借了广东省纺织工业总公司的钱，为其它一些项目向广东发展银行、深圳租赁公司也借了不少钱。顺德的企业界人士认为，“华宝”的债务至少有30亿元。此间有一种说法：因为卖了“华宝”，有了一点钱，这些单位都来收回“华宝”的欠账，顺德从翁佑那里得到的那一笔钱实际上自己所剩无多。
港方退出“华宝”时与顺德结账，双方认同其在“华宝”连本带利已投入资金1·6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2亿元。其中包括注资、借贷、采购原材料的贷款等等。香港蚬壳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愿意承担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除此之外，顺德尚需归还其1·5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3·2亿元。
这笔钱，显然是顺德的一个难题。
它更是一个心理难题：即使能拿出来，也是十分的不情愿。
至于“华宝”产权转让后的混乱局面，陶国峰的文章有叙述。比如：“人心浮动”，“不安甚至恐慌”，“信心动摇，影响正常生产，形势严峻。”等等。
陶国峰文章没有提及的是，“华宝”产权转让还带来干部队伍的动荡，当时，就有一个担任集团副总经理并兼任空调机厂厂长的、叫黎钢的人辞职不干，跑到中山市去搞起了另外一家空调机生产企业，为此，还带走了三个副厂长。
据《南风窗》杂志的报道，黎钢批评将“华宝”卖给港商时说：这是父母包办婚姻。既然承认女儿最漂亮，就该用“比武招亲”的办法，让女儿自己去挑个婆家，挑个能保证女儿目前生活水平的好婆家。
话说得有道理，只怕不容易找到愿意拿十几亿元出来比武的人。
黎钢等人以出走来反抗“包办婚姻”。
从顺德的桂洲镇向南，越过一座并不长的桥，就进入了中山市的地界。就在这片与顺德仅一河之隔的狭长地带，如今已是中国家用电器巨头们对垒的战场之一，“长虹”、TCL、“小鸭”都在此排兵布阵，建立了生产基地。“长虹”与TCL甚至隔街相向，剑拔弩张。加上“科龙”和刚刚由微波炉向空调机扩张的顺德“格兰仕”，人们认为，不出三年，这里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空调机生产基地。
黎钢等人跨河而来——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今天这种热闹——这几个从“华宝”跑出来的顺德人就在这里扎下来，为珠江三角洲增添了一个叫“索华”的空调新品牌。

承接着“华宝”的经营理念，“索华”居然在三年间就跻身于全国十大空调品牌队列。但是，到了1998年，这家新秀却又宣告破产，TCL就是卖下它的破产资产而进入中山这个阵地的。
这有点像跑出京城的皇族，虽然在外建立了一个小朝廷，毕竟没有了恢弘的帝王之气，最终撑不住局面——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顺德卖“华宝”的时候，原“华宝”的老总，时任顺德市工业发展局局长兼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胡成珠持反对意见。作为拓荒者之一，又是直接的领导者，这种态度可想而知。
当然，事情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胡成珠阻止不了事情的进展。一气之下，胡成珠辞职赴港，和“华宝”一些高级管理人员集资，在那里注册了一个成功集团有限公司。
如今，顺德市委、市ZF决定回收“华宝”，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让胡成珠回来主持比较合适，认为只有他可以在这种时候直接影响“华宝”，结束卖出买进而形成的混乱局面。
于是陈用志亲自三赴香港，把胡成珠请将回来，让他以成功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收购“华宝”，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实行了反承包。
这样一来，“华宝”又回到了过去ZF控股的老样子。
从产权归属说，“华宝”归了“成功”，但是就因为胡成珠这些老华宝人的关系，因为他们代表当年反对“华宝”产权转让的力量，不少人仍兴奋地将成功集团有限公司的收购行为称之为“华宝又回到了华宝人的手中”。
广东省体改委旗下的《经济快报》1997年10月11日登过“华宝”的一篇广告类文章，文章回顾“华宝”走过的历程说：“1995年，华宝人不惜代价，国有名牌重归华宝人怀抱。”
不管用什么说法，事实就是：“华宝”在香港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顺德人的手里，嫁出去的女儿重归娘家的怀抱。
“不惜代价”四个字，隐含了怎样的惨烈？
遭逢变故的这一对母女，有着怎样的心情？
　
