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 《26个慰安妇的控诉：血痛》作者：陈庆港（连载）

某领导

　　郭喜翠生于1926年，山西省盂县西潘镇宋庄村人。15岁那年被日军关押充当慰安妇。两个月后，由于日军日夜折磨而致重病，被家人接回家治病。几天后，不等病愈再次被日军抓回，这样一共被抓过四次，最后被逼疯。

　　在郭喜翠的床头，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放着一张一个年轻军人的照片，照片已经发黄，显然这张照片已经很多年了。

　　照片上的那个年轻军人叫周富玖，周富玖是郭喜翠的丈夫。郭喜翠是在12岁的时候和周富玖定下亲事的，那一年周富玖14岁。

　　郭喜翠15岁那年，被日本鬼子抓去了。当时，17岁的周富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的气愤，他发誓要为郭喜翠报仇，要杀掉抓走郭喜翠的敌人。一天夜里，周富玖偷偷地溜出了村庄，一路逃荒，离开了家乡。

　　后来，周富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投入到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伟大洪流中，实践了自己要为郭喜翠报仇的誓言。

　　日本投降后，周富玖回到了家乡，把深受日本鬼子蹂躏的郭喜翠从娘家接到了他自己的家里。那时的郭喜翠已经因为长期受日本鬼子的摧残而精神崩溃，她疯了。

　　1962年9月，因为郭喜翠的身体一直不好，周富玖便离开了他退役后的工作地点西安，回到了村里。

　　郭喜翠25岁那年，周富玖和她结了婚，结婚时没有举行仪式。

　　周富玖和郭喜翠婚后生育了5个孩子，三儿两女。

　　周富玖于五年前去世。

　　郭喜翠现在和她的大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


　　我的娘家在西潘宋庄村。我被日本人抓去的那年15岁。当时我在东楼村姐姐家，照看孩子。

　　那一天进圭炮台里的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东楼村，当时村里的人大部分都没有来得及逃走，日本鬼子就一家一户地堵住门，然后用枪押着把村里人都集中到了村头的打谷场上，由于村里曾经住过八路军，当时日本人就杀了一些人，又抓了一些人。我和姐姐、姐夫都被抓到了据点里。

　　姐夫在日本鬼子的据点里被日本人杀了，姐姐后来也被放了回来，我就被日本鬼子关在了那里。

　　当时，我和其他几个姑娘一起被关在一孔窑里。关在窑里的时候，不许我们出来，吃饭的时候有人送，每天不停的有日本鬼子来欺负我们。

　　过了一些天，我们窑洞里的姑娘一个个被日本鬼子弄走了，也不知道弄到了那里。最后窑洞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在这个窑洞里被关押糟蹋了两个多月，后来我身体被糟蹋得不行了，就被人送到了姐姐家。在姐姐家疗养了许多天，身体刚刚好了一些，就又被日本鬼子抓了回去。就这样子，身体不行了就被送出来，一旦好些了，再被抓进去，反反复复一共四回。我的身体实在是越来越熬不住了，姐妹们就都对我说你快逃吧，这样子下去你会被弄死在这里的。

　　有一天深夜，天很黑，我开始逃，姐妹们帮助我的，先逃到东楼村姐姐家，又连夜逃往外地，在外面四处躲藏了很长时间，一直不敢回家。

　　后来，父亲在外面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了我，接我回了家。

某领导

　高银娥生于1924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黑石窑村人。1942年高银娥被日本人抓到河东炮台，成为日军性工具。由于遭受日军极度摧残，她终身不育。

　　黑石窑是个僻静的小村庄，村庄里只有十几户人家，十几户人家的房屋错错落落的排在灰蒙蒙的山坡上，一条几乎干涸的小河在坡底无精打采的躺着，村里人在自家的围墙下悠闲地晒着太阳。

　　高银娥家有三间房屋，还有一个不小的土墙围合起来的院子，高银娥平时很少走出这个院子，她在院子里养了几只鸡，还在院子里辟块地种了菜，她在院子里有许多事要做。

　　高银娥没有生养过孩子，日本鬼子剥夺了她作为女人的这个权利。

　　高银娥32岁时收养了一个女儿。

　　如今80岁的高银娥和86岁的丈夫李正义并没有和女儿一起生活。

　　家里的两亩地则由李正义的兄弟种着，每年他们将地里收下的一千斤土豆留给种地人作为报偿。

　　高银娥和丈夫李正义这些年来一直在黑石窑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过着平静而又贫苦的生活。


　　日本人包围了村子的那一天，是阴历四有初四。那天日本人在村里还杀了四个人，杀的都是村里的老百姓。

　　发现日本人来的时候，当时村里的老老少少就都在往村外跑。我就也想跑，可婆婆舍不得家里的东西，就要我收拾点家里的东西带上再跑。这时间日本兵就到了，把我和婆婆堵在了屋子里。当时家里的其他人已经都走了，只剩我和婆婆在屋里。日本兵进屋后，先是端着枪满屋翻了一遍，然后就将枪朝炕沿上一戗，张着两只手朝我扑过来，要抱我。我手里还拿着刚刚收拾的东西，就把那东西紧紧地抱在怀里。日本兵夺下我手里的东西，接着就抱住我剥我的衣服。这时门外又进来两个日本兵，他们一个冲上来帮抱着我的那个鬼子剥我衣服，一个朝我的婆婆扑了过去……

　　日本人把我收拾的东西连同我人一起，用一辆小牛车拉到了河东的炮台上。

　　拉到炮台以后，先被关在一个黑房子里，房子里有木板床。开始的时候，房间里还有其他人，有年纪大点的妇女，也有小媳妇，十几个人。因为我是这十几个人里是最年轻的，所以每天都有日本鬼子来带我出去，每次都是带到一个土窑里，土窑里什么都没有，就像个猪圈一样，日本鬼子就在这里对我进行[被过滤]。他们根本也不管你死活，每天我都要被带出去好几次。

