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很长一段时间，邓一群忘不掉这次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对他非比寻常。性和爱混杂在一起，而初恋的感觉却从此分离。
进了宿舍，他们再也没有开灯。
她反对邓一群开灯，说怕别人看见不好。
她把他引到床边，他一下就跌在了她的身上。她在下面喘着气，小声地问：“你想干什么？”邓一群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他迟疑了。她笑起来，说：“你过去做过没有？”邓一群说不出话来。她说：“你把我衣服弄皱了，你让我起来自己脱。”他就起身让她脱。她很快就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一条镶着花边的短裤，比起王芳芳的短裤来要好看多了，也时髦多了，这是属于那种城里姑娘才穿的短裤。脱掉了衣服的林湄湄一下子疯狂起来，她一把搂过邓一群，就拼命地狂吻。她亲吻的时候透着一股狠劲。邓一群感觉到了。很快他们就大汗淋漓。过了一会，她弯起了身子，用自己的一只脚除去了内裤，上身却还和他紧紧地贴在一起。她像一个耐心的教师一样，帮他怎样进入她的身体。
“我爱你。”进入的感觉让他感觉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两具肉体，毫无顾忌的肉体。
节奏，节奏，狂热的节奏。
从未有过的体验，从未有过的感觉。堕落、飞翔，堕落、飞翔……
她用手摸着他的脸，嗔怪地说：“你怎么这么狠？”
他躺着嗬嗬地笑起来，有点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他在精神上一点准备也没有。他就这样失贞了。幸福地失贞！快乐地失贞！很显然，林湄湄不是第一次。她比他成熟。她引诱了他。邓一群这时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感到一种强烈的幸福。他沉醉在幸福里面。
她半天不吱声，好久，说：“你不要忘记我。”
邓一群心里生出许多感动，说：“怎么会呢？”
她说：“你回到县里，就会忘了。走在路上，你一定会装成不认识我的样子。那时候你就是一个官，一个正人君子。”
他说：“傻瓜！绝不会的，我回到县里，一定会去找你的。”
“骗人！”
“骗你是狗。”他说。
她捂住了他的嘴，表示不许他再说。她愿意相信他。她的这个动作充满了女人的柔情。她愿意无条件地相信他啊，就像相信她自己，相信她自己所做的一切。她当然清楚她自己现在所做的是什么。他的诅咒，哪怕他只是这样一个关于变“狗”的戏言，她也不愿意去听。他不知道，林湄湄对他这样做并没有特别的意思，她对她的男友或者说是丈夫同样会这样做。女人天生就会的表示亲昵的小动作。然而，他却感动了。
那个晚上她像使出了全身的解数。他一边感受着那种从未有过的快意，一边心里充满了疑惑：她这样爱他没有道理啊？这场性爱就像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当然，它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她的经验比他要丰富。他能感觉得到。在她身上，他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他们终于记不清做了多少次。
她从床上起来，从自己随身的那个包里，掏出了表，迎着窗外的微光看了一下，说：“天不早了，我该走了。”他吃惊地问：“这么晚了，你还到哪里去？”她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说：“真的，我不能留在这里。留在这里让人家看见不好。”邓一群说：“没有任何人会看见的。我们就这样过一夜不好吗？”他是真的舍不得她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他生命里的第一个女人，肯定也是最深刻的一个。她说：“以后吧，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他们站在地上僵持着，完全赤裸着，抱在一起。他前身紧紧地贴着她的臀部，双手环绕着她，捂着她的乳房。她的乳房比王芳芳的要丰满得多，乳沟里汗津津的，热得烫手。她转过身来，说：“乖乖听话，不要淘气啦。真的我要走啦，再不走不行啦。你放开手。真的，我求求你了。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那我送送你。”他说。
“不要，”她说，“我知道怎么走。你赶紧休息吧，太累了。”她坚决地把他摁回到了床上，自己迅速地穿好了衣服。邓一群在黑暗里看着她娴熟的一举一动，心里充满了甜蜜。这是一个甜蜜的女人，一个难得的好女人。
她回过身，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轻声说：“大学生，回去以后别忘了找我。”
［8］
她走了，离开了陵州，回他们那个县里去了。
但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当然，这并不关键。他还留在南方大学里，无所事事。他感觉无所作为，真有点不知所措。对前程，心中没有底。
只有这突如其来的情爱，让他体会到一种实在。
然而它真的是实在的吗？事情过后，他突然产生一种怀疑。当它成为一种回忆的时候，它是那样地虚幻。对他而言，是一次短暂的麻醉。
事实上，它就像梦境一样。
这梦境让邓一群久久回味。
面对他的，还是很真实的现实。
［9］
很多事情是出人意料的。
邓一群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梦想竟然如愿以偿了。他的运气就是这么好：他留在省城了，而且是分配在省机械工业厅。他的很多同学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谁都知道省机械工业厅是个非常好的单位，除了有权，还非常有钱。它的管辖范围覆盖全省所有的机械行业。
省机械工业厅不在省ZF的大院里面，（邓一群后来了解到，最早机械工业厅也在里面，一幢灰旧的三层小楼，还是几十年前国民党时期留下的旧建筑。三年前，机械工业厅自己拿钱重新盖了现在的新楼，自然比省委、省ZF的办公大楼气派多了），而且是在繁华的长江路的路口，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22层的时代大厦，银灰色的玻璃墙面，在这个城市里通体闪亮，就像市中心立着的一面巨大的立体镜面，或者说是一柱水晶，非常豪华。
这是一幢新建筑，也是市里为数不多的高层建筑之一，刚开始建造的时候还是市内的标志性建筑。这就是省机械工业厅的实力展示。厅里的领导也一直以它为自豪。12层以上是行政办公的地方，12层以下则是由厅里成立的公司承办的商场和三星级宾馆客房，全面经商。全国几乎所有的有权和没权的单位都在想方设法办经济实体，连人事厅、组织部、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监狱管理局这样的单位也都纷纷办起了实体。这是一股潮流。很多人都下海捞钱了，我们为什么不捞，难道就这样受穷？机关正是守着一个好发财的地方啊，为什么不利用？国家机关的干部们坐不住了，他们也要捞，既然大家都在捞，有权有势的部门不捞不是傻透了么。办起来的公司赚来的钱，就是自己的小金库，机关里的福利就全靠它了。而机械工业厅办起来的这些三产，足令省委和ZF所属的其他部委办局眼红不已。他们都说老周有办法。老周就是指机械工业厅的厅长，周润南。
邓一群就是通过周润南的关系进来的。邓一群当然并不认识周润南，而是虞秘书长给周润南打了电话。
命运就是这样完全逆转了，就像一个行走在钢丝上的杂技演员，在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突然来了个漂亮的翻身动作。真是绝处逢生啊！邓一群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努力瞬间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取决于他的努力。而这样的努力是多么地可耻。但是，谁又能知道他的可耻呢。在他春风得意的成功下，那只是一块小小的伤痛。
他努力忘掉那样的伤痛。
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这就是权力的魔力。
邓一群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权力的巨大作用。
在那个炎热的校园里，邓一群就像一只傍晚时分飞回树林里的疲惫的鸟儿，四处寻找自己的窝巢，却发现根本找不着自己的归宿。
王芳芳就那样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让他一下子蒙了。他就像一只正在发情的母鸡被人用布带子蒙住了眼睛，然后把脑袋摁到了水里，呛得喘不过气来，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直接的结果是他发现人根本不可信。他那几天痛苦得要命，有好几次他真想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天从师大陈小青那个宿舍回来，很晚才回到自己的宿舍。他没有吃晚饭。什么也不想吃。他躺在床上出汗。那种炎热让他产生了虚脱的感觉。王芳芳在他心里一下子变得可恶得不得了，简直就是天下最坏的女孩——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找到第二个比她更恶毒的了。现在看来她表面上的那种单纯和天真完全是假的，她简直庸俗得要命，并且还是个险恶的阴谋家。他们曾经那样信誓旦旦，好得就像是一个人。他那时候完全把心都交给她了，以为他们毕业回去后，一旦年龄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就可以结婚，但她却突然一声招呼不打就走了。她分回到市里的海城师范，以为就同他拉开了距离。她骨子里那种市侩本质是多么严重啊！大学的高等教育，并没有使她高尚起来，她他妈甚至比他们村里的那个村长更庸俗，道理很简单：村长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充其量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而她王芳芳却是个大学本科生。
