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 《26个慰安妇的控诉：血痛》作者：陈庆港（连载）

某领导

　杨阿布生于1920年，海南保亭县保城人。1940年春起屡遭日军[被过滤]并怀孕， 1941年10月生下一男婴，不久夭折。1942年被迫当劳工其间，遭日军扣留，成为日军长期发泄兽欲的工具，只至1945年秋，日军投降后才得以回家。

　　家人都去干活了，杨阿布的小屋里便只剩下她和我两个人。这时老人紧紧地盯着我，就像我不在时她便紧紧盯着门外的椰树林时那样。我坐在离她有四米远的另一张床上，这是她丈夫睡觉的地方。

　　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认真地盯着我看，看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突然地将自己的双手伸向前面，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抓着，嘴里说着我听不明白的话。老人的耳朵已经听不见声音，所以她的嘴里发出的声音特别大。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非常紧张地走近老人。老人看着我，更加使劲地挥舞着双手，向前抓着，嘴里也发出更大的嚷嚷声。她似乎是在向我描述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老人不止一次地对着我重复这样的动作和声音。在这间黑暗而又充满着一股霉味的窄小房间里，我有点毛骨悚然。

　　老人的儿子回来后，我便立刻有些夸张地向他报告这件事情。老人的儿子听了我的报告，并没有什么反映，他说妈妈那是在向你讲述她的梦，她告诉你在梦里有许多日本兵来抓她，她对家里的所有人都讲过这个梦。

　　老人的儿子还告诉我，因为害怕这梦，老人就不敢睡觉，后来她就要求儿子给她一把刀。儿子没有办法，就真的给了她一把刀。每天睡觉之前，老人都要使劲地磨这把刀，只有手里握着锋利的刀，她才能睡觉。

　　我和老人说话，要经过老人的儿子来翻译，这很麻烦，甚至绝对残忍。老人由于耳聋，说话的声音很大，而我的每个问题，老人的儿子都要用喊叫的形式才能转达给老人，这使得他们母子俩看上去像是在吵架。

　　下面是老人的讲述。


　　日军飞机轰炸保亭县城后的第二年春天，大批的日军占领了保亭县。有不少村民外出逃难，到南圣等地去了。我的家人和没法逃跑的村民留下当了顺民。

　　日军侵占县城后，马上在各地建立据点，驻扎部队。一个月后的一天，日军巡逻队5名骑兵来到村里，当时我正在家里和同村的一个姐妹在织筒裙。日军进村后，骑马乱闯，两个日军突然闯进我家，看见只有我们两人，一个日军抓住我的伙伴，拉出去了，另一个翻译的日军将我紧紧抱住，捏我的胸部。我又痛又非常害怕，拚命挣脱往外跑。他追出村边，捡石头扔中我的腰，我痛得跑不动了，他就把我拖到村边的山里，把我[被过滤]了。

　　由于缺粮，几天后我去毛弄村姑妈家讨玉米。谁知回家时，在田边，又遇上巡逻归来的那5名日军骑兵，那个翻译也在里面。他认出我，下马拦住去路不让我走。硬把我抱到田边背角处，再次[被过滤]了我。

　　后来，我到村前地里挖番茨。快到中午，突然又来了6个日军骑兵，有一个从背后走向我，他把我拉到村前小河边的树丛中，光天白日他们一起把我[被过滤]了。

　　因为我会唱歌，村中女孩出嫁都喜欢请我去。有一次，村里一个姑娘要出嫁，她是我平时的好友，请我去了。婚礼结束，我回家路过县维持会，遇上几个日军，他们把我拉到维持会一间小房中，轮奸。维持会长知道此事也不敢出声。

　　由于多次被糟蹋，那时我总觉得身体不好受，浑身酸软。

　　不久我怀孕了，为了逃避日军，我怀着大肚子东跑西躲，有时躲进山寮里，有时到远亲家藏一段时间。1941年10月，我把小孩生了出来，是个男孩，但不久就死了。

　　后来我家搬到什东村居住。什东村甲长是族里大哥，叫杨老浪，胆小怕事。日军说我长得美，几次下村找不到，就命令甲长把我亲自送到扎奈，日军威胁说如果不把我送去，就要杀村里人。甲长害怕极了，只好把我找回来带去扎奈交给日军。

　　在扎奈劳工队，日常劳动是插秧、耕地、锄草和收割。

　　在扎奈的日军不让我回家。白天或晚上，他们三五成群来检查工作，只要他们看中的姑娘，就被糟蹋，轮奸。有个姑娘被拉去几次，不久就想法逃跑了。我不能跑，我怕我跑了村里人会遭殃，就只好忍受下去，被糟蹋的次数也最多，有时一天二次，多则四五次。