胡成珠风风光光回到顺德，以为轻车熟路，只要恢复原先的秩序，再把愤而出走的黎钢等人招回，就可以重新衔接往日，再上旧时轨道。没想到一切与一年前已大不相同，尽管“成功”在收购“华宝”时剔除了已亏损3亿多元的锦纶厂，但是所有的有关体制和经营的问题已经全部显露，而黎钢在河的那边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新事业，不肯答应昔日的呼唤，最后还导致“华宝”向“索华”的索赔案。
武侠小说描写：当灌注了所有真力的一拳打将出去，却又硬生生的收回，对发拳者自己的伤害很大。“华宝”的产权转让或许就是这么一回事。
“华宝”像一只放飞又被扯落的鹞子，弄得精疲力尽。
何况，胡成珠真的能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重掌“华宝”帅印么？
忙乱一阵下来，胡成珠最终明白这枚“胜利”果子并不好吃，不愿再把这副挑子搁在肩上。面对这样的际遇，他再一次选择了远走高飞。
也许，到香港办成功集团有限公司时，胡成珠心底还有“看你们怎么弄”的意识。在离开“华宝”的告别宴会上，他曾即席赋诗一首，称自己“并非丧志作寓翁”，并有句云：“茫茫商海总有路，再踏征途显神通。”但是，此刻重握“华宝”大旗的胡成珠却真有些心灰意懒了。
这一次，他彻底离开了故土，到那个把枫叶画在旗帜上的国度去寻找最后的归宿……
人生旅途中的悲欢起落总是那样的难以预料。
翁祐走了，胡成珠也走了。“华宝”名字依旧，却在这样的折腾中慢慢消耗着自己本已不太充足的元气。
陈用志三番五次赴港，去请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出山，作为市委书记，这是无奈使然，也是气度使然。
谈及当年买回“华宝”，陈用志对我说：“我们坚信终究会被认可，因为我们的改革不是为自己。”
或许这就是顺德在“华宝”问题上能够亦进亦退的原因？

我曾经为“华宝”产权转让一事而深感棘手，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对此进行深入采访，因为真正知道事件全过程的人不多，而其中愿意说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此外，“华宝”的卖出买进还夹杂着某些人事的纠纷和恩怨，当事人却已经远走国外。甚至还有人说，“华宝”事件是腐败的结果。这一切，不断增添着我的畏难情绪。
事实上，我最终没有得到什么关于“华宝”的新材料、内部材料，真正的、全方位的、甚至包括细节的追述，还有待于其他有兴趣的人来完成。或者，“华宝”的事也会像我们身边许许多多已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的事件一样，随风飘逝，只能永远地埋在时间的深处。
我其实已经不想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追寻“华宝”的路。今天来看“华宝”的卖和买，其得失和是非都已经变得不重要，我们需要回顾的，是产权制度改革的曲折和迂回。所以，我只是从旧有材料的研究和思考中，去获得粗线条的感知和理想的分析。

很高兴的是，招汝基并不忌谈“华宝”。
顺德领导层的人都告诉我，“华宝”实际上已经算不上靓女了，债务繁重，实际资本根本不值评估的数字。
招汝基说得更为具体。他告诉我，“华宝”有许多不良资产，在产权转让的时候，“华宝”集团旗下的企业几乎都是正处于亏损之中。

他一一数给我听——
投资几亿元的房地产卖不出去，亏了；
花了几亿元的锦纶生产项目也亏了；
陶瓷厂的命运也如此；
投放近四亿元的第三期技术工程CIMS项目尽管搞成了——那是自动化生产线，用招汝基的话说，是用机器人在生产线上控制物流的一项新工艺，由国家863专家组协助开发，国家科委组织验收——但对企业的效益作用不大，属于有很大投入，却没有多少产出的项目。
招汝基说，“华宝”的状况其实已经很不好。当年评估“华宝”值25亿元，是高估。
以中国农民式的狡黠，以中国惯有的不规范，评估的不准确应当是不足为奇的。当人们需要“政绩”的时候，高评是主要危险；到了需要购买的时候，就要防范低评的可能了。
十几年前我采访老区时，就对中国许多地方习惯于玩数字游戏有了深刻印象。比如江西的上犹县，国务院1986年划定贫困县标准时，该县上报的数字在贫困线以上，就没有进入“贫困”行列，当时大小官员们或许还觉得挺光彩的。始料未及的是，贫困有贫困的好处，贫困县有国家补助。上犹县因为未入贫困之列，自然得不到国家给的这笔钱。这一下，该县紧张起来了，百姓有不少怨言，县五套班子赶紧动员起来，各抽出一个人，组织队伍上北京。赣南老区的每一个县几乎都有乡亲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担任要职，办起事来总会有常规思维方式所意想不到的效果。关于上犹县“贫困”与否的这件事也一样，三下两下就办成了——上犹县顺利跨入贫困县行列，成为全国257个贫困县之一，开始享受国家补助。上犹县方志办的人告诉我，前头的数字是虚报；老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却说，后面的是虚报。一个乡长也是说虚报在后。不管谁说的对，总有一次是虚报。分管农业和老区建设的刘副县长则很技巧地说：至今全县大部分地区已解决了温饱问题，90%的人口已达到最低收入线。刘副县长的话，使人对上犹的“贫困县”这个概念分不清虚实，也失去了时间界限，因而产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我至今记得崇义县老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说的一段话：