陈小青远比她好，作为年轻女性，出身优越，却那么有同情心。邓一群那个晚上睡不着，他躺在床上盯着电灯泡发怔。他看到了很多小虫子从外面的纱窗钻了进来，然后飞向灯泡，一次一次地靠近它，撞击它。有一些后来就烫死了。从虫子，他想到了自己。他后来从床上坐起来，看到了床头墙壁上有一只黑黑的插座。插座外壳已经坏了，那是他和另一个同学有次不小心用桌子撞坏的，现在裸露出了两片铜。过去他小心自己不要触到它。但他现在不怕了。一切看起来那样简单，他只要把手指伸过去，也许他就可以轻易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不会有痛苦，只有片刻的工夫。一切都可以完结，那样一切也都可以不复存在，欢乐和痛苦全没有了……他盯着那两片铜，颜色由于时间的缘故而显得有些深。没有什么好怕的，既然活着是这样痛苦，他想，死是一种解脱。上个学期，就有一个外文系的女生从6层宿舍窗口跳下来，很简单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说，她是因为一次伤心的失恋。
他把一只手指伸向了那两片铜。他已经触到黑色的塑料外壳……“死是容易的。”王芳芳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什么感觉呢？她骗了他，背叛了他，她在良心的深处应该感到深深的自责。那天晚上，他们差一点就做了，他已经把她的裤子都脱了呀。如果做了，他是否在心理上就要好受一些呢？在送她回去的路上，她一直不肯说话，现在才知道原来她是有心思的。问题当然并不在于他是否把她搞了，他在心里想，问题在于她背叛了他，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也是个道德问题。即使他赢得了她处女的贞操，而在事实上，她又背叛了他，那么他的取得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不能让她好受，不能让她就这样轻易地背叛我。我要叫她也尝一点痛苦。他想。家里好不容易供他读完了大学，他不能就这样轻易地轻视自己。他是全家人的希望啊！四年的大学生活，他是那样地努力，总算毕业了，他不想就这样屈服。往大处想一想，他觉得自己这样，实在是有些自寻烦恼的意思。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既然他能把自己一个农村出身的学生，改变成为大学生，为什么就不能再试着改变一下分配的结局呢？
他决定要搏一搏，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那天当他第一次来到省ZF大门前，却被那高大而威严的门廊所震慑。在大门的两侧站立着两个笔直地身穿绿色制服的士兵，他们腰里佩着手枪，立正、敬礼，盘查着每一个进出的行人。正常来来往往的都是一些高级小轿车。从大门口往里面望去，那里面都是楼房，显得非常庄重而神秘。我能够进去吗？他在心里问自己。不能。他在心里又这样肯定地回答了自己。即使他能进去，就一定能够找到他那位同乡吗？关于那个地位高贵的老乡，他从来也没有见过他，而且他的年龄足可以做他的父辈，可以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会理睬他吗？也许他会把他当作一个上访的群众，让警卫士兵轰出去。
在那个门口，他就这样怀着胆怯的心情徘徊。直到他发现有一个士兵在注意他，他才赶紧决定溜走。他就像一个小偷，或者说像是一个农民工，在向省ZF的大门里进行窥视。他带着一种无比懊丧的心情离开了，心情极其地糟糕。他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呢？在乡下的时候，他甚至连乡ZF的大门也没有踏进去过。在他的眼里，那些部门都是非常神圣而威严的地方。至于他，只是一个普通学生。他没有相应的身份和资格。在汽车里，火辣辣的空气让他感觉自己要熔化掉了。这个城市，阳光格外地烤人。他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感觉自己一定挺不过这个夏天。这个夏天让他特别的失败。他没有了一切。没有了王芳芳。回到宿舍的时候，他感觉更是紧张和恐怖：宿舍里空空荡荡。别人都走了，只有他还留在这里，不知所措。这个样子下去他能得到什么样的下场？下场一定很糟糕。他不敢认真去想。然而如果让他就这样服从命运，回到那个县里，他又实在不情愿。他宁愿就这样粉碎掉，也不愿去接受那样的安排。他要赌一赌。
可是他又实在没有胆量。他过去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官也就是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后来叫做村民小组长和村支书），还有就是中学里的校长与大学里的系主任，连大学校长都没有见过。真的，四年的大学生活，他只是远远地见过一次校长，而那个校长准确地说还不是官，至少他自己不认为是个官，他更愿意把他当成一个学者。像省ZF秘书长这样的干部，他过去想也不敢想。但是，如果他不去试一试，等待他的结果只会是一个。躺在宿舍里的床上，感受着暑热的煎熬，翻来覆去地彻夜难眠。怎么办呢？是死，还是活，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哈姆雷特这句著名的台词。他想：我是多么地不幸啊！我的不幸并不比哈姆雷特更糟糕。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尼娜》开头就是这样说的。我的不幸和哈姆雷特的不幸是不同的，但痛苦的感受却是相同的。他想，我没有任何靠山和后台，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去奋斗得到。别人帮不了我。我只有勇敢地一人去面对现实。
在经历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后，他第二次又来到了省ZF的大门口。然而像第一次一样，看看省ZF的大门，再看看自己瘦弱的身材和那副学生打扮，他再次失去了信心。他终究不敢走近那神秘的所在。
一次一次地去，一次一次地失去信心和勇气，他真的快要把自己折磨疯了。他变得格外的绝望而疯狂。家里人不知就里，就在他痛苦的时候，哥哥邓一彬给他打来了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并且告诉他，自己家因为农业税上缴问题和村长打了一架，结果村长人多势众把他打得不轻，躺在家里睡了好几天。邓一彬想要去县里的法院上告。
邓一群听了默默无言。
日子在一天天地流逝，就在这样的延宕里，痛苦和焦虑也一天天地加深。一个下午，他碰见了他的一位任课老师，他对他的滞留感到格外不解和困惑，他说他再这样下去，一定很不好，劝他抓紧时间回去报到。邓一群灰心透了。他感到自己可能真的完了。当他第七次来到那个大门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那颗心简直就要蹦到了嗓子眼。他紧张极了。门前的士兵拦住了他，详细地盘问他，好像他并不是个学生，而是一个流窜犯。他把学生证掏出来给那个年轻的士兵看，并且把自己所有的衣兜都翻了个底朝天，让他看，好证明自己没有携带任何危险的凶器（他以为他是要看他是否藏有凶器，天哪，多年后他回忆起来感觉自己真的无知极了，也可笑极了）。他可怜巴巴的样子终于让士兵相信他的话（他说他是找一位老乡），放了他进去。省ZF院子的宽大让他吃惊不小，进了大门是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而两边都是些粗矮但却茂盛的法国梧桐树。那里面有很多办公楼，他却不知道他那个身居高位的老乡在哪一幢楼里办公。汗水早已把他的汗衫湿透了，并且由于多日未洗，在他的背上画了一幅浅白和深色相间的地图形状。他盲目地转了一圈，经过很多办公楼，他都没有敢进去问。他甚至有点后悔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样地神圣和威严，很可能他最后的结果是碰得鼻青脸肿。
邓一群最终鼓起了勇气：他看见一个推着清洁车的老头。
“请问……老师傅，哪一幢是办公厅大楼？”
那老头四面看了一下，看了看他，指着后面的一幢很不起眼的小红楼，说那里就是省长们办公的地方。问他找谁。邓一群说是找虞秘书长。老头没有再问，闷着头走了。