　　在扎奈期间，起初是几个常见到的日军找我。时间长了，日军的脸孔常常变换，但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都是动作粗野，拚命发泄，完了就走。我从未拿到任何钱和物，但“预防丸”是少不了要我吃的，日本人每次都看我吃完才走开。像我一样遭罪的还有几位姐妹。

　　我们不能回家，有时家人请保甲长求情，日军才允许回家探望父母，不过时间很短。

　　1945年秋，日军投降，我才回到家乡，后来嫁到什曼村。

　　由于被日本兵糟蹋，我身体坏了，腹部和下身时常疼痛，几十年吃药不少，总也不好，还丧失了生育能力。

某领导

　蒲阿白生于1915年，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人。1941年被日军抓去，当日即遭多名日军[被过滤]，并被关押。一年后被转移至司令部，直到日军投降。在被关押期间怀孕，生下一女孩，女孩15岁时受伤致病，后在井旁打水时病发，落井死亡。

　　找到蒲阿白时，是在凤凰镇的一个菜市场上。

　　蒲阿白坐在一个已经收滩了的肉滩旁，面前摆着一匾子槟榔。菜市场里很安静，也很闷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臭味道。中午1点了，菜市场上已经很少有卖菜的人，而买菜的人根本就没有。

　　老人始终沉默着，嘴里嚼着槟榔。

　　带着我来的是老人的村里人，他小心翼翼地问她：阿婆，年轻的时候你被日本人抓去过是吗？

　　老人沉默着嚼着槟榔，没有回答。鲜红的槟榔汁从她的嘴角溢出来，她用手去擦了一下。

　　我们和老人一起沉默着坐在无人的菜市场里。过了很久，村里人又一次轻轻地说：阿婆，村里人都知道，这几十年来你忍着天大的憋屈，难道你真的就想这样忍一辈子吗？阿婆，说出来吧。

　　鲜红的槟榔汁再次从蒲阿白的嘴角流了出来，老人抬起手来，但她没有去擦嘴角，而是拭了一下眼睛。

　　老人沉默着收拾起了槟榔滩。弓着背，拄着杖，领我们去一处地方。

　　老人来到了一处离海滩不远的沙地上，沙地上长满了荒草，在荒草与荒草之间，是一个个隆起的小沙丘，昏黄的夕阳照在这一个个小沙丘上，显出丝丝凄凉。这里是墓地，老人那个早逝的孩子就埋葬在这里。

　　老人蹲在地上，用手在每一个小沙丘前的石头上摸着，她已经辩不清自己的孩子到底躺在那一个小沙丘里，她只记得孩子的墓前有她放着的一块石头，可现在每一个墓前都有一块几乎相同的石头。老人用手摸着石头，就像抚摸自己孩子的脸，她能辩别得出这其中哪个是自己的孩子来。

　　就这样，老人在她孩子的墓地里，第一次向别人讲出了自己的那段往事。


　　我当时正在村里的池塘边洗衣服，日本兵就过来了。他们就不让我洗衣服，把我洗的衣服扔到水塘里。要我跟他们走。

　　日本人边推带打就把我带走了，家里都还不知道。

　　当时同村有一位姐妹和我一样被抓去了，她叫江娜日（音）。

　　抓去的是一个有许多人干活的地方，先进了日本人住的房子里。

　　当天就被日本兵[被过滤]了，[被过滤]的时候有三四个日本兵一起。完了就被关了起来。

　　被关的那些天，还是天天被[被过滤]。当时就很害怕。

　　直到许多天以后，不关了，被放出来了，但不能回家，只能在日本兵的兵营里为日本兵做“服务”，白天为他们洗衣服、打扫卫生，晚上供他们[被过滤]。

　　就这样子干了一年左右。

　　后来我被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子，只记得是在山里，是个打石头开山洞的地方，那里有司令部，还有情报部。住的房子是用杉树搞起来的，然后用油漆刷成绿色。

　　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每天晚上都有日本人来。

　　就是在这里期间，我怀孕了，日本人投降后四个月，孩子出世了，是个女孩子。她真不该来这个世界的。

　　我带着孩子生活了两年。两年后，和同一个村里的人陈文辉结了婚。

　　女儿长到15岁时，有一次被同龄的一个孩子打了，那个孩子说她是鬼子的种，就打了，得了后遗症，走路都是拐拐的。有一次她去井边打水，病就发作了，掉到井里死掉了。她就埋在这里了。