“不是特困县，地区开会有时就不通知我们去，因为有时是分钱，我们去了也没我们的事，只能坐冷板凳。是不是‘老少边穷’关系很大，比如职称考试，我们的分数线就可以降低。”
由于对中国数字的灵活性有过许多领教，我相信招汝基说的“华宝”资产的高估。
对数字的可靠程度，对自己闺女的真正底细——是靓还是不靓，我想，这些做父母官的应该是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所以我直觉地认为，顺德卖“华宝”肯定不会是亏本的事。
1999年春，我在北京采访陈用志时，他就说到这种情况：
“其实‘卖’企业很及时，如‘蚬华’当时有5000万美元外债已到期，形势危急，卖了3个亿，解决了没有流动资金的问题。但这些情况外部是不知道的。”
招汝基还有关于“华宝”的一句话，表明了当时顺德市委、市ZF的如意算盘。他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
“市场经济，认钱不认人。我们12个亿进账，何乐而不为？”
《经济日报》文章却更多的是从政治观念出发，至少以下言辞表达着这样的情结——
“山河易帜，落入港商手中。”
“企业不是女人，非得嫁出去不可，所以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出阁。”
“它不是需要嫁出去的、败家的‘姑奶奶’，而是一个‘养家的儿子’。‘姑奶奶’败了家，难道非得把‘养家的儿子’卖掉吗？……造成的是一桩非法婚姻。”
“他们应该是主人，而不是被雇佣者。”
“这次产权出卖……虽然得到一笔可观的资金，但由于做法上目无法律、失信与民，政治上的损失是无法计量的。”

动手写这本书期间，我有两次到北京开会，每次都想找陶国峰聊聊。但是事与愿违，总是没能找到他。据《经济日报》的朋友说，陶国峰经常在外地采访，要找他得碰巧。朋友还介绍说，陶国峰重点关注经济纠纷和经济案件，写过许多这方面的报道。
我不可能坐在京城等待，可我又觉得，要回顾“华宝”风波，就不能撇开陶国峰。
于是我就变通了一下，找到了我的一位同学，北京一所著名大学里的副教授，请她代劳，设法同陶国峰见一面。
我这位同学曾做过记者，采访过好些社会名流，办这种事驾轻就熟。我托她之后不久，她就约到了陶国峰。
2001年1月2日，新千年的第二天上午，她同陶国峰坐在了北京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屋里，开始了一次对记者的采访。
自从听顺德人说“十五大像是为我们顺德开的”之后，我就有一个错觉，总以为找当时批评过顺德的人不容易，人家再不愿意跟你谈顺德。其实不然。就像《南方日报》批评顺德“二建”的肖成业一样，陶国峰爽爽快快地赴约，还同意人家录音。
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其中一些段落，主要是陶国峰的答话——

问：“华宝”的事已经过去6年，说起来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没想到在电话里一提起，你还那么滔滔不绝，记忆犹新。
答：因为不断有人提起这事。前年，“科龙”要收购“华宝”空调，“华宝”的人不愿意，找到了中央电视台，要求干预，说，当年港商收购不了“华宝”，就是因为有《经济日报》的文章，所以这次也希望能有媒体来采访。为此，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还就这事采访过我。我说，一篇报道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作用，根本原因不在于舆论，而在于事实本身。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脚，100篇报道都不会使你放弃收购的。
问：当初卖“华宝”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答：当记者一开始是到处找线索，后来就是线索找你。“华宝”的事发生时，我在广州采访，有人从北京来一电话，说了“华宝”这事，并且说写一写这事很有价值，不论从新闻报道还是从主持公道来讲，都是一个有深度的重磅的东西。我是回到北京之后，才同《法制日报》的一个记者一块到顺德去的。
问：我想当时大约没开介绍信，也不认识顺德的什么人吧？