　　后来，我就又被单独换了一处地方关了，这样一来就更遭罪了。

　　为了赎我回来，家里卖了五亩地，家里人用卖地得来的200块银元，还有两大篮子鸡蛋，才把我给赎了回来。

　　回来以后，娃娃也不生了，丈夫也就不要我了。32岁那年，黑石窑村一直娶不到媳妇的李正义娶了我，我就来到了现在的这个村里。李正义娶了我之后，多少年也还是生不出孩子，后来我们就过继了我兄弟家的一个孩子。

　　日本鬼子真是造孽啊。

某领导

　　王改荷生于1920年，山西省盂县南社乡侯党村人。24岁时，日本侵略军闯进了她的家，枪杀了她的丈夫，并[被过滤]了她。后被关押在炮台上，成了日军性工具。

　　车在山间行驶着。公路两旁的山崖刀劈斧削般矗立着，似铜墙铁壁。6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在这浩瀚的太行山脉中对日军进行着最顽强最惨烈的抵抗，日本人也因此在这里实施着最灭绝人性的统治。至今，在这里仍流传着许多关于60多年前人们抗击日寇以及日寇疯狂残害当地人民的故事。

      车过一个山坳时，司机指着山坳里的那个村庄说：“盖山西”就是这个村的。接着司机就为我讲述了这个叫着“盖山西”的慰安妇的凄惨故事：60多年前，就在这个村庄里，有个18岁小媳妇，由于容貌美丽，远近无人能及，乡亲们就都称她“盖山西”，以至今天没有人记得她的真实姓名。由于她的美丽在这一带很有名，有一天，日军就出兵把她家所在的这个村子包围了起来，日军把“盖山西”掳进了炮楼。当时“盖山西”已经成了家，有一儿一女，她被抓后刚刚出生一个月的女儿就被活活饿死了。和“盖山西”一起被关押在日军炮楼里的还有其他十几位妇女，日军昼夜不停地来糟蹋她们，因为在这些妇女中“盖山西”最漂亮，所以她被[被过滤]的次数也就最多，有时一天内要遭受[被过滤]四五十次，她身体流出的血都染红了炕头。这些被抓来的妇女很快就都被日军糟蹋得不行了，特别是“盖山西”更是快活不成了。为了不再让日军继续蹂躏自己，“盖山西”就和姐妹们悄悄约定，一起逃出炮楼去跳崖自杀。但日军看守很严，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她们手拉手刚刚出了屋，就被日军发现并抓了回来。为了防止她们再逃，日军于是就扒光了她们身上的衣服，她们也从此受到了日军更加残暴的性折磨。惨无人道的摧残终于让“盖山西”快要死了，家人就买通了炮楼里的一个伪军，让他悄悄给“盖山西”服用大量鸦片，日军误以为服用了大量鸦片的“盖山西”已经断气，就让她家人把她抬出了炮台。到了村外，家人急忙帮“盖山西”吐出鸦片，“盖山西”就又活了过来。后来日军得知“盖山西”还活着，就又派兵去抓她，为了躲避日军的抓捕，“盖山西”就逃出了山西，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盖山西”家的那个村庄离王改荷家并不很远，王改荷也几乎有着和“盖山西”相同的不幸。

　　王改荷老人几乎是在以最简洁的方式，向我讲了她的那段经历，叙述中没有太多的细节，但不等于她忘记了那些细节，她或许只是不想再让那些细节来伤害自己，不想再让那段经历复活过来。


　　日本人进门后一枪打死了我的男人，然后就扑过来[被过滤]我，我稍一反抗，他们就朝着我的脸砸了一枪托，我的牙就掉了，掉了四颗。

　　就在我昏过去的时候，这些鬼子轮奸了我。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那天是1944年阴历二月初三。日本鬼子把我[被过滤]完了后，就用一头毛驴把我驮到了河东炮台，关在一个土窑洞里。

　　天一黑日本兵就来[被过滤]我，多的时候一晚七八个，少的也有两三个，有时候白天也来，都是日本松春队长的兵。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个儿子，那一年儿子才6岁，他爸爸被打死了，我又被关在炮台，可苦了孩子。一想到孩子，就忍不住要哭。

　　日本鬼子坏透了，糟蹋人的时候无恶不作，他们叫你怎样你就得要怎样，如果不顺从，那你就要糟罪了，不仅要打你，还不许你穿衣服。一天中午，有个鬼子来到窑里，他凶狠地[被过滤]了我，[被过滤]完了不肯走，还示意我光着身子跳舞给他看，我不会，更不肯，我是小脚，也没法跳，这可惹怒他，他就用他腰上的皮带抽我的屁股，我当时身上什么也没有穿，皮带抽在身上啪啪的响，抽一下就留一个印子，他像赶牲口一样的使劲抽我，我就赤身裸体的在炕上来回跳着躲避着他的皮带……他一边抽打我一边哈哈的笑着，直到他抽累了才停下来。

　　后来，我被这帮畜生糟蹋得眼看就要死了，日本鬼子见我不行了就准备把我扔掉，我父亲知道消息后，就走南村窜北村东挪西借了120块现大洋，把我赎了回来。

某领导

　　周喜香生于1925年9月，山西省盂县西烟镇泉上村人。1944年3月16日被日军抓进据点。因遭日军强暴，致使怀孕7个月的胎儿流产，之后终生不能生育。

　　1941年—1945年期间，在盂县有数以百计的当地妇女被日军抓进据点，她们被关在日军专门辟出来的几个院子里，这些院子设有岗哨，不能随便出入。抓来的妇女在这里过着非人的生活，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这些妇女刚被抓来时，往往先由日军军官[被过滤]，然后再被日军士兵糟蹋。她们往往一天要忍受三五个日兵的性摧残，有时一天甚至要忍受十多个日兵的轮奸。她们的身体被摧垮后，日军便通知其家人用钱或物将她们赎出，或者被残忍杀害。大部分被抓来的妇女要在据点里熬过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有的更长，还有的则死在了这里。