巨大的恐惧和威严。这是一个权力中心。除了他，老家里的人谁能走进这样的院子？乡里的书记乡长也未必就能，但是，现在他进来了。邓一群越是往前走，那颗心在胸膛里跳得越是厉害。一种巨大的恐惧慑住了他，但它却又刺激他往前走。在小红楼的值班室里，他再次被人揪住，询问他找谁。紧张使他都说不出话来。他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才使那个值班人员听懂，他要找ZF虞秘书长。那个人问他和虞秘书长是什么关系，他紧张地说是老乡，后来又赶紧说是亲戚。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个戴着红袖章的值班人员很可能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犯法。那个人在听了他半天的陈述后，告诉他说，虞秘书长已经离休了，在家里。邓一群听了就木然了。半天，他才想起问一声，那么他家现在住什么地方？那个人告诉他，住在西康路，好像是34号。
跟他那个短暂的爱情一样，又一个希望如肥皂泡，顷刻破灭了。邓一群往回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都走不动了。回到了宿舍里，他躺了两天什么也没有吃，第三天他在书桌上的小圆镜里看到自己的脸就像是一个鬼，非常丑陋。头发长长地乱披在脸上，一双眼睛浑浊无神，脸色苍白，而那薄薄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而且被内火烧得起了硬皮，像一层粥汤在上面留下的痕迹，嘴角还有不少血痂。
必须去找，也许还有一点希望。他退下来之后可能更好说话。他再没有权力也比他这样一个穷学生的影响要大得多。邓一群这样想了，就决定这样去再试一次。他收拾好自己，就向西康路进发。
西康路与南方大学也只隔了两三条路，不远。整条西康路都安静得很，除了一些很少的出租车经过那里，其他车辆根本不让进去，就像省ZF的大院一样。这里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官们的一些私宅。现在也都还是那些三、四层小楼，新建筑很少。沿路是长长的围墙。围墙里面都是常绿的树木。在西康路口，邓一群找到一个水果摊，在摊前买了两只大西瓜，抱在了怀里。他那个样子看上去多少有点滑稽。他一边走一边嘴里数着号，26，28，30，30之1，30之2，32，34！
34号是个不算大的院子，里面绿树成阴，一幢两层小楼，白色的。院子有个小铁门。他站在那里很久，四周安静极了，什么声音也没有。路的两头也都没有行人，炎热的小道两边只有茂盛的树木。这里简直不像是在市里，如此静谧。他胆怯地敲起门来。油漆斑驳的铁门发出的响声，有点吓人。然而敲了半天也没有动静。事实上，他是在很小心地敲门。他不敢大声地敲。他没有任何大声敲门的正当理由。内心里，他还是非常胆怯的。在那种小心中，他看见铁门上方原来还有个红色的按钮。他想那一定是门铃。他摁了一下，又摁了一下。等待的时间很短，然而他的心理感觉却很长。他听到里面有声音传出来，“来啦，来啦——”接着，门就被打开了。他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探出头，用陌生的眼神打量他，问：“你找谁？”他不知道这个姑娘是什么人，紧张地说：“我、我……找虞秘书长，他在、在不在家？”那个姑娘问：“你是什么人呀？”他说：“我跟他是老乡。”姑娘就打开了门，说：“进来吧。”他就捧着那两只西瓜进去了。
两层小楼，看上去很破旧。院子里很空，长满了树木，草地上杂乱无章，里面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红的和白的花。邓一群心里有点失望，同时，多日来那种紧张的心情也稍稍有些缓解。心想：这样大的干部不过住着这样的房子，也太寒碜了。穿过院子，他随姑娘上了楼，楼道里不甚明亮，踩得刷着红漆的一级级木地板咚咚作响。上到二楼，姑娘把他领进一间房，叫他坐下。那个房间很大，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两排旧沙发和一只茶几，还有一台旧电视机。木地板看上去倒很新，看来是新刷的油漆。他抱着那两只西瓜不知道怎么办，看了一下房里，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好放。他只好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脚下。
他听到隔壁传来的拖鞋声，他就紧张地站起来。接着他就看见一位老者走了进来。他想他应该就是那位秘书长了。他感到喉咙发干，像有一把盐在里面烧灼一样。心里本已消失的严重紧张，又回来了。这次的紧张是由于他感到自己的冒昧而带来的。他有点不知道如何表示，居然弯腰向他鞠了一躬，说：“虞老。”虞老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坐吧坐吧。”声音哑哑的，是个公鸭嗓子。
邓一群把半个屁股小心地搁在椅子的一角。虞老随手打开了房间里的吊扇，房间里立即就有了嗡嗡旋转的风声。他坐在靠近茶几的一张藤椅上。藤椅发出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他的头发全都花白了，身体臃肿，眼皮严重肿胀。他呷了一口茶，嗓子沙哑，问：“你说你是从老家来的？”邓一群不知说什么好，他支支吾吾地说：“嗯，我、我现在在南方大学读书——已经毕业了。”虞老问：“你是哪个村的呀？”邓一群说：“前墩村。”虞老“噢”了一声，说：“那地方还好吧？”邓一群说：“就、就那样。”虞老说：“这些年农民的日子应该好过了，好过多了，分了田，家家户户粮食多得没有地方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这几年，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农民吃饭问题解决了，问题就简单多了。‘民以食为天’。现在涌现了不少万元户，都是农村的。”先前的那个姑娘进来，给邓一群倒了一杯水。虞老对她说：“素芹，厨房里有凉白开的。”她答应了一声就出去了。虞老说：“你姓什么？”邓一群说：“姓邓。”虞老问：“邓平生是你什么人？”邓一群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想必是他过去的一位老相识。他老实说：“……我、我不认识。没有、有关系。您的侄子虞光明当过我的老师。”
虞老“噢”了一声，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邓一群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是个农民，已经去世好些年了。”虞老听了就又“唔”了一声。
那天他对虞老说了自己的情况，说本来学校是想要他的，结果最后却被别人顶了。他希望能在陵州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到企业去。陵州的企业再差，也比回县里的那个破机械厂强。虞老半天没有吭声，好久，才说：“现在是很困难的。还是回到县里比较好。当前的政策是毕业生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我过一阵子帮你问问看，尽量把你放回到县里一个适合的部门。”
邓一群不知道，在虞老这个一辈子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人眼里，像他这样嘴唇上胡子还没有长硬实的毛头小青年，实在是见得多了，而提出这样的要求过于简单而冒失，近于无礼。要解决他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并不算是难事，但是，他一辈子也没有为谁工作上的事而开过后门，即使他自己的亲侄子。
那天，邓一群像个傻瓜一样地从他家里出来，他有点兴奋，但同时又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回到学校，结果就看到了林湄湄在等他。他根本没有想到林湄湄这时候会来看他。这像是一个插曲。林湄湄的出现让他感到相当的意外。后来，邓一群想：这是生活对他的一个补偿。王芳芳突然离他而去，于是命运之手为他送来了林湄湄。他记起了高考后那一阵子对林湄湄的一种情动，但那绝对是随机性的。
林湄湄是过来人，她对性爱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邓一群想：她可能就是快要结婚了，或许安排的时间就在初秋。她的丈夫会是县化肥厂的那个小工人吗？这是可能的，因为她的身份也不过是红旗旅馆的服务员。她这样的工作决定了她只能找一个青工。而大学生对她来说，身份是多么地值得羡慕啊！
我的童贞就这样献给林湄湄了。邓一群这样想。她对性爱是多么熟谙啊。她为什么要来找他呢？可以说在她心底事实上很久以来就表现出一种对大学生的迷恋，与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他只不过是身份的一个具象的载体。她对自己做什么当然清楚得很。生活给了她一次来到省城的机会，于是她就顺便把自己交给了他，不，是她顺便轻取了他。对她来说，这种事情可能即是一种收获。
林湄湄当然并不是个轻浮的姑娘，与王芳芳相比较，她可能更懂得什么是“爱”呢。邓一群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后，甚至在心里对林湄湄充满了好感与依恋。后来的日子，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他们在宿舍里的那场交合。他想他是幸运的，在正准备走上工作岗位的这一年，懂得了男女之事。林湄湄即是他的老师。与别的同学相比，他在性爱上是多么幸运啊。整个八十年代中期，风气还没有完全开放。校园里的爱情多还是一种半公开的方式。学校里是明令禁止谈恋爱的，就有少数同学因为恋爱出格而被学校开除回家。学生们只有进入大四以后才敢开始谈，学校这时也有意视而不见，但这种爱情前面已经说过，是很短暂的，随着毕业的去向不同，而各自劳燕分飞。很多同学有恋爱的经历，却很少有可能经历“性爱”。