某领导

　林爱兰生于1925年，海南省临高县南宝县人。18岁时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女，因不堪日军蹂躏，曾逃回家中，后被抓回，母亲被日军杀死。日军投降后，回到村里，后改名流落他乡。

　　在村里，人们都叫林爱兰阿黄，没有人知道她还有个名字叫林爱兰。

　　和林爱兰一起生活的是她的女儿林宝香。林宝香今年只有16岁，刚刚在南宝乡初级中学毕业。林宝香没有上高中，她说家里没有钱，另外妈妈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也要人照顾。考高中的时候林宝香没有去临高县城考试，她怕考上了不去上，伤心会厉害一些，所以干脆就没去。

　　林宝香不是林爱兰的亲女儿，林宝香是16年前林爱兰在乡医院里拣来的。林爱兰自己不能生孩子。

　　16岁的林宝香是个漂亮而又懂事的孩子，她说自己小时候很奇怪母亲怎么就会这么老，常常问母亲这是为什么？后来懂事了，就不问了。

　　因为早年身体受过伤害，现在林爱兰已经不能走动了，在房间里全靠一把椅子挪来挪去，还有靠林宝香抱过来抱过去。林宝香的个子很小，挪动林爱兰的时候，很吃力。

　　林爱兰和林宝香母女俩的生活现在靠ZF每月补助的108元钱生活，要省吃俭用才够用。

　　林爱兰几乎从来都不向人说起自己的过去，她60多年前的那段经历女儿林宝香也并不太清楚，林宝香只是隐约能感觉到妈妈的这一生似乎很坎坷。

　　这是林爱兰第一次当着女儿林宝香说出自己的过去。


　　1943年2月的一天，我到邻村走亲戚。回来的时候，遇上了一队日本兵，他们就把我抓去了。那一年，我18岁。那天村里和我一起被抓去的有4个人。

　　日本兵把我带到兵营里，兵营里这时已经有许多姑娘被抓来了，都是附近乡村里的。日本兵把我们分开成两组，我和其他几个姐妹先被带到了一个住处，另一组的姐妹就不知道被他们带到了那里。晚上我们就睡在地铺上，每人有一条毯子。当天半夜，就进来一群日本兵，他们把我们按在地铺上，剥去衣服进行[被过滤]。有的姑娘一连被好几个日本兵[被过滤]。我就紧紧抓住裤带不放，一个日本兵就举起军刀要砍我的手，我只好放开了手，另一个日本兵就趁机剥下了我的裤子。后来，我还是反抗，就被另一个日本兵用什么东西刺穿了我的大腿，我疼得昏了过去。

　　第二天，我被姐妹救醒，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着，就痛哭了一场。

　　被抓去几十天以后，有一天我和另外两姐妹找准了空，就逃了出来。可是哪里能逃得了啊，不到一天，又被他们从家里抓了回去，抓我的时候，母亲就被日本兵活活打死了……是我害了母亲。抓回去后，日本人就打我们，把我们吊到房顶上用棍打，往死里打啊。

　　这次被抓去后，我就被送到了加来。当时日本人正在加来修建机场。

　　那时，日本人抓了很多人去加来，被抓来的人他们在加来当牛做马，白天干的是牛活，晚上住在烂草棚里，四周围还围着铁丝网，出不去，也进不来，连大小便都只能在自己住的棚子边，就像个活地狱。

　　修加来机场时，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有病死的，有饿死的，也有累死的。

　　在加来，我们住在木板做成的房子里，天天都有许多日本兵来玩弄，经常痛得两眼发黑，呕吐，但又不敢挣扎，只能咬紧牙，忍。

　　这些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是在日本人投降后才自由的。来到这个村里时，我改了名字。和我一起被抓的姐妹都已死了。

某领导

　　谭玉莲生于1925年，海南省保亭县南林峒人，1942年日军侵占南林峒时，她和同村的其他几位姑娘一起被日军押送到据点，成为“战地后勤服务队员”，受到难以忍受的凌辱，直到日军投降。

　　日军投降，意味着谭玉莲屈辱的“慰安妇”生活的终结，但并不意味着谭玉莲从此就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事实上那段恶魔般的日月，整整影响着谭玉莲的一生。

　　结束了凄惨的“慰安妇”生活几年之后，谭玉莲有了自己的家庭，而这个家庭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充满太多的悲苦。婚后，谭玉莲先后怀过或生育过多个孩子，但都因为那段特殊的经历在她身上造成的伤害而未能使这些孩子成活。直到多年以后，谭玉莲才实现了一个女人做母亲的愿望。

