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小悦说：“处里不准备送送你？”
周振生笑起来，说：“看你小田说的，你当我这是光荣参军吗？几个处长们过去就不待见我，现在我这一走，他们才不管呢。万一我有一天灰溜溜地回来，你说他们还要不要为我摆接风酒？所以，我也知趣，我悄悄地走。”
田小悦说：“今天中午我和邓一群送送你。”
周振生说：“不用不用，小田你别这样。”
邓一群也说，“是啊，我和小田送送你，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谈谈心，以后再和你说话就不易了。”
周振生说：“那好，我今天请你们。”
处室里又恢复了过去的那种宁静。
周振生走了，别人装成好像一点也不知道的样子。
那天中午，邓一群和田小悦在时代大厦对面的那条巷子里一家叫“四季春”的小饭店请周振生吃了一顿。三个人坐在一张小桌子上，要了好几样菜，田小悦还特意要了一瓶酒。她自己居然也用小杯陪了周振生喝了好几杯，喝得脸红红的。周振生对她说：“田小悦，在机关里你是个很懂事的姑娘。”田小悦笑起来，说：“哪呀，你不要这么夸我。”周振生说：“我绝对不是夸你。是真的。别看你年龄不大，但你为人处世很优秀。”邓一群一下子在心里悟过来，想：是啊。别看她是个小姑娘，但平时做事就是不一样，家教使然。对于人情世故，她要比自己懂得多。
小饭店外间的电视里正放着一首流行歌曲：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邓一群笑着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田小悦就笑着对他说：你也应该出去走一走。你这是坐而论道，临渊羡鱼。邓一群笑一笑，想：我是没有那份勇气的。得到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多么地不易啊！我怎么能够轻易地失去它呢？再说外面世界虽然精彩，但它不同样也有无奈吗？事实上，人时时就处于那种精彩与无奈之间啊！
周振生对邓一群说：“小邓，你在机关里表现是不错的，你好好努力，将来一定比我好。”邓一群笑笑，说：“怎么可能呢？像我这种人一没有后台，二又不会通关系，能在机关里干已经很不错了。”周振生说：“你不必谦虚的，我看得出来啊。人要从一开始就要表现好，像我这样再从头来已经不行了。”邓一群默默地听着，他觉得周振生对他讲的话都非常诚恳。他是聪明的，他是了解他的。他说像他这样能从农村出来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不去奋斗，那么到头来必然是一切都无所得。既然他从农村里出来，就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奋斗方向。邓一群被他这一说，内心里就更明确了。但他不说。
最后的饭钱是田小悦掏的，她非要那样坚持，坚持得周振生不好意思。
回来后，邓一群也一直觉得自己欠了她的情。他后来拿出五十元钱给她，说：“这算是我和你合请的吧。”她嚷起来，说：“小邓你干什么呀？一点小事，你也要放在心上。”他就愈发不好意思起来。
工作，照常进行。
一切又都那样按部就班。
青年机关干部邓一群不折不扣地完成领导们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他已经开始熟悉机关工作的道道，并且对很多工作开始驾轻就熟。说起来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以说，他刚来的时候对制订计划是一窍不通，完全是靠认真学习才掌握的。而且，掌握得很快。
他的表现得到了领导们的夸赞。
［14］
时间过得真快。
尽管邓一群的工作受到了领导的肯定，但他却并没有得到受到重视的迹象。或许，他们认为他做的仅仅是他应该做的。
他隐忍着。
在机关里就要这样，一切还得要机会。没有机会也是不行的。他还年轻，有的是机会，他想。
邓一群忽然想起来，他已经有许久没有去看望虞老了。一年？
在过去的日子里，他知道虞老变得有些欢迎他去了。虞秘书长对他最初的反感在慢慢消失，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作用是他的老伴。他的那个老伴不反感他。每次去，邓一群都特别谦恭。他去看望的时候也很简单，只要提两斤水果就行了，然后再多准备些对虞老和邓阿姨的恭维话。他每次去都表现得很听从虞老对他的谆谆教导。虞老对现在的年轻人很失望，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理想，只知道听流行歌曲，留长发，穿奇装异服。对现存的社会形象，他也充满了担忧，认为眼下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很有可能影响社会主义事业。他对邓一群说：“你们现在年轻，一定要认真工作。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每次听到他这样的教导，邓一群在心里就很难受。这年头谁还会想到为人民服务呢？但他又不得不装做很认真的样子去听，脸上尽量做出会心的微笑，有时眼睛还得盯着自己的脚尖看。虞老对他有恩，改变了他的命运。同时，他也相信，只要虞老一天不死，对他就会起到一天的作用。虞老现在还在省里挂着好几个头衔呢。人虽然退了，但影响还在。他要前进，就不能没有他的帮助。
之前他打过两次电话，都是那个小保姆葛素芹接的。葛素芹说虞老和老伴都出去了，到下面各个县转一转。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有时虞老在本市的一个女儿回来，帮着收拾一下家，关照晒棉被或是拆洗什么，清闲得很。
他现在和葛素芹已经很熟了，她在电话里都能一下子听得出他的声音。
既然听说虞老不在家，他也就没再去。
那天邓一群正在听田小悦说一个笑话，电话进来了。徐明丽接了，说：“小邓，是你的。”邓一群接过来，里面传出葛素芹的声音。葛素芹说：“喂，虞老死啦。”邓一群一怔。“死”字是那样地刺耳。葛素芹在电话里急急地说：“几天前他和省里的一帮老干部，到下面一个县去推广泰国牛，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
“那阿姨呢？”
“在家里。她身体又不好，家里现在乱成一团。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省里来了人处理。也许明后两天就要送到石村去火化。还要开追悼会。你来不来？”
邓一群脑子里木木的，这个消息对他太突然了，让他有点反应不及。这样一个对他人生起了重大作用的老干部，怎么说完就完了呢？前后加起来，他认识他才一年的时间。他是可能对他今后的前途发挥更大作用的人。在他的关照和庇护下，他邓一群一定能有更大的发展。而现在，却什么都完了。
放下电话，他半天没有说话。
［15］
人生当中一棵很重要的大树倒掉了。
邓一群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
他想不到虞秘书长就这样死了。一个人怎么说死就死掉了呢？过去他一直感觉老人家的身体是不错的。但是车祸却是无情的。按说像他这样的好干部，是不该遭此横祸的。看来老天不长眼。他死不要紧，却害了他邓一群。他年纪这么轻，刚刚有了靠山（而且这个靠山还非常硬朗，想不到却这样抛下他走了），这让他今后依靠谁去？
邓一群感到一种强烈的无奈。
省机械工业厅的周润南厅长五十出头了，身材粗壮结实。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精力充沛。他面色红润，说话时嗓门很响，显得底气十足。一口北方口音，普通话和他的家乡方言相杂，很有味道。
周厅长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看上去，他的形象很像是影视作品中所塑造的领导者，或者说那些演员在模仿像他这样当官的人。他有一种威严，稍稍不足的是他正在衰老，眼睛下面有了沉重的眼袋。他西服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工作上很有一套，同时他对官场上的一套谙熟于胸，通过这些年来的动作，在省机械工业厅他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是这里的一号人物，他是领头羊。他说了算。在厅里，谁都知道另外几个副厅长不过是他的陪衬。他是个具有极强领袖欲的人物。自然，他也不是天生具有领导才能的。据说他在下面当副市长的时候，就经常遭到同僚的排挤和打压，吃过不少亏。也正是这样，才有了他今天这样的手段。当年的失败，为他积累下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邓一群第一次看到他时，已是在好几个月后的全体机关干部大会上。
看到他的时候心里甚至有一些激动。邓一群希望周厅长能注意到他，因为他毕竟是他引进来的人啊！但是周厅长在台上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他想。周厅长在台上大口地喝茶，大口地抽烟，大声地说话。
几年以后，邓一群对他不再有那种崇敬心理了。因为他已经听说，周润南是多么地贪婪。在机关里他拥有三套房子，一处比一处好，装修得像宾馆一样。逢年过节有无数的人向他送礼，仅酒类而言，家里的茅台就多得可以用车子拉。机关小车班的驾驶员到他家里帮忙运装修材料，他都可以用茅台酒招待，而且让他们敞开喝。他有两个孩子，都已经工作了，一个安排在海关，一个去了美国（据说是厅里出钱送出去的，但谁敢说不呢）。下面的三产红红火火，但也可以说这个三产就像他自己家里办的一样，随时可以从那里拿钱。这些年来，他在全省机械行业的一些改革，被当作成功的典范。他被誉为改革家。省里的报纸、电台经常做他的宣传，北京的大报纸也做（自然是要花钱的）。省里的领导也很高兴。他是一个红人，还被评为省劳模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对周润南厅长来说，他正在事业的巅峰上。
一切错误都可以被那种表面的辉煌所遮盖。
机关里的每一个人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个个都要小心地伺候他。
邓一群好几次想和周厅长说一句话，但他却一直没有机会。有时他甚至想：既然不能到他办公室里去，至少可以在他下班时在楼下看到他。有两次他还真的看到了，但周厅长却没有看到他。他把他肥胖的身体挤进崭新的奥迪轿车，车后冒出一股白烟，一下就出了机关大院。
虞老一死，这根线就更彻底地断了。
邓一群的心里冷冷的。他不想再到那个家去了。那个家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倒是邓阿姨有时还会主动打电话过来，问他最近怎么不去玩了。他有些惭愧，但他同时又觉得自己的行为无可厚非。他支支吾吾地搪塞说，最近单位里的事情多，一时走不开，事实上他早想过去了。
过了一些日子，邓一群到底还是去了一趟。邓阿姨家（已经不叫虞秘书长家了）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更加冷清了。邓阿姨的脸色不太好，白白的，可能是过于疲劳的缘故。在那次车祸中，她也受了伤，但只是轻伤。对她的打击，主要还是在精神上。虞秘书长当时整个人被卡在车座中间，等救援的人赶来，把他拉出来，发现他身上、脸上全是血，已经停止了呼吸。