他算是最先尝了禁果的。
那个晚上他记不得一共做了多少次，而他事后一点也感觉不到累。到底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身体是那样轻巧而有力啊。他记得她在他下面兴奋得一个劲地咬他，使劲而疯狂地亲他。与她的那个快要娶她的化肥厂青工相比，他当然是另一样的滋味。他想她骨子里是风骚的，虽然他在心里已经有些爱她了。她能够同他发生肉体上的关系，那么她一定就可以同别的什么青年。而她那个青年工人丈夫却还被蒙在鼓里。生活真是太有意思了，简直有点捉弄人。他本来想得到王芳芳，但上天却安排他和另一个女人，一个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女人。这个女人千里迢迢到省城，对他而言，好像就是专门送给他的一样。
这次性爱的发生，让他在心理上平衡了不少。他甚至想，要是事情没有眉目，他当然也可以回到县城。因为这时候的县里同过去不一样了，虽然没有了王芳芳，但他却有一个很不错的情人。这个情人比王芳芳要好得多。与林湄湄相比，王芳芳身上缺少女人的温情。
邓一群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矛盾地体会自己的感受。
［10］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邓一群去机械工业厅报到了。
一切都是新鲜的。
报到手续很明了。
人事处处长把他领进了计划处，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一般的同事，都一一做了介绍。邓一群像个听话的学生，他希望自己能给大家一个谦逊的好印象。大家对他露出了欢迎的笑容。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坐下来，再给他一堆材料，让他看，熟悉情况。
在椅子上坐下后，邓一群才在心里舒了一口长气——这下是真的了。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想不到事情一下子变得如此容易。他现在真正成了一个城里人，一个生活、工作在省城里的人。从一个贫穷的乡村到大城市的省城，这中间的距离有多大，那是根本不用说的。
在计划处，邓一群要做的就是根据各种数据制订全省的机械工业计划，和各种表格打交道。与他过去所学的专业相比，完全没有共通的地方。但他毫无怨言，是的，学习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不再生活在农村，做一个农民，而是在考上大学后，成为一个干部，一个城里人。就这样，他一步一步达到并接近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考上了大学，如今，也留在了城里。
没有谁知道，为了能够留在城里，邓一群内心蒙受了多大屈辱。这种屈辱是不为人知的，只有自己在孤独时才能深刻地感受到。
在那个暑期里，他一次次地往那个地位尊贵的老乡家里跑。离休后的虞秘书长显然对他已经有点不悦——他已经答应为他向县里打招呼了，然而看他那样子却并不怎么相信他。虞秘书长觉得自己是个曾经一诺千金的人，但却受到了一个毛头无知小伙子的侮辱。离休以后，他倒是希望有人不断地来找他。找他就是在尊重他，抬举他。这使他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内心里还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他也的确还有些影响。像邓一群这样的事，对他而言，也是举手之劳，但他却受不了邓一群这样的死缠烂打。邓一群也很清楚他在干什么，但他更清楚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他在时间上经不起拖延。他只能这样。有一次，虞秘书长甚至很不耐烦地对他说：“你先回到县里去，合适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县里安排好你。年轻人不接受锻炼怎么行？”
邓一群知道，要是他听话回去了，也许根本就不会变。校园里的毕业生差不多都走光了，而他的焦虑也日甚一日。夜里他躺在床上，头脑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求他，留在这里。如果需要他付出什么，他一定不惜一切，甚至是尊严。他一个穷学生，又有什么尊严好讲呢？他发现，每次去，他那种穷巴巴的学生模样，已经越来越引起了虞秘书长老伴的同情。虞老的老伴看上去很年轻，也很有风度，看得出她过去很漂亮。邓一群后来听他家的那个叫葛素芹的外地小保姆说，这个老伴是虞老后娶的。虞老的老伴三年前已经去世了，现在这个过去是省京剧团的青衣。虞老的儿女们都参加工作了，而且还大多在外地。后来的这个老伴也姓邓。邓一群就叫她阿姨。
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班主任找到他，很严肃地问他怎么办，要求他必须在下个星期立即回到县里去，否则他将来有可能连一个接收的单位也没有，落个一切皆空。那一刻邓一群真是绝望极了，他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上天，高不可测，而四周却是漆黑一片。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再次来到虞秘书长家里。在这位前ZF秘书长家里，他想起自己的家境，想起自己的爱情，想到自己这些日子来的奔波，内心一难受，忽然就忍不住流出泪来，他说求虞秘书长帮忙，到一个新单位后，他一定会努力工作，好好表现。当时那个样子一定可怜极了。多少年后，邓一群已经再也没有勇气去回想那一幕了，或者说他已经深以为耻了。但那一刻，他顾不得了，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知道，他只有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可怜和无助，才有望得到虞秘书长的帮助。那泪流得特别地真诚。他是在为自己的前途流泪。家里那样地穷，供他读完了四年的大学，他决不能回到县里的一个什么工厂去。当时的场面多少有点动人。老虞叹了口气，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小老乡，已经成了他生活里的一种负担。他内心越来越感到不悦：许多学生都可以回去，为什么他就不能回去？不公的现象肯定是有的，但他后来可以努力嘛！年轻人，还能一点委屈都不受。
望着他那位老同乡前ZF秘书长那张严肃的老脸，邓一群感到身上直冒冷汗。屋里静极了。他感到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老人的手里。看起来是这样的可笑。作为一个小人物，是需要怎样地依赖别人。邓一群在那一刻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在那一刻，他真想立刻跪在这位大领导面前（事实上，他在心里早已经跪下了），求他帮他一把——决定性的一把。
所有的自尊，所有的体面，都不复存在。邓一群忽然就下了决心，一下就跪在了虞秘书长的膝前，说：“求您帮帮我吧。”虞秘书长显然吃了一惊，同时心里也非常地不快，说：“你这是干什么？”邓一群嗫嚅着，说：“……您要不帮我，我就不起来。”这时候邓阿姨就发话了，说：“老虞啊，你要不问问机械厅那边要不要人。帮帮他吧，你们还是老乡呢。”
这一句话让邓一群感觉邓阿姨特别的可亲。在心里，他后来对她比对虞秘书长更感恩，要不是她发话，虞秘书长根本不可能帮他。虞秘书长坐在椅子里有半天没有动，后来好久，用沙哑的嗓子说：“倒是没想到。他出去开会了，也就这一两天要回来了。等他回来我问问吧。”
邓一群那一刻，心都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三天后，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机械厅同意进人。
邓一群都快高兴疯了。想不到他的努力没有白费。那一跪，对他算得了什么？与他得到的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除了虞秘书长和他的夫人知道，别人又不知道他当时怎样的低贱。只要没有别人知道，他邓一群仍然是荣光的。
虞秘书长同机械工业厅的周厅长很熟悉，邓一群后来听虞老的老伴邓阿姨说，过去周润南在下面一个市里当副市长的时候，经常和他有接触。当时他当一个市的副市长，有很多难题，而他总是帮助他的。虞秘书长高兴时也会说起和周厅长的关系，说他帮助他解决过不少问题，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虞秘书长没有说。虞老和他说话，从来只说半句。他喜欢别人去理解他没有说完的那半句话的意思。当官当的时间长了，经验。半句是指示，也是原则，别人怎么理解那是别人的事。进退都好办。邓一群当然不懂他很多半句话的含义。但邓一群不懂也不问。他什么也不表示，只会轻轻地笑一笑，表示他懂了。
邓一群就这样到了机械厅报到了。
计划处是机械工业厅的重要处室之一，核心的一部分，统管全省的机械计划。全处17个人，一位处长，姓周，已经58岁了，三位副处长，分别为庞处长、姜处长、刘处长。邓一群具体分在第三科室，科室里共有5个人，科长姓朱。邓一群就在朱科长的领导下进行具体的工作。
朱科长很善待他，因为厅里渐渐地都知道，这个小伙子是有背景的，至于什么背景，不是很清楚，反正是周厅长点头同意进来的。