　　“文革”时，因为曾经当过 “日本娼”（当地人对她们这些曾被日本侵略军抓去过的女人的称呼），谭玉莲被批斗、罚跪、拔头发、掌脸，再一次饱尝屈辱。许多和她一样当年被逼迫成为“日本娼”的人，也大都在“文革”中又一次经受了非人的屈辱，而谭玉莲在下面讲到的那位当年和她一起被日军抓去，并且又一起熬过了长达几年的日军性奴生活的谭亚细，则在大会上被挂牌、游村、批斗后，屈辱死去。

　　这一辈子受尽了屈辱，老人说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是想为自己讨回清白。

　　见到谭玉莲时，老人正在儿子家看病，还是那段经历，使她的身体有了太多的创伤，谭玉莲不得不一把一把地吞药。平时老人都是自己生活，病得不行时，便来儿子家，她自己没有看病的钱。


　　我记得，日军占领了南林峒后，就在这建了据点，还修了三亚到南林峒的公路。三亚到南林峒的公路修通后，日军又要修另一条连接三亚的公路。这条路从南林峒的庆训村开始，翻越山岭到一直到三亚。那时日军就在附近各村征集劳工，我是第一批被征集的劳工。

　　当劳工的第一天，在工地上砍山开路时，我就被日军挑选了出来，还告诉我不准回家。同我一起被挑中的还有谭玉莲、李亚迈、谭亚细几位姑娘。当时日军安排我们住的茅屋就在离他们据点很近的一条河边。我们每天把生盐晒成粉装袋，或煮酒，然后送进据点供日军使用。

　　当劳工的第二天，4个日本兵叫我们4位姑娘跟他们去打斑鸠。我们也就只好跟着。进山后，我跟着的那个日军，叫我钻进草丛中寻找被他打中的斑鸠，他就站在我背后，在一个石洞边他就突然把我抱住，双手使劲地抓我的身体。我吓坏了，一边拚命反抗，一边喊救命。日本兵见我这样就打我耳光，我当时被打得头昏眼花，就不敢叫了……被他[被过滤]后，我下身非常疼，哭又不敢出声，就悄悄流眼泪。其他3位姐妹情况也跟我一样。

　　我们4人白天晒盐、煮酒，还要为日军洗衣服，搞卫生。我们住的茅屋里没有床，就在木板地面上4人一起睡。晚上，日军要求我们随叫随到，如果不服从，就要受惩罚，将她锁在屋里，一关5天。被叫去的姑娘按指定到他们住的房子里，随便他们糟蹋，不许叫，不许喊，不许反抗，不然就挨打。常要我去的是个留仁丹胡子的日军，听翻译说他是队长。这个队长很凶，稍不顺意就要打人。有一次，有个日本兵说我不听话，我就被禁闭了5天，刚一放出来仁丹胡子就来找我，完了又说我哭喊反抗了，我就又被关了7天。这7天里每天由伙夫送饭，每次一口盅稀粥，没有筷子，也没有菜，仁丹胡子还是不停来[被过滤]我。

　　1944年春，日军在大村扩建据点，我和谭亚细、李亚迈、谭玉莲被押送到了大村据点。在大村据点日军要我们砍山、锄草、扫地、洗衣服、搞日军住宅卫生，还要被他们[被过滤]。

　　大村据点有日军30多个，南林峒据点约有100个，南林峒据点的山下还有个日军兵工厂，据说生产武器弹药，日军也曾押着我们4个姐妹去过。有一次，日本兵上山检查修路，要我们4个人给他们背水壶。走到山上的一处小山沟里的时候，日军就抱住我们先乱摸，后就[被过滤]，我们都得顺从，不然就要遭毒打。

　　我们住在大村据点差不多将近一年，直到日军投降。

某领导

　　邓玉民生于1926年，海南省保亭县响水镇什齐村人，苗族。1943年，在她16岁时遭日军[被过滤]，后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工具，直至日军投降。

　　1939年2月14日，日军侵占了海南岛南部重镇三亚。同年4月，驻扎在三亚的日军第六防备队开始对三亚附近地域进行扫荡，同时向藤桥、陵水等沿海地区进犯。4月底，藤桥、陵水先后被日军占领，并建立了据点。

　　日军侵占海南岛南部后，便在这些地区开采铁矿，采矿需要大批劳工，日军除了从其他占领区整批整批抓来劳工外，又把魔爪伸向保亭、陵水、崖县及三亚的其他毗邻地区。

　　1940年5月15日凌晨，驻三亚日军派出多架飞机，对保亭境内进行轮番轰炸、扫射；第二天日军地面部队进攻保亭县城，并占领了县城。此后，日军先后在保亭境内建立了多处据点，同时强征大批劳工，并从劳工中挑选出年轻貌美的女性编入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充当日军的性工具。当年仅在保亭境内被日军抓去充当 “战地后勤服务队”的黎、苗族妇女就有20人。50多年过去了，这些妇女大多数已先后病故，至今幸存的只有几位，邓玉民即是其中的一位。

