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东莞打工妹生存状况实录（绝对真实）

踏浪行歌

我是一朵飘零的花162
　　 她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常言道，三十不浪四十浪，五十还在浪头上，六十还要浪打浪。”
　　 我立刻明白了什么，尖叫一声，捡起一土坷垃就象她扔过去：“你比她们还恶心。”
　　 淑芬笑嘻嘻地躲过了，认真地说：“我说的是实话，村里的成年男人，很少留在家中的，女人们都很寂寞。你妈她们那群人聚在一起打麻将、抽烟、开黄腔，还算好的。有些女人，表面上正正经经，暗地里却趁丈夫不在家，偷人养汉，那才是伤风败俗呢。不说别的，我们村那个五十多岁的村长，你知道他为什么看起来象六十多的小老头？”
　　 我好奇地问：“为什么？”
　　 她没好气地说：“还不是坏事做多了，累的。”
　　 我赶紧捂上自己的耳朵，连声道：“不要说，你不要说了。”并不是我故作姿态，我真的不想听，我好害怕有些事情知道得太多了，会给我对这个所谓的故乡越来越厌恶。
　　 淑芬不屑地“切”了一声：“在家的女人不守妇道，在外的男人又如何呢？去年，村东头的二狗子在外面得了"脏病"，听说是逛发廊染上的。没钱在外面治，就回家来了。治了好几个月才能下床呢。这不，为了怕他再得病，今年他老婆只好跟他一起出去了，把两个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
　　 我忽然想起我在亮光厂那些同宿舍的姐妹们，比如吴少芬，比如罗小花等等，这些人也都是夫妻一起到外面打工的，又有几个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的呢？想到这里，我理解了我妈，理解了和她一起打麻将、抽烟、开黄腔的那些妇女，也更坚持了在县城开服装店的决心。只要在县城开服装店，有了钱，就不用过这种家不象家、夫妻不象夫妻的生活了。
　　 回到家里，麻将己经散场，我妈眼圈红红的，象是哭过，看到我，更是眉头紧皱。我故意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亲热地和她讲话，直到她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从那以后，我不但不再反对妈妈把麻将桌开在家里，甚至在她们打麻将时，我还有意回避。这些都是良家妇女，她们聚在一起，不过是为了排谴无聊和寂寞。她们打麻将打的都是小钱，不在乎输赢的，所以从不沉溺其中。更多的时间，她们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务，教育孩子。只要有剩余，她们也会尽自己的能力照顾老人,生活过得拮据而宁静.
　　 但忽然有一天，这个看似宁静的生活，却被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打破了。新闻的主角竟然是我三叔家刚满１８岁的堂弟康康！
　　 我爸有三兄弟，我奶奶在生下二叔后因难产去世了。为了有人照顾二叔，爷爷又娶了现在的奶奶。可奶奶并没有好好照顾二叔，二叔要是尿床了，奶奶从来不理他，让他自己用体温把衣服焐干，大冬天也不例外。奶奶很快就生了三叔、大姑和二姑，对我爸和二叔就更加横挑鼻子竖挑眼了。常言道，有后娘就有后爹。因为奶奶从中作梗，时间久而久了，爷爷也就不待见我爸和二叔了。
　　 印象中，爷爷奶奶从没带过我和弟弟。只把三叔家的堂弟康康和堂妹安安当作心肝宝贝地疼。小时候，海鸥、宁宁和康康三个小孩过家家时吵架，爷爷不问三七二十一，把海鸥和宁宁劈头盖脸打了一顿，从此，我们便彻底没有爷爷奶奶了，甚至连见面都不说话。