答：我们是秘密采访，因为没人敢公开接待。我们先去了顺德市委，见了宣传部部长叫周天——周天什么，我忘了，应该是市委常委吧？他给我们看了一份电传，说是广东省委的意见，不宣传、不推广……好像是四个不吧？那么，从官方采访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到“华宝”去，人家也是客客气气地接待，实质性的东西找不到。但是我们做记者的都有自己的路，有自己的“地下党”。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没有“地下党”它能行吗？这类报道一定要有“地下党”的指引，用广东话说叫“报料”。“报料”的人有的是与事情有利害关系，也有的就是喜欢“多事”。我们接下来的采访都是在咖啡馆、小茶馆里，黑咕隆咚的地方，有时也在人家家里。消息源是绝对保证不透露的，到现在也没违背承诺。
问：当时在顺德呆了几天？
答：四天，住一个破宾馆里。记得那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们晚上还爬起来看巴西同意大利的决赛呢！屋里一台窗式空调机，一点也不凉，还呜呜叫唤。
问：是“华宝”空调吗？
答：那倒不是。
问：文章是怎样发出来的呢？
答：文章由我操刀，说好《经济日报》和《法制日报》同时发。可是见报的前一天，《法制日报》的那位记者突然打一个电话来，说他们将那篇稿撤下来不发了。我忙给他们一个副总提出说，你们不发就算了，可别给我们报说。当时如果他们打个电话通个气，《经济日报》能不能发也就难说了。我们部主任签发这篇稿倒是挺爽快，但是总编没看。稿子发出来以后，《改革》杂志作了全文转载。
问：这么说，发出这篇稿子还有点侥幸。但如果你不是这个版的责编，事情是不是没有这么顺当呢？
答：我会想办法，或者拿到其它报纸去。
问：听说文章发表之前你给广东省委的领导看过？
答：没有，我们没有就此事跟广东省委打过交道。
问：是什么使你如此执著，非得把文章发出去？
答：我觉得这事有非常大的意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尊重产权。西方叫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也规定，国家财产、集体财产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产权是一个基准点，如果产权不被保护，社会就很难发展。顺德当时提出“靓女先嫁”，要把好的国营企业先处理掉，其实我并不关心企业靓还是丑、卖还是不卖，我认为首先该确定下来的是：谁有权利卖。你没有产权，东西不是你的，你就没有权利卖。“华宝”一直是集体企业，ZF是没有权利卖的。卖“华宝”使集体的财产受到了侵犯，对经济的发展也很不利，问题非常严重。
问：但听说顺德官方认为卖“华宝”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不是卖了12·88个亿吗？
答：根本没有得到那么多钱。12·88亿元是合同规定的，但是并没有执行。关于收购“华宝”，翁氏集团的董事会内部有不同意见，翁祐就在一个小岛上另外注册了一家公司来独立承担收购的风险，其实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我的文章出来后，香港《经济日报》做一个照相版给登出来了，还有好多香港报纸也转载了。这一下，翁氏的股票就泻了，他受不了，就宣布退出收购，要求顺德赔偿14个亿，包括进的零部件、利息等。顺德没有这么多钱给他，就跟他签订了一个协议，修一条高速公路，给翁氏一部分干股。不用他投资，以后高速路的收益每年给他500万美元。所以顺德市在这件事里没有赚到钱。
问：你说翁氏因为股票下跌而退出收购，但是按照顺德人的说法，翁祐是因为你的这篇文章才有借口退出收购的，他说《经济日报》代表了ZF的态度，ZF都反对，那就不做了。
答：不是这么回事。翁氏的退出有许多原因，比如空调市场变化了，开始打价格战；比如他投了4个多亿搞的三期工程——无人仓库什么的，其实中国人力不值钱。再加上翁氏的实力非常小，经营能力、融资能力都差，在顺德的港商看到他吃了一块肥肉，也有妒忌和拆台的。另外，其中又夹杂着与员工的矛盾，与原先的管理层的矛盾，特别是与原先的零部件供应商的矛盾。还有，翁氏集团的股东也给了他压力。如果要说直接的影响，也不是我们，是转载我那篇文章的香港的《经济日报》——他们还没给我稿费呢！