邓一群很想看到周厅长，但他上了一个多星期班也没有见着。厅长办公室在16楼，外面有办公室和秘书科挡驾，据说只有处级干部汇报工作才能见到厅长，一般工作人员是不好见的。又据说这是周厅长在下面当副市长时养成的习惯。领导的习惯就是规矩，既然是规矩，别人就不好破。邓一群想见他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向他表示一下感谢。
有了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一定要好好干。邓一群想。只要他表现好，将来就一定会有前途。他要感谢虞老，感谢邓阿姨，感谢周厅长。他要牢牢地抓住这条线。
［11］
上班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给他的那些同学写信或打电话，告诉他们关于他分配的消息（一些人还不知道他分在机械厅呢）。他们当然都表示了祝贺。他们当然想不到他能留在省城，分配到省级机关。一切都是命运！邓一群对自己真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他也给陈小青打了电话。陈小青说她分在了县委宣传部，但她对这一工作并不热情，因为她说她对搞宣传很生疏。她说希望他有机会回去“检查工作”。邓一群谦虚地说：“我在这里不过是个小兵。”他和二十几位熟悉的同学都作了联系，但他知道自己心里最在乎的还是王芳芳。事实上他第一个写信通知的，就是王芳芳。他在信里还特地用诗意的充满伤感的笔调，回忆了他们短暂的爱情。可是在信里，他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那份得意。他想她应该感到深深的后悔，是她可耻的背叛，才葬送了他们共同的爱情。她应该为自己短浅的目光而感到痛责。与他现在的环境相比，那个市里的小小师范算得了什么！
他等着她给他的回信。在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接到了不少同学的来信，甚至还有陈小青寄给他的贺卡，但却没有王芳芳的。于是，他在这之后又写了两封信去。他不相信她可以不回他。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并不按照他的意思发生。她像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件一样。她是有意回避，然而这样的回避是多么地不讲情义，简直近乎于无理了。他想。
邓一群这样做，明显是在向她宣战，而在她那一边，却根本不接受。这真是让他扫兴得很。她应该给他回信，并且在信里作一番忏悔，当然，作为她，肯定要为自己作一些开脱，他可以允许她这么做（他现在已经完全能够做到很大度了），但她却根本就是置之不理，这真是可恶得很！
但这不算什么，他想，他还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
从此，就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他生活、工作在一个大城市里，一个自己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大城市。而现在，他成了这里的一个主人。
邓一群简直有点不能相信自己是这样地适应城市节奏，他在机关里每天上班下班，感觉就像是天生于这个环境里一样。他真心地喜欢这样的工作，也喜欢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看上去是那样地古老。作为一个省城，光这两个字就足以让多少人神往啊！他知道他已经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很大的一个目标，完成了一个重大的飞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领域。他已经成了那个阶级中的一员。他被这个阶级初步接受了。而将来必须要做的，就是在机关里老老实实地工作，不断表现自己，这样，才能有所进步。很多从农村出来而进入城市，在党政权力机关里的小伙子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邓一群住在单位的一个集体宿舍里，和他同住的还有机关里的另外两个小伙子，一个姓赵，在机关党委，一个姓倪，在劳资处。小赵进机关已经有好几年了，已经谈上了女朋友，而且发展迅速，他们年龄都够了法定年龄，看样子很快就要结婚。那个女朋友是省人民医院的一位护士，年轻而漂亮。于是小赵就自然单独占了一个小间。他们经常成双成对地出入，引起了邓一群和小倪内心的一种压迫。
在这个城市里，不仅要扎根，而且还要开花。
邓一群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任务，同时也感觉到这任务的艰难。
小倪与他相比，还有一些优越，他的老家是在一个县城，父母都是教师。而邓一群的家里却都是一帮地道的农民。内心里，他不能克服这样的自卑。
与邓一群一个科室里也有位年轻姑娘，叫田小悦，长得很不错，气质很好。她是比邓一群早一年过来的。她只是大专毕业。但她是本地人，从小就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她的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尽管她的学历要比邓一群浅，可她在工作经验上却要比他多了点资格。然而她倒是很和善，邓一群刚来处室，她就对他作一些看起来是必要的交待。在第三科，也就他们两位是年轻人。
科长朱贵今，整天蔫头耷脑的，身上没有一点活力和精神，看起来，他很是老实忠厚，那种衣着打扮有点像乡镇干部。他说着一口土话。邓一群后来知道朱科长也是省里北边一个贫困乡下的人，在外面当了好多年兵，然后转业到了省城。在省城，他已经生活了快三十年了，但他家乡的方言口音却一点也没改。他有很严重的胃病，经常犯，有一次出差途中胃出血，据说非常危险。他平时也没有什么科长的架子。邓一群后来逐渐明白，在机关里科长根本就不是官，在他的上面还有处长们。科长不过就是具体负责某个任务的小头目。但是，要当上一个科长也并不容易。你要把一个科长干好了，也很有意思。它毕竟还是有些价码的。朱科的家庭负担较重，老婆是在市里的一家工厂里，两个孩子一个上了职业中专，一个还在读高中。
徐明丽也是位科长，但她却不主持工作。在人事处的排名，是居老朱的后面。她是位刚满五十岁的妇女。再过些年她就要退休了。朱贵今可以安排她做事，她却也可以拒绝去做。她打心眼里瞧不起朱贵今，当面背后都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指责老朱。老朱拿她没有办法。有时候开会，她会在当众顶撞老朱，让老朱下不来台。她简直是有恃无恐。邓一群后来知道她的有恃无恐和别人的有恃无恐有些不同。她有恃无恐是因为她的年龄。徐明丽在机关里已经干了很多年，资格比老朱还要老。她在计划处工作的时候，老朱还没有调到这个处里来。即使是处长，就在计划处的工作时间来说，资格也比她浅得多。她无所顾忌，因为她知道再有些年，她就要退休了，她用不着再怕谁。当然，除了处长们。她表面上对两位副处长庞和姜还比较尊重，而对周处长就是另一回事了。
半年后的一个傍晚，科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只有邓一群和田小悦还没有走。田小悦据说是在等她一个同学的电话，而邓一群没有早走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对这个科室来说，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总是早上班迟下班。处长们对他这点还是比较满意的，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他必须这样：他是个单身汉嘛，没有任何牵累，再说年轻人也必须要求进步。每天早上班迟下班也是争取好表现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上班以后，第一件事是把各个处长室的开水打满，然后再整理本科室的卫生，接下来还要把走廊上的地拖干净。另外，他和田小悦在一起，感觉心情是比较愉快的。
田小悦是个很活泼的姑娘，她漂亮而且大方。半年来，他们已经成了谈话比较投机的人了。邓一群心里对她充满了好感。
那天他们不知怎么就谈起了徐明丽和周处长的关系，田小悦就诡秘地笑了一下，说：“她当然不怕周处长。”邓一群问：“为什么？”她笑了一下，说：“我也是听说的……机关里人人知道。”邓一群感觉自己就像被排斥在机关之外了，他到机关事实上觉得时间已经不短了，但他对机关里的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还像是蒙在鼓里一样。田小悦说：“她现在老了，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邓一群的心里就有了点透亮。田小悦说：“她在这个处的时候，周处长那时候单身一个人在这里，他的爱人还没有从地方上调上来。周处长那时候当然也还是个科员。徐明丽也是刚结婚吧。她经常请他到家里去吃饭，生活上关照不少。”
“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说周处长就因为这个？”
她笑起来，说：“当然不仅仅是这样。”
邓一群就也笑起来，说：“看不出。你这么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周处长看起来那么古板。”