　　下面是邓玉民讲述的自己60多年前被迫成为日军性工具的经历。

　　1943年秋天，我和姐姐当了日本人的劳工，劈山开路，种植烟草和水稻。

　　一天，日军监工看我们几个年轻姑娘长得好看，就指着我们对翻译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当天傍晚，我和几个姐妹就被翻译叫了过去，要我们搬到粮食仓库那边去往，工作是筛米和装袋。

　　搬来的第二天，翻译把我带到日军长官住房。那个长官翻译称他松木先生，松木说我长得漂亮，要和我交朋友。我听不懂他的话，经翻译对我说了，我也不明白他的意图，就点点头表示同意了。当时我刚过16岁，而松木看样子有40多岁了。那天傍晚，翻译官又来找我，说松木先生叫我去。虽然我心里非常害怕，但我也不敢不去。翻译官把我带到松木的房间后，吱吱咕咕地说了些什么就走了。松木就拉我坐在他身边，才一坐下，他就把我抱到了怀里，我们苗族姑娘穿的是包襟长衣，没有纽扣，他抱住我，就用手在我的胸和下身乱摸乱捏。我很害怕，就拼命地反抗，但没有用，很快他就把我扒光[被过滤]了我。第一次被[被过滤]，很痛，回来后姐妹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哭，也不敢说出实情。

　　这之后，松木就天天要我到他房间里去，[被过滤]我。有时白天，有时晚上。他每月都强迫我服几粒丸，说是预防病的。和我在一起的几个姑娘，她们也都和我一样。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翻译官又把我带到了松木的住处，刚进门，就看到两个日军军官站在里面，松木不在。我想退出房间，但那两个军官却把门关上了，我想叫，他们就掌我的嘴巴。这两个日军军官把我轮奸了。

　　事过不几天，翻译官又找我，要我去松木的住处，我就说不去。翻译官就说，如果我不去，日军就会把我杀死，同时还要杀死我的姐姐和其他苗族人。这样，我就只好还是跟他去，去了松木就[被过滤]，有时他还让别的日军轮奸我，我想逃出据点躲到山里，但又怕被日军抓住，被他们打死。

　　1945年8月底，据点里的日军官兵、日东公司里的日本人都手忙脚乱搬运东西，一车车运走。劳工没有人管了，胆大的劳工背起行李往外走，也没有人过问。这时才知道日军投降了。

　　我是建国后才嫁人的。

某领导

　　蔡爱花生于1926年，海南省澄迈县中兴镇人。15岁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后逃出，一直藏身于深山中，直至日军投降。

　　1939年冬，侵略海南岛的日军占领了澄迈县。日军所到之处，除了实行“三光政策”外，还疯狂[被过滤]妇女，发现稍有姿色的妇女便将其抓到军部里充当慰安妇。当时日军在澄迈有几个中队，每个中队都设有一所“慰安所”，每个“慰安所”有慰安妇30人左右，“慰安所”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慰安所”里的慰安妇无法逃跑，外人也无法进人。“慰安所”里的慰安妇都是从附近村庄里抓来的。

　　据一位当年家住慰安所旁边的老人回忆：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天，成群的日本兵就带着罐头和酒，大摇大摆地走进慰安所，一边拉着慰安妇的手大吃大喝，一边肆意对其侮辱。因为慰安妇人数不多，往往一个慰安妇要接几个甚至十几个日本兵。当时，日本人往往会把本地籍的慰安妇调往外县“服务”，而在澄迈“服役”的慰安妇多数是外县的。因为她们与外人接触的机会特别少，所以外面人都不知道她们的籍贯和名字。1945年日军投降后，这些慰安妇才得以回家，现在她们中多数人已离开人世，即使少数还活着的，但往往已不知其下落。蔡爱花就是这些目前少数还活着的慰安妇中的一位。


　　那天我正在晒谷场上晒谷子，和我大哥。

　　是十月份。

　　日本兵在晒谷场上看到我时，就用手抓住我的头发，姑娘啊，姑娘啊地叫。他们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提了起来，只有脚尖着地。