问：据说顺德市的领导表示，历史会证明他们的做法没有错，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答：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首先是产权问题，要看你有没有权利卖这个企业，看这个企业究竟是ZF的还是集体的。“华宝”的股份制改造已经完成了，它里面有供销社的钱，有银行的钱，还有私营老板的钱，还有集体的钱。它不是你ZF的独资企业。第二我看你合不合法。我不管你是为谁，你卖掉这个企业没有通过股东大会，从程序来说就是非法的。比如我现在把三联书店捐给希望工程，行不行？不行啊，那不是我的啊！一个社会不保护产权就不可能搞得好。至于事情后来产生了什么效果，是不是靓女先嫁，和这没有关系，是两个概念。后来顺德故意把问题引到靓女先嫁后嫁上面来。厉以宁还出来说，一筐苹果，你先吃好的还是赖的。如果你先吃好的，每一次吃的都是最好的一个；如果你先吃赖的，永远都是吃的最赖的一个。其实这不是那么回事，苹果不是你们家的啊！这争论的不是一个主题，概念换了。我觉得好的国有企业也可以卖，但是一要合法，二要价格合适。卖“华宝”的价格就不合适，翁氏只支付了1000多万购买金的时候，已经得到了8000多万的收益。回购股权又花了8亿多元，赔了很多。
问：顺德人说，“华宝”风波使他们损失了几十个亿？
答：对。问题在于损失是谁造成的，如果没有收购，“华宝”现在还是全国老大。当时新华社发了8篇内参，都是肯定“靓女先嫁”。但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我是一个固执的人，很倔。我就一个老百姓，没有什么可剥夺的，既没有官，也没有钱，所以我没什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写的那样，至今没有人来质疑事实，如果事实有出入，那才是可怕的。
问：但是采访中有没有偏听的可能呢？
答：有，有这种可能。什么事都没有绝对把握，有时候还要靠自己的直觉，靠判断力。现在舆论监督不容易，12月20日，我在天津参加一个“新闻与法”的研讨会，我在发言中说，新闻采访权已经成为行政审批权，这个权掌握在被采访单位手里，让不让你采访，说些什么，都由它决定，就连足球的采访都这样。足球不就是让人看的嘛！还不让人知道？
问：我去年也去过一次顺德，在那里听人说，当年的“华宝”其实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亏损不小，所以顺德市委、市ZF认为，既然能卖一个好价钱，何乐而不为呢？
答：收购“华宝”时，它还不能说是烂摊子，尽管房地产等亏了，但还有市场份额，下属的12个企业，也有赢利的。“华宝”上市的前景还是不错的，所以顺德为了卖“华宝”而向员工回购股权时，员工有意见。那些“炒”的人自然惨了，传说还有自杀的。我不知道“华宝”当时的负债率是多少，不过我想，港商不傻，他也是经过审计的。据说审计后他觉得价格上有点亏了，但是企业是活的，处于运转之中，你不能静止地看它。其实依我看，既然这么多员工反对卖，如果领导层顶住的话，完全可以不卖的。胡成珠当时很有威信，说一不二，“华宝”人都听他的。
问：你采访过他？
答：只能说见过，接触不多。这个人很老到，老谋深算，不怎么说话，推说养病。他究竟怎么想，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有他的难言之隐。我要是不同意卖，以我的性格，我就肯定不干，垮了就垮了，死了就死了——当然，这是因为我一无所有。
问：那么你对顺德人这个群体怎么看？
答：顺德人自信心比较强，比较乐观，但是不张扬。跟他们打交道，感到他们守信，讲朋友，而且克制性也较强。他们还爱动感情，我们采访的一些人动不动就流泪。当然他们一个尤其突出的特点是少说话，多干事，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问：据说现在同顺德人谈起“华宝”，他们都不怎么愿说，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呢，还是因为“华宝”这事太深奥？
答：真正知道“华宝”事情真相的当然很少，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忙着挣钱，过几天就忘了。不过当时人们还是挺关注的，听我们记者站的同志说，登有我文章的那张报纸连复印件都卖10块钱一份。
问：经历过这么一件事之后，你对顺德的看法如何？是否还是认为它是改革开放的窗口，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答：看顺德你不能听它说了什么，你要看他做了什么。顺德的经济发展是走在前列，至于改革、体制上的突破等方面，也是做了一些事。但是你要说这个地方如何站在改革前沿，如何开风气之先，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取得了多少突破——怎么说呢？它重视的事情不是这个，不像河南、辽宁那些地方老出先进典型。河北也出了许多典型，比如马顺利，还有“满负荷工作法”，顺德有什么？
问：听口音你就是河南人，对吧？顺德人可是比河南人过得好。
答：那是，好10倍也不止。
问：我看，衡量一个地方的成功不一定看它树立了多少典型多少牌子，关键还是看它给了老百姓些什么。