　　 我爸和二叔结婚后分家时，爷爷奶奶连碗都不给一只，但却把老宅子里的一切东西都给了三叔。因为三叔长期跟建筑队在外面作木工，三婶也在建筑队找了个做饭的差事，夫妻俩长期在外打工。在外面打过工的人都知道，把孩子带在身边读书根本不太现实。一是打工者本身就是居无定所；二是很难找到接收的学校，就算找到了，也付不起昂贵的学杂费和借读费。所以，堂弟康康和堂妹安安都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的。
　　 虽然跟爷爷奶奶不亲，但三叔三婶却对我们挺好的，没什么隔阂。康康和安安嘴巴也很甜，一见我就“姐姐”长“姐姐”短地叫着，很招人喜爱。
　　 由于三叔三婶长期在外，爷爷奶奶象很多带孙子孙女的老人一样，对康康和安安非常溺爱，康康和安安成绩却很糟糕。特别是康康，越大越调皮，根本不服管教，经常在学校打架，爷爷奶奶拿他没办法，不知给被他打过的同学赔过多少医药费。
　　 前年初中毕业后，三叔三婶拿出一大笔钱把他塞进市里的职业高中。康康在职业高中经常逃课、赌博、上网，还结交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甚至今年春节，还大摇大摇地带回家一个女孩，女孩被三叔三婶劝走后，康康还差点和三叔打起来了。
　　 三叔是三兄弟中唯一有手艺的，这也是爷爷奶奶偏心，我爸和二叔很小就要下田地做农活，唯独送三叔去学手艺。三叔人也聪明，木工手艺是十里八乡出名的。以前没跟建筑队外出做活时，谁家女儿出嫁需要打家具的，都会去找他。所以在建筑队中，三叔是当仁不让的大师傅，工资比一般工人要高得多，连包工头都让他三分。再加上三婶，夫妻俩每年都可以存一笔钱，是村里数得着的富户。
　　 以前，三叔总是给康康足够的零花钱。但自从得知这些钱都被拿去赌博、上网后，三叔便限制了零花钱的数量。这样一来，康康便没钱再去赌博、上网了。但万万没想到，康康竟然会去贷高利债。本来说好春节过后还的，但因为三叔知道他不务正业，便把钱管得很紧。
　　 开学后，因为没钱还债，放高利债的债主便派人打了他一顿。打过后，债主还严厉限制了还钱日期，如在规定时间内还不了债，就要让他拿命抵钱。康康又惊又怕，就伙同几个平时在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精心策划了一起抢劫案。因为没有经验，第一次销脏，便被jc逮了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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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朵飘零的花163
　　 刚刚到达工地的三叔三婶闻讯，破天荒在不是春节的时候回来了。一回家就没闲着，到处托人、找关系。康康己满１８周岁，如果判刑的话，最少会被判三年；如果用钱把他从里面“赎”出来，则最少要三万元。
　　 康康出事了，我妈对爷爷奶奶很不满，一遍遍念叨着：“怎么能把孩子丢给老人呢？老人能带好孩子？村里那些夫妻双双出去打工把孩子丢给老人的，有几个老人能把孩子带好的？不是我说，村里这种例子还少吗？”然后就开始数落，谁谁把孩子留在家里，老人没看管好，差点掉井里淹死；谁谁把孩子放在家，老人过度溺爱，孩子小小年纪就不学好；谁谁把孩子放在亲戚家，亲戚不上心，孩子饥一顿饱一顿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我想到康康那张惹人喜爱的脸，想到康康那一声声甜甜的“姐姐”，便忍不住向妈妈请求：“我想去三叔家看看，再怎么说，康康也是我堂弟，和我一个爷爷呢。”
　　 我原以为我妈会反对，没想到她连连点头：“去吧，去吧，康康是我看着长大的，实在不忍心他坐牢，都是你爷爷奶奶惯的。”
　　 谁知还没到三叔家，却听到院内传来激烈的吵闹声、哭骂声，门口渐渐聚拢了很多看热闹的人。
　　 我进去一看，原来是爷爷奶奶和三叔三婶在争吵。爷爷气得脸红脖子粗的，但他说一句，三叔三婶就反驳一句。奶奶坐在地上，哭得鼻子一把眼泪一把的，边哭边诉苦：“我哪里知道他会这么不走正道呢？我以为让他吃好、穿好、玩好，就是疼他了，就对得起你们了，这真是造孽啊。”
　　 三婶气恼地说：“就是你这样才害了他！你只知道给他吃好、喝好、玩好，把他当成心肝宝贝，你怎么就不知道管管他呢？我在家的时候，他多乖多听话，没半点坏心眼。”
　　 三叔示威似地向爷爷高声喊：“不管怎么样，这次我就不赎他！让他在里面吃吃苦头也好，要不出来说不定会去杀人！”
　　 爷爷怒气冲冲道：“你要敢不去赎他，你就替他坐这个牢！”边说边随手捡起一把铁锹，就要朝三叔扔去。
　　 三叔没躲开，锨锹柄狠狠敲了一下他的膝盖，他疼得一把抱住膝盖，蹲在地上，抱头痛哭，奶奶和三婶也停止了争吵。
　　 我很同情三叔和三婶，康康之所以这样，是和爷爷奶奶溺爱有很大关系的。我很想趁机讽刺一下爷爷奶奶，但看到那两张老泪纵横的脸，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便悄悄退出了院子。
但三叔还是拿出三万元的积蓄，把康康赎回来了。康康回来那天，我去看了他，头发被剃得光光的，目光游移、表情呆滞，见到我，连“姐姐”都没叫。
　　 三婶流着泪对我说：“这孩子傻了，这次回家，象换了一个人似的。”
　　 我知道康康在外面一定经历过很大很大的伤痕，顿感鼻子酸酸的。
　　 三叔这几年虽然挣些钱，但盖了一次房子、康康和安安的学费、一家六口的日常开支等等，算来算去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赎康康回来，不但花了三万元赎金，还帮康康还了一大笔高利债。不但这几年的辛苦全白费了，还欠了一大笔债。
　　 但即便是这样，三叔再次外出打工时，三婶还是破例没有跟他一起走，她说：“康康都这样了，我不能再让安安毁了。钱赚得再多有什么用？一眨眼就花光了，孩子要是没管好，那可是一辈子都毁了。”
　　 三婶想通了这个道理，也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吧。
　　 康康这次出事，给村里那些双双外出打工而把孩子留在家里的夫妻敲响了警钟。有三位母亲匆匆从赶回了家，并决定在家里好好教育孩子。但更多的夫妻、更多的母亲，依然没有回来。与其说他们对孩子教育的陌视，不如说他们没有回家的资本。这资本，在这里就是钱。