　　许多受害女性被抓来时都是未婚少女，有些甚至是幼女。这些女性中，多数人在日军据点期间身染重病，有的甚至精神失常，几乎所有受害的女性都因这段经历而终生苦痛。周喜香即是这样。

　　那天村里放哨的人说日本人又来了，全村人便开始向山里跑。村里的年轻媳妇、姑娘都把泥、黑灰摸在脸上，换穿上破衣服，把头发乱披着，想这样子被日本人抓到能不被糟蹋。

　　我也在脸上摸了黑灰，穿着破衣服，向山里跑。

　　跑到半路时，日本人追了上来，我是小脚，实在跑不快。日本人追上了， 吓得不敢再走，几个日本兵用穿着皮鞋的脚踢了我几脚，我瘫在了地上。日本兵把我押到了进圭据点，当天晚上就遭8个日本兵轮奸了。

　　当时是1944年3月，我19岁，还怀着身孕，就这样被关在日本人据点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晚上都有七八个日本兵进来[被过滤]。肚里的孩子在7个月的时候流产了，我也得病了，站不起来。

　　后来，家里人凑了钱，把我赎了出来。

　　当时，我路都也能走了，全家人哭着找了几根棍子把我抬回家。以后我就生不了孩子了，医生说我“肚子里头坏了”。

　　从进圭据点被赎出之后，我就一直在村子附近的崖洞中藏着，不敢回家。

　　我是15岁嫁到李庄村和王二子结婚的，王二子死后，在33岁时又嫁给了李庄村的齐六子。齐六子死后，就与齐六子的女儿齐壮珍生活。

　　在据点的那些日子里，我落下了许多病，经常浑身抽搐，有时间会神经错乱，直到现在，吃饭都端不住碗，话也说不清楚。

　　几十年来，一直受着这些病的折磨。

某领导

　　刘面换生于1927年5月29日，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1943年的4月的一天，刘面换被日本兵用绳子捆着带进据点，一个月后被折磨得不能坐和走动，全身浮肿，被家人赎回治病。因害怕再次被抓，病好后躲到山里，一直到日军撤退。

　　座落在太行山脉深处的羊泉村，静谧而安祥。这个用碎石块垒砌而才成的古朴的小村庄，依山而坐，如一位皓首虬髯的老人。

　　刘面换坐在炕上，透过窗户，她可以看到自家的整个院子。院子的一边满是残垣断壁，这是60多年前日本人轰炸留下的废墟。刘面换一直保留着这些废墟，或者说刘面换一直没法清除掉这些废墟，它还是当年刚刚被炸时的样子，就像此时正盘腿坐在炕上的刘面换，还是坐在当年被抓时的那个位置，还是被抓走前的那个姿势。这些年来，这个院子里什么似乎都没有变化，这些年来，这个院子里什么又都已经变化，当年那个16岁的黄花闺女，如今已成身心沧桑年愈古稀的老人。

　　夕阳撒在碎石砌成的农舍还有村道上，给羊泉村涂了一层血样的光芒。刘面换领着我一边在村中走着，一边说着，似乎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个字，或者是一声呼喊，它永远记录着那段日子。

　　村子脚下的小溪仍在潺潺地流着，溪水的两岸笼罩着一层雾样的暮霭。整个羊泉村就像一个巨大而又沉重的黑色记忆， 60多年来刘面换就这样一直在里面走着。羊泉村就像一个巨大而仍在流血的伤口， 60多年来刘面换就这样一直在这里擦拭着。

　　1995年，刘面换老人已正式向日本ZF提起诉讼，她要求日本ZF对当年侵华日军在她身上犯下的罪行向她公开谢罪和给予赔偿。


　　1943年4月的一天，家里忽然闯进来四个日本兵和三个伪军，他们要我到村外边的场院上去开会，我没有出去，他们就把我胳膊反扭住，扭着就往村外走。我被抓到村口时，看见还有本村的另两位姑娘，也被抓来了。一个叫冯壮香，她在 1994年去世了。另一个是本村的新媳妇刘二荷，她也在 1990年去世了。

　　我和冯壮香、刘二荷都被日军用绳子拴着连在一起，防止我们逃跑。到进圭据点有30里地远，我们脚小走不动，日本兵就用大枪的枪托打。骂声不断，催我们快走，跟上队伍。从早上一直到中午过后才走到进圭。到了进圭日本兵带我们到一个院子里。这时，一个当地人叫他毛驴队长的日军小队长和几个日本兵来到我们面前。他让我们依次站好，毛驴队长看了一会儿，对着我一笑说：“花姑娘，好。”到了晚上，我被从屋子里带出来，说是要到毛驴队长住的地方去，他们没有直接送到毛驴队长住的地方，而是把我先带到了另一个房子，用枪指着让我脱下裤子，他们把我轮奸了之后，才将我送到毛驴小队长住的地方。我在毛驴小队长的屋子里住了一夜，毛驴小队长[被过滤]了我好多次。那年，我刚刚15岁，忍着痛，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才被送回到关押我们的房子里。

　　当时我非常害怕，不知该怎么办。就在房子里一个人哭，也没有人和我说话。到了晚上晚饭刚过，就来了一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又把我[被过滤]了，这个刚刚走，后面跟着就又来了一个……。就这样，这天晚上，共来了8个日军[被过滤]了我，我实在受不了，就大声哭，大声地喊，日本兵不让我哭也不让喊。把我的嘴用手捂住。我要挣扎，他们就打我。到了白天，也有日军到我的房子里，[被过滤]我，不顺从，就打，举起大枪就打，把我胳膊打成重伤，不能再挣扎，不能再推他们。这条胳膊一直疼了很长时间，现在一条长一条短，不能劳动。就这样，我在一个多月以后，就不能坐也不能走动了，全身浮肿，不成人形。