　　当时，我很害怕。

　　日本兵要我和我哥哥一起跟他们走，他们用刺刀指着我们。

　　就在附近的伯父也被日本兵抓了。

　　我们跟着日本兵走，哥哥和伯父每人挑着一担谷子。这时村里又有几个人被抓了。

　　就这样日本兵押着我们去了军部。当时日军在这一带共有4个军部，一个军部有200到300个日本兵，总部在福来。从我们家里到福来要走一个多小时。

　　到了军部后，哥哥和伯父就被放了回来，我被关了起来。

　　哥哥和伯父还没有走远，日本兵就开始对我进行[被过滤]。哥哥和伯父听到我被[被过滤]时的哭喊声，就发狠地说等日本兵少一点的时候，就找一些人来，把日本人的肉割下来吃。

　　那时我才15岁，三四个日本兵轮流对我进行[被过滤]。

　　当时关我的地方是用木板钉成的一个房间，房间里还有其他和我一样被抓来的五六个姑娘，不许我们出来，有人送饭到房间。

　　第一次我被关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有两三个或四五个日本兵来[被过滤]，不同意就被打，用手打脸，……现在讲起这些事，心里太难受……

　　一个星期之后，家里人挑着稻谷去把我赎了回来。日本人的马吃稻谷。

　　赎回来不久，日本兵就又到我们家来把我抓走了。

　　这次日本兵来[被过滤]我的时候，我反抗了，他们就用刺刀指着我喉咙要杀了我。我害怕了，就不敢再反抗。

　　家里，父亲和母亲的眼睛都哭瞎了。

　　后来村长就让我哥哥再挑稻谷去日军军部，把我再次赎了回来。

　　因为日军一定还要来抓人的，所以我这次回来后就跑到了深山里，躲了起来，这一躲就一直躲到日本人投降。

某领导

　　王志凤生于1928年，海南省澄迈县中兴镇土垄村人。16岁被日军队抓去军部，并被关押。在关押期间遭受日军非人的性摧残。

　　王志凤家的老屋很暗，而屋外的阳光又异常的灿烂，明晃晃的，甚至有些刺眼。老屋里的昏暗与屋外阳光因为缺少了过渡，而在门口形成了一道分明的界限。

　　进屋很长时间后眼睛才适应屋内的昏暗，才能看清屋里的人和摆设。在从门口地面上反射起来的光的照映下，在老屋黑色的背景中，王志凤满足头的白发如一根根银丝发着光，目光也特别的明亮。

　　老屋的墙上很斑驳，屋角结着蛛网。因为屋里充满了王志凤的咳嗽声，所以老屋在陈旧中就又显出浓浓的衰弱来。

　　王志凤老人的身材很瘦小，在老屋强大而又沉重的阴暗中，就觉得更加的单薄。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丢下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去逝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三个人相依为命的生活。


　　我被日本人抓去的那一年，我16岁，是在美万村被抓的，我的外祖母家在美万村。那天，我从外祖母家回来，就在回来的路上被日本人抓了。当时，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的手上还拿着两套衣服，那衣服是外祖母家分给我们姐弟三人的。看到前面来了很多日本兵的时候，我已经没处躲了。他们用绳子把我绑住，牵着我随他们回了大云军部。

　　由于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逝了，所以我被日本人抓去了也没有人去领。

　　当时我是家里的老大，我不抓起来以后，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五岁，一个三岁，我放心不下，可又没有办法，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会怎么样。我就怕他们会被饿死，我就整天哭。日本兵见我整天哭，就打我，后来当作日本人的面我就不敢哭，只在没有日本兵糟蹋自己的时候偷偷地哭。

　　和我一起关着的有30多人，都是被抓来的年轻姑娘。我们住的地方四周围用铁丝网围住，有专人看管，关在里面的人无法出来。

　　我们这些人中，有几名特别漂亮的姑娘，被军官看上了，她们就住到了别处，专供几个军官玩弄。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两个弟弟没有被饿死，他们被外祖母接去抚养了。

　　当年我们家住的那个村子很小，人们都知道我被日本人抓去过，一直没有人娶我。后来，就请了人介绍，嫁到了这里。我的丈夫名字叫钟玉安，当时他的父母都老了，家里又穷，多少年了他也一直娶不起媳妇。

　　我和钟玉安生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

某领导

　　李美金生于1927年，海南省澄迈县中兴镇土垄村人。15岁时被日军抓走，在日军军部充当“慰安妇”。

　　找到李美金家的时候，李美金不在家，村里人说她一早就出去拣胶泥了。我准备到胶林里去找她，人们告诉我李美金去拣胶泥的那片胶林离村里很远，另外胶林那么大，也很难找得到她。一直等到夕阳快下山的时候，李美金才挑着胶泥回到村里来。