　　 钱！钱！钱！
　　 回家带的两万块钱，我一直不敢动。好在粮食、蔬菜都是自家生产的，不需要花钱买，就连腊肉也是自家喂养的猪、鸡、鸭等等腌制的。但腊肉毕竟有限，只有农忙或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吃，平时只吃咸菜、辣椒，刚回家时很是喜欢，时间长了，便感觉很馋。我身上的零用钱，几乎花光了。
　　 要是以前，还可以到小沟、小河里去捉鱼，但现在，很多小沟、小河都干涸了。稍大一点的水沟，都被别人承包了。妈妈和弟弟一直吃这样的饭菜，早己经习惯了，但我实在馋得要命，又不想花钱去买，想来想去，便把眼晴盯在了村外那条大河上。
　　 说是大河，也不过十米宽。以前更宽些，但近年来，好好窄了许多，因为田地里不断排进来的农药和一些小厂的污染，河水早就不如以前那样清澈了，鱼虾很难生存。虽然鱼虾很少，但河底的淤泥里却有很多很多的小田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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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村很少吃田螺，因为很麻烦。但麻烦和嘴馋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终于有一天，我穿着妈妈下稻田的长统胶靴来到河边，为防止被别人看到笑话，我找了一个比较偏僻的路段，不一会儿就摸了满满一脸盆的田螺。我想起在东莞时看到的那些很美味的田螺，一般都要五块钱一碟的呢。我这一脸脸盆，可以卖多少个五块钱呢。
　　 妈妈看到这一脸田螺，直骂我没出息。骂倒没什么，关键时她也不会做，这让我很是气馁。我知道田螺肉里有很多泥沙，据说田螺要放在清水里养很多天才能吐尽泥沙。但我馋得不行，哪里能等到很多天以后呢。
　　 考虑再三，我决定把田螺全部砸碎，然后将碎片扔掉，只留下田螺肉，再再洗净泥沙，最后就可以用田螺肉炒菜吃了。
　　 这想法倒是不错，可真正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因为田螺太小，要用小锤子才能敲打。但锤了太小，又容易敲到手。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能把田螺壳敲碎了，但碎了的田螺壳和田螺肉抵死缠绵，很难分开。
　　 因为嘴太馋，我硬是用剔除了半小碗的田螺肉，手指被划破几处。但看着那半碗田螺肉，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谁知，当我把田螺肉洗了几遍再炒辣椒时，尽管放了很多的调料，真正吃起来，不但非常腥，肉还又老又硬，咬都咬不动。并且，放的那么多调料，田螺肉除了腥，竟然一点味道都没有。
　　 不但嘴巴依然很馋，手上还伤痕累累的，真是挫败！
　　 就在我快要被钱逼疯的时候，丽娟二嫂终于打电话给我，说有档口转租。这消息让我非常振奋，当天就骑着自行车去县城了。刚进“中兴”市场，远远就看到二嫂隔壁那对姊妹俩的档口前写着“清货”的字样。
　　 二嫂一看到我，便把我拉进房内，眉飞色舞地说：“她们终于撑不下去了。我己经跟业主说好了，这家档口我租下了，她们的档口和我的档口是一个业主，满口答应。要是你去租，业主肯定要先交订金的。”
　　 我这才知道，“中兴”市场在动工之前，所有档口早就被那些当官的及其亲属好友以低价买去了，然后再以极高的租金租给别人做生意，业主则只管收租金。要不是二嫂，我根本不知道这些门道，便对二嫂连连称谢。
　　 二嫂建议道：“以前她们和我一样，是做女性成衣的，但做生意，她们哪里是我的对手。你以后就做童装吧，童装投资少、风险小。”
　　 我下意识地问：“童装利润大还是成衣利润大。”
　　 二嫂脱口而出：“当然是成衣了。”说完这话，她自知失言，尴尬道，“很多人都想做成衣，其实童装也得有人做，你说是吧。”
　　 我忽然感觉，她如此热心帮我，是怕这家档口被别人租了去，又做成衣，无疑又是她的一个竞争对手。但我还是很感激她的，她不但让我明白许多做生意的决窍，并且我的钱不多，确实也不想全部投进去。
　　 我干脆地说：“好，我做童装。”
　　 二嫂一听，笑得合不拢嘴：“太好了，晚上我和你二哥说说，以后你可以跟他去进货。晚上去进货，第二天凌晨就可以回来，不妨碍卖衣服的。”
　　 我连连点头。
　　 二嫂又帮我算了一笔帐，进货、档口半年租金、工商税务、一日三餐等等，杂七杂八加起来也要近万元，这也是我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弟弟还要读书，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投资。
　　 那家姐妹的租期还有一个月才能到期，想到一个月后，我就能成为服装店小老板了，我的人生将掀开新的一页，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回家的路上，经过农贸市场时，我决定买条鱼犒劳一下。这段时间，真的是馋死我了。
这时，天己经很晚了，集市上很多人都在收摊。大鱼太贵，我只买了一摊贱卖的三寸来长的小鱼。虽然鱼己经死了，但腥香的鱼味和白白的鱼肚皮还是强烈地刺激了我的神经，我用两块钱把半篮子的鱼全包了。
　　 天有些冷，我提着鱼，艰难地推着车子靠墙边走。菜市场己经收摊了，人影稀少，地上一地的残叶和水渍。忽然，在菜市场的拐角处，我看到一个黑瘦矮小的年轻大嫂，大嫂眼窝深陷，牙齿突出，似乎不象本地人。大嫂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孩子一哭，她就胡乱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这么冷的天，裸露着前胸，真不知她冷不冷？妇女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充满希望地紧紧盯着每一个经过她面前的行人，不用说，她希望有人能买她的菜。
　　 她面前还剩几捆小青菜，一大堆四季豆。其实这些菜我家都有，但看着天这么晚了，买菜的人这么少，她又带着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乡下的家呢。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跟她说：“这些菜我全要了，帮我称一下吧。”
　　 大嫂眼晴一亮，搓了搓冻得红肿的手，抖抖索索称了一下，非常认真，然后用生硬的本地话说：“青菜四毛，四季六毛，一共一块钱。”
　　 我呆了一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我们县还很贫穷，但县城的房价己卖到２５００元／平方，并且还有上涨的趋势，真不知要卖多少堆青菜才可以在县城买得起一平方米的房子？
　　 大嫂看我不说话，以为我嫌贵，连忙说：“你要嫌贵，八毛钱就卖给你了。”
　　 我连连摆手，赶忙掏出一块钱递给她。我试探地问：“你好象不是本地人吧。”
　　 她为难地说：“是的，我是云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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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刻明白了。在我们这儿，经常有人贩子拐卖云南或贵州等地的女孩过来卖，买主一般都是那种四十岁以上、残障或精神不健全的人。不用说，她的丈夫肯定也是这三种人之列。但有很多女孩被拐过来后，都想方设法逃跑的，所以买了媳妇的人家，都把媳妇看得很严，根本不可能让她单独出来买菜的。我试探着问：“你丈夫家人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出来卖菜，他们不怕你跑吗？”
　　 她坚决地说：“我不会跑的，这儿比云南好得多。”
　　 我惊讶地问：“这儿有什么好？”
　　 她满足地笑了笑：“这儿不挨饿，每天都可以吃饱饭！”

　　 听了这话，我眼泪差点都掉下来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知道，现在还会有人为能吃得饱饭露出那么满足的笑容。大嫂卖完了菜，将摊子一收，把孩子放在身后的自行车上，也回家了。她回家的方向，正好我和同路。一路上，我不停地和她聊着，这才知道，她只有二十五岁，丈夫比她大了整整三十岁。她丈夫父辈是地主，虽然一点都没享过地主的福，但文革中还是被错误划成了黑五类。虽然长得一表人才，但没有愿意嫁给他，就担搁下来了。
　　 我问她：“你不嫌他年龄大吗？”
　　 她笑眯眯地说：“大一点怕什么，能吃饱饭呢。我准备年底回家，再带几个姐妹过来。”
　　 我彻底无语了。聊天的时候，她说的最多的就是那四个字：能吃饱饭。
　　 她丈夫年纪大了，孩子还小，不要花多少钱。平时种的菜也只够自家吃，并不想到县城卖。他们家里一直喂豢养鸡，也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生活开支。可上个月，豢养鸡都生了鸡瘟，三百多只鸡全死掉了。
　　 说到这里，她叹了一口气：“豢养鸡死了，虽然吃饭不成问题，油盐钱可以用以前的剩余。可还要买农药、化肥，粮食、青菜这么便宜，农药、化肥却越来越贵，不买又洗。再加上每年一百元多元的杂七杂八的税，就对付不过去了。仅杂七杂八的税，我家一家三口，要交三百多块钱呢。”
　　 我瞪大了眼晴：“哪里还有什么税？农业税不是早就取消了吗？”
　　 她苦笑道：“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农业税倒是不多，每人每年也不过十几块钱。可杂七杂八的税多啊，每年都不低于九十块钱的，幸好今年还没开始收。”
　　 我搞不清农业税和杂税的区别。不过从她口中我得知，就象她这样摆地摊卖自家的菜，一天都要交２元地摊税的。从她的神色中，我感觉，２元似乎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除了口粮田，除了打工，除了养鸡养兔，普通农民似乎再没有别的收入了，我真替她难过。但她似乎倒不觉得什么，分别的时候，她依然是那句话：“又不是我们一家，大家还不都是这样过，反正能吃饱饭就行。”
　　 农民这么苦，我想到自己在东莞，一月拿五、六百元还不知道，真感到羞愧。这时，天空己经开始刮风，我却郁闷得喘不过气来。
　　 回到家，我一看到我妈就问：“现在还收农业税吗？除了农业税，还有别的什么乱七八糟杂税吗？”
　　 我妈眼晴一瞪：“你这孩子，什么时候不收农业税了？我们家三口人，哪年不送出去六、七百块钱？农业税好象是不多，但杂税比以前多多了。这还不算，前两年上头强行让我们栽了桃树又换银杏树，不合时令不说，树苗差，土质又不好，最后还不是全都铲除了，这前前后后要花多少钱，还不都进当官的腰包里了。还有正在扩建的镇中学，去年就开始挨家挨户收钱了，每户三十元，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你说镇中学的房屋盖了不到十年，为什么要重建？既然重建是为了合并，当为什么要合并？原来的学校卖给曹菊，那２０万是做什么用的？听说上级还拔了很大一笔钱，那钱又是做什么用的？重建学校到底要多少钱？为什么要我们老百姓出钱？”我妈越说越气，索性将正在切菜的刀把砧板上猛地一剁，怒气冲冲地望着我！
　　 我无辜地说：“怎么这样瞪着我，我不过是随便问问嘛，我还以为农业税全部取消了呢。”
　　 我妈轻蔑地说：“不瞪你瞪谁，一提这事我就生气，你还哪壶不开提哪壶！难道读书真把你脑子读迂了！”
　　 我最怕听她说我“读书把脑子读迂了”，赶忙飞也似地逃回自己的房间。