　　我父亲在家中坐卧不宁，我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儿女。就在这一个多月中，我父亲到了进圭据点8次，也见不到我。父亲更加着急，尤其听说我病重，他就越急。他找亲戚走关系，找到能靠近日本人的维持会的主事，央求日本人放我回家治病。为救我，父亲回到家中，把家中所有积蓄和值钱的东西卖掉。又把一群绵羊送给日军，日军才允许放我回家治病。

　　我回到家里，全身不能动弹。每天坐在炕上，全靠父母照顾，父亲四处为我请医生买药。一直到几个月以后，我的身体才有所复原。我的身体刚好，就有密探告诉了日军，日军就又来抓我，家里得知消息后，就把我藏起来，后来又躲到山里去，我不敢回村，一直到日军撤退才回来。

　　我20岁的时候结婚，因为受到日军糟蹋的原因，我嫁了一位死了老婆的老头，现在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某领导

　　尹玉林生于1920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1941年春，尹玉林和她姐姐尹春林一起被驻河东炮台的日军抓走，姐妹俩在日军炮台上遭受摧残达两年多时间。

　　在村里，我告诉村里人我要寻找的那些老人的名字时，所有人往往都说村里没有这个人，最后常常是我不得已要告诉他们：这位老人曾被日本人抓到过炮台上，这时大家便都会不约而同地“哦”一声，然后就会用手一指说：唠，那就是进过日本窑子的人的家。人们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令人捉摸不透。在“进过日本窑子”的老人中，有些人一直隐姓埋名，也有一些是人们不再叫她们本来的名字，因为她们有了一个更让人容易记住的“进过日本窑子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像一把锈涩的刀，时时为她们割扯开那道伤口。因为进过日本窑子，这一经历改变了她们的一生，因为进过日本窑子，她们就不能再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她们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甚至有老人不敢出门，至今不敢与人说话。

　　在这几十年里，尹玉林一直小心翼翼的在村里生活着，就在几年前，村里人甚至家里人都不知道她“进过日本窑子”的这一经历。那时她深深的埋藏着自己的这段秘密，不和人说话，不敢太多的出门。现在，尹玉林说这个秘密让自己痛苦了一生，她不想再继续埋藏它，“进过日本窑子”那不是自己罪过，制造这一罪过的人才更应该去痛苦一生。


　　1941年春的一天，驻在河东炮台上的日本鬼子到村里扫荡，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来得及跑，就都被他们抓住了。我们一家人紧紧的挨在一起，日本鬼子用刺刀把我还有我姐姐和家人分开，然后拉到一边，当着家里人的面，他们就把我和姐姐[被过滤]了。

　　日本人用刺刀逼着我和姐姐到了他们驻扎的炮台。到炮台后，我们姐妹俩个就又被更多的日本鬼子[被过滤]了一遍。

　　接下来，每天都是如此。

　　和我们关在一起的还有其他村被抓来的姑娘。有一个才13岁的邻村小姑娘也被抓在这里，小姑娘的身子很瘦小，每天晚上小姑娘都害怕得要命。我们里面有结过婚的妇女，一到晚上就把这个小姑娘抱在怀里，躲到大炕的角落里边藏起来，让其他妇女躺到炕的边沿上。但是每天晚上日本鬼子还是照样要把那个小姑娘拉出来，一个接一个的糟蹋她。有时候白天日本鬼子也会把她拉到院子里，逼她给他们跳舞，她不会跳舞，就又逼她做各种难看的动作来取乐，小姑娘年纪小，又羞又怕，什么都不敢，日本鬼子就把她推到人群中推过来抱过去的。不到一个月，这个小姑娘就被折磨得全身浮肿，不能站起来了，连上厕所都只能爬着去，后来就连爬都不能爬了……

　　我和姐姐也很快就被折磨得受不了了，我们想回家，不想被日本人弄死在这里，我们姐妹俩跑了好多次，但都被抓了回来，每次抓回来都要被毒打，连我们的父母都要受到牵连，被毒打。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任他们欺负。

　　在炮台上两年多时间，我们姐妹俩都患上了妇科病，很严重，下身疼痛，不能走路。后来日本鬼子看我们实在是不中用了，就让家人把我们抬回家了。

　　姐姐林玉香，被日本人折磨得不能生孩子，后来丈夫就不要她了。她的命比我苦，改嫁了两次。

　　我后来和杨二全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杨二全在十几年前去世了，我过去的这段事情一直都没有告诉过他，也没法告诉他。

某领导

　　陈亚扁生于1927年12月，海南陵水县鸟牙峒人。1942年春被日军抓至砧板营军营长期奸污，3个月后被押往崖县藤桥慰安所成为慰安妇，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

　　椰林越来越密，路越来越窄。在离开公路后不久，车终于停了下来。通往村里的路变成了一条只能容一人穿行的小道。同行的人告诉我，由于偏僻，几十年来鸟牙峒变化很小，60多年前日本人进村走的也是这条小道，这是进村的唯一一条路。

　　小道两边密密的椰林间，隐约看见搭建在其间的房屋，人们透过密密的树隙悄悄地打量着进村的人。

　　鸟牙峒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1940年9月，日军侵占了鸟牙峒，在鸟牙峒建立据点后，日军即在鸟牙峒军营中设立了“慰安所”，当时仅4000余人口的鸟牙峒，就有20多名少女被强迫抓去充当了 “慰安妇”。“慰安妇”中年龄最小的仅十三岁，最大的不超过十九岁。

　　在村子的中心，我们来到了一排低矮的小屋前，屋前有块不大的平整场地。带我进村的人就站在屋前那块平整的场地上喊：“阿婆啊！”这时从小屋侧面的一间用椰树叶搭成的茅舍里，探出一位老人的头来。我知道这就是陈亚扁阿婆了。

　　老人把我们领进堂屋，屋里有些暗，潮湿。堂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光洁的席。老人请我坐到床沿上，然后就赶忙转身进了房间里，不一会出来时，她一边用手扣着纽扣，一边用手抹着头发。老人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裳。

　　老人就坐在我对面的一张小矮凳上，同行的人用海南话告诉她我是记者，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她。老人便点头，朝着说话的人，也朝着我，然后就看着我，像在期待着回答我些什么。