看得出来，她很寂寞。虞秘书长的几个子女对她很不友好，甚至很嫉恨她。他们可以有一千种理由嫉恨她。邓一群问她的生活情况，她回答得倒也很平静，至少她表面上表现得很平静。她问他怎么样，他说就那样。是的，现在他是看不到什么希望了。虞秘书长一死，他邓一群还有什么戏唱呢？机械厅的人不会把他当回事，周润南更不会把他当回事。那次虞老的追悼会，他都没有能够参加。参加虞老追悼会也要有一定的身份，而他是被视为没有资格的。邓阿姨向他解释说，当时事情太多，她又很悲伤，所以关于他的事就疏忽了。
葛素芹作为一个保姆，自然和她没有什么话说。邓一群没有听说邓阿姨在本市有什么子女，自然她很希望他有空能来坐一坐，也算是个熟人吧。在她的心里，也许觉得他过来陪她是应该的，毕竟是因为得到他们的帮助，邓一群才得以进了机械厅的。她和故去的老虞是邓一群这个年轻人的恩人。他有责任，也有义务。然而邓一群的心里却不是这样想，他想到的只是自己失去了依附。失去依附的人也是很痛苦的。你怎么能对一个失去依附的人提出要求呢？这时候任何一个要求都是苛刻的，任何一点要求在他的意识深处都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虞秘书长的死，对邓阿姨这个京剧青衣来说，也许仅仅失去的是老年的依靠，而对邓一群这个没有任何身份也没有任何依靠的农村出身的青年学生来说，失去的却是一生的依靠。
邓一群一段时间以来，平凡得很。
机关里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很不错，至少表面上不比他差，而且有些人在机动灵活性上比他表现得还要出色。当邓一群失去依附的时候，别人的优势就更加醒目地显露了出来。
邓一群一点也没有想到小倪事实上比他更要成熟一些。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邓一群从外面回来看见小倪正伏在桌上写什么东西。邓一群是到长途站送他二哥回去的。一个星期前，邓一明从乡下来到了省城，找到了邓一群，说要在这个城市里找个零工做。邓一群心里很有点不快，他二哥的那副打扮，典型的一个乡下傻瓜。也真难为他，他居然也一路找到了城里。到了邓一群他们单位的楼下，也不知道该到哪一层，看到别人进了电梯，他就也跟着进。偏偏那天开电梯的妇女还离岗，他就在电梯里上上下下，直到有人问他，他才说是找邓一群。别人问他是邓一群的什么人，他就咧开大嘴笑起来，非常高声地说：“啊，我是他的哥哥，他的二哥。”好像他弟弟在这个单位里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大干部。当然，弟弟是大学生，毕业分配来的。在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他并不知道一个刚到单位不过两三年的青年人该是怎么样的一种地位。
邓一群对他的到来，心里充满了不快。
二哥邓一明在村里还是那样，什么名堂也做不了。来的那个晚上，邓一群问他谈了媳妇没有，他脸上现出的都是无奈和紧张，他说他不急。邓一群心里却像明镜一样，知道他哥哥已经实在忍耐得太久了！
在老家的村里，像邓一明这样的光棍已经屈指可数了。邓一群也想不明白，他二哥长相什么的也还都可以，怎么就会找不到媳妇？毫无疑问，二哥邓一明某些地方跟他有点相似，在心里，有那么一点点浮。庄稼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哪怕你身上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浮，他们就觉得你不是个实在人。然而在乡下，对于像现在的邓一群来说，身上的浮，不仅不是缺点，而且简直就是文化的象征，可邓一明身上就不能有。在那些青年农民群里，别人眼里的邓一明多少就有点不务正业的样子，谁家的姑娘嫁给他能放心呢。
邓一明是念过初中的，所以他那一颗心就不怎么安宁。他想飞，飞到更远的地方去。但是，他却又是农民。他在村里看不惯一切，这样村里就愈不接纳他，愈排斥他，他就愈发看不惯村里的一切。他喜欢对村里的一切都指手画脚。邓一群还知道，他二哥天生还爱吹嘘。邓一群有点怕和他呆在一起。在以后的几天里，邓一群一直把他留在宿舍里，没有再让他闯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他对邓一明说：“我帮你打听打听有没有单位要零工，你好好等着。”邓一群这样说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这是在欺骗，在这个城市里，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熟人，到哪里给他找工作去？他这是给我出难题啊！邓一群想，而且居然这么冒失，事先一封信也不写，就往陵州来。但他当着他的面却又不能说出来。邓一明的年龄并不大，但他的面容却是苍老的，眼角也长了很多皱纹。生活的劳累使然。邓一群知道，他的二哥生活得很不快活，艰苦的田间劳动和得不到的情爱的渴望折磨着他。
过了几天邓一群对他二哥说：“我托了很多人，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你还是回去吧。”邓一明的脸上就写满了失望。邓一群不知道，邓一明从村里出发的时候，几乎村里人人都知道，他说他要在陵州打工，不会轻易回去的。
但他却不能不让他失望。
小倪正在写的是一份入党申请书。小倪说：“在单位里写不下去，只有回来写啦。”邓一群知道，事实上他只是为了避人耳目而已。邓一群说：“你找到介绍人没有？”小倪笑起来，说：“你必须先写，在机关里混，没有党员身份不行啊。通过通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邓一群知道小倪说了假话，他这样写，一定已经是成竹在胸了。他内心里不免生出了一些妒意。他想起来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也是跟风写过一份的，后来却因为系里人事变动而没有人再过问，到了这个单位以后，他倒真是把这事给忘了。
邓一群看到小倪正在抄一个小红本本。小倪笑着说：“他妈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写，只好照着党章抄。这是我跟人借来的。”他看了邓一群一眼，说：“你也赶紧写一份吧，什么时候交给机关党委，也许我们能一起被发展呢。”邓一群嘴上连忙说“我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写了也白写”之类的话，心里却在想：我也的确该写一份了。一个人在机关里混，就像周振生对他说的那样，一定要当官。不当官就不必在机关里混。
小倪和他住在一起，他们已经成了在机关里的好朋友。既然是一对好朋友，事实上也就有了竞争。一样的年轻人，邓一群怎么能落后呢？“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真理。小倪在劳资处，看起来工作比邓一群要轻松，而且人际关系相对而言也比较宽松一些。他现在好像已经有了女朋友，不确定，有好几位，说不上哪一个是。原来和他们一起住的小赵，早已结婚了，单位重新给他分了房子，于是空出来的那一间单位里却给了机关的另一户人家的什么小孩。他们从来也没有见那个小孩来住过。于是他们晚上在宿舍里的时候就一起大骂办公室的那个郑主任。
邓一群在心里对那个郑主任没有好感，那家伙长着一个精瘦精瘦的个子，圆圆的小脑袋上光秃秃的，没有什么头发，细细的眼睛上架着一副眼镜。明明是个男人，但他讲话却讲得飞快，像个女人在吵架。小倪说，郑过去在机关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但这家伙心里却猴精，善于拍马，很快就当上了食堂的主任。进了食堂之后可就方便了，把各种食品往领导家送，送来送去就成了办公室的主任。机关里很多人都说，他的主任之路是由大米、油、牛肉之类的食品铺起来的。
郑是个小人，天生的奴才相，而且是对下鼻孔朝天。谁都知道，郑主任简直就是周润南厅长家豢养的一条狗。在周润南面前，他唯命是从，但在更多的人面前，他却可以趾高气扬。这是一种现实。小倪说他刚毕业分来的时候为了房子问题就同他大吵了一架。邓一群想：我也痛恨这种人，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的很多情绪都一样。
很多个夜晚，两个单身的年轻人在宿舍里一起放肆地谈时事，谈机关里的人际关系，谈女人。现在经商的大潮愈演愈烈了，简直是全民皆商，到处都听人说辞职下海的，更有像原来在机关里当着大官的人都有下海的。有钱是好汉，没钱穷光蛋！全国涌起了一股潮，大批的人到海南，到深圳、广州，像一股移民潮，像邓一群他们机关处室里的周振生这样的一个科级干部，放在全国，根本不算是一回事。
周振生也发了，他出去了几年后，那次回陵州住在最高级的五星级饭店。他到处里来了，先是看望了领导，再后来也看了处里的其他同志。他对邓一群和田小悦他们说，自己这趟来就是看望他们的，他在海口一天也忘不掉他们当时是怎么在小饭店里为他送行的。“人间贵在有真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样的话，说得那样真诚，倒是让邓一群和田小悦感到受之有愧。邓一群知道，他回来看望他们这样的小职员是假，看望领导才是真的，但同时周振生对那些昔日的领导讲的话全是虚假的，只有对他和田小悦讲话才是有可能发自内心。
邓一群在心里只有羡慕周振生这样的人。
至于他自己，他想他永远也不可能像周振生这样。他一个青年农民，能有今天，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每个人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而他的路，就是在机关里干下去，一直干到老。为机关“奉献”自己的一生。
［16］
周振生那次回来单独请邓一群和田小悦在五星级的金桥饭店吃了一顿。
金桥饭店是香港一家财团在陵州开的，这里出入的都是富贾贵人。邓一群过去想也没有想过他会到里面去吃顿饭。田小悦说她过去只是在里面喝过一次茶，陪她的一位已经出国的同学。她说的那位同学，邓一群见过一面，非常漂亮。临走前田小悦说那位女同学是电台的一位主持人，到了美国的第二年就嫁给了一位美国小伙子。她从旧金山寄过来一些照片给田小悦，从照片上看，那个美国佬还没有她高。
那样年轻漂亮的女人献身给那样的外国佬，让人感到有点气短。这同样是一股风潮，最早的是那些北京的青年电影女演员们，国门一开，立即急不可耐地嫁往美国、德国、英国，甚至是毛里求斯。邓一群想起自己的村里，有个年轻姑娘，嫁给了县里的一位瘸子，那个瘸子在县城里开了一间缝纫店。当时村里有很多人不以为然，感到那个漂亮姑娘不应该嫁给一个瘸子，现在看来，这些城里的女性并不比村里的那个姑娘更有女性意识。
小倪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就说：“只兴那些老外操我们的好女人，我们也应该操那些女老外。”邓一群说：“你还很有爱国情怀。”小倪说：“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想法。”邓一群说：“你要能操到女老外，我们一定给你发一个‘杰出的爱国青年奖’。”