电话响起来，田小悦赶紧去接。邓一群看到她的头发很长，一直光滑地披到肩后，就像水一样地泻下来。她用的当然是一种很高级的洗发水。她总是用最好的东西。她是个时髦姑娘。她时髦是因为她家境优越。她社会交往广泛，经常有电话找她，每天绝对不少于二十个。她在这个城市里有无数的朋友和同学，更多的是一些小伙子给她打电话联系。所以，徐明丽总是很不满。但徐明丽对她的不满却从来也不敢像对科长老朱那样当面批评，而只是在背后。她就多次提醒邓一群，说田小悦不是个稳重姑娘，社交太广泛，如果作为一个妻子，并不可靠。邓一群听了，只是笑笑，心说，田小悦怎么能看得上自己呢。他在心里一直对田小悦充满好感，也许正是因为她看出他对田小悦有好感，才这样说。邓一群在心里倒真的希望和田小悦好呢，但这种希望看起来并不明显。
人，真是看不出来。邓一群心里这样想。他刚来的时候对周处长是多么地崇敬啊。一个处长放在县里就是县委书记、县长。这样的干部比陈小青的父亲职务大得多了。周处长是那样地严肃。他在心里对他更多的还充满了一种畏惧。这个故事破坏了周处长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让他了解了自己的上司还有这样的一面。那么，他们后来的关系怎么中止的呢？这就像一个谜。
科室里还有一位副科长周振生。周振生四十岁的样子，他和科室里的人泛泛的。他瞧不起老朱，也更瞧不起徐明丽。他对田小悦不错，对邓一群也还算友好。不用多长时间，邓一群就看得出来他是个不得志的人。周振生人很聪明，也很有理性，但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却消极得很。邓一群相信他过去一定受过什么打击，但周振生从不提及自己的过去。邓一群有次悄悄地问田小悦，她说她也不知道。周振生是个有内涵的人。他表面上是那样不动声色。邓一群在心里对他有一种提防，他相信周振生对他现在表现的一种友好，只是觉得他并不是自己的对手，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邓一群明白，在这个处室，他是个老小。
所以，他必须小心地做事。
很快就进入了冬季。
邓一群在那年的冬天，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是他妹妹邓玉兰写来的，在信里，她告诉他，妈妈很想他，家里的收成很好，打了很多粮食。大哥家很好，大嫂子的一个妹妹（也就是喜欢穿健美裤的那个）现在在镇上开了一个美发店，生意很好，烫一个头要三块钱。她也有想学理发手艺的念头。妈妈能理解她，但大哥和二哥却坚决反对，说那是不务正业。农民，就是种地才是本行。妹妹在精神上就很苦恼。她来信自然就希望这个在省城工作的三哥能支持他，相信只要有他的支持，那两个哥哥也就无话可说了。前不久，二哥邓一明和人家打了一架。道理自然是在他们家这一边，是为了责任田的事情，一个姓孟的邻居和他们家的地是紧靠着的，但后来在犁地的时候，孟家却占了他家一分地。二哥不服，于是就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玉兰说，那天下午，只有他二哥一个在那里，她们都不知道。孟家的两个男人和她二哥一个人打，把邓一明的眼睛都打肿了。她们后来知道了也赶了去，结果大姐邓玉梅的衣服也给孟三的那个绰号叫大嘴狗的女人撕坏了。
妹妹在信里说，大哥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也要去和孟家理论或者打架，结果他刚要出门就被大嫂拉了回来，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大嫂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呼天抢地的，说他这一去就不要再死回来，他这样去和人家打，结果肯定不会好，为了老二，他这样根本犯不着。大哥就吓得不敢去了，后来简直连屁也不敢放呢。第二天妈妈就带着二哥到生产小组里去讲理，组长姓于，和孟家是亲戚关系。他们去了倒受了不少冷言冷语。
收到信的那天，这个城市正在下雪。雪，下得纷纷扬扬。邓一群来到走廊的尽头，透过巨大的落地窗，从19层的高度看到这个城市是灰蒙蒙的一片。在他那个遥远的家乡，雪肯定下得更大。从他童年时候起，他就记得乡下的冬天特别的寒冷。
他感到一种重负。一方面他现在已经是城市人了，他可以轻松地飞扬，但另一方面，他却背着沉重的负担，使他不能轻松。他是一个农民子弟，却置身在这个都市。家里要求他有所庇护，却不理解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员。
前面的路有多长啊！他这样想。他需要走很多的路。
生活是如此之重，而他才刚刚开始。
［12］
邓一群回乡的时候经过了县里。他在路上的时候就想到，他这次应该去看一看林湄湄，看看她是否已经结婚了。他在工作后曾经给她写过信，告诉她分配的消息，并说，如果有可能希望她再到省城来。她也给他回了信，信是写在一张稿纸上的，蓝色的圆珠笔，字迹歪歪扭扭的，看上去有点像蜘蛛的脚，很有意思。看她这样的字，联想到她那次到大学里来找他，和他发生那样的事情，他就觉得自己又多了解了她一层：她就是这样一个文化不高，却又对文化人有点迷恋的女人。她对他的献身也许并不是她内心的一种崇高，而只是出于她对另一种性爱的好奇。
他希望能有机会再看她一下，很自然的，她也许还会和他偷偷地做一次。有了那么一次，她现在应该更容易地和他发生关系。他多少次长久地回忆那样的艳遇，他甚至想：这可能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了（除妻子以外的）。在机关里，他必须表现得很谨慎。其他处室里的人也都亲切地叫他是小伙子。有时候，周振生偶尔拿他开一次关于青年男女婚恋的玩笑，他还会脸红（至少他假装这样了，而且效果不错）。在别人的眼睛里面，他还是一个纯洁的男青年。他为自己这一点而感到很自豪。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品德纯洁得就像个天使，工作表现优良。那种农村出身事实上也让他获益了。因为大家知道农村的孩子都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他在处室里正越来越受到领导们的看重。只有他知道，他平日工作上的积极是一种假积极。就是说他骨子里并不愿意那样做，但他却别无选择——他必须很好地表现自己，才能有所“进步”。这是一种有着明显报偿的表现，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进步”，就是一种前途。
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他还是“处男”，而姑娘做过一次之后就不再是处女了。林湄湄当然不是处女。王芳芳呢？还是处女。现在她在市里师范学校当教师，还过着一种处女的生活吗？她一下子就远离他了，让他不再了解她的生活，消失在他的生活之外。而田小悦还是处女吗？看样子像，看样子又有些不像。
田小悦开始在他心里生了根，他越来越想和田小悦有一种联系。这是一种渴求。他现在是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他要尽量弥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缝隙。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同时又最能证明的，就是和一个城市女子通婚。
他们年轻，平时说起来总有一些共同的语言。他们谈文学（邓一群在大学里读过很多中外文学名著呢，像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等），谈人生（包括爱情，有时候在办公室里没人的时候，他们甚至是大谈爱情呢。邓一群经过了那些事后，他在心里已经彻底不相信所谓的爱情了，但他当然不能这样说。田小悦是相信有爱情存在的，一种非常纯粹的爱情，超越了一切的爱情。邓一群也就相信了爱情，并且拼命地赞颂爱情的伟大。他们有时说得还非常感动，这样一感动的时候，邓一群就觉得自己的内心是多么地虚伪，然而这样的虚伪又是必须的。这样一认识，他就问心无愧了）。
田小悦对农村好像并没有什么恶感，也许她是故意装成一副天真的样子，说现在的农村很富裕的，有很多万元户，比城里人的日子好过。她说他们家过去就下放过，因为城里的日子难过——那是五六十年代，农村至少还能填饱肚子。但她自己对农村并没有什么印象。她说起来的时候好像对农村倒是充满了一种神往。邓一群喜欢听她这样说。她这样说，就让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希望。她有时候像是不经意地问他家里的一些情况，他就告诉她说，是啊是啊，农村现在变化大得不得了，农民们现在手里都有钱了，在他们村里就有好多万元户。他现在两个哥哥就都是万元户了。邓一群一边这样说的时候，一边就想到了自己老家事实上的贫困。
老家的状况并不好。
邓一群那天晚上在县里被一群同学灌醉了。他们聚在县里最好的一家饭店，在城南路法院对面。这一群同学现在有的分在ZF办、县委办，也有在税务局、法院和工商局的。陈小青也到了。邓一群觉得她比过去还要漂亮。如果他不是在省城，他们也许就不会这样热情地来陪他，邓一群这样想。他们举着杯，半是亲密半是调侃地说他现在是省里的领导了，一定要喝，他们也隐约听说了，邓一群是有后台的，而且这个后台非同寻常，是省里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物。是啊，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他怎么可能留在省里呢。邓一群自然不会向他们去作解释，不会向他们说他只是找了一个离休的老乡，更不会说起自己当时的艰难与那可笑而可耻的一跪。高兴中的邓一群就喝。他当然现在还不是领导，如果是领导，那么他会更风光的。他现在的起点比他们高了，所以他要努力。