答：顺德有它特殊的地方，它离香港近，有许多港商来投资。再一个，没有人真正通盘算顺德的账，有多少贷款，其中有多少还不上，交了多少税等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那里有许多人在卖力地工作，有创造力，做了不少事。如果各地都像顺德那样卖力地干，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拿家电来说，在顺德那么一块小小的地方，集中了那么多名牌，远不止一个“华宝”，那是很不容易的。
问：顺德人说，“华宝”风波导致了几十个亿的损失，刚才你也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这种损失里面，你的文章有没有责任？你会不会感到内疚？
答：我怎么会有内疚呢？应该是他们感到内疚。况且合同也没规定说，《经济日报》报道了，就得把它收回来，你可以不收回呀！《经济日报》在顺德的影响又不大，在它整个市里没多少份，这件事主要还是香港报纸的影响，直接原因不在我们报。
问：今天回头看，你怎样评价自己这篇文章？
答：事实和法律方面绝没有问题。
问：文章发表后，顺德市委、市ZF或者广东省委、省ZF有没有找过你？
答：没有。倒是北京有人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是顺德一个银行的行长问这事有没有什么背景，能不能挽回。那些消息源有没有背景我也不知道，真正有背景的人不会露面，当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至于说挽回吧，文章都发出去了，还有什么挽回？

陶国峰说，后来他还曾写过一篇关于“华宝”风波的续篇，题目是：无言的结局。他说在网上可以查到。
我根据他之所说，上了新华网，又进入了经济日报的网站，找到了陶国峰的名字。可是在他的名下并没有查到《无言的结局》一文。后来又听说是发在《改革》杂志上，却也未能找到。最终，还是在《经济日报》的数据库里得到这篇文章，标题是：华宝产权转让纪实（续篇），副标题才是“无言的结局”。全文只有约3200字，不到一年前那“正篇”的一半篇幅，语言间也少了许多激烈之气，还真给人一些“无言”的感觉。
关于这篇“无言的结局”，我在顺德竟从未听人说起过。
它发表的时间是1995年10月9日，在《经济日报》第7版。那时，顺德人从翁祐手中买回“华宝”正将满一年。所有的悲欢已经不再激越，所有的伤痛被深深地埋在心底，该出局的已经出局，就连一直被视为难题的回收法人股的承诺也已经兑现。这时候再写什么，对事态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也许就因为此，陶国峰这声“无言”的叹息不再有多少人关注。
这篇文章报道了“华宝”卖出买进的一些有关数据。但是它们能说明什么呢？顺德亏了；“华宝”伤了；香港的蚬壳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其实也没得到什么好处，白忙活一场。顺德许诺归还其1·553亿美元，其中1亿美元是作为顺德至番禺高速公路的股份来支付的，本息都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但是路还没有踪影，离收益的日子非常遥远。所以陶国峰写道：“账是算了，但对双方来说事情都没有了结。”
除了高速公路那一亿美元之外，剩下的5530万美元由“华宝”自己偿还。这对于在卖出买进中弄得晕头转向的“华宝”来说，也不是一件小事。
回归后的“华宝”一直很少向公众发言，
陶国峰很有点无奈地说：“事已至此，我们只有祝福这家遭受了如此一次大波折的企业尽快恢复元气，重振雄风。”
在报道了这些事实之后，陶国峰还是想为这事说上点什么，他在文章末尾写道：
“产权转让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能违背法律规定的程序。不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应该侵犯企业自主权和损害企业及职工的合法权益。产权转让应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相反。我们希望通过华宝产权转让这件事能使人们在脑海中对上述原则留下一点粗线条的印象。”

这就是陶国峰之所以充满热情报道此事的精神原则，也是他认定的关于此事的意义。

关于“华宝”的报道之后，陶国峰成了顺德的知名人物，据他自己说，常有顺德人因为经济与法律的问题找他，要他写文章干预。
在新华网上，我在陶国峰的名下看到了他写的关于顺德“松本电工”商标纠纷的文章。除此之外，他还为当年“华宝”向黎钢等人创办的“索华”索赔5000万元的官司写过报道。
陶国峰曾当过炮兵，当过农村民办教师，北京广播学院78级学生，毕业后到经济日报工作，1984年开始做法律方面的报道。他出生于农村，据那位替我“采访”他的同学说，陶国峰看上去非常朴素、随和。在听录音带时，我注意到一个他自己描述的细节：那年进京读书，临走他还不知道自己该带些什么东西，向一位女老师请教，人家让他带一床大被单，好在北京用来包麦秸做垫被，他果真带了。没想到偌大的京城竟找不到一根麦秸，而且房里有暖气，不需要垫麦秸。