　　 今天正好是周未，海鸥回家看到桌上的鱼，笑得大大的眼晴都眯成了一条缝，不住地吸子鼻子。看到吃一顿鱼就让他这样高兴，我有些心酸。自我回家后，好多人看我的眼神怪怪的，话里话外含沙射影。但唯有海鸥，我亲爱的弟弟，他依然一如既往地爱我，那么地信赖与毫无保留。他越是这样，想起村人对我的指指点点，我越发感觉对不起他。
　　 因为有了鱼，饭桌上的气氛明显活跃起来，我跟我妈说了“中兴”转租档口的事，我妈很高兴，但还是要求我：“去跟刘军说说，他也没有工作，要是你们也象丽娟二哥二嫂那样，刘军管进货你管卖衣服，那就更好了。”
　　 我想想也是。正好第二天刘军约我到镇上逛街，这可是认识几个月以后，他第一次单独约我出去，我当然很高兴，也正好借机和他说开服装店的事。他现在也没工作，开一个服装店马上就可以解决两个人的工作问题，我想他一定会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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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上的街道除了一条并不宽敝的水泥路，其余还都是黄沙路。街道布局得倒还整洁，卖日用百货、卖农副产品、卖衣服、卖菜、小吃店等等都有专门的场所，摊位都很小，衣服的作用是保暖，并不时尚潮流。菜的价格也很便宜，几毛钱就可买一堆小青菜，却吃着放心。小吃店的门脸很小，店面也不整洁，但价格便宜，两块钱就可以吃得很饱。虽然所有这一切，并不象大城市那样繁华，但拥挤而热闹。行走在这热闹间，踩着坚定的土地，不时可以遇到熟悉的亲朋好友，一个个满面笑容地打着招呼，心里充实而满足。
　　 我推着自行车，在人群中焦急地寻找着刘军的身影，恨不得早一点把开服装店的好消息告诉他。因为太过匆忙，自行车竟然不小心撞到一个卖香烟的小摊前。我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卖香烟的小贩抬起头，若有所思地望着我。这个小贩和我差不多年纪，穿着灰不溜秋的半旧夹克，脸色红黑，土头土脸的，一别标准的农村男青年形象。但他的脸却我感觉好面熟，蓦地，我脑海中很快闪现一张脸，惊喜地叫起来：“宋小帅！”
　　 与此同时，他也“腾”地站起来，大喊一声：“杨海燕！”
　　 我们同时笑起来，宋小帅初三时坐在我后排。别看他现在高高大大的，那个时候，他身材矮小，整天嘻皮笑脸的，是班里数一数二的调皮鬼。他脑子极聪明，理科成绩特别好，但语文和英语却很差，平均下来，总分就只能在中等徘徊。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爱称自己为“老娘”。一个十五六男孩子，整天把自己称作“老娘”，听一两次还觉得有意思，次数多了，我就很不耐烦。
　　 有一次自习课，他在和同桌顾斌聊天时，又“老娘”、“老娘”地自称着，我忍不住回头，冲他直翻白眼：“"老娘""老娘"，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宋小帅被我噎得一愣一愣的，一向机灵的他竟好半天没反应过来。旁边的顾斌原本是个不太爱讲话的人，但听了我的话，却笑眯眯地接口道：“是男是女你看不出来啊？”
　　 这次轮到我愣住了，我同桌的女孩于娟却笑得前仰后合，拼命揉着肚子。我这才恍然大悟，脸立刻红了，转过脸也忍不住偷笑起来。
　　 和他同学三年，整个初中时期，己经如一副画一样定格在我的脑海中。那是我记忆中最开心、最美好的时光。那时的校园很美，那时的天很蓝，那时的青草很绿，那时的同学也正是青春少年。可自从上了高中后，没日没夜地为高考努力，所有美好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就算宋小帅理科成绩再好，因为文科成绩不好，所以中考成绩总分并不高，只上了一个普通高中。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差，他的理科成绩还是很好，但文科就更差了，最终也没考上大学。不过高中三年，他个子却长高了不少。
　　 不到一平米的烟摊是摆放在地上的一块木板上，他高大的躯就蜷缩在烟摊后面的地上，看上去很是别扭。买烟的人很多，瞅了个空隙，我问他：“现在是不是每天都卖烟？”
　　 他边忙边说：“当然不是，不逢集的时候，我就去村里挨家挨户专买死鸡死鸭，有时也收死兔子死猪。噢，对了，你还记得顾斌吧，他也没考上大学，有时候走得路远了，我就和他一起去飞翔。有时候几毛钱就可以收一只，然后再三、五块钱卖给那些做烧鸡烧鸭的，碰到生鸡瘟的养鸡户，就很赚呢。”
　　 我有些奇怪：“顾斌也和你一起？那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你们为什么不出去呢？”
　　 他笑笑：“我和顾斌想法是一样的，我们绝不出去打工。出去打工是拿命赚钱。我就想在家里打出一片天地来。”
　　 虽然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但因为之前总是吵嘴，我和他说话也很自然。所以听了他的话，便不以为意地问：“怎么打？就靠贩卖死鸡死鸭吗？不要说那些死鸡死鸭被人加工成烧鸡烧鸭卖是骗人，就你卖的这些香，怕是没一盒是真的吧。”
　　 他正色道：“死鸡死鸭我去买照样有人会去买，再说，我们和别的买死鸡死鸭的小贩不一样。只要有死鸡死鸭，就是变色发臭了，他们也买，而我们是绝对不会买的。还有，这些香烟即便是假的，可也是香烟，都吃不死人。和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草草菅人命的法官、见死不救的医生相比，我们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我真没想到，这些话是当年那个总是嘻皮笑脸的调皮鬼说出来的。我不禁替他担心：“那你以后准备做什么呢？”
　　 一提这话，他来了精神，开始滔滔不绝起来：“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当时很多人叫我复读。我想，就算复读考上了，我家里也负担不起学费的。于是，我就缠着我爸，拿了一笔钱去学电器修理，因为我理化成绩本来就好，一年后结业，成绩是全班最好的。本来回家想开个修理铺的，可没有本钱，就和顾斌收死鸡死鸭了。攒够了钱，我准备开一家电器修理铺。”
　　 我故意问：“那顾斌呢？他初中毕业就没再升学了，收了几年死鸡死鸭，应该攒了不少钱吧。”
　　 他由衷地说：“老实说，我很羡慕顾斌，他才不想那么多呢。他四年前就结婚了，现在孩子三岁，是个男孩。他整天想的就是收多一些死鸡死鸭，赚点钱就存在银行里，说以后要给孩子上大学。”
　　 我深有同感：“是啊，有时想想，早知道读不了大学，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回家种地，或者干脆不识字。那样也就会安安份份，结婚生孩子，平平淡淡过一生，多好啊。”
　　 他自嘲道：“是啊，我比顾斌多读三年书，就是比他不安分，比他想得多。还有就是，收钱的时候，加减剩除算得比他快一些。”
　　 大约是同病相怜，我跟宋小帅找到了共同语言。但随着赶集的人越来越多，他忙个不停，我只好遗憾地和他告别。