周振生明显比过去胖了。但是说起过去的经历，他不由感慨万千。他说他最初到南方去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五千块钱。可不到半年钱就用完了，其中很多次是受人骗。那里到处都是骗子，我骗你，你骗他，就这样互相骗。很多人后来都像他一样，玩起了空手道。自然他这样玩也完全是被逼的。他先后在十多家公司干过，干着干着就被炒掉了。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真想回来。最困难的时候，身上只有不过十块钱，差点就去乞讨。他给老婆打电话，请她汇点钱，可老婆坚决不干，还在电话里骂了他一通。
“我最多的一次两天三夜没有吃饭，后来实在饿急了，我抢了一家店铺里一个馒头，也许是人家看我可怜，没有打我。没有钱，也没有住的地方，夜里我就睡在桥洞里。那种痛苦不是现在所能够想的。但是还得找工作，骑一辆破自行车，满海口市跑，推销汽车轮胎、电器、香蕉水……什么没有干过？说起来一言难尽。我也有过机会，一次一个老板可怜我，说看在同乡的分上，让我做一笔买卖，可是手上没有钱啊！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哥哥，让他借一笔钱给我。我哥哥在电话里让我立马回来，说如果再不回来家庭就完蛋了。后来我就在电话里反复地问他，到底借还是不借。我哥哥说，我借你不就是往水里扔吗？不借！
“人到了关键时候，就是这样冷漠。”他说。
邓一群和田小悦在心里就只有感慨的分了。
他说在南方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他通过拼搏终于站稳了，成功了。他说他现在负责一个菲律宾老板开的度假村，年薪十五万。当然，他自己还暗里做着另外的生意，和几个朋友一起。只要赚钱，什么都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除了没有贩毒和走私军火，别的什么都干过。在他的描述里，海南是个富人的天堂。他说像他这样的在海南只能算是个穷人，最没本事的人，最有本事的当属那些炒房地产的。搞一块黄金地皮，经炒家那么一炒，一夜之间你就可能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周振生的风度和过去不能比，身上突然多了一种老板的气度。这是田小悦和邓一群共同的感觉。他被一身的名牌裹着。他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周振生了——省机械工业厅的一个科级干部。周振生说，只有到了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他说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自己过去在机关里的那些斤斤计较，其实一点意思也没有。如今，他甚至有点可怜机关里的那些小处长们。“有什么意思呢？”他说，现在的社会，有钱才是真的，其他一切都是假的。周振生说：“爹亲娘亲，不如钱亲。钱能推动一切。有了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如今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啊！”
田小悦说：“你这一下子变得太厉害了。谁不知道钱好啊？可也不是人人都能像你这样的。”
周振生怔了一下，感慨地说：“也是。我这短短的几年变化得快。人人都这么说。周处长和别的几个处的头头都说我变了，我知道他们说的还并不是我变得有钱，而是我的观念变了。环境改变观念。你们不到海南不知道。在海南，只讲钱，别的什么也不讲。你到海南、广东不要说你是处长、厅长，省长也没用。说什么话，钱最有发言权。钱，真的就能买来一切。不要说什么钱买不来真情。钱，最真。我这么说，因为我现在差不多还是个穷人。当然与内地比不好比。在海南，像我这样的，根本不算回事。我一年的年薪，只是一个贵族子弟学校学生的学费。”
邓一群说：“将来你也一定是百万富翁。”
周振生说：“我这样挣钱是有限的。真正来钱的，还是倒红头批文。批文就是钱。大把大把的钱。在海南发大财的就是那些北京大官们的公子，一出手就是几百万进账。”
那天，周振生请他们吃的是西餐。
那也是邓一群第一次吃西餐，他尽量吃得很小心，也很斯文。周振生突然问：“小邓你谈了朋友没有？”邓一群心里一动，说：“没有。”周振生就笑起来，看着他，又看了一眼田小悦，说：“其实你们两人倒适合，挺好。”
田小悦笑起来，说：“周老板你作弄人，你说我们合适吗？”
周振生也笑起来，说：“啊，啊，啊，说笑说笑。不过，小邓，你也该考虑了呀，对你而言，早点成家有好处，可以一心做点事情。你们不要学我。小邓好好努力，还是很有前途的。”
邓一群苦笑了一下，说：“哪里有什么前途，干下去就是了。”
真的，他对前途，并没有太大的奢望，但他也知道，他必须好好地努力。
只有努力，才能得到。
他不适合像周振生那样，他只有走他自己现在的路。
［17］
看到田小悦的美丽，邓一群就想到了爱情。追求田小悦的人不少，邓一群就经常接到男青年打来的电话，要找田小悦。
我也应该考虑婚姻了，邓一群想。
在机关的那些青年人中，邓一群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开始慢慢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他失去了虞秘书长那个后台后（至少他心理上感觉那是一个后台），他开始考虑以自己的方式表现自己。他不怎么讲究衣着，普通话也说得不好，与人交往保持着一种距离，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他更多本质性的东西。正是由于他的朴素赢得了人们的好感。而对他的这种种好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人们的看法是多么受着事物表面的支配。
他在计划处第三科的工作量比谁都大，可他从来也不抱怨什么。事实上他根本无从抱怨，徐明丽和田小悦都是女人，而女人们做事的能量有限。科长朱贵今也就很乐意支使他。科里的工作或者说是老朱的工作，有一半需要他来完成。这样工作的结果，就是使他顺利定了级，两年后，又被提为副科。
提拔为副科对他来说的确是意外收获，他根本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但他也深深地知道，对他的提拔并不是领导对他工作的奖赏，这里面事实上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跟车，二是老朱的极力推荐。所谓跟车，他是跟着田小悦。田小悦比他早进机关一年，工作并不出色，但也从来没有出过错。田小悦在机关的年轻姑娘里算得上是最漂亮的一个，她聪明活泼，人缘很好，关键的还在于她的父亲和程副厅长过去在部队里是多年的战友。没有田小悦的提拔，邓一群想要提拔成副科可能还不会这么容易。由于处里考虑到田小悦，所以老朱也就极力推荐了邓一群。据说在最初报到人事处时，人事处并不赞成同时提他，最后还是刘副厅长说了一句“小邓表现不错嘛”，这才同时得到了提拔。
刘副厅长叫刘志新，五十开外，瘦高个子，一头花白的头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衣着朴素，远看就像一位老技术员。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早年毕业于清华，并且有过留苏经历。与另外几个副厅长相比，他好像更要独立些。很多时候，他们的意见常常有些不一致的地方。在机械厅，他可能是唯一真正懂行并且有一定能力的知识型领导。但是，在仕途上，他并不顺利。据传省里过去曾考虑把他调到教育厅任厅长，但后来一阵风过去了，就没有了消息。他偶尔到计划处来，看见邓一群和田小悦们，就说：“你们青年人可千万不要到了机关，就把专业丢了，这样就太可惜了。”他们就笑，是的，要做到这一点很难。
邓一群在心里很感激刘厅长的那句话，但这次提拔的结果却并不能使他心情激动，相反使他在心里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委屈。但邓一群没有把自己的不快放在脸上。在处里的会议上，副处长庞正宣读人事处的这个决定时，他还是在脸上露出快活的笑容。周处长说：“一群到我们处不久，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啊，所以这一次也和小田一起被定为副科长。”邓一群看了一下田小悦，她也看了一下他，朝他露出了一脸灿烂的笑容。她也许还觉得和我一起提拔，是怠慢了她呢。邓一群想。人就是这样，从来不肯换一个位置考虑问题。事实上是她得到的很轻易啊，而我要得到却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徐明丽对他们两人的提拔感到明显的不快，那几天她一直阴沉着脸，因为对她而言，她在机关里整整干了七年，才被提拔为副科。她心里觉得这两人与她相比，他们根本不应该提拔得这么快，应该再考验几年才行。田小悦悄悄地对邓一群说，你看她最近又犯病了，有什么呀？你看人家办公室和人事处分来的小钱和小张，去年就已经是副科了。邓一群就点头称是。田小悦还是把她和自己放在一个层面上的，他想。而徐明丽过了好一阵，趁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才对邓一群说：“这次提拔你们我就有意见！与你相比，小田明显还不够格嘛。我是和周处说过好几次，我说人家小邓表现不错，工作积极，应该提拔。”邓一群就装做苦笑了一下，说：“我不能跟人家比啊，我们农村出来的，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你也不要自卑嘛！农村出来的也是人。我看你就是比田小悦强。”徐明丽说。
“不好比的。”邓一群说，“我这样已经很知足了。”
徐明丽说：“你也该考虑谈对象了。你有了吧？”
“没有，我们这样的，在城里，谈不到合适的。”邓一群笑了一下。
徐明丽说：“噢，真的没有么？现在大学里的学生在学校里都是有的。”
邓一群说：“我们那时候只忙着学习，哪里敢在学校谈啊。”
徐明丽说：“你要什么条件呀？”
邓一群说：“没有什么条件的。”
徐明丽说：“还是要现实一点的好。找对象不是找别的，一定要找一个能过日子的，就行了。这一点很重要。年轻人都想浪漫，但那是不现实的。”
正当邓一群在接受她这样教育的时候，田小悦就从外面回来了，她一边笑着一边就坐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去。
徐明丽不再说，邓一群也就不再听，而是装作忙自己手上的报表。
邓一群在想，自己有没有追求田小悦的可能。
田小悦对他不错，非常友好。
但友好是一回事，爱情（婚姻）则是另外一回事。邓一群对这一点知道得非常清楚。周振生那次请他们吃饭，他的那句话，田小悦的回答就很微妙。田小悦对他来说，是太精明了。她的聪明，可不是他所能比得了的。出于家庭的原因，她对那种人情世故的掌握与了解，要强他许多倍。