　　而事实上第一次在衬亚扁阿婆家，我什么也没有问她。我和老人面对面的坐着，这时她 17岁的孙女来看她。老人拉着孙女儿的手，亲切而又平静地说着话。她们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明白，那时我只是一直在猜想老人当年被日本兵抓走时，是不是和她的孙女儿一样的美丽？老人在看着孙女儿时，不知是不是也会想起自己那段凋零的花季？

　　第二次去陈亚扁阿婆家，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当时她仍请我坐在那张铺着光洁的席的木板床上，她仍到边屋里换上了那件干净的衣裳，然后仍坐在我对面的那张小矮凳上。但这次她没有看着我，而是拿过放在墙边的那个用塑料可乐瓶改造成的水烟筒，她慢慢装好烟丝，然后将烟筒堵在嘴上，点燃。老人深深地吸了一下，又长长地吐出一口白烟，说：“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你问吧。”

　　老人再次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再慢慢吐出。她并不等我问，便开始了她那辛酸地叙述。


　　1942年，乌牙峒的春天和往年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到来了。门前屋后的椰树并没有和其它的季节有明显的变化，只是由于一场接一场的雨，让这个春天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春天都要冷些。

　　我出生在1927年12月16日的那天清晨，1942年那一年我刚刚15岁。因为出世的时候，浑身红润，脑儿扁平，长得非常可爱，父亲就把我取名为 “亚扁”，“亚扁”在黎语中是美丽非凡的意思，父亲希望我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我的父亲陈其义是甲长，他精明能干，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很受乡亲尊敬；母亲善良贤淑，善于持家。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排行老三。虽然家庭谈不上富有，但吃穿应酬一年四季不愁。我就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当时，我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编织桶裙，和我一起在家干活的还有刚过门的嫂子，和还没出嫁的姐姐，她俩在舂米，我们三个人边干活边说着话。

　　突然，两个日本兵闯进了家门，我们姑嫂三人被端着枪的日本兵吓得扔下了手中的活，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是好。日本兵叽哩咕噜地讲了一阵日本话，眼睛在我们姑嫂三人的身上一遍一遍来回地扫着，最后停在了我的身上。这时两个日本兵就将被吓呆的姐姐和嫂子赶到屋外，然后拉起惊慌得浑身发抖的我调戏。他们先用匕首割断系在我身上的连着纺车的缠带，接着就拼命地在我身上乱抓乱捏，最后剥光了我的衣裙，把我按倒在地上，轮奸……

　　我拼命挣扎，疼得撕心裂肺地喊着，可他们不管我死活，边[被过滤]边兴奋地狂叫。我的身体大量出血，直到我昏死过去他们才罢休。

　　从那以后，那两个日本兵就经常来欺负我。有时把我抓到军营中，有时就在马背上，或者在村寨外糟蹋，稍有不从就会被毒打。

　　后来，日本兵就干脆把我关在了军营里。和我一同被关进军营的还有同村十七岁的漂亮姑娘陈亚妹，我们被关在两间简易的木房里，由日军士兵日夜轮班看守，不准走出军营一步。我们成了固定的“慰安妇”。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遭日本兵[被过滤]，一个人至少陪两个，多的时候三、五个不等。

　　在军营里，我还见到其他20多名姊妹被抓进来，白天，她们给日本兵干杂活：洗衣、煮饭、种菜、拾柴……晚上，她们被逼着为日本兵唱歌跳舞，给日本兵挑水洗澡擦身，还要陪他们睡觉，日本兵随意糟蹋她们。我和陈亚妹，日本兵不要我俩干重活，白天我俩给日本兵做饭用的大米挑挑砂子，在院中收拾收拾房子，夜里就被他们糟蹋，有时白天也逃不掉的。

　　3个月后，砧板营日军奉命把我押送到了一百多里外的崖县藤桥慰安所。

　　在藤桥慰安所，日本人把我关在一个盒子式的木楼上，楼下还关着其他姊妹。每天晚上，都得忍受日本兵的糟蹋，遇到轮奸时至少是二、三个，多时有四、五个，人来人往整夜不断，乳房被日本兵乱抓乱捏得钻心的疼。日本兵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各种方法和动作对我们进行折磨，常常让人死去活来……

　　由于当时我年纪小，不来月经，来糟蹋我的日本兵从没有断过。

　　白天夜晚，我也都能听到其他姊妹们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和哭喊声，同时也听到日本兵的笑声。在藤桥慰安所的日子，我整天哭，要求他们放我回家。

　　后来，我的父亲通过在日伪砧板营当自警团长的亲戚陈仕连的担保，我才能够从藤桥慰安所被押回离家近些的砧板营日军军营。

　　我以为从藤桥慰安所回到砧板营日军军营，就可以经常与家人团聚，可是日本人就是不让我见家人的面，他们把我关在砧板营军营的一间房子里，春去冬来，衣裙破了需要添换，都只许通过看守人员递进来。日军砧板营军营离乌牙峒仅一里远，村里鸡啼狗叫牛哞声都能听到。

　　从不满15岁到18岁，我在日军慰安所里长达三年多，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才能够逃出来与家人团聚。

　　回到村里后，人们就都叫我 “日本老婆”、“日本妓”，人们歧视我，看不起我，仇恨我，我只好逃到吊罗山里躲起来，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直到解放后，人民ZF把我从山里请回来，分给我土地，给了我自由。

　　1957年12月，我30岁的时候嫁给了卓亚黑，卓亚黑是一个原国民党士兵，人又很丑，一直娶不到媳妇，所以就要了我，结婚一年后，卓亚黑就死了。3年后，解放军退役老兵卓开春与我结了婚。我和两位丈夫，前后怀过9个孩子，但是由于身体曾经受到日本兵长期的糟蹋，一直有病，前8个孩子有的死于腹中，或早产、流产。为了能够有一个孩子，我和丈夫到处寻医问药，经过多年治疗，1964才年生下了女儿卓梅英。