　　土垄是个异常偏僻的小村庄。解放后，李美金在自己21岁那年嫁给了一个叫张梦勇的土垄村男人。李美金和张梦勇婚后生有6个孩子，三儿三女。现在李美金和丈夫张梦勇仍自己生活，生活费用主要是靠李美今拣胶泥所得。


　　日本人一进村就点火烧房子，这时村子里的人就都没命似的往村外面跑，往山里跑。

　　我跟着家里人也跑到山里去了，和许多村民一起在山里边躲了一天。人在山上又饿又冷，还担心着自己家里的屋和东西。后来有人说日本人已经走了，人们就都一下子相信了，纷纷开始回村。

　　人们回到村里时才发现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走，我看到几个日本兵正在我们家里杀我妈妈养的那头猪。这样回村的人就都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日本人把村子里的所有猪都杀了后，就让村里人把猪肉全部挑到军部去。日本人抓住我以后，就带着我和他们一起回到了军部，和我一起被日本人抓到军部去的还有村里的另两位姑娘。

　　到了军部，我被关在一间房子里，房子里什么都没有，没有被子，也没有床，人就躺在地板上。当时被抓去的姑娘每个人都是被关在一个单独的房子里。

　　天黑了，日本兵就开始往房间里面挤……人很多，乱得很，当时我非常害怕。日本兵把我折磨得很厉害，个个连撕带咬的，像狗一样朝你扑过来……他们折磨我时我就觉得很疼，天亮了才发现自己的身体上都是血。

　　那时候，我就特别害怕天黑，天一黑我就要受罪，天一黑日本兵就都变成了野兽，一群疯狂了的野兽。每次受了这些野兽的罪以后，就特别想能回家，但是我们根本无法离开军部回家，日本人看得很紧。军部离我家比较远，要走几个小时的路才能走到，那时我就常常想：我到底还能不能再重新回到家里。

　　当时邻村里有一对夫妻，也被日本人抓到军部干苦工，因为日本人不给水喝，丈夫就被活活渴死了，后来运他尸体出来的时候，我趁着混乱，躲在运尸体的人群里偷偷溜出了军部。

某领导

　　林石姑生于1920年，海南省陵水县光坡镇港坡村人。19岁那年被日军抓走，关押在军部，关押期间胳臂被打断。因不堪日军侮辱，曾几次自杀。

　　港坡村在陵水县东部，是个黎汉杂居的村寨，港坡河绕村而过，流入大海。村子的东边有个山岭，村里人都叫它“苦气岭”，苦气岭上树木不多，灌木丛生，山脚一直延伸到浩瀚的南海。

　　当年日军占领了陵水县城后，港坡村村民为了防止日军突袭，曾派人爬上苦气岭白天黑夜地了望，而每到晚上，村民们则都躲到苦气岭藏身。1939年7月，陵水县城里的日军曾两次出兵包围了港坡村，但都被村民及时发现，村里人得以逃生。

　　1939年农历七月十九，晚上9点，陵水县城的日军队400多人，再次包围了港坡村，日军见村中无人，便围住了村民藏身的苦气岭。这时，苦气岭上1000多港坡村村民已在露水下入睡，他们并不知道死亡已经来悄悄来到身边。

　　一位村民被刺杀时凄厉的惨叫声，终于撕开了这场屠杀的帷幔。天色微明时，山上的村民已被日军围杀过半，通往山上的小路上铺满了被刺刀刺死的村民的尸体。天亮时，日军把所有村民驱赶到一处山凹里，指挥官一声令下，400多端着刺刀的日军冲向了手无寸铁的村民……惨无人道的屠杀一直持续到中午，杀死村民310多人。日军撤走前，又涌进村子抢走了村民家里的财物和牲畜，最后有一把火烧了村庄。

　　如今的港坡村，已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村镇，连着陵水县城公路穿村而过，公路两旁，是一排排村民们新建的房屋，村里一派繁忙景象。现在，苦气岭成了港坡村的集体墓地，今天的村里人常常会到岭上来祭奠那些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村民的亡灵。