可他还是在心里想追她。
在他面前，她是一个强者。她没有一处不比他强（除了工作，可工作上的强算得了什么！这年头老实干活的人可以说是在单位里最吃不开的人）。她的出身，她的社会背景，她的社交经验，她的谈吐，等等，等等。
邓一群后来知道，他在内心里一直渴望能够征服她。在爱情上征服她，就是所有方面的征服。征服她，就是意味着战胜了她。战胜了她，她在他面前也就没有任何可以值得骄傲的本钱了。
但是田小悦却很少同他谈自己的问题。
邓一群是多么地渴望了解她呀，他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追她一回。不试一试，怎么能知道她对自己的真实想法呢？田小悦与他过去的那些女同学相比，她是真正的城市姑娘，在层次上要高出好多。能和她好，对他那是怎样的一种满足啊！这样的满足远远不仅是情爱上的，也不仅仅是一种婚姻上的意义，它比这些要更多，更广泛。
本帖最后由 某领导 于 2009-1-7 12:50 编辑
［18］
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
转眼又是一年的秋天。
这个秋天里，邓一群感觉田小悦一下子变化了很多。这种感觉是突发的，事先毫无意识。那天早晨上班，邓一群正在整理报架上的报纸，田小悦就进来了。事实上他早就知道她来了，因为他听到了她的脚步声。他熟悉她走路时皮鞋的声音。她穿了一件碎花上衣，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短皮裙（徐明丽背后嘀咕，说，报纸上介绍，在国外，只有那种低级的妓女才会穿这种皮短裙。邓一群觉得她这样说，也真是太恶毒了。无论如何，田小悦的形象跟那样的女人也扯不上一点边）。皮裙子短短地只包住了她漂亮的臀部，看上去的确非常性感。一双腿非常漂亮，穿着透明的丝袜。系带式皮凉鞋。透过透明的丝袜可以看到她的脚趾甲涂了蔻丹。
他的眼睛一亮，但他却不好意思长久地看她。她问：“你吃了没有？”邓一群说：“吃了。你怎么还没吃？”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说：“早晨起来迟了，昨天晚上到一个同学家里去聚会，一直到很晚。”她在桌边坐下来，从包里取一小袋麦片、一袋切片面包、一小瓶苹果酱。
她问：“有开水吗？”
邓一群说：“我去打。”她站起来，笑着说：“我去吧。”邓一群说：“不用，我去。”她热情地说：“那怎么好意思。”邓一群说：“那有什么关系。”男人就是这样，要表现风度。他想。他在楼道小锅炉间一边打水的时候，一边就想田小悦的那种美丽。他的确在尽力讨好她。他这样的讨好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一方面他想让她强烈感受到他对她的意思，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单位里的其他人知道——在他没有完全把握能够追求到她的时候，他是不会让单位里的人知道他的企图的。他有自己的尊严。他要一点也不露痕迹地做这些事，直到胜利。
城市出身的姑娘天性是懒的，她也一样，在家里被娇惯坏了。有时候她中午吃饭的时候不想在食堂里排队，他就帮她带一份——他可以做她要求他做的一切事情。他不会无偿地做这一切，他会得到补偿，相反，那她得到了一些东西，无疑也就会为他付出一些东西。邓一群在心里想，自己做的这一切不会白费。
她冲了一杯麦片，办公室里立即就荡漾着一种香气。她身上也有一种香味，不过她从来也不用浓香。邓一群从书上看，说女人不可用浓香，但他偏偏就是喜欢女人的浓香。他也知道只有乡下的女人才会用浓浓的香水，而且档次很低。他想到了那年林湄湄到大学校园里找他，身上的香味就浓重得很，浓得她一路走过时，在身后拖曳着一条很长的余香，就像一架喷气式飞机飞过时后面留下的白烟。那种浓浓的低档香水味能够激发他的性欲。每天早晨他从宿舍里出来骑车上班，一路上他喜欢跟在那些有浓香水味上班女性的身后。从他住的宿舍到他上班的长江路口的时代大厦，骑车要有40分钟的路程。他一路上有不少的享受。
那种样子，他想起自己就像是小镇上的一些正在青春期的少年，特别喜欢追在汽车后面，贪婪地嗅着尾气。
男人都喜欢香水味，或者换句话说，男人都喜欢女人。
女人是香水的代表。
处长自然也喜欢女人，无论是年轻的处长，还是像周处长那样已经上了年纪的，就像后来老朱说笑的，“三十不浪四十浪，五十正在浪头上”。周处长再有一阵子就要退休了，来日不多啦。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自然就要捞最后一把。
有天晚上下班时间，处里的人都已经走空了，邓一群因为老朱交待要等下面一家牧场发来的一份传真，就走得迟。收到传真后他照例检查各个处室的门是否关好，走到处长室，却看见门没有完全关严。他透过半敞着的门，看见周处长一把将二科的罗正英拉坐在自己的大腿上。罗正英身体像是挣扎了一下，又像是为了让自己的屁股在他大腿上坐得更好，反正两人扭在了一起。周处长的手搂着她的腰，像是触到了她什么怕痒的部位，两人都笑了起来。那笑声虽然压抑着，但却透着强烈的放浪和下流。邓一群不敢看下去，赶紧悄悄地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们的胆也真是太大了，年轻的邓一群想。想不到机关还有这样的事，这让他吃惊不小。机关看来也是个很不干净的地方。别人不干净倒也罢了，连老周这样的人都偷偷吃荤，还有什么好人么？他们一定以为这个楼层的人都走光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新闻啊。
罗正英有四十出头了，邓一群对她一点感觉也没有（毕竟不在一个年龄层上）。在他眼里，她不过是个姿色平庸得要命的女人。五短的身材，短发，更显得脸像一张柿子饼，而且皮肤一点也不鲜润了，黑黑的。讲话的嗓门粗粗的，做事什么的像个男人。周处长怎么就看上她了呢？
邓一群刚到机关的时候看到周有点畏惧。周处长大名叫周永胜，五短身材，脑袋有点像猪头（但这却并不妨碍他当官，也许当官并不需要聪明的脑袋——后来邓一群懂了，当官的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你是否会拍，会吹），还有一副像女人那样肥胖的屁股，走起路来双手摆动，有点像鸭子在划水。他与其他处长不同的是他自己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由此可见他在单位里的地位和影响。他与省里有关部门的交道打得很好，而这就被视之为能力。邓一群知道，周头的方法也很简单，这些年，逢年过节就是请那些部门的头头来凑一桌，而且从下面单位弄点土特产送过去，如此而已！
周永胜平时非常严肃，很少给点笑脸于下属。只有上面来了人，邓一群才能一睹他的和蔼尊容。他爱抽烟，抽的香烟都是市场上所能见到的最好的。他的烟龄很长了，至少也有二十年，他说他过去在部队里就抽烟。另外就是他嗜茶，非好茶不喝。他的这两好在单位里名声显赫。有时就连周润南也会送点好茶给他，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田小悦表面上对周处长很尊重，而邓一群也看得出来，老周在内心对田小悦充满了好感，可他却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也许是因着年龄的悬殊，他有着不少的顾忌。他只能开开田小悦的玩笑，说自己可惜没有儿子，有儿子一定娶田小悦做媳妇。田小悦也不恼，她知道，如果周头有儿子，他也许就不敢讲这样的玩笑。
邓一群很佩服田小悦平时所表现出的那种乖巧，她真是一个人精。在机关里不干什么活，还能得到一片赞美声。尤其是处室里的男同事们，年终考评的时候，总是给她最好的评语——年轻好学，团结同事，工作积极，表现进步，等等等等。即使像他这样的，年终同事们还能对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年轻漂亮的女性总能讨不少巧。
邓一群对她心动不已。
他终于鼓足勇气对她说：“红楼电影院现在放内部参考片，听说很不错的，你看过没有？”
田小悦说：“啊，我也听说了，但没有去看过。”
邓一群笑着说：“什么时候我请你去看一场吧。”
“好啊，”田小悦笑起来，说，“有什么好片子没有？”
邓一群说：“有的，都还没有声译。我和小倪上个星期去看过两场，莎朗·斯通的《本能》和一部《一条名叫旺达的鱼》。”在《一条名叫旺达的鱼》片里，邓一群看到了他过去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准色情镜头，让他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种诱惑对他产生的效果是巨大而强烈的。
他欣赏那样的东西。
他希望田小悦也能喜欢。
田小悦的承诺让他觉得自己有希望向那个目标进发。
但他不知道，他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空想。
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邓一群早早就来到了长江路上的红楼影院，等田小悦来赴约。他们下班的时候已经敲定了。邓一群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甜蜜。他想，他在接近目标。原来田小悦也不是像他开始想象的那样有着多高的要求啊！
当然，自己的条件也是不错的呀！
这样一想，他心里的感觉就开始膨胀起来。
田小悦有很多同学，这自然是好理解的。她与他这种出身的毕业生不一样。她自小就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追她的男同学不少。邓一群经常看到她在办公的时候接到男同学的电话（他虽然听不到电话里说什么，但从她的那种表情完全可以推断那是男同学）。她接到那些男同学的电话总是很开心。他们在电话里谈的总是舞会、托福考试、西餐、咖啡馆等等时髦新鲜的事物，每当这时候，邓一群总强烈地感到自己原来和他们差距是那样大，距离那么远。他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乡下。有一次田小悦的一个女同学来，她们一起议论起她们过去同班的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毕业后分回了老家那个市里的一家单位，结果干了两年，和单位的领导搞得很不愉快，据说他性格有点怪。他的辞职曾让不少同学为他担心，而现在已经到广州去了，在一家新成立的电台当主持人。她们共同回忆那个人，于是就笑得很开心，说那个人过去在学校里的种种可笑的表现。言谈里，她们一点也不羡慕他，相反，她们认为他这辈子不会行什么好运。而这主要的就是由于他乡下的出身。他的出身注定了他在人格上表现出的种种缺陷和弱点，这些都会妨碍他的前程。
邓一群那天表现得很平静，他装做忙报表的汇总，但她们的每一句谈话都像刀一样刻在了他的心里。后来田小悦不知怎么意识到了她们这样的谈话会让他误解，就赶紧停止了对农村出身青年的嘲笑。邓一群在心里就愈觉她世故老练。当她和他两个人的时候，她可从来也没有一点看轻农村的意思。
田小悦就是这样，她总是尽量表现得很圆熟。她也是这样做的，的确也收到不错的效果。她能这样，邓一群在心里就不对她产生恶感了。