　　我的第二个丈夫在1996年病故。

　　由于有过那段经历，使我常常感到愧对女儿。女儿家的生活不富裕，为了不给女儿添负担，我一直一个人过。

某领导

　　黄有良生于1927年，海南陵水县人。从1941年起，便屡遭日本侵略军的性强暴，1942年被日军抓至藤桥慰安所，有长达四年之久的慰安妇生活。

　　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黄有良的家乡——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从此，这里的人们结束了世外桃园般的宁静生活。

　　日军为了消灭活动于田仔乡一带的中共琼崖游击队，准备开通一条从三亚藤桥至田仔的公路，称为“陆田大道”，为了修这条“陆田大道”，日军四处抓劳工，他们包围住村庄，不让任何人跑掉，然后挨家挨户搜查抓人，附近村庄里的男人几乎全被抓去当了劳工，而许多年轻的妇女则也被抓走，她们被逼迫着去干一种更灾难更屈辱的活——充当“慰安妇”。

　　“陆田大道”修好后，日军的魔爪就伸进了大道两旁的村寨。不久，在田仔乡架马村附近约40米的地方，日军设立了据点，美丽的架马村从那时起开始变成了一座地狱。

　　黄有良的苦难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了。

　　那年我刚15岁。记得是农历十月初五的那天早上，我挑着稻笼，往村外的水田走。忽然听到一声叫“站住！”我抬头一看，只见前面不远处，站着一队日本兵，我吓得扔下稻笼，拔腿就往山里跑，后边10多个日本兵喊叫着追过来。最后我实在跑不动了，就被他们抓住了。一个日本人叽哩瓜啦地对我说着什么，我脑袋发胀，什么也听不懂。一个日本兵就把我抱住，在我脸上乱亲；还有日本兵就饿狼似地在我浑身上下乱摸乱捏，还剥开了我的衣服和裙子……我抓住捏我乳房的那只手，狠狠地咬了一口，被我咬的这个日本兵就拔出军刀，朝着我的头要往下劈……

　　这时有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人朝着那个日本兵大叫了一声，那个日本兵就放下了刀退到了一旁。我已经被刚才发生的一切吓呆了，这个军官看了看我光着的身子，又向那些日军士兵叽哩咕噜地说了一番，然后他手一挥，日本兵便都走开了。那些日本兵走开后，这个军官就走过来搂我，还亲我。我挣脱后，又拼命逃跑，这次他们没有追过来。过了很长时间，我以为没事了，便回到田里穿好衣服，把稻谷挑回家。谁知道这个军官竟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一直来到了我家里。这时他就一把将我拦住，把我抱进卧房，然后按在床上，撕开裙子，[被过滤]了我。

　　下午，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伤心地哭了一场。我的母亲双目失明，我们一家3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干活维持全家生活，家境十分贫寒。那天晚上，因为害怕日本兵再来，我就躲到邻居家住。那一夜我哭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那个军官又带着几名士兵来到了我家。他走进卧房找不到我，就让我父母手脚着地趴着，对我的父母拳打脚踢，父母被打得昏倒在地上，躲在别人家里的我，听说父母被日本兵打昏过去了，就只好回家。

　　见我回来了，那个叫“九壮”的军官就又强行把我拉到房里，将我脱得赤条条的，玩弄，最后把我按在床上，[被过滤]。

　　“九壮”他们以后夜夜来我家。为了不让父母再被毒打，我只好任凭他们对自己糟蹋。

　　1942年4月的一天，“九壮”带了几名日本兵开着军车来到我家，把我押上车，送到藤桥，关进了警戒森严的军营当“慰安妇”。

　　和我一起被抓来的妇女都被关在一个大的房间里，比我们先抓来的妇女被关在另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床，有被，有席子，有蚊账，房间门口都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勤务兵安排我们做杂工，如扫地、洗衣服等，夜间逼迫我们陪日本兵睡觉，经常受到几名日军轮流糟蹋，还强迫你做各种动作，直到他们满足为止，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

　　我的一位同伴，名叫陈有红，几名日本兵要轮奸她，她死也不从，便遭了毒打，最后也还是被强暴了，日本兵把她糟蹋得子宫破裂，血哗哗流，止不住，两天后她便死了。还有一位姑娘，抓来的当夜就被几名日本兵轮奸，她受不了了，就咬断了舌头，后来自杀身亡了。

　　在慰安所里，我们不停地被轮奸，日子很难熬。当时暗中想过许多办法，想逃走，但日军看得很严，逃不出去。有一位姐妹趁天黑出门方便时逃走了，结果又被抓了回来，日本兵把她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把她禁闭了起来。以后，我们就不敢再有逃走的念头了。

　　1944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村里的黄文昌冒死来到了藤桥日军营部找我，见到乡亲，我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开始由于旁边站着日本兵，我们谁都不敢说话。

　　等日本兵走了，黄文昌才悄悄地对我说：“你父亲死了，快回家吧！”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大哭了起来，不顾一切地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日军军官不理睬，我和黄文昌就跪在地上向他们苦苦哀求，最后他们才终于同意我回家。

　　傍晚，黄文昌带着我从藤桥抄小路走，深夜一点才回到家。一进家门，见到父亲没有死，还在，我和父亲抱头痛哭。原来这是父亲和黄文昌为了帮我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想出的计策。

　　鸡叫头遍的时候，父亲和黄文昌拿着锄头粪箕，悄悄的在村边的荒坡上堆了一个假坟。然后，我们一家就连夜逃往他乡了。

　　据说，我们逃走后不久，日本兵到村里来抓给我，村里人就对他们说我因为父亲死了太伤心自杀了。日本兵查看了那座假坟后，也信以为真，便回藤桥去了。

　　1945年，日军投降了，我回到了家乡。

某领导

　　陈金玉生于1925年，海南省保亭县南茂场北懒下村人。1941年被日军抓去当劳工，之后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成为日军性奴隶。1945年6月逃出日军营地，一直藏身于荒野中，直到日军投降。