　　林石姑逃过了那场屠杀，但她并没能逃过厄运。在那场屠杀后不久，林石姑即被日军抓进了军部。

　　由于一提起往事就忍不住要哭泣，所以85岁的林石姑几乎无法进行讲述……


　　……他们把我抓到了岭上，就是陵水的红岭，日本人就住在岭上……

　　……在岭上军部的走廊里遇到了日军的一个队长，队长一边看我一边高兴地哇哇啦啦说了些什么，翻译官告诉我：队长说你很漂亮，他很喜欢你。这时我就很害怕，就撒腿跑，可两个日本兵立即跟了上来，抓住了我，然后他们就把我拖进了一间洗澡房，刚才在走廊里遇到的那个队长已经等在洗澡房里了。在洗澡房里，那个队长逼我为他脱衣服，给他擦香皂洗身子。后来，队长又命令我也脱衣服，洗身子，我就挣脱开想跑出房间，但房门已经被锁上了。队长就冲上来，把我抱住， 扒了我的衣裳，又把我往房内的床上推。见我拼命反抗，最后队长就取出了一把军刀，他把军刀搁在我的脖子上，我就被他吓住了，只得随他玩弄自己……

　　……开始的一段时间，一直都是这个队长一个人[被过滤]我，不几天，队长又有了新的姑娘，我就每天要被许多日本兵[被过滤]。我不肯，他们就打我，用枪把子打……

　　……那时我才19岁，在村里没有人不夸我长得漂亮……

　　……来月经的时候他们也要糟蹋你，一不顺从就要打你，他们要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违抗不得……

　　……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好多次都想死掉，一次准备跳河死掉，可又被人拽住了，不让死……

　　……记得有个日本兵名字叫“斗田”，……把我的胳膊打断了……

某领导

　　卓天妹生于1924年，海南省陵水县祖关镇宿风村人。卓天妹18岁被关押进日军祖关军部，在那里遭受日军性摧残达三年时间。

　　1992年初，有关研究人员在日本防务厅的秘密档案中发现一份1938年7月发布的绝密令，绝密令中写道：“为能有效地降低日本驻海外士兵[被过滤]事件的发生率，以减少被占领国人民对日军巡逻队的报复行动，各部队应迅速建立一个能使日本士兵在作战空暇时，在性方面可以得以充分满足的机构。”日本侵略军队根据这一指令，在各占领区迅速建立了所谓的性服务管理结构，并在被侵略国家肆无忌惮地强征青年女性充当日军性工具。

　　在日军占领海南岛后，海南无数妇女即遭到日军的[被过滤]、有组织的轮奸，甚至被日军以各种形式毫无人性的奸杀。人类战争史上最肮脏、最无耻的军妓制度，也在侵略海南岛的日军部队中普遍实行，海南各地被抓逼充当日军慰安妇的年轻妇女，与从韩国、朝鲜、菲律宾、日本诱骗而来的妇女一样，在参加“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名义下，在遍及海南各地的日军驻地慰安所里惨遭蹂躏。1942年，18岁的卓天妹被日军以去修公路的名义抓走，关押在日军军部，被日军充当性工具达三年时间，她的身心受到了极大地摧残。卓天妹说虽然过去60多年了，但那段经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掉。

　　解放后，卓天妹和同村的村民陈文义结婚，婚后生了4个女儿，一个儿子。丈夫陈文义于四年前去逝，现在卓天妹和儿子陈道红一家生活在一起。由于卓天妹老人的身体较好，现在每天仍在干活：煮饭、喂猪、到山上去打猪草料。


　　18岁那年，日本人到高子村抓人去修公路，我们家住在高子村，那年我母亲去逝了，三个姐姐也都嫁出去了，家里只有我和父亲。当时我父亲的岁数实在是太大了，根本不能去修公路，我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日本人把我抓去后，并没有让我去修公路，而是把我押到了位于祖关的军部里。在祖关的军部里，我和其他被抓来的姐妹们白天为日本人干各种杂活，晚上被他们糟蹋。

　　被关在这里的其他姑娘都和我一样，她们也是附近各村被抓来的，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四五岁左右，其中有几个是黎族姑娘，只有三个是汉族妇女。我当时18岁，长得又漂亮，因此天天都要遭到很多日本兵的欺负。

　　3个月后我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日军据点，在那里也被关押了几个月。这个日军据点里有很多年龄很小的姑娘，这些小姑娘一般只有十三四岁，她们受的糟蹋我都不敢看，经常是七八个日军轮奸她们。这个据点看守很严，谁也别想跑出去。日本兵经常喝酒，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就来糟蹋人。一天晚上，几个带着枪的日本兵，喝得醉醺醺地到我这里来，其中一个手中拿着长枪的日本兵嘴巴叽哩哇啦的不知道在喊些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另外几个就一齐向我扑过来，他们七手八脚的把我按住，撕我的衣服，在我的身上发疯般地乱抓乱捏，然后他们就争抢着[被过滤]我……我被他们折磨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全身发抖，冒着冷汗，想哭也哭不出声来……

　　我被日军抓去关在军部里回不了家，有三年时间。

　　没有人知道，我们当时过的日子不像是人过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