小倪有次在宿舍里对邓一群说：“你们那个小田，是很能干的一个人。”邓一群问：“能干什么？”小倪说：“你难道没看出来？别看她是个小小姑娘，可处事什么的精明得很。你们处长一定是很喜欢她的。这丫头将来可以成为女能人，她能当官。”邓一群就说：“她是很好啊，待人很热诚的。不过，她一个女的，当官倒未必。”邓一群在心里完全赞同小倪的看法，田小悦将来很可能是个女能人，但他看不出她能当官。他看不出她想在仕途上发展的念头。
小倪说：“当官的事情你能说得清？领导看中了，不当也不行啊。再说这年头谁还有不当官的？如今只有两条路走，一条，像周振生那样辞职下海捞钱，一条，还是在仕途上前进。当官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自然的，那还用说。”邓一群笑起来。当官的好处是明显的。邓一群在机关这么长时间也知道，在单位里只要能混到处长的位置上，就开始有人拍你，送你好多好处。当官没有好处，谁还会削尖了脑袋去争！
当官的生涯，就像是一种吸毒过程。所有快感都在这过程里面。
“处事本领就像是天生的。我们处里的小王也是，人精。处长就是喜欢他。”小倪感慨道。
邓一群知道他说的是那个去年刚分来的大学生小王，戴一副眼镜，看起来书卷气挺重，表面上一点也不像那种会讨领导喜欢的人。他也知道，这种本领绝对不会是天生的，至少田小悦并非如此。他相信后天。他说：“与她家庭教养有关系啊，她父母都是机关干部，言传身教，自然圆熟得很。她其实应该做公关小姐。”
小倪问：“她有男朋友了没有？”
“没有……不知道，现在的女性，说不清的。”邓一群说，他对她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想追她，又怕她拒绝；怕别人说她的不是，但自己又想先把她说得并不值钱，“猜不透啦。她其实是很有城府的，表面上看很清纯。”
邓一群说的是真心话，虽然自己和她在一个办公室，而且两人谈话也相对投机些，但她真实的内心想法，他是一无所知。
小倪说：“你应该追她。”
邓一群笑笑，说：“不现实的。这种陵州出身的姑娘心地是很高的。”小倪不服地说：“高什么？左不过是女人，女人总是要嫁人的，嫁谁不是嫁？”邓一群说：“你是这样想的？她的那些同学一个个都傲得很。像她这样的，一定也想嫁给什么研究生要么就是干部家庭或者要出国的。”小倪说：“你是一点勇气也没有。要是我，一定要追一追。试试看才能知道嘛。”邓一群说：“那你可以追她嘛。”小倪笑起来，说：“我……我就不必了。”邓一群问：“为什么？”小倪说：“她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啊。我不喜欢女人太精明，还是将来守在家里的好，小鸟依人的样子。”
小倪说得很认真的样子，邓一群心里就信了。
……城市的灯亮起来，长江路上都是来来往往的人流和车流。红楼影院是个老式建筑，里面设备也简陋，与新街口和山西路那里的影城相比，这里太落后了，据说这里面还是六十年代的样子。上座率很差。影院的经理就想办法（这是属于省文化厅的一家企业），于是就从外面搞进来所谓的资料片放映，果然名声就响起来。邓一群喜欢这里放映的片子，每次看完，他和小倪回到宿舍都要很久才能入睡。两人一起谈谈女人，觉得很是过瘾。
时间早已过了，但田小悦没有来。邓一群的心就往下沉，心里开始咒骂起来，觉得她煞是可恶，自己居然被她耍了，可是她明天又该如何面对他呢？她如果不答应也罢了，她是答应了的，怎么好这样失信。他不过就是请她看一场电影而已，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又不是请她来，就要操她！
邓一群站在风里前后恶毒地想了很多。他想：明天到单位后一定不理她。他要让她觉得自己的失礼。她要道歉。她太过分了。她怎么能这样呢？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样的做法与她平素的为人是相悖的啊！
他站在电影院的门口好像是个傻子。有很多青年男女从他面前经过，这里面很多当然都是情侣。他感觉他们在经过他身边时都要看他一眼。他想他们心里一定都在笑他，笑他的孤单，笑他的女朋友爽约。他感到自己在那一刹那真是可耻得很！有什么比他现在这样的境地更可耻呢？一个女朋友都搞不定。
她是一个害人精，她怎么敢这样戏弄他呢？如果她当时不愿意，当时就可以不答应他嘛，而既然答应了，她是没有理由不来的。让他一个人站在这里像个傻瓜一样，她怎么能忍心呢？至少她不来，应该打个招呼嘛。邓一群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邓一群后来独自一人进去看了。
电影是一部美国片，《孽缘情恨》，讲的是一个[被过滤]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寡妇带着三个孩子嫁到了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寡妇嫁给的那个男人脾气暴躁，是个铁匠。铁匠和寡妇后来好像并没有生孩子。他们一家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年。膝下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小男孩都长大起来。那个小男孩有点弱智，他对家里的一切浑然无知。寡妇在意料之中的一场事故中死掉了，她是被一辆马车轧死的。铁匠在一个晴好的天气里和他的大养女儿在一片开满紫云英的田野里劳动，他发现她是那样美丽漂亮，于是他就不顾一切地[被过滤]了她。天长日久，大养女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表面上她已经屈从于这样的命运安排。然而她的美丽在小镇上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多小伙子开始追求她。镇上的一位教师看上她，但却惧怕她的养父。她也拒绝了那位年轻教师的求爱。最后她却不可思议地愿意嫁给镇上的一个又老又丑的瘸子。那个瘸子是她们家的债权人。瘸子免掉了她们家的债务。在新婚的那个晚上她告诉新郎，她早已被她的养父[被过滤]了，她说她和自己的养父做爱很快乐。新郎气疯了，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愚弄，残酷地打了她，继而又在一个深夜操枪打死了那个既是他的岳父又是情敌的人。她得到了解放，但就在那个年轻教师和她的妹妹结婚的那天，她用火枪结束了自己。
那天看的人很多，在邓一群的边上坐了几个年轻的姑娘。邓一群在黑暗里就知道她们很年轻也很漂亮。电影非常煽情，那个年轻女主人公非常漂亮，性感。有一幕是她被养父[被过滤]后从阁楼上下来，脸色羞红（或者是因为愤怒），金黄的头发散披在肩上，她的粗布衣服撕破了，露出浑圆洁白的胸脯和修长的大腿。她的乳房丰满得很，沉甸甸的，就像熟透了的南瓜。邓一群感到热血在往上涌。事实上，这部电影是美国电影市场上七十年代的产物，在美国的表现西部题材的电影中只能算是一部非常平常的电影，编剧、导演和演员，表现得都很拙劣，充其量是一部三流影片。故事程式化，低级而庸俗，演员完全只是卖弄色相（而这样的色相在美国电影中太过普通），但这部片子像其他通过各种渠道（官方或非官方的）进来的所有美国好莱坞电影一样，对这时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对像邓一群这样一个有点文化却又并没有什么学养的青年来说，刺激却是很深的。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电影，还受着很多观念的束缚，还有很多被视为禁区的东西不能表现。国产影片的总体水平还很低。像《孽》这样的片子，在低迷的电影市场上，经营者不得不以参考片的名义进来，赚老百姓的钱。邓一群则以为这样的片子就是经典。他甚至感觉自己从审美上获得了一种享受。
他暂时忘掉了由于田小悦爽约带来的不快。他随着散场的人流一起往外走，在他前面有两个姑娘非常地漂亮，以至他有点走神。他闻到她们身上散发着一股香味。那种香味和田小悦平时用的香水有点相似。他忽然在人流里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那是在他那个老乡虞秘书长家做保姆的葛素芹。
自虞老去世后他去得越来越少了。他在心理上不想再去。虽然他知道自己应该去，但在不想去的时候，他在心里却能够找出一百条非常客观的理由。他想起虞老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能去参加追悼会。本来他倒是想去的，他试着打了电话。接电话的很可能是虞老的儿子，他在电话里向他表示了感谢，但说具体的安排他们也不清楚，是省ZF办公厅安排的。他想主要可能还是他们家不在乎像他这样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声的青年出席。同时他也怕看到虞老的那位遗孀。这位昔日的京剧青衣演员精神状态很不好。她说老虞的去世让她老了不少，折腾得她半死。家庭里陡地生了许多纠纷，虞老的孩子为了家产问题同她产生了很深的矛盾，简直成了仇人。她在他们的眼里完全是多余人，一个典型的外人。在他们眼里，她就好像是赖在他们家里的。他们都急于把她赶走。而她当然是不会这么轻易地离开。她是虞老的名正言顺的未亡人。有次她说着说着就很伤感，居然抽泣起来。邓一群坐在那里就有点不知所措。
邓一群努力安慰她。他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但他那种朴实的话语的确让她很受感动。她觉得他真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她觉得自己过去帮助他，没有看走眼。她想：既然他是这样一个有良心的青年，他就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她看出他是一个很用功，也肯用心的青年。她想他是有抱负的。她过去看过不少从农村出来的人，都很有作为。
她在电话里邀请他去做客。
他为了不显得自己是个急于过河拆桥的人，就应邀去看她。
她需要有人照顾她，安慰她。但对邓一群，表现得更加的关切。开始的时候，她真的把他当作一个孩子来看。一次，居然拉着他的手长时间不放。邓一群被她拉着，心里直发毛。她的手是白皙的，绵软的，只有唱戏的女人，才会拥有这样一双年轻的手。绵软而性感，让他产生一种肉欲的冲动。他知道自己不该有这样的冲动。但是她的目光和话语没法不让他想入非非。他禁不住自己往那肮脏的方面去想。她对他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想象中发生的事情由于现实年龄的差距让他感到恐惧，也感到了一种罪恶。
最近一次去她家里是在一个下班后的晚上，是她打电话让他去吃晚饭的。邓一群礼貌起见，买了两盒蜂王浆。他买的时候已经有些后悔，觉得吃这顿晚饭代价很大。生活在这个现实社会里，这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国家干部，越来越会计较了。