　　从保亭县城到加茂镇的北懒下村，其实并不很远，但却需要走很长的时间。

　　在村里找到陈金玉老人那两间低矮的小屋时，她刚刚从地里回来，坐在自己的小屋门前。陈金玉老人那两间低矮小屋的门前放着一口棺材，这口棺材是她为自己准备的，是在老伴去世的那一年和老伴的棺材一起打好的。陈金玉的老伴是在10年前去世的，她说老伴是自己这凄苦人生中最护着她的人。日本投降以后，刚刚从日军的魔窟中走出不久的陈金玉，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位当长工的农民，婚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他们相濡以沫相互携持共同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并养育大了五位儿女。

　　10多年了，陈金玉的棺材就一直放在自己那两间小屋的门前，老人望着棺材说：想起自己经历过的那么多屈辱和至今自己仍在承受着的冤屈，有时就真想早些躺进去。

　　陈金玉老人穿着自己编织的筒裙，赤着脚，脚面上刚才在地里时被藤条拉开了一条口子，见口子上的血止不住，老人就跛着腿到屋后的草丛里采了一片叶，然后把叶沾上唾液贴在脚面的血口上。

　　老人就坐在她自己的棺材旁，这使她的讲述注定有了许多凄楚的味道。

　　因为没有油漆，又经十多年的风雨侵蚀，棺材看上去就像是一截有点腐烂的原木，陈金玉不时地用手去抚摸它，“它在这等了我十年了，可我心里的屈气还没出，我进去也不能暝目。”老人就这样开始了她的那段屈辱生活的回忆。


　　1941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建据点的时候，我才16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时，我被派去种水稻，种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觉得当了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进了“战地后勤服务队”后，我就被安排去抓烟草虫。这时天天都有日军监工在监视着我们。在我当了服务队队员后的第七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饭，日本兵来到了我们住的工棚，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子后，翻译就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着他们去。我一进房间，门就被乓的一声关上了，我当时就被吓得叫了一声，结果便挨了一个嘴巴子。日军比划着要我脱掉裙子，我不肯，他就扑上来把我扒了……那是我第一次被[被过滤]，我疼得叫起来，日本人就不许我叫，还打我嘴巴。

　　被[被过滤]后，我很害怕，就趁监工不注意的时候，逃回了家。刚刚逃到家，就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把我从家里抓了回来。抓回来后，日本兵把一把军刀倒插在地上，要我在军刀上面弯下腰手脚着地，军刀的刀尖刚好抵在我的肚子上。撑了一会儿，我就感觉撑不住了，但是一撑不住就会被刀尖戳死，所以我就咬着牙死命地撑。这时，日本人还用棒子在你的腰上打。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向他们求饶。

　　从那以后，我就天天都要被日本人[被过滤]。就连来月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被放过。实在受不住了，就又想逃。

　　有一天下午，我和姐妹们一起到加茂河洗澡，我就偷偷潜水过河南，爬上对岸就跑，结果又被岗楼上的日本哨兵发现了。这次被抓回来后，先是一顿毒打，之后被拉到操场上，要我四肢着地，像牛一样爬。

　　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刚刚被打出了很多伤口，雨水一淋钻心地疼，我没有爬几步，就趴在泥水里，不能动弹了。当时多亏了姐妹们通过翻译官向日本人苦苦哀求，我才保住了命。以后，日本人看得更严了。

　　1945年6月，有一天日本人显得很慌乱，他们持着枪进进出出的，像是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我便趁天黑游过加茂河，逃回了家。我刚一到家，日本人就又追了过来，我当时被吓坏了，想这一次被抓住，就活不成了。我就跑到了保长家，保长就对我说快往山上跑，到山里躲起来。我逃的时候，远远的都能听到追我的日本兵在对保长大声叫。

　　我在大山里躲了两了多月。有一天，家里人找到我说“哑客”（当年当地人对日本人的称呼，意思是不能和他说话的人）下海了。我就小心地从小路摸回家，村里人都说日军据点里已经没有人了。

　　日本人走了后，我就嫁给了自己的男人。因为当初我一直不吃日本人发的“预防丸”，所以我还能生下孩子。

某领导

　林亚金生于1926年，海南保亭县南林乡什号村人。43年10月被日军抓去，在多个日军据点间辗转充当性工具，因被蹂躏至病得以回家。后又多次遭日军集体轮奸。

　　我曾经三次犹豫过放弃对林亚金的寻访。

　　林亚金所在的什号村很偏远，从保亭县城到什号村不通车，也不通路，在最大的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名子。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我在小县城里四处打听去什号的路径，人们大都不知道这个小村子，偶尔有人知道，也都说那里不好去，也不好找。我有些不相信，就这么小的一个县，那么大的一个村庄能不好找到哪里去？于是我决定去租车，自己直接去找。在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出租车的生意并不好做，出租车的人也都很热情，但当我说要去什号村时，他们便都不再理会我，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就有人真诚地告诉我：伤车，那里真的不通路，去不成。这时，我第一次有了放弃去什号村的想法。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还是要去什号村。以正常租金的两点五倍，我终于租到了车。而这时，天却开始下起了雨来。路很泥泞，车总是陷到泥坑里，走不了多远我就要下来推一次车，红色的泥浆和雨水将衣服裱得铅一样沉，路两旁的杂草树枝狠狠抽打着我和车身。什号真的并不好找，路很乱，蛛网似的四处延伸，我们在树林里，在有着茂密植被的山野中盲目地穿行。司机常常会突然停下车，扭头问我：还往前走吗？这时，我第二次想放弃去什号村。

　　在一阵犹豫之后，我还是要去什号村，而这时司机也作出了他的决定，他不再前行。司机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找了一位熟悉路线的村民，让这位村民用摩托车载我继续去什号村。

　　什号村终于找到了，就在一条宽阔而又湍急的河流的那一边。沿着河边上下绕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找到通往河对岸的桥。雨还在下，河水还在往上涨。摩托车驾驶员说：回吧。这时，我第三次有了放弃去什号村的想法。