从谈话的录音都听得出来，陶国峰有农村孩子与生俱来的倔强。他的生活目标很明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特别想正正经经当个记者，做我本份的事。
关于“华宝”的报道正是他生活理念的实践。
同《南方日报》关于“二建”
的关注和批评一样，陶国峰注重的是员工的利益，带有为民请命的色彩。
对“二建”转制的批评是：领导占了老职工的便宜。而“华宝”产权的转让，却涉及到内部职工所持的股份。
1993年初，“华宝”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成立广东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5957万股内部职工股。为使产权转让顺利进行，顺德市ZF让广东华宝集团公司出面，收购了广东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股权在员工怀里还没有捂热，就被回购了。陶国峰在《华宝产权转让纪实》一文中认为：“这一收购股权，不知使多少人发家致富的希望付之东流。”
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华宝”股票可望上市，而且价格定会在短期内飚升的基础之上。
上市和飚升毕竟是预测，只是缥缈的理想，并不能代替实际情况。而且，就凭“华宝”资产高估这一点，职工手中的股份其实也有不少水分。以此判断员工的损失，并不符合实际。
但是尽管缥缈，尽管含有水分，却不能不说它是一种权利的体现。
从这点说，顺德未经股东大会通过就决定进行产权转让的做法确实不够规范。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所有制改革之前，中国企业的所谓股份制改造并没有改变ZF与企业的关系，ZF依然对企业有着主宰的权力，且为企业的命运浮沉担负绝对责任。所谓职工内部股的设立，更多的是经营方法层面上的尝试，没有触及深层的所有制问题。顺德关于“华宝”的处置，正是这种历史状态的反映。
也正因为企业与ZF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改变ZF职能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浪潮奔涌之际，顺德方才千方百计要把它“嫁”出去。
这种抉择，是不可能在股东大会上由那些分散的小股东们作出的。

一切都是中国特色——资产的高估；股份制的似是而非；ZF对股民的漫不经心；等等。
“华宝”的“出嫁”风波，正是经过多年探索的中国企业的现状，与新的改革要求之间的冲突。
“华宝”最终成为中国产权革命的祭旗之物。

今天看来，陶国峰写那篇关于“华宝”产权转让的报道，似乎不像有些人揣测的那样，有什么政治背景。它更多的是出于一个记者的责任，出于一种仗义执言的情怀。
陶国峰后来自己也说到，他写《华宝产权转让纪实》与顺德关于“靓女先嫁”的争论没有关系，要是把两者联系起来是“偷换概念”。
但是他的文章在寒流滚滚的天幕下横空出世，就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探讨操作方法的层面，社会一定会强行赋予它更广阔的内涵。所以，《华宝产权转让纪实》这样一篇影响了偌大一个企业产权转让的报道，又不能不是一定政治背景的反映。
何况就在那篇文章里，也确实包含着一些政治话语。比如，作者用质疑的口吻说：“企业不是女人，非得嫁出去不可。”这就已经卷入了当时顺德关于“靓女先嫁”的褒贬争议之中，是某种情绪的流露。

顺德官方当然对陶国峰有意见。
ZF官员的说法与陶国峰说的不尽相同。他们说：陶国峰写这篇文章只接触了企业，没有到ZF了解情况。虽然打了电话给周天明，但周天明让他过来谈谈，他却没来。发表这篇文章也没给顺德任何部门打个招呼。
我曾将采访陶国峰的对话文字给周天明看过，他指出：陶国峰的有些材料不实，比如“华宝”的不合理投资，那并非港商搞的，是产权转让之前的事，与翁祐没关系。他认为陶国峰是带着观点来的，要不然至少应当与ZF核实一下有关材料。
据周天明说，顺德方面曾就陶国峰这篇文章询问过《经济日报》的老总，老总承认事前并不知情。
从谈话录音中可以知道，陶国峰并不讳言自己利用了版面责编的权力。
但是顺德人是清醒的，他们洞察风波的内在，并没有将华宝风波的责任堆在《经济日报》身上。
我在采访中记下了他们的判断——
周天明对华宝风波的评价是：“企业原先的既得利益者通过新闻媒介发难，向市里施加压力，造成的社会影响及经济损失非常大。”
邓伟根概括说：“华宝事件是利益大搏斗。”
招汝基则认为：“华宝事件主要是文化的冲突。”
郑年胜却说：“当时如果有省领导说句话，我们坚持下去，不买它回来，也不至于这么惨。”
这当然是不甚现实的期待。当时的局势已非哪个人说句话就能够把握得了。
1994年10月，广东省体改委正在广州召开“广东省现代企业制度研讨会”。与会者以全省各级体改委干部为主。《华宝产权转让纪实》一经发表，就在会上引起轰动，大家都提出去顺德看看，甚至说，如果会议不安排，就自己掏钱租车去。