那天的邓阿姨看上去精神不错，她告诉他，这天是她的生日，家里没有别人，葛素芹回乡下老家去收稻子了。她就想到请他来陪她吃饭。邓一群坐在客厅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气氛。他尝试着把这个家当作自己的家，如果邓阿姨是他的妈妈呢？那也是很好的，可惜不是。他的母亲只是乡下一个无知的年老农妇。晚餐对邓一群来说，已经算得上是很丰盛了。虽然只有两个人，但却摆了一桌菜。邓阿姨问他是否喝酒，他回说不喝，但她还是拿出了红酒。邓一群感到自己的确很土气。这位富足的前京剧女演员，看来比他会享受。城市女性，不论她的年纪多少，她们都是很会生活的人。他想。
那个晚上的晚餐，邓一群吃得很拘谨。他有点不习惯。她却一直努力地为他夹菜。举手投足中，她显得非常有教养。她是有文化的。他想。她很会喝红酒，喝得脸上有了些红色。她说适量喝点红酒，对她这样年纪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她让他不要客气。她说她喜欢年轻人，自己的子女都出去了，他们离她很远，所以她希望自己的身边能有一个较亲的人。邓一群当时心里一受感动，就冲动地说：您就把我当孩子好了。是的，那样柔的灯光，那样的气氛，他不自觉地就表露了。他发现她虽然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但却有很好的风韵，看上去不过五十多点。他想起自己在学生时代，对成熟的妇人有一种特别的渴望，也许就是西方人说的一种恋母情结。不，他一天也没有恋过自己的母亲。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独自在心里暗恋过已经是中年的物理女老师。一种很奇怪的感情。
吃好晚餐，他陪她在客厅里坐了一会，边看电视，边聊天。邓一群不知道聊点什么好。后来他说要回，她看了看他，突然关切地问：“你的宿舍里有澡洗吗？”邓一群说：“没有。我们一般都是在机关里的公共浴室里洗。”她说：“那你干脆在这里洗好了。”邓一群说：“不了。”他没有想过要在这里洗澡。她说：“洗个澡再回去吧。这样比较舒服，回去好睡觉。”邓一群犹豫了一下，心想：也许她认为我平时不够卫生。她说：“我去放水，很方便的。”转身就到卫生间里去了。
邓一群洗得很舒服，同时心里有种怪怪的感觉。她是那样地关心他，比他的母亲对他还要关心。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她为什么要这么爱他呢？他没有什么地方讨人喜欢呀。她是真的把自己当成她的孩子吗？水温适中。他看到自己年轻的身体是那样地健康。在那芳香的白色肥皂沫中，在他自己的抚摸中，在他的想象中，他忽然感受到自己男性雄壮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勃起让他害怕。“一群，给你一条干毛巾。”他听到邓阿姨在外面这样说，吓了一跳，赶紧用手捂住自己的下部。他把浴室的门打开一条小缝，邓阿姨的手进来，送了一条雪白的干毛巾。
他意识到自己的可笑。
他是一个年轻的坏蛋呀。
邓一群穿了一套干净的内衣（她从橱子里翻出来，很新，也很合身）出来，想：是自己的心里有鬼。他还不够开化。她看到他，一笑，说：“精神多了。”邓一群也笑了笑，的确精神上很爽。头发湿漉漉的，在往下滴水。邓阿姨让他坐在沙发上，找来另一条干毛巾为他擦头发。那动作，让他想到了母爱。他的妈妈从来也没有这样对待过他。他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混合的感情。就在他那种备受感动中，她忽然摸了他一下光裸的肩膀，说：“你的肩膀很宽。皮肤很好。”邓一群没有说什么。那情形，他有些尴尬。
回去以后的邓一群，想想，觉得事情总是怪怪的，感觉到一种色情的成分。他虽然一度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女性，但那是过去。现在的他不一样了，他是一个自立的男人，不需要年长女性的呵护。他从自己假设的那样的事件中看不到任何好处。自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去，一方面是单位的事情多，另一方面是邓阿姨也没有再打电话来。
葛素芹对见到邓一群，当然也感到意外得很，她和另一个姑娘在一起。邓一群注意到那个姑娘也很漂亮，在他和葛素芹说话的过程中，始终用一种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他（当然只是邓一群自己的感受）。葛素芹说，两个多月前，她已经离开了虞老家。她说自虞老去世后，境况跟过去就不一样了。而邓阿姨和她处得很不愉快，照葛素芹自己的话说，就是那个老太太有很多“穷”讲究，什么东西都要讲求什么营养和卫生，每一件事情都要求她办得比头发丝还要细。她实在忍受不了啦，终于卷起自己的小包袱就和她说Ｂyebye。这样的情况，邓一群当然不知道。邓一群对葛素芹心理上还有些距离，他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他那次向虞秘书长跪下求助的事，如果她知道，那就太丢人了。他不能让一个保姆看不起他。
邓一群注意到葛素芹很快活，显然她现在一身的轻松。她说她现在又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上海路上一家叫作“野百合”的餐馆里打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非常辛苦，但她非常知足。她的话里透着一股傲气——一种不甘屈服的傲气。邓一群内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潜意识里明白：她敢做一些自己未必敢做的事情，如果他也是和她一样是个在这个城市里举目无亲的农村小保姆的话。她性格里有一种叫刚强的东西。
邓一群看到她的脸比过去更白了，也胖了。现在的她与邓一群过去在虞老家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话那么地多，快活得就像是一只小鸟。他在她身上看到一种野劲。她骨子里或许就是野的，只是过去在虞老家里长时间受着规矩的压抑。
她问了一些邓一群的情况，他也就简要地向她说了。他请她有空和她身边的朋友一起去他宿舍去玩。她那个朋友就看着他笑起来。邓一群看到她的牙齿很白，而且非常地整齐。葛素芹对邓一群介绍说，她的这个朋友和她在一起，叫贡芳。她们是一对好朋友。邓一群看着她说：“你的年龄不大嘛，这么小就出来工作？”那个叫贡芳的就说：“我也初中毕业了才出来。出来嘛，对我是个锻炼。我们家里并不需要我打工挣钱。”她这样说的时候脸上还飞过一阵羞红。那种羞红真是非常地漂亮。
她的美丽的笑，拨动了邓一群的心弦。
他们站在那里说了好一会话，然后才分手。
邓一群在回去的路上，就想：葛素芹现在倒是越发地漂亮了，以后倒是可以和她一起出来玩玩。如果她不知道他下跪的那件傻事的话。单身的日子是那样地无聊。像葛素芹这样的乡下丫头，对于他能请她出去玩一定是很开心的。她在某种意义上就和他乡下嫂子的那个妹妹一样，漂亮而无知。她们不过都是些漂亮的野花，可以让他随意摘采。而那个叫贡芳的姑娘看起来比葛素芹要纯一些，也更漂亮一些。她们的身上都有点野味。
［19］
邓一群那天晚上很迟才回到宿舍，他和葛素芹她们分了手走到长江路的路口才意识到他忘了推车。等他回到影院门前那些没有存放的自行车堆里寻找自己的那辆半旧的长江牌自行车时，才发现它已经不见了。
他当时不肯在心里承认这样的事实，因为第一那里并不只有他一辆，为什么那么多车子没有失窃，偏偏丢了他的车子。第二，他的车子并非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在那堆车里，它一点也不起眼。正是由于怀着这样的想法，他就在那堆车里不甘心地一遍又一遍地寻找。事实上他已经很失望了，可他还是像个傻瓜一样地盯着每一辆车子。
这真是个倒霉的日子，他想。没有什么时刻比这天更倒霉的了。直到影院门前的灯熄了，他才怀着无奈的心情，决定往回走。显然，他当时的心里只想到了由于田小悦的失约而带来的不快，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晚上遇到的葛素芹对他今后生活的影响。如果意识到，丢了一辆旧自行车，他是绝对不会那样不快的。
回到宿舍，邓一群看到小倪正和一个姑娘坐在桌前促膝谈心，那个姑娘看到他赶紧站了起来。小倪有点不好意思，对那个姑娘介绍说：“啊，这是我的同事，计划处的小邓，邓一群。”那个姑娘微笑着，冲他礼貌地点了一下头。
那个姑娘很漂亮，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那种身材和气质，都让邓一群眼睛一亮。这无疑就是小倪的女朋友了。他那么不声不响，居然一下子就带到宿舍里来了，证明他们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好一段时间啦。这让邓一群在心里产生了不少醋意。从这一方面看，他就觉得自己在生活里，应该对小倪有所提防。要知道他过去自认为小倪跟他还是一对很说得过去的朋友，他常常把自己较为真实的内心想法对他说，同时他也相信小倪对他也是真诚的，可是对于他谈恋爱这件事，他却一无所知。小倪处处都走在自己的前面。
邓一群也礼貌地向他们笑笑，他知道自己的笑是装出来的。他并不开心，他为什么要笑？他仅仅是必须要这样，才如此的。小倪和那个女朋友站起来和他告辞，他对小倪说你好好送送她。小倪向他挤了一下眼睛。等他们走后，他放下自己的被子铺床休息。这是一间并不大的房间，里面并排放着两张床，床头共用着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盏台灯，可供他们两人读书。他扭亮了台灯，在枕下抽出一本书来，是一本已经翻卷了边的旧书，盗印的《肉蒲团》。《肉蒲团》是小倪的，他看完了丢在床下，邓一群就把捡了起来。他每看一次都感到一次心跳，那种赤裸裸的肉欲描写，让他激动。
他边看边等小倪回来。在小倪回来前他是不能入睡的。正当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时，他听到了小倪回来的开门声，赶紧把书塞回到枕下。
“怎么样？”小倪一脸喜色地问邓一群。
“很好啊，很好。”他说。
小倪掩不住一脸的笑容，说：“你可要说出你真实的想法啊。”
邓一群说：“真的。我感觉是很好的。她是哪的？”
小倪说：“在省机关医务室。她是医大毕业的。是我一个同学的同学。”
“挺好的，你应该把她牢牢地抓住啊！”邓一群说。
小倪说：“她对我初步印象是很好的，估计成功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他们聊了一会，小倪突然问：“嗳，你现在怎么样了？”
邓一群说：“我？没有情况。”
“到年龄了，要抓紧啊。”小倪说。
邓一群长吐一口气，说：“一时没有合适的。这要等缘分吧。”
小倪用不屑的口气说：“什么缘分啊，缘分就是合适，就是般配。”他定了定语气又说：“一群，你的要求也不要太高啊，找女朋友并不是上市场买件货物。漂亮的女人在这个城市里很多，但她们一个个心气高得不得了，她们要找的都不是我们这种坐机关的，而是那些有钱人。这年头钱真是太重要了。他妈的。”
邓一群想到晚上的失落，忽然没有了再讨论的兴致，说：“睡觉吧。”
小倪感觉他心里可能有点不痛快，就不再吱声了。