　　我无法不去什号村。看我要过河，摩托车驾驶员先是拼命阻止，见我决心已定，他就到树林里折了根树枝给我，要我拄着它一探水深。在岸上摩托车驾驶员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的指导下，我终于渡过了河，走进了什号村，找到了林亚金老人。

　　下面是林亚金老人的讲述。


　　那是1943年10月的一天，我和谭亚銮、谭亚隆还有李亚伦4个姑娘一起，正在稻田里收割水稻，突然听到邻村方向响起了密密麻麻的枪声，我们害怕被子弹打中，就趴在稻田里，探着头朝邻村方向看，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背后有一队日本兵在悄悄围过来。

　　当天，我们4个姑娘被日本兵押着，翻过了一座山，到了崖县一个叫什漏的村里。

　　到什漏村后，我们4个人就被分开关在4间茅草屋里。村里的人都在日本人到之前逃走了，留下的都是空屋。

　　日本兵四五人一伙，找我们一个一个地问话，问我们抗日游击队在哪里。我们实在不知道，看着日本兵那么凶，就都害怕得哭了起来。

　　记得问我话的4个日本兵中，有一个翻译。他们问完话走了，把我一个人锁在了屋里。第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傍晚，来了另外4个日本兵，其中也有个翻译。几句问话后翻译就退出去了，听翻译说这三个日本人是当官的。这天晚上，我就被这3个当官的轮奸了。这三个日本人都不是人，痛得我使劲地喊，他们见我痛得直喊，就煽我的嘴巴，不让我喊，就这样一直捱到他们倦了才停下来。

　　从那以后，每夜都有日本兵来找我，每次3至5人不等。轮奸时，往往是一个[被过滤]，其他的在一边看，还笑。天天如此。每天三顿饭，有伙夫送来，每顿一个饭团和半条鱼，有时是一小块猪肉，但我由于天天被糟蹋得浑身酸疼，饭也吃不下。

　　白天被关起来，大小便都不自由，夜里被糟蹋，弄得人死去活来的。我想逃跑，但跑不了。茅屋外面，有木板搭成的岗楼，有几个当兵的轮流着站岗。在什漏村过了10天，我们被送到了南林日军据点，关进一间铁皮盖的房子里。

　　南林日军据点离家里不过两三里路，远远的都能看得见我们的村子。离家这么近也不能回家，父母也不知我的死活，就这样在这里每天被三五个日本兵轮流糟蹋。那时常常想到过死，又一想父母可怜，无人照顾。

　　在南林日军据点关了不久，他们就又把我重新押回什漏日军据点，和来时一样，有 6个日本兵押送，前面3人，后面3人，怕我逃跑。

　　回到什漏日军据点，还是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不过破例可以走出屋子。据点边上驻有一个中队伪军，中队长是当地黎族人。因为是同乡人，我壮起胆子认他为大哥，恳求他救我出去。我向他诉说自己的非人遭遇。我说，这不是人生活的地方，日军每晚都来轮奸我，连月经时也不放过，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们又来[被过滤]，弄得满身经血。

　　一个多月后，我生病了，皮肤发黄，浑身浮肿。伪军中队长见我可怜，就叫我认他干爹，趁便给我帮忙。他向日军求情，说我生了病，家中母亲也病危，需要回家探望，顺便也好看医生吃药治疗。日军见我焦黄的样子，已失去兴趣，这才同意放我回家。回到家，才知父亲真的生病了，而且病情严重。不久父亲去世，

　　剩下母亲和我，母亲让我到什丁姐夫家吃草药治疗。两个多月后，身体逐渐好转，那已经是1944年初夏了。

　　因母亲体弱多病，家中贫困无法生活，我就到罗朋（崖县境内）村去，给一家人打工。这家主人是农民，没有儿女，我给他们干农活，有饭吃，还有点钱为母亲治病。大概有半个月吧，有一天，这个村来了4个日本兵，是罗朋据点的，他们发现我，就硬拉我上山去砍扫把，我担心挨打，只得跟他们上山。行前那个翻译被日军支走，3个日军押着我上山，由于语言不通。只用手比划。谁知到了山上，他们并不让我砍扫把，他们拽住我，粗暴地乱捏我的胸部，痛得我直叫。日本士兵全不顾我痛苦反抗，就将我按在地上，扯破衣服把我轮奸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大哭一场。我将白天的遭遇告诉主人，她也很担心，劝告我早点离开此地，不然，那些禽兽还会来找麻烦的。于是我只好回家了。

　　不久，弟弟庆安生病，在县城住院医治，我去探望。路上必须要经过一个日军哨所，快走近哨所的时候遇到了3个日军士兵，这时正好周围又没行人，他们拦住我，叽哩呱啦，动手动脚，虽然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今天又要遭殃了。眼看无人求助，我转身往回跑，但跑不过日本兵。他们把我拖到路边的山坳轮奸。本来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再也承受不了他们这般糟蹋，于是我大声哭喊，拚命挣扎，希望有人来救。恰好一位农民老伯下地看水，路过此地听到呼救声，扛着锄头就赶过来。此时日军发泄完毕，弃下我溜进哨所去了。老伯见我衣服被撕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边不绝地骂着畜牲，一边扶起我，叫我跟他回村里。我双腿麻木，已是走不动了。老伯就把我背到他的家。直到第二天我的感觉才好了些，却再也不敢去县城了，回家后，我再也不敢出门了。

　　听别人说，和我一起被抓到什漏日军据点的谭亚銮、谭亚隆、李亚伦也受尽折磨，直到日军投降后她们才回南林老家。当时因我生病不能去看望她们，只听乡亲说她们3人个个皮肤蜡黄、全身浮肿，在家服药治病。1946年春夏之间，她们都先后死了。

　　1951年初，我嫁到罗葵什号村。

　　“文革”那些年，因我曾当过“日本娼”，被批斗，不能参加贫下中农召开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