踏浪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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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快在集市的一角找到了刘军，他看到我，很是高兴，笑容满面地向我招手，心情似乎很是不错。逛街时，他柔声细语地和我说着话。如果不是那天亲见，我实在不会想到，就是这个笑容满面的男人，那样面对彭方，是那样的冷酷与绝情。
　　 但想到无论如何，彭方己经和他分手了，至于原因，我不必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现在最想的是，再不出去打工了，到县城开服装店，然后和这个无论年龄、长相、家世都还说得过去的男人结婚生子。
　　 有意无意地，我们远离了集市，来到一棵稍微安静的大树下，站定后，他便犹犹豫豫地说：“约你出来，我有事想和你说。”
　　 看着他严肃的样子，我知道这事肯定在他心里酝酿了很久。难道是要和我分手，我心里不由一沉，呆了一呆才说：“你要和我分手吗？”
　　 他连连摆手：“不是不是，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太多心了，我正好也有事和你说呢。”
　　 他“哦”了一声：“那你先说吧。”
　　 我轻快地说：“好，那我先说。我不想再去东莞打工了，我一直想开一家服装店。现在"中兴"商场有档口转让，我想去做童装。我们一起去吧，你负责进货我负责卖衣服，好不。。。。。。？”最后那个“好”还没说出口，我就看到他脸色大变，急忙收了口。
　　 我吃惊地问：“怎么了？你不高兴？”
　　 他神情有些激动：“开服装店要多少钱？”
　　 我以为他是担心钱不够，便解释道：“我准备卖童装，童装虽然得润不大在，但进货便宜，薄利多销嘛。也不要多少钱的，就算我们在县城租一间房子住，一万块钱也足足有余了。”说到租房子时，我有些不好意思，偷偷描了他一眼。
　　 他似乎压根儿没听到这句话有什么不妥，脸色铁青，坚持地说：“不行，你不能去开服装店！”
　　 我一头雾水，还想竭力说服他：“我想了很久，我只能去开服装店。我没学历，没有人际关系，进机关单位那是痴人说梦，在家也没地种，做生意是唯一的选择。”
　　 他却并不接我的话，涨红着脸问我：“那我问你，你从东莞回来，带回来多少钱？”
　　 我想说两万，但忽然想到曾经和妈妈说过是三万，我怕谎言戳穿惹妈妈生气，只好硬着头皮说：“三。。。。。。三万，怎么了，这和开服装店有什么关系么？”
　　 他有些不屑地说：“是啊，你只有三万。那我问你，如果你拿出一万元开服装店，还剩多少？”
　　 我愈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迷茫地说：“两万啊，就算一万元全砸进去了，我们还有两万呢。再说，一万元全砸进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三分钟，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才两万？所以，我说不行就绝对不行！”这句话他说得斩钉截铁，不留一点余地。
　　 我有些生气，但看着他那张阴得象要拧出水来的脸，我什么都没有说。自我们认识以来，他一直是淡淡地微笑着，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失态。我天真地想，他也许是为了我好吧，害怕我辛辛苦苦赚的钱白白打了水漂。

　　 随着“中兴”档口转租日期的到来，我真是又兴奋又郁闷。兴奋的是，我终于可以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了；郁闷的是，怎样才可以说服刘军，让他同意我去县城开服装店呢？
　　 正在我左右为难之际，刘军和他爸他妈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来了我家。望着刘军一家满面春风的脸，我妈高兴得差点昏了头。因为在我们那儿，如果未来的公公婆婆走了亲家，这门亲事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我和我妈赶忙将他们让进里屋，手忙脚乱地沏了茶，然后分宾主坐好。我妈和刘军妈脸上笑得象两朵花，她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热烈交谈，仿佛多年未见的亲姐妹。事实上，在这之前，她们谁都不认识谁。
　　 我将目光探寻地扫向刘军，他深情地对我一笑，咳嗽了一下，郑重其事地说：“我表叔托了好些人，镇中学终于愿意接收我了。他们说了，只要办妥手续，今年暑假我就可以直接被聘为正式教师。”
　　 我由衷地为他高兴，急切地说：“还要办什么手续？那你就赶紧去办啊。”
　　 他忽然就有些尴尬，望了望我，欲言又止。
　　 刘军妈看了他一眼，怜爱地说：“我们家刘军从小心就高。其实他早就可以去学校临时代课的，不过临时代课工资只有不到两百元，他嫌工资低，生怕别人看不起，所以一直没去。要是去年我们有三万元，他就可以进去做正式老师了，可惜我们拿不出。”
　　 我妈不以为意道：“没钱就赚呗，钱是死的，人是活的。”
　　 刘军爸嗡声嗡气地说：“等赚到钱，正式老师的名额就没有了。”
　　 我妈还没反应过来，我也疑惑地望了望刘军，刘军赶忙说：“是这样的。这次镇上两所中学合并扩建，要淘汰一批年龄大、没有文凭的老教师，需要一批年轻化、有文凭的新教师。”