熄灯。后来小倪睡着了，可邓一群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想他编造这样的谎言真是毫不费力，可在编造之后，他内心却感到格外的空虚。他躺在黑暗里想着心事。这样失眠的夜晚对他并不鲜见。他在生活里总是感到有一种阴影笼罩着他。虽然他是幸运的，后来考上了大学，而且现在还在省级机关里工作，但他的内心却是压抑的。他身上被打上了农村的烙印——在骨子里他仍然是个农民。
田小悦虽然从来没有在话语上表示过小瞧他，但她这次失约却是最好的证明。她这样做真是太过分了，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想到这里的时候，他愈发难以入睡了。她表面上那么客气，但心里肯定对他有很多看法。他想他不能再轻看她，在今后要对她还以颜色。他妈的！他真恨她，恨她到骨子里啦。
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出人头地。只有自己强大了，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报复像田小悦这样的女人。然而，虞老死了，他唯一可能依靠的靠山没有了，他怎样才能上去呢？
邓一群夜不能寐。
［20］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
邓一群总体感觉很平静。机关工作就是这样，他慢慢变得有点习以为常了。邓一群知道，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在机关工作阅历的延长以及生活的丰厚积累，他会变得越来越成熟。
在与上下级的交道中，他学会了怎样比较妥当地处理一些问题和进行恰当的应付。他很谨慎，一点很微小的事情，也尽量把它解决好，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要求自己绝对不能把事情办坏，如果办坏，也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已经尽了很大力气，而根本原因并不出在他的身上。他学会了什么时候讲究原则，什么时候又要运用变通。该刚则刚，该柔则柔。领导和同事都看到他越来越会“来事”了。他很注意学习，学习一切对他有用的东西。
六七十年代的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政治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这时的老百姓已经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处室里的那些同事们经常会在一起大骂世风日下，大骂在市场条件下道德的丧失与沉沦，大骂腐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一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谚语。人们有一种对权力不无滥用的神往和无奈。
邓一群从报纸里读到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已是泥沙俱下。部分南方城市的种种经济、社会现象更是让一些人产生了“今不如昔”的感觉。尤其是一些失了势的老干部叹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他们想不通。邓一群当然也有牢骚。每个人都有牢骚。但是邓一群的真正本领却是从不在办公室里发牢骚，最多只是回到宿舍的时候和室友小倪说一说，图个心里痛快。他知道在办公室里发牢骚是最不明智的。
老家来信告诉邓一群，说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多了，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吃饭再也不是问题了。但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也开始显露了，粮食打多了，但却一天天变得不值钱了。他的二哥现在也还没有谈上对象，他已经跟着村里的人到上海的一家钢铁厂去打工。邓一群心里安稳了不少。他不希望邓一明到陵州来，到上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妹妹想跟嫂子的妹妹学烫发手艺，没有得到家庭的通过。嫂子的妹妹刘正红现在在镇上开的那个理发店生意红火得很，已经带过十来个徒弟了。邓一群心里不怎么高兴妹妹的想法，他们是个正经人家，他还是希望妹妹能够老老实实地在家种田，然后找一个老实的小伙子嫁人。
妹妹要是跟着刘正红学手艺，早晚要学坏，这就是邓一群的感觉。邓一群在几个月前又回过一次老家。他在镇上又到过刘正红那里去一次，他觉得她的屁股比过去更大了。她变胖了很多，脸胖得就像一个圆盘子，头发烫得蓬成一团，眉毛也描得很长，嘴唇涂得红红的。小小的理发店装修得很干净，墙上贴着一些香港男女影、歌星的艳照。屋里很暖和，刘正红只穿着一件大红毛衣，把胸前的两只奶子勒得浑圆。她手下还带着两个年轻的徒弟，那两个女徒弟其中的有一个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不像是个正经女子。邓一群和刘正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就进来一个男子，油头粉面的，她们叫他朱干事。邓一群猜想他是乡里的干部。他进来后就坐在了椅子上要刘正红给他修面。他对屋里的邓一群装作看不见的样子。刘正红热情地招呼服侍他，给他围上围布。他就半闭着眼睛开始享受起来。邓一群看到刘正红的手指真长啊，而且是那样地白。她的十指涂上了什么奶液，在那个叫朱干事的粗脸上按摩起来。那张脸大概开始热起来了，于是他就开始同刘正红调起情来。刘正红听了他的那些话就嘻嘻地笑，拿手轻轻地在他肩头上打。那人就夸张地哎哟哎哟叫起来。邓一群在心里就很不自然，心想：在他面前，她也真是好意思。她不是什么好女子。这个镇子上，那些男人对她都有点那么不三不四，尤其是镇上的那些小干部。邓一群在心里对这些干部开始产生了厌恶情绪。那人后来乘势在刘正红的屁股上捏了一把，她就惊叫着跳起来，说：“死大朱，你干什么呀？我家亲戚还在这里呢！”那人才回头看了邓一群一眼，回过神来，客气地说：“啊，啊，你在哪里工作呀？”刘正红就抢着说：“他是省里的干部呢，大学毕业分配就留在了省里。”那个人就问：“啊，请问你在哪个单位啊？”邓一群说：“在省ZF。”他有意没有说是机械工业厅。那人听了立马收敛了放肆。
权力和身份是如此地重要。邓一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机关里生活的时间长了，他才知道，自己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城里人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尽管他目前生活在城市里，是一名国家机关的青年干部，但他农村出身的身份是永远也没法改变的。真正的城市人，他们还会用一种“外来”的眼光看着你。特别是在虞秘书长去世后，他感觉别人对他完全不以为意。这种感觉在他心里很强烈。是啊，他唯一的靠山没有了，谁会在乎他？机关里的那些人只会叫他干活，把最重的工作分摊给他，而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公平。在他们眼里，他这样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能够分到机关里，已经是很大的运气了。
如果你获得了权力呢？那就不一样了。邓一群看到，机关里也有一些是从农村出来的人，今天完全没有人敢小瞧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权。权力就是一切。而权力和身份的获得，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所以，他要努力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家庭里唯一上了大学的人，并且分在了省级机关。如果他将来能得到一官半职，那么不仅在机关里可以不再受小瞧，而且全家人都会跟着沾光，乡、村里就再也不敢有人欺负他们家了。
努力的办法就是在机关里要变得有城府，要在表面上表现自己的进步和积极。牢骚话绝对不能在政治学习的时候说。
邓一群开始是很不习惯机关的开会。平时处里的人都是笑嘻嘻的样子，连处长们也开一些玩笑，有些甚至还很有点色彩，但只要一开会，大家立即就板起了面孔，正襟危坐，严肃异常。讲话的腔调也变了，他们一个个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来。
他们在会议上不再骂娘，也不再发表对时事不满的意见，而是说些听起来非常虚假的官话。说这样话的时候，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一个个表面上又很坦然——单位里就是这样子，做表面文章可以更好保护自己。慢慢地，邓一群也说起了假话和套话与空话，而且说得越来越流利，这都是受他们熏陶的结果。
邓一群惊异地发现，他在开会时说的和自己当时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最奇妙的并不是这种意识的不同，而是他能够将这两种思维同时进行。嘴上是一种声音，而心里却响着另一种声音。他在说的时候，脸不变色心不跳，说得非常沉着，而且坚决，有时甚至能适当地表达一下感情。他的这种功夫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佩服，他们发现他真的进步很大，而且越来越成熟了。
就是在这种大家对他成熟的看法里，他的地位实际上在慢慢地起着一种变化。
这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然而多年以后的邓一群回忆起他未婚前的那段生活，觉得还是充满了一种迷狂。这是一种低低的狂迷，但却让他心动。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他在那时候内心里好像过得并不开心，事实上他在意识里还感到自己的处境相当窘迫，可时间就像是一剂中药，泡得久了，就变得有点甜起来。
他之所以能够在生活里得到那种狂迷，而工作上一点也没受影响，并且还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当然完全得益于在机关里对于做那种表面文章的锻炼。
［21］
邓一群要求入党。
姜副处长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邓一群知道，姜副处长所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因为他欠了自己的一份人情。一年前，邓一群出事了。一次机械厅派员去北京和德国一家公司商谈关于在陵州开展经济合作的事项，身在北京的处长周永胜让三科准备四份相关的材料，邓一群向当时在家的姜副处长做了汇报。姜副处长认为一些环节可以省略，于是另外准备了三份材料。其中一份材料的中、英、德三国文字翻译，田小悦与她的另几个同学翻译完毕后，让邓一群再看一遍，但姜副处长却催着让他赶紧送京，不再推敲。邓一群乘了夜班十一点多的火车，把材料送到北京后，周永胜看到只有三份材料，当时就大为不满，一把就把文件摔在了地上，破口大骂，把邓一群训得头都抬不起来，让他当天赶回陵州。