在那个席上，不知是谁谈起了王芳芳。邓一群就装出无辜清白的样子，他知道只有这样假装才能显出他的泰然。陈小青就冲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当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那天内心的失落。那种情感的痛楚当时真是无法形容。他现在羞于去回忆。一个同学说：“王芳芳快要结婚了。”“谁？”另一个同学问。那个同学就说：“听说是市生产资料公司的，也是刚从学校毕业分回去的。”邓一群听说继续吃菜。一个同学问：“哎，看你们过去是蛮好的，卿卿我我的，怎么突然就分手了哇？你们有没有那种关系呀？”邓一群笑着说：“没有的没有的，我们完全是纯洁的。”他清楚自己强调自己的纯洁是多么地富有效果，果然他们就说他狡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一定是得手了。他后来就大口喝酒，并且频频向陈小青发动进攻。他的酒劲已经上来了。他不喜欢听到王芳芳快要结婚的消息，尽管现在他对她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着迷，但他意识里却还想到她过去的种种表现。他在情感上不能容忍自己过去的失败。她应该是属于他的，但她却背叛了他。如果她当时不背叛他，那么他现在的身份要比那个在生产资料公司的青年强得多了。
这些同学虽说工作也才半年多，但好像现在混得已经挺像样子了，说话也牛气得很，让邓一群在心里生了不少感慨。他现在还不能够，但他想一定要努力啊！
邓一群那晚上住在了县ZF的宾馆里，脑子里天旋地转。他是喝多了，他想。他从来也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同学们对他分配的结果羡慕得很呢。这当然连他自己都不敢想呢，怎么就那么轻易？一切就成真的了。同学们举杯，祝他将来能迅速升上处长、厅长、省长。邓一群醉醺醺地说：“喝！厅长、省长是当不上了，但处长将来还是有希望的。我们都喝。我希望你们将来能当县长、市长。”于是酒席最后在一片虚假祝贺声中结束。
一个人一辈子要是总是平头百姓，那么他这一生差不多就是失败的。他在心里暗想：我一定要努力啊！回城以后，一定要更加好好表现自己。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有一切。他将来要是在省里当上干部了，那么老家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了。这就是现实。
席梦思床是柔软的，房间里的空调是温暖的。他躺在那里很舒服。这一个晚上要二十块钱，如果他还是一个农民，那么他怎么也不敢睡这样的房间。他没有去住那个红旗旅馆。现在住这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江苏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前些年写了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叫《陈奂生进城》。当陈奂生被县长安排住进县委招待所后，那种复杂的心态被刻画得很到位。我是陈奂生吗？不，他想。我的身份已经不同了。
住这里是陈小青陪他来的，安排他住下后，她还坐在房里陪他说了一会话。他突然问起她的家庭，她说她父亲还是在水利局，没有变化。她自己在宣传部里搞宣传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这样平淡地活着。她对这份工作有着强烈的厌恶，她说她讨厌搞宣传，除了她对宣传工作的生疏之外，更多地是对宣传的单调和重复感到厌倦。那些文件看上去冷若冰霜。县里的农民对宣传干部没有好感，他们认为搞宣传就是吹牛。陈小青说：“现在县里的宣传就像统计局的年报一样，水分很多。县里的有些工作才刚开始，宣传机器就开动了，结果常常到头来根本没有实绩。老百姓讨厌宣传干部。另一方面，老百姓还怕露富，不愿意你为他们宣传。搞宣传一点意思也没有。”她有些无奈地叹着气。邓一群听了就笑。
在她走后，他想起自己还没有和林湄湄联系，她晚上值班吗？他这次来应该去看看她。但他脑袋沉重，躺在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在公共汽车里，邓一群与那些乡下的老百姓身份明显不同，他有着一张白皙的脸，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穿着整洁的衣服，脚下是锃亮的皮鞋。他还背了一只漂亮的大旅行包。工作了，有钱了，他可以打扮自己。人是衣妆啊。汽车里一股难闻的气味。里面挤满了那些衣着肮脏的农民，他们的面目都很憔悴，苍老。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车上用一种敬畏的眼神看着他，意识到他是个城里人。他们小心地与他保持一种距离。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经过过道的时候脚踩在了他崭新的旅行包上，弄上了一大块泥巴。他心里立即感到了一种不快，他不满地说：“你注意一点啊！”那个妇女用一种敬畏的表情看了他一眼，赶紧带着孩子坐到了后面的位置上去了。
路很不好走，还是过去的那条砂石路，而且明显缺乏保养，路面上坑坑洼洼，汽车行驶在上面，就像一只小船行驶在大海里，不停地颠簸。那辆公共汽车也有些年头了，开动起来整个车厢都在响。透过车窗玻璃，可以看到沿途大片的田野。那些田经过收获之后，现在空旷得很，看起来很荒凉。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过去的样子啊！
邓一群在车里意识到左边一个男人总是盯着他看。那个男人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的样子，脸色黑黑的，透着憔悴和疲惫。他的皮肤粗糙，胡子也没有刮，眼睛细细的，眼角已经有了很多的鱼尾纹。他穿着一件旧棉袄，脚下却还是一双草绿色的解放牌胶鞋，鞋底上沾满了泥巴。那个人总是像在偷偷地看着邓一群。邓一群感觉他很奇怪。当他再一次看他的时候，邓一群迎着他的目光也看了他一眼，这一眼让邓一群觉得自己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他。那个人看到了邓一群的目光，赶紧露出了好像是讨好的微笑。他有些怯怯地问：“你是不是邓一群？”“你是……”他有点疑惑地问，在印象里他又回忆不出他与这个人有什么关系。那个人就绽开了脸上灿烂的笑，一张大嘴咧得很大，快乐地说：“我记得你，我们初中时候是同学，我叫高中。那时候你就坐在我的前座。我后来没有考上高中。”高中这样一说，邓一群就记起来了，他初中的时候的确有这么一位同学。那时候的高中是个瘦瘦的快乐的小个子，成绩什么的也都是不错的。一个人的变化居然可以有这么大，邓一群心里有了不少的感慨。高中问：“你后来考上大学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邓一群笑了笑，他想，是的。他差不多都快认不出来了。
高中问：“你现在在哪呀？”
“陵州。”邓一群说。
高中就露出满脸的羡慕，那种羡慕浸在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里，他问：“现在在什么单位啊？”
邓一群说：“机械工业厅。”
车上的人都注意到了邓一群这样尊贵的客人（对于他们这个贫穷的乡村而言）的存在。高中身上充满了一种荣耀，快乐地说：“啊，哪天有空，一定要到我家里去看看啊。到底不一样，还是当干部好。你现在多好啊，当了干部，不用再像我们那样吃苦了。”高中告诉他，他现在已经结婚了，生了三个孩子，大孩子是个男孩，已经七岁了，下面两个是女孩。他们家承包了十亩土地，一年下来，有上千块钱的收入。在村里，他们家这样的算是中等，收入不是最好，但也不算很差。对生活，他已经有一种知足。他说，他们这样的人与城里人不同，能吃饱饭，一年劳作下来，还有点余钱，就很好了。他问邓一群结婚了没有，邓一群笑着说：“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打算呢。”他就连声说：“对对，你们城里人与我们不一样。城里人三十多岁没有结婚的人多得很呢。你的条件高，一定要找一个大学生的。”邓一群就露出矜持的笑。
邓一群在镇上下了车。从镇上到前墩村还有好几里地，不通车。小镇就是乡ZF的所在地。说是小镇，事实上也就是有一条比村里小路要宽得多的马路，路两边有一些砖木结构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公家的房子，有邮电所（老百姓却称之为邮局，就像把乡派出所，称之为公安局一样）、粮管所、水电站、供销社、新华书店、木材公司、拖拉机站（分田到户以后，拖拉机站就解散了，但那帮人员还在，因为这当中有人是吃国家粮的，于是就改为农机站）、信用社等等。这些单位的人员在他过去的心目中是多么高大啊，因为他们都是吃国家粮的。吃国家粮就是一种神圣的概念。他也有两个初中同学、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在这个小镇子上做事。但他现在却不必羡慕他们。
那些建筑也都还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与城市相比，这个地方真是小得可以，那种繁华程度远不及城里最偏僻的半条小巷子。可能是最近刚逢过集市，路上遗落了不少菜叶和各式垃圾。沿路还有不少小店铺，比如修车铺（门前竖着一个木棍，上面挑着一只破旧的自行车钢圈和轮胎，这是一种标识，就像过去的那些酒肆，门前挑的一面黄旗子）、收录机修理店、理发店。邓一群忽然想起来，妹妹来信，说他嫂子的妹妹也在这个镇上开了一间理发店，他可以到她那里去，借一辆自行车回家。