踏浪行歌

我是一朵飘零的花168
　　 我忽然意识到什么，我妈却还蒙在鼓里，开心地说：“那你不是正好，又年轻又有文任，那还怕什么。这下可好了，你去镇上教书了，是吃国家饭的人了。海燕去县城卖衣服，多好的日子呢。”
　　 我酸楚地叫了一声：“妈。”嗓子便好象被什么堵住似的。
　　 刘军妈看了我一眼，终于说：“要办手续费的。”
　　 我妈笑得更开心了，底气十足地说：“那就办呗，你们还犹豫什么！”
　　 刘军求救地望了我一眼，小声说：“所谓的手续费，就是要交三万元的关系转正费和关系疏通费，我家拿不出这笔钱。”
　　 我妈终于明白过来，面色凝重：“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家海燕出这笔钱？”
　　 刘军重重地点点头，长长舒了一口气。
　　 听了这话，所以有疑问都解开了。我终于明白刘军为什么不在意我的过去了，原来是为了钱。我的心，立刻掉进了冰窟窿，无奈地看看妈妈。我知道我妈肯定是不同意的，因为对她来说，那子虚乌有的三万元钱就象她的命根子一样宝贵。
　　 但没想到的是，我妈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果断地说：“行是行，不过要先结婚再交钱。”
　　 刘军爸爸妈妈看了看刘军。刘军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脱口而出：“这绝对不行！”

　　 见到我妈脸色大变，他又忙赔着笑脸说：“不是我不愿意，眼看就要放暑假了，我要在放暑假前交了这笔钱，时间肯定来不及了。”
　　 我妈一看还有商量的余地，脸色这才缓和下来，但还是坚持：“今年来不及就等明年，反正钱放在那儿不会自己跑了。”
　　 刘军爸很不高兴：“都是庄稼人，种庄稼是要看天气的，不是你想种就种。这上头的政策，就象三九月的天气，说变就变，明年还不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妈想了想：“嗯，你说得也有道理。”
　　 刘军看我妈松了口，眼珠转了几转，趁机陈述利弊。他循循善诱道“转正这批教师名额有限，竞争特别激烈，很多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我要是结了婚，学校也许就不要我了，他们要的是教师年轻化。”
　　 我妈毫不示弱：“你２６岁还是２６岁，结了婚就不年轻了吗？” 3 J- v, |, c( M% Z* ?: G3 v9 o
　　 刘军一下子愣住了，刘军妈赶紧为儿子解围：“结了婚就会有孩子，拖家带口的，不老也被孩子拖老了嘛。”
　　 我看着一脸急切的妈妈和刘家三口不停地讨价还价，不禁苦涩地想，这场所谓的婚姻，更象是一桩买卖。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意思？于是，我终于鼓起勇气，摇摇头说：“不行，三万元，太多了，我拿不出。”
　　 妈妈当即拉下脸来，向我吼道：“你不是有三万吗？你是成心想气死老娘是不是？”说完，就要把头往墙上撞，我吓得赶紧闭了嘴。
　　 最后妈妈磨破了嘴皮，才和刘军一家达成协议。那就是，先登记，后交钱，等刘军正式到学校上班了，再办结婚酒席。
　　 我再次看了看这个叫刘军的男孩子，和以往一样，他一接触我的目光，立刻冷冷地抬起眼皮，紧闭着嘴唇，目光越过我的头顶，看着别处。我心里叹了一口气，望了望顿显轻松的妈妈，十分沮丧。
　　 商量妥当，刘军一家三口便心满意足地回去了。我难过地说：“妈，他们是奔着我的钱来的。那些钱，我要开服装店的，怎么可以给他们？”
　　 我妈刚才还堆满笑容的脸立刻变得怒容满面：“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还不是为你好，开服装店能比结婚重要！你也不想想，就你那名声，要是再被刘军甩了，看你还怎么有脸在家里呆下去！”
　　 我痛苦地说：“可是，登了记他也不一定和我结婚的。再说了，我的钱其实。。。。。。”
　　 我是想告诉我妈，我的钱只有两万，但我妈怒气冲冲地冲我一瞪眼，厉声说：“你给我闭嘴！只要登了记，他要是敢不娶你，我就天天到他学校闹！”
　　 我立刻闭了嘴，我知道我妈说得到做得到。在农村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结了婚若男方想离婚，女方就算拖不死你，也让你半生不能安宁。登了记要是不结婚，不但双方名声都不好了，女方的妈妈充分使用农村妇女的伎俩，整天到你单位哭天抢地，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倘若男方是吃国家饭的，那就更有把柄被人攥在手里了。
　　 在婚姻的关系中，特别是在农村，无论承认与否，男方大都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但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方，也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这是可以理解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是人被逼急了。
　　 所有这些手段，即便是现在，仍然十分奏效。

　　 虽然，这样的婚姻并不是我想要的。但我妈说得没错的，要是和刘军分手了，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他甩的我。我不但更加臭名昭著，再想找到象他这样年龄、相貌都般配的对象，又谈何容易呢。

踏浪行歌

我是一朵飘零的花169
　　 村里别的女孩子找对象，不但过年过节男方家要送价值不菲的“节礼”，订婚的时候，还要送万儿八千的礼金，礼金是给女方父母的。除此之外，以后小两口要用的家具、电器、衣物、日常用品等等，均由男方家做好买好送到女方家，这些物品统称“彩礼”。结婚那天，这些“彩礼”便变成了“嫁妆”，再浩浩荡荡地由女方家拉到男方家。若是男方家的“彩礼”足够丰厚，女方家就不用花太多的钱了，在别人面前也很有面子。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对方是名声清白的处女。若婚后男方得知自己被骗，女方便从此没有好日子过了。并且，女方在村里，一辈子也别想抬起头，唾沫星子是可以淹死人的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贞操观，即便在高度发达的大城市，也是阴魂不散。在农村，就更是根深蒂固的了。象我这样名声不好的女孩子，即便心思灵透，即便纯朴善良，即便貌美如花，在他们眼里，也是一钱不值的。所以村里未婚女孩子的那种待遇，我是断断享爱不到的。
　　 我妈对刘军一家忍气吞声，也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我现在的身价。要么减价处理，嫁给一个又老又丑或残障智障的男人；要么就象现在这样，嫁给一个象样的男人，如刘军这样，但必须倒贴。而刘家，显然是知道这点的。我妈情愿倒贴也不要我选择前者，己是对我非常仁慈了。别人养女儿都有得彩礼拿，只有她养女儿还要倒巾，在这一点，我感觉自己很对不起她。
　　 除非我再次离开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否则，只要我想在家里找男友，便永远摆脱不了一文不值的身价。可我再也不想外出，不想打工了啊。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就按我妈说的去做，只要登了记，又有我妈死缠烂打，谅刘军也不敢反悔的。到那时再砸锅卖铁凑那一万元钱，我相信只要我家和他们齐心合力，东拼西借，凑一万元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也许，我这样是对刘家的欺骗。但反过来说，刘军一开始就是奔着我的三万元钱来的，动机同样不纯。我相信刘军和我一样，原本都想做一个善良而有尊严的人，但所谓的善良和尊严，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是怎样的不堪一击啊。再说娶了我，我的耻辱便要分给他一半，他又何尝不感到委曲呢？
　　 现在，话己摊到了桌面上，既然他无情，我又何必有义？纵观周围，有多少对婚姻是基于道义勉强维持，而并不是因为相爱。我现在的处境，最需要的就是一份婚姻。婚姻，说到底，是做给外人看的。至于是不是貌合神离，是不是两情相悦，外人哪管得了这些呢。
　　 事到如今，除了牢牢拴住刘军，拴住这桩注定不会幸福的婚姻，我实在是无路可逃啊。这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至于发射出去的后果是什么，却不在我考虑的范围。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无所谓谁对谁错的。或者我和刘军都错了，又或者，我们都没有错，但这一切，只有天知道！我感到无限悲哀，为自己，也为刘军。