和德国的合作后来告吹了。最后查明告吹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份翻译，其中德文的一个关键词翻译把意思完全弄错了。厅长周润南非常生气，一桩四千多万的买卖就这样落空了，不能不让他气愤。机关里那一阵风声很紧，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可能要给予邓一群处分。邓一群感觉自己是冤枉的。事实上，邓一群只负责整理收集和传送材料，而文字上的操作则完全是田小悦和姜副处长的事。但他如果路上认真看一遍翻译文稿呢？
周永胜回来后停了邓一群手里的工作。邓一群那一阵就非常地惶恐。真的，机关里一直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一些机关干部纪律散漫，更有一些人背地里向省委、纪委打周润南的小报告，周润南一直想借机整一整身上长刺的人，却一直也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机会来了！他要来一次杀鸡儆猴。机关里的另一些人看得明白：周润南肯定无意于搞邓一群，但逢着这样的契机，牺牲一个毫无背景的小人物，是非常必要的。姜和田都不好处理，只有邓一群最合适。要处理，就决不会轻。
邓一群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而这一次可算是天塌下来的了不得的大事了。几千万的损失，他真是越想越害怕。他们会干什么？会开除他吗？如果在他的档案里有一份处分，那么他短期的前程就完了。想到进机关的那些青年，谁也没有像他一样地倒霉。深夜的时候，邓一群睡不着，好几个晚上，甚至彻夜失眠。姜副处长找过邓一群谈话，让他不要紧张。其实邓一群心里清楚，姜副处长的意思是让他从头到尾一个人扛着。
他只有一个人扛着，他不扛，还有谁来承担这份责任呢？
人在倒霉的时候，更容易想起悲伤的事情。邓一群由自己又想到老家里的事，想到大哥邓一彬被村长的那顿痛打而又申冤无门，进一步哀叹自己的不幸。他想：如果我有背景，像田小悦，就不会被处分；如果我是一个小头目，一个副处长之流，也决不会成为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厅里召开了厅长办公会。
一个多月过去了，邓一群没有被处分。慢慢地就有消息传了出来，会上，周润南厅长开宗明义，要大家发表看法。一句话，处分还是不处分，而如果处分，应该把握在什么程度上。几个副厅长随口附和，都认为应该处理邓一群。但刘志新副厅长却反对这样做，说对邓一群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做一次严肃的批评，但处分就算了。而且，他认为责任不应该由邓一群一人来承担。
邓一群在内心对刘副厅长感激不尽。
通过这件事，邓一群更加认识到自己一定要努力，当上一个领导，处境就能改善。世界上永远只存在两种人：性别上，是男人和女人；权力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当一个被领导者，永远都处于一种弱势。
他要改变自己处于弱势的位置。
与小倪相比，他虽然迟了一步，但毕竟还是向前走了一大步。在大学里的时候，邓一群竟然就没有想到要入党。当时，学校的党组织是想过发展他的，好几次催他写申请，但他却一直也没有上心。与社会上相比，在学校里入党是比较容易的。到了机关的这几年，他深深地感到成为一个党员是多么的重要。然而，这时的醒悟已经显得有些迟了。
机关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入党非常困难，有时一年也发展不了三两个党员。表面上看那是党员们对新进来的同志要求严格，事实上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谁都知道，入党是提拔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你要是在单位里表现一般，别人看不出你有做官的野心，对同事们威胁较小的，那么你入党倒容易一些，若是你平时的野心让人看穿，那么你入党必然是千难万难。给青年人设置障碍的，往往就是那些有一些年纪而始终没有得到提拔，牢骚满腹、意志消沉的“同志”。
邓一群年轻，还没有成为那样的“同志”。他要努力趁早解决自己，免得将来陷入那个“同志”的泥淖。
像所有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的年轻人一样，邓一群根本不会写。有经验的老同志就让从党章中抄。邓一群一边抄，一边感到自己内心的严重虚假。一张纸上，写的尽是空洞而苍白的文字。为什么要入党？很明显，入党就是为做官做准备。入党是做官的前提。在机关里，你不争取入党就会被视为政治上不求进步的表现。所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都是必须的。写它的本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手段。
周处长退休了，退得非常地不情愿，据说他在组织上找了他谈话之后，还发了火，无非是为自己摆功，然后睡在家整整两天没有出门。权力就要从他的手里失去了，这多么让他痛心啊！邓一群想：事实上他有什么功劳呢？他对他个人或家庭是有功的，而对单位、国家，有的只是损失，贪污腐败，他都沾了。
在由干部处、老干部处和他们计划处联合举行的欢送会上，邓一群第一次注意到在老周身上表现出来的颓败，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他坐在那里，像一只发了瘟病的家鸡，脸色像猪肝一样地发紫。头上的白发也一下显得那么地刺目。他就要离开处长那个宝座了。在机关处级干部的交椅里，计划处处长的位置算是少数几个最吸引人的位置之一。偌大一个机关和下面几十个下属单位的财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有无数的人要求他，要孝敬他。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接受很多好处，这十几二十年的处长做下来，也不知比别人多享受了多少膏脂。他肥得都快流油了。在这个会议上，处里的同事再一次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假话。邓一群知道在处里，有好几位对老周有意见，甚至是很尖锐的，这时候都开始说老周怎么怎么好，对工作，对同事，让大家很是信服。厅里两位副厅长出席了欢送会，对周头的工作做了很多肯定，那种评价让邓一群想到，很像是追悼会上的悼词。
邓一群也说了周头好多好话。事实上他对周头的退休，内心里真是痛快极了。不仅是因为周那次对他过火的行为，即使平时的一些做法，也让邓一群觉得他做官的虚伪：一面是装出来的严肃正经，一面却又是真实的肮脏自私；一方面表现出对下属是马列主义，无限上纲，一方面对自己实行自由主义，背着处里的其他同事大肆接受下属单位送来的好处，甚至和处里的妇女调情。邓一群注意到，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处里的那个罗正英明显疏远了与周永胜的关系。这也说明了一点，权力比周永胜的身体更有用，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不复存在。或者说，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形同虚设。对于四十来岁的妇女罗正英，需要处长的权力远胜于需要处长的身体。
周头是在一种不名誉的情况下退休的，谁也想不到周永胜会在那样的年龄犯那样时髦的错误。邓一群从那次看到周头在办公室里拉罗正英的手开始，就知道他迟早要出事，但他没有意识到事情会得到公开。邓一群以为处里除了他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知道，在这之前，除了他没有看出周永胜对罗正英有意思，其他人都知道。周头经常有意无意地到罗正英那个科里去串门，罗正英也会时不时到他那个办公室里去。
谁也不知道周头写给罗正英的那封情书是怎么贴到机关传达室的大门口去的。这一事件立即成为机关里的头号新闻。事后机关里有消息说，捅出这件事的不是别人，而是一向在表面上对他还不错的姜副处长。
那么周头的情书是怎么落到姜副处长的手上去的呢？这是一个谜，谁也解不开的谜。而姜处为什么要这样做，一部分人猜测是他凯觎周永胜的那个处长位置，但分析起来又不完全像，因为在他之前还排着一位副处长。如果事情果真是他干的，也许真实的目的，只有他本人知道。
罗正英在出了这件事后表现得疯疯癫癫的，她找到了机关党委，找人事处，申明自己和周永胜并没有关系。对于周永胜写给她的情书，她一点也不知情。那些人听了，只是看着她，说了一些原则上的话，让她感到委屈得很。她很希望组织上能出面为她正名，但组织上却表现得冷若冰霜。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绝不相信她是清白的。谁都相信，他们早已有了苟且关系。看来，机关里的情人关系，非常靠不住。维系他们关系的基础并不是感情，而是利益，一旦利益消失，关系也就了结。
这件事给邓一群上了生动的一课，明白机关是一个多么险恶的地方。应该说机关对这件事处理得还很客气，主动把这件事给压了。罗正英在叫屈了半个月后，发现组织上根本不能为她正名，于是她就向干部处、纪委反映周永胜过去多次向她表白“他那畜牲样的动机（原话如此）”，她是一个受害者。她要求组织上对周永胜有个处理决定，这时干部处才出面做罗正英的工作。她这样的要求几乎是可笑的，虽然他们这件事影响很坏，但这件事与周永胜的其他腐败行为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在干部人事部门，表扬一个人是容易的，处理一个人却并不容易，因为在所有的机关干部中，周并不是做得最出格的一个。再说他这么多年下来，有着自己的关系网，这些人不知不觉中都会保护他。保护他，事实上也就保护了自己。
周永胜的退休并没有让处长人选在本处产生。计划处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两个月后，机关安排了审计处的一位处长来到计划处主持工作。审计处的一位副处长自然升迁到处长的位置上。
就在新处长到来的前夕，姜副处长找邓一群谈心，说要发展他入党，并且乐意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邓一群清楚这个机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姜的想法，他也能够理解。用姜的说法，就是邓一群真的已经具备一个年轻党员的条件了。
入了党，今后的路对他来说就不一样了。邓一群十分明白这一点。
在处里，邓一群的位置在一天一天地起变化。通过那件事，大家感觉他变得更加成熟了。从时间上来说，他也已经成了一个老资格的副科级干部（虽然事实上他的年龄并不老）。