会议组织者说：不用去了，让顺德的人说说吧！
当时郑年胜正在会上。顺德的综合体制改革取消了体改委，他是以综合科科长的身份去的。那天，他应邀在会上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为顺德的产权转让极力张扬和申辩。
但是他的努力是微薄的，没有改变“华宝”事态的发展趋势。
匆匆而来的急风一路攻城掠寨，把顺德人的解说和他们的计划一起揉成碎片，撒向荒野。

“华宝”向香港觅夫婿，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其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一次挑战。
挑战就要付出代价，不论批评从那一个方向袭来，都是宿命的安排。

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件事——
翁氏接手“华宝”之后，想进一批价格较便宜的压缩机，替换原先的品牌，以降低成本。“华宝”的人却认为这种压缩机达不到质量要求，反对换用。翁氏坚持替换，经由香港进了4500台。结果做“媳妇”的就是不用，让它们冷冷清清地堆在仓库里赋闲。
《南风窗》杂志关于此事的报道，用了“靓女不可欺”、“‘媳妇’抗命不从”等比喻。这实际上也就是陶国峰提到的粤语所说的“话事权”（主事权）的争夺，往深里看，它就是产权的争夺。
这种胶着和僵持，似乎有点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当家做主的味道，在如今的企业里是很不容易看到的了。
顺德的干部认为翁祐降低成本的做法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此举触动了原先的利益格局，现有的零部件供应商受到了损害，而他们与“华宝”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今讨论这场冲突的是非已经没有意义，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企业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其前途就不免呈现黯淡色彩。
如此难以想像的情节却在“华宝”上演，已经从一个方面预示了翁氏必然的失败，也预示了“华宝”必然的衰落。
为什么“华宝”在翁氏手中的一年里一直没有完成权力的真正交接？为什么批评的风声一来翁氏就能逃离现场？
“华宝”的产权转让是顺德人20世纪末的大胆创新，它留给我们好些难解的谜团，也留给我们许多追索的余地。
在“无言的结局”一文里，陶国峰有这么一段话：
“香港的经济已经是成熟而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若以市场经济的眼光来衡量，蚬壳公司从华宝的退出和其开始占有华宝产权一样令人费解。”
个中细节确实有让人疑惑之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却又没有什么奇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翁氏当然也未能逃脱这个窠臼。它的来去，都是利益的驱动；它的成败只不过是对中国企业产权转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的结果。香港虽然早已实行市场经济，但是“华宝”的收购和退出并不纯粹是香港的事，它的超前性更将它置于历史的风口，成为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时代到来时的一次宫缩，一次阵痛。这是产权革命的一支小小插曲，起调和结束都是中国现实的反光。
这是一场政治因素和市场规律搅在一起的风波。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和“华宝”的淡出，这场风波已经曲终人散。靓女先嫁也早已跨越了时代的隔阂和阻击，化为普遍实践，不再被人议论纷纷了。
“华宝”风波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道路，影响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组，但是没有改变顺德人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决心和方向，甚至没有影响他们默默前行的心情。
　
插曲，没有改变主调的旋律，最终散落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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