　　 一旦把钱给了刘军，我便不能到“中兴”商场卖童装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正考虑要不要给二嫂打个电话时，二嫂却火急火燎地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刚“喂”了一声，她就迫不及待地问：“海燕，你那个档口到底还租不租？要租，就赶紧过来把合同签了，租金交了，要是不租，还有很多人排着队等呢。”
　　 我沮丧地说：“对不起，二嫂，我要登记结婚了，没法去卖衣服了。”
　　 二嫂很是诧异：“你怎么这样想？登记结婚又不耽搁卖衣服。要按你那样说，我和你二哥就不能卖衣服了？”
　　 我苦涩地说：“我和你们不同的。”
　　 二嫂一个劲地劝我：“海燕，大家都是人，有什么不同？你就甘愿一辈子呆在那个穷乡僻壤挨苦受穷？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你弟弟想想啊。”
　　 我真是有苦难言，只能对着话筒唉声叹气：“没办法的，己经决定了。”
　　 二嫂生气地说：“既然你己经决定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那一声“啪”地挂电话的声音，象一记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去县城卖衣服的路断了，看来，我只有把命运和刘军捆在一起了。
　　 虽然现在登记不象以前那样强制婚检了，但登记之前，刘军还是过来带我去做婚检。
　　 我妈不以为意道：“现在不强制做婚检了，哪还有人去做？不过是走走形式，收钱盖章，有病也查不出，现在不强制了，谁还去花那个冤枉钱？”
　　 刘军却严肃地说：“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是一定要婚检的。”说完，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听了这话，我知道他是怕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脏病，羞愧地低下头。刚才还满脸笑容的我妈，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再不说一句话。
　　 婚检那天，虽然我们特意照了几张一寸照片。到了镇卫生院，这也是镇上唯一的一家卫生院。听说我们是来婚检的，负责婚检的两位医生都感到惊讶。原来自从取消强制婚检以来，我们是第一对来婚检的。
　　 医生还算热情，但要先交钱。我们只好拿着医生开的收据去收费处交钱，我是２９３元，刘军是２８０元。刘军还算大方，将早就准备好的钱递了过去。
　　 拿到收据，婚检才正式开始。但医生的态度也没有交钱之前好了，她面无表情地扔给我们两张表格，吩咐我们各填一张。表格都是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码等等。医生并没有看我们身份证，但在交照片时，却出了问题。
　　 医生在看我们照片是，问我们：“是不是在青松照相馆照的？”
　　 刘军摇摇头，老实地说：“不是。”
　　 医生便把照片推给我们，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照片不合格，要倒青松照相馆重照，那是镇上指定的照相馆。”
　　 我们只好沮丧地走出医院，找到那个指定的青松照相馆重照，为防登记时出现类似情况，我们又多洗了几张。因为赶时间，费用比平时贵了些，原本每个只要５元钱的，加到２０元，两个人就４０元。拿到照片，我和刘军面面相觑，和我们之前照的照片一模一样。因为照片拿得晚了，当天没时间再去婚检，我们只好各自回家。