他嫂子的妹妹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在心里想，刘正什么？嫂子叫刘正菊，对了，叫刘正红。他过去不止一次见过嫂子的妹妹。在农村，她那样的姑娘，衣着打扮就有点出格了。事实上邓一群倒不觉得有什么，与城里姑娘相比，刘正红的打扮简直称之为“老乡”。刘正红比她姐姐漂亮多了，简直不像一个父母所生。她身材周正苗条，而且非常性感。当地老百姓不知道“性感”这个词，但哪个姑娘要是长了那样的一副身材和模样，就只有一个字来形容，“骚”。简单得很。由于他这位嫂子的妹妹长了这样的一副“骚”身材，说她的闲话可就不少。
邓一群相信那些关于她的传言，其真实程度很值得怀疑。但老百姓的嘴巴很厉害，只要有三个人以上都说你名声不好，那么你的名声也就真的完了。好在刘正红也就是被议论为疯一些而已，并没有太坏的语言。
他是被刘正红骑车送回家的。刘正红的脸和手都很白，比有些城里姑娘的皮肤还要好，还要细腻。邓一群知道那是她职业的关系，经常泡在温水里，还有洗发精和润肤油什么的。她很高兴看到他，亲热得不得了。她很羡慕他。她是在乡ZF大院的对面开了一间理发店，名字就叫“正红理发店”。
邓一群坐在她自行车的后座上，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她的身体看上去结实得很，臀部浑圆。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骑得歪歪扭扭的。太阳倒是很好，很温暖地照射在他们的身上。路两边的田野，一片空旷。四周宁静得很，一点声音也没有。天空是蓝的，上面飘着些白云。她问他在城里的一些情况，他就略略夸大地向她作了一番介绍，她就惊讶得不得了。对城里，她早就充满了神往。她也告诉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包括她现在开的这个理发店的经营情况。他想，在农村，她也算得上是个能干姑娘。她所以能干，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她不满足于像她姐姐那样，在农田里干一辈子，嫁人，生孩子。她希望她自己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并嫁给一个好青年。她说她可不想再在田里种一辈子的粮食，那太苦累了。
农村这些年宽松了，是实行了土地承包、改革开放才解放了生产力，要是过去，她从学校毕业就只能在生产队里干活。而现在她们家包了十多亩地，基本不用她干活，她闲出来就只能搞这样的三产服务。她很满意自己的现在。
刘正红叫他“三哥”，并希望有机会也能到城里去。邓一群就说，好啊，欢迎你去。他坐在后面心里很得意，一种成功的得意。没有高考，他也没有今天。他是一个成功者。他与这里的人拉开了一种距离，而这种距离是巨大的。
她那么快活地说话，邓一群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的感染。他觉得自己在心里已经喜欢上她了，可惜的是，她是他嫂子的妹妹。她身上有一种强烈的青春气息。他想起了那个林湄湄，也想起了陈小青，想起了田小悦，而她与她们都不一样。她是个典型的农村姑娘，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天真得很。她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姑娘。
邓一群那天在后面无意间触碰到了她的屁股。她的屁股很结实，就像一匹健壮的小母马的屁股一样。他想她这样年轻漂亮，但结果却很可能嫁给一个糟糕的农村青年，真是有点可惜。
当然，除此，她又能怎么样呢？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像他邓一群这样优秀的，农村里又有几个呢？他想。
他为自己骄傲。
在村里，邓一群听到的都是祝贺恭维的声音。
他们一家高兴得很，特别是他妈妈，像儿子真的在省里做了什么大官。哥哥、嫂子、姐姐、姐夫，还有妹妹邓玉兰都兴高采烈，像家里发生了一件大喜事。邓一彬的官司没有打起来，因为法院不受理，他无奈何中只有强忍了那口气。俗语说得好：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只有暂时认了。
邓一群在家里住了三天，就匆匆要回城里。这里不是他的家，而城里才是他真正的家。这里的家看起来乱糟糟的，邻里们说的都是张长李短的闲话，晚上更是无聊，电也没通（据说村里正在筹钱，通电，而电费则说是要每晚好几毛钱，村民们心里就不怎么高兴）。他说他要回去，单位里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家里人于是就不再留。
二哥邓一明把他送到了镇上。在那个小车站，他整整等了一个多小时，班车才到。他坐上车，直奔县城。
晚上五点才到达县城，而这时的县城里的天，已经黑了。
他住进了红旗旅馆，想看一看林湄湄，结果林湄湄却没有上班，据说她已经好几天没来了。他问一个年轻的服务员，她是否结婚了，但那个服务员却不想理他，说，不清楚，反正很多天没来了，她没有说家里有什么事。
这趟老家行，没有什么意思。他想。
他还是要回到城里去。
［13］
春天到来的时候风很大，于是城里到处灰蒙蒙的，满街都是扬尘和路两边法国梧桐上的细絮。这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景象。
科室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周振生决定停薪留职。邓一群对这件事情多少感觉有点意外。周振生是这个处室里看得出的少数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但他却一直不得志，很多问题上，领导对他是不公的。他很聪明，但他却又不愿拍领导，多次在工作上和周处长发生分歧。于是，提拔晋升、职称、工资调整、住房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压制。看到周振生这个样子，实际上对邓一群是个很深刻的教育。
周振生停薪留职去广州的一个朋友那里，说是一起去经营一个彩扩公司。机关里的人对他的这一决定都有些漠然，因为这种事情还是充满了风险，看起来相当不可靠，周振生懂什么彩扩啊，他从来也没有做过生意。
邓一群心里多少有点为他惋惜。尽管周振生在机关里不是很得意，但他最终肯定还是能够抬头的，如果他稍稍肯变通一些的话，何必要去走这个极端呢？而且机关里工作固定，没有什么风险，然而出去闯世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工作是重要的，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邓一群自己在心里这么想。
周振生自己一点也不觉得什么，或者他那种满不在乎是做出来的。邓一群这样想。三月的一天上午，已经九点多了，周振生来办公室，与田小悦、邓一群打了招呼（老朱和徐明丽不在，老朱去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开会，徐明丽到人民医院去检查身体了，她说春天以来，腰总是疼）。周振生在办公桌前收拾自己的东西，一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样子。田小悦说：“哎，周科长，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周振生笑一笑，说：“干吗呀？你不是一直叫我老周嘛。”田小悦就挺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说：“想不到你就这样毅然决然。”周振生说：“手续都办好了，还有什么说的。我在机关里也呆够了，整天和计划打交道。这种计划天知道它有什么作用。我出去看一看，说不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本来我已经决定辞职了，但几个厅长不同意，觉得单位不光彩，真有意思。”
邓一群突然觉得周振生这一走，其实是一个损失。“什么损失？这年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机关里这帮人。整天喝茶看报，啥事也不干。”周振生说。田小悦笑起来，说：“其实也很舒服啊，你这一说，就让我们这些人有点坐不住了。”周振生也笑了起来，说：“说说而已，说说而已，绝不是说你们。你们年轻，好好干好好干，前途光明。而我这人就是苦命。我出去就是想试试，换一种活法。”田小悦说：“你将来肯定比我们这样在机关里好。”周振生说：“怎么会呢？真的，我并不是抱什么大希望出去，只是真的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你看现在社会上的那些一个个个体户，都是些什么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多过去都是不上台面的，现在做生意也有模有样的。人是逼出来的。”邓一群说：“那是。我上次回老家，看到我们那有个劳改释放犯，出来后没有事情做，现在开了一个木器加工厂，如今生意做大了，干脆开在了县城。”
“处里怎么说？”田小悦问。
“什么怎么说？”周振生有点反应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