踏浪行歌

我是一朵飘零的花170
　　 回去的路上，在村口遇到淑芬，她听说我是去做婚检的，心有余悸地说：“那个鬼地方不把人当人看，女人还隐蔽点，男人真就遭殃了。五福后来说，当时医生为了省事，把他们七八个人同时叫进去，然后脱光了排成一队，医生戴着手套一个个揪他们小弟弟看，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我随声附和：“还很贵，我２９３元，刘军２８０元？”
　　 淑芬不满地“哼”了一声：“这也算贵？之前我们做婚检那阵子，我和五福花了小一千元呢。检查出了问题，还得托熟人周旋才能登记，又要多花了一笔钱。要是女方怀孕了，就要打掉，不打掉就不给登记，就算生下来也要罚款，不交罚款就别想上户口。要不是现在取消强制婚检，没有人去做了，才不会这么便宜呢。”
　　 听了这话，我暗自庆幸现在不强制婚检了。
　　 第二天，拿着和昨天几乎一模一样的照片再去医院时，医院问明这次是在青松照相馆照的，便说合格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几乎一模一样的照片，昨天的不合格，今天的就合格了？难道这位医生是火眼金星，她能从几乎一模一样的照片中辩别出某种不为人知的差异来？
　　 因为表格昨天就填好了的，医生分别问了我们的身高、体重、家族是否有遗传病等等，便让我们去验血，我还要附带验尿。
　　 我正要离开，刘军忽然问医生：“验血主要是验什么？”
　　 医生头也不抬道：“验你有没有乙肝。”
　　 刘军看了看我，犹豫着又问：“要不要验溶血？我是Ｏ型血，听说Ｏ型血的人以后生小孩会出现溶血的，是不是这样？”
　　 医生狠狠瞪了他一眼：“别说我们是镇卫生院，就是县人民医院也没有，你要到省医院才能验了。”
　　 刘军尴尬地笑了笑，无奈地随我走了出去。验血验尿完毕后，刘军在外面等，我有些心虚地单独走进了妇产科。
　　 妇产科里有几个挺着大肚子来引产的妇女，这几个妇女的肚子都很大了，有一个看上去都快生了似的，可能是因为Ｂ超检验出是女孩才流的吧。女医生对着一个唯唯喏喏的孕妇喝斥道：“我不会给你做的！都七个月了你还要引产？你己经流过三个女孩了，你不要命了吗？”
　　 那个女人哀求了好一会儿，女医生再不理她。她只好艰难地站起来，抬起头来，一脸的眼泪。我好同情她，没有生男孩，不但要承受婆家人的巨大压力，要承受别人的轻视，最重要的是，老了没人赡养呢。
　　 排了好久的队才听到医生喊：“做婚检的那个跟我来。”
　　 我赶紧站起来跟她进了里面的一个手术室。除了我和医生，手术室里还有一个刚刚流过产的妇女脸色苍白地躺在旁边的手术台上。
　　 医生面无表情地问：“有过性生活吗？”
　　 我犹豫了一下，本来想说“有过”，但看到手术台上的那个妇女大睁着眼睛，茫然地瞪着天花板，我只好心虚地改口：“有。。。没。。。过。”
　　 医生不耐烦了：“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没有。”
　　 医生便命令我脱掉裤子趴下来，屁股要高高耸起。虽然我脑袋后面没长眼晴，但我知道，就象小狗爬似的，那样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虽然我经历过许多让我感到羞愧的事，但眼下的场景，依然让我羞愧难当。
　　 医生戴好手套走过来，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从屁股后面伸进我的身体，又疼又涨又难受，真是度秒如年。再次起身，我看到医生把手套扔进了垃圾筒子，才知道刚才伸进我体内的是她的手指。
　　 所有检验项目宣告完成，结果都会汇总到一起，三天后我们直接来拿结果就行了。
　　 走出卫生院，刘军沮丧地说：“没想到真的只是走走形式，早知道这样，我就听你妈的话，不来了。”
　　 我咬了咬嘴唇，心里五味俱全。
　　 婚检结果三天后才出来，一切正常。我对这个结果半信半疑，除了验血验尿验生殖器外，别的都只是走走形式，不正常也正常啦。甚至连验血，我都不知道抽我们的那管血，有没有真的检验。我们村以前有过这样的先例，一个患有严重乙肝的男人，向女方隐瞒了病情，想通过结婚“冲喜”的迷信形式让自己恢复健康。婚检时竟然通过了，结果结婚不到一年，便因病情加重撒手人世，女方这才恍然大悟，悔恨不己。女方一生就这样毁掉了，不但年纪轻轻成了寡妇，还背了个“克夫”的恶名，后来只好匆匆嫁了个年老的光棍。
　　 据说强制取消婚检后，很多相关部门都在呼吁恢复婚检，还列出了很多很多不知真假的统计数字。与其做这么多表面文章，还不如反省反省人们为什么如此漠视婚检吧。
　　 当然，人微而言轻，这些都不用我去关心。我要关心的是，登记后，我怎么向刘军解释那子虚乌有的一万元？刘军会不会真的和我结婚？结婚后，我们能不能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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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朵飘零的花171
　　 婚姻登记证明我妈早就找村委会写好了的，其实所谓的证明，就是交５０块钱拿的一张纸。纸上写着同意我结婚的字样，然后盖上村委会的公章就行了。刘军的证明早在婚检前就办好了，所以拿到婚检结果的第二天，我们就走进了民政局。
　　 民政所在一幢上世纪的一排平房里，看上去比较破旧，和税务所、镇医院等等机构建筑物虽称不上天壤之别，却也是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大约是清水衙门的缘故吧。当看到门牌上“民政所婚姻登记处”处的字样时，想想只要在这里登了记，和刘军的关系便受到法律的保护了，的一生也要和刘军紧紧相连，心中由然而生一种庄严感来。
　　 偷眼向刘军看去，他的眉头皱得紧紧的，一付心事重重的样子。我知道，他和我一样，这桩婚姻，也不是他想要的。象我们这样，各自打着如意算盘走到一起的夫妻，婚姻到底能持续多久？
　　 刚走到门口，迎面从房间走出一对喜笑颜开的小夫妻，他们每个手里拿着一张大红的结婚证，手挽着手，喜气洋洋的。刘军大约是受到了感染，竟破天荒冲我微微一笑。我被这笑激励着，毫不犹豫地迈进了房间。
　　 负责登记的是一个极具风韵的少妇，态度还算温和。除了我们，房间里还有两对小夫妻在填表。少妇扫了一眼我们的身份证、户口薄和村委会证明，问我们：“有没有照片？”
　　 我赶紧把前几天在青松照相馆照的结婚照拿出来，连声说：“有，有，是在青松照相馆照的。”

　　 我原以为这次万无一失了，谁知少妇却轻言细语道：“结婚证一定要数码照的，再到隔壁重照吧。”
　　 刘军疑惑道：“可青松照相馆明明写着"身份证、结婚证等等证件定点照相馆"呢。”
　　 少妇好脾气地说：“那是以前，现在都要数码照的。”
　　 我接口道：“可是我们婚检的照片就是在那里办的啊，医院说可以。”
　　 少妇依然微笑道：“我们是民政所，和医院是不一样的。”
　　 我们互相看了看，只好沮丧地走进隔壁房间照相。
　　 房内是一个长相端正的男人，他正在给另一对夫妻拍照。墙壁上贴着许多结婚证，有夫妻二人合影的，有半身的，有全身的，还有单人的。
　　 刘军疑惑地问：“怎么还有单人的，结婚证上好象没有单人照的吧。”
　　 男人温和地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你们总要留个纪念吧，反正又不贵。”
　　 我最怕的就是花钱，听他说不贵，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男人态度十分友好，耐心地给我们摆着各种姿势，拍了五张照片。取了照片，男人又给我们一个相册和装结婚证的盒子，自始至终，他面带笑容，十分热情，我本想问他这些多少钱，看他这样子，也不好意思再问什么了。
　　 令我惊讶地是，回到登记处，少妇竟然要我们交２０９元。也就是说，除９元的结婚证工本费外，另外还要交２００元。这两本元分别是：五张照片，每张２０元共计１００元，其余１００元是相册、装结婚证的盒子、《新婚须知手册》及一个光盘。虽然我们明知这是不合理的，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也只好忍气吞声了。我想别的夫妻，也是和我们一样想的吧。
　　 交了钱，少妇便分别给我们一张表让我们填。我们填完，她认真核对了一下，准确无误后，便推出一盒大红色的印泥，叫我们把大拇指按在印泥上，再把手印分别按到两张填好的表上。
　　 不知为何，刘军仿佛没看到那盒印泥一般，眼晴不住向门外望瞟，眉头皱得更紧了。他今天的表现，实在让人生气，我一狠心，决定自己先按。谁知我的手指刚刚按在印泥盒上，就感觉身身旁人影一闪。抬头看时，却发现刘军正惊慌失措地往外跑。
　　 我简直是愤怒了，厉声尖叫道：“刘军，你干什么？”
　　 刘军没有回头，我赶忙追了出去。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门外竟然站着泪流满面的彭芳，我不由大吃一惊！

　　 彭方头发散乱，膝盖上有两块新鲜的泥土的痕迹，好象是刚才跌倒过的，看上去很是狼狈。她一看到刘军，就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扔，自行车“咣当”一声倒在地上，车把砸到她一只腿。她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却没有停止脚面，迎着刘军就要往他怀里扑来。刘军赶紧后退一步，避开她的身体。彭方扑了个空，身体趔趄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她讪讪地站在那儿，目不转晴地盯着他，哀哀地问：“刘军，你要和别人结婚了，你不要我了吗？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刘军低